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婚约纠纷判词

第一篇：台湾婚约纠纷判词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决 八十九度家诉字第九四号

原

告

张○女

被

告

赖男

右（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本院判决如左（下）： 主

文（（判决内容）

1、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1548755元）及自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

2、原告其余请求驳回。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十分之三，余由原告负担。

4、本判决第一项于原告以新台币伍拾壹万陆仟元为被告供担保后，得假（强制）执行。但被告如于假执行程序实施前，以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为原告预供担保，得免为假执行。

5、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驳回。

事

实 甲、原告方面：

一、声明（诉求）：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下同）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被告之翌日即民国（下同）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并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

二、陈述（事实和理由）：

缘原告原任职于婚纱摄影公司，因被告热烈追求后，两造情投意合，乃双方家长同意下，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先行送喜饼及摆喜宴订立婚约，并约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忽于八十九年五月初留书离家，并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被告仍拒不于约定之结婚日期︵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履行婚约。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及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无故违反婚约，拒不于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与原告结婚，依前揭规定自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爰请求被告赔偿之项目及金额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

原告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之喜宴二十二万八千元、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印制及寄发喜帖六千一百十元、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以上共计支出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391044元）。（证据附后）非财产上损害：

原告本系花样年华少女，于八十九年一月初结识被告时，因被告热烈追求，原告见其退伍后仍能积极考上大学夜间部进修，颇有上进心，故而同意交往，并因情投意合而互许终身。嗣原告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后，因被告要求原告辞去工作，专心准备结婚及生产，原告为顾及小孩健康及出生后能亲自照顾使其有一完善美满之家庭，遂应被告之要求，先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双方父母见证及亲朋好友祝福下欢欢喜喜举行文定喜宴，当日贺宾云集，席开十九桌。不但当场告知诸亲友，并于喜饼上贴通知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随后并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同沾喜气。讵知，被告忽然悔婚不欲履行婚约，原告遭此打击，实无法承受。原告一面努力申请调解试图挽回婚姻，一面尚须含泪通知所有亲友取消婚期，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社会观感所致精神损害）

尤其，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由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鉴定无法施行流产手术，致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而原告目前已失去工作，将来小孩出生后，更须靠原告工作赚钱独立扶养长大，原告所受之创伤实一辈子亦无法平复。其精神上之煎熬及痛苦，殊难弥补。故此原告仅请求被告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5000000元），聊资慰藉。（受孕、辞职、抚养所致精神负担）

以上共计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5391044元）。

（原告根据被告之答辩所作回应）

（1）被告就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约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事实，业已自认属实。

（2）唯被告诿称原告订婚后即因细故与其争吵及多次强迫其至神坛膜拜云云，则非事实。而且被告并非三岁稚童，原告如何强迫其前往？被告片面卸责之诿词显荒诞无稽，且违背常理，殊不足采。故被告主张其可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规定之重大事由解除婚姻，自亦不足采。

（3）又因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其婚约因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而解除时，当事人之一方固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唯若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时，其单方之解除婚约既不合法，自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其法理至明。

（4）本件如前所述，被告既无权解除婚约，则其请求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自均无理由。况且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其任何财物，而被证一至四均属私文书原告亦否认其真正或与原告有何关连。尤其订婚喜饼、红包等更显非原告赠与被告之物，自无从主张抵销。复查男女双方为准备结婚而先行订婚、购买手饰项链、购臵新衣、新鞋、拍摄婚纱照片，并于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乃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被告空口诿称其中有多项非必要之用云云，自不足采。

（5）而且原告原本深信被告会信守婚约而结婚，才愿为其怀孕生子，其因此于筹备婚礼中已怀孕而购臵之孕妇装，自亦属必要支出。

（6）再者，被告否认之原证

七、原证

九、原证十一，业据证人张简素娥、林庆祥、叶秀兰分别于九十年七月十一日及八月二十一日到庭证称该内容及金额属实，并由原告之母即证人

张简素娥代原告先行垫支部分费用无误。被告否认之原证十亦分据证人林美伶、张秋明于九十年九月十三日到庭证述确实，自堪采信。

（7）又本件被告为家中独子，其父亲赖清山于内湖及○○市○○区○○○地拥有房地等不动产，并且其位于○○市○○路一二七号之一楼出租他人经营上亿服装行，光此月租收入即有十余万元。前此装潢松山路一二七号三楼即花费一百多万元，可见其家中经济状况甚佳，甚至被告本身光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即达三万元左右，绝非被告伪称之无任何资力。

（8）而原告原先之工作，业因被告之要求而辞却，经济状况已至为困窘，原告目前又已产下被告之女，必须身兼母职，谋职更为不易，再衡量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清纯少女，竟遭被告恶意遗弃，并诬指所生之子非其所有，其身心所受之重创，实难言喻。原告日后仍须一人独力扶养稚子，并终生忍受亲戚朋友异样目光，其身心所受之煎熬及痛苦，实难以弥补。故原告仅请求被告五百万元之精神慰藉金，自无过高。

三、证据：

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收据、发票、挂号执据、明细表、估价单、离职证明书、薪资单、入帐存折、照片、诊断证明书、土地及建物登记誊本、被告八十八年利息所得数据清单等件为证。

乙、被告方面：

一、声明：驳回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如受不利判决，愿供担保请准免为假执行。

二、陈述：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有其大重大事由者。」，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之学生，于八十九年元月中旬，因至台北市某ＰＵＢ而结识原告，当日双方互相留下连络之电话号码后，原告即于翌日主动与被告联络，嗣两造即开始密切之交往。至八十九年二月底、三月初，因原告突告知被告谓伊已怀孕，被告念及原告既称已怀其子，乃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完成订婚之仪式，并约定于同年五月廿二日结婚。

惟两造完成订婚后，原告即因细故与被告争吵，且在被告无任何宗教信仰之情形下，强迫被告须深夜至其所熟识，位于○○县○○市○○路○段拘仁巷一弄卅七号，名为「云天宫」之神坛膜拜，而每次膜拜之过程，皆须至该神坛之住持发功起乩结束后，始可返家。被告因无任何宗教信仰，且于此科学实事求是之时代，对怪力乱神之说更是斥为无稽且极为排斥，乃原告仍多次强迫要求被告须遵行其所笃奉之宗教，精神实蒙受莫大之压力及痛楚。故被告乃于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发函予原告，欲与其协商共同合意解除双方婚约，是被告显有依法解除婚约之重大事由，原告谓被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而违反婚约，并进而请求赔偿其损害云云，显属无据。

退步言之，纵认被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 １、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当事人提出之私文书必须真正而无瑕疵者，始有诉讼法之形式的证据力，此形式的证据力具备后，法院就其中之记载调查其是否与系争事项有关，始有实质的证据力可言，最高法院

