论农村高额彩礼的存在机制

第一篇：论农村高额彩礼的存在机制

论农村高额彩礼的存在机制

何波

(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 甘肃，庆阳 745000)摘要：我国自古就有在男女双方结婚时，男家送与女家财物以告成婚之传统；这种财物就是彩礼。彩礼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其内容和数额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具有时代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彩礼在性质和社会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彩礼性质和功能变迁的梳理，笔者试图破析当下农村高额彩礼存在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农村；彩礼；婚姻

近年来，有关农村天价彩礼致使农民不堪重负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辞海》的解释，彩礼指“旧时男女双方订婚和结婚时，由男家付给女家的财物”[1]p846。它是聘娶婚取代买卖婚和掠夺婚，成为一种稳定而合法的婚姻制度后，对买卖婚中的女方“身价”的保留和发展。在中国古代“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2]p78“非受币，不交不亲”[2]p956。至周时，彩礼已作为“六礼”之一而以国家礼法制度的形式而存在。其后各代沿袭直至清末，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民法》依然规定订婚和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但在共产党控制的革命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变相的买卖婚姻，在法律上予以明文废止[3]p130,p259。此后，彩礼失去了明确的法律定位而演变为单纯的民间习俗。彩礼经历了一个由习俗到制度再到习俗的过程。本文就彩礼的性质和基本社会功能，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对比，阐明当前农村高额彩礼存在的内在机制。

一、传统彩礼及其性质

关于彩礼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六种理论成果：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 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等[4]p157。但笔者认为，就其社会功能而论，彩礼有“补偿”和“象征”两层意义。

（一）作为一种补偿手段的彩礼

彩礼首先是一种婚姻支付，这种支付体现了男女双方在择偶过程中的双向选择。一个健康的女性对孕育后代是有利的；为保证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女性则要求男性具有健康的体魄及足够的抚养能力[5]p265。从这个意义上，彩礼是私有制社会男性个人能力和社会地位的物化表现；同时也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价格。但这种身价是支付给女方家庭而非女方本人的，因而对女方家庭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补偿作用。

第一层意义上的补偿是指对女方家庭劳动力流失的补偿。结婚就意味着劳动力从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的转移；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样的传统说法，这体现了作为劳动力流失一方的女方家庭对劳动力流失的“无奈”。在华北、东北一些地区，也有称彩礼为“养钱”的，即谓女方家庭不辞辛苦将女儿抚养成人，却要面对女儿出嫁的“残酷”事实，在婚姻缔结中，女方家庭往往是“吃亏”的，男方家庭需在物质上给予其补偿，以表对其养育女儿的感谢。

事实上，彩礼的补偿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女方家庭心理的安慰上。如前所述，在过去物质生活不发达的情况下，养育女儿需花费父母大量精力。在女儿出嫁时，女方家庭心理上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民间有管女儿叫“赔本货”的，就是这种心理不平衡的表现。因为劳动力流失的既定事实不可改变，那么这种偿付的意义就不重要了，彩礼因而变成了一种对女方家庭的心理抚慰。

（二）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彩礼

另一个方面，彩礼作为婚姻“六礼”之一而具有一种符号意义；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象征意义越发突显，遂成彩礼的基本社会功能。

我国古代称下聘礼为“纳征”，是结婚的必要程序之一。《仪礼注疏》言“征，成也，纳此则昏礼成，故云‘征’也”[6]p658，即男家为了与女家“合二姓之好”[2]p1006而向女家送财物之 礼仪就是纳征，一旦女家接受财物，即告定婚。这是说彩礼是男女双方定婚之符号，发挥着约束婚约的作用。此外，在过去的男权社会中，彩礼也是一种价值和尊严的象征。如果不收彩礼或少收彩礼，就会被认为女方可能“有问题”或是女方家庭

按《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六礼”依次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又《穀梁传》言“礼有纳彩，有问名，有纳徵，有告期，四者备而后娶”，据此，则婚礼有五。然郑玄之后，皆以六礼为周代社会各阶层通行之婚礼规范仪式。

