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

第一篇：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

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

【摘要】：以民事诉讼档案为中心从法律史的角度展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和新思路。法律史和社会经济史结合,给法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结合,透过法律的维度来看社会经济,可以增强社会经济史的叙事功能、解释功能、人文关怀和整体史追求。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宋代、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实践,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尚没有展开以区域为基础的系统、细致的研究。财产纠纷本质上是财产权利的争议,而财产权利则是由正式的财产制度或非正式的财产制度加以确认和保护的；财产纠纷的诉讼解决,在审理程序上受到国家诉讼制度的约束,在处理依据上受到财产权利制度的约束。因此,财产纠纷及其诉讼实践与财产权利制度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等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阳泉市法院1950年至1965年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并结合其他资料,对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通过诉讼解决的财产纠纷是众多财产纠纷的一部分,与未进入司法过程的财产纠纷相比较,它们在形成的原因、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以及解决的方法与过程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经济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时空中,在没有相对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司法场域中,诉讼当事人是如何表达他们财产诉求的,司法权对财产权利是如何进行确认和保护的,财产诉讼解决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因素是如何介入和产生作用的,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有效而深刻

地表达着民众之间的财产权利关系,国家权力和民众权利诉求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政策、法律构成的正式制度与以民事习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在财产权利保护方面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变革时期,经济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政治运动的频繁交替、随着旧法统的废除而带来的法律制度变革及其相当不完备状态等,都对包括财产纠纷在内的民事纠纷及其诉讼实践产生了影响。同样,财产纠纷及诉讼实践反映着和参与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和权利观念的发展。诉讼档案表明,法院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甚至有所缺失的情况下,依据既有的法律规定、政策和习惯,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实现了保障财产权利、维护社会经济制度的功能,其经验对于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善、法律发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男女结婚不仅创设夫妻身份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也要发生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成为婚姻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经济基础和实现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功能,有必要对夫其财产关系加以制度化,这就形成了夫妻财产制。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制的内容之一。诉讼实践表明,离婚时当事人双方在财产权利诉求上有所差异。一般地讲,男方往往表现出对财产的强烈要求,甚至把女方退还财物作为离婚的条件；女方对财产则很少表现出如此执着的态度,而是希望尽快结束难以维持的婚姻关系。法官注意依法维护妇女的财产权利,有时也会考虑到男方的实际情况,以作出合乎法律、政策和实际的处理。离婚时财产纷争所涉及的财产的多寡、种类等因时代经济发展状况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而异。部分案件反映出建国初期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困境。分家、继承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常见现象,也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人们已经根据民间的分家习惯,对死者生前的财产进行了分配、占有和使用,同时,也预先按照均分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死者身后遗产之事进行了安排。只有那些通过和解、调解尚不能平息当事人不满的案件,才不得已诉诸法庭。分家、继承中这些麻烦案例的发生及诉讼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新的但是尚不完善的继承制度与旧习俗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改造与吸纳的复杂关系。在兄弟之间的分家、继承纠纷中,法官依据法律确认的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原则,认可长久以来形成的诸子均分的习惯,并参考各个家庭人口、经济状况以及对大家庭的贡献等,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处理。在妇女作为原告提出的继承纠纷案件中,法官显示出毫不妥协的立场,把保护妇女的财产继承权作为平等、民主的新制度的基本要求和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对待过继问题,则比较谨慎一些,对于那些依据习俗只是为死者“顶盆”、“搭幡”而建立的过继关系,法官不承认过继子的财产继承权。作为稀缺资源的房屋、宅基地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的物质资料,房产权、宅基地权是关于人们相互之间信赖关系和行动选择的制度安排。房屋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与产权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房屋产权在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凸显出来。围绕房屋产权的纠纷与诉讼,在产权界定、维护经济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房屋纠纷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紧张；产权关系变动而导致产权不明；法律规范缺失而引起产权争执；有的人意图侵占他人财产而致讼。房屋纠纷的主要类型有房屋所有权之争、房屋买卖纠纷、房屋典权纠纷等。国家政策、法律和民间习惯在房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互相结合、彼此影响。宅基地纠纷到了1962年之后不再是所有权之争,而是宅基地使用权以及相邻关系的问题。民间因借款、代买物品而欠款形成的债务纠纷,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具有亲戚、朋友、邻居、师徒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由当时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所决定,借款、欠款数额一般较小,且均属于无息借款和欠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发生往往是因琐事纷争而起,出于过失的居多,故意实施侵权行为的尚属少数。个别案件显示,一些单位或政府机关的不负责任和滥用权力致使公民的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害。尽管没有一套详细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借款行为和侵权行为,但“欠债还钱”和“损害东西要赔偿”这种“活的法律”构成了审理债务纠纷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基本规则。法官在查明和确定有无借款、欠款的关系和事实发生,借款、欠款的数额,还款的具体方式,有无侵权行为的发生、责任在谁、损害财物的价值、赔偿的方式等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诉讼档案记载的民事纠纷与诉讼实践过程表明：除离婚案件外,法院审理了分家、继承、房屋、宅基地、债务、赔偿、买卖、合同、加工、抚养等各类案件,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基于此,将这一特定时期的民事法制归结为主要是离婚法制是不够准确的。民事判决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在解决重大财产纷争的案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不宜过分夸大法院调解的意义；民众在诉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牢固而强烈的私有财产权利观念是由现实经济生活决定的,一些超越特定历史阶段和普遍的私有权利观念的社会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和深入人心；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和民事习惯如彩礼习俗、典权交易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在财产权利保护上发挥了各自的功能。民众的权利观念,以及在此观念支配下的为维护自己权利而进行的包括诉诸于国家权力介入的诉讼程序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是社会经济变革和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社会经济变革和法律发展也在影响民众的权利观念和行动选择。协调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为权利提供细致周到的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民众的基本需求,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在需求和法律现代化的基本命题。【关键词】：财产权利财产纠纷诉讼实践制度民事诉讼档案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D925.1;D923 【目录】：中文摘要10-13Abstract13-18第一章导论：研究的视野、问题与意义18-361.1视野：经济史、社会史与法律史18-231.2问题：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23-301.3意义：历史的追寻与现实的关注30-36第二章离婚诉讼中的财产纷争与处理36-742.1离婚诉讼中财产纷争的概况37-412.1.1离婚诉讼的基本情况37-412.1.2离婚诉讼中财产纷争与处理的基本情况412.2离婚诉讼中财产纷争处理的基本依据41-442.3离婚诉讼中财产纷争与处理的事例44-722.3.1五十年代初期

