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第一篇：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2007-09-21 13:52:29

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一直未加以规范，对解除婚约后彩礼返还问题规定比较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再加上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官道德评价标准的差异，直接导致此类案件处理结果悬殊各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影响着人民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本文就结合司法实践，对婚约彩礼纠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解析。

一、婚约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彩礼，也有的地方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家下下定亲帖的同时，要送聘礼或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但数额一般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彩礼是吉祥物。送彩礼作为中国民间老百姓订婚礼的重要内容，是老百姓民事生活中的大事。在原本的乡土社会里，因彩礼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人们约定成俗：如果男家解除婚约，彩礼不退；如果女家解除婚约，彩礼就要原数退还。大家都恪守习俗。可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打破，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原本没有歧义的习俗，现在各有各的理解。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婚约解除也已司空见惯。一段时间以来，彩礼纠纷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彩礼案件的裁判结果，个案之间差别很大，曾经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一类难题。2004年4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该司法解释第十条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的裁判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该条的实施也带来很多社会的非议，司法解释与民间的通常做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很多当事人内心不服，造成执行难，甚至造成被执行当事人自杀的情况发生，构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彩礼纠纷问题的裁判上如何从“定纷止争”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的难题。

二、婚约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1、不同观点介绍。

第一种意见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但凡送彩礼的一方，无一不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许多家庭负债给付彩礼，为的是最后结婚，而接受彩礼的一方也是在同意将来同对方结婚而接受彩礼。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当将彩礼返还；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所缔结的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就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定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彩礼，违背了善良风俗原则，应属无效。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而自愿缔结的，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相违背，因此这种行为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所以给付彩礼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给付方有权要求对方予以返还。

2、对不同观点的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理由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给付彩礼作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行为，这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相违背。因为我们强调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感情为基础，一贯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如果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完全改变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附加一定的条件，但是婚约本身就没有赋予其法律效力，在附加结婚这一条件，就更加违背法律规定，因此将这种行为视为附条件赠与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将所接受的彩礼作为不当得利，显然是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一般要求取得不当利益不是基于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给付彩礼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是否仍然需要返还呢？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婚约彩礼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将这种社会现象视为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毫无意义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无效，那么就当然自始至终都无效。也就是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是否结婚，给付彩礼的行为都无效，这显然说不通。

3、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给付彩礼是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首先，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当风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种习惯愈演愈烈，相互攀比，给付彩礼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给付和收受彩礼的行为都是在这种风俗习惯下所实施的，包括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数额等内容，都是在这种习惯的支配下，一般还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其次，给付彩礼与婚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婚约，即使发生财产给付关系，也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男女双方订立了婚约，按照习俗一般都会发生彩礼的给付。也就是说，撇开婚约单纯的讲彩礼问题，就属于本末倒置。第三，这种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其法律效力同样应当依附于婚约的效力。彩礼给付后，在婚约存续期间，当然不发生返还问题；一旦婚约解除，此财产流转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接受彩礼的一方就应当返还其所接受的彩礼；如果双方已经结婚，婚约的法律效力就一直延续到双方的婚姻缔结，一旦双方结婚，婚约的效力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就不存在彩礼的返还问题。第四，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婚约均没有做出规定，实际上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既不提倡和肯定，也不反对和禁止，任其按照风俗习惯发生、解除和消灭。而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所作出的一条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又难以全面、有效的解决婚约彩礼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婚约制度，从而对婚约进行法律规范，以克服道德约束力不足的问题。第五，将此类纠纷定性为婚约彩礼纠纷，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其原则精神与本文所称的婚约彩礼相一致。

三、彩礼的范围界定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哪些应当作为彩礼？哪些不应当作为彩礼？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加以规定，理论界也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笔者认为，彩礼仅指基于婚约、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其构成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也就是说，男女双方（或各自的父母）在结婚之前，为保证缔结婚姻而先达成的协议，俗称定婚。婚约的订立法律虽然没有加以规范，各地的风俗不同，但一般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让大家知晓，比如举行定婚仪式、宴请宾客等。定婚后，男方就要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彩礼。如果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相互给付财物，则完全基于双方自愿，并不属于彩礼，应当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还有同性恋者之间财物给付行为、买卖婚姻的行为、隐瞒已经与他人结婚的事实，又与人定婚而发生的财物给付行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财物给付行为，只要不是基于婚约，都不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范围。