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九七一号判例参照。查原告所提出之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其收据及发票皆无抬头，显难证明系原告因订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另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为原告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亦否认其真正。另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部分，其所附之收据及统一发票亦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亦难作为证明原告为准备结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至于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部分，因所附之估价单为原告前所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所出具，其证据之证明力实值可疑。况上开费用之细目亦有多项非必要之费用支出，如礼服项目乙栏之五、六订服等费用，原告之主张显无理由。（书证）

另就原告声请传讯之证人，兹以证明其所受之财产上损害属实部分，提出答辩如下：

原证七部分：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其所为之证词难有不偏颇原告之嫌，其证词显难采信。况此部分之支出纵如证人所言属实，亦为原告之母所为之支出，非原告所为之支付；且所购之项链、手饰等财物，并非支出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主张此部分应由被告赔偿，应不足采。（证言）

原证九部分：红包及什费明细之支出，皆系包红包之人员将金额放于红包袋内，将其交付予各该受领红包之人，证人林庆祥并非实际负责该事项之人员，其证称红包之个数、金额及其它各项什费之支出，有违常理及经验法则，实不足采。（常理）

原证十一部分：原告先前即任职于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证人叶秀兰为昔原告之同事，证词难免有偏颇之虞，亦不足采。（证言）

原证十部分：此部分之支出原告将部分本身为孕妇所需购之孕妇装，算入其为结婚所为之支出，显与法不合。（常理）２、非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法院对于慰抚金之量定，应斟酌双方，并被害人暨其父、母、子女及配偶之身分、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关系定之，并应斟酌加害程度及其它各种情况核定相当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号判例及最高法院五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三号判例可资参照。经查被告目前仍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学生，并无任何之工作收入，其名下亦无任何之不动产，是被告本身实无任何资力可言；而原告于高中毕业后，即已入社会而有工作之收入数年，其经济状况实较被告为优。至于原告所举被告之父尚有多笔不动产及租金之收入，其经济状况显较原告为优云云，惟此部分之资力乃系被告之父之经济能力，非被告本身之经济状况，原告以此作为慰抚金斟酌之条件，显与法不合。另原告所提被告之利息收入，则系被告民国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时至今日被告亦早已无此资力。再查被告纵认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之事由而违反婚约，亦系基于原告先怀有身孕而奉子订定本件之婚约，惟订订婚约经深思熟虑后，始悟觉双方之个性及家庭差异过大，双方由结识至订婚亦仅短短三、四个月之时间，感情基础甚为薄弱，若勉强因子而结婚，致结婚后始造成婚姻之离异，对原、被告双方及所生之子女而言将更是更严重之伤害，故被告之违反婚约亦实非被告所愿见，是斟酌上开之情事，原告主张五百万元之精神赔偿，显属过高。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经查被告因订婚当日即赠与原告聘金卅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

计六万三千元，以上赠与被告共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680016元），是被告谨以此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婚约既经解除，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予被告，且纵认违反婚约之一方为被告，被告亦可依上揭规定请求返还。被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应属有据。

三、证据：

提出发票、合和堂饼店订货单、统一发票、红包明细表及陈棋炎等人所著之民法亲属新论第八十五至八十七页等件为证。（学术观点作为裁判依据之证据）

理

由（裁判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告起诉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原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同年五月初旬留书离家，并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为此依民法九百七十八条、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并加计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算之法定迟延利息，又原告订婚后并无因细故而与被告争吵或多次强迫被告至神坛膜拜之情事，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以有重大事由解除婚姻，亦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原告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尤其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任何财物，亦否认被告所提单据之真正，且该单据与原告并无任何关连，被告自无从主张抵销等语。（综述原告诉求及理由）

二、被告则以两造认识未久，原告即声称已怀孕，伊遂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订婚，原约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惟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深夜至原告所熟识之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解除婚约，伊乃于同年五月十二日致函原告欲解除婚约，则原告自不得以其系婚约解除无过失之一方而向伊请求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纵令认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过高，况伊因订婚而赠与原告聘金三十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计六万三千元，合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伊以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两造婚约既经解除，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等语，资为抗辩。（综述被告抗辩及理由）

三、原告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留书离家，复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之事实，业据其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照片等件为证，并经被告自认无误，应堪信为真实。（经认定的事实）

四、被告虽辩称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至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以解除两造婚约，伊亦以答辩状缮本之送达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云云，惟查：

被告所辩两造有重大事由，伊得解除婚约之事实，已为原告所否认，且被告迄未举证以实其说，其此部分抗辩，即难采信，是被告不得以有其它重大事由解除婚约。（经推定的事实）按婚约虽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解除婚约，仍非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不得为之，最高法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三九七一号判例参见。可知被告欲解除婚约，必以原告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始得为之，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是以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属有过失之一方，而原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即无可归责事由，依上开说明，被告自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经认定的法律规定）

五、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对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各款情形之原告不与之结婚时，被告即成为无理由之婚约违反者，原告自得请求被告负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责任。兹就原告得请求赔偿之数额分析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１、原告主张其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喜宴费用二十二万八千元及为印制、寄发喜帖而支出六千一百十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收据、发票及购买票品证明单各一纸为证，并为被告所不争，应堪信为真实，而原告因信赖将与被告结婚而支出此部分之费用，嗣被告违约不与之结婚，应认上开费用自属原告因此所受之损害，被告应负赔偿之责。（经认定的事实）

２、原告另主张其为准备订婚、结婚而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之事实，已据其提出收据、发票为证，并经证人张简素娥到庭证述称：上开有收据所载项链、饰品、钻石、手饰等系有关原告订婚、结婚用之饰品，来来百货之发票是珍珠项链之收据等语明确（见九十年七月十二日言词辩论笔录），证人林庆祥亦证述有看到原告订婚时照片内有上开首饰、项链等语无误（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应堪采信。被告徒以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亲，所为之证词有偏颇之嫌而谓其证词无证据力，惟未举出证人张简素娥之证词如何与事实不符而致无证据力之处，其空言否认，自不足采。按「女子出嫁，原不必购臵妆奁，惟女子一方因已订婚，而购臵妆奁，他方若违反婚约，致将婚约解除，则其购臵妆奁所受实际上之损害，究不得谓非因他方与之订婚所受之损害。」，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四三九号判例参照。上开项链、饰品、钻石、手饰及珍珠项链等物既系原告为准备订婚、结婚所购臵之妆奁，因被告违反婚约不与原告结婚，依上开说明，原告购臵上开妆奁所支出之费用即系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自得请求被告赔偿。被告辩称上开妆奁并非购臵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不得求请求伊赔偿云云，亦与上开说明有违，要无可采。

３、原告又主张其支出订制婚纱、化妆及摄影费用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估价单一件为证，被告徒以制作该估价单者为原告前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即否认其真正，自无足取。再者，每位新娘为使自己在婚礼时更出色、美丽，必较常人多花费心思，更要求完美，或因摄影公司所提供之礼服无其尺寸或不合其意，因而订制礼服难谓属非必要之费用支出，被告空言否认该等费用之必要性，亦无足取。（经推定的事实）

