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农村法律援助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认清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加以完善和改进,保证农村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行。本文对目前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进而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和改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对策。关键词:农村 法律援助 问题 对策
一、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维护能否得到法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农村法律援助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着种种困难:
一、援助范围有限,难以发挥制度设置的最大作用 法律援助工作应当明确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获得法律援助,但现实情况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受到了以下 方面的制约:
(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较大。《条例》明确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这就注定了法律援助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让法律援助与经济发展一样出现了区域差异。普遍意义上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好的地区,法律援助范围相对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差的地区,援助范围相对较小,但从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上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差的地区正是需求较大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二)法律援助“门槛”偏高。《条例》对涉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事项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另外,也就是说,各省级地方执行的法律援助范围不得小于《条例》规定的范围,一些经济条件好,援助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在《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科学地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尽可能降低门槛,使更多的公民成为法律援助对象,并做到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但目前,这种标准仍然较高,令诸多公民难以获得“通行证”。
(三)《条例》对受援条件规定过于苛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公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这里对法律援助对象和适用情况作了双重限制,导致法律援助的范围大受制约。
(四)法律援助形式单一不能适应当今情况。目前,就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形式而言,大多采取传统的诉讼代理、法律咨询等形式,不能适应农村的纠纷的特点,使得大量的案件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违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农民的各类纠纷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农村家庭及邻里纠纷所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正逐年上升,农民土地被征用、征地拆迁安臵、村委会选举不公、村务不公开等引发的法律纠纷事件也日益增多等。这些纠纷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援助形式予以解决,故而有必要针对农村设定一些特殊法律援助形式,扩大援助范围。
二、群众基础薄弱,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农民才会积极申请、争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也有赖于此才能发展起来。目前,广大农民还不很了解法律援助,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不法侵害时,大多不知道求助或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往
[1]往缺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或凭本能、感情用事采取同态复仇的非正常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结果是使自己身陷不法境地,或采用传统农民运动的形式,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一次农村法律调查中发现,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中“找村干部调解”位居榜首,次之是打官司,第三是“找派出所”,另外就是寻求乡(镇)政府的居中裁决,现实中还存在利用宗族力量解决的事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打官司是以“其它方式解决不了”为前提的。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性的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法院工作机制不配套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可见,我国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来说,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可是,法律援助不仅仅是免交代理费,还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而减、缓、免交诉讼费的审批权在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案件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批准,而对于民 事、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 没有同意其减、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由
[2]于法律服务费的免交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免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成为空。
四、人员数量不足 质量欠缺 影响法律援助水平从事法律援助事业人员,必须有着相应的法律知识,有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国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较少,而农村则几乎没有专职的法律援助人员,为数不多的法律援助专职人员都集中在城市,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受到严重影响,据权威材料证实,从 2000 年开始全国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数量急转直下,从业人员大幅减少。据统计,全国真正在一线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超过3万人,实际从业的法律工作者与农村人口的比例还不足0.003 %。目前,基层发展了“调解”这种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调解组织在全国农村得以迅速全面发展,各地村民委员会基本上都建立了调解组织。可是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常常是村干部兼任,其法律素养不高,他们在解决律纠纷时,难以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当事人信服的不多。而且村干部调解员往往来自本乡本土,与案件沾亲带故,常有着利害关系,其调解的公正性令人难以信服,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的进程。
