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发布日期：2011-04-08文章来源：互联网

婚约彩礼，一般是指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

目的，在婚约期间与结婚时向对方赠送的财物。我国自古以来就把“订婚”当成结婚的必经程序，而订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礼俗。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地区仍广为流行。现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和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理念，普遍被人们接受，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结婚前有订婚的程序，且婚前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习俗仍然盛行。相应地，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也越来越多。

为此，200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第十条做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规定是法院处理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上述三种情形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由于《解释(二)》规定的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诉讼主体

《解释(二)》中，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对“当事人”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是否包括双方的父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别分析：对于已经缔结婚姻的，在离婚时要求返还彩礼的原被告自然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对于已经给付彩礼但缔结婚姻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要求返还彩礼案件，笔者认为，在此，对“当事人”应该做扩张解释，即当事人也应该包括缔结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给付和接受彩礼的也多为父母，且彩礼也经常是家庭共有财产。很多都是一方父母送彩礼，另一方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通常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因此，为了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笔者认为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可以是为缔结婚姻男女双方的父母。

二、对要求返还彩礼条件之“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认定

对何为“生活困难”？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于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认定应当严格适用，应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生活困难”：

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自然是生活困难，而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地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除了个别老年人婚姻外，一般结婚男女双方当事人结婚时比较年轻，一般不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认为此处生活困难应指造成给付方家庭生活困难，如果给付方本身就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又付出了较重的彩礼，显然生活会极其困难，那么当事人要求返还彩礼的就完全应该支持了。

2、其他生活困难证明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有些家庭虽然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生活却很困难。在要求返还彩礼诉讼中，认定生活困难还应该从以下方面把握：

（1）有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乡或镇政府）、县（区）级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2）造成足以使生活困难的其他事实，如造成辍学、发生重大疾病和意外等等。

此外，若“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给付人存在过错导致离婚，其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彩礼？笔者认为，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虽然请求方存在生活困难，也无须再支持其返还请求。

关于离婚救济与彩礼返还能否同时要求的问题。《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旨在保护弱势群体。而在解释

（二）中，又作出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所送彩礼的规定。那么，生活困难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给予帮助，又可要求返还彩礼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应该根据给付彩礼数额和被救济方的生活困难程度决定返还多少和帮助多少，且在被救济方另行结婚后停止救济。

三、对于返还范围的认定

是不是婚前给付的彩礼都应返还？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应该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第一、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为办婚礼宴请宾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彩礼数额时这部分应当从中剔除。第二、赠与的财物。在婚前，男女双方为表情意，通常会赠与对方定情物等，这属于一方对另一方自愿赠与行为，与有无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第三、为了订立婚约，双方来往走动，一方家长给予的一些小额见面礼，其中消耗的食品、烟酒等低值品，一般不予返还。

另外，在确定返还彩礼数额时，还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双方的过错程度。在返还彩礼时，应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若因一方的过错，如有赌博、吸毒恶习，或有虐待、家庭暴力等行为导致未结婚或者离婚的，有过错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一般不予支持。第二，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虽未登记结婚，但两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给付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返还数额应适当减少。若双方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对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可不予支持，时间不长的给予适当返还。第三，保护妇女权益。在解除婚约过程中，如果女方可能有过怀孕、流产的情况，那么应当适当考虑女方的利益。

四、关于彩礼返还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认定问题

1、责任的分配问题。若将举证责任倒置，将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比如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

2、证据认定问题。给付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给付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即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实际状况及民间婚约习惯，灵活地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引导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篇：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2007-09-21 13:52:29

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一直未加以规范，对解除婚约后彩礼返还问题规定比较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再加上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官道德评价标准的差异，直接导致此类案件处理结果悬殊各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影响着人民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本文就结合司法实践，对婚约彩礼纠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解析。