４、至原告主张其于订婚当日支出红包及什费共计二万二千七百元之事实，固据提出明细表一纸为证，惟查该纸明细表为原告母亲张简素娥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既否认其真正，且证人林庆祥至多能证明帮忙者每人红包为二千元，三人共六千元之事实，简叶秀兰仅能证明其收到牵新娘之红包钱为三千六百元之事实，均无法证明其它红包内放之金钱数字，况证人林庆祥、简叶秀兰均证述红包系原告母亲给的钱等语明确（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参以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即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原告既上有父母存在，上开费用由其父母代表女方支出衡属合理正常，应认上开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非为原告所支出，原告自不能请求被告赔偿。

５、又原告主张其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之事实，固据其提出估价单及发票（指原证十）为证，被告虽辩称该等估价单及发票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难作为原告有此支出云云，尚不足采，惟依证人林美伶所述：「（问八十九年四月间有否陪原告买衣服？原证十哪些是属？）有，原证十内的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七百元鞋子、九百八十元衣服都是订婚用，其余是原告肚子渐大要穿的。」等语，另证人张秋明亦证述其余衣服是因为原告已经怀孕所以才买的比较宽松，但是这些衣服不是订婚结婚要用的。」等语无误（见九十年九月十三日言词辩论笔录），则只能认定原告所买上开衣物仅有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九百八十元之衣服及七百元之鞋子系作为订婚之用，其余非关结婚、订婚之用，且部分衣服系原告为因应其日渐隆起之肚子而购臵之孕妇装，难谓系因订婚、结婚而支出之费用，尤其订婚、结婚时均外穿摄影公司提供之礼服，未穿戴一般居家衣服用，是此部分只能认原告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为三千三百六十元。

６、综上所述，原告得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损害合计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348755元）

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本件原告曾任职于春晖摄影有限公司，于八十九年一月初识被告进而交往，嗣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即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被告举行订婚喜宴，并于喜饼上张贴两造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卡片，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因被告悔婚不欲履行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两造终未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结婚典礼，应认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非笔墨所能形容，而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同月四日）即由其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告知不适合作流产手术，有被告所不争之诊断证明书一纸在卷足凭，是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且被告曾怀疑原告所生之子张文翰非自伊受胎，嗣经本院嘱托马偕纪念医院进行血缘鉴定，确定张文翰为被告之子后始还原告清白，有该医院亲子鉴定报告一份附卷可稽，以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少女，竟遭被告无情且不负责任之对待，情何以堪，且原告所受之创伤一辈子亦难以平复。本院斟酌原告系六十五年九月八日生，现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台北市私立稻江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并无恒产，现任职于摄影公司，底薪约二万五千元，加上奖金约月入三万五千元，尚需身兼母职照顾幼子，生活十分艰辛，而被告系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现就读台北大学企业管理系夜间部二年级，有打工经验，每月自父母处领取零用钱二、三万元，虽现无恒产，惟被告在八十八年度

利息所得即达约三万元，有被告所不争之各类所得数据归户清单一件在卷可按，并非无任何资力，且被告为家中独子，家境尚佳等情，认被告应赔偿原告非财产上损害一百二十万元（原告诉求500万元，法院判定120万元）为适当。

六、末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可知订婚赠与物之返还，以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为其前提要件。本件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固构成婚约解除之情形（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参照），惟原告并未解除两造婚约，而被告为有过失之一方，亦无权解除婚约，而两造婚约又非无效或经撤销，则被告主张原告应将订婚赠与物返还予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云云，核与上开规定不合，自难准许。

七、从而，原告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给付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为有理由，应予准许，逾此范围之请求为无理由，应予驳回。本案事证已臻明确，两造其余主张陈述及所提之证据，均毋庸再予审酌，附此叙明。

八、假执行之宣告：

因两造陈明愿供担保，声请宣告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经核原告胜诉部分，合于法律规定，爰分别酌定相当之担保金额宣告之；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因诉之驳回而失所依据，不予准许。

九、结论：本件原告之诉为一部有理由，一部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但书、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二条，判决如主文。

如对本判决上诉，须于判决送达后廿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家事家庭法官 张竞文

法院书记官

曾秋月

第二篇：试论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

试论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

——谈我国婚姻自由原则的多角度完善

摘 要：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对婚约做出明确的定性，正是由于立法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难。然而，由于婚姻解除而引发的财物纠纷时有发生。如果这些纠纷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必将引发更多的矛盾，这不仅无法保障法律所强调的婚姻自由原则，甚至还可能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我们应当在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在婚姻法中对婚约做出明确的规定，以指导婚姻解除后财物纠纷的处理，建立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婚约

赠与

不当得利 婚姻自由

婚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自西周王朝创立“六礼”的婚娶制度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然至今日，民间的婚约依然大量普遍的存在，而我国婚姻法却对此未做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但是，婚约解除后大量财产纠纷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利，在实务中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因此，将婚约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首先是依法治国和严格保障当事人婚姻自由的要求。

一、婚约概述

婚约（Marriage contract），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1]婚约的成立即订婚。婚约制度渊源于古代社会的买卖婚姻，当男方向女方支付了一定的金钱或实物以后，女方便负有在一定期间内与男方结婚的义务，婚约问题由此而生。

婚约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早期型婚约与晚期型婚约两个发展阶段。[2]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型婚约中，订婚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婚约被赋予强大的法律效力，无故毁约将受到法律制裁。在我国古代礼制中，“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与婚约有关。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倘自由民娶妻而未订立契约，则此妇非其妻”的规定。

晚期型婚约指近、现代社会的婚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渗透到婚姻家庭领域，婚约的订立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而成为一种习惯程序，婚约的效力也大大减弱，毁约也不再承担法律责任。如《墨西哥民法典》第142条规定，“不能对婚约中不遵守约定的行为规定任何处罚措施。”[3]

二、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约的态度及评析

（一）从我国现代婚姻法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立法对婚约采取了以下的态度:

1．法律对婚约“既不禁止，也不提倡”，婚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男女双方在结婚前是否订婚，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决定。男女双方没有婚约，可以依法直接结婚。男女双方订有婚约，也无必须结婚的义务，任何一方可以随时向对方提出解除婚约。

2．婚约订立者应达到一定的年龄。[4]虽然订婚并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订立婚约之目的是为了将来结婚，所以婚约的订立者必须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能够认识到婚约的法律意义，并自愿做出是否订立婚约的决定。