[3]
五、经费来源有限,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任何工作的开展、任何制度的实现都必须依靠经费的支持。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现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有充足的援助经费作保证,没有可靠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将难以前行,法律援助制度设臵也将成一纸空文。为了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短缺问题,《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在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这些规定虽为解决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经费保障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些都是倡导性的、政策性的规定,如果不实行这些规定也不会有任何主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现实情况是,法律援助经费从传统的较少到增加不多,总归还是紧缺状况。
农村法律援助意义的重大,它关系到扶助贫弱,关系到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之社会公益事业的平衡发展,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理念的实现,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里面提到了“ 建立法律援助体系 ”、“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认清法律援助现状的情况下提出具体有效的对策,努力完善和推动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分析
一、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才能够最终由思想殿堂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其宗旨。对于农民法律援助,应该建立健全一个行政与司法审批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上下结合的职责明确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并全面配臵与之相应的软硬件条件,促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一)统一法律援助行政与司法审批条件。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案件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批准,而对于民 事、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对矛盾。为打破这对矛盾,就必须统一法律援助行政与司法审批条件,争取行政审批的法律援助案件都能被法院立案审理,公正解决。
(二)建立行政系统内上下结合的职责明确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为更有效的推动法律援助工作,有必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三级农村法律援助网络,即以县级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中心,以村法律援助工作联络员为主线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体系,为农民开辟一条顺畅、高效的、有益的法律援助渠道。
二、本着实际、经济、效益的原则改造现行机构为农
[4]村法律援助机构
负责农村法律援助的具体部门的建设应该本着实际、经济、效益的原则,农村法律援助的部门应该是属于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而行政机构改革要坚持精减的原则,不应该增设一个新的部来承担法律援助的职责(实际上也不需要),可以将此任务归并到一个现有的行政机构中。综观现行行政 机构设臵状况,在现行行政机构中,最适合完成这项任务的 是各乡镇司法所,理由有三:
(一)司法所的性质与法律援助有着紧密的联系。司法所是设臵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其中的司法助理员是基层政权的司法 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最低端,他们最接近农民、最能了解农民的维权需求和特点。
(二)司法所覆盖面广,可基本覆盖各个农村乡镇。在基层,大部分的乡镇都设立了司法所,没有设立司法所的,也在乡镇政府中设臵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其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
(三)司法所负责农村法律援助职责,最符合精简效益原则。具体可以采取两种形式,或将法律援助机构设立在乡镇 司法所之内,或采取“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应完善司法所的建设,增加一 些经费预算,还要提高司法助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夯实农村法律援助公民基础
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的基础,夯实基础才有利于整个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夯实农村法律援助公民基层应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农民的法律援助观念,提高法律援助的自觉性。法律援助工作是被动地实施的,必须先有农民提出申请才能启动。因此,必须激发农民运用法律援助法律武器的积极性。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比如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结合农民赶场时间,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方式方法,加大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让农民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
(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以实际效果感染农民。农村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无论是负责农村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抑或是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都必须有着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法治精神,对受援人认真负责、以诚相待,认真做好承办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三)采取多方举措,形成农村法律援助的浓厚氛围。要简化审批程序,使农民申请法律援助更方便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主动深入村头地间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作为农民接受法律援助的源头与突破口。有关组织如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工会、妇联、残联、教育、劳动保障等部门应互相协调与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氛围。
四、多方筹资夯实农村法律援助经济基础