解除封建旧式婚姻中的财产纷争与处理44-462.3.2离婚诉讼中财产的争执与平衡46-622.3.3“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与财礼问题62-702.3.4对服刑人员离婚案件中财产的处理70-722.4小结72-74第三章分家、继承纠纷与诉讼实践74-1043.1分家、继承纠纷与诉讼的概况75-783.2分家、继承案件审理的基本依据78-863.2.1新中国继承制度形成的历史实践基础78-803.2.2新中国成立后审理分家继承案件的基本依据80-863.3分家、继承纠纷与诉讼的实践分析86-1013.3.1关于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继承权的确认87-893.3.2兄弟之间的分家、继承纠纷与诉讼89-953.3.3妇女继承权的维护95-983.3.4过继引起的继承纠纷与诉讼98-1013.4小结101-104第四章房屋、宅基地纠纷与诉讼实践104-1534.1房屋纠纷与诉讼实践105-1404.1.1房屋纠纷与诉讼的概况105-1074.1.2房屋纠纷审理的基本依据107-1114.1.3房屋纠纷与诉讼的实践分析111-1404.2宅基地纠纷与诉讼实践140-1514.2.1宅基地制度的历史变迁140-1414.2.2宅基地纠纷与诉讼的实践分析141-1514.3小结151-153第五章债务、赔偿纠纷与诉讼实践153-1725.1债务、赔偿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依据1535.2债务纠纷与诉讼实践153-1605.2.1债务纠纷的概况153-1545.2.2债务纠纷与诉讼的实践分析154-1605.3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与诉讼实践160-1695.3.1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概况1605.3.2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与诉讼的实践分析160-1695.4小结169-172第六章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的启示172-2046.1财产纠纷及诉讼实践与社会发展变革的关系172-1826.1.1经济制度的变革对民事纠纷与诉讼实践的影响173-1766.1.2基层社会

权力结构对民事纠纷与诉讼实践的影响176-1796.1.3政治和法律因素对民事纠纷与诉讼实践的影响179-1826.2诉讼实践中的财产权利观念182-1926.2.1权利观念的历史发展182-1886.2.2财产权利的重要价值188-1916.2.3认真地对待权利诉求191-1926.3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中的财产权利192-2046.3.1财产纠纷处理依据的多重性192-1956.3.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财产权利实践195-204结语204-205参考文献205-215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215-216致谢216-218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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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范文模版]