（二）对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婚约态度的评析

1．对于这种民间常见的婚约，我国法律则采取了一种“既不禁止，也不加以保护”的回避态度，将使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出现空白。实事求是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法律时始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进行婚姻家庭立法，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正确反映在法律规范之中，这是立法导向的现实性定位。”[5]婚约反映了我国婚姻传统中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历史延续性。作为一个立法者，不能对婚约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否则，现实与法律的脱节必将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2．立法上的空白必将导致审判活动中认识上的偏差及适用法律的随意性。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婚约现象仍然客观存在，婚约的订立必将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难免会产生一些纠纷。就婚约而言，在婚约的订立过程中，男女双方往往会有一些财物的交往。一旦婚约解除，由此引起的财物纠纷便随之产生。由于现行婚姻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一旦这些纠纷被诉至司法程序，法院审理这些纠纷案件便会处于非常困惑的境地。法官只好根据自己的认识牵强附会地适用相似的法律，所以，同样的案件，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往往会做出不同裁判。这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更有损法律的威严。

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财物纠纷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6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二）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7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四、如何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婚约期间所给付的财物作一个定性的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财物，其存在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一旦婚约得以解除，其处理方式便有所不同。笔者就此分述如下。

（一）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8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 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1．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9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

2．婚约解除后，因借婚姻而索取的财物应当全额返还。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使得利人返还其不当得利为目的，以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价值。这里的不当得利包括原物和孳息。需要指出的是，得利人的返还义务因善意和恶意而有所不同。善意得利人的返还义务限于现存利益，如果利益不存在，免除返还义务。而恶意得利人应将所得利益及孳息一并返还，利益不存在并不能成为其免除返还义务的理由。如果得利人怠于收取孳息，还应当赔偿受损人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返还所受利益后仍不足以补偿受损人的损失，得利人应当赔偿不足部分。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可能有家电、首饰、汽车、房子等，这些财物当中有的会因使用而折旧，有的会有遗失的可能，有的财物还有产生孳息的可能。索取人在索取财物时的主观恶意是不容置疑的，婚姻解除后明知其无合法占有的依据仍然占有，其主观恶意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其返还义务应是全额返还。如果因此给被索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如果给付的财物产生了孳息，在返还财物的同时还应当返还孳息。

（二）对彩礼返还问题的探析

彩礼，有的地方也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习俗。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下聘礼或彩礼。彩礼给付的多少，依据当地的习惯和当事人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但是一般说来数额不在少数。对于彩礼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赠与，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不当得利，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附条件的赠与。笔者认为，彩礼在给付时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一旦婚约解除，接受彩礼一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彩礼。

1．彩礼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加条件。只要所附加的条件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有效的。之所以把彩礼认定为附条件赠与，理由如下。

（1）婚约期间赠与的彩礼不同与一般的礼节性的赠与。二者在赠与的对象、时间、方式、目的、数额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由男方或其父母给付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彩礼。根据习惯，彩礼的给付通常是在订立婚约之时或之后，有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给付彩礼一方与接受彩礼一方为了缔结婚姻的意思不言而喻。若不是为了缔结婚姻，男方是不会赠与如此数额较大的彩礼的。即使双方有一般赠与的行为，也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互相关心，数额一般不会很少，也就是说，赠与彩礼是附加了一定条件的，以将来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彩礼所附加的条件。所以，一旦发生婚约解除的情形，发生财物纠纷，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单纯的赠与行为处理。

（2）将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符合民法的规定，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否为条件决定其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10当事人自愿赠与彩礼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当事人赠与彩礼时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是合法的。这里附条件的成就与否与当事人履行义加的条件是婚姻的缔结，条件的成就与否直接决定赠与行为的生效或失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附条件的赠与不同于附义务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所附的义务对赠与合同的生效并无影响。附条件赠与中所附的条件并不具有法律义务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事实，务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当事人的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否则便构成违约。在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彩礼行为中，如果把结婚看作是一种义务，接受彩礼的一方若不结婚便构成违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所以，在以缔结婚姻为条件的赠与彩礼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结婚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没有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接受彩礼并不意味着将来必须与赠与方结婚，这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给付了彩礼为由强迫对方与之结婚，双方的婚姻不受彩礼和婚约的影响。所以赠与彩礼的行为所附的缔结婚姻的要求是一种条件而非义务。

2．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如前所述，由于赠与彩礼的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因此，赠与是否成立取决于约定的条件是否成就。如果结婚这一条件不能实现时，赠与彩礼的行为是不发生效力的，财产的所有劝仍属于赠与方所有。如果对方仍继续占有赠与的彩礼，则属于无合法原因的占有，即属于不当得利。赠与人这时虽然不能要求受赠与人必须与之结婚，但赠与人有权以不当得利要求受赠人返还财产。如《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不履行结婚时，婚约当事人双方得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之物或为婚约的表记而给与之物。”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赠与的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旦条件不成就，即当事人双方没有结婚，赠与方有权以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彩礼。至于在婚约解除后，彩礼的返还范围，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相似，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三）其他财物纠纷的处理

1．因订婚而消耗财物的处理

前面已经提到过，男女双方在订婚时往往会举行仪式，操办宴席，这也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便会因此支付一大笔费用甚至负担债务。一旦婚约解除，能否要求对方给予赔偿，这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将会激化双方的矛盾，破坏和谐的社会关系。就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关于把婚约视为一种契约的做法，当婚约解除后，要求有过错的一方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我国的合同法中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已经从另外一个方面默示了婚约的契约性质。

2．婚约期间共同财产的处理

婚约期间，如果男女双方已经同居，便会由于财物的合并、资金的共用以及共同投资等产生共同财产。虽然，这时候男女双方已经同居，但因此形成的共同财产并不应当被视为共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时的男女双方不具有夫妻身份关系，不具备法定的共同共有的前提条件。所以，男女双方这时的财产所有权仍然归各自所有，具有独立性。一旦婚约解除，男女双方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有约定的，就按约定处理。即使没有约定的或约定不明确，仍然应属于按份共有，依据比例进行分割。

（四）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值得探讨的是，婚约解除以后，女方对男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是否

应当得到支持。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因为，婚约成立以后，男女双方通过彼此的了解，认为对方不适合做自己的终生伴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解除婚约也是符 合婚姻法上自由原则的行为。婚约期间，男女双方同居的现象不在少数。从婚姻自由的原则的角度来看，同居现象并不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另类，这种存在是合理的。即使女方因为同居怀孕而流产，男女双方也都有责任，女方不应当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男方，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因此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有失公平。如果说要男方赔偿“青春损失”，更是说不过去的，双方都为谈情说爱消耗了青春和时间。

虽然我国婚姻法没有对婚约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少见。为了更好地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化解种种因婚约解除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我们应当早日将婚约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

恩格斯提出：“男女互相爱慕是缔结婚姻的唯一动机，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同时又指出了“普遍实现这种爱情婚姻所需的社会条件是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私有制，男女两性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家庭职能全部社会化，从而将一切顾虑消除以后，婚姻自由才能充分、全地实现。”11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都是贯彻婚姻自由的严重障碍。要解决这些间题，除了要不断加强法制教育，帮助广大群众划清婚姻间题上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还要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清除各种腐朽的思想观念。随着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加强，婚姻自由原则必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1.杨大为：《婚姻家庭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宋豫，陈苇主编：《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重庆出版社。