2、需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中或者订立婚约之后，给付财物的行为要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关于给付金钱的数额以及其他物品，一般都需要由中间人（俗称媒人）从中按习惯商定，有时还要通过中间人交付。这种情况下，给付财物既不是给付人主动赠与，又不是接受人的索取。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清楚该财物就是为订立婚约而给付的彩礼。如果当地并没有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之间发生财物给付行为也就不是彩礼。如果彩礼的数额明显超出当地风俗习惯，而且明显超出给付方的支付能力，就应当认定为借婚姻索要财物行为，其实质就不再属于彩礼性质。

3、所给付财物的价值按照当地生活水平属于数额较大。双方订立婚约后，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需要给付另一方一定数量的财物，其数额或价值就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该标准虽然没有固定的规范，但是，最起码要符合彩礼所具有的担保性质，要符合同时期同一地区大致相近的数额。在豫东平原的农村地区，一般就要数千元。如果给付500元以下的金钱或价值不超过500元的财物礼品，只能视为礼尚往来的正常花费，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给付的是烟、酒、食品、衣物等易损耗的日常用品以及价值较小的用作纪念的物品，包括请客招待费用，都不能认定为彩礼。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能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才涉及是否返还问题。

四、彩礼返还的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彩礼纠纷的情况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仅凭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很难适应全部所有案件，一概而论，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婚约彩礼纠纷主要表现在彩礼的返还问题上，哪些情形应予返还？哪些情形可以减少返还？哪些情形不应返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彩礼返还进行限制的原则

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性规定，除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同时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彩礼是依附于婚约而发生的，婚约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加以规范，都是依据当地风俗习惯所进行。婚约的成立、存续期间的来往以及解除等事项都是按照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当然撇不开风俗习惯在其中的作用。当婚约解除，涉及到彩礼返还问题时，也就应当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在解决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机械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处理，就会导致当事人的抵触，特别是涉及到接受方有过错而导致婚约解除或者是双方已经同居生活的，甚至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的，如果判决接受方全部返还，就与风俗习惯相冲突。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彩礼纠纷案件时，就彩礼的认定、彩礼的范围、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彩礼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应当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保证人民法院的判决符合民意，更便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同时还可以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保持一致。

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该项原则是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适用的一项原则，它体现在是否准予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及损害赔偿等方面。婚约彩礼纠纷与离婚纠纷在依附于人身关系方面基本相同，只不过，婚姻纠纷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夫妻家庭关系，而婚约彩礼纠纷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阶段。因此，在处理婚约彩礼纠纷时延续适用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当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需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该原则是民法上的帝王规则，是法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与诚信原则一样，与道德规范联系非常紧密。婚约彩礼纠纷在很大层面上，所能体现的就是道德问题。关于婚约的履行完全依靠道德作为准则来约束，双方发生纠纷，所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解决此类纠纷的过程中，应当用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来判断是否公平，这样才能体现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符合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以上三个原则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加以运用，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对每一项原则，都不能滥用。比如涉及风俗习惯的认定、当事人过错的认定等，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二）不予返还的情形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实践，具体总结以下几种不应当予以返还的情形：

1、已经登记结婚并同居生活的。这种情形下一般不予返还，无论是理论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司法实践上还是风俗习惯上，认识是一致的，本文不再赘述。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时间较长的，一般应当以两年以上。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对该种情况确定不予返还，主要理由：首先，在当地广大农村地区，一贯将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视为男女结婚的标志。双方一旦结婚，就成为了一家人，婚约就自然的过渡到婚姻阶段，订立婚约的目的包括给付彩礼的目的都已经实现。接受彩礼的女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由一个大姑娘变为了媳妇，其道德评价就会降低。根据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就不再返还；其次，两年的限制主要是基于诉权的时限原则。男女双方缔结婚姻，都是希望长期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不办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双方订立婚约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彩礼还是需要返还的。同居生活的时间限制，主要还是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来确定。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同居生活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双方的“婚姻”生活因生育子女，而更加牢固，因生育子女而更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家庭。如果双方解除这种所谓的“婚姻”关系，将会给女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确定这种情况下彩礼不再返还。