①《仪礼注疏·士昏礼》贾疏：且三礼不云纳，言纳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内纳之义。若然，纳彩言纳者，以其始相采择，恐女家之不受，故言纳。问名不言纳者，女氏已许，故不言纳也。纳吉言纳者，男家卜吉，往与女氏，复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纳也。纳征言纳者，纳币帛则昏礼成，复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纳也。请期、亲迎不言纳者，纳此则昏礼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纳也。

将女儿“白给了”人家等，这些三姑六婆的猜忌会致女方及其家族的尊严受到损害。这说明传统彩礼是一定历史价值体系下，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象征符号。

二、传统彩礼的嬗变

传统彩礼虽然具有补偿女方家庭、约束婚约等积极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最要者是随着后世将彩礼精神的不断礼法化，彩礼的法律定位越发清晰和完备的同时，彩礼造成了在聘娶婚制下非法买卖婚姻以获取钱物的合法途径。这是聘娶婚制自身的缺陷，“卖女纳财，买妇输绢”[7]p73的彩礼制度使得聘娶婚成为了事实上的买卖婚。1941年7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示信《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就明确地指出了：“买卖婚姻，不单指公开的买卖，凡彩礼、聘金等变相的买卖亦包括在内。”[3]p125此后我国婚姻法均不言彩礼；虽然为解决解除婚姻关系时的彩礼纠纷问题，2003年的司法解释中又重新出现“彩礼”一词，但明确指出彩礼属于“习俗”。因而现代彩礼不同于古代作为礼法制度的彩礼，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制度的规范性。

现代社会的彩礼已经在性质和社会功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在彩礼的传统功能已大大削弱，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功能——婚姻资助。

（一）作为代际财产转移方式的彩礼

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而被传承下来的传统彩礼，今天已经演变为代际财产转移手段。与彩礼相对应，我国自古就有在男女双方结婚时，女方家庭将一部分财物作为嫁妆随女儿出嫁送与男方家庭的习俗。但由于古时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嫁妆在价值上远远没有聘礼高昂。现代社会，由于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人都已经抛弃了“卖女纳财”的传统；针对男家送与女家的彩礼，除象征性收取的一部分外，余皆以嫁妆形式悉数返还。彩礼演变成为男方家庭由父代流向子代的财产转移（图1）。

法释（2003）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第（二）

（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二）作为代际剥削的一种手段的彩礼

这种发生于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代际财产转移是间接发生的，其中间环节即女方家庭为女方准备的嫁妆尤为重要。现代社会嫁妆越来越接近彩礼甚至超过彩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古代大家庭的分崩离析，结婚就意味着新的小家庭的成立，女儿作为新家庭的女主人，父母希望女儿能够在新家庭的生活中经济上相对充裕，故愿意以数额较大的嫁妆作为资助。

另一方面，过去传统彩礼的给付方一直是男方家长；虽然现代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早已不存在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了，但在残留的传统观念中，替儿子给付彩礼依旧被认为是父母的义务。这样通过男方父代对子代的“义务”和女方父代给子代的嫁妆，就完成了代际财产转移和对小两口婚姻资助。这种财产转移也导致了诸如当事人双方“合谋”向男方父母索要高额彩礼等一系列问题[8]p27。在彩礼不断暴涨的乡村社会里，高额彩礼导致农民不堪重负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资助已经成为男方家庭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图1 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财产转移）

三、农村彩礼的现状与高额彩礼的存在机制

事实上，当下农村除高额彩礼外，也存在低额彩礼。宋丽娜在江西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往往越是学历高、能力强的女孩子在结婚时越不在乎彩礼，彩礼也越少；越是各方面都普通的女孩子及他们的的家人对于彩礼越看重。”[9]p63然而，无论是低额彩礼还是高额彩礼，都无一例外的表现为高度货币化，即当前的农村彩礼表现为多层次的货币彩礼。