3.邱玉梅：《婚姻问题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五期，总第79期。

4.李丽主编：《婚姻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9.5.曹诗权：《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四期。

6.许莉：《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王金玲：《婚姻法案例知识读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8.孙勇：《浅析解除婚约后财物纠纷的处理》，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27卷第4期。

9.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注释：

[1]参见：杨大为《婚姻家庭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参见：宋豫，陈苇主编：《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重庆出版社，2002，6.[3] 参见：邱玉梅：《婚姻问题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五期，总第79期。

[4] 参见：李丽主编：《婚姻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9.[5] 参见：曹诗权：《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四期。

[6] 参见：许莉：《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 参见：王金玲：《婚姻法案例知识读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8] 参见：孙勇：《浅析解除婚约后财物纠纷的处理》，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27卷第4期。

[9] 参见：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585页。

[10] 参见：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2002年9月第1版，法律出版社，209页。

[11]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杨平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赖小虎）

来源：中国法院网

第三篇：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对婚约彩礼纠纷中若干问题的解析

2007-09-21 13:52:29

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一直未加以规范，对解除婚约后彩礼返还问题规定比较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再加上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官道德评价标准的差异，直接导致此类案件处理结果悬殊各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影响着人民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本文就结合司法实践，对婚约彩礼纠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解析。

一、婚约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彩礼，也有的地方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家下下定亲帖的同时，要送聘礼或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但数额一般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彩礼是吉祥物。送彩礼作为中国民间老百姓订婚礼的重要内容，是老百姓民事生活中的大事。在原本的乡土社会里，因彩礼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人们约定成俗：如果男家解除婚约，彩礼不退；如果女家解除婚约，彩礼就要原数退还。大家都恪守习俗。可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打破，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原本没有歧义的习俗，现在各有各的理解。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婚约解除也已司空见惯。一段时间以来，彩礼纠纷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彩礼案件的裁判结果，个案之间差别很大，曾经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一类难题。2004年4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该司法解释第十条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的裁判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该条的实施也带来很多社会的非议，司法解释与民间的通常做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很多当事人内心不服，造成执行难，甚至造成被执行当事人自杀的情况发生，构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彩礼纠纷问题的裁判上如何从“定纷止争”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的难题。

二、婚约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1、不同观点介绍。

第一种意见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但凡送彩礼的一方，无一不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许多家庭负债给付彩礼，为的是最后结婚，而接受彩礼的一方也是在同意将来同对方结婚而接受彩礼。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当将彩礼返还；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所缔结的婚约解除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就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定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彩礼，违背了善良风俗原则，应属无效。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而自愿缔结的，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相违背，因此这种行为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所以给付彩礼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给付方有权要求对方予以返还。

2、对不同观点的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理由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给付彩礼作为附结婚条件的赠与行为，这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相违背。因为我们强调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感情为基础，一贯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如果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完全改变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附加一定的条件，但是婚约本身就没有赋予其法律效力，在附加结婚这一条件，就更加违背法律规定，因此将这种行为视为附条件赠与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将所接受的彩礼作为不当得利，显然是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一般要求取得不当利益不是基于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给付彩礼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是否仍然需要返还呢？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婚约彩礼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将这种社会现象视为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毫无意义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无效，那么就当然自始至终都无效。也就是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是否结婚，给付彩礼的行为都无效，这显然说不通。

3、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给付彩礼是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首先，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当风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种习惯愈演愈烈，相互攀比，给付彩礼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给付和收受彩礼的行为都是在这种风俗习惯下所实施的，包括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数额等内容，都是在这种习惯的支配下，一般还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其次，给付彩礼与婚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婚约，即使发生财产给付关系，也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男女双方订立了婚约，按照习俗一般都会发生彩礼的给付。也就是说，撇开婚约单纯的讲彩礼问题，就属于本末倒置。第三，这种基于婚约所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其法律效力同样应当依附于婚约的效力。彩礼给付后，在婚约存续期间，当然不发生返还问题；一旦婚约解除，此财产流转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接受彩礼的一方就应当返还其所接受的彩礼；如果双方已经结婚，婚约的法律效力就一直延续到双方的婚姻缔结，一旦双方结婚，婚约的效力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就不存在彩礼的返还问题。第四，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婚约均没有做出规定，实际上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既不提倡和肯定，也不反对和禁止，任其按照风俗习惯发生、解除和消灭。而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所作出的一条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又难以全面、有效的解决婚约彩礼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婚约制度，从而对婚约进行法律规范，以克服道德约束力不足的问题。第五，将此类纠纷定性为婚约彩礼纠纷，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其原则精神与本文所称的婚约彩礼相一致。

三、彩礼的范围界定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哪些应当作为彩礼？哪些不应当作为彩礼？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加以规定，理论界也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笔者认为，彩礼仅指基于婚约、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其构成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也就是说，男女双方（或各自的父母）在结婚之前，为保证缔结婚姻而先达成的协议，俗称定婚。婚约的订立法律虽然没有加以规范，各地的风俗不同，但一般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让大家知晓，比如举行定婚仪式、宴请宾客等。定婚后，男方就要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彩礼。如果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相互给付财物，则完全基于双方自愿，并不属于彩礼，应当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还有同性恋者之间财物给付行为、买卖婚姻的行为、隐瞒已经与他人结婚的事实，又与人定婚而发生的财物给付行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财物给付行为，只要不是基于婚约，都不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范围。

2、需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中或者订立婚约之后，给付财物的行为要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关于给付金钱的数额以及其他物品，一般都需要由中间人（俗称媒人）从中按习惯商定，有时还要通过中间人交付。这种情况下，给付财物既不是给付人主动赠与，又不是接受人的索取。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清楚该财物就是为订立婚约而给付的彩礼。如果当地并没有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之间发生财物给付行为也就不是彩礼。如果彩礼的数额明显超出当地风俗习惯，而且明显超出给付方的支付能力，就应当认定为借婚姻索要财物行为，其实质就不再属于彩礼性质。

3、所给付财物的价值按照当地生活水平属于数额较大。双方订立婚约后，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需要给付另一方一定数量的财物，其数额或价值就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该标准虽然没有固定的规范，但是，最起码要符合彩礼所具有的担保性质，要符合同时期同一地区大致相近的数额。在豫东平原的农村地区，一般就要数千元。如果给付500元以下的金钱或价值不超过500元的财物礼品，只能视为礼尚往来的正常花费，不能认定为彩礼。如果给付的是烟、酒、食品、衣物等易损耗的日常用品以及价值较小的用作纪念的物品，包括请客招待费用，都不能认定为彩礼。

只有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能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才涉及是否返还问题。

