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律师讲述民间婚约彩礼涉及的法律问题
律师讲述民间婚约彩礼涉及的法律问题
2014/4/22 来源:新中网
我国自古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所谓婚约,也称为定婚、订婚,在我国民间广泛存在,但是缔结婚约并不是我国婚姻关系成立的法定程序,所以在《婚姻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并无这一问题的具体规定。对于订婚牵扯到的彩礼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彩礼又该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何来解决?
中顾法律网司南:非常欢迎杨国尧律师的到来,本期访谈我们谈一下民间婚约彩礼涉及法律问题,首先由杨国尧律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民间婚约行为中财物赠与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彩礼”的性质,结婚后是属于男方还是女方,亦或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杨国尧律师: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性质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主要采用附条件说,认为婚约期间的财务赠与是以对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所附的条件或负担。所以基于对彩礼的性质的认识,我们普遍认为彩礼在男方赠与女方后,彩礼就应当属于女方所有。
中顾法律网司南:另外,如果订婚之后若未能登记结婚的,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通常在哪些情况下女方是需要返还彩礼的?
杨国尧律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所以,如果男女双方在订婚后未能登记结婚的,男方可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返还彩礼。
中顾法律网司南:其次,婚后两人不能继续婚姻,离婚时女方所收到的彩礼是否能算婚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杨国尧律师:依据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谈到的,现今理论普遍认为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是男方以女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所附的条件。彩礼在男方赠与女方以后就属于女方所有,不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而要求分割。
中顾法律网司南:再者,在婚约存续期间,婚约当事人死亡的,彩礼是否需要返还?
杨国尧律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只要女方未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况的,男方均无权要求女方返还彩礼。所以在婚约存续期间,如果女方死亡的,应当区别对待。对于已经登记结婚,虽然女方未与男方共同生活,但该情况的发生并非女方存有过错,所以我们认为原则上男方不能要求返还彩礼;对于未登记结婚的,男方可以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返还彩礼。
中顾法律网司南:离婚纠纷中,男方要求返还彩礼,女方拒绝返还。对于男方主张返还彩礼钱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杨国尧律师:对于男方主张返还彩礼的法律依据,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中顾法律网司南:杨律师您从事律师行业多年,见过的悲欢离合也不在少数,实践中因为彩礼问题引起纠纷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您认为引发此类纠纷频频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杨国尧律师:我个人认为,此类纠纷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有解除婚姻、借婚约或婚姻索取财物、买卖包办婚姻、离婚以及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等。总结这些原因的根源还是在于我国由来已久的婚姻观念以及现今社会对男女双方感情的影响。
中顾法律网司南:非常感谢杨律师的详细解答,关于本期访谈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杨国尧律师:婚姻是一件神圣而又幸福的事情,希望各位将要结婚的男女朋友不要因为彩礼的问题而且放弃感情,希望大家可以和谐共处,幸福美满。谢谢!
律师简介:杨国尧,湖北资深律师,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湖北律师网首席律师。工学学士、工程师,宜昌市综合招投标中心专家评审委员会法律专家、评委。擅长处理各种工程建筑、民事赔偿、债权债务纠纷、经济合同纠纷,代理的案件如湖北巴东“4。21”滚装船侧翻特大交通事故、李某诉当地某电视台侵犯肖像权案、张磊诉九州购物广场售假茅台双倍索赔案、张自力诉宜昌县扶贫开发公司销售劣种子索赔案等曾为众多媒体报道;
长期担任本地媒体《三峡日报》《三峡商报》法律专栏主持人,经常接受省级媒体《楚天都市报》《三峡晚报》的采访。曾在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现仍与众多媒体保持广泛的联系和深度合作,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排除行政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发表法律类文章近3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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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关键字:婚约;法律;损害赔偿 1
目录 引言..............................................................................................................................................1 2 婚约的相关概念...........................................................................................................................2
2.1 婚约....................................................................................................................................2 2.2 婚约的性质........................................................................................................................2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3 3 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4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4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5 4 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7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7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8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9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9 结论................................................................................................................................................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自古以来婚约现象就存在,古代,孩子的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彼此的父母可以为子女订立婚约,子女必须按照父母订立的婚约履行结婚。