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

第一篇：试论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

试论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

——谈我国婚姻自由原则的多角度完善

摘 要：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对婚约做出明确的定性，正是由于立法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难。然而，由于婚姻解除而引发的财物纠纷时有发生。如果这些纠纷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必将引发更多的矛盾，这不仅无法保障法律所强调的婚姻自由原则，甚至还可能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我们应当在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在婚姻法中对婚约做出明确的规定，以指导婚姻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建立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婚约

赠与

不当得利 婚姻自由

婚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自西周王朝创立“六礼”的婚娶制度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然至今日，民间的婚约依然大量普遍的存在，而我国婚姻法却对此未做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但是，婚约解除后大量财产纠纷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利，在实务中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因此，将婚约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首先是依法治国和严格保障当事人婚姻自由的要求。

一、婚约概述

婚约（Marriage contract），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1]婚约的成立即订婚。婚约制度渊源于古代社会的买卖婚姻，当男方向女方支付了一定的金钱或实物以后，女方便负有在一定期间内与男方结婚的义务，婚约问题由此而生。

婚约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早期型婚约与晚期型婚约两个发展阶段。[2]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型婚约中，订婚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婚约被赋予强大的法律效力，无故毁约将受到法律制裁。在我国古代礼制中，“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与婚约有关。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倘自由民娶妻而未订立契约，则此妇非其妻”的规定。

晚期型婚约指近、现代社会的婚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渗透到婚姻家庭领域，婚约的订立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而成为一种习惯程序，婚约的效力也大大减弱，毁约也不再承担法律责任。如《墨西哥民法典》第142条规定，“不能对婚约中不遵守约定的行为规定任何处罚措施。”[3]

二、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约的态度及评析

（一）从我国现代婚姻法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立法对婚约采取了以下的态度:

1．法律对婚约“既不禁止，也不提倡”，婚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男女双方在结婚前是否订婚，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决定。男女双方没有婚约，可以依法直接结婚。男女双方订有婚约，也无必须结婚的义务，任何一方可以随时向对方提出解除婚约。

2．婚约订立者应达到一定的年龄。[4]虽然订婚并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订立婚约之目的是为了将来结婚，所以婚约的订立者必须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能够认识到婚约的法律意义，并自愿做出是否订立婚约的决定。

（二）对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婚约态度的评析

1．对于这种民间常见的婚约，我国法律则采取了一种“既不禁止，也不加以保护”的回避态度，将使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出现空白。实事求是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法律时始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进行婚姻家庭立法，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正确反映在法律规范之中，这是立法导向的现实性定位。”[5]婚约反映了我国婚姻传统中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历史延续性。作为一个立法者，不能对婚约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否则，现实与法律的脱节必将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2．立法上的空白必将导致审判活动中认识上的偏差及适用法律的随意性。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婚约现象仍然客观存在，婚约的订立必将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难免会产生一些纠纷。就婚约而言，在婚约的订立过程中，男女双方往往会有一些财物的交往。一旦婚约解除，由此引起的财物纠纷便随之产生。由于现行婚姻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一旦这些纠纷被诉至司法程序，法院审理这些纠纷案件便会处于非常困惑的境地。法官只好根据自己的认识牵强附会地适用相似的法律，所以，同样的案件，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往往会做出不同裁判。这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更有损法律的威严。

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6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二）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7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四、如何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婚约期间所给付的财物作一个定性的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财物，其存在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一旦婚约得以解除，其处理方式便有所不同。笔者就此分述如下。

（一）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8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 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1．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9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

2．婚约解除后，因借婚姻而索取的财物应当全额返还。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使得利人返还其不当得利为目的，以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价值。这里的不当得利包括原物和孳息。需要指出的是，得利人的返还义务因善意和恶意而有所不同。善意得利人的返还义务限于现存利益，如果利益不存在，免除返还义务。而恶意得利人应将所得利益及孳息一并返还，利益不存在并不能成为其免除返还义务的理由。如果得利人怠于收取孳息，还应当赔偿受损人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返还所受利益后仍不足以补偿受损人的损失，得利人应当赔偿不足部分。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可能有家电、首饰、汽车、房子等，这些财物当中有的会因使用而折旧，有的会有遗失的可能，有的财物还有产生孳息的可能。索取人在索取财物时的主观恶意是不容置疑的，婚姻解除后明知其无合法占有的依据仍然占有，其主观恶意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其返还义务应是全额返还。如果因此给被索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如果给付的财物产生了孳息，在返还财物的同时还应当返还孳息。

