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马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

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己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己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

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己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己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出处:本文原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

第二篇：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已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 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 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已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已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马强

第三篇：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经济犯罪侦查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

当前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借鉴经侦实践成功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探寻解决对策，是经济犯罪侦查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相比尚显稚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本文试从经侦工作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对经侦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难点与热点问题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论者指出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经侦协作：在协作意识上，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协作体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互联的组织网络，全面加强各警种间、各地区间、各相关部门间和国际间的协作;在内容方式上，积极探索丰富多样、不拘一格、高效灵活的模式。在协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时。无偿”‘的原则;在协作机制上，按照科学高效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齐。有的论者从经侦部门在侦查办案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角度、将经侦协作分为外部协作与内部协作;将经侦

协作范围分为大陆各地经侦部门的区域协作，与港澳台警方的区际协作，与世界各国警方的国际侦查协作，并论述了上述五种类型经侦协作途径的内容和方式。上述研究与经侦协作机制建设实践颇为契合。

近年来，在侦查协作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经侦协作区为基础的经侦协作网络。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建立了五大经侦协作区。各经侦协作区普遍制定了区域协作规定，明确了协作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

(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经济犯罪涉及的经济领域较为广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主动加强与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

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是指经侦部门日常开展的直接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提供信息、技术等支持的基础性专门工作。有论者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强经济犯罪信息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和利用;要加强秘密力量建设;要加强侦查技术手段的建设。还有论者提出，要结合办案，把依法查处过的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资料和人员资料搜集起来，建立数据库;抓紧配备审计、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文检专业人员等。笔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应充分借鉴刑侦部门开展基础业务建设的经验，周时紧密联系经侦工作实际，目前，应立足于建设侦查工作急需的项目，刑侦部门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项目，就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

对于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论，有论者认为包括经济犯罪情报资料、协作网络、隐蔽力量和侦查技术四个方面。有论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应包括狭义的基础业务(即情报资料与阵地控 2

制)和专门手段(即经侦特请、行动技术和司法审计)。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虽然尚无权威界定，但理论界和实战部门均认为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经侦特精建设是经侦基础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经侦情报信息系统是将各种与经侦工作相关的信息、数据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等进行规范，实现统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统。目前，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尚无全国统一标准，有论者认为，该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经济犯罪案件信息资料管理系统;人口、逃犯、机动车等有关公安信息查询系统;工商、银行、税务等经济犯罪相关信息系统;法律法规数据库。卜」关于经侦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有论者提出，在系统建设中首先要在经侦民警中强化情报意识;其次，要有广而全的立意，广泛、全面地收集情报资料;第三，要不断提高情报分析、研判、处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隐蔽的情报资料中发现问题，发掘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第四，情报资料工作人员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主动将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况反馈给侦查部门。笔者认为，经侦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照金盾工程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在总结有关省市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经侦业务特点的公共行业标准，积极开发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单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

(二)经侦特请建设。加强经侦特请工作是增强经侦部门主动进攻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经侦特请建设应紧密结合经侦业务特点，满足侦控经济犯罪的需要。有论者认为，经侦特请建设在物建对象、布控的领域、层次、对象具备的条件等方面应不同于其他侦查部门特请。经侦特请建设应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慎重物建特情，确保特情的隐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经侦特情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特别过硬的特请管理队伍。

三、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作为公安工作中的新兴业务门类，经侦工作无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工作依法、高效、平稳运行，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经侦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经侦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提上了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工作日程。有论者提出，经侦业务工作要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破案责任制、支援保障机制、侦查工作模式机制、指导机制、激励机制、研究机制和培训机制人大机制，上述设想颇具见地，对经侦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定规章制度，使经侦业务工作有章可循。经侦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诸多环节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普遍，急需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在相关立法尚未健全，统一的业务规范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大胆探索，纷纷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的欠缺。

(二)规范经侦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论者指出，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应严格把握三道关，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结案。笔者认为，经侦业务工作中亟待规范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环节;案件立案、侦查环节;赃款、赃物保管、移送环节;侦查协作环节;情报信息、特请等基础业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为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将工作业绩与晋级、奖惩等挂钩，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破案责任制、搭档制。同时，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必须将侦查工作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实行重要环节的集体讨论制、审核制。错案追究制等。如有论者对侦查破案责任制进行了探讨。

(四)实行经侦工作情况报告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经侦工作情况信息的及时、规范、完整、真实传递，是上级公安机关掌握动态。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相互沟通情况、借鉴经验、共享信息的基础。须及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发、破案数，对犯罪形势的分析和预测，4