因此,古时候订立婚约是结婚的必经之路,而且婚约对男女双方及其亲属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如约结婚,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明律、清律中就有这方面的写照,如女方悔婚,不仅自己要挨几十板子,主婚人都要接受笞刑,可见当时婚约在婚姻制度中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约在长年的历史沉淀中逐步被灌入了很多新的因素与要求,但可惜的是,我国法律没有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态度也很冷淡,所以本人决定对这一问题尽心深层次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使不了解婚约的人们对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能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对婚约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上因为各种婚约而引起的纠纷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规制与调整,可以防止婚约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肆意发展,扰乱婚姻秩序,损害诚信社会环境,既有利于人们对婚姻的慎重与诚信,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妥善解决各种婚约纠纷。这既是保持我国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需要,只有在小问题上解决了,才能保证大问题的顺利。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在中国的婚姻立法中,婚约制度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婚姻问题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没有条文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婚约纠纷问题。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判决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此类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引起矛盾激化,引起报复、情杀等犯罪行为发生,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婚约的相关概念
2.1 婚约
目前,关于婚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成立婚约的行为称订婚或定婚。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便可以未婚夫或未婚妻相称,实际生活中男女结婚并不是必须要经历订婚程序,但很多人却习惯在婚姻关系成立前订立婚约。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不管是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订婚的习俗,然而对于婚姻的定义,多数学者还是达成一定的共识。
从婚约的作用及效力看,婚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早期型婚约;一种是晚期型婚约,早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古代,晚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近现代,无论是早期型婚约还是晚期型婚约,婚约都作为结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婚约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对婚约的性质研究很久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法律对婚约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学者对婚约的性质展开一定探讨。
纵观国内外关于婚约的研究发自按,婚约的性质形成2种学说,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婚约是债法及亲属法上的契约,是作为结婚契约的预约,在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婚约一般应适用双务契约的规定进行处理。”
亲属法中所规定的订婚、结婚、离婚的成立,都是民法上契约的一种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契约。
婚约作为结婚前的一种事实行为,并没有在法律上构成对婚姻的限制,且婚约的内容不是契约能够全部包含的,人们不能像诉请契约之债那样,对婚约提请类似的请求,违反婚约所产生的责任也绝不仅仅是契约之债能够解决和认定的。婚约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产生效力的前提是法律对此的相关规定,婚约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必定会产生某些权利义务关系,违反婚约就是对这些权利义务的侵 犯,所以由此产生的应该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违反契约的合同责任。三是折中说,认为婚约虽是一种契约,但与一般的契约相比较而言,又有很大的区别。婚约内容包含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具有身份法的意义,因而与民法上的契约不同,法律不要求婚约必须履行,附加在婚约上的任何违约条款均无法律意义。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既非契约说,认为婚约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实在的婚姻行为,不具有契约的性质。表面上看,当事人的确是基于婚约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但该权利义务的实现会因为婚约的内容包含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与一般的契约不同,这种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之内容具有身份性,法律一般都对其有特殊规定,是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所以应主要受亲属法的调整。世界上许多承认婚约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正是如此,对婚约的规制都是通过民法亲属编来完成的。婚约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但法律一般对这些协议的内容都有特殊规定,如成立的条件、法律效力、解除和赔偿责任等,是不允许婚约当事人自由约定的。从表面上来看,缔结婚约是基于双方共同自愿达成的共同协议,但协议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是不能由契约法来调整的。另外,婚姻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契约,这些内容是契约说所不能涵盖的。值得注意的是,婚约和婚约法律效力不能混为一谈,能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能不能在不履行婚约时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都取决于法律对婚约的态度,看法律是否承认婚约的效力。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
目前,关于婚约是否具有约束力一直备受学者研究,总所周知,婚约并没有人身的约束力,不是由于订立婚约必须结婚的责任与义务。但婚约有无其它法律拘束力,抑或只有道德拘束力而无法律拘束力,不无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婚约的现行规则在文义与逻辑上并不排斥婚约有拘束力,婚约有拘束力是现行规则逻辑演绎的结果。
本文认为婚约既有道德拘束力,也有法律拘束力。道德拘束力表现为社会舆论的正反评价及传统习俗在道义上的制约。法律拘束力即为婚约的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发生身份关系,二是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男女在法律上尚未发生配偶关系或姻亲关系,亦不负同居之义务。婚约基于尊重当事人之 3 人格性,故法律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附加违约金条款者,该条款无效。男女婚约人,一旦发现彼此不宜结婚时,自不得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致失其意思自由。如因强制结婚,缔结恶缘,将达成终身不幸之后果。
解除婚约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订立婚约的直接结果,也不表现为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因为婚约一方在订婚时或婚约期间实施了某种行为,这些行为有的是权利滥用;有的纯粹是披着婚约的外衣,经剥离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侵权行为。这些行为则与婚约难脱干系,在处理时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解除婚约时的赠与物返还,不是基于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基于赠与行为的本身效力使然。置身于婚约中的赠与和一般赠与有所差别,在处理这些赠与行为时在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上同样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