四、彩礼返还的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彩礼纠纷的情况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仅凭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很难适应全部所有案件，一概而论，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婚约彩礼纠纷主要表现在彩礼的返还问题上，哪些情形应予返还？哪些情形可以减少返还？哪些情形不应返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彩礼返还进行限制的原则

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性规定，除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同时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彩礼是依附于婚约而发生的，婚约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加以规范，都是依据当地风俗习惯所进行。婚约的成立、存续期间的来往以及解除等事项都是按照风俗习惯，那么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当然撇不开风俗习惯在其中的作用。当婚约解除，涉及到彩礼返还问题时，也就应当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在解决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机械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处理，就会导致当事人的抵触，特别是涉及到接受方有过错而导致婚约解除或者是双方已经同居生活的，甚至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的，如果判决接受方全部返还，就与风俗习惯相冲突。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彩礼纠纷案件时，就彩礼的认定、彩礼的范围、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彩礼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应当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保证人民法院的判决符合民意，更便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同时还可以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保持一致。

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该项原则是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适用的一项原则，它体现在是否准予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及损害赔偿等方面。婚约彩礼纠纷与离婚纠纷在依附于人身关系方面基本相同，只不过，婚姻纠纷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夫妻家庭关系，而婚约彩礼纠纷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阶段。因此，在处理婚约彩礼纠纷时延续适用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当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需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该原则是民法上的帝王规则，是法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与诚信原则一样，与道德规范联系非常紧密。婚约彩礼纠纷在很大层面上，所能体现的就是道德问题。关于婚约的履行完全依靠道德作为准则来约束，双方发生纠纷，所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解决此类纠纷的过程中，应当用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来判断是否公平，这样才能体现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符合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以上三个原则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加以运用，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对每一项原则，都不能滥用。比如涉及风俗习惯的认定、当事人过错的认定等，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二）不予返还的情形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实践，具体总结以下几种不应当予以返还的情形：

1、已经登记结婚并同居生活的。这种情形下一般不予返还，无论是理论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司法实践上还是风俗习惯上，认识是一致的，本文不再赘述。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时间较长的，一般应当以两年以上。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对该种情况确定不予返还，主要理由：首先，在当地广大农村地区，一贯将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视为男女结婚的标志。双方一旦结婚，就成为了一家人，婚约就自然的过渡到婚姻阶段，订立婚约的目的包括给付彩礼的目的都已经实现。接受彩礼的女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由一个大姑娘变为了媳妇，其道德评价就会降低。根据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就不再返还；其次，两年的限制主要是基于诉权的时限原则。男女双方缔结婚姻，都是希望长期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不办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双方订立婚约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彩礼还是需要返还的。同居生活的时间限制，主要还是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来确定。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同居生活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双方的“婚姻”生活因生育子女，而更加牢固，因生育子女而更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家庭。如果双方解除这种所谓的“婚姻”关系，将会给女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确定这种情况下彩礼不再返还。

4、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接受的彩礼已经在共同生活中花费掉，其权利的客体已经不存在，属于返还不能；另一方面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事实上已经与“夫妻”共同财产相混同，也不应当返还。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5、在婚约存续期间，婚约当事人死亡的。因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就以未婚夫妻的名义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在为将来缔结婚姻做着准备，其中一方因病或其他意外事故死亡，也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痛苦。这种情况下婚约的解除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在将彩礼予以返还，就有点不近人情，与风俗习惯相违背。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中国台湾等法律，这种情况都不发生返还问题。这里需要注明的是，在死亡前已经起诉的应予除外。

（三）减少返还数额的情形

1、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我们当地风俗习惯，婚约的解除如果是给付彩礼的男方提出的，彩礼就不予返还或者减少返还额。因为婚约具有人身依附性以及不得强制履行的特征，加上感情不能用财产来衡量，两方面相结合，就使用了“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婚约解除”这样的表述，而没有使用“过错方”的用语。其次，其他很多国家都规定了任意解除婚约，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财产方面的责任，比如美国法、日本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等。因为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所以就用彩礼的返还来代替财产方面的责任；第三、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时，规定了一个比例，该比例既照顾到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又对自由裁量权作了合理的限制。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根据给付彩礼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经济状况对比等因素，在10％至50％之间自由裁量。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下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3、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期间，女方怀孕、流产或遭受家庭暴力的，返还彩礼的数额可酌情减少。

六、贵重物品的返还原则

贵重物品作为彩礼，涉及到返还时，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以返还原物为原则。因不可抗力导致物品损坏、灭失或因自然损耗、物价降低等因素导致物品价值减少的，接受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方在婚约未解除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物品出卖或因为接受方的过错导致物品损坏、灭失的，接受方按物品出卖、损坏、灭失时的实际价值予以赔偿。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四篇：民事审判词

审：全体请坐

书：报告。。完毕

审：<击法槌>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在核对到庭的诉讼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审：请原告通报姓名，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籍贯，家庭住址？ 江：。。

审：原告委托代理人姓名，工作单位，代理权限？

王：王xx，xxx师事务所，一般代理

审：请被告通报姓名，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籍贯，家庭住址？ 被告：。。

审：被告委托代理人姓名，工作单位，代理权限？ 谢：谢xx，华东交大律师事务所，一般代理 殷：殷xx，华东交大律师事务所，一般代理 审：原告方对被告方的出庭人员有异议吗？ 王：没有

审：被告方队原告方的出庭人员有异议吗？

谢，殷：没有

审：现宣布各方诉讼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符合法律的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

审：江西省华东交大模拟法庭受理原告江x诉被告李x房屋侵权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由审判员陈婷和人民陪审员张xx、陈xx组成，由胡x担任审判长，书记员雷xx担任法庭记录。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等有关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应承担的诉讼义务，这些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已在开庭前告知各方当事人，原 被告方你们是否清楚了？ 江x：清楚 李x：清楚

审：原告方是否申请回避？ 王：不申请。

审：被告方是否申请回避？

谢，殷：不申请

审：为了便于双方举证，质证，双方是否有证人出庭作证？ 原：有证人。

被：有一份证人证言。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124条，第125条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原被告应围绕本案争议的范围提出自己的主张，原告提出自己主张的，应提出证据或说明理由，被告反驳对方主张的,提出自己主张的也应提出证据或说明理由，否则要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

审：现由原告当庭陈述起诉的请求和理由，宣读起诉书 原代：

审：被告方，刚才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你是否听清楚了？ 被：

审：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 李x：宣读答辩状。审：其他诉讼参与人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谢，殷：没有

审：现在由原告方进举证

王：第一份证据是常住人口登记卡，这份证据表明原告的身份、姓名和曾用名。审：被告方对其有无异议？ 殷xx：对第一份证据没有异议 审：原告继续进行举证

王：第二份证据是土地使用证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来源于政府的颁发，这份证据主要证实本案所争议的该栋房屋的宅基地拥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号余集建93字第01-3-05157号，土地使用者是江x，地址是站前村竹溪小组，土地类别是宅基地，面积是72.92平方米。整栋房屋所占的宅基地使用者为江x，批准使用权限为永久，填发机关为余江县土地矿产管理局，颁发时间为93年4月17日，土地证盖有省人民政府的印章及填发机关的印章。