形成一个以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为中心,慈善捐款与义务服务相结合的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筹措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作好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当然,政府很难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因此还应该广开财源,多方筹集资金。其一,鼓励社会成员积极捐款。其二,分出部分福利彩票用于农村法律援助。其三,经济缓解的当事人适当缴纳费用。有些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在没有胜官司之前很困难,但是诉讼标的涉及到金钱给付,一旦通过法律援助胜诉之后,就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家庭仍困难的当事人之外,其他的当事人可以分担 部分法律援助费用。这样减少了法律援助费用的支出,也实际上取得法律援助资金增加的效果。其四,义务承办人增加尽责力度。《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 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每个律师与 律师事务所应该尽心尽责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发展不平衡,各地各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也及不平衡,因此要建立一个平衡各律师与律师 事务所法律援助义务的制度。承担了法律援助义务者可以在考核时予以一 定的鼓励、奖励。没有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 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可以要求交纳法律援助金,以求实现法律援助上的公平。其五,加强法律援助基金运作,保证其合法 增值。对于多方筹集到的法律援助资金,应该妥善管理,对 法律援助基金会通过合法运作使其不断增值,可以增加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量。
参考文献:
[1]许小莲.完善我国法律援助之思考[N].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4).[2]何亚军等.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途径[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2).[3]陈 婷.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的调查与思考[J].法治与社会,2010,5:211.[4]古瑞华.论农村法律援助的民间化参与[J].安徽农业科学,2011,8:52-53.[5]郑
雪.当前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当代社会视野.2010,5:21-22.
第二篇:农村医疗卫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目前,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这关系到农民的基本生存,关系到农村的稳定, 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此,针对现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最终从政府、农民、医务人员三个层面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医疗卫生、政府、农民、医务人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一、农村医疗卫生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县(市、区)医疗单位的现状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首先是设施规模不适应。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山区县城一般只有三、四万人口,农村到县医院就医的人也远没有现在多,因而,一家县医院,一家中医院基本可满足需求。近年来,随着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县城人口迅猛增加,尤其是在实施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民群众看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激发,致使原有的医院规模、医疗设施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其次是技术水平不适应。由于大、中城市医疗单位的更大的人才需求和优越条件的吸引,县级医疗单位的一些医疗骨干陆续“上调”;民营医疗单位的高薪聘请,又拉走了一些医疗人才;又加之分配制度有失偏颇,医疗单位过多地追求经济效益,不愿接纳更多的医疗新人,而作为医务人员个人,不愿外出进修深造,不能真正静下心来钻研业务,因而,医疗技术水平不尽人意,甚至有衰退、断代的趋势。
2.农村医疗卫生的“网底”功能脆弱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卫生院的服务人口明显减少;加上,相对以往,农村经济发展了,交通条件改善了,生活好起来了,留在村里的人一旦得病,也大多直接往县医院就诊,不愿先在卫生院进行检查,即使有的卫生院设备良好也难以留住病人。由于看病的人少,医师实践的机会就少,实践少了,医务技术提高就慢,甚至逐渐荒废,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一部分卫生院业务下滑,甚至难以生存。因为没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没有经济收入的保障,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因而,乡镇卫生院的人才流失严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广受好评和欢迎的医疗站和赤脚医生,因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被冲跨了。此后,由于缺乏集体的支持,加上农村人口减少的影响,许多村的卫生室已经消亡,有的名存实亡。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网底”。网底不结实乃至消失,后果可想而知。
3.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未有明显改观
“看病难”主要“难”在两个方面:一是难在交通不便。一些居住在大山里的农民,看一次病要步行几十里的山路,时间、精力、财力上都是极大的浪费;二是难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到大医院就医,非排队等候不可,好多科室没有熟人难以入住。而“看病贵”问题,近几年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果得了大病住院,少则让农民投进一年收入,多则背上一辈子都难以偿清的债务。“到医院花钱,钱都不是钱了”,就是人们对医疗花费太高的怨言。政府投入不足,药价居高不下;受收入分配制度刺激,医生开贵药、重复检查的现象短期难以改变。农民群众的医疗负担沉重。
4.新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难,报销额度小,健康保障水平低
新农合筹资难问题,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较为突出。一方面,一些农户家庭收入少,资金紧缺,要他拿出几
十、几百元钱,的确也不容易;另一方面,一些农民思想认识也有问题,特别是身体状况尚好的农民,觉得自己没有病,这钱交出去是白交了。还有的农民认为,即使患病住院治疗,最高报销额也还达不到一半的比例,仍然负担不起。因此不少农民筹资的自觉性不高,新农合的吸引力还不够强。为此,各级政府只能以行政手段下达指标和任务,统一安排时间,统一组织人员,集中上门收缴。这种运动式的行为能否持续有效姑且不说,就当前而言,新农合的筹资情况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人员又无力支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连工作对象都难以遇见,其工作效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造成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原因
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还存在着广泛的缺陷,无法通过市场达到医疗卫生资源的基本配置。从理论上讲,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是具有很大外部效应的纯公共产品, 这些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不能将不付费者从这种服务的利益排除出去, 容易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因而私人根本不会提供或不充分提供。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 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个领域充满市场失灵, 所以医疗卫生事业想通过市场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困难的。