大要案件办理进程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情况，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关于经济犯罪侦查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初查的祛律依据。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对犯罪线索进行的调查核实、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犯罪危害后果较为抽象，公安机关在接到犯罪线索后，必须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才能判定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进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就使得初查应运而生。

初查是在经侦实践中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这一程序。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此，有论者认为，初查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公安机关有权对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前审查。虽然‘啼查“的范围。方法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初查无疑属”审查“活动。其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12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可以对线索开展初查。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同属侦查部门，除管辖范围不同，其权限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侦部门开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

第四篇：管辖权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研究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管辖权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郑中立 刘 学

管辖权异议案件是指诉讼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在答辩期内提出对管辖权的异议，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予以处理的案件。正是由于原告在起诉时有可能利用自己诉讼发起者的优势规避法律，选择向最有利于自己的法院起诉，而在立案审查阶段，法官仅仅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这种对案件管辖权的判断不能使法院完全将自己无权管辖的案件排除在外，在受理案件后发现管辖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法律规定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有权提出不服该院管辖的主张和意见。此类案件在当事人法律意识愈来愈强的今天越来越多，该制度所反映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一、当前管辖权异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危害性

目前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具有明显的行政职权特征，在提出条件、处理程序、证据提出及质证、认证等方面都缺乏详尽的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诉讼过分迟延、处理程序不规范和当事人丧失自主决定权等问题，一方面妨碍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另一方面也招致了部分当事人的不满。主要表现在：

(一)异议提出条件法律未作规定，致使部分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至100元，而至于异议的提出条件和相关证据材料等方面都未作要

求，正因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门槛过低，且成本微乎其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管辖权异议申请无序的状态。部分当事人很容易运用管辖异议权拖延诉讼进程，或者以提出管辖权异议来迫使原告接受不利的调解方案。甚至部分管辖权十分明晰的案件，当事人为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也提出管辖权异议，通过漫长的管辖权异议处理过程，迟滞原告权利的依法保护，甚至利用此期间转移、变卖其可供执行的财产。

(二)异议处理程序不规范，导致人民法院审查程序无法可依，程序不够透明。

按照人民法院的普遍做法，被告人申请管辖权异议都是直接向案件的承办法官提出，由处理案件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一并审查处理，二审则由立案庭负责审查处理。因为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处理程序缺少法律规范，有的法院采用书面审查，有的法院采用听证审查，有的法院由法官调查取证，有的法院将举证责任判归当事人，甚至同一法院也有不同的做法，通过这些审查程序虽然最终处理了案件，但由于不够统一规范，让法官和当事人都无所适从。在实践中，少数法院在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拒绝裁定，而是依职权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致使部分当事人不满，四处上访告状，甚至拒绝到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诉讼，导致一些管辖权转移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处理解决。

(三)异议处理方式过于书面化，对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没有统一规范，致使部分案件的处理结果脱离实际，导致当事人的强烈不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但是对审查的形式未予以明确。实践中，往往在把管辖异议申请送达给原告后，仅仅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而不是运用审理程序进行审理，甚至极少数法官不将管辖权异议书通知原告，就依职权进行了审查处理，致使最终结果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在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是只进行形式审查，相关证据材料根本不经举证、质证和认证。异议处理方式的书面化和行政化，一方面违背了依证据审理案件的基本法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的攻击和辩论的机会，使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确定管辖的证据经历必要的质证过程，然后再去伪存真，作出裁定。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另一方面是为恶意规避管辖提供了方便之门。当事人可以利

用法院审查不进行对立辩论和质证的特点，通过涂改和添加有关管辖的内容，或者通过其他一些非法手段伪造证据，骗取相关法院的管辖权。

(四)人民法院确定管辖过于职权化，忽视了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的诉讼权利。

在裁定异议成立后，法院依职权自行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当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该院管辖时，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上级法院指定由哪个法院审理的，该案最终就由指定的法院审理。在确定有管辖权的法院的过程中，相关法院的操作程序根本不考虑当事人选择法院管辖的权利，原告不能积极参与异议解决程序。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时候，最终的管辖法院与原被告的选择或者与案件缺少关联性，这导致了许多案件的诉讼成本增加，忽视了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的权利。

二、管辖权异议案件审理程序设计

(一)规范管辖权异议的提出主体

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争议：(1)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否有管辖异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已明确规定：“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2)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有管辖异议权?我认为，无论是被通知参加诉讼还是主动参加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都没有管辖异议权。法院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合并审理仅仅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上为了诉讼方便和提高审判效率。如果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认可所在法院的管辖权，完全可以向其自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此时先启动的诉讼程序可以中止，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案件审理完毕后再恢复审理，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3)必要共同诉讼中后来参加诉讼的原被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在必要共同诉讼中，主动申请作被告参加诉讼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见的，而对于法院依职权追加的被告拥有管辖异议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后来主动参加诉讼的原告应该视为接受了法院的管辖，问题不大;而被法院追加参加诉讼的原告认为受理案件的法院没有管辖权则