（二）对彩礼返还问题的探析

彩礼，有的地方也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习俗。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下聘礼或彩礼。彩礼给付的多少，依据当地的习惯和当事人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但是一般说来数额不在少数。对于彩礼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赠与，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不当得利，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附条件的赠与。笔者认为，彩礼在给付时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一旦婚约解除，接受彩礼一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彩礼。

1．彩礼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加条件。只要所附加的条件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有效的。之所以把彩礼认定为附条件赠与，理由如下。

（1）婚约期间赠与的彩礼不同与一般的礼节性的赠与。二者在赠与的对象、时间、方式、目的、数额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由男方或其父母给付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彩礼。根据习惯，彩礼的给付通常是在订立婚约之时或之后，有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给付彩礼一方与接受彩礼一方为了缔结婚姻的意思不言而喻。若不是为了缔结婚姻，男方是不会赠与如此数额较大的彩礼的。即使双方有一般赠与的行为，也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互相关心，数额一般不会很少，也就是说，赠与彩礼是附加了一定条件的，以将来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彩礼所附加的条件。所以，一旦发生婚约解除的情形，发生财物纠纷，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单纯的赠与行为处理。

（2）将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符合民法的规定，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否为条件决定其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10当事人自愿赠与彩礼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当事人赠与彩礼时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是合法的。这里附条件的成就与否与当事人履行义加的条件是婚姻的缔结，条件的成就与否直接决定赠与行为的生效或失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附条件的赠与不同于附义务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所附的义务对赠与合同的生效并无影响。附条件赠与中所附的条件并不具有法律义务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事实，务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当事人的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否则便构成违约。在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彩礼行为中，如果把结婚看作是一种义务，接受彩礼的一方若不结婚便构成违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所以，在以缔结婚姻为条件的赠与彩礼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结婚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没有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接受彩礼并不意味着将来必须与赠与方结婚，这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给付了彩礼为由强迫对方与之结婚，双方的婚姻不受彩礼和婚约的影响。所以赠与彩礼的行为所附的缔结婚姻的要求是一种条件而非义务。

2．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如前所述，由于赠与彩礼的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因此，赠与是否成立取决于约定的条件是否成就。如果结婚这一条件不能实现时，赠与彩礼的行为是不发生效力的，财产的所有劝仍属于赠与方所有。如果对方仍继续占有赠与的彩礼，则属于无合法原因的占有，即属于不当得利。赠与人这时虽然不能要求受赠与人必须与之结婚，但赠与人有权以不当得利要求受赠人返还财产。如《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不履行结婚时，婚约当事人双方得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之物或为婚约的表记而给与之物。”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赠与的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旦条件不成就，即当事人双方没有结婚，赠与方有权以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彩礼。至于在婚约解除后，彩礼的返还范围，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相似，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三）其他财物纠纷的处理

1．因订婚而消耗财物的处理

前面已经提到过，男女双方在订婚时往往会举行仪式，操办宴席，这也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便会因此支付一大笔费用甚至负担债务。一旦婚约解除，能否要求对方给予赔偿，这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将会激化双方的矛盾，破坏和谐的社会关系。就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关于把婚约视为一种契约的做法，当婚约解除后，要求有过错的一方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我国的合同法中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已经从另外一个方面默示了婚约的契约性质。

2．婚约期间共同财产的处理

婚约期间，如果男女双方已经同居，便会由于财物的合并、资金的共用以及共同投资等产生共同财产。虽然，这时候男女双方已经同居，但因此形成的共同财产并不应当被视为共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时的男女双方不具有夫妻身份关系，不具备法定的共同共有的前提条件。所以，男女双方这时的财产所有权仍然归各自所有，具有独立性。一旦婚约解除，男女双方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有约定的，就按约定处理。即使没有约定的或约定不明确，仍然应属于按份共有，依据比例进行分割。

（四）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值得探讨的是，婚约解除以后，女方对男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是否