2.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城乡二元经济是造成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工农间的剪刀差致使农村资金的流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加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导致农民收入低,生活贫困,无法承受高价的基本医疗服务。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分离的制度让农村公共产品资源难以得到补偿,正是由于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让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城乡两种体制的存在,是出现当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重城市, 轻农村的公共产品资源配置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资源匮乏的直接原因。政府对城乡医疗公共产品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当前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3.医疗费用高也是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的突出问题。当前较高的医疗收费成为制约人们看病的主要因素, 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农民有病看不起,农村医生文化素质低,农村医疗服务条件差,医疗效果也不令人满意。在以药养医的运行模式下,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调控,公立医院的营利倾向严重,医药价格和医疗费用猛涨,医生倾向于给病人开大药方、增加检查项目来提高自己和医院的收入。医疗机构的过分商业化导致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增加,这样就造成了农民遭遇小医院治不了病,在大医院治不起病的状况。在医疗水平日益进步的今天, 很多农民却陷入了有病不敢看的境地。
三.应对农村医疗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层面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公共医疗的投入力度。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将农村医疗费用全部纳入预算支出范围, 加大财政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 提高农村医疗卫生费用在农村公共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农村的医疗卫生费用是由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农民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构成。当前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例较小,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改变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平衡的现状。相对 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来说,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阶段。这个时期,政府应该提供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对农村贫困地区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的购置进行一定的补贴,各级政府也要逐年增加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和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以弥补农村长期以来人均占有卫生资源不足的缺陷。
2.加大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国家应该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在国家财政的积极支持下,我国医疗机构改革应大胆创新,勇于实践, 选择某个地区进行试点,尝试城市医疗机构与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结成帮扶对子,以此来探索经验,然后全面展开。在结对子的情况下,将支援农村项目作为医务工作者工作考评的指标,树立城市医院领导正确的政绩观,加强城市医疗机构技术人员对农村的对口支援力度。还可以考虑在城市中大量引入市场力量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产品,将部分本来用于城
市公共卫生产品建设的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共卫生产品建设;同时在城市工业方面的税种中设立附加税,专门用于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通过财政补贴或农村医疗保险使农民在城市较大型医院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3.积极引导医学人才流向农村。国家也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医疗机构的先进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农村地区医务工作者的待遇, 加强对他们的培训, 培训合格者准许从事农村医疗服务, 对农村医疗机构中没有专业证书的医务人员进行清退, 对游医、庸医予以严厉打击, 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从而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生命和健康。
4.加强监督和管理,提高医疗卫生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医疗机构乱开药、乱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农民因往往医生具有专业医学知识,听从医生的安排。医生可能从医院利益的角度出发鼓励病人过度消费,为病人开好药、贵药,把小病当成大病来医治, 这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 而且损害了农民的身体健康、增加了农民的生活负担。监管部门应对此高度重视,对医疗机构实施有效监督,确保医疗卫生资金专款专用和高效率使用,切实贯彻国家的政策,使政府对农村医疗投入资金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二)医务人员方面
1.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医生的职责是看病,跟地点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医术好自然会有升职的机会。然而,现在一些医生靠左后门,往城里跑。使得农村的医疗问题,雪上加霜。所以,身为医务人员应自觉服从领导的安排,在指定地点行医。
2.自觉诚心诚意为病人服务。现在一些农村医生认为山高皇帝远,高层监管不到,对病人态度恶劣,服务质量极差。医生是公认的白衣天使,应自觉的诚心诚意为病人服务,这也是医 生们应尽的职责。
3.坚决杜绝违规行为。现农村还存在无证行医现象,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说明该医生的医术没有得到认可,胡乱行医用药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威胁要生命。所以医务人员应杜绝无证行医。
(三)农民自身方面
1.关注新闻,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农民存在消息滞后现象严重,即使政府已经大力宣传,但他们仍然知之甚少,其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民自身,他们过少的关注新闻广播,导致对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农民应关注时事,不断扩充对政策的认知程度。
2.积极主动参加新农合医疗制度。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靠政府,还在于人民的主动性。一项政策的出台必定是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探讨的,其目的性很明确,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所以积 极主动参加这一制度自然能获得一定的实惠。