一、婚约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彩礼，也有的地方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家下下定亲帖的同时，要送聘礼或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但数额一般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彩礼是吉祥物。送彩礼作为中国民间老百姓订婚礼的重要内容，是老百姓民事生活中的大事。在原本的乡土社会里，因彩礼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人们约定成俗：如果男家解除婚约，彩礼不退；如果女家解除婚约，彩礼就要原数退还。大家都恪守习俗。可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打破，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原本没有歧义的习俗，现在各有各的理解。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婚约解除也已司空见惯。一段时间以来，彩礼纠纷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彩礼案件的裁判结果，个案之间差别很大，曾经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一类难题。2004年4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该司法解释第十条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的裁判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该条的实施也带来很多社会的非议，司法解释与民间的通常做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很多当事人内心不服，造成执行难，甚至造成被执行当事人自杀的情况发生，构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彩礼纠纷问题的裁判上如何从“定纷止争”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的难题。

二、婚约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1、不同观点介绍。

第一种意见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但凡送彩礼的一方，无一不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许多家庭负债给付彩礼，为的是最后结婚，而接受彩礼的一方也是在同意将来同对方结婚而接受彩礼。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当将彩礼返还；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所缔结的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就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定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彩礼，违背了善良风俗原则，应属无效。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而自愿缔结的，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相违背，因此这种行为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所以给付彩礼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给付方有权要求对方予以返还。

2、对不同观点的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理由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给付彩礼作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行为，这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相违背。因为我们强调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感情为基础，一贯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如果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完全改变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附加一定的条件，但是婚约本身就没有赋予其法律效力，在附加结婚这一条件，就更加违背法律规定，因此将这种行为视为附条件赠与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将所接受的彩礼作为不当得利，显然是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一般要求取得不当利益不是基于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给付彩礼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是否仍然需要返还呢？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婚约彩礼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将这种社会现象视为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毫无意义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无效，那么就当然自始至终都无效。也就是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是否结婚，给付彩礼的行为都无效，这显然说不通。

3、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给付彩礼是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首先，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当风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种习惯愈演愈烈，相互攀比，给付彩礼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给付和收受彩礼的行为都是在这种风俗习惯下所实施的，包括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数额等内容，都是在这种习惯的支配下，一般还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其次，给付彩礼与婚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婚约，即使发生财产给付关系，也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男女双方订立了婚约，按照习俗一般都会发生彩礼的给付。也就是说，撇开婚约单纯的讲彩礼问题，就属于本末倒置。第三，这种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其法律效力同样应当依附于婚约的效力。彩礼给付后，在婚约存续期间，当然不发生返还问题；一旦婚约解除，此财产流转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接受彩礼的一方就应当返还其所接受的彩礼；如果双方已经结婚，婚约的法律效力就一直延续到双方的婚姻缔结，一旦双方结婚，婚约的效力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就不存在彩礼的返还问题。第四，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婚约均没有做出规定，实际上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既不提倡和肯定，也不反对和禁止，任其按照风俗习惯发生、解除和消灭。而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所作出的一条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又难以全面、有效的解决婚约彩礼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婚约制度，从而对婚约进行法律规范，以克服道德约束力不足的问题。第五，将此类纠纷定性为婚约彩礼纠纷，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其原则精神与本文所称的婚约彩礼相一致。

三、彩礼的范围界定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哪些应当作为彩礼？哪些不应当作为彩礼？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加以规定，理论界也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笔者认为，彩礼仅指基于婚约、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其构成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也就是说，男女双方（或各自的父母）在结婚之前，为保证缔结婚姻而先达成的协议，俗称定婚。婚约的订立法律虽然没有加以规范，各地的风俗不同，但一般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让大家知晓，比如举行定婚仪式、宴请宾客等。定婚后，男方就要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彩礼。如果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相互给付财物，则完全基于双方自愿，并不属于彩礼，应当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还有同性恋者之间财物给付行为、买卖婚姻的行为、隐瞒已经与他人结婚的事实，又与人定婚而发生的财物给付行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财物给付行为，只要不是基于婚约，都不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范围。