应当得到支持。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因为，婚约成立以后，男女双方通过彼此的了解，认为对方不适合做自己的终生伴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解除婚约也是符 合婚姻法上自由原则的行为。婚约期间，男女双方同居的现象不在少数。从婚姻自由的原则的角度来看，同居现象并不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另类，这种存在是合理的。即使女方因为同居怀孕而流产，男女双方也都有责任，女方不应当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男方，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因此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有失公平。如果说要男方赔偿“青春损失”，更是说不过去的，双方都为谈情说爱消耗了青春和时间。

虽然我国婚姻法没有对婚约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少见。为了更好地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化解种种因婚约解除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我们应当早日将婚约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

恩格斯提出：“男女互相爱慕是缔结婚姻的唯一动机，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同时又指出了“普遍实现这种爱情婚姻所需的社会条件是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私有制，男女两性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家庭职能全部社会化，从而将一切顾虑消除以后，婚姻自由才能充分、全地实现。”11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都是贯彻婚姻自由的严重障碍。要解决这些间题，除了要不断加强法制教育，帮助广大群众划清婚姻间题上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还要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清除各种腐朽的思想观念。随着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加强，婚姻自由原则必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1.杨大为：《婚姻家庭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宋豫，陈苇主编：《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重庆出版社。

3.邱玉梅：《婚姻问题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五期，总第79期。

4.李丽主编：《婚姻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9.5.曹诗权：《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四期。

6.许莉：《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王金玲：《婚姻法案例知识读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8.孙勇：《浅析解除婚约后财物纠纷的处理》，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27卷第4期。

9.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注释：

[1]参见：杨大为《婚姻家庭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参见：宋豫，陈苇主编：《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重庆出版社，2002，6.[3] 参见：邱玉梅：《婚姻问题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五期，总第79期。

[4] 参见：李丽主编：《婚姻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9.[5] 参见：曹诗权：《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四期。

[6] 参见：许莉：《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 参见：王金玲：《婚姻法案例知识读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8] 参见：孙勇：《浅析解除婚约后财物纠纷的处理》，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27卷第4期。

[9] 参见：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585页。

[10] 参见：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209页。

[11]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杨平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赖小虎）

来源：中国法院网

第二篇：婚约解除后财物应如何处理

婚约解除后财物应如何处理

[案情]

2004年农历正月经人介绍原告郭涛与被告刘玉红相识。原告经媒人祝秀兰之手两次转给被告方彩礼现金共8000元。后因双方无共同语言，婚约解除。原告向被告索要彩礼未果，双方形成纠纷。

夏邑县人民院认为：婚约是依据当地的传统习俗形成的，属当事人自愿订立，不受法律的保护，依婚约产生彩礼的性质是一种的附条件的赠与，是双方以送现金和财物的形式，增强婚约的稳定，以达到结婚的目的。原告郭涛送给被告刘玉红家现金8000元。有证人证言为证，事实清楚，应予确认。原、被告双方应以感情为基础步入婚姻，不应以取得财产为目的，原告提出退婚，属于自动解除婚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关于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其所收原告的现金应退还给原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刘玉红退还原告郭涛现金8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评析]

财物纠纷问题是婚约解除后婚约双方因彩礼、有关费用等财物发生的经常性问题，所述财物纠纷主要包含赠与物返还纠纷和有关费用的分担补偿问题。关于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问题

主要是通常情况下的彩礼等赠与物返还问题，对其他问题(如买卖婚姻中的赠与物处理问题、因举办订婚仪式所发生费用补偿问题等)有关法律解释或民事政策规定的较为明确，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什么争议。关于通常情况下的赠与物返还纠纷，笔者以为首先应确立两个原则，一是只有价值较大或有一定特殊意义(如相片、信件等)的财物才可请求返还，对价值较小、比较零散的财物不得要求返还。二是对一般的财物赠与视为附解除条件赠与，经一方请求返还，对方应予返还。对彩礼等婚约赠与物，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视为无偿赠与，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不得要求返还，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

婚约现象中的赠送彩礼等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等赠与物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赠与物应当返还给赠与人。

在我国婚约习俗中一方赠与对方彩礼等财物等行为，实际上迫于习俗的压力，为了婚姻的成立而作出，把彩礼等赠与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既符合我国婚约习俗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借婚姻索取或

