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财产纠纷主体认定1

第一篇：婚约财产纠纷主体认定1

婚约财产纠纷主体如何认定

婚约财产纠纷主体不限于男女双方

婚约财产纠纷是指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双方在婚约关系存在期间因维持该关系而产生的财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了三种情形：(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这三种情形的，如果给付人要求返还，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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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给付人和接受人不一定是订立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因此，对何人能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何人能作为被告承担义务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婚约关系就是订婚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婚约财产产生纠纷的当事人应是男女双方而不应是其他人。

笔者认为，这类案件的主体不应限于男女双方，原因是：就给付人而言，有时给付人是男方本人，有时给付人是男方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就接受人而言,有时接受人是女方本人，有时接受人是女方父母或近亲属。从彩礼的来源看，有些是男方本人打工所挣，有些是全家共同财产，有些是全家共同举债。由此看来，给付彩礼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事情，它往往涉及双方的家庭关系。

基于此，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确定原告时应注意的是：当给付的彩礼是来源于男方本人劳动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时，纠纷发生后，原告只能是男方本人，其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均无权提起诉讼;当给付的彩礼来源于男方全家共同财产时，男方及其父母均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确定被告时应注意的是，给付方在给付彩礼时已明确说明给付女方或其父母而女方或者其父母接受的，应将女方或者其父母列为被告;当给付方给付彩礼时，女方或其父母均在场，而给付人也没有明确表示彩礼是给付谁的，发生纠纷后，如果女方及其父母相互推诿的，可将女方及其父母作为共同被告。

第二篇：婚约财产纠纷及对策和建议

婚约财产纠纷及对策和建议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者定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产生未婚夫妻身份。按照传统习俗和习惯，订立婚约时往往要求一方或双方给以对方一定的财物，这里将按习俗、习惯给付的财物称为“彩礼”。

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比较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我国《婚姻法》对婚约财物纠纷如何处理，由于法律、法规对返还财物的类型、数额、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做到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处理任然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一、婚约关系的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订立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认为婚约是一种契约之债，所以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婚约的效力较大，认为婚约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契约行为，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可追究毁约的违约责任。

我国婚姻法不把订婚作为结婚的法定程序，并不等于禁止当事人订立婚约。只是这种婚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它的履行是以双方自愿为条件的，只要有一方要求解除，婚约即自行取消。一方要求解除婚约，可径行通知对方，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更无须经过调解或诉讼程序。因为无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婚约关系甚至同居关系，并不属于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然而，订立了婚约，不等于双方将来就一定会结婚，一旦双方结婚不成，就会对此期间的财产往来形成纠纷，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受我国民法的调整，且诉讼到法院的也越来越多。《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定夫妻关系。”由此可见，在我国男女双方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是唯一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

（二）第十条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对于第（二）、第（三）项规定比较简单也好理解，以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为前提，既是发生纠纷，也应按照离婚纠纷来处理，在此不作过多赘述。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和运用第（一）规定，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查证属实，应一律全部予以返还。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一刀切，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结合《民法通则》总则有关“公平”原则进行处理。这里的“应当予以支持”包括全部支持，也包括部分支持、甚至不支持。笔者倾向第二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我国对婚约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

二、婚约财产案件上升的原因

1、同案不同判引发标准失衡

因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并没有用“酌情返还”限制返还比例，也没有对经济困难作出法律定义，使得司法者因自身道德结构、社会阅历不同致返还标准不一，最终引起守法者的内心失衡，此类案件乡、村组织难以调解，谁都怕吃亏，直至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诉讼）仍不接受调解。

2、打工文化酿就速配婚姻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每年出外打工人数众多，很多年轻人初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打工时因不愿离开家乡和父母，不愿和外地青年结婚，可在家的时间又短，只有春节时才在家里呆上十几天，打理好家务、孝敬父母后，所剩时间很少。捷径就是找当地媒婆介绍邻乡、村的未婚男女谈婚论嫁，五六天时间就完成相亲—订婚—农村习俗成婚同居的过程，这种“速配”婚姻往往要以高额彩礼为代价，男女双方无充分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时常是同居后培养起来的亲情或现实的爱情，见面时只注重相貌和文化程度。可想而知，此种打工文化酿就的婚姻有点“悬”，很容易崩盘。