3.享受应有权利,积极报销医疗费用。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是政府拨款,为农民排忧解难,消除因病致贫等现象出现的有效措施,广大农民应积极响应政府出台的政策,积极报销医疗费用,使合作医疗实施更完善。
参考文献: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
浅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济研究导刊》2009 年21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月刊2007年第7期
第三篇:农村基层组织存在问题及对策
***区农村基层组织存在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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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后进村整顿文件精神,全面掌握村级组织工作现状,提升我区村级组织建设水平,加强村级党组织核心作用,***区委就村级党组织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对全区行政村进行了一次拉网式调研。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区农村党的建设总体上是好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看到了缺点和不足。
一、村级组织建设现状
我区共有3个乡镇,38个行政村,一个资产管理委员会。村书记、主任“一肩挑”12个村,村“两委”委员305人,交差任职88人,农民党员2128人。近年来,在“和谐社区(村)创建”、“ 精神文明建设”、“ 三向培养工程”、“ 农村社区试点”、“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陈宏发,“五个好”村书记李扬等一批先进典型。近五年新发展党员近400名,极大地改善了党员的年龄结构,提高了党员整体文化水平,为村级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村党组织核心地位受到挑战
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越来越受到村民关注,村委会地位逐渐上升,村党组织地位迅速下降。具体表现为村主任强势,“两委”不合谐村数量在增加,“两委”交差任职比例低(只有28%的党组织成员当选为村委会成员),村支委干部队伍年龄老化严重,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全区村支委共161人,年龄50岁以上有93人,最大的支委67岁,初中以下文化占76人)。
问题存在原因:
1、村书记队伍管理教育不到位。存在有能力、有影响的易失控,不犯错误的没能力,年纪大的“混日子”现象。本次走访的村级党组织中,真正有规划想干事的负责人并不多,多数村只把发展停留在口头上或寄希望于上级的政策、资金和物资支持。更有甚者以上级政策不支持,村民致富有门路等理由掩盖自己的不作为。同时,来自上级的约束也相对不足。
2、村班子自身建设不到位。村级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明显少于社区,有的村只有到了“七一”才找党员开个会,旅个游、吃顿饭层面上,对党员进行教育更是奢望。有的村级组织缺乏有效手段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问题,导致村部和村民活动场所破旧,活动经费不足,活动难以开展。有的村“两委”班子主观上不作为,总以资金不足、没有场地为借口,少开展、不开展活动,造成了一些党员与群众没区别,甚至党员不如群众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党在农村的形象。
3、党员队伍不能涵盖所有乡村能人,村党组织后备人才奇缺。通过调研发现,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五个:一是有的村书记嫉贤妒能,怕发展了乡村能人,顶了自己的 2 位臵,故意拖着不予发展。二是少数村书记业务素质偏低,不会做发展党员工作。三是有的村入党靠自然成熟,村党组织不闻不问,坐门等客,对入党申请人漠不关心。四是个别村受家庭、宗派势力影响,在发展党员的支部大会上意见不一致,通过不了。五是部分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号召力和吸引力,个别党员自身形象不好,在群众中威信低,影响坏,致使申请入党人数逐年减少。全区现有农民党员2128名,其中55岁以上1050名,占总人数的49.3%,35岁以下250名,只占农民党员总数的11.4%。
(二)执行力差、不能因地制宜和缺少创新
建国以来,党在农村党建方面一直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最近几年出台的:“双述双评”、“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则”、“四议一审两公开”等一批制度都很好。但一进村就出现了问题。一方面,许多好制度只是流于形式,挂在墙上,没能认真执行,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当遇到村里的个性问题时很难收到良好效果。另外,新形势下我区农村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种养殖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大幅下降,城郊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明显,现有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现状。农村社区工作还在探索阶段,许多相关政策制度还没有落实,对于大量入城务工人员的教育管理还没有抓起来。由经济大发展推动的收入激增与村民的社会文化娱乐生活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突出。
问题存在原因:
虽然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但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相应的执行力,区、乡、村三级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因为没有相关制度制约,各乡镇对村务、村财政的监督形同虚设,乡镇多充当村报帐员角色,对村里的大事知道的少、管的更少。例如:村委会一届只有三年,有的村领导却敢签署10年以上的长合同,给继任者造成工作上极大的被动,给村级财政造成极大损失。对村书记、村主任制约手段少,没有硬手腕,不少村35岁以下党员几乎没有,后备人才几乎为零,乡镇党委也拿不出好办法来。书记一干几十年,想换没人选,严重降低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村主任为民选产生,多数家里条件好,乡镇对其制约手段多为扣工资,这对他们几乎没用。失去有效制约的公权力往往为私人所用,这也是干部不想事、不干事,想私事、办私事的根源。2008年以来,区纪委查处案件70件,涉及村“两委”成员的达29件。乡镇一把手抓党建刚刚推开,各乡镇对解决村级组织近年出现的新问题的热情不高,投入不多,创新无力。用旧思想旧制度去管新情况的多,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推出新举措的少。
(三)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多年来,市区的东西延伸和北扩使我区产生了“城中村”现象,***进入了城区管理序例。由此出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土地征占上访、土地出让金分配、农民如何市民化等一系列过去从来没遇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成为当今我区农村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问题存在原因:对于新兴事物缺少明确的制度规范,村级组织对突如其来的城市化和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在心理和经验上存在着严重的准备不足。另外个别村干部有私心,处事不公又缺少有效监督导致事态严重,村民上访。还有些村干部怕得罪人,影响自己连任而丧失原则,对村民代表一些无理要求听之任之。大部分村“两委”干部缺乏远见,在土地征占过程中没能很好地保护集体资产,失去了集体收入和创收能力,丢掉了党建工作的基础。
三、对强化村级组织建设的思考
(一)加强班子建设,强化后备人才培养
针对农村党员发展难、村干部选拔难、新农村建设缺人才的问题,在严格选任标准的基础上,创新选拔机制,拓宽选任渠道,培养后备力量,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
严格选任标准,创新选拔机制。不为换届而换届,对没有适合人选的村不能为了完成换届的任务而降低用人标准,同时加大上级选派力度、探索村干部跨村任职等方法,保证村干部有本领能干事。