骗取财物现象的发生。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解释或民事政策中的有关规定，对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处理问题可作出以下规定。对于买卖婚姻性质的订婚收受的财物，属非法所得，应收缴国库。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财物全部退还受害人。对于少数以订婚为名，以自愿赠送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的人，其交付给对方的财物，按照无偿赠送财物对待，无论哪方提出解除婚约均不予以返还。通常情况下订婚中一方赠送给另一方的财物，经赠送人请求，受赠人应予返还，但该规定仅限于价值较大或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对因举行订婚仪式而花费的钱财不得要求对方赔偿。此外，民间许多地方仍部分沿袭传统的观念认为，男方首先提出解除婚约的，彩礼不得要求返还，女方提出解除婚约的应返还彩礼。这种规定是早期型婚约的观念，目的在于维护婚约的稳定和效力，法律不应支持。如果我们在处理婚约纠纷时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并参照上述意见，那么婚约财物纠纷处理就不会困难了。

第三篇：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摘要：婚约即婚姻预约，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也叫订婚。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对婚约作出明确规定，使我国的司法解释留下了诸多困难。而且，婚约解除后引发的彩礼纠纷常有发生，如果不正确、合理的处理，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司法的正义。所以正确处理彩礼纠纷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婚约、彩礼、彩礼纠纷的处理等

一、文献综述：

（一）现代社会彩礼纠纷问题研究概说；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现在的男女在订婚时所赠财物的价金越来越高；同时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异性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大，又使得退婚和悔婚的事情常有发生，由此带来了因解除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赠与物返还纠纷的增加，据统计，该类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婚姻法》未规定婚约制度，现实生活中的婚约对男女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立法缺失导致现实中的婚约纠纷“无法可依”，实践中法官多依民法基本原则或相关司法政策予以裁决。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约解除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的情况。(此处所谓赠与物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条件实施的赠与，在我国边缘山区和农村称作“彩礼”，既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订婚戒指或其他婚前礼物。)我国司法解释中只是对彩礼纠纷处理作出简要规定，难为渐趋增多的婚约纠纷提供正当立法支持，而且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规定与我国民法理论严重不符，存在引发其他事端的隐患。为能及时纠偏指正，对婚约制度开展纵向的流变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应否规范婚约，如何规范婚约寻求可能的历史支撑和域外法借鉴，在当前形势下变得甚为必要和重要。

（二）法学界的相关意见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综上所述，法学界的相关意见可归纳成三点：①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③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

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二、怎么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彩礼的性质做一个定向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彩礼，婚约解除后，其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作出以下定义：

(一)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笔者认为，对这种不当得利取得的财物应该全部返还。

（二）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三)法律对彩礼纠纷的简要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1、未办理结婚登记。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

2、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其中一方所收受的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因为婚姻一经登记，就视为事实婚姻关系。但作为例外，即（1）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未共同生活；（2）当初因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解释精神，笔者认为，生活困难可认为一方或双方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要求返还彩礼的一方生活困难的，可要求全部返还彩礼。在双方都生活困难时,就可按实际情况，不返还或适当返还一点。

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令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适当予以返还。

三、结论

纵观上述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认识以及处理方法，笔者对此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我国现在社会的相关法律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既不禁止，也不提倡这种现象，最后导致我国司法困难，影响社会发展、和谐；

（二）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正确处理是填补相应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法，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防止道德危害的发生的必要性；

（三）应该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中的财物作出定向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正确的处理办法

参考文献：

参见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第四篇：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已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 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 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已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已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马强

第五篇：台湾婚约纠纷判词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决 八十九度家诉字第九四号

原

告

张○女

被

告

赖男

右（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本院判决如左（下）： 主

文（（判决内容）

1、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1548755元）及自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

2、原告其余请求驳回。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十分之三，余由原告负担。

4、本判决第一项于原告以新台币伍拾壹万陆仟元为被告供担保后，得假（强制）执行。但被告如于假执行程序实施前，以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为原告预供担保，得免为假执行。

5、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驳回。

事

实 甲、原告方面：

一、声明（诉求）：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下同）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被告之翌日即民国（下同）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并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

二、陈述（事实和理由）：

缘原告原任职于婚纱摄影公司，因被告热烈追求后，两造情投意合，乃双方家长同意下，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先行送喜饼及摆喜宴订立婚约，并约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忽于八十九年五月初留书离家，并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被告仍拒不于约定之结婚日期︵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履行婚约。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及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无故违反婚约，拒不于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与原告结婚，依前揭规定自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爰请求被告赔偿之项目及金额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