3、订婚同居带来的情法之争

目前各乡镇男、女青年在性观念、贞操意识上处于新、旧交接时期，反映在现实中有的过于淡薄，有些过于保守，但农村90%以上在婚约确定之时，又伴随着同居生活。保守的人认为办理结婚登记只是一种形式，有时为规避计划生育，等生育男孩后才进行结婚登记。于是同居就是结婚在老百姓心中占有较大的份量。淡薄的人一般是接受西方文化较快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同居是双方愿意的事，与解除婚约是两码事。所以对同居时间较长，或生育了小孩，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否返还彩礼在民间习俗中的情理与法律之间产生冲突致纠纷增多。

4、彩礼名目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高造成一次性返还难

现在彩礼名目繁多，如见面礼、礼金（有些乡镇叫长金）、小心礼、三金钱、衣服钱、手机钱等，数额从过去的8、9千涨到如今的7、8万元。女方得到礼金有的盖了房，有的又用作礼金了，一次性返还存在很大困难，男方为确保债权，不得不打官司。三、一般处理我国政策、法律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

1、订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续和条件，是否订立婚约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予干涉，但订立婚约必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其他人不得强迫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公布的《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中作出了规定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发布的新的《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此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律的解释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都坚持了同样的原则。

2、婚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婚约订立后，任何一方均可作出解除婚约的意思表示，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即产生婚约解除的效力。这是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而且是双方自主自愿，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说明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结婚的基础条件，因此应当允许，否则即是干涉婚姻自由。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3、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在第十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离婚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我国对婚约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但由于这一解释，没有明确说明婚约解除后彩礼的返还，与离婚后彩礼的返还的具体区别，如返还的数额如何把握，对生活困难如何确定等。导致审判人员由于认识的分歧，对同一案件的处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应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与离婚纠纷案件中彩礼的返还区别对待，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把“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作为彩礼返还的条件，而生活困难，有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之分。所谓绝对困难，是指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相对困难，可以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由于给付造成了前后相差比较悬殊，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离婚时彩礼的返还要以导致给付人生活绝对困难为条件，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造成了给付人生活相对困难，就应予以返还。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情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另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全额返还。

四、婚约财产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1、提高婚嫁男女自身防范意识

婚约财产纠纷的发生从上面调研的特点规律来说，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对那种“上午交钱，晚上同居”的艳遇，虽然看上去很美，却给以后艰难的婚约财产返还埋下了隐患，这难道不觉得十分“后怕”？所以，笔者在此告诫各位婚嫁男女，牢记以下婚约口诀：“谈婚论嫁靠爱情，金钱婚姻不久长。不要仅听媒妁言，眼见为实才是真。身体疾病莫隐瞒，免得婚后起纷争。男女需自爱，未婚莫同居。婚姻不是戏，千万要三思。”

2、诉讼中加大诉讼财产保全力度

经笔者调查发现，我院对婚约财产案件，逐步加大了在起诉时对女方财产保全的力度，先根据线索查清女方彩礼存放银行，再进行冻结。对彩礼进行财产保全的案件，90%以上都能得到调解结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有的开庭前女方就找到男方自行协商，很少出现扯皮、躲猫猫的情况，起到审执兼顾的效果。

3、婚嫁男女、收受彩礼当事人应共同列为诉讼主体

如果把婚嫁男女、收受彩礼当事人割裂开来，很容易发生就案办案，忽略社会效果。把婚嫁男女列为当事人，一可以体现男女双方解除婚约的真实意愿；二可以查明解除婚约的过错责任；三有利于查明婚约财产的来源及去向；四可以判决女方承担彩礼返还的连带责任，更有利于案件的执行。