2、需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中或者订立婚约之后，给付财物的行为要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关于给付金钱的数额以及其他物品，一般都需要由中间人（俗称媒人）从中按习惯商定，有时还要通过中间人交付。这种情况下，给付财物既不是给付人主动赠与，又不是接受人的索取。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清楚该财物就是为订立婚约而给付的彩礼。如果当地并没有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之间发生财物给付行为也就不是彩礼。如果彩礼的数额明显超出当地风俗习惯，而且明显超出给付方的支付能力，就应当认定为借婚姻索要财物行为，其实质就不再属于彩礼性质。

3、所给付财物的价值按照当地生活水平属于数额较大。双方订立婚约后，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需要给付另一方一定数量的财物，其数额或价值就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该标准虽然没有固定的规范，但是，最起码要符合彩礼所具有的担保性质，要符合同时期同一地区大致相近的数额。在豫东平原的农村地区，一般就要数千元。如果给付500元以下的金钱或价值不超过500元的财物礼品，只能视为礼尚往来的正常花费，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给付的是烟、酒、食品、衣物等易损耗的日常用品以及价值较小的用作纪念的物品，包括请客招待费用，都不能认定为彩礼。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能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才涉及是否返还问题。

四、彩礼返还的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彩礼纠纷的情况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仅凭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很难适应全部所有案件，一概而论，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婚约彩礼纠纷主要表现在彩礼的返还问题上，哪些情形应予返还？哪些情形可以减少返还？哪些情形不应返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彩礼返还进行限制的原则

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性规定，除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同时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彩礼是依附于婚约而发生的，婚约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加以规范，都是依据当地风俗习惯所进行。婚约的成立、存续期间的来往以及解除等事项都是按照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当然撇不开风俗习惯在其中的作用。当婚约解除，涉及到彩礼返还问题时，也就应当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在解决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机械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处理，就会导致当事人的抵触，特别是涉及到接受方有过错而导致婚约解除或者是双方已经同居生活的，甚至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的，如果判决接受方全部返还，就与风俗习惯相冲突。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彩礼纠纷案件时，就彩礼的认定、彩礼的范围、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彩礼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应当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保证人民法院的判决符合民意，更便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同时还可以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保持一致。

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该项原则是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适用的一项原则，它体现在是否准予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及损害赔偿等方面。婚约彩礼纠纷与离婚纠纷在依附于人身关系方面基本相同，只不过，婚姻纠纷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夫妻家庭关系，而婚约彩礼纠纷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阶段。因此，在处理婚约彩礼纠纷时延续适用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当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需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该原则是民法上的帝王规则，是法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与诚信原则一样，与道德规范联系非常紧密。婚约彩礼纠纷在很大层面上，所能体现的就是道德问题。关于婚约的履行完全依靠道德作为准则来约束，双方发生纠纷，所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解决此类纠纷的过程中，应当用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来判断是否公平，这样才能体现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符合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以上三个原则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加以运用，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对每一项原则，都不能滥用。比如涉及风俗习惯的认定、当事人过错的认定等，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二）不予返还的情形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实践，具体总结以下几种不应当予以返还的情形：

1、已经登记结婚并同居生活的。这种情形下一般不予返还，无论是理论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司法实践上还是风俗习惯上，认识是一致的，本文不再赘述。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时间较长的，一般应当以两年以上。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对该种情况确定不予返还，主要理由：首先，在当地广大农村地区，一贯将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视为男女结婚的标志。双方一旦结婚，就成为了一家人，婚约就自然的过渡到婚姻阶段，订立婚约的目的包括给付彩礼的目的都已经实现。接受彩礼的女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由一个大姑娘变为了媳妇，其道德评价就会降低。根据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就不再返还；其次，两年的限制主要是基于诉权的时限原则。男女双方缔结婚姻，都是希望长期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不办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双方订立婚约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彩礼还是需要返还的。同居生活的时间限制，主要还是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来确定。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同居生活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双方的“婚姻”生活因生育子女，而更加牢固，因生育子女而更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家庭。如果双方解除这种所谓的“婚姻”关系，将会给女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确定这种情况下彩礼不再返还。