从婚约历史发展沿革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婚约无处不在,已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前订立婚约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风俗,“无婚约则无婚姻”的原则是古代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规定与指导,婚前订婚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当前我国婚姻法早已不再有此要求,但婚约作为一种习俗被继承下来,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国现在的婚约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包办强迫型婚约,二是基本自愿型婚约,三是完全自愿型婚约,以下便对这三种婚约形式作简单介绍。包办强迫型婚约,顾名思义,是由父母或其他家长自己作主为子女订立的婚约。这种类型的婚约虽然不多,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此种婚约严格继承了我国古代时候的买卖包办婚姻制度,显然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相违背,时至今日仍被法律明令禁止,所以此处不再过多阐述。
基本自愿型婚约,也称基本自主婚,是经他人介绍,本人同意而订立的婚约,但男方家庭仍然须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作为订婚的前提。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婚约自主权,但婚约的订立并没有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情投意合的感情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以双方及双方家庭的外在客观条件为基础,这在很大 4 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婚约的习俗。农村中绝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婚约,农村中的订婚,虽然不再按“六礼”进行,但在订立婚约过程中仍能表现出“六礼”的一些痕迹。首先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亲朋好友或者是民间的“介绍人”前往女方家中提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女方及女方家长同意后,男方便托介绍人或媒人到女方家中询问女方生辰八字,审查男女双方阴阳命相是否相合,相当于“六礼”中的“问名”。如果命相相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议婚,既由介绍人或媒人从中联系,男女当事人及双方家长约定时间见面,男女当事人便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经过了“议婚”阶段,男女双方如果都对对方比较满意的话,便可以正式订立婚约,不过依照习俗,订婚时男方大多需要前往女方家中送去一定的彩礼或聘礼以示喜庆和诚意,彩礼费用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数额大小一般视男方家境而定,一般在同一地区数额相差不大,彩礼的形式也
基本相同,这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征”。所以,在这种订婚形式当中,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形式上仍很大程度的沿袭了传统聘娶婚的模式。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婚约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且还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具体的作用,增加了缔结婚姻的确定性,从而使婚姻缔结进入实质性阶段,男女双方开始认真为婚姻的最终缔结做准备。但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的态度不明确,所以在当前的婚约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父母未经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的现象仍然存在,既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妨碍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父母不经过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代以来,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决定权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逐步变化而变化。但是,仍有不少父母不考虑子女的意见和情感,擅自决定子女的婚姻问题,尤其在农村,父母完全为子女包办婚姻的现象此起彼伏,法律不承认婚约的效力,对于这种父母擅自为子女订立的婚约,法律更不会予以认可。但法律不承认不代表社会习俗也不承认,相反,婚约是被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而不管这种婚约是不是由本人亲自订立。所以,父母为子女订立的婚约,5 在习惯法中是有效力的,如果子女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对此种婚约的默认,这样的婚约与其他婚约一样,同样会发展成婚姻,而当事人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幸的婚姻当中,还有可能带来悲剧;如果子女反抗,往往会引来双方家长的反对和社会习俗的谴责,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即便最终婚约得以解除,当事人也经历了一番周折,付出了一定代价。另外,早婚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普遍的一个陋习,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娃娃亲”、“指腹为婚”、“襁褓婚”便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法都对法定婚龄作了较高规定,并明令禁止童养媳陋习。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但早婚现象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习俗的遗留物,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父母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的行为一方面妨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干涉了子女的婚姻自由,因为未成年子女在心智上尚未成熟,还不懂得诸如感情、家庭、责任、婚姻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情感概念。为他们订婚,不见得会带来很多好处。
(2)由于婚约问题的存在,会产生许多财产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既可能损害有关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婚约一旦订立便意味着婚姻基本成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理由不会出现一方悔婚的情形。但总会有例外情况的发生,如订婚后一方提出新的要求而对方不能接受,男女双方进一步接触后一方本性暴露,一方失踪或死亡,第三方的涉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婚约的解除,引起财产上的纠纷。这类财产纠纷大多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有关费用的分担、补偿问题,如一方在另一方家中吃住的费用、男女日常往来的费用、举办订婚宴席的费用、外出旅游的费用等;二是赠与物返还纠纷,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婚约解除以后,赠与财物的一方往往要求另一方返还,而另一方则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或拒绝。当今社会由于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越来越多,且财产的数量也越来越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彩礼纠纷的解决作出了规定,但彩礼纠纷的解决基于婚约的有效性,否则,包办婚姻和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的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这无疑是不行的。而且婚约只存在于传统与习惯当中,现代人又往往喜欢将传统的婚约于现代婚约相结合,使得婚约的有效性更难得到确定。正是由于婚约标准的不确定性,给法院审理因婚约问题引起的财产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认定婚约,从而划定彩礼的范围,解决此类案件,则难免 6 会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形。使得法律的威严被亵渎,司法活动也继而混乱。