争议颇大，有的学者认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中部分原告拒绝接受法院管辖的，应当视为原告未达成起诉的一致意见，起诉条件不具备，应当驳回起诉。而在实践中此类纠纷又常常出现共同原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如夫妻为离婚而提起的析产之诉，人民法院如果拒绝诉讼，则纠纷会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我认为，此时不应当赋予其管辖权异议权，但应当充分注意其意见，由法官依职权审查该院是否具有管辖权。(4)非必要共同诉讼中后来参加诉讼的原被告是否有管辖异议权?同上，在非必要共同诉讼中，对于法院依职权追加的共同被告也当然拥有管辖异议权。无论是主动申请的还是被追加的共同原告如果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的，由于其中某一人的诉讼对其他诉讼案件不会发生效力，有异议者可以不参加诉讼，其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二)规范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受理程序

对于管辖权异议案件，应当改变现在当事人随意提出方式，而应当由人民法院进行形式审查，即对于管辖规则相对简单、只需进行形式审查即可判断异议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的申请可以直接不予受理;而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的理由或者证据支持，或者是需要通过实体审查确定管辖的，则予以立案受理，编立单独的管辖权异议案号，并将案件移交进行实体处理的同一审判组织，按照法定的审查程序来进行审查处理。由于一些案件的管辖权要以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而定，因此我认为，管辖权的一审处理还是以进行实体处理的同一审判组织为宜。

这样，有了立案庭的初步审查，可以规范管辖权异议的受理，减少管辖权异议案件，有效地杜绝被告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同时也可以有效监督管辖权异议的审理期限，防止诉讼的过分迟延。这样，也有利于对管辖权异议案件进行调查研究，探索其审判规律，为下一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奠定基础。

(三)规范管辖权异议的审查程序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先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程序，包括管辖权异议书向原告的送达、管辖权异议证据的提出时间以及开庭审理时间、审理期限予以规范。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处理虽然只是

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司法满意度以及实体权利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该审查制度应当同审判程序一样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并且对效率有更高的要求。我认为，管辖权异议的审查程序应当采用当事人对抗式的庭审模式，由当事人针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辩论意见，当事人对因客观原因不能提出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法官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认证，依据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裁决，并将当事人就管辖权争议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人民法院的认证分析过程和法律适用写入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中，以向有关当事人释明受案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兼于此类案件对效率的特殊要求，管辖权异议案件的一、二审审理期限可以更为严格，一审法院向二审法院移送案卷时可以只移送管辖权异议卷宗。

三、关于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管辖权异议案件的举证期限问题

有人认为，一审法院必须在接到管辖权异议申请后的15日内作出裁定，而当法院最终作出裁定的时候可能提出异议者的举证期限尚未届满，这样就有可能强行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并因此认为法院对异议的审查应从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开始计算，以保证当事人的举证权利。而我认为，管辖权异议与举证期限并不相冲突，管辖权异议是人民法院因诉讼当事人对其管辖权是否合法提出异议进行审查处理，在审查期间应当停止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得作出判决，而对于程序，则可以正常进行，如财产保全，指定举证期限、鉴定等，人民法院在审查处理管辖权异议期间，当事人仍应按照法院的指定期限提交相关证据。在案件管辖确定后，无论案件是否改变管辖，人民法院均可以不再指定举证期限，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开庭审理。

(二)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撤诉的处理方式

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原告提出撤诉，原则上讲法院对撤诉的处理属于实体处理，应暂时搁置，先对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然后再由管辖权的法院审查撤诉申请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提高司法效率，也可以考虑让被告先撤回管辖权异议，然后再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三)对管辖权争议案件是否适用和解和调解方式解决

2007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大诉讼调解力度，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中也有了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撤诉而结案的案件先例。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以此为例，尽可能地掌握当事人的真实心理，另辟蹊径，可以不按部就班地进行审理和裁定，而是着力促成当事人和解和调解。这也不失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新方式。