4、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接受的彩礼已经在共同生活中花费掉，其权利的客体已经不存在，属于返还不能；另一方面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事实上已经与“夫妻”共同财产相混同，也不应当返还。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5、在婚约存续期间，婚约当事人死亡的。因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就以未婚夫妻的名义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在为将来缔结婚姻做着准备，其中一方因病或其他意外事故死亡，也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痛苦。这种情况下婚约的解除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在将彩礼予以返还，就有点不近人情，与风俗习惯相违背。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中国台湾等法律，这种情况都不发生返还问题。这里需要注明的是，在死亡前已经起诉的应予除外。

（三）减少返还数额的情形

1、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我们当地风俗习惯，婚约的解除如果是给付彩礼的男方提出的，彩礼就不予返还或者减少返还额。因为婚约具有人身依附性以及不得强制履行的特征，加上感情不能用财产来衡量，两方面相结合，就使用了“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这样的表述，而没有使用“过错方”的用语。其次，其他很多国家都规定了任意解除婚约，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财产方面的责任，比如美国法、日本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等。因为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所以就用彩礼的返还来代替财产方面的责任；第三、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时，规定了一个比例，该比例既照顾到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又对自由裁量权作了合理的限制。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根据给付彩礼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经济状况对比等因素，在10％至50％之间自由裁量。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女方怀孕、流产或遭受家庭暴力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六、贵重物品的返还原则

贵重物品作为彩礼，涉及到返还时，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以返还原物为原则。因不可抗力导致物品损坏、灭失或因自然损耗、物价降低等因素导致物品价值减少的，接受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方在婚约未解除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物品出卖或因为接受方的过错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接受方按物品出卖、损坏、灭失时的实际价值予以赔偿。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篇：当前劳动争议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劳动争议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呈现案件数量持续攀升、法律关系日益复杂、新类型争议和新问题不断出现、群体性案件大量出现、矛盾对抗性强，社会敏感度高、法律适用难度较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为解决当前此类案件立案、审理中有关法律适用及裁判尺度问题，我院在充分进行调研，分析大量典型案件的基础之上，就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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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受理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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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从何时起算，申请仲裁期间的中止、中断有哪些合理的情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由此可见，仲裁时效应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但“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如何理解？特别是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下，实践中容易产生不同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中断的情形，对此是应当从严掌握，还是应当从宽掌握；如果当事人中止、中断的情形说法不一，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需要进一步明确。



我院意见：根据立法目的，应做出有利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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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当事人就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生育保险费问题单独起诉，或者诉讼请求中涉及这些问题，法院应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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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亟待统一思想。



我院意见：此类纠纷应按照相关行政法规，除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以外，均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应告知当事人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



（三）关于请求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案件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

我院意见，应区别对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中，因公有住房的转让、住房公积金给付等问题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住房补贴是工资构成的一部分，故住房补贴的给付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



（四）关于工伤认定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



我院意见：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就职工是否构成工伤直接做出认定和判决，而应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通过法定程序来予以认定，如果职工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如果仍然未做出职工构成工伤的认定，则法院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特殊情况下，即职工是由于超过了一年的工伤认定申请期限而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的，法院应当查明原因，如果职工确有正当理由的，则可以就职工是否构成工伤直接做出认定并做出实体判决。





（五）关于职工工龄认定、办理提前离岗、退休及享受待遇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



我院意见：除了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以外，均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应告知当事人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





（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因返还单位或个人财物的争议，是否作为劳动争议案件？



我院意见：区别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占有对方财物的行为与劳动权利义务的关联性，有关联性的，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没有关联性或属于非法占用或临时占有，因此发生争议的，作为普通民事纠纷案件受理。



二．司法审判程序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衔接问题





（一）正确把握起诉与原仲裁裁决效力的关系

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因当事人一方起诉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恢复效力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后恢复效力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



在审判实务中，常见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经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照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即判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该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处理方法与法律、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矛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