(3)对婚约关系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空白。我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农村由于受各种传播媒介、途径的限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自我意识较高,婚姻注重的是个人感情,更重视婚姻的质量,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很多农村青年纷纷选择到城市打工,新思想、新观念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农村青年结婚大多还遵循先订婚的习惯,他们缔结婚姻的目的和追求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本能和人类的延续,对个人情感、婚姻质量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当一个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订立婚约后,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准夫妻”,虽不是夫妻,却比一般的朋友、恋人的关系更紧密,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性关系,有的干脆直接生活到对方家庭中,成为另一方的家庭成员,承担一定的家庭义务、赡养老人,而这往往是以女方居多。虽然身处城市,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是一旦哪天解除婚约,这些妇女在再次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因为双方不具有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女方在婚约存续期间所尽的义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这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婚约的愰子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留下可乘之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婚约习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我国有关婚约问题的法律规定极其缺乏,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婚约习俗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让很多问题在进入司法领域之后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婚姻法上设立完整的婚约制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重要举措。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
关于婚约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严格说来,并不涉及彩礼是否返还问题,只涉及过失方自有财产因赔偿对方而发生财产流转问题。婚约财产返还问题所涉及 7 的是物权变动问题,而因婚约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是债的发生问题。这种损害赔偿不在彩礼返还范围之内,其财产因赔偿而发生的流转与彩礼返还而发生的流转乃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法理依据。
关于此类损害赔偿的性质,各国立法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侵权行为之债。二是契约不履行之债。三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抑或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无疑问。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涉及允诺的执行,侵权则涉及填补损害。合同的基本规则是,原告有权处于合同如果履行了的状态,而在侵权中,他应处于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的状态。婚约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赔偿抑或侵权损害赔偿,不无问题。违反婚约之责任建立在婚约不履行之法理上,造成滥用诉权之恶果。
婚约有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几种情形。婚约无效不涉及损害赔偿问题,婚约可撤销可涉及损害赔偿,婚约解除又分为单方解除和合意解除,单方解除又分为无正当理由解除和有正当理由解除两种情况。婚约解除都可能涉及到婚约损害赔偿问题。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
至于婚约中损害赔偿机制,视不同情况而异。本文认为对婚约损害赔偿机制的整体构架就是,对婚约可撤销情形及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或不履行婚约,或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重大理由而致使对方解除婚约的行为可沿用流传已久且与习俗相容的聘礼定金罚则作为替代方案加以处理。适用聘礼定金罚则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害的则补偿与信赖利益的差额部分。对了骗取钱财、玩弄异性或其它不正当目的订立婚约,或以婚约为借口诱使同居等侵权行为则分别视其情况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规定处理。上述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如有严重精神损害事实,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如果是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等情形发生,则是解除方的权利滥用行为。只要解除方不能确切说明解除婚约之动机就足以认定为滥用解除权。适用聘礼定金罚则,就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性救济方案。婚约订立后男方违反婚约,而女方无过错的,女方不必返还聘礼;女方违反婚约,而男方无过错的,女方必须双倍返还聘礼。聘礼自不为婚约解除之损害赔偿标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聘礼适用定 8 金罚则不是损害赔偿范围。为何有此聘礼定金罚则之适用,则可解释为在授受聘礼之始,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如此默示之条款。这也为民间习俗与传统习惯所认可。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
依据一般财产法上损害赔偿之范围来说,一般债权人可请求之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前者又称积极损害,即实际遭受之损害,又称信赖利益。后者为期待利益,即预期契约之履行而所能获得之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违约人,以为信赖利益之赔偿为已足。即赔偿相对人及其父母因信赖婚约所为之支出费用为已足。-----履行利益之赔偿,则无必要。”例如父母之预定礼服,预定酒席,新郎因新婚生活而租房,新妇于准备为妻的预想之下抛弃女教员之职务是。婚约中损害赔偿的范围,学者认为应解释“为限于所受损害”,“而不及于所失利益”。
所受损害应予赔偿。所受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纪念活动,如拍摄结婚照片;置办新婚生活用品的活动,如置办服装、首饰、日常生活用品等;筹备婚宴的活动,如散发请柬、签订聘请主持人合同、签订婚宴合同等。
还如因订婚而购置嫁妆、辞去职业、租赁房屋等,均可求偿。所失利益不予赔偿。例如将来结婚后可能取得之继承权、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抚养费等期待利益等,均不能请求。此外,若因订婚而失去与其他方订婚或结婚的机会所应得之利益,非现实的损害,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
对是否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少数国家有规定。在我国,对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婚约解除后,应不发生精神损害的问题。因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解除,只要不违背善良风俗,损害对方利益,即使给对方造成了某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律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则有可能会间接的干涉婚约自由,从而给对方造成必须结婚的压力。还有认为,采用聘礼习惯,一切按照习惯行事,不张扬,可以避免女子受到第二次伤害。也就是说依据传统的聘礼习惯就可以把 9 一切安排妥帖,没必要再去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来招惹是非。