4、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接受的彩礼已经在共同生活中花费掉，其权利的客体已经不存在，属于返还不能；另一方面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事实上已经与“夫妻”共同财产相混同，也不应当返还。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5、在婚约存续期间，婚约当事人死亡的。因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就以未婚夫妻的名义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在为将来缔结婚姻做着准备，其中一方因病或其他意外事故死亡，也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痛苦。这种情况下婚约的解除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在将彩礼予以返还，就有点不近人情，与风俗习惯相违背。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中国台湾等法律，这种情况都不发生返还问题。这里需要注明的是，在死亡前已经起诉的应予除外。

（三）减少返还数额的情形

1、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我们当地风俗习惯，婚约的解除如果是给付彩礼的男方提出的，彩礼就不予返还或者减少返还额。因为婚约具有人身依附性以及不得强制履行的特征，加上感情不能用财产来衡量，两方面相结合，就使用了“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这样的表述，而没有使用“过错方”的用语。其次，其他很多国家都规定了任意解除婚约，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财产方面的责任，比如美国法、日本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等。因为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所以就用彩礼的返还来代替财产方面的责任；第三、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时，规定了一个比例，该比例既照顾到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又对自由裁量权作了合理的限制。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根据给付彩礼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经济状况对比等因素，在10％至50％之间自由裁量。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女方怀孕、流产或遭受家庭暴力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六、贵重物品的返还原则

贵重物品作为彩礼，涉及到返还时，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以返还原物为原则。因不可抗力导致物品损坏、灭失或因自然损耗、物价降低等因素导致物品价值减少的，接受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方在婚约未解除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物品出卖或因为接受方的过错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接受方按物品出卖、损坏、灭失时的实际价值予以赔偿。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发布日期：2011-04-08文章来源：互联网

婚约彩礼，一般是指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

目的，在婚约期间与结婚时向对方赠送的财物。我国自古以来就把“订婚”当成结婚的必经程序，而订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礼俗。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地区仍广为流行。现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和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理念，普遍被人们接受，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结婚前有订婚的程序，且婚前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习俗仍然盛行。相应地，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也越来越多。

为此，200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第十条做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规定是法院处理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上述三种情形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由于《解释(二)》规定的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诉讼主体

《解释(二)》中，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对“当事人”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是否包括双方的父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别分析：对于已经缔结婚姻的，在离婚时要求返还彩礼的原被告自然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对于已经给付彩礼但缔结婚姻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要求返还彩礼案件，笔者认为，在此，对“当事人”应该做扩张解释，即当事人也应该包括缔结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给付和接受彩礼的也多为父母，且彩礼也经常是家庭共有财产。很多都是一方父母送彩礼，另一方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通常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因此，为了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笔者认为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可以是为缔结婚姻男女双方的父母。

二、对要求返还彩礼条件之“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认定

对何为“生活困难”？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于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认定应当严格适用，应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生活困难”：

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自然是生活困难，而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地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除了个别老年人婚姻外，一般结婚男女双方当事人结婚时比较年轻，一般不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认为此处生活困难应指造成给付方家庭生活困难，如果给付方本身就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又付出了较重的彩礼，显然生活会极其困难，那么当事人要求返还彩礼的就完全应该支持了。

2、其他生活困难证明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有些家庭虽然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生活却很困难。在要求返还彩礼诉讼中，认定生活困难还应该从以下方面把握：

（1）有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乡或镇政府）、县（区）级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2）造成足以使生活困难的其他事实，如造成辍学、发生重大疾病和意外等等。

此外，若“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给付人存在过错导致离婚，其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彩礼？笔者认为，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虽然请求方存在生活困难，也无须再支持其返还请求。

关于离婚救济与彩礼返还能否同时要求的问题。《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旨在保护弱势群体。而在解释

（二）中，又作出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所送彩礼的规定。那么，生活困难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给予帮助，又可要求返还彩礼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应该根据给付彩礼数额和被救济方的生活困难程度决定返还多少和帮助多少，且在被救济方另行结婚后停止救济。

三、对于返还范围的认定

是不是婚前给付的彩礼都应返还？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应该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第一、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为办婚礼宴请宾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彩礼数额时这部分应当从中剔除。第二、赠与的财物。在婚前，男女双方为表情意，通常会赠与对方定情物等，这属于一方对另一方自愿赠与行为，与有无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第三、为了订立婚约，双方来往走动，一方家长给予的一些小额见面礼，其中消耗的食品、烟酒等低值品，一般不予返还。