（二）当事人对劳动仲裁裁决的部分事项不服而向法院起诉，其仲裁裁决效力的确定问题。



根据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如果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依法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劳动仲裁裁决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只可对当事人就劳动仲裁裁决部分事项不服而提出的请求进行审理，而不能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不应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的规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在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处理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仲裁裁决事项作出维持仲裁裁决的内容，据此，当事人对没有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仲裁裁决的事项，将失去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如果人民法院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全部内容逐一审理，虽解决了当事人未提起诉讼部分劳动仲裁事项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但又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因此，出现了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的冲突和衔接的问题。



我院意见：应当坚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对原仲裁裁决的内容进行全面审理。



（三）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增加了超出仲裁请求事项的案件如何受理问题。



对于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中增加了仲裁请求，实践中是否受理此案件存在不同看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是对于“不可分性”与“独立性”的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明确。



我院意见：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对于超出原仲裁请求的事项，法院径行裁判，必然使得当事人失去一次法定的权利救济程序，所以有必要从严掌握，一般不予受理，应先行仲裁。





（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如何区分情况受理的问题。

我院意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其理由是该争议不属其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经审查确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案围的，法院应予受理并作出实体处理；经审查确不属其受案范围，也不属于民事纠纷的，受理后应裁定驳回起诉；经审查确不属其受案范围，而系一般民事纠纷的，应按民事案件审理。

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第一种情况下，对原告撤诉后是否能够再次向直接法院起诉，有不同认识。





（五）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的意见前后不一，实践中应当如何掌握。



我院意见：由于一方起诉后，另一方是否起诉并不确定，在劳动仲裁机构裁决书同日送达的前提下，二者之间理论上有可能存在15天的时间差，如果算上法院审查立案的时间可能更长，为不延误案件正常流转，当前做法仍是各自立案，合并审理，查明事实后做出同一法律文书。



三．劳动争议案件中涉及工伤保险赔偿的裁判理念及处理方法





（一）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民事案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的问题

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及其反映的价值取向，对凡含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保险赔偿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体现了国家立法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存在劳动因素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的规定及价值理念，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这类案件又具有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处理。虽然，工伤赔偿制度因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不进行过错相抵，可使一些工人或雇员从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等等。而那些在法律特征上表现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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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工伤赔偿问题的通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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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在我国，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关机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单纯的工伤认定，不属于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但是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工伤赔偿问题时，经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无论当事人对是否构成工伤问题有无争议，人民法院均不能或不宜直接作出工伤认定或工伤赔偿的判决。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但要求按工伤纠纷处理的案件，审判实践中通常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中止对案件的审理，以等待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结论；二是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





（三）关于劳动者工伤保险赔偿是否可以获得双倍赔偿的争议



对于这个问题，各地法院做法极不统一，判决结果可谓五花八门，也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院倾向性意见：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人身遭受损害，如存在本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的，劳动者可以工伤为由申请劳动仲裁，也可以侵权为由直接起诉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用人单位在按工伤对劳动者进行赔偿后，可以就自己所支出的费用向侵权人进行追偿。以上两种诉讼形式受害人选择一种起诉后；又选择另外一种诉讼形式起诉的，在确认后一诉讼的赔偿额时，应减去前一诉讼的判决中已经确认的受害人所应获得的赔偿，只支持后一诉讼与前一诉讼的赔偿额不足差额部分。同一损害后果，不能获得双重赔偿。后一诉讼的提起，还应受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

四．对市法院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



（一）由市法院牵头加强法院与劳动仲裁机构、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妥善、正确、及时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的社会联动机制。劳动争议的处理涉及仲裁与诉讼两方面，当前，因不少劳动争议有很强的时势与政策背景，其处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府相关部门，妥善处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纠纷、正确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及时疏导与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加强法院与劳动仲裁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健全统一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群策群力、行之有效的纠纷调处机制，这其中特别是要加强法院同劳动仲裁机构的沟通、协调，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执行。





（二）建议市法院加强对劳动争议专业审判人员的培养。目前，各级法院均不同程度存在着劳动争议审判专业化不够、审判人员不足、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问题。今后，一定要把加强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队伍建设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抓好、落实好。