原告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之喜宴二十二万八千元、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印制及寄发喜帖六千一百十元、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以上共计支出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391044元）。（证据附后）非财产上损害：

原告本系花样年华少女，于八十九年一月初结识被告时，因被告热烈追求，原告见其退伍后仍能积极考上大学夜间部进修，颇有上进心，故而同意交往，并因情投意合而互许终身。嗣原告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后，因被告要求原告辞去工作，专心准备结婚及生产，原告为顾及小孩健康及出生后能亲自照顾使其有一完善美满之家庭，遂应被告之要求，先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双方父母见证及亲朋好友祝福下欢欢喜喜举行文定喜宴，当日贺宾云集，席开十九桌。不但当场告知诸亲友，并于喜饼上贴通知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随后并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同沾喜气。讵知，被告忽然悔婚不欲履行婚约，原告遭此打击，实无法承受。原告一面努力申请调解试图挽回婚姻，一面尚须含泪通知所有亲友取消婚期，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社会观感所致精神损害）

尤其，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由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鉴定无法施行流产手术，致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而原告目前已失去工作，将来小孩出生后，更须靠原告工作赚钱独立扶养长大，原告所受之创伤实一辈子亦无法平复。其精神上之煎熬及痛苦，殊难弥补。故此原告仅请求被告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5000000元），聊资慰藉。（受孕、辞职、抚养所致精神负担）

以上共计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5391044元）。

（原告根据被告之答辩所作回应）

（1）被告就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约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事实，业已自认属实。

（2）唯被告诿称原告订婚后即因细故与其争吵及多次强迫其至神坛膜拜云云，则非事实。而且被告并非三岁稚童，原告如何强迫其前往？被告片面卸责之诿词显荒诞无稽，且违背常理，殊不足采。故被告主张其可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规定之重大事由解除婚姻，自亦不足采。

（3）又因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其婚约因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而解除时，当事人之一方固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唯若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时，其单方之解除婚约既不合法，自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其法理至明。

（4）本件如前所述，被告既无权解除婚约，则其请求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自均无理由。况且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其任何财物，而被证一至四均属私文书原告亦否认其真正或与原告有何关连。尤其订婚喜饼、红包等更显非原告赠与被告之物，自无从主张抵销。复查男女双方为准备结婚而先行订婚、购买手饰项链、购臵新衣、新鞋、拍摄婚纱照片，并于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乃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被告空口诿称其中有多项非必要之用云云，自不足采。

（5）而且原告原本深信被告会信守婚约而结婚，才愿为其怀孕生子，其因此于筹备婚礼中已怀孕而购臵之孕妇装，自亦属必要支出。

（6）再者，被告否认之原证

七、原证

九、原证十一，业据证人张简素娥、林庆祥、叶秀兰分别于九十年七月十一日及八月二十一日到庭证称该内容及金额属实，并由原告之母即证人

张简素娥代原告先行垫支部分费用无误。被告否认之原证十亦分据证人林美伶、张秋明于九十年九月十三日到庭证述确实，自堪采信。

（7）又本件被告为家中独子，其父亲赖清山于内湖及○○市○○区○○○地拥有房地等不动产，并且其位于○○市○○路一二七号之一楼出租他人经营上亿服装行，光此月租收入即有十余万元。前此装潢松山路一二七号三楼即花费一百多万元，可见其家中经济状况甚佳，甚至被告本身光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即达三万元左右，绝非被告伪称之无任何资力。

（8）而原告原先之工作，业因被告之要求而辞却，经济状况已至为困窘，原告目前又已产下被告之女，必须身兼母职，谋职更为不易，再衡量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清纯少女，竟遭被告恶意遗弃，并诬指所生之子非其所有，其身心所受之重创，实难言喻。原告日后仍须一人独力扶养稚子，并终生忍受亲戚朋友异样目光，其身心所受之煎熬及痛苦，实难以弥补。故原告仅请求被告五百万元之精神慰藉金，自无过高。

三、证据：

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收据、发票、挂号执据、明细表、估价单、离职证明书、薪资单、入帐存折、照片、诊断证明书、土地及建物登记誊本、被告八十八年利息所得数据清单等件为证。