另外，在确定返还彩礼数额时，还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双方的过错程度。在返还彩礼时，应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若因一方的过错，如有赌博、吸毒恶习，或有虐待、家庭暴力等行为导致未结婚或者离婚的，有过错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一般不予支持。第二，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虽未登记结婚，但两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给付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返还数额应适当减少。若双方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对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可不予支持，时间不长的给予适当返还。第三，保护妇女权益。在解除婚约过程中，如果女方可能有过怀孕、流产的情况，那么应当适当考虑女方的利益。

四、关于彩礼返还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认定问题

1、责任的分配问题。若将举证责任倒置，将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比如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

2、证据认定问题。给付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给付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即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实际状况及民间婚约习惯，灵活地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引导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篇：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摘要：婚约即婚姻预约，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也叫订婚。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对婚约作出明确规定，使我国的司法解释留下了诸多困难。而且，婚约解除后引发的彩礼纠纷常有发生，如果不正确、合理的处理，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司法的正义。所以正确处理彩礼纠纷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婚约、彩礼、彩礼纠纷的处理等

一、文献综述：

（一）现代社会彩礼纠纷问题研究概说；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现在的男女在订婚时所赠财物的价金越来越高；同时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异性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大，又使得退婚和悔婚的事情常有发生，由此带来了因解除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赠与物返还纠纷的增加，据统计，该类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婚姻法》未规定婚约制度，现实生活中的婚约对男女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立法缺失导致现实中的婚约纠纷“无法可依”，实践中法官多依民法基本原则或相关司法政策予以裁决。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约解除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的情况。(此处所谓赠与物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条件实施的赠与，在我国边缘山区和农村称作“彩礼”，既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订婚戒指或其他婚前礼物。)我国司法解释中只是对彩礼纠纷处理作出简要规定，难为渐趋增多的婚约纠纷提供正当立法支持，而且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规定与我国民法理论严重不符，存在引发其他事端的隐患。为能及时纠偏指正，对婚约制度开展纵向的流变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应否规范婚约，如何规范婚约寻求可能的历史支撑和域外法借鉴，在当前形势下变得甚为必要和重要。

（二）法学界的相关意见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综上所述，法学界的相关意见可归纳成三点：①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③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

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二、怎么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彩礼的性质做一个定向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彩礼，婚约解除后，其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作出以下定义：

(一)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笔者认为，对这种不当得利取得的财物应该全部返还。

（二）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三)法律对彩礼纠纷的简要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1、未办理结婚登记。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

2、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其中一方所收受的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因为婚姻一经登记，就视为事实婚姻关系。但作为例外，即（1）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未共同生活；（2）当初因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解释精神，笔者认为，生活困难可认为一方或双方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要求返还彩礼的一方生活困难的，可要求全部返还彩礼。在双方都生活困难时,就可按实际情况，不返还或适当返还一点。

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令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适当予以返还。

三、结论

纵观上述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认识以及处理方法，笔者对此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我国现在社会的相关法律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既不禁止，也不提倡这种现象，最后导致我国司法困难，影响社会发展、和谐；

（二）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正确处理是填补相应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法，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防止道德危害的发生的必要性；

（三）应该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中的财物作出定向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正确的处理办法

参考文献：

参见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第四篇：台湾婚约纠纷判词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决 八十九度家诉字第九四号

原

告

张○女

被

告

赖男

右（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本院判决如左（下）： 主

文（（判决内容）

1、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1548755元）及自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

2、原告其余请求驳回。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十分之三，余由原告负担。

4、本判决第一项于原告以新台币伍拾壹万陆仟元为被告供担保后，得假（强制）执行。但被告如于假执行程序实施前，以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为原告预供担保，得免为假执行。

5、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驳回。

事

实 甲、原告方面：

一、声明（诉求）：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下同）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被告之翌日即民国（下同）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并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

二、陈述（事实和理由）：

缘原告原任职于婚纱摄影公司，因被告热烈追求后，两造情投意合，乃双方家长同意下，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先行送喜饼及摆喜宴订立婚约，并约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忽于八十九年五月初留书离家，并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被告仍拒不于约定之结婚日期︵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履行婚约。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及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无故违反婚约，拒不于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与原告结婚，依前揭规定自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爰请求被告赔偿之项目及金额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

原告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之喜宴二十二万八千元、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印制及寄发喜帖六千一百十元、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以上共计支出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391044元）。（证据附后）非财产上损害：