（三）建议市法院加强对劳动争议案件调研指导工作。在坚持业务指导功能的同时，做好上下级法院的沟通协调，加强对复杂、疑难案件与问题的研究解决。对各类疑难问题要进一步加强调研，并借鉴其它省市的先进经验，早日制定指导性规范下发全市，保障全市法院系统执法统一，并促进全市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执法统一。





（四）建议市法院做好整理、总结、推广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指导全市法院系统更好通过发挥调解职能，积极引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理顺法律关系和利害关系，妥善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

第四篇：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摘要：婚约即婚姻预约，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也叫订婚。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对婚约作出明确规定，使我国的司法解释留下了诸多困难。而且，婚约解除后引发的彩礼纠纷常有发生，如果不正确、合理的处理，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司法的正义。所以正确处理彩礼纠纷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婚约、彩礼、彩礼纠纷的处理等

一、文献综述：

（一）现代社会彩礼纠纷问题研究概说；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现在的男女在订婚时所赠财物的价金越来越高；同时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异性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大，又使得退婚和悔婚的事情常有发生，由此带来了因解除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赠与物返还纠纷的增加，据统计，该类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婚姻法》未规定婚约制度，现实生活中的婚约对男女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立法缺失导致现实中的婚约纠纷“无法可依”，实践中法官多依民法基本原则或相关司法政策予以裁决。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约解除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的情况。(此处所谓赠与物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条件实施的赠与，在我国边缘山区和农村称作“彩礼”，既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订婚戒指或其他婚前礼物。)我国司法解释中只是对彩礼纠纷处理作出简要规定，难为渐趋增多的婚约纠纷提供正当立法支持，而且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规定与我国民法理论严重不符，存在引发其他事端的隐患。为能及时纠偏指正，对婚约制度开展纵向的流变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应否规范婚约，如何规范婚约寻求可能的历史支撑和域外法借鉴，在当前形势下变得甚为必要和重要。

（二）法学界的相关意见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综上所述，法学界的相关意见可归纳成三点：①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③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

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二、怎么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彩礼的性质做一个定向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彩礼，婚约解除后，其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作出以下定义：

(一)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笔者认为，对这种不当得利取得的财物应该全部返还。

（二）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三)法律对彩礼纠纷的简要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1、未办理结婚登记。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

2、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其中一方所收受的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因为婚姻一经登记，就视为事实婚姻关系。但作为例外，即（1）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未共同生活；（2）当初因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解释精神，笔者认为，生活困难可认为一方或双方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要求返还彩礼的一方生活困难的，可要求全部返还彩礼。在双方都生活困难时,就可按实际情况，不返还或适当返还一点。

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令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适当予以返还。

三、结论

纵观上述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认识以及处理方法，笔者对此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我国现在社会的相关法律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既不禁止，也不提倡这种现象，最后导致我国司法困难，影响社会发展、和谐；

（二）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正确处理是填补相应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法，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防止道德危害的发生的必要性；

（三）应该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中的财物作出定向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正确的处理办法

参考文献：

参见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第五篇：浅谈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在审判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浅谈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在审判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及建

议

工伤事故的频发，严重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工伤损害赔偿争议也让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很多劳动者因工伤成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处境激发起民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让社会对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农民工、临时工等工伤认定问题，一直是工伤争议中的重点和难点，加之定性的不确定和程序的复杂冗长，使发生工伤事故的农民工在工伤赔偿道路上步履维艰。正确处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判实践，对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认定和赔偿中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程序复杂冗长。工伤赔偿制度因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不进行过错相抵，可使一些农民工、临时工从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临时工却承受不起时间和金钱的消耗。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须先行确认劳动关系，平均每起纠纷在此阶段花费4个月时间，职业病人确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甚至更长；确认劳动关系后，农民工、临时工才能启动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认定程序，在这个环节又会耗费很长时间。而农民工、临时工、雇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寥寥无几。这意味着，若用人单位不主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临时工就要再经历“一裁二审”来追讨赔偿。如此一来，平均每个工伤案件，自工伤发生到获得生效的法律文书，需要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未订立劳动合