4、严格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骗婚与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性质

区分好借婚姻索取财物、骗婚与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性质，不会混淆视听，放纵违法犯罪份子，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借订立婚约索取财物、买卖婚姻的，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全部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少数以恋爱、订婚为名，以送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送交财产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婚约和婚约财产纠纷是现实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婚约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在我国根深蒂固，而且以后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鉴于我国的这种现实情况，最好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法律的健全和法制的统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近年来随着各种法律的不断出台，媒体的宣传，以及普法力度的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加强，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现实的社会群众基础也有法律基础。既然我们无力改变这种所谓的“陈规陋俗”，考虑到法律的统一，法律的严肃性，适用法律的统一性，以及解决问题的现实性，都有必要出台一部法律，以解决这种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法律可以把原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民事政策中关于婚约效力的态度上升为法律，在婚姻法中明确宣告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婚约，并为婚约财产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切实可行的依据，为一方当事人解除婚约以及解决婚约财产纠纷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这样有法可依，可以实现法律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第三篇：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经过抚顺中院一审、辽宁省高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增彬请求返还的财产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给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请求返还的主体是顾秀兰，冯睿睿则应对此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案涉财产虽为张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给付，但无据证明系冯睿睿以结婚为条件而索取。张增彬虽然向抚顺中院提交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顾秀兰、冯睿睿自认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张增彬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张增彬关于顾秀兰返还财产并由冯睿睿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张增彬要求返还财物的请求未得到支持。

第四篇：对新农村建设中婚约财产纠纷现象的法律思考

对新农村建设中婚约财产纠纷现象的法律思考

张建国

, 汤学明

虽然社会发展让各种婚嫁的繁文缛节精简了许多，但订婚时女方父母收受彩礼在广大农村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天经地义，尤其近年来彩礼数格有一年高过一年的态势。经笔者过调查统计，2008年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受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36件，平均涉案标的3万余元，2009年受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58件，平均涉案标的5万余元。这说明有关彩礼中隐含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为此，笔者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法院如何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挥自己的司法能动作用，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婚嫁新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努力。

一、婚约财产案件上升的原因

同案不同判引发标准失衡

因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并没有用“酌情返还”限制返还比例，也没有对经济困难作出法律定义，使得司法者因自身道德结构、社会阅历不同致返还标准不一，最终引起守法者的内心失衡，此类案件乡、村组织难以调解，谁都怕吃亏，直至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诉讼）仍不接受调解。

打工文化酿就速配婚姻多

江西是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出外打工人数众多，很多年轻人初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打工时因不愿离开家乡和父母，不愿和外地青年结婚，可在家的时间又短，只有春节时才在家里呆上十几天，打理好家务、孝敬父母后，所剩时间很少。捷径就是找当地媒婆介绍邻乡、村的未婚男女谈婚论嫁，五六天时间就完成相亲—订婚—农村习俗成婚同居的过程，这种“速配”婚姻往往要以高额彩礼为代价，男女双方无充分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时常是同居后培养起来的亲情或现实的爱情，见面时只注重相貌和文化程度。可想而知，此种打工文化酿就的婚姻有点“悬”，很容易崩盘。

订婚同居带来的情法之争

目前各乡镇男、女青年在性观念、贞操意识上处于新、旧交接时期，反映在现实中有的过于淡薄，有些过于保守，但农村90%以上在婚约确定之时，又伴随着同居生活。保守的人认为办理结婚登记只是一种形式，有时为规避计划生育，等生育男孩后才进行结婚登记。于是同居就是结婚在老百姓心中占有较大的份量。淡薄的人一般是接受西方文化较快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同居是双方愿意的事，与解除婚约是两码事。所以对同居时间较长，或生育了小孩，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否返还彩礼在民间习俗中的情理与法律之间产生冲突致纠纷增多。