一方面，农村彩礼的高度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实物彩礼因其使用价值会不断降低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彩礼内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转一响”逐渐演变成为“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10]。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彩礼的多层次性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差异。宋丽娜的调查显示，那些在大城市的打工经验丰富的女孩子往往不太在乎彩礼；这些女孩子往往头脑灵活，观念先进，个人能力高，在婚姻中自主性和独立性都较高。而那些没有多少城市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女孩子则为观念较落后，个人能力较低，依耐性强；她们及其家人往往希望能找到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婆家，因而格外重视能代表男方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的彩礼。

尽管调查显示的结果是农村彩礼层次丰富，多寡不一，但类似山东菏泽“万紫千红一片绿”的例子仍不胜枚举。并且彩礼名目繁多，相互攀比成风，给农村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彩礼性质的嬗变与暴涨是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关联在一起的。

（一）城乡二元化结构致使农村发展缓慢、社会秩序失衡

目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阻力。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收入低，农村就业机会少，发展缓慢。与之相反，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城市就业人员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矛盾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农村地区因各种社会资源的稀缺而导致竞争激烈，农民之间的攀比心理得以助长起来。一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向 城市，致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严重阻碍了农村发展；也致使城市混乱拥挤，就业难度迅速上升。

与之相对应，一些落后山村的女孩子更愿意嫁到城市或条件较好的农村人家，这导致农村女孩“身价”激增。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等社会资源的严重匮乏，致使农村地区出现新的阶层分化，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为获取社会认同，不惜重金 盲目更风攀比，推动了彩礼金额的不断上涨。

（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计模式的改变和代际关系失衡

传统大家庭的瓦解，以及计划生育的影响，使得一对农民夫妻只需抚养平均两个左右的子女。因而农民自然会把全部精力用在仅有的一两个孩子身上，抚养子女成人并完成儿女的婚事就成为当下农民唯一的人生目标。加之自由恋爱的盛行，在子女婚事上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经济上的支持了。对于子代婚事，即使彩礼再高也在所不惜。而随着彩礼性质由定婚标志物演变成为父代向子代的财产转移，这种高额的彩礼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对小两口成立家庭的经济援助，毕竟他们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子女负担。

小家庭制度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家计模式也不再是传统的自耕自织模式。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家庭的家计模式普遍地变成了半工半耕的兼业模式。人际关系也相应地变得复杂，同学、同事、工友等各种人际关系逐渐成为年轻人主要的交际网，对地域性婚姻的依耐性已经降低，出现了跨地婚姻、跨省婚姻，甚至跨国婚姻。也由于家计模式的变化，家庭财富中土地的重要性下降，现金的重要性上升，使得彩礼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可攀比性上升。

另外，由于年轻一代的社会见识的拓广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中出现了子代向父代的剥削，代际关系失衡。年轻一代婚姻大多是由自由恋爱发展而来的，面对女方家庭索要的高额聘礼，年轻人一方面不愿放弃爱情；一方面从小生活在小规模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备受父母的过分关爱，致其在逼迫父母向女家给付高昂的彩礼时不会产生歉疚感。形成了“恩往下流”的不正常代际关系，然而无论父代还是子代，都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8]p64。

总之，传统彩礼的性质嬗变和农村彩礼的不断暴涨是与整个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的。这是传统乡村社会网络解构和新型乡村社会网络尚未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着当下农村发展的基本情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问题，就必须重建乡村社会网络。

结语

彩礼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本来是婚姻缔结的标识物，具有约束婚约等积极的社会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其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彩礼由定婚符号变成了财产转移方式；一是彩礼失去了原有的偿付和约束功能，而代之以婚姻资助的新功能。此外，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和不断暴涨也构成了传统彩礼的一个新变化。

这些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传统乡村社会网络的解构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对这个内在机制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些对“三农”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启示的同时，也希望当前农村天价彩礼导致的农民贫困、农村发展受阻和代际关系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能够尽快得以解决，促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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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

HE Bo(Colleg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 GanSu 745000)

Abstract: There is a tradition that the groom's families send the bride's families property in men and women when they get married in our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this property is the betrothal gifts.As a kind of folk custom, betrothal gifts’ content and amount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social life and social productivity with the times.With th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betrothal gift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nature and social function.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hanged betrothal gifts’ nature and func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there are high betrothal gifts in rural area at the moment.Key words: rural area;betrothal gifts;marriage