乙、被告方面：

一、声明：驳回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如受不利判决，愿供担保请准免为假执行。

二、陈述：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有其大重大事由者。」，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之学生，于八十九年元月中旬，因至台北市某ＰＵＢ而结识原告，当日双方互相留下连络之电话号码后，原告即于翌日主动与被告联络，嗣两造即开始密切之交往。至八十九年二月底、三月初，因原告突告知被告谓伊已怀孕，被告念及原告既称已怀其子，乃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完成订婚之仪式，并约定于同年五月廿二日结婚。

惟两造完成订婚后，原告即因细故与被告争吵，且在被告无任何宗教信仰之情形下，强迫被告须深夜至其所熟识，位于○○县○○市○○路○段拘仁巷一弄卅七号，名为「云天宫」之神坛膜拜，而每次膜拜之过程，皆须至该神坛之住持发功起乩结束后，始可返家。被告因无任何宗教信仰，且于此科学实事求是之时代，对怪力乱神之说更是斥为无稽且极为排斥，乃原告仍多次强迫要求被告须遵行其所笃奉之宗教，精神实蒙受莫大之压力及痛楚。故被告乃于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发函予原告，欲与其协商共同合意解除双方婚约，是被告显有依法解除婚约之重大事由，原告谓被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而违反婚约，并进而请求赔偿其损害云云，显属无据。

退步言之，纵认被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 １、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当事人提出之私文书必须真正而无瑕疵者，始有诉讼法之形式的证据力，此形式的证据力具备后，法院就其中之记载调查其是否与系争事项有关，始有实质的证据力可言，最高法院

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九七一号判例参照。查原告所提出之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其收据及发票皆无抬头，显难证明系原告因订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另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为原告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亦否认其真正。另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部分，其所附之收据及统一发票亦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亦难作为证明原告为准备结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至于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部分，因所附之估价单为原告前所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所出具，其证据之证明力实值可疑。况上开费用之细目亦有多项非必要之费用支出，如礼服项目乙栏之五、六订服等费用，原告之主张显无理由。（书证）

另就原告声请传讯之证人，兹以证明其所受之财产上损害属实部分，提出答辩如下：

原证七部分：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其所为之证词难有不偏颇原告之嫌，其证词显难采信。况此部分之支出纵如证人所言属实，亦为原告之母所为之支出，非原告所为之支付；且所购之项链、手饰等财物，并非支出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主张此部分应由被告赔偿，应不足采。（证言）

原证九部分：红包及什费明细之支出，皆系包红包之人员将金额放于红包袋内，将其交付予各该受领红包之人，证人林庆祥并非实际负责该事项之人员，其证称红包之个数、金额及其它各项什费之支出，有违常理及经验法则，实不足采。（常理）

原证十一部分：原告先前即任职于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证人叶秀兰为昔原告之同事，证词难免有偏颇之虞，亦不足采。（证言）

原证十部分：此部分之支出原告将部分本身为孕妇所需购之孕妇装，算入其为结婚所为之支出，显与法不合。（常理）２、非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法院对于慰抚金之量定，应斟酌双方，并被害人暨其父、母、子女及配偶之身分、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关系定之，并应斟酌加害程度及其它各种情况核定相当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最高法院七十六台上字第一九○八号判例及最高法院五十一台上字第二二三号判例可资参照。经查被告目前仍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学生，并无任何之工作收入，其名下亦无任何之不动产，是被告本身实无任何资力可言；而原告于高中毕业后，即已入社会而有工作之收入数年，其经济状况实较被告为优。至于原告所举被告之父尚有多笔不动产及租金之收入，其经济状况显较原告为优云云，惟此部分之资力乃系被告之父之经济能力，非被告本身之经济状况，原告以此作为慰抚金斟酌之条件，显与法不合。另原告所提被告之利息收入，则系被告民国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时至今日被告亦早已无此资力。再查被告纵认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之事由而违反婚约，亦系基于原告先怀有身孕而奉子订定本件之婚约，惟订订婚约经深思熟虑后，始悟觉双方之个性及家庭差异过大，双方由结识至订婚亦仅短短三、四个月之时间，感情基础甚为薄弱，若勉强因子而结婚，致结婚后始造成婚姻之离异，对原、被告双方及所生之子女而言将更是更严重之伤害，故被告之违反婚约亦实非被告所愿见，是斟酌上开之情事，原告主张五百万元之精神赔偿，显属过高。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经查被告因订婚当日即赠与原告聘金卅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