对于宋代财产法律制度，法史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静态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从近几年的法制史研究来看，学界虽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却稍嫌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

本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宋代汉族地区的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进行了梳理，力图通过对动态的、微观的法律现象的分析，来考察宋代民间财产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国家、社会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调整和解决，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众对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处所讲的财产除指私人的物质财富外，还包括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跟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纠纷”与“诉讼”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二者所处时间段不同，纠纷是诉讼的前提，它有可能发展为诉讼，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有时将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合称为“争讼”。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

1、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2、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宋代社会中，传统的畏讼心理与新兴的“好讼”之风并存，成为中国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传统厌讼、贱讼文化的积淀，宋代司法运行中的不公正现象，确实让不少宋人畏讼；然而宋代又是一个有着无穷之变的社会，其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商品经济的功利思想也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大夫群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民众提供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支持，是实现和发挥社会法制系统效能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宋人的法观念、法心理、法意识和法行为都有了改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宋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息讼”“厌讼”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条件，司法体制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在敬畏讼累的宋代民众心中，法律神圣且难以触及，具有这一心态的宋代民众对法律的认知状况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为上对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够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论述以南宋为切入点。这一结论虽得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仅限于南宋这一较短时段内，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宋代民事判决执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认北宋不存在这类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续性，我们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时期民事判决执行的状况。

第三篇：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经过抚顺中院一审、辽宁省高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增彬请求返还的财产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给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请求返还的主体是顾秀兰，冯睿睿则应对此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案涉财产虽为张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给付，但无据证明系冯睿睿以结婚为条件而索取。张增彬虽然向抚顺中院提交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顾秀兰、冯睿睿自认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张增彬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张增彬关于顾秀兰返还财产并由冯睿睿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张增彬要求返还财物的请求未得到支持。

第四篇：关于探究担保法与贷款审查及诉讼实践[讲稿]

探究担保法与贷款审查及诉讼实践［讲稿］

探究担保法与贷款审查及诉讼实践［讲稿］ 作者 张要伟

一、担保法概述

1、担保法［96条］及司法解释［134条］；［七章］

2、国外担保立法例及担保法出台前后；［民法典］

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判例［保证6件、抵押2件、借款合同12件、担保纠纷25件［存在重复］］

4、担保法律体系。

二、保证有关问题

1、独立保证（宝丰县赵庄乡企业委）［最高法院理解］［保证合同有效的双重制约因素（主合同和本身）］

2、保证合同变更：（1）内容变动：不承担加重部分，减轻同时减轻；（2）履行期间变动：原期限不变；（3）变动未实际履行，仍按原约定承担责任。

［只要不增加保证人的保证金额，本保证不受借款人和银行对借款合同进行任何修改、补充、删除的影响（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与中国航空工业供销西北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3、保证合同转让：（1）债权转让［保证人责任不变（约定特定债权人或者禁止转让的除外）］（通知义务及通知方式：宝酒集团借款香宝担保案件）；（2）债务转让［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不再承担责任，未转让部分仍然承担］

4、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1）保证期间的性质；（2）未约定时保证期间的推定［6个月］；（3）本息清偿完毕视为两年；（3）约定长短的疑问（超过两年）；（4）时效为保证期间催收日，与借款合同不同。

5、无效保证：（1）国家机关［例外］；（2）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益目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概念）；从事经营活动的可以保证］；（3）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授权（分支机构合同效力的误解；宝丰县建行担保案件）；（4）企业法人职能部门。

6、无效保证保证人的法律责任：［无效保证的错误认识］

（一）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1）债权人无过错，担保人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不超过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

（二）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1）担保人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

（2）担保人有过错，不超过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7、企业破产中保证的处理：

（1）债权人既可以申报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2）未受清偿部分保证人仍承担保证责任；

（3）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提出；

（4）债权人知道破产未申报也未通知保证人，在能受清偿范围内免责。［申报期限］

三、抵押有关问题

1、房屋：所有／共有［所有；共有（共有人同意，应当以登记为准）］

2、土地：国有／集体

（1）集体［担保法34、36条］：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经发包方同意的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2）国有：出让／划拨