第二篇：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2014年4月）

一、我县婚嫁彩礼现状

通过对全县南北二塬和川区的6个乡镇、18个村的抽样调查，全县农村彩礼普遍较高，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调查的各个村镇之间彩礼价位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北塬高于南塬、川区高于北塬的趋势，总体彩礼在13万-20万之间。具体为，南塬在14-15万之间，北塬在15-18万之间，川区在16-20万之间，高于20万的属极少数特殊情况，其中：靠近县城、乡镇街道的村子，彩礼在13-14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虽远离街道，但交通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4-15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远离街道、交通不便的村子或者居住在川区的交通基本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5-16万之间；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的村子，彩礼在20万左右，但家庭困难、家里兄弟多、老人年迈、残疾的整体高于以上价位区间，最高的甚至达到27万元；婚嫁彩礼平均每年以3万元左右的速度增长，整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婚嫁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二、“高价彩礼”形成原因分析

1、宜婚男女比例失调。调查发现，在全县各个乡镇，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为了结婚几家人相互抢着出高价彩礼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子中，婚龄青年男女比例持平的几乎没有，婚龄青年男女数量相差最悬殊的泾明乡练家坪村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4: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80、90年代农村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女青年留在大城市、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较多，这也加剧了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孩找媳妇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

2、受自然经济条件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扶持，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山区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山区的农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调查发现，在一些自然条件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经济状况差的村子以及生活在这些村子里家庭拖累较重的家庭，结婚的彩礼普遍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掏高价彩礼也没愿嫁入的现象。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

3、相互攀比现象严重。在农村，村民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一些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嫁出女儿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以及对嫁出女儿获得彩礼较低者的嘲笑。其次，还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嫁女儿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只有收了才够体面，而且收得越高身价也越高，面子便也越大；还有一部分嫁女儿的人家看到别人要了彩礼，就想着自己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也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这无疑又助长了高彩礼婚姻之风。这种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

4、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潮流的冲击，“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农村盛行，逐利思维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物欲，尤其是随着物价逐年上涨，许多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就这样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敛财工具，靠收彩礼来还自己的债务，这一思维模式在有一儿一女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年均收入一般都在4万元左右，一个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7万元左右，挣钱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从而致使人们对高价彩礼出现跟风现象，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出于摆阔、显示自己能耐的心理，在送彩礼时大方出手，为彩礼上涨推波助澜，而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虽然苦恼，但也只能随波逐流，相互攀比讲排场的虚荣心也难逃其咎。

5、职业媒婆推波助澜。由于受家庭自然条件差、自身长相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差、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影响，男青年找媳妇困难加大，彩礼数额逐年走高，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后，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一般婚介的中介费为彩礼的5%至10%，由于彩礼数额普遍较大，这些红娘每撮合成一对都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改进和干预的建议

1、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宣传、司法、妇联、团委、民政等部门要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村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之遵纪守法并自觉与高彩礼婚姻、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各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高彩礼婚姻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反面典型，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各乡镇、村组要开展“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的主题教育，广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的新风。要不断要充分发挥民间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协调、宣传、监督、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家庭把精力用到勤劳致富增加收入上，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消除除部分农民想通过高价彩礼而“一夜暴富”的思想，有效地制止高彩礼婚姻的发生。

2、加大农村山区扶贫力度。要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摆脱贫困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对于特别贫困的山区，要加大通村油路、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力度，给与政策、资金上的倾斜。要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边远山区村民通过用嫁姑娘得到的巨款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拮据现状的现象。

3、依法打击婚姻买卖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各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婚姻法》执行力度，完善婚姻登记制度，规范结婚、离婚办理程序，充分发挥离婚调解职能作用，依法坚决打击低龄婚育现象和干涉婚姻自由、买卖婚姻、婚姻诈骗行为，对因高价彩礼婚姻引发的案件，要严肃认真查处，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民事制裁、经济处罚等措施，切实遏制高彩礼婚姻蔓延。积极探索划定彩礼上线，对不切合当地经济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对双方父母进行教育，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4、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建议由各乡镇指导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建立乡镇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不定期地对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着力打造婚介市场诚信的内部环境，坚决打击媒人哄抬彩礼行为。