原告本系花样年华少女，于八十九年一月初结识被告时，因被告热烈追求，原告见其退伍后仍能积极考上大学夜间部进修，颇有上进心，故而同意交往，并因情投意合而互许终身。嗣原告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后，因被告要求原告辞去工作，专心准备结婚及生产，原告为顾及小孩健康及出生后能亲自照顾使其有一完善美满之家庭，遂应被告之要求，先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双方父母见证及亲朋好友祝福下欢欢喜喜举行文定喜宴，当日贺宾云集，席开十九桌。不但当场告知诸亲友，并于喜饼上贴通知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随后并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同沾喜气。讵知，被告忽然悔婚不欲履行婚约，原告遭此打击，实无法承受。原告一面努力申请调解试图挽回婚姻，一面尚须含泪通知所有亲友取消婚期，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社会观感所致精神损害）

尤其，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由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鉴定无法施行流产手术，致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而原告目前已失去工作，将来小孩出生后，更须靠原告工作赚钱独立扶养长大，原告所受之创伤实一辈子亦无法平复。其精神上之煎熬及痛苦，殊难弥补。故此原告仅请求被告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5000000元），聊资慰藉。（受孕、辞职、抚养所致精神负担）

以上共计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5391044元）。

（原告根据被告之答辩所作回应）

（1）被告就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约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事实，业已自认属实。

（2）唯被告诿称原告订婚后即因细故与其争吵及多次强迫其至神坛膜拜云云，则非事实。而且被告并非三岁稚童，原告如何强迫其前往？被告片面卸责之诿词显荒诞无稽，且违背常理，殊不足采。故被告主张其可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规定之重大事由解除婚姻，自亦不足采。

（3）又因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其婚约因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而解除时，当事人之一方固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唯若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时，其单方之解除婚约既不合法，自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其法理至明。

（4）本件如前所述，被告既无权解除婚约，则其请求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自均无理由。况且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其任何财物，而被证一至四均属私文书原告亦否认其真正或与原告有何关连。尤其订婚喜饼、红包等更显非原告赠与被告之物，自无从主张抵销。复查男女双方为准备结婚而先行订婚、购买手饰项链、购臵新衣、新鞋、拍摄婚纱照片，并于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乃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被告空口诿称其中有多项非必要之用云云，自不足采。

（5）而且原告原本深信被告会信守婚约而结婚，才愿为其怀孕生子，其因此于筹备婚礼中已怀孕而购臵之孕妇装，自亦属必要支出。

（6）再者，被告否认之原证

七、原证

九、原证十一，业据证人张简素娥、林庆祥、叶秀兰分别于九十年七月十一日及八月二十一日到庭证称该内容及金额属实，并由原告之母即证人

张简素娥代原告先行垫支部分费用无误。被告否认之原证十亦分据证人林美伶、张秋明于九十年九月十三日到庭证述确实，自堪采信。

（7）又本件被告为家中独子，其父亲赖清山于内湖及○○市○○区○○○地拥有房地等不动产，并且其位于○○市○○路一二七号之一楼出租他人经营上亿服装行，光此月租收入即有十余万元。前此装潢松山路一二七号三楼即花费一百多万元，可见其家中经济状况甚佳，甚至被告本身光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即达三万元左右，绝非被告伪称之无任何资力。

（8）而原告原先之工作，业因被告之要求而辞却，经济状况已至为困窘，原告目前又已产下被告之女，必须身兼母职，谋职更为不易，再衡量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清纯少女，竟遭被告恶意遗弃，并诬指所生之子非其所有，其身心所受之重创，实难言喻。原告日后仍须一人独力扶养稚子，并终生忍受亲戚朋友异样目光，其身心所受之煎熬及痛苦，实难以弥补。故原告仅请求被告五百万元之精神慰藉金，自无过高。

三、证据：

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收据、发票、挂号执据、明细表、估价单、离职证明书、薪资单、入帐存折、照片、诊断证明书、土地及建物登记誊本、被告八十八年利息所得数据清单等件为证。

乙、被告方面：

一、声明：驳回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如受不利判决，愿供担保请准免为假执行。

二、陈述：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有其大重大事由者。」，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之学生，于八十九年元月中旬，因至台北市某ＰＵＢ而结识原告，当日双方互相留下连络之电话号码后，原告即于翌日主动与被告联络，嗣两造即开始密切之交往。至八十九年二月底、三月初，因原告突告知被告谓伊已怀孕，被告念及原告既称已怀其子，乃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完成订婚之仪式，并约定于同年五月廿二日结婚。