审：被告方对其有无异议？

谢：对这份证据的来源和内容是真实的，关键性的一点是原告在申领该土地使用证时，没有征得被告方的同意，这只是一份土地使用证书，原告起诉的案由是房屋确权纠纷，对房屋的确权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

王：整个申领土地使用证得过程是没有反映的，土地部门发放土地使用证时，这一土地的左邻右舍及相关人都必须在登记簿上签名，如没有异议，就颁发，有异议就不发。本案争诉的是房屋产权纠纷，所争议的房屋宅基地是相连的，在农村土地的登记是根据房屋所有权归谁来定的，土地使用证表明了这一块宅基地是谁的，土地附建的房屋是谁的。在农村土地使用证和房屋基本上是合一的，土地使用证比本上是准房产证，是紧密相连的。

殷：首先原告在诉状中提到这房屋是父母建的，他母亲是2003年去世的，1993年他母亲肯定在世，土地使用证应当登记为母亲的名字。农村的房屋是没有房屋产权证，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例外，93年国家是对农村所建的房屋发放土地使用证。

王：房屋是父母所建的，这是不争的事实。93年发放土地所有证时他母亲还在，那为什么没有以他母亲的名字发放土地使用证，而是以原告的名字发放土地证，这恰恰证实了1980年全栋房屋由原告一人顶下的事实，土地使用证的发放人征得了相关人的同意。这有力表明了原告一人顶下房屋的历史事实存在。

殷：有待于原告方向法庭提供详细的证据来证实。

审：原告继续进行举证

王: 第三份证据是调查笔录，第一份调查笔录是对证人刘xx（原、被告的妹妹）的证言，第二份调查笔录是对张xx（原、被告的叔叔）的证言。审：传证人刘xx出庭。

审：证人你要如实陈述，事实求是不能作伪证，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你清楚了吗？ 刘：清楚

张审：证人你的姓名等情况

刘：刘xx，1964年出生，种田，现住在西坂大队下坂村，江x是我哥哥。审：现由原、被告方对证人发问

王：你娘家在竹溪村的老房你清楚吗,这发问是归俩个哥哥所有还是归一个哥哥所有？给钱的时候你在场吗？

刘：清楚，当时我也有十六七岁了，归一个哥哥所有。当时作价七百元给了江x，过两天给钱的时候我在场。给了二百块钱给李x，另外一百五十元从老屋里扣除。王：你和江x是同胞兄妹关系吗？ 刘：是同胞兄妹。

王：你和李x是同胞兄妹关系吗? 刘：不是，但我把他当亲哥哥看待。审: 被告方要发问吗？

谢: 有，除了兄妹关系，你和原被告还有什么关系？ 刘：江x的老婆和我的丈夫是兄妹关系。

殷: 原告给200块钱给被告的时候有写收据之类的凭证吗？ 刘：没有

审：当时对房子处理时，写了协议吗,有谁在场？ 刘：没写协议，就我们一家人在场。审：最后这房子作价多少？

刘:作价七百元，过了几天给了钱给李x，当时我看到了。审：江x写了条子给李x了吗？ 刘：没有。

审：请证人刘xx退庭 审：传证人张x出庭

审：证人你要如实陈述，事实求是不能作伪证，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你清楚了吗？ 张x：清楚

陈审：证人你的姓名等情况 张x。。

审：现由原被告对证人发问

王：对竹溪江家的老屋你了解吗？请你就你所知的情况说一下。

张x：听哥哥说过。1980年听哥哥说这房子作价七百元，江x给李x三百五十元，给钱的时候我不在场，因为我工作在外地。街上的老屋80年元月份处理的，做竹溪侯家的房子时就向我借了三百元，80年元月份街上的老屋当时作价一千二百元钱，我就要给付六百给哥哥，除去欠我的三百元，我还要给三百元给哥哥，当时这三百元给在李x手上。王：80年你处理街上老屋的时候你写过协议吗？

张x：写过，但不记得放哪了。

王：你说给了三百元钱给李x，他们兄弟俩当时分了这钱吗？ 张x：没有。

审: 被告方有什么要问的吗

殷：江x的岳母和你老婆是什么关系？ 张x：和我老婆是俩姐妹。审：请证人张x退庭

审：现由被告方举证

谢：原、被告在78年7月份分家的时候写的记录，两兄弟都有签字。审：原告方对这份证据有无异议

王：这份证据没有分家主持人的签名，也没有参与分家人的签名。分家的记录没有涉及对房屋的分配，被告方提供的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谢：在农村七八十年代，不会写得那么规范，两兄弟连小件物在分家的时候都会写的很清楚，为什么大件物房屋没有协议呢？

王：邓埠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即关于赡养母亲方面的内容而达成的调解协议，第五条内容写得很明白。原告在诉状中提到被告在父亲过世前和过世后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这不是事实。被告一一主张了对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原来的调解协议上也载明了对该房屋的意见。原代：这只代表个人意见，是乡镇场自制式的调解书，对原被告母亲的赡养。如果这是赡养协议，当事人一方应该是赡养人，另一方应该是被赡养人，但调解书上的当事人仅仅是两个赡养人，没有被赡养人的名字。这份自制式调解书，填写不规范，没有江x的签名，也没有原被告母亲吴春花的签名，也就是没有另外两方当事人的签名。这份协议毫无价值，对本案起不了任何证明作用。

审：被告方继续举证

殷：最后一份证据是邓埠镇站前良种场出具的一份证明，时间是2004年12月2日，主要证实今天原被告争议的房屋时他们共同所建的，被告李x很好地尽了赡养义务。审：原告方对这分证据有何异议?？

王：证明的内容不明，如果是赡养证明，则与本案无关，如果对房屋所有权的证明，他们也无权证明，证明的主体更是不明。

殷：证人熊润林，邓银茂主要证实被告李x尽了赡养义务。。。。。。《提交证据》 审：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王：见（代理词）

审：被告方你有什么辩论意见要陈述吗？

谢：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和原告方的代理词，我作如下答辩，原、被告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多年，这份亲情是割不断的，本案争议最大的是原被告父母共建的房屋原告是否取得所有权，原告说出资三百五十元顶下那房屋，另有证人刘xx的证词，证人张x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这份证据的效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人刘xx的陈述是矛盾的，刘xx就这一事实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原被告虽不是亲兄弟，刘xx另外与本案的原告还有其他的亲戚关系。江x的老婆和刘xx的老婆是亲姐妹，刘xx的证词不能证实江x用三百五十元买断了这房屋的所有权。在农村处理房子时，应会有协议，原告却没有向法庭提供。在处理街上老房子都有协议。关于土地使用权证的问题，涉及到土地权属应当由相关人民政府调处，本案今天庭审可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因为被告已经向相关政府申请撤销原有的土地使用权证，重新颁发的问题。78年刘xx说给了钱，他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当时协议这房子时没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就没有写协议。