第三篇：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彩礼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国家法上予以取缔，但在民间却不曾消失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彩礼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具有积极功能。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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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义（1987—），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研究；张洪才（1956—），男，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思政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第四篇：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区代偿机制

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区代偿机制

摘 要

社区是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社区内的资源可分为体系外资源和体系内的资源。本文通过分析在社区内这两种资源所形成的对留守儿童的代偿机制，来说明农村社区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性，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留守儿童在社区内的健康成长。关键词：留守儿童 农村社区 代偿机制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因而，全社会都在积极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中来。从留守儿童支持的角度来讲，主要有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四种支持主体。社会层面的支持主要包括社会志愿者、个人或组织举行的活动、各类捐赠等，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不能形成对留守儿童长期有效的帮助；在学校层面，农村寄宿制教育还尚待完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以及社区内的家庭网络的支持对留守儿童而言便非常重要。

一、农村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社区代偿机制

代偿，生理学上的意义是指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机能，当某一器官的功能或结构发生病变时，由原器官的健全部分或其他器官来代替、补偿它的功能。社区代偿，指的是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缺失，社区应该做出的一些建设性的、弥补性的措施。本文将社区代偿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亲属网络所形成的代偿机制，另一方面是社区组织实施的一些代偿措施。

（一）家庭亲属网络形成的代偿机制

亲属网络是基于血缘认同、情感亲密、延续共同后代、人情互惠等等的关系体系，处在这个网络中的长辈亲属都有责任和义务代替外出农民工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养育任务。从目前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基本还是家庭内部私人的事情，尽管政府、社会各界提出了一些关心下一代、关爱青少年的工程，但实际上由于并未产生有效的作用。农村的留守儿童除了能接受到公共教育的社会化利益外，其大部分的抚育性社会化是在家庭和社区文化传统中完成的。因此，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可资利用的亲属网络是抚育他们子女的多数选择。

在孩子的抚育中，孩子的祖父母是主要的力量。调查显示，多数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对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孩子的养育问题是他们最难安排的家庭事务，而家中年老的父母为他们提供了最可依赖的帮助。在农村，祖父母本来就是仅次于孩子亲生父母的监护者，也是孩子除了父母以外的最信赖的人。即使父母不外出打工，祖父母依然要帮着照看孩子。因此，由祖父母代养留守儿童便成为农村中留守儿童养育的主要方式。对于孩子来说，由于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与自己熟悉的人交往，不必像流动儿童一样经受一个痛苦的文化适应过程，并且相较于与其他亲属而言，与祖父母生活的孩子更有安全感。

除了祖父母外，外祖父母也是留守儿童养育的重要亲属资源。由外祖父母带外孙（女），承担起本该由外孙的祖父母承担的责任，原因有多种多样。首先，可能是由于外孙家没有祖父母，或者其祖父母年老体弱，无法承担起孩子的养育责任；其次，可能由于经济利益，因为一般每个孩子每月需要一定的生活费，所以孩子被其母亲安排去了她的娘家，这种情况说明了妻子在家庭中获得了较大的决定权；再次，可能是祖父母家离孩子就读的学校太远，寄养在外祖父母家为了读书方便；最后，可能孩子祖父母农业劳动太繁重,或者所抚养的孙(女)本来就多，所以将责任推卸给外祖父母。总之，在决定由谁来抚养留守儿童的时候，孩子的父母虽然有由夫族到妻族，即由孩子的祖父母到外祖父母的选择过程，但随着妻子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以及来自流入地年轻夫妇们的现代化影响，这种家族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改变。外祖父母承担代养外孙(女)的抚育责任已经开始普遍。