计六万三千元，以上赠与被告共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680016元），是被告谨以此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婚约既经解除，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予被告，且纵认违反婚约之一方为被告，被告亦可依上揭规定请求返还。被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应属有据。

三、证据：

提出发票、合和堂饼店订货单、统一发票、红包明细表及陈棋炎等人所著之民法亲属新论第八十五至八十七页等件为证。（学术观点作为裁判依据之证据）

理

由（裁判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告起诉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原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同年五月初旬留书离家，并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为此依民法九百七十八条、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并加计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算之法定迟延利息，又原告订婚后并无因细故而与被告争吵或多次强迫被告至神坛膜拜之情事，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以有重大事由解除婚姻，亦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原告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尤其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任何财物，亦否认被告所提单据之真正，且该单据与原告并无任何关连，被告自无从主张抵销等语。（综述原告诉求及理由）

二、被告则以两造认识未久，原告即声称已怀孕，伊遂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订婚，原约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惟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深夜至原告所熟识之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解除婚约，伊乃于同年五月十二日致函原告欲解除婚约，则原告自不得以其系婚约解除无过失之一方而向伊请求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纵令认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过高，况伊因订婚而赠与原告聘金三十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计六万三千元，合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伊以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两造婚约既经解除，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等语，资为抗辩。（综述被告抗辩及理由）

三、原告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留书离家，复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之事实，业据其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照片等件为证，并经被告自认无误，应堪信为真实。（经认定的事实）

四、被告虽辩称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至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以解除两造婚约，伊亦以答辩状缮本之送达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云云，惟查：

被告所辩两造有重大事由，伊得解除婚约之事实，已为原告所否认，且被告迄未举证以实其说，其此部分抗辩，即难采信，是被告不得以有其它重大事由解除婚约。（经推定的事实）按婚约虽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解除婚约，仍非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不得为之，最高法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三九七一号判例参见。可知被告欲解除婚约，必以原告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始得为之，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是以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属有过失之一方，而原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即无可归责事由，依上开说明，被告自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经认定的法律规定）

五、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对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各款情形之原告不与之结婚时，被告即成为无理由之婚约违反者，原告自得请求被告负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责任。兹就原告得请求赔偿之数额分析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１、原告主张其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喜宴费用二十二万八千元及为印制、寄发喜帖而支出六千一百十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收据、发票及购买票品证明单各一纸为证，并为被告所不争，应堪信为真实，而原告因信赖将与被告结婚而支出此部分之费用，嗣被告违约不与之结婚，应认上开费用自属原告因此所受之损害，被告应负赔偿之责。（经认定的事实）

２、原告另主张其为准备订婚、结婚而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之事实，已据其提出收据、发票为证，并经证人张简素娥到庭证述称：上开有收据所载项链、饰品、钻石、手饰等系有关原告订婚、结婚用之饰品，来来百货之发票是珍珠项链之收据等语明确（见九十年七月十二日言词辩论笔录），证人林庆祥亦证述有看到原告订婚时照片内有上开首饰、项链等语无误（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应堪采信。被告徒以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亲，所为之证词有偏颇之嫌而谓其证词无证据力，惟未举出证人张简素娥之证词如何与事实不符而致无证据力之处，其空言否认，自不足采。按「女子出嫁，原不必购臵妆奁，惟女子一方因已订婚，而购臵妆奁，他方若违反婚约，致将婚约解除，则其购臵妆奁所受实际上之损害，究不得谓非因他方与之订婚所受之损害。」，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四三九号判例参照。上开项链、饰品、钻石、手饰及珍珠项链等物既系原告为准备订婚、结婚所购臵之妆奁，因被告违反婚约不与原告结婚，依上开说明，原告购臵上开妆奁所支出之费用即系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自得请求被告赔偿。被告辩称上开妆奁并非购臵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不得求请求伊赔偿云云，亦与上开说明有违，要无可采。

３、原告又主张其支出订制婚纱、化妆及摄影费用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估价单一件为证，被告徒以制作该估价单者为原告前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即否认其真正，自无足取。再者，每位新娘为使自己在婚礼时更出色、美丽，必较常人多花费心思，更要求完美，或因摄影公司所提供之礼服无其尺寸或不合其意，因而订制礼服难谓属非必要之费用支出，被告空言否认该等费用之必要性，亦无足取。（经推定的事实）