王：既然这房屋没有卖，我们哪来土地使用权证，如果93年发放土地使用权证，被告还会阻拦吗？

审：原告方是否还有第二轮辩论意见？

王：希望原、被告能够珍惜多年以来你们兄弟之间的情谊，真正出现了财产纠葛，这就要讲清原则。首先在是非面前，要弄清事实，讲求法律，弄清楚房屋所有权的属向。被告方代理人说原告方是否取得了整栋房屋的产权，我方举证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证据链。在场的证人、当时商议这事时候的人员刘xx是唯一的当事人以外的证人。这事原始、直接证据，还有传来证据的证人原被告的叔叔张x，与直接证人、原始证人是相吻合的，印证了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原告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概括了一切，证据力很大。原告方的诉讼主张是成立的，希望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审：被告方是否还有新的辩论意见？

殷：第一，关于证人刘xx的证词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有效，通过证人当庭陈述的事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内容，他说在家里给了二百元，另外一百五十元从叔父那街上老屋款中扣除，在原告的诉状中说在叔父那街上老屋款中拿去了一半，但现在讲被告全部拿去了。这是自相矛盾，原告方证人的证词不真实。对于房屋权属问题应是相关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不是法院权属管辖问题。

王：在诉状中所谈到的原、被告对作价的房屋各一半，这是从总的概念上来讲的，这是一个事实，从证人张x的证言中可知，那三百元是个人一半的，至于怎么拿的，具体细节问题，诉状要讲得那么清楚吗？

审：原告方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王：没有。

审：被告方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谢，殷：没有。

审：对于原告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在法律角度上予以承认，被告方提出行政主管部门的异议，应通过行政手段由相关行政部门来裁决

审：法庭辩论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88条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解，原告你是否同意调解？ 原：同意，但要看调解得合不合理。审：被告，你是否同意调解？ 被：不同意。

审：由于被告不同意调解，法庭调解不成立

审：被告，对于原告方提出的那三块门，你都拿掉了吗？ 李x：是的

审：休庭十五分钟，待合议庭评议后当庭宣判 审：（击法槌）现在继续开庭本案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护，法庭调解，合议庭经过评议，对本案的事实确定如下：本院认为：1980年期间，被告向父母提出将1966年家里建造的一房屋与原告分家拆产，在经得父母及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出资购买该栋房屋中被告共有的另一半，即整栋房屋由原告一人顶下。原告取得整栋房屋所有权以后，余江县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局于1993年4月17日确认了原告对该栋房屋所占宅基地，并发给了原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告主张编号为01-3-050157宅基地上的房屋产权归己所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2004年期间，被告占据原告半栋房屋，属侵权行为，被告应当停止对原告的房屋侵占，搬出其在房屋内的堆放物，返还原告房屋的三片房门，恢复原状。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四>、<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余江县邓埠镇站前村委会竹溪村小组地号01-3-050157宅基地上的房屋归原告所有

二，被告应当停止对原告房屋的侵占，搬出其在房屋内的堆放物，返还原告房屋的三片房门，恢复原状

以上款项限被告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原被告你们是否清楚了？。。审：休庭

第五篇：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婚约彩礼纠纷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发布日期：2011-04-08文章来源：互联网

婚约彩礼，一般是指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

目的，在婚约期间与结婚时向对方赠送的财物。我国自古以来就把“订婚”当成结婚的必经程序，而订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礼俗。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地区仍广为流行。现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和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理念，普遍被人们接受，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结婚前有订婚的程序，且婚前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习俗仍然盛行。相应地，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也越来越多。

为此，200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第十条做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规定是法院处理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上述三种情形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由于《解释(二)》规定的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诉讼主体

《解释(二)》中，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对“当事人”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是否包括双方的父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别分析：对于已经缔结婚姻的，在离婚时要求返还彩礼的原被告自然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对于已经给付彩礼但缔结婚姻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要求返还彩礼案件，笔者认为，在此，对“当事人”应该做扩张解释，即当事人也应该包括缔结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给付和接受彩礼的也多为父母，且彩礼也经常是家庭共有财产。很多都是一方父母送彩礼，另一方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通常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因此，为了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笔者认为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可以是为缔结婚姻男女双方的父母。

二、对要求返还彩礼条件之“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认定

对何为“生活困难”？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于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认定应当严格适用，应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生活困难”：

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自然是生活困难，而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地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除了个别老年人婚姻外，一般结婚男女双方当事人结婚时比较年轻，一般不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认为此处生活困难应指造成给付方家庭生活困难，如果给付方本身就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又付出了较重的彩礼，显然生活会极其困难，那么当事人要求返还彩礼的就完全应该支持了。

2、其他生活困难证明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有些家庭虽然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生活却很困难。在要求返还彩礼诉讼中，认定生活困难还应该从以下方面把握：

（1）有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乡或镇政府）、县（区）级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2）造成足以使生活困难的其他事实，如造成辍学、发生重大疾病和意外等等。

此外，若“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给付人存在过错导致离婚，其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彩礼？笔者认为，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虽然请求方存在生活困难，也无须再支持其返还请求。

关于离婚救济与彩礼返还能否同时要求的问题。《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旨在保护弱势群体。而在解释

（二）中，又作出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所送彩礼的规定。那么，生活困难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给予帮助，又可要求返还彩礼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应该根据给付彩礼数额和被救济方的生活困难程度决定返还多少和帮助多少，且在被救济方另行结婚后停止救济。

三、对于返还范围的认定

是不是婚前给付的彩礼都应返还？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应该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第一、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为办婚礼宴请宾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彩礼数额时这部分应当从中剔除。第二、赠与的财物。在婚前，男女双方为表情意，通常会赠与对方定情物等，这属于一方对另一方自愿赠与行为，与有无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第三、为了订立婚约，双方来往走动，一方家长给予的一些小额见面礼，其中消耗的食品、烟酒等低值品，一般不予返还。

另外，在确定返还彩礼数额时，还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双方的过错程度。在返还彩礼时，应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若因一方的过错，如有赌博、吸毒恶习，或有虐待、家庭暴力等行为导致未结婚或者离婚的，有过错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一般不予支持。第二，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虽未登记结婚，但两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给付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返还数额应适当减少。若双方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对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可不予支持，时间不长的给予适当返还。第三，保护妇女权益。在解除婚约过程中，如果女方可能有过怀孕、流产的情况，那么应当适当考虑女方的利益。

四、关于彩礼返还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认定问题

1、责任的分配问题。若将举证责任倒置，将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比如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

2、证据认定问题。给付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给付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即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实际状况及民间婚约习惯，灵活地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引导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