孩子的叔伯在留守儿童父母的亲属网络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由他们来抚养留守儿童，外出的父母们一般是很放心的。叔伯们带侄子（女）一般很认真负责，按照农村传统的家族观念，叔伯待侄子（女）应该像待子女一样。但是，叔伯辈的人在家的也不多，因为他们也大多正好处于外出打工的年龄。即使在家的叔伯也由于繁重的农活，或者就近出去搞点副业，他们一般也尽量不“领养”，而让给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毕竟带孩子是件责任重大的事情。但是如果孩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不能抚养，叔伯也必须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在叔伯之外，能够承担抚养留守儿童的亲属,一般就是舅舅、姑妈、姨妈等等。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比较少，说明他们处于孩子亲属网络的外围。虽然从与留守儿童的血缘关系上来说, 舅舅、姑妈、姨妈与叔伯父一样，但是，叔伯父与留守儿童们毕竟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的，按照农村的观念，叔伯父、姑妈是夫族这边的，舅舅、姨妈是妻族那边的，是外人。这种父系家族主义的“我”与“他”、“内”与“外”的观念总是在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同时，由于舅舅、姑妈、姨妈一般住在外乡或外村，留守儿童若与这些亲属一起生活则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村子，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些亲戚不在留守儿童父母的选择之列。但是在乡镇中学老师或干部中有许多人承担了抚育外甥、姨侄的人，主要原因是孩子读书方便。这一部分人并不多，因此，在这一范围的亲属团体在留守儿童养育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至于在一些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承担留守儿童养育责任的人还包括儿童父母的邻居、其他亲属(亲戚)、同学、朋友等等，人数更少。所以，这些人只能位于留守儿童养育的亲属结构的最外层。

此外，孩子并不一直在同一亲属家中居住。例如平时在祖父母家居住，放假时在外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家居住。每位亲戚一般都会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这样相当于整个亲属网络撑起一个孩子，在不同亲戚家居住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一直在一个地方而产生孤独感或人际交往的困难。

总之，亲属网络为代理孩子的抚育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是最有利最直接的支持，亲戚在代替外出打工的父母抚育孩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农村社区组织实施的代偿措施

目前，在政府倡导下，在开展留守儿童工作富有成效的地区，社区都设立了留守儿童亲情活动室，社区亲情活动室是以农村社区为载体，设立供留守儿童学习、娱乐、锻炼的公共场所，目的是动员农村社区内部的力量，给予本地留守儿童相应的关爱。

社区亲情活动室不仅为社区留守儿童提供了娱乐的公共场所，减少了他们参加其他危险或不良活动的可能，还为留守儿童之间的感情交流提供了平台，使各年龄段的留守儿童在活动中融入到一起，在新的环境中通过集体活动还能结识新的朋友与伙伴，减轻了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此外，亲情活动室一般还设有亲情电话，留守儿童通过亲情电话与父母进行定期的联系，增进父母与孩子的感情。因而，社区亲情活动室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些情感和工具性的支持，对于其因父母不在而产生的心理缺失起到了一定的代偿作用。

“代理家长制”也是许多社区普遍推行的一种关爱留守儿童的制度。一般是选择农村社区中的单位干部、村社干部、有帮扶能力的党员和志愿者，与无人管护的留守儿童“一对一”的结成代理家庭，成为“代理家长”。这些代理家长主要是对留守儿童进行学业辅导和心理支持。这种制度确实也能给留守儿童一定的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

托管家庭是农村推行的另一种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它是由社会服务机构或个人把多名留守儿童集中在一起，对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起居进行全方位、家庭式的照料和管理。全国妇联于2006年5月启动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中，将留守儿童托管家庭作为重要的行动之一，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的政策文件中也都明确提出，要对留守儿童托管家庭进行大力扶持并加以推广。

二、社区代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亲属网络支持中，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起到的作用最大，但他们所能提供的多是生活照料，由于年龄、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儿童的学业和心理辅导较少。此外，由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龄较大，行动不便，对留守儿童的安全监护也不到位。叔伯照料也仅限于生活照料，主要是由于叔伯大多也外出打工或在农村务农，照料留守儿童的精力有限，并不能提供全方位的照料。与舅舅或姨妈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儿童相对来说能得到较好的照料，特别是当临时监护人是中小学老师时，孩子的学业能得到很好的辅导。其他亲属由于处于亲属关系的最外层，大多数父母并不会考虑将孩子交由他们来照料，即使由他们来照料，也不能给孩子提供较为全面的支持。