出让：使用年限［国有使用集体土地证］［土地评估］ 划拨：登记+审批（司法解释）出让金［国土资源部令］

3、国有企业关键或者成套设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司法解释）

4、特殊单位［国家机关（交警队、武装部）［无效］／学校、医院、幼儿园［非公益设施+自身债务］］（宝丰县人民医院）

5、抵押部门原因无法登记［解释58条］（赵庄林木抵押）（无法登记证明+权利证书）

6、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评估价值确定）

7、工程款及税款［合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宝丰县土地开发中心）

8、抵押期限：（1）担保法本身规定（债权消灭、抵押物灭失）；（2）当事人约定、主管部门要求登记（汝州注销抵押）；（3）解释规定第12条规定；（4）超时效与未超时效的区别［起诉时要求优先受偿权］

9、抵押财产涉及的几种情况：（1）查封、扣押、执行；（2）赠与、继承；（3）转让；（4）征收、征用、灭失、毁损；（5）出租；（6）抵押物价值减少。查封、扣押、执行：不影响，但应及时主张； 赠与、继承：不影响；

转让［通知抵押权人+告知受让人］：仍然可以行使；

征收、征用、灭失、毁损：抵押权灭失，但对补偿金、赔偿金、保险金可优先受偿（宝丰县医药公司）；

出租：（1）先出租后抵押：实现抵押，租赁在有效期内仍然有效；（2）先抵押后出租：实现抵押，租赁合同对受让人无约束力。抵押物价值减少：

（1）有权要求恢复原状或者另行提供担保；

（2）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提前行使抵押权。

10、破产中别除权。积极主张。

11、抵押登记机关：

1、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

2、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产房建筑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部门（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吻合）建设部规定与法不符（国有企业土地评估问题）］；（3）林木；（4）航空器、船舶、车辆；（5）企业设备和其他动产；（6）其他财产。

12、无效抵押

1、抵押财产不符合法律规定：

（1）土地所有权：国有／集体［转换途径：征收和互换］

（2）集体土地使用权［除乡（镇）村企业产房占用土地和“四荒”］［特殊的是集体宅基地房产抵押］（3）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益设施；（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指海关）的财产。

2、流质抵押（与典当区别）

3、全部或大部抵押［解释69条］丧失履行其他债务能力

4、未经共有人同意的抵押［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5、国家机关设定的抵押；

6、破产立案前6个月为原先没有抵押重新设定抵押；

7、违规违章建筑物抵押；

8、列入公告拆迁范围的房地产；（湖南嘉禾县拆迁事件）

9、国有划拨土地未经审批；

10、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抵押。

11、越权或者违法批地问题。

四、质押有关问题

1、主要质押标的：存款单和票据［票据贴现与票据质押的区别］

2、存款单核押：核押即使虚假，金融机构仍然承担责任；

3、票据质押应注明“质押”字样；

4、不转移占有不生效；返还质物不能对抗第三人；

5、存款到期质权的实现（商酒务信用社实例）［注明情况、余款续存、通知出质人］

五、担保的诉讼及管辖问题

（一）诉讼问题：

1、法人分支机构担保：追加法人参加［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除外］；

2、连带责任诉讼：债权人可单独或者同时起诉债权人和保证人；

3、担保物权诉讼：债务人和担保人应作为共同被告。

（二）管辖问题：

1、同时提起诉讼，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

（2）连带责任单独起诉保证人，以保证人住所地法院管辖；（3）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不一致，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

六、以贷还贷

1、以贷还贷的含义［息转本］

2、闹店社案例［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新疆案例］

3、辩驳理由：（1）合同法关于无效的规定；（2）法无明文规定；（3）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允许计收复利［最高法院借贷解释］；（4）贷款通则属于规章，且相关规定已废除。

4、法律根据：解释39条

5、实际情况涉及借款人、保证人变更：（1）均未变更：不存在问题；（2）保证人变更，需填写实际借款用途或出具情况说明；（3）借款人变更，出具承贷证明，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达成协议，信用社加盖公章同意。

6、［北京朝阳区工行以贷还贷案例］信用社在以贷还贷中需要注意的付款义务问题：

1、借款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辨析；

2、出现的问题［个人／单位］；

3、贷款收回凭证不能加盖“现金收讫”印章；

4、单位出具情况说明。

7、需要注意的问题：［济南分行文件认定为违规］

1、掩盖真实贷款状况；

2、养成信贷人员惰性；

3、容易出现息转本；

4、容易由活转死。

七、贷款催收协议书

1、超过时效和没有超过时效［没有超过时效的法律后果：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2、对于超过诉讼时效保护的法律依据：