严格意义上的婚约解除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在于因为婚约的解除引起的名誉上的严重贬损、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人格上的极度贬低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且名誉上的贬损、人格上的贬低与精神上的痛苦或其它严重后果必须与婚约的解除有相当之因果关系,且解除婚约的一方有重大过错。对于此点,应严格加以把握。至于台湾地区民法认为非财产上的损害,以被害人无过失为限。笔者对此不予苟同。比较双方之有责性,是否可适用过失相抵之原则,本文不去讨论。但如果被害方有轻微过失,或有责比例较低,但有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单纯的以其有责性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于情于理不合。
结论
本文从辨析婚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的角度分析了婚约的性质,认为婚约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亲属法上之契约说,兼具亲属法和债法的双重属性。分析了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论述了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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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三篇:结婚彩礼法律问题研究专题
龙源期刊网 http://.cn
结婚彩礼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岳超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2期
【摘要】婚约财产案件及离婚引起的彩礼返还问题在现今民事案件中仍占一定比例,由此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结婚给付彩礼现象仍大量存在。彩礼在中国历史悠久,现今在我国广大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仍存在此现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
第十条对彩礼返还的条件进行了规范,为人民法院审理大量彩礼案件提供了可供适用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实施以来,效果不尽如人意,经常导致判同案不同判,显失公正,引起当事人累诉、上访、缠诉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彩礼;比例返还;自由裁量
一、彩礼的特征及性质
彩礼的给付目的在于将来缔结婚姻关系,这一给付目的将彩礼与一般的赠与行为区别开来。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男女双方在婚前可能互赠礼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并不以结婚为目的,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的,不能要求返还。在男女双方恋爱期间,购买衣物、食品等必需品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价值较小,在不能证明系为结婚而特意购买等情况下,应认定为一般的赠与而非彩礼,但诸如大额现金、房屋、饰品等物品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特别是戒指等饰品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是为了缔结婚姻而赠与,应当认定为彩礼。以下对彩礼的特征和性质进行讨论:
(一)目的作用
彩礼给付不只是订婚时给付,不经过订婚程序直接结婚的也要给付。彩礼一般由男方给付女方,是对女方抚养教育的补偿,对女方父母赡养的预支,为女方制办嫁妆和酒席等开支。女方接受彩礼后,根据习俗也需回馈男方礼品,如西装、皮鞋和摩托车等,这种财产来往是不平等的,来多去少。彩礼给付接受后,当事人确立了恋爱关系,若双方再与他人恋爱,则要承担彩礼归属的风险。
(二)范围
彩礼给付的形式一般为现金和物品,它的名称一般为聘金、见面礼、新娘衣和酒水钱,送节礼和各项金器。
(三)主体
给付方一般要拿出家中大部分积蓄,有的还要借债置办,接受方为女方及其父母。若因彩礼负债一般由父母或结婚后男女双方共同偿还。
(四)彩礼支出
接受的彩礼一般用于购置嫁妆,回馈男方,制办酒席。开支后一般所剩无几,有的女方还要额外出资。
(五)地域
一般为广大农村,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最容易产生彩礼返还的纠纷,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彩礼返还的情况一般比较少,都懂得相互礼让。
司法实践中对男方给付的财物哪些属于彩礼认定不一,彩礼不是法律用语,《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征求意见稿采用了“结婚前给付对方的财物”的用语,是为了缩小结婚前给付财物返还的适用范围,才不得已用了彩礼这个名称。对于彩礼给付的性质,理论上有附解除条件说、所有权转移说、从契约说、证约定金说等,以附解除条件说为通说,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前只成立未生效,只有当条件成就后,才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对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返还,形成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可以不用返还,只是在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彩礼也要归还给对方,这样相互矛盾的规定,显于附解除条件说不适应,因附解除条件说认为,只要已结婚,给付彩礼的民事行为已生效,无论出现何种特殊情况,皆不发生返还。
二、彩礼的范围及返还
建立婚约,男方给女方的财物一般有聘金、见面礼、酒水钱和金器,司法实践出现的各种财物给付形式那此属彩礼没有界定,根据附条件赠与说的法律特征,判断依据为给付此项财物时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是为了培养、增进感情的给付还是以结婚为条件的给付。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给付财物时不会明说更没有书面合同表达心理状态,是默示意思表示,判断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给付的时空,财物的价值,依社会一般观念为之,如聘金,较大数额的见面礼,按女方提供的礼单给付的各种财物就是附有条件的,而双方父母给付的小额礼物,男女双方非正式情况互赠的礼物就没有附有条件。因此,彩礼没有固定的名称和范围,而是根据上述方法判断。
彩礼应如何返还,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当”的规定,有的认为是适当返还,有的认为是全部返还。根据附条件解除的赠与法律特征和他国的规定,“应当”是全部返还,而司法实践一直是适当返还。不难看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一直也持此观点,1984年《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女方有重大过错的借婚姻索取彩礼的行为,只是酌情返还,更何况在女方没有任何或过轻的过错,按习俗接受彩礼的情形下,更应当适当返还。因此,实践中各级法院对彩礼返还皆适用适当返还,只是没有阐述法理依据而已。因此,我们对《意见》第十条“应当”应作以下理解,对彩礼是否返还进行肯定表态,返还比例由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风俗习惯自由裁量。
三、比例返还之法理
我国地域之大,民风习俗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彩礼的返还比例问题很难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司法又不能回避矛盾,正确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之法理又不能否定抛弃,因此,我们可参照《台湾民法典》第977条之规定,建立婚约损害赔偿制度,其损害的范围为财产上的损失和非财产上的损失,以保护女性及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在适用婚约损害赔偿时,判断过失,应有利于女方解释,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依当地的社会一般观念,公平合理保护女性的权益。如,男女双方已同居,男方无故不结婚要求返还彩礼,男方有禁止结婚的疾病,采取欺骗手段等可认定男方具有过错,对女方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彩礼返还是针对女性担责而设立的制度,对女性明显不公,而婚约损害赔偿制度是针对保护女性设立的制度,只有将二者同时配合设立,法律制度才是公平和谐的。
在女方非借婚姻索要财物的情况下,可以将嫁妆、金器折价归男方,男方为女方购买的衣物或用钱折给女方自购的衣物视为没有附条件的赠与,以此操作保护女性一方。当然女方给付男方的财物,也应在彩礼返还中进行折算。
四、条件成就的原因与返还