此外，亲属监护人存在的一个共性的问题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多，对留守儿童问题重视较少，或者即使重视也由于文化限制而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因此，他们的监护能力有待提高。

（二）社区提供的支持中，亲情活动室由于经费不足以及管理人员缺乏，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之间缺少对等的权利与义务，缺少互惠性的互动，使社会支持缺少强度且难以长期维系。代理家长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临时监护，也面临时间和精力投入不够，关怀难以到位等。而托管家庭则由于缺少资金投入、硬件设施不完善以及管理和服务缺少规范性，得不到留守儿童家长的认可。从目前来看，托管家庭还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综合来说，社区虽然针对留守儿童采取了相应的帮助措施，但这些措施由于经费、人员、管理等方面的欠缺，并不能有效的调动和组织社区中的资源来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情感等各方面的支持。

三、完善社区代偿机制的相关建议

在现阶段，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和社区文化中完成的，因而综合社区中的资源代偿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缺位而造成的心理缺失便非常重要。根据前面所述，家庭中的亲属网络和社区组织的各种措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完善这两方面的条件，就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关爱。

首先，社区要充分注重开发乡土性的亲属网络资源，充分利用亲属网络资源。这些亲属由于血缘与亲缘的关系可以自然的获得养育留守儿童的权利。因此社区应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和措施来辅助亲属网络以实现更加有效的社会性抚育的社会功能。社区应建立有效的社区服务，对亲属监护留守儿童进行教育宣传，进行道德重建等。此外，针对临时监护人由于文化等方面原因不能提供全面的监护的情况，社区要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安全意识等相关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监护能力，从而更好的照顾留守儿童。

其次，在社区方面，则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动员社区人士、邻居、志愿者等为留守的孩子提供照顾，特别是青年志愿者，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长期持续的帮助，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心理支持等服务。同时，农村社区村委会要充分发挥作用，动员社区资源帮助留守儿童家庭，让代理监护人很好的接纳和关心留守儿童，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

总之，社区提供的相关服务要与亲属网络提供的照料相配合，综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建立起对留守儿童全面的关爱与监护体系。从而充分的发挥社区的作用，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支持，促进其健康成长，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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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纯考.农村留守儿童社区支持的资源与路径[J].决策参考,2013,1 ［6］

张克云、叶敬忠.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J].青年探索,2010,2

第五篇：关于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农村彩礼问题由来已久，虽然《中华人和共和国婚姻法》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对彩礼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了方便。但因规定过于简略和原则，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非议，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对彩礼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本文从农村彩礼的历史由来和现状、性质以及司法实务等方面予以分析，重点论证了彩礼返还制度的缺陷并提出相应建议。为下一步的立法作些有益的探讨论证。

一、农村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彩礼又称财礼、聘礼、聘财等。众所周知，在中国百姓眼里，彩礼是吉祥物，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常把订婚视为结婚的前置程序，而订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送彩礼。虽然社会发展让各种婚嫁的繁文缛节精简了很多，但订婚时女方父母收受彩礼在广大农村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天经地义。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存活于乡土社会中，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时期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相当于现在的“彩礼”，到了唐代，“六礼”的核心就是财礼，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财的方式表示许婚，这种婚姻形式延续到中华民国。但在

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980年以及2001年的《婚姻法》中，均未对婚约彩礼作出规定，但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内容。

“彩礼”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人民法院通常按照婚姻财产纠纷来审理农村彩礼纠纷案件。2004年4月1日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标志着我国在彩礼问题上立法的进步，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方便。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非议，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农村彩礼纠纷问题裁判上如何做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难题。

二、农村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要解决好农村彩礼纠纷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彩礼的性质。长期以来，对于彩礼的性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理论问题，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但在学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彩礼的给付是基于缔结婚姻目的，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往往是迫于民俗和习惯的压力。有关彩礼的性质，有赠与说、契约说以及不当得利说等，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赠送彩礼的一方，目的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