重点培养后备人才。将村级组织后备干部纳入区委组织部干部人才库统一管理,将村级后备干部工作列为区委对乡镇,乡镇对村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继续强化“三向培养工程”,提速村组干部后备人才的培养。打破身份、行业、地域界限,优先他们中选拔群众威望高的优秀党员担任村干部。切实将包村干部工作抓起来,奖勤罚懒。对家族势力影响党员发展的村,乡镇党委应采取适当方式保证没有家族背 5 景的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
(二)确立发展模式,给各村指路
本次调研发现,目前我区村级组织建设的最大瓶颈是没钱办事,中央、省市区的匹配资金和项目毕竟有限,修了这家的桥就没钱去铺那家的路。说到底要解决村级组织党建工作的难题就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其次是“城中村”问题,村子基本上失去了农村的所有特征,村民身在城区身份为村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圈,也不便于管理,从而生发出大量问题,只有加强管理体制的创新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了两条可供参考的发展道路,即“两进一退”模式。
两进:
**村模式。***乡**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体现出了自己独立的思维模式,在其他村以极低的价格出让集体资产时,村里以股份制形式把两个企业保留下来。二十多年里,两个企业为村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致使企业效益大不如前,他们不等不靠,自己想办法谋出路,筹资兴建了***最大的钢材交易市场,仅此一项年收入就增加达80万元。
传统强村的典型----**村模式。坚强有力的村班子,扎实的基层党建工作,优越的地理位臵,雄厚的工农业底子成就了**模式。马金模式也是目前为止我区农村党建工作可见的成功标杆,是大部分村的发展方向。
一退:
***乡**资产管理委员会模式。**资产管理委员会前身**联社,幅员东起**,西达**桥,南到***岸,北至铁路。随着城市化的逐步加快,**联社成为第一个城中村,随着农村功能的逐渐弱化直至完全丧失,2004年改制成立了资产管理委员会,变行政村为纯经济组织,委员会只为村民管理集体资产,舍弃了村务工作。2010年**资产管理委员会用资产赢利为45岁以上村民全额办理了养老保险,为每名青年人交纳了15年的保费。现有在册村民126人,全部城市化,且和谐稳定,村民过上了市民的生活。**资产管理委员会模式应具备条件:
1、村级组织要有一定的物业财产(相对现金财产可保值增值)。
2、村民人数最好不要太多(不出不进通过自然减员达到去农村化)。
3、要有科学有效的财务监督机制对管委会的财务进行监督(纯经济组织毕竟不同于行政村,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4、村民同意。
(三)重视教育培训,提升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定期组织全区统一培训。在换届的同时,就要统筹纪检、组织人事、财政、民政、农林水、交通、计生、公安、检法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村级组织所需业务知识进行培训。
订单式培训。按各乡镇实际需要定期选派相关部门优秀干部下乡进村对村干部进行小集中或点对点订单式培训。
加大教育力度,强化大学生“村官”的村属性。对大学生“村官”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将他们的未来与现实表现挂钩,才能使他们真正在村级组织各项建设中施展自己全部才华。
(四)提高待遇,解除村干部后顾之忧
村干部每年单靠上级转移支付开支,收入已明显落后于外出务工人员。各乡镇要建立村干部工资与村民收入同步上涨机制,要探索建立村“两委”成员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机制,保证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同时,要在《离职村干部定期生活补助制度》基础上,扩面提标,让为党工作一辈子的老同志在晚年能得到党的关怀,让老同志与时俱进地分享改革成果。
(五)加大投入,缩小各村硬件差距
加大对村级党组织阵地建设的投入,采用多种形式配足、配齐相关设施设备,集中精力解决个别村村部建设问题。
(六)强化制度建设,打好依法治村根基
针对选举,建立村“两委”干部任期内工作承诺项目化管理制度。对任期内不能兑现竞选承诺的干部要进行问责,对一些庸官懒官要及时查办。进一步规范村“两委”工作职责,杜绝越权办事。建立包村干部定期汇报制,村财乡管制度,执行财务联审,强化日常审计,深化乡镇一把书记抓党建活动,加大对各项制度执行力的监督。建立全区统一的考评制度。
(七)强化城乡共建,提速村级集体发展
调研发现,我区开展的城乡共建活动对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举措。通过“一帮一”、“ 一帮多”“多帮一”等形式,让区直部门党组织和优秀社区去帮助和扶持农村脱贫致富、改善村容村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 8 果。
(八)坚持一村一档,实现村级组织建设项目化 给全区38个行政村建立影响村党组织核心作用发挥,急需解决问题档案。实行一村一策,一村多策,多村一策的个性解决办法。由组织部统一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对能解决的问题监督速办;对需多部门联合解决的问题进行协调,限期办;对近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好定期考核,时机成熟立刻办。通过解决矛盾纠纷,开展有益活动、为村民办实事好事,提升村级党组织地位和工作满意度。
第四篇:扶贫存在问题分析及对策
扶贫存在问题分析及对策
近日,《瞭望》刊文《有涉农项目68%资金被盘剥,遭六层拔毛!如何封堵?》,其中提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朱朝项目,从招投标一直到项目验收,经过六层“拔毛”,项目资金落地仅三成,拔毛率竟高达68%,项目完成度不足23%。省、州、县多个层级的干部涉案其中。此案中,作为惠民资金的项目资金成为了少数人眼中的“唐僧肉”,被层层截留、“拔毛”,最终“瘦”了国家,“苦”了百姓,却“肥”了贪官。与“老虎”相比,人民群众更厌恶的是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苍蝇”,基层腐败更容易影响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扶贫资金点多面广、对象分散,资金监管难度大,容易发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强占掠夺、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问题,同时基层的人情扶贫、关系扶贫、数据扶贫、表格扶贫等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一、当前扶贫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
1、是欺上瞒下,虚报冒领。部分基层干部向上积极申请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如村级公路建设、农村水电建设等农村建设项目,对下则欺瞒群众,利用基层群众获取信息渠道少、不熟悉政策的条件,暗箱操作,坐地生财。勾结老板虚报工程项目或报大工程结算价等手段套取、挪用大量扶贫资金。面上手续齐全、到户到人,面下张冠李戴、大有文章。不少村委会干部变相买卖扶贫指标,索取、收受困难户好处费,更有甚者堂而皇之将建房补助款等扶贫资金直接放入自己腰包。
二是盘剥克扣,雁过拔毛。一些镇、村干部利用审批权或资金发放权等违规收费、截留私分。有的乡镇站所负责人、村干部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收取“好处费”、搞截留私分。
三是擅权乱权,优亲厚友。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是脱贫开发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在发放低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经手申办的职务便利,优先照顾自己的亲戚朋友,明显不符合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给亲戚朋友,大搞 “关系保”,搞“利益集团”,骗保、骗取补助金或其他优惠待遇的手段花样百出,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却视而不见,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利益。
二、涉农扶贫领域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1、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在涉农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过程中,相关监管单位对涉农资金的监督不到位,投标方为了中标,竞相争取贿赂涉农部门分管领导的现象很常见。原因一是内部监督有名无实。目前,农村普遍存在资金使用、项目开支和工程建设信息不公开,政务村务更新不及时、公示事项不全面等问题,使得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从而让涉案人员一步步走向了犯罪深渊。二是上级监督不到位。扶贫开发涉及领域宽,涵盖资金、资产、资源等各个方面;涉及主体广,遍及多个行政机关和权力岗位,上级各部门没有实现动态监管,对涉农资金运行的具体情况缺乏有效监督,给权力滥用留下了较大空间。三是外部监督没有深入。纪检、审计等部门没有实现对相关单位涉农资金的日常监管,因人手短缺,只是进行选择性的间断监督,对涉农资金的监督不全面、不完善,没有很好地把监督职责常态化。