目前我们尚未建立婚约损害赔偿制度,在程序上如何操作还待摸索,一般为反诉或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司法实践中,为了公平合理处理彩礼案件,对彩礼进行比例返还,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在判决法理和思维中,可对女方因婚约产生的损害进行补偿,在彩礼返还中进行扣除,根据各类情况,一般应作区别对待:
(一)解除婚约
若当事人双方没有过错,根据附解除条件赠与的法律特征,当事人双方附有条件给付对方的财物,应全额返还。根据过错程度,若双方已同居或发生了性关系,女方无故毁约的,可返还60至80%之间,男方无故毁约的,返还控制在60%以下;按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并已生育子女的,男方无故毁约,提出彩礼返还的,返还50%以下;女方无故毁约的,返还60%-70%;男方隐瞒禁止结婚的疾病、采取欺骗手段的,返还60%以下;隐瞒其它疾病造成不能成婚的,返还70%以下;
(二)借婚约或婚姻索要财物
女方完全是为了借婚约索取财物,而非出于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彩礼一到手就提出解除婚约或制造事端迫使男方提出,应全额返还。对于已结婚的,若没有同居生活,应全额返还,虽已同居生活,但未生育子女,且婚姻未二年,可返还50-70%,若双方已生育,且婚姻满两年或以上的,原有的假借结婚之名骗取财物的,此时已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如果假借结婚之名骗取财物,不会为其生儿育女并且共同生活两年或两年以上,此时离婚可不考虑彩礼的返还,若男方确实困难,又为婚姻欠债,可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二条予以救济。
(三)离婚
当事人结婚后离婚,附解除条件赠与行为已生效,民事法律关系已完成,已没有解除赠与的条件,当然也没有依此返还彩礼的问题。对于结婚未愈二年,且没有生育子女,因给付彩礼造成男方生活困难,根据男方生活困难的程度、女方的实际情况适当返还彩礼。
(四)无效、可撤销婚姻
造成无效、可撤销婚姻若与当事人获取彩礼目的无关,因当事人已实际同居生活,履行了夫妻的权利义务,有的已生育子女,对于彩礼返还,可参照上述离婚之规定办理。
总之,应尽快完善我国有关结婚彩礼返还的相关规定,在立法过程中,不但要参照国外的成熟理论,我国的本土民事习惯也应当得到尊重,其中的合理成份应当吸收到法律中来。要注意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利益,因为婚姻不成本身对无过错一方是有损害和伤害的,不但在时间、精力、财产上有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可能会受到较大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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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经过抚顺中院一审、辽宁省高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增彬请求返还的财产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给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请求返还的主体是顾秀兰,冯睿睿则应对此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案涉财产虽为张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给付,但无据证明系冯睿睿以结婚为条件而索取。张增彬虽然向抚顺中院提交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顾秀兰、冯睿睿自认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张增彬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张增彬关于顾秀兰返还财产并由冯睿睿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张增彬要求返还财物的请求未得到支持。
第五篇: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2007-09-21 13:52:29
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一直未加以规范,对解除婚约后彩礼返还问题规定比较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再加上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官道德评价标准的差异,直接导致此类案件处理结果悬殊各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影响着人民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本文就结合司法实践,对婚约彩礼纠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解析。
一、婚约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彩礼,也有的地方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家下下定亲帖的同时,要送聘礼或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但数额一般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彩礼是吉祥物。送彩礼作为中国民间老百姓订婚礼的重要内容,是老百姓民事生活中的大事。在原本的乡土社会里,因彩礼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人们约定成俗:如果男家解除婚约,彩礼不退;如果女家解除婚约,彩礼就要原数退还。大家都恪守习俗。可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打破,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原本没有歧义的习俗,现在各有各的理解。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婚约解除也已司空见惯。一段时间以来,彩礼纠纷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彩礼案件的裁判结果,个案之间差别很大,曾经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一类难题。2004年4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该司法解释第十条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的裁判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该条的实施也带来很多社会的非议,司法解释与民间的通常做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很多当事人内心不服,造成执行难,甚至造成被执行当事人自杀的情况发生,构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彩礼纠纷问题的裁判上如何从“定纷止争”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的难题。
二、婚约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1、不同观点介绍。
第一种意见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但凡送彩礼的一方,无一不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许多家庭负债给付彩礼,为的是最后结婚,而接受彩礼的一方也是在同意将来同对方结婚而接受彩礼。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当将彩礼返还;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所缔结的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就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定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彩礼,违背了善良风俗原则,应属无效。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而自愿缔结的,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相违背,因此这种行为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所以给付彩礼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给付方有权要求对方予以返还。