(四)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次数和效力问题

关于同一案件中，当事人可以提出几次管辖权异议问题，在实践中争议很多。具体有几种情形：一是法院作出管辖权异议裁定后，后来被追加的被告又提出管辖权异议。对此，我认为法院的裁定书一旦作出，应当对所有的案件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后被追加的当事人不能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二是法院依职权改变了管辖或者根据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裁定移送案件后，当事人不服管辖，又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我认为，法院的管辖权异议审查程序应当只进行一次，如果当事人在管辖发生改变后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不应再次启动审查程序，若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自己不具有管辖权时，应当及时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而不应作出裁定。

(五)管辖权异议裁定的申请再审问题

在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修订以前，这个问题没有争议。但是在修订后，有人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应当进入再审。即管辖错误的应当再审，故管辖权异议裁定可以申请再审。我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片面，该条的规定是为防止法院乱争案件

管辖而违法作出实体裁判的情形，应是对实体裁判的再审。发现管辖错误的，应当撤销实体裁判，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如果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申请再审的审查或者再审，势必极大的拖延诉讼，甚至会使案件的管辖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实体审判停滞不前，案件久拖不决。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8条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故我认为，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对于包括管辖权异议在内的其他裁定是不能申请再审的。

(六)管辖权异议制度需要时限提高效率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二审的审查期限未予以明确，一审期限也不够严格，再加上一、二审法院之间因上诉卷宗移送须占用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导致管辖权处理期限较长。同时，在确定案件移送其他法院的情况下，也应该确定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要求有关法院在相对较短的期限内将案卷和诉讼费移送出去。当然，这些都需要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五篇：企业终止后债权债务的清理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企业终止后债权债务的清理

一、企业终止怠于清算引发的诉讼问题

近年来，怠于清算的现象日趋普通，在诉讼程序中如何确定这类企业及其股东的诉讼主体地位，关系到终止企业的债权实现和债务落实等实际需要，成为民商案件面临的难题之一。问题主要集中为：已终止而未清算的企业能不能以原有企业名义起诉、应诉?该企业的股东能不能代为起诉、应诉?

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发生终止的事由后，应严格按照《民法通则》或《公司法》的规定，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对外一切民事行为，包括起诉、应诉都必须以清算组的名义进行，原企业不再享有民事诉讼地位，该企业的股东也不能代为起诉、应诉。

另一种意见认为，企业终止后有清算组清理债权债务的，以清算组为诉讼主体;没有成立清算组的，应以清算主体(即负有企业清算义务的主体)为诉讼主体，该清算主体可以起诉、应诉。按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和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企业的股东或有股东性质的开办者、上级主管部门都是企业的清算主体。这些清算主体可以直接代替终止的企业起诉主张债权，并以终止企业的资产偿还债务。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已终止而未清算的企业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例如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虽应停止清算范围外的一切经营活动，但在清算程序结束前，该企业法人或清算法人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可以原企业或清算组的名义参加诉讼。

然而，上述几种思路仍不能完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亦有矛盾之处。

如果严格地将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完全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不能起诉应诉，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尽快成立清算组织，以清算组的名义对外主张债权，但亦会有很多只有债务没有债权的终止企业籍此逃避被追诉的责任。因为当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不能作为被告应诉时，其债权人则必须等待该企业成立清算组，才能提起诉讼;或者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企业突然终止，则需中止诉讼，待该企业成立清算组后才能继续诉讼程序。倘若该终止企业始终不成立清算组，债权人便永远无法行使诉权，既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也会增加法院中止审理的积案。这样绝对严格地要求终止的企业必须由清算组作为被告应诉，会使债权人或法院实际承担了债务人怠于清算带来的不良后果，反而难以实现清算制度保障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如果允许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享有完全的民事诉讼地位，既可以起诉也可以应诉，虽然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确定诉讼主体，但在理论上似乎混淆了股东、企业法人、清算法人的界限，在实践中也会使法定的企业终止清算义务落空。在无须进入清算程序即可起诉主张权利的条件下，终止的企业法人及其股东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商事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并没有组织清算的需求。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很可能只选择从事对其有利的行为，如主张债权等，而对清理财产偿还债务或交纳税款等则消极回避，久拖不理。在终止企业的股东可以作为原告代为起诉主张债权，并实际受偿的同时，该股东作被告应诉只需承担组织清算的义务，以被清理企业而不是股东的财产还债。这样一来，股东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对等，对股东有利，而对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显然不公平。企业解散而不清算，往往使该企业法人及其股东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最终是原企业下落不明，财产去向不明，所欠国家的各种税费无法收缴，债权人无法追偿，生效的判决也无法执行。因此，怠于清算的企业以其股东或原企业法人的名义起诉主张债权，实际上是一种规避法律，不履行法定清算义务的行为，其后果是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

《公司法》规定的清算制度的破坏。因此不宜允许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享有代替清算组直接提起诉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