惟两造完成订婚后，原告即因细故与被告争吵，且在被告无任何宗教信仰之情形下，强迫被告须深夜至其所熟识，位于○○县○○市○○路○段拘仁巷一弄卅七号，名为「云天宫」之神坛膜拜，而每次膜拜之过程，皆须至该神坛之住持发功起乩结束后，始可返家。被告因无任何宗教信仰，且于此科学实事求是之时代，对怪力乱神之说更是斥为无稽且极为排斥，乃原告仍多次强迫要求被告须遵行其所笃奉之宗教，精神实蒙受莫大之压力及痛楚。故被告乃于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发函予原告，欲与其协商共同合意解除双方婚约，是被告显有依法解除婚约之重大事由，原告谓被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而违反婚约，并进而请求赔偿其损害云云，显属无据。

退步言之，纵认被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 １、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当事人提出之私文书必须真正而无瑕疵者，始有诉讼法之形式的证据力，此形式的证据力具备后，法院就其中之记载调查其是否与系争事项有关，始有实质的证据力可言，最高法院

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九七一号判例参照。查原告所提出之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其收据及发票皆无抬头，显难证明系原告因订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另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为原告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亦否认其真正。另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部分，其所附之收据及统一发票亦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亦难作为证明原告为准备结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至于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部分，因所附之估价单为原告前所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所出具，其证据之证明力实值可疑。况上开费用之细目亦有多项非必要之费用支出，如礼服项目乙栏之五、六订服等费用，原告之主张显无理由。（书证）

另就原告声请传讯之证人，兹以证明其所受之财产上损害属实部分，提出答辩如下：

原证七部分：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其所为之证词难有不偏颇原告之嫌，其证词显难采信。况此部分之支出纵如证人所言属实，亦为原告之母所为之支出，非原告所为之支付；且所购之项链、手饰等财物，并非支出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主张此部分应由被告赔偿，应不足采。（证言）

原证九部分：红包及什费明细之支出，皆系包红包之人员将金额放于红包袋内，将其交付予各该受领红包之人，证人林庆祥并非实际负责该事项之人员，其证称红包之个数、金额及其它各项什费之支出，有违常理及经验法则，实不足采。（常理）

原证十一部分：原告先前即任职于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证人叶秀兰为昔原告之同事，证词难免有偏颇之虞，亦不足采。（证言）

原证十部分：此部分之支出原告将部分本身为孕妇所需购之孕妇装，算入其为结婚所为之支出，显与法不合。（常理）２、非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法院对于慰抚金之量定，应斟酌双方，并被害人暨其父、母、子女及配偶之身分、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关系定之，并应斟酌加害程度及其它各种情况核定相当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最高法院七十六台上字第一九○八号判例及最高法院五十一台上字第二二三号判例可资参照。经查被告目前仍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学生，并无任何之工作收入，其名下亦无任何之不动产，是被告本身实无任何资力可言；而原告于高中毕业后，即已入社会而有工作之收入数年，其经济状况实较被告为优。至于原告所举被告之父尚有多笔不动产及租金之收入，其经济状况显较原告为优云云，惟此部分之资力乃系被告之父之经济能力，非被告本身之经济状况，原告以此作为慰抚金斟酌之条件，显与法不合。另原告所提被告之利息收入，则系被告民国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时至今日被告亦早已无此资力。再查被告纵认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之事由而违反婚约，亦系基于原告先怀有身孕而奉子订定本件之婚约，惟订订婚约经深思熟虑后，始悟觉双方之个性及家庭差异过大，双方由结识至订婚亦仅短短三、四个月之时间，感情基础甚为薄弱，若勉强因子而结婚，致结婚后始造成婚姻之离异，对原、被告双方及所生之子女而言将更是更严重之伤害，故被告之违反婚约亦实非被告所愿见，是斟酌上开之情事，原告主张五百万元之精神赔偿，显属过高。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经查被告因订婚当日即赠与原告聘金卅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

计六万三千元，以上赠与被告共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680016元），是被告谨以此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婚约既经解除，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予被告，且纵认违反婚约之一方为被告，被告亦可依上揭规定请求返还。被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应属有据。