（1）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

（2）担保法解释第35条；

（3）法释（2004）4号《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

3、催款通知单有必要重新设计；要素必须齐全［信用社未签章］。

第五篇：解除婚约的财产纠纷的处理

解除婚约的财产纠纷的处理

——法学111班 张三1638297685 摘要：

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订立婚约，收送聘礼（彩礼）作为结婚前奏在许多国家都是普遍的民事习惯，在我国更是根深蒂固，在漫长的古代法制过程中一直受到尊祟和保护。虽然婚约在今天对当事人已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仍然广泛存在，因解除婚约引发的财产争议仍然市场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金额也在不断提高，加之人口流动大，导致因解除婚约而产生的财产纠纷更是屡见不鲜。

关键词：

婚约 解除婚约 彩礼 借婚索财买卖婚姻 财产纠纷

引言：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今后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预约。在一些地方又称为订婚或订媒。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所谓的“彩礼”可以是看作是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约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互相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财产往来。同时，借婚索取财物和买卖婚姻的状况也不断出现，影响着“彩礼纠纷”的处理与解决。本文将重点分析最基本的解除婚约的财产纠纷，并将合法婚约与非法婚约予以区分对待。问题引入：

在现代的婚约中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

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对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法院会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

在处理解除婚约的财产纠纷的时候，必须要将作为“非法婚约”的借婚索取财物和以婚约遮掩买卖婚姻的目的这两个行为区分对待。

法律关系分析：

1、婚约财产纠纷问题分析。

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被称为“赠与财产”，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衣物、礼尚往来的数额较小的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如给付对方大量现金、大量衣物、其他贵重物品等，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因此，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

2、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财产纠纷分析。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一方当事人借助优势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风俗习惯胁迫或欺诈另一方交付一定的财产，方可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该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也可理解为广义的侵权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侵权行为之债，其法律后果当然是视情形返还全部或大部份财产，不能返还的应赔偿损失。

3、借婚约之名，行买卖婚姻行为的财产纠纷分析。

对于借订立婚约而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婚约给付财产只是一种实现买卖婚姻的手段，确保不法分子通过该行为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方式，其利益必然不应该受到保护。简单概括其处理结果为：非法所得应追缴；

4、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的财产纠纷分析。

对于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的，其性质相比于买卖婚姻更为恶劣。婚姻成为了诈骗犯罪分子获取利益的一种不法手段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不法所得，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证据收集：

首先是：证明原、被告身份关系的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

其次：在婚约财产案件中，证明彩礼的有效证据就是媒人的证人证言。因为，经手彩礼，是不可能打条子，而且本身是喜事，参与的也都是亲戚朋友，而且一般都为至亲。这就牵涉到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媒人做证效力问题。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最有利的证据就是媒人作证和被告自认。

再次：在婚约财产案件中，证明彩礼的有效证据还包括：现金取款记录、物品购买发票、彩礼收据、现场视频资料、当事人录音、证人证言。以上种种仅仅为简单列举，在具体的实践和生活中根据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证据，重要的是有保留证据的想法。

法律措施：

1、常见的婚约解决方法

A、对于互赠或赠与对方父母、亲属的某些财物，一般数额较小，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赠与合同来处理，一般不予返还，当事人自愿返还的不受此限制。应当注意的是，婚约财产的赠与应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同，它必须是实际交付财产，若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口头赠与，并未交付财产，受赠人不得请求交付，赠与人也无交付的义务。因此，婚约的解除也就意味着赠与合同的终止。

B、对于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为的财产给付。依据传统民法，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孳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其并无主观恶意(如非“索要”)。因此，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即并非由不当利利人返还全部利益。

2、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财产处理办法

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是以索取财物为共同特征，其行为都具有违法性，且符合《民法通则》和《婚姻法》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要件，是无效民事行为。比较起来，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有较可靠的法律原则，解决较为容易。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一方借婚姻向对方索取的财物，另一方可以向对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返还，同时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全部返还财物问题上，可以考虑恋爱终止或者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返还

3、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财产

对欺骗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财产，因该行为无意以婚姻为目的，直接导致另一方财产和精神受损害。因此，对这类诈骗财产的行为，双方解除或离婚后，无过错一方除请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附带请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如返还被诈骗的财产，请求精神赔偿等。

法条索引：

1、《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2、《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