彩礼名目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高造成一次性返还难

现在彩礼名目繁多，如见面礼、礼金（有些乡镇叫长金）、小心礼、三金钱、衣服钱、手机钱等，数额从过去的8、9千涨到如今的7、8万元。女方得到礼金有的盖了房，有的又用作礼金了，一次性返还存在很大困难，男方为确保债权，不得不打官司。

二、婚约财产纠纷的特点

纠纷频发地点、主体、原因、期间规律性

婚约财产纠纷越多的地方彩礼越高，也越容易发生纠纷。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女方一般为养女、远嫁女、身体缺陷女、未到婚龄女，男方主要是家庭贫困者、患不宜结婚疾病人员、有不良嗜好者。纠纷的原因除男方主动解除婚约外，大部分是女方外出，杳无音讯。纠纷发生的期间一般在男女订婚同居后的三至四个月，这段时间双方经过了一定了解，会发现彼此的一些不足。纠纷还有个明显特点是大多数是媒人介绍成婚，不是自由恋爱。

纠纷的尖锐性、群体性

有时女方不要男方，怕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故意躲避冷落男方，甚至在陪男方外出打工时玩失踪，一走了之，造成男方人财两空，而男方家长则会以女儿到你家后走失与其无关为由，拒不返还。表面上的情理让男方深感委屈，求助法律又出不起高额的律师费，因此很多人就拉拢亲友用群体打架斗殴的方式解决，构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即使走了诉讼程序，情绪失控大闹法庭的事也常有发生。

调解难度大，执行效果差

婚约财产返还比例公平尺度不一，良莠不齐，于是老百姓都根据自己有利原则创想出一番“理”来，然后在为争这个理互不相让，致使调解难以成功。即使法官判决后，双方都不服判决上诉、上访情况也仍然存在。也就是因为他固守住自己的这份“理”，给判决的执行带来很大阻碍。执行效果差的表现还在于高额的彩礼一般均用于建房或还债、治病，农村家庭很少能及时返还，而另一边则急等这笔钱去娶新的媳妇，因此，法院工作要得到双方认同、理解需要做的非常多的工作。

三、婚约财产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认定婚约条款的效力

婚约涉及人身、财产的约定均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能起诉法院要求成婚或支付彩礼。至于婚约中约定“男方反悔则彩礼不予返还，女方反悔彩礼就要返还”的约定是否应得到遵循，民间习俗一般是彩礼不超过1万元，男、女双方又订婚同居了的，大家都能恪守该约定，超过1万元，争议就颇大，延伸到法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婚约本身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该约定也无约束力，男方解除婚约后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要求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因婚姻法只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并未禁止按当地习俗自愿给付的彩礼，所以只要双方约定“男方反悔则彩礼不予返还，女方反悔彩礼就要返还”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就应为有效，婚约当事人双方彩礼返还要遵守该约定，况且该约定在农村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理解和接受，符合情理。对此，笔者认为，订婚本身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它只受道德的约束，我们不能对签订婚约条款作出有效或无效的认定，婚约协议只是作为收取了多少彩礼的证据使用，并且双方约定“男方反悔则彩礼不予返还，女方反悔彩礼就要返还”纯粹是将金钱关系变成约束婚姻自由的砝码，故对该约定不应讨论其效力，而是作为返还比例的一个参考因素。

如何确定婚约财产返还的主体

在审判实践中，是单独将彩礼的给付人、收受人还是婚约男女双方作为当事人有一些混乱现象，有些还影响的案件的社会效果。如不让婚约男女参加诉讼，不分清婚约未成的是非过错，只讲彩礼返还，或只讲解除婚约，不让实际彩礼收受人承担彩礼返还责任，这些笔者认为均不妥当。应当将婚约男、女，收付彩礼的当事人共同作为诉讼当事人才有利于案结事了。