三、证据：

提出发票、合和堂饼店订货单、统一发票、红包明细表及陈棋炎等人所著之民法亲属新论第八十五至八十七页等件为证。（学术观点作为裁判依据之证据）

理

由（裁判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告起诉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原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同年五月初旬留书离家，并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为此依民法九百七十八条、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并加计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算之法定迟延利息，又原告订婚后并无因细故而与被告争吵或多次强迫被告至神坛膜拜之情事，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以有重大事由解除婚姻，亦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原告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尤其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任何财物，亦否认被告所提单据之真正，且该单据与原告并无任何关连，被告自无从主张抵销等语。（综述原告诉求及理由）

二、被告则以两造认识未久，原告即声称已怀孕，伊遂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订婚，原约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惟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深夜至原告所熟识之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解除婚约，伊乃于同年五月十二日致函原告欲解除婚约，则原告自不得以其系婚约解除无过失之一方而向伊请求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纵令认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过高，况伊因订婚而赠与原告聘金三十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计六万三千元，合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伊以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两造婚约既经解除，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等语，资为抗辩。（综述被告抗辩及理由）

三、原告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留书离家，复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之事实，业据其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照片等件为证，并经被告自认无误，应堪信为真实。（经认定的事实）

四、被告虽辩称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至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以解除两造婚约，伊亦以答辩状缮本之送达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云云，惟查：

被告所辩两造有重大事由，伊得解除婚约之事实，已为原告所否认，且被告迄未举证以实其说，其此部分抗辩，即难采信，是被告不得以有其它重大事由解除婚约。（经推定的事实）按婚约虽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解除婚约，仍非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不得为之，最高法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三九七一号判例参见。可知被告欲解除婚约，必以原告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始得为之，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是以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属有过失之一方，而原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即无可归责事由，依上开说明，被告自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经认定的法律规定）

五、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对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各款情形之原告不与之结婚时，被告即成为无理由之婚约违反者，原告自得请求被告负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责任。兹就原告得请求赔偿之数额分析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１、原告主张其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喜宴费用二十二万八千元及为印制、寄发喜帖而支出六千一百十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收据、发票及购买票品证明单各一纸为证，并为被告所不争，应堪信为真实，而原告因信赖将与被告结婚而支出此部分之费用，嗣被告违约不与之结婚，应认上开费用自属原告因此所受之损害，被告应负赔偿之责。（经认定的事实）

２、原告另主张其为准备订婚、结婚而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之事实，已据其提出收据、发票为证，并经证人张简素娥到庭证述称：上开有收据所载项链、饰品、钻石、手饰等系有关原告订婚、结婚用之饰品，来来百货之发票是珍珠项链之收据等语明确（见九十年七月十二日言词辩论笔录），证人林庆祥亦证述有看到原告订婚时照片内有上开首饰、项链等语无误（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应堪采信。被告徒以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亲，所为之证词有偏颇之嫌而谓其证词无证据力，惟未举出证人张简素娥之证词如何与事实不符而致无证据力之处，其空言否认，自不足采。按「女子出嫁，原不必购臵妆奁，惟女子一方因已订婚，而购臵妆奁，他方若违反婚约，致将婚约解除，则其购臵妆奁所受实际上之损害，究不得谓非因他方与之订婚所受之损害。」，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四三九号判例参照。上开项链、饰品、钻石、手饰及珍珠项链等物既系原告为准备订婚、结婚所购臵之妆奁，因被告违反婚约不与原告结婚，依上开说明，原告购臵上开妆奁所支出之费用即系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自得请求被告赔偿。被告辩称上开妆奁并非购臵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不得求请求伊赔偿云云，亦与上开说明有违，要无可采。

３、原告又主张其支出订制婚纱、化妆及摄影费用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估价单一件为证，被告徒以制作该估价单者为原告前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即否认其真正，自无足取。再者，每位新娘为使自己在婚礼时更出色、美丽，必较常人多花费心思，更要求完美，或因摄影公司所提供之礼服无其尺寸或不合其意，因而订制礼服难谓属非必要之费用支出，被告空言否认该等费用之必要性，亦无足取。（经推定的事实）