４、至原告主张其于订婚当日支出红包及什费共计二万二千七百元之事实，固据提出明细表一纸为证，惟查该纸明细表为原告母亲张简素娥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既否认其真正，且证人林庆祥至多能证明帮忙者每人红包为二千元，三人共六千元之事实，简叶秀兰仅能证明其收到牵新娘之红包钱为三千六百元之事实，均无法证明其它红包内放之金钱数字，况证人林庆祥、简叶秀兰均证述红包系原告母亲给的钱等语明确（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参以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即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原告既上有父母存在，上开费用由其父母代表女方支出衡属合理正常，应认上开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非为原告所支出，原告自不能请求被告赔偿。

５、又原告主张其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之事实，固据其提出估价单及发票（指原证十）为证，被告虽辩称该等估价单及发票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难作为原告有此支出云云，尚不足采，惟依证人林美伶所述：「（问八十九年四月间有否陪原告买衣服？原证十哪些是属？）有，原证十内的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七百元鞋子、九百八十元衣服都是订婚用，其余是原告肚子渐大要穿的。」等语，另证人张秋明亦证述其余衣服是因为原告已经怀孕所以才买的比较宽松，但是这些衣服不是订婚结婚要用的。」等语无误（见九十年九月十三日言词辩论笔录），则只能认定原告所买上开衣物仅有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九百八十元之衣服及七百元之鞋子系作为订婚之用，其余非关结婚、订婚之用，且部分衣服系原告为因应其日渐隆起之肚子而购臵之孕妇装，难谓系因订婚、结婚而支出之费用，尤其订婚、结婚时均外穿摄影公司提供之礼服，未穿戴一般居家衣服用，是此部分只能认原告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为三千三百六十元。

６、综上所述，原告得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损害合计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348755元）

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本件原告曾任职于春晖摄影有限公司，于八十九年一月初识被告进而交往，嗣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即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被告举行订婚喜宴，并于喜饼上张贴两造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卡片，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因被告悔婚不欲履行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两造终未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结婚典礼，应认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非笔墨所能形容，而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同月四日）即由其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告知不适合作流产手术，有被告所不争之诊断证明书一纸在卷足凭，是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且被告曾怀疑原告所生之子张文翰非自伊受胎，嗣经本院嘱托马偕纪念医院进行血缘鉴定，确定张文翰为被告之子后始还原告清白，有该医院亲子鉴定报告一份附卷可稽，以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少女，竟遭被告无情且不负责任之对待，情何以堪，且原告所受之创伤一辈子亦难以平复。本院斟酌原告系六十五年九月八日生，现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台北市私立稻江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并无恒产，现任职于摄影公司，底薪约二万五千元，加上奖金约月入三万五千元，尚需身兼母职照顾幼子，生活十分艰辛，而被告系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现就读台北大学企业管理系夜间部二年级，有打工经验，每月自父母处领取零用钱二、三万元，虽现无恒产，惟被告在八十八

利息所得即达约三万元，有被告所不争之各类所得数据归户清单一件在卷可按，并非无任何资力，且被告为家中独子，家境尚佳等情，认被告应赔偿原告非财产上损害一百二十万元（原告诉求500万元，法院判定120万元）为适当。

六、末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可知订婚赠与物之返还，以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为其前提要件。本件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固构成婚约解除之情形（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参照），惟原告并未解除两造婚约，而被告为有过失之一方，亦无权解除婚约，而两造婚约又非无效或经撤销，则被告主张原告应将订婚赠与物返还予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云云，核与上开规定不合，自难准许。

七、从而，原告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给付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为有理由，应予准许，逾此范围之请求为无理由，应予驳回。本案事证已臻明确，两造其余主张陈述及所提之证据，均毋庸再予审酌，附此叙明。

八、假执行之宣告：

因两造陈明愿供担保，声请宣告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经核原告胜诉部分，合于法律规定，爰分别酌定相当之担保金额宣告之；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因诉之驳回而失所依据，不予准许。

九、结论：本件原告之诉为一部有理由，一部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但书、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二条，判决如主文。

如对本判决上诉，须于判决送达后廿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家事家庭法官 张竞文

法院书记官

曾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