2、制度尚未健全,机制出现弊端。村干部的权利缺乏行之有效的制约,为其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由于涉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扶贫领域参与部门较多,财政专项资金审批、下拨、流转、使用缺乏细化性规则,管理上很容易出现职能交叉、彼此推诿的现象,导致真正的监管工作没有落到实处。职能部门普遍重下拨、轻监管,资金使用是否确有其事,分配对象是否确有其人,资金、物资是否如数到人到户等都缺乏后续跟踪管理。加之村级组织管理涣散,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滞后,村民监督难以落实。
3、法纪意识谈薄,道德底线缺失。乡村干部作为直接接触群众的党政“代言人”,是决定政策实施成效与否的关键,但有的乡村干部缺乏法治意识,纪律松弛,对上级的要求不以为然,排斥按政策办事。涉农违纪违法案件主要集中在危房改造、种植业专项资金和农田设施配套等方面,侵害对象广泛,数额不多但涉及到的人数多,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人缺乏为民服务的意识,个人私欲膨胀,妄图将贫困群众的“救命钱”收为自己的“囊中物”,无视群众困苦,道德底线缺失。
三、解决扶贫领域存在违纪问题的对策
1、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加强廉政思想教育。解决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定不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党性党风党纪专题教育和扶贫开发各项工作,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向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提升政治觉悟,增强纪律法治意识,切实从根本上树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意识。二是针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频发的状况,需要对村干部加强教育,加强监督,加强自我约束,成为一身正气、坦荡干净“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群众“父母官”,带领群众一起脱贫致富,让群众真心“点赞”,与群众建立水鱼之情,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2、围绕扶贫资金重点,强化各项监督检查。加大对扶贫资金、项目安排、贫困退出、脱贫成效等方面信息的公开力度,建立健全扶贫工作公告公示制度,通过张榜公示,公布监督电话,实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确保扶贫对象看得到、看得懂,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搭建社会扶贫信息平台,及时公开捐赠款物使用情况,提高社会扶贫公信力和美誉度。积极推进账目公开等机制,账目开支明细、政策通知公示必须进村进组,不能“一贴了之”、无人问津,防止人为故意走形式。建立健全“三级联查联管”的精准扶贫运行机制。县市区纪委组建扶贫工作专项检查小组,乡镇成立专门扶贫工作监管机构,组成贫困村扶贫工作监督小组,在扶贫资金下达前后等重点时段不打招呼开展突击检查,结合日常督促、重点抽查、检查考核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人、财、物的有效监管,确保专项监督工作取得实效。
3、着力刚性约束制度,规范涉农线索处置。建立审计、财政、信访、扶贫等职能部门发现问题线索的抄报机制。充分运用现有的信访举报平台、“四风”问题随手拍等新兴技术手段,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道,把握线索收集这个关键。重点选取一批问题性质恶劣、群众反映集中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建立督办交办制度。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扶贫领域的重点人员和重点问题,将相关信访举报作为交办重点。在人员上,重点交办反映乡、村两级党员干部问题的信访举报。在问题上,重点交办套取、冒领、截留私分扶贫资金、违反专项使用资金规定等问题。对调查进展缓慢、查办力度不够、处理不到位的扶贫领域案件,由县纪委直查快办或实行挂牌督办。对一些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曝光,真正起到“通报一起、警醒一片”的效果。
第五篇:浅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浅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 李树静
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法律援助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开展的“慈善”法律援助,比如西班牙创设的“穷人律师”轮换制度,发展到二战时期国家主导的法律援助,及至20世纪中期起的社会化法律援助。由于援助理念的差异,援助案件指派制度也各不相同。我国自1994年初才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刑事援助案件运行机制至今仍不够顺畅,其中案件的指派机制存在很多难以理顺的难题,尚需着力解决。本文以刑事案件的指派为例,对此问题展开研究。
一、存在的典型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指派工作公正性与受援人权利保护存在价值冲突
目前,北京市执业律师已经达到2万余人,但受经济发展等条件限制,分布不均衡,导致在法律援助指派工作中,从业律师较多的区县,律师抢案子,从业律师不足的区县,律师推案子。于是,指派机关在指派案件时就要面临案件“指派给谁”的难题。为了公平起见,指派机关往往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首先,置办律师名录,将符合条件的律师择优录入名录;然后,从律师名录中按照顺序指派律师,并根据律师的档期,依次顺延。另外,一些援助指派机构还采取了律师点援制,将符合条件的律师列示在名单上,交给受援人自行选择援助律师。这些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非实质上的公平。我们都知道,律师协会出于律师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价值考量,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做出了原则性要求,然而部分执业经验丰富的老律师虽然报名进入律师名录,但目的仅在于完成律协分配的任务,由于自身业务繁忙,无暇长时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相比较而言,新执业律师虽然愿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一方面增加自身收入,另一方面借助案件的办理提高自身执业能力,但这些律师的执业水平往往不够高。如前所述的“平均分配”方式,并没有顾及到律师的执业能力以及援助精力问题,所以既没能充分保护受援人的权利,也没有照顾受指派律师的感受,如何权衡二者的价值,成为指派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指派案件时无法全面审查利益冲突
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五十条等规定,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不能为利益相互冲突的相对方同时担任律师,同一名律师不能够同时担任同案不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部分办案机关在向法律援助指派机关送达通知书时未能向指派机关全面披露同案犯情况,导致法律援助指派机关偶尔出现将同案犯同时指派给了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情况,当律师会见时经询问发现系同案,但已经为时尚晚,因为律师在着手处理指派案件时,就已经违反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关于利益冲突审查的规定。