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将彩礼返还。

该观点显然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以及民法通则规定的善良风俗原则相背。一方面，婚姻法强调婚姻关系应以感情为基础，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因为一旦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可能完全改变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同时，我国法律并没有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赠与彩礼附加结婚条件，违背了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违背，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该观点显然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取得不当得利一般是在违背对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而给付彩礼一般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

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取得方可能仍需返还。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笔者认为，彩礼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是婚约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非基于订立婚约而由单方赠与或双方互赠的财产，比如一些价值不大的化妆品、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任何一方获得此类赠与物时，财产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赠与方不能因婚约解除而要求对方返还；另一种是婚约男女双方根据本地风俗习惯，基于订立婚约并以结婚为目的，甚至有时并非出于自愿而给付对方大量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等。受赠方因此所取得的财产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财产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彩礼应且仅指这一种财产。

当然，对于不属于彩礼纠纷案件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对于借订婚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于以订婚为名，以赠送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赠与方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对于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明确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返还彩礼的规则，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民法院对农村彩礼案件的审判，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部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诉讼主体的确定

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的人及相对人，分为实体和程序意义上的两类当事人。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和接受，通常是由一方的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这就涉及到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婚姻法解释

（二）中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的“当事人”，到底是实体意义上的还是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法律对此并没做出明确规定。如果仅是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即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而婚前的彩礼却是婚约关系一方的父母或亲属给付的，父母或亲属却不是当事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这既不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当前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彩礼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还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统一，争议较大。

笔者认为，确定彩礼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重要的是考虑彩礼的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经济基础较差。赠与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个人支配。实践中诉讼主体的确定可遵循以下原则：如果彩礼的赠与只发生在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彩礼成为接受人的个人财产，诉讼主体列男女本人；反之，如果彩礼的赠与发生在婚约关系的男女之间，或发生在双方父母、其他家

庭成员之间，但给付的是家庭共有财产，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因为此种情形下只列男女本人为诉讼主体，给付方的权利很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法院做出了返还彩礼的判决也很难得到执行，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

（二）彩礼的界定及返还范围

我国复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现实生活中彩礼名目五花八门。只有准确界定法律上的彩礼范围，明确彩礼的返还范围，才能切实维护双方的利益。而我国当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彩礼问题主要有：一是关于赠与财物的问题。一方面是男女互赠财物，恋爱中的男女双方为表达爱意，通常都会赠与对方定情物、聘物等；另一方面是亲人赠与的财物问题。一般来讲，双方亲属都会馈赠一定物品或现金给新人；二是关于共同花费问题。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办婚宴等。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对于赠与财物，应区别对待：对于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非基于订婚而由单方赠与或由双方互赠的价值不大的财物，即日常交往的馈赠物，可排除在法律规定的彩礼范围之外，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而对于婚约男女双方依据本地风俗，基于订婚并以结婚为目，甚至有时并非出于自愿而给付对方大量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等，属于法律规定的彩礼范围。在彩礼纠纷案件中，赠与方有权要求受赠方返还。对于亲人赠与的财

物，可按照上述原则，确定赠与对象。如果确定是给特定人的，应按个人财产来处理，但如果是赠与两个人的，应按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假如一概不予认定或只认定为一方所有，有违公平原则。对于共同花费，在返还彩礼数额时应当从中剔除，否则很可能造成显失公正的后果。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案件的证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一般举证规则。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所不同的是，彩礼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证明力通常较弱。实践中，许多彩礼案件的证人都是婚姻介绍人，而婚姻介绍人又常常与一方有亲属关系，发生纠纷后，有的不愿出庭作证，有的即使出庭作证，也难保做到客观中立，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不满，给法官的调解工作带来困难。

在彩礼纠纷过程中，若将举证责任倒置，比如将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的责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这样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同时，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性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其的

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诚然，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农村彩礼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探讨，比如就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中规定的“同居生活”和“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界定，有关如何保护妇女的权益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承认婚约的合法性等方面。总之，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的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即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使其更加适合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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