４、至原告主张其于订婚当日支出红包及什费共计二万二千七百元之事实，固据提出明细表一纸为证，惟查该纸明细表为原告母亲张简素娥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既否认其真正，且证人林庆祥至多能证明帮忙者每人红包为二千元，三人共六千元之事实，简叶秀兰仅能证明其收到牵新娘之红包钱为三千六百元之事实，均无法证明其它红包内放之金钱数字，况证人林庆祥、简叶秀兰均证述红包系原告母亲给的钱等语明确（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参以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即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原告既上有父母存在，上开费用由其父母代表女方支出衡属合理正常，应认上开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非为原告所支出，原告自不能请求被告赔偿。

５、又原告主张其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之事实，固据其提出估价单及发票（指原证十）为证，被告虽辩称该等估价单及发票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难作为原告有此支出云云，尚不足采，惟依证人林美伶所述：「（问八十九年四月间有否陪原告买衣服？原证十哪些是属？）有，原证十内的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七百元鞋子、九百八十元衣服都是订婚用，其余是原告肚子渐大要穿的。」等语，另证人张秋明亦证述其余衣服是因为原告已经怀孕所以才买的比较宽松，但是这些衣服不是订婚结婚要用的。」等语无误（见九十年九月十三日言词辩论笔录），则只能认定原告所买上开衣物仅有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九百八十元之衣服及七百元之鞋子系作为订婚之用，其余非关结婚、订婚之用，且部分衣服系原告为因应其日渐隆起之肚子而购臵之孕妇装，难谓系因订婚、结婚而支出之费用，尤其订婚、结婚时均外穿摄影公司提供之礼服，未穿戴一般居家衣服用，是此部分只能认原告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为三千三百六十元。

６、综上所述，原告得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损害合计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348755元）

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本件原告曾任职于春晖摄影有限公司，于八十九年一月初识被告进而交往，嗣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即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被告举行订婚喜宴，并于喜饼上张贴两造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卡片，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因被告悔婚不欲履行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两造终未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结婚典礼，应认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非笔墨所能形容，而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同月四日）即由其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告知不适合作流产手术，有被告所不争之诊断证明书一纸在卷足凭，是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且被告曾怀疑原告所生之子张文翰非自伊受胎，嗣经本院嘱托马偕纪念医院进行血缘鉴定，确定张文翰为被告之子后始还原告清白，有该医院亲子鉴定报告一份附卷可稽，以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少女，竟遭被告无情且不负责任之对待，情何以堪，且原告所受之创伤一辈子亦难以平复。本院斟酌原告系六十五年九月八日生，现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台北市私立稻江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并无恒产，现任职于摄影公司，底薪约二万五千元，加上奖金约月入三万五千元，尚需身兼母职照顾幼子，生活十分艰辛，而被告系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现就读台北大学企业管理系夜间部二年级，有打工经验，每月自父母处领取零用钱二、三万元，虽现无恒产，惟被告在八十八

利息所得即达约三万元，有被告所不争之各类所得数据归户清单一件在卷可按，并非无任何资力，且被告为家中独子，家境尚佳等情，认被告应赔偿原告非财产上损害一百二十万元（原告诉求500万元，法院判定120万元）为适当。

六、末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可知订婚赠与物之返还，以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为其前提要件。本件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固构成婚约解除之情形（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参照），惟原告并未解除两造婚约，而被告为有过失之一方，亦无权解除婚约，而两造婚约又非无效或经撤销，则被告主张原告应将订婚赠与物返还予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云云，核与上开规定不合，自难准许。

七、从而，原告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给付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为有理由，应予准许，逾此范围之请求为无理由，应予驳回。本案事证已臻明确，两造其余主张陈述及所提之证据，均毋庸再予审酌，附此叙明。

八、假执行之宣告：

因两造陈明愿供担保，声请宣告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经核原告胜诉部分，合于法律规定，爰分别酌定相当之担保金额宣告之；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因诉之驳回而失所依据，不予准许。

九、结论：本件原告之诉为一部有理由，一部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但书、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二条，判决如主文。

如对本判决上诉，须于判决送达后廿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家事家庭法官 张竞文

法院书记官

曾秋月

第五篇：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经过抚顺中院一审、辽宁省高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增彬请求返还的财产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给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请求返还的主体是顾秀兰，冯睿睿则应对此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案涉财产虽为张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给付，但无据证明系冯睿睿以结婚为条件而索取。张增彬虽然向抚顺中院提交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顾秀兰、冯睿睿自认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张增彬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张增彬关于顾秀兰返还财产并由冯睿睿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张增彬要求返还财物的请求未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