婚约财产范围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只将礼金（长金）认定为彩礼，对见面礼，小心钱，酒席钱，媒人、亲属红包，金银手饰、衣服钱都不认定为彩礼。小心钱数额不大，一般孝敬爷爷奶奶，酒席钱用于招待亲朋好友，媒人、女方亲属红包是男方自愿给媒婆或女方亲属的，这些不予返还情理可通，可为结婚目的给付女方的见面礼、金银手饰、衣服钱，若有证据证明每项价值高于1千元，根据我县实际生活水平，依法应当认定为彩礼，属于返还之列。

返还比例参考因素

究竟返还比例多少才算公平，应该要考虑哪些因素，究竟什么叫“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这些都让法官感到为难，也影响到法院的公信力。所以笔者在下文首先提出必须规范法官在此类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法律在同一地区的统一性。

四、婚约财产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由各地区法院审委会统一规范本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各地区的审判委员会要根据本地区特点，征求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人员的意见，共同制定婚约财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指导本地区的审判实践，做到同区同案同判，从而推广到全地区司法实践（各基层调解组织参考）。规范自由裁量权主要认定多少数额财产属彩礼，彩礼返还考虑的因素，不同情况返还比例幅度。

各乡镇民政部门、妇联正月期间联合毗邻乡镇组织“相亲大会”，倡导婚姻新风尚

高额彩礼的背后，凸现了农民群众固有婚姻上的渴求与无奈，也反映了他们缺乏交流和正常恋爱生活的现状。我们党和政府在此之前，也许更多的是关注打工农民工资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至于他们的婚姻是否幸福、家庭是否安定、文化娱乐是否愉快、社会交往是否健康却关注不够。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各乡镇党委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打工者回家之际，协同毗邻乡镇，组织好“相亲大会”，为打工农民搭建起有利于爱情、婚姻质量的平台。从源头上断掉乡村媒婆介绍的速配婚姻，将高额彩礼降下来，让骗婚者无利可捞。适时提倡移风易谷，运用社会舆论的力量表扬、宣传好典型事迹，适时教育农村青年妇女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树立正确、文明的婚恋观，使农村女性懂得婚前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自重。

提倡婚约当事人自愿选择婚检

婚检不仅可以发现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和优生优育，还可以对婚约的解除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提高婚姻幸福和质量。据调查统计，因为男、女一方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占解除婚约的30%。

对反复性案件法院开辟专栏公开曝光

现实中，无论女性骗婚还是男性骗婚，都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认定并对其进行处罚。笔者就遇到几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女孩把订婚同居当作过“家家”，未到20周岁就已经嫁了三、四家，堕了几次胎，有的用嫁下次的彩礼返还上次的彩礼，对如此丧尽廉耻的婚嫁男、女，法庭除庭后教育、帮教之外，笔者建议要将其名单及相应的法律文书通过媒体曝光，起威慑作用。

提高婚嫁男女自身防范意识

婚约财产纠纷的发生从上面调研的特点规律来说，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对那种“上午交钱，晚上同居”的艳遇，虽然看上去很美，却给以后艰难的婚约财产返还埋下了隐患，这难道不觉得十分“后怕”？所以，笔者在此告诫各位婚嫁男女，牢记以下婚约口诀：“谈婚论嫁靠爱情，金钱婚姻不久长。不要仅听媒妁言，眼见为实才是真。身体疾病莫隐瞒，免得婚后起纷争。男女需自爱，未婚莫同居。婚姻不是戏，千万要三思。”

诉讼中加大诉讼财产保全力度

经笔者调查发现，我院对婚约财产案件，逐步加大了在起诉时对女方财产保全的力度，先根据线索查清女方彩礼存放银行，再进行冻结。对彩礼进行财产保全的案件，90%以上都能得到调解结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有的开庭前女方就找到男方自行协商，很少出现扯皮、躲猫猫的情况，起到审执兼顾的效果。

婚嫁男女、收受彩礼当事人应共同列为诉讼主体

如果把婚嫁男女、收受彩礼当事人割裂开来，很容易发生就案办案，忽略社会效果。把婚嫁男女列为当事人，一可以体现男女双方解除婚约的真实意愿；二可以查明解除婚约的过错责任；三有利于查明婚约财产的来源及去向；四可以判决女方承担彩礼返还的连带责任，更有利于案件的执行。