办案机关之所以未全面披露同案犯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为了遵守保密规定,比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据相关规定,办案机关不能够泄露该未成年人的信息,所以在向援助指派机关送达通知书过程中,有时只能列示被害人的姓名,比如李某某被盗案,为指派工作中容易出现利益冲突问题埋下隐患;二是受援人自被刑事立案之日起就享有受援权利,但受案件调查进展程度制约,在案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前,偶尔出现同案却被不同办案人员分别办理的情况,由于办案人员需要遵守独立办案、不相互打听案情的纪律,于是就发生了虽由不同侦查小组分别移送指派通知,但实际上存在利益冲突却互不知情的问题,其结果就是指派机关违反利益冲突制度规定。
(三)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难度大、办案效果差
特殊人群主要是指聋哑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等。北京市的部分区县推出了聋哑人翻译专家库制度,遇有聋哑受援人的,指派机关在指派律师的同时帮助选择翻译专家,以便两人合作办案。但由于翻译专家库人数不多,本就忙碌的援助律师还要等待专家,对于时限较短的刑事案件而言,两人配合办案的难度加大。至于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援助案件,因这两类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需要医院和家属的全力配合,但实际工作过程中,医院和家属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难以顺利开展。因此很多律师不愿接手特殊人群的援助案件。
(四)被羁押人亲笔签名授权委托书存在困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至判决生效前止,几乎无法会见亲属,只有等到判决生效,司法机关才允许他们会见亲属。所以客观上其亲属不可能在申请援助时向指派机关提供授权委托书,但在法律援助指派案件时,又明确要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必须提供经申请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才可以指派案件,两者相互冲突,导致援助指派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除了以上四类典型问题外,还存在一些虽不典型,但时有发生的指派工作难题,一是办案机关送达指派通知书过迟,即使援助机关当即指派律师,援助律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办理案件,于是援助律师出于自我保护,只能拒绝接受指派,导致援助案件无法派出。二是对于依申请的刑事援助案件,指派机关只能对申请资料作形式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难以查实受援人是否占用了本不应由其享受的公共援助资源等等。
二、完善对策和建议
(一)以保护受援人权利为核心,充分发挥律师点援制的效用,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指派措施 为了平衡受援人权利与指派工作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律师点援制,受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名要求某位律师提供援助,这一做法符合政府机关权力下放的总趋势,将律师推向社会,让社会选择律师。当前的点援制没能充分发挥效用,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对制度的利用不够科学。律师点援制的前提是受援人对律师有所了解,知晓律师的优缺点。当前的律师点援制只备有律师名单,受援人往往因无法得到律师的确切信息,只能随便“点”,导致点援制流于形式。对此,笔者建议由潜在援助律师自备简介,附在名单之后,但对简介的内容需要做出原则的限制,比如不得夸大宣传等,另外,援助机构还要搭建一个潜在援助律师与受援人见面交谈的平台,应受援人要求,受援人和其意向援助律师可以进行简单交谈。当然,为避免利益冲突,保证律师权益,要求谈话内容不能与案件有关,最终由受援人决定援助律师人选,为避免所“点”律师没时间接案,可以要求受援人“点”出不同顺位的候选律师。通过完善点援制,充分发挥点援制的效用,能够有效保护受援人和潜在援助律师的权益。此外,根据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大趋势,可采取招投标等方式选定优秀律所,中标律所必须高质量完成援助工作,政府验收合格后支付援助补助费用。
(二)政府主导,促进资源整合,做到办案、指派、援助三部门无缝衔接,有效配合
法律援助是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让社会去自动运作,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体现出来,组织相关机构应出台管理办法或工作制度,理顺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协调、有效沟通,保证办案、指派、援助这三个部门间的相关资源有效整合。同时,办案机关首先应当做到内部有效沟通,在不违反独立办案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专人或专门机构确定案件的联系程度,对于同案可能性较大的不同案件,在指派过程中应明确告知指派机构,据此指派机构在指派案件时,尽量避免将这类不同案件派给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于援助律师而言,经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后,要及时与自己所办理的其他案件以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的其他案件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存在利益冲突,及时协调指派机构将案件退回,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指派机制中出现的问题。
(三)培养专业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师队伍,扩大聋哑人专家库与团委合适成年人范围,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体实力
特殊人群更需要法律援助,对于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的指派工作应该更顺畅,更完善。要解决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难度大、办案效果差问题,首先我们在体制上要培养一批专业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师队伍,如广西玉林市的红色律师服务团走进百姓家,援助特殊人群,关爱特殊群体,无锡市的女律师法律服务援助团,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关爱特殊群体、为妇女儿童维权等社会公益事业等;其次要加强与公检法部门及妇联,共青团、未保委、老龄委、残联等社团以及律协等机构的协作,扩大专家库与团委合适成年人范围。在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体实力的同时,指派机关要保证援助律师、聋哑人专家、合适成年人三者之间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沟通,这样才能加大对特殊群体的维权力度。
(四)对于被羁押的受援人,依据受援人的亲属代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取消要求代理人在申请援助时提供受援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监护人和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从学理上来讲,该条规定已经通过法律的方式授权近亲属委托辩护,即近亲属在委托辩护律师一事上享有法定代理权,申请法律援助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被羁押人委托律师,所以援助指派机关无需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但需要受援人近亲属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以证实其确实是受援人的近亲属,当然,在无法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则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经受援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总之,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我们一要尽量满足受援人的权利诉求,二要顺利接办案件办理机关的援助要求,三要特别尊重援助律师的价值追求,要协调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释解来自这三方面的压力,我们的指派机制是否科学合理、运行是否顺畅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