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意义。他们无奈只能选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请求。有的虽选择了人身损害赔偿请求获得了法院判决，但内心的不平往往会让其对案件再次上诉、缠访。如原告李某2004年7月在煤矿务工时头部受伤，住院治疗46天后双方协商达成了工伤赔偿协议，原告得到了30000元赔偿款。事后原告对该协议反悔，于2006年2月向达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因超过申请期限，该局不予受理。之后原告又以人身损害赔偿起诉来院，法院因其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已明确知道受伤符合评残条件，且委托律师参与协商，起诉已过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但原告依然不服，一直申诉缠访。

（二）劳动者对诉讼的期望值过高。由于工伤赔偿款对遭受工伤的劳动者日后生活影响很大，赔偿项目又名目繁多、复杂交错，而且工伤事故赔偿实行“无过错补偿”原则，所以劳动者对诉讼的期望值很高。然而，在实际审理过程中，因受害者不同的残疾等次，工伤保险待遇的赔付标准不一，其起诉时往往按较高标准起诉，在审理中却缺少相关的证据证明导致其诉讼主张无法得到支持，当实际判决与诉讼请求相差较大时，劳动者往往无法正确理解，上访、投诉、无理缠讼乃至采取过激行为等事件时有发生。如原告彭某与被告某煤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原告在该公司务工3个月就受伤，其认为伤前月工资收入5609.23元，高于2008年达州市职工平均月工资1708.67元的3倍，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按照2008年达州市职工平均月工资1708.67元的3倍即5125元，支付所有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77472.17元。原、被告对计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工资发生争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

月缴费工资。原告彭官权伤前在公司务工只有3个月不足l2个月，双方对伤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怎样计算发生分歧，法院认为其提供的花码单不能证明其伤前12个月的平均月缴费工资为5609.23元，其主张按照2008月工资1708.67元的3倍计算缺少证据证明，对其请求未予支持。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原告各项费用95413.23元，离原告的预期值差距较大，增大了判后释疑难度。

（三）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与雇员受害赔偿案件、承揽关系案件及劳动关系案件混同。当事人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够，同时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对雇员受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相对前者较高，对属于加工承揽关系、工伤保险待遇等法律关系都以雇员受害赔偿提起诉讼，错过了工伤认定及仲裁时限，增加了这类案件的数量。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大部分的工伤损害案件都是农民工，他们的用工方式简单、松散，无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有的私营企业根本不知道农民工姓名，认为自己不存在与农民工有劳动关系，而是承包、雇佣之类的关系。有的用人单位对农民工也无工资表，称他们为外用工，让介绍人代领，或干脆无任何形式工资的签收。不为劳动者交社会保险，更谈不上缴纳工伤保险。在审理中，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事实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成为双方当事人争论的焦点，承办人在定性上对处理结果和法律适用具有决定性影响。

（四）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标准争议较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如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按月支付伤残津贴，劳动者及亲属往往无异议，但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数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未参加工伤保险，此时劳动者作为原告往往请求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由单位一次性

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对伤残津贴及达到退休年龄后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如何计算，实践中存在着分歧。如原告王某等与被告某煤炭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原告在井下作业时受伤致残，虽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但事实劳动关系成立，该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王某的受伤经认定为工伤，并鉴定为四级伤残，依照规定，被告公司本应为原告王某保留劳动关系，由被告按规定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而原告坚持要求终止劳动关系，且被告公司未按规定给原告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的实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的规定，法院判决原告王某与被告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由被告一次性给予赔偿。由于被告公司没有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不能按月领取护理依赖费及伤残津贴，法院参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计算护理依赖费及残疾赔偿金，假肢安装的次数及方法也参照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五）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诉讼成本低，用工单位提起诉讼增多。用人单位为了拖延时间，往往采取交纳10元的诉讼费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周期延迟履行赔偿义务。此举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增加了法院工作量。在庭审中，用人单位也毫不隐瞒其诉讼目的，大大增大了法院做调解工作的难度。