严格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骗婚与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性质

区分好借婚姻索取财物、骗婚与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性质，不会混淆视听，放纵违法犯罪份子，还有利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借订立婚约索取财物、买卖婚姻的，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全部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少数以恋爱、订婚为名，以送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送交财产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最后，笔者还要强调一下，有的给付婚约财产一方当事人落个“人财两空”确实值得同情，但不能寄希望法院判决返还的越多越好，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很多买卖婚姻，“送”的财产都应当没收，没有返还，那买方是不是更值的同情呢？因此，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树立社会主义婚姻新风尚，降低直至消除彩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许法院判决返还少一点，下次大家谈婚论嫁时就不会再那么高的彩礼了（因为付彩礼方有血本无归的心理准备了）。总之，法院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莫大的公平。

第五篇：婚约财产纠纷的女方父母是否是适格的被告

【案情】

杨某和万某经媒人介绍认识，并在见面当天约定结婚彩礼款为66000元。三天后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了订婚仪式，杨某母亲在订婚当天经媒人之手给付万某父母人民币40000元整。订婚后双方即在一起共同生活，双方生活大致两个月后产生矛盾，导致双方至今未领取结婚证书。现杨某以婚约财产纠纷欲起诉至法院，要求万某及其父母返还彩礼款40000元整，万某父母是否是该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万某父母不是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持该观点的认为，现今的婚约财产纠纷只是在婚姻法解释中有所规定，而婚姻法上纠纷的主体为男、女双方，故因婚约财产纠纷产生的矛盾，其诉讼主体也只能是男、女双方。

第二种意见认为，万某父母是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持该观点的认为，现今的法律对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按民间风俗，婚姻大多是由父母操办，给付和接受彩礼的多为双方的父母，以被告的父母为被告有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和执行。

【管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婚姻财产纠纷法律来源依据上讲，其婚姻财产纠纷的主体不局限于男、女双方。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婚姻自由原则，防止买买婚姻和其它干涉婚姻情况的现实存在，在《婚姻法》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该规定争对的主体不局限于男、女双方，还包括男、女双方的其它家庭成员。虽然婚姻法有该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因悠久的民间婚嫁习俗的影响，大多数家庭都会因子女结婚而约定彩礼。这样因彩礼返还而发生纠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我国法律在《婚姻法》解释二中对彩礼返还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为婚约财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适用依据。但该解释也未把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局限于男、女双方。

二、从彩礼的给付情况，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局限于男、女双方。在现实中，男、女双方结婚，都是由两方父母操办主持，男、女双方并不了解其中的所有情况。彩礼的给付情况也一般是由男方家庭给付女方父母，而不是女方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彩礼的所得者往往是女方的父母、为女方置办嫁妆的也是女方的父母，因此，为了能更方面的查明案件事实，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应当局限于男、女双方。

三、从彩礼给付的性质上来看，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仅限于男、女双方。因现今法律对彩礼并无一个明确性的规定，对于彩礼给付的性质，学术界也较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彩礼给付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旦条件不成就，谁获得赠与，谁就负有返还的义务，因此，受赠的女方父母也即为负有返还义务的当事人。但在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时，不仅要考虑合同的相对性，还应考虑该财产所赋的人身性。它还涉及到男、女双方的人身权利，是否解除这种婚约关系，是由男、女双方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男女双方也必然是婚约财产纠纷的当事人。目前法律对婚约财产纠纷并无一个比较明确详细的规定，导致在现实法律操作中存在较多的争议，因此，有关婚约财产纠纷方面的法律适用还有待完善。

综上，笔者认为，在该案例中，彩礼款是由女方父母所得，女方父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列女方父母为被告不仅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还可以更好的解决案件的执行问题，使案件真正做到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