2、对不同观点的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理由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给付彩礼作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行为,这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相违背。因为我们强调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感情为基础,一贯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如果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完全改变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附加一定的条件,但是婚约本身就没有赋予其法律效力,在附加结婚这一条件,就更加违背法律规定,因此将这种行为视为附条件赠与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将所接受的彩礼作为不当得利,显然是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一般要求取得不当利益不是基于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给付彩礼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是否仍然需要返还呢?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婚约彩礼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将这种社会现象视为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毫无意义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无效,那么就当然自始至终都无效。也就是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是否结婚,给付彩礼的行为都无效,这显然说不通。
3、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给付彩礼是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首先,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当风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种习惯愈演愈烈,相互攀比,给付彩礼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给付和收受彩礼的行为都是在这种风俗习惯下所实施的,包括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数额等内容,都是在这种习惯的支配下,一般还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其次,给付彩礼与婚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婚约,即使发生财产给付关系,也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男女双方订立了婚约,按照习俗一般都会发生彩礼的给付。也就是说,撇开婚约单纯的讲彩礼问题,就属于本末倒置。第三,这种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其法律效力同样应当依附于婚约的效力。彩礼给付后,在婚约存续期间,当然不发生返还问题;一旦婚约解除,此财产流转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接受彩礼的一方就应当返还其所接受的彩礼;如果双方已经结婚,婚约的法律效力就一直延续到双方的婚姻缔结,一旦双方结婚,婚约的效力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就不存在彩礼的返还问题。第四,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婚约均没有做出规定,实际上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既不提倡和肯定,也不反对和禁止,任其按照风俗习惯发生、解除和消灭。而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所作出的一条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又难以全面、有效的解决婚约彩礼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婚约制度,从而对婚约进行法律规范,以克服道德约束力不足的问题。第五,将此类纠纷定性为婚约彩礼纠纷,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其原则精神与本文所称的婚约彩礼相一致。
三、彩礼的范围界定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哪些应当作为彩礼?哪些不应当作为彩礼?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加以规定,理论界也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笔者认为,彩礼仅指基于婚约、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其构成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也就是说,男女双方(或各自的父母)在结婚之前,为保证缔结婚姻而先达成的协议,俗称定婚。婚约的订立法律虽然没有加以规范,各地的风俗不同,但一般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让大家知晓,比如举行定婚仪式、宴请宾客等。定婚后,男方就要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彩礼。如果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相互给付财物,则完全基于双方自愿,并不属于彩礼,应当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还有同性恋者之间财物给付行为、买卖婚姻的行为、隐瞒已经与他人结婚的事实,又与人定婚而发生的财物给付行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财物给付行为,只要不是基于婚约,都不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范围。
2、需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中或者订立婚约之后,给付财物的行为要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关于给付金钱的数额以及其他物品,一般都需要由中间人(俗称媒人)从中按习惯商定,有时还要通过中间人交付。这种情况下,给付财物既不是给付人主动赠与,又不是接受人的索取。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清楚该财物就是为订立婚约而给付的彩礼。如果当地并没有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之间发生财物给付行为也就不是彩礼。如果彩礼的数额明显超出当地风俗习惯,而且明显超出给付方的支付能力,就应当认定为借婚姻索要财物行为,其实质就不再属于彩礼性质。
3、所给付财物的价值按照当地生活水平属于数额较大。双方订立婚约后,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需要给付另一方一定数量的财物,其数额或价值就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该标准虽然没有固定的规范,但是,最起码要符合彩礼所具有的担保性质,要符合同时期同一地区大致相近的数额。在豫东平原的农村地区,一般就要数千元。如果给付500元以下的金钱或价值不超过500元的财物礼品,只能视为礼尚往来的正常花费,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给付的是烟、酒、食品、衣物等易损耗的日常用品以及价值较小的用作纪念的物品,包括请客招待费用,都不能认定为彩礼。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能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才涉及是否返还问题。
四、彩礼返还的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彩礼纠纷的情况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仅凭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很难适应全部所有案件,一概而论,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婚约彩礼纠纷主要表现在彩礼的返还问题上,哪些情形应予返还?哪些情形可以减少返还?哪些情形不应返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彩礼返还进行限制的原则