二、对策及建议

(一)严格实行并不断完善工伤保险制度

实行工伤保险有利于保护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以及医疗期间的生活、伤残抚恤和遗属抚恤，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安全生产，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企业妥善处理事故和恢复正常生产，减

轻负担，维护社会安定。

1.企业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切实改善劳动条件，做好防病防伤、安全教育、医疗康复等工作，积极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防止或减少伤亡事故，保护职工的健康和安全，减少经济损失。

2.相关部门要加强劳动用工监督，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尤其要加强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劳动用工方面的监督力度，重点加强生产建筑、安装制作行业领域的监督力度，促使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工伤保险的缴纳。这样，可尽量在源头上进行控制、防止纠纷发生。

3.增强劳动者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作为劳动者，在工伤事故中，一般处于弱势。根据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审判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是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劳动者举证，处理起来难度较大。而且按照现行做法，用人单位要求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应当予以支持，劳动者可以获得一定经济补偿，而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一般不给予补偿。这样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充分的。因此，劳动者要增强安全意识、规范操作，减少工伤的发生，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尽可能签定书面劳动合同。

（二）加大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调解力度，扩大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认真贯彻执行以“大调解”为重点的社会矛盾分流化解体系，做好大调解的宣传工作，从思想上确保大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人民法院在受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时严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立案的应由专门的审判庭或者审判法官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并对这类案件做到优先立案、快审快结。二是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整合社会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在诉讼中，加强对劳动者和用工

单位的法律宣传，了解当事人的思想状况，法官应当注重调解方式的运用，多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尽量促成当事人和解，这样有利于案件的顺利执行，确保了劳动者尽快拿到赔偿款。必要时采取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强制措施。

（三）完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处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现行法律、法规很多，但对许多细节问题并没有规定，造成实践中操作不一致。

1.一般的个人雇工造成的工伤事故在评残标准上没有具体的法规，有的按照工伤案件标准评残，有的则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评残，因后者评残的标准较低，导致赔偿金额差距加大，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申诉缠访严重。同样是工伤事故，有的适用劳动保险赔偿，有的适用民法通则赔偿。建议对因个人之间的雇工合同造成的工伤同样适用劳动保险赔偿。

2.制定工伤案件中假肢费用的支付标准。工伤案件中假肢更换费是一次支付还是分次支付，每次更换的标准及金额应统一尺度，因这对企业和劳动者均影响重大。法院处理这类问题时，明确划分标准，严格把握一次性支付的范围。不论企业性质如何，只要为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可以分次支付；如果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则视企业性质而定：如若企业属于国营、集体性质，分次支付对劳动者也不是没有保障，也不至于给企业加上沉重的负担；如若企业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集体性质，从充分保护劳动者利益出发，判令企业一次性支付假肢更换费。

3.立法上更新。《工伤保险条例》并未赋予法院工伤认定权，工伤认定属于行政权力，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的合法性又有审查权，这样就产生了工伤认定进入行政复议后，又可能进入行政诉讼的一、二审，大大增加了工伤案件的处理周期。如果劳动者或者近亲属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期限，导致

劳动部门对工伤认定不予受理，申请仲裁也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以工伤保险待遇直接起诉的，法院在审理查明是工伤的事实情况下，可以直接认定为工伤。这样可避免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是工伤的情况下，法院却因为没有工伤认定结论而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尴尬局面。

（四）提高诉讼收费标准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虽然是因人身关系引发的赔偿，是劳动争议纠纷的一种，但是它涉及到财产权利的处分，案件受理费应按财产案件标准收取。用人单位为了拖延时间，在该类案件只负担10元的诉讼费的低成本下，往往恶意诉讼，也不愿私下协商解决，这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建议对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比照财产案件收取诉讼费，对劳动者一时交不起诉讼费的，可以实行司法救助，对诉讼费予以缓交、减交或免交，防止用工单位的恶意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