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性规定,除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同时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彩礼是依附于婚约而发生的,婚约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加以规范,都是依据当地风俗习惯所进行。婚约的成立、存续期间的来往以及解除等事项都是按照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当然撇不开风俗习惯在其中的作用。当婚约解除,涉及到彩礼返还问题时,也就应当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在解决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机械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处理,就会导致当事人的抵触,特别是涉及到接受方有过错而导致婚约解除或者是双方已经同居生活的,甚至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的,如果判决接受方全部返还,就与风俗习惯相冲突。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彩礼纠纷案件时,就彩礼的认定、彩礼的范围、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彩礼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应当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保证人民法院的判决符合民意,更便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同时还可以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保持一致。
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该项原则是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适用的一项原则,它体现在是否准予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及损害赔偿等方面。婚约彩礼纠纷与离婚纠纷在依附于人身关系方面基本相同,只不过,婚姻纠纷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夫妻家庭关系,而婚约彩礼纠纷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阶段。因此,在处理婚约彩礼纠纷时延续适用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当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需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该原则是民法上的帝王规则,是法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与诚信原则一样,与道德规范联系非常紧密。婚约彩礼纠纷在很大层面上,所能体现的就是道德问题。关于婚约的履行完全依靠道德作为准则来约束,双方发生纠纷,所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解决此类纠纷的过程中,应当用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来判断是否公平,这样才能体现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符合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以上三个原则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加以运用,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对每一项原则,都不能滥用。比如涉及风俗习惯的认定、当事人过错的认定等,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二)不予返还的情形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实践,具体总结以下几种不应当予以返还的情形:
1、已经登记结婚并同居生活的。这种情形下一般不予返还,无论是理论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司法实践上还是风俗习惯上,认识是一致的,本文不再赘述。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时间较长的,一般应当以两年以上。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对该种情况确定不予返还,主要理由:首先,在当地广大农村地区,一贯将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视为男女结婚的标志。双方一旦结婚,就成为了一家人,婚约就自然的过渡到婚姻阶段,订立婚约的目的包括给付彩礼的目的都已经实现。接受彩礼的女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由一个大姑娘变为了媳妇,其道德评价就会降低。根据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就不再返还;其次,两年的限制主要是基于诉权的时限原则。男女双方缔结婚姻,都是希望长期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不办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双方订立婚约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彩礼还是需要返还的。同居生活的时间限制,主要还是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来确定。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同居生活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双方的“婚姻”生活因生育子女,而更加牢固,因生育子女而更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家庭。如果双方解除这种所谓的“婚姻”关系,将会给女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确定这种情况下彩礼不再返还。
4、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接受的彩礼已经在共同生活中花费掉,其权利的客体已经不存在,属于返还不能;另一方面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事实上已经与“夫妻”共同财产相混同,也不应当返还。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5、在婚约存续期间,婚约当事人死亡的。因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就以未婚夫妻的名义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在为将来缔结婚姻做着准备,其中一方因病或其他意外事故死亡,也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痛苦。这种情况下婚约的解除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在将彩礼予以返还,就有点不近人情,与风俗习惯相违背。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中国台湾等法律,这种情况都不发生返还问题。这里需要注明的是,在死亡前已经起诉的应予除外。
(三)减少返还数额的情形
1、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我们当地风俗习惯,婚约的解除如果是给付彩礼的男方提出的,彩礼就不予返还或者减少返还额。因为婚约具有人身依附性以及不得强制履行的特征,加上感情不能用财产来衡量,两方面相结合,就使用了“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这样的表述,而没有使用“过错方”的用语。其次,其他很多国家都规定了任意解除婚约,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财产方面的责任,比如美国法、日本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等。因为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所以就用彩礼的返还来代替财产方面的责任;第三、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时,规定了一个比例,该比例既照顾到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又对自由裁量权作了合理的限制。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根据给付彩礼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经济状况对比等因素,在10%至50%之间自由裁量。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女方怀孕、流产或遭受家庭暴力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六、贵重物品的返还原则
贵重物品作为彩礼,涉及到返还时,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以返还原物为原则。因不可抗力导致物品损坏、灭失或因自然损耗、物价降低等因素导致物品价值减少的,接受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方在婚约未解除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物品出卖或因为接受方的过错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接受方按物品出卖、损坏、灭失时的实际价值予以赔偿。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