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审理报告

第一篇：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审理报告

审理报告

一、案件来源及审理经过

XXX因与XXX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XXX）字第XX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XXX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代理审判员XXX参加评议，书记员XXX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二、当事人简况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XXX，男，XXX年XX月XXX日出生，汉族，现住咸阳市世纪大道帝都花园。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XXX，男，XXX年XXX月XXX日出生，汉族，住XXX,村民。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XXX，男，XXX年XXX月XXX日出生，汉族，住XXX，村民。

三、原审情况及申请理由

原审XXX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原、被告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合伙承包湫坡头镇散集村砖厂，同年4月份，被告XXX代表合伙人与散集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合同期限3年，即从1997年至1999年。三人共投资103695．24元，其中原告投资61102．30元，占投资总额的58．92%，被告XXX投资7799．54元，占投资总额的7．53%，被告XXX投资34793．40元，占投资总额的33．55%。

1998年后季，被告XXX任保管员和出纳期间，与被告XXX共同销砖、收款，其中销砖348600块，收入34935元，二被告相互推诿，收款收据上XXX加盖有印章。合伙经营期间主营业务收入1167539．25元，其他收入85414．00元，销售成本1017501．68元，盈利235451．57元。应收款为429928．17元，合伙人投资103695．24元均未抽走。原告XXX民经手欠款75886．49元，减去投资61102．30元，应交回砖厂14784．19元；被告XXX经手欠款、经手销砖未收回欠款86865元，被告XXX投资7799．54元，为砖厂垫支90781．36元，相抵后，砖厂应给付被告XXX1715．90元；被告XXX经手欠款、经手销砖未收回欠款105714．13元，XXX占有1998年销砖收入34935元，XXX共欠砖厂140649．13元，减去投资34793．40元，应交回砖厂105855．73元。原告XXXX共交回120639．92元，减去被告XXX应得11715．90元，余108924．02元利润可进行分配。依投资比例，原告XXX可分得64178．03元，被告XXX分得8201．98元，被告XXX分得36544．01元。以上利润分配和应交、垫资款相抵后，被告XXX实际交回69311．72元，原告XXX实得49393．84元，被告XXX实得19917．88元，原告和被告吕XXX实得共69311．72元。有争议应收款5000元和其他人欠款121527．55元，共计为126527．55元。以上有XXX等证据可证。

原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均对合伙经营砖厂无有异议，应认定合伙协议成立。原、被告对利润分配无有书面约定，应依法依投资比例进行分配。1998年收入34953元，应认定谁盖章谁收款，且依据书证效力大于人证效力的原则，应认定被告XXX为实际收款人。被告XXX实交回的69311．72元，可直接给付原告XXX和被告XXX。有争议应收款和其他欠条可作债权分配。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合伙关系成立。

二、被告XXX给付原告XXX49393．84元，给付被告XX19917．88元（限判决生效十日内履行）。

三、对有争议应收款、其他应收款126527．55元，原告XXX分得债权74550．03元，被告XXX分得债权9527．52元，被告XXX得债权42449．99元。

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咸阳市检察院于2006年10月23日以（XXX）第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原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即对XXX从XXX处拿走收入条据2张计金额44000元，支出条据60张计金额136438.75元未作判处。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13日以（XX）咸民监字第XXX号函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再审。

原审再审另查明，1999年6月2日原审原告XXX复核票据时收被告XXX收入票据2张44000元、支出票据60张136438.75元，该票据已入账并经审计。

原审再审认为，原审原、被告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合伙经营砖厂的事实客观存在，无有异议，应当认定合伙关系成立。原审原、被告之间对利润分配没有书面协议，又不能协商一致，依法应当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合伙经营期满，首先应将各合伙人的投资款退还，各合伙人经手的欠账应由经手人收回，有争议的欠款和其他欠款应作为债权归入利润进行分配。对于1998年收入的34935元应认定谁盖章谁收款，将此34935元从其它应收款中扣除，归于XXX经手的欠款之中，据此XXX经手的欠款应为140649.13元，砖厂其它应收款应为126527.55元可作为债权分配，除此之外实际盈余库存108924.02元，依投资比例XXX可分得64178.03元，XXX可分得8201.98元，XXX可分得36544.01元。

上述各合伙人可分配利润与前述各合伙人应收回的投资款、垫资款以及应交回的经手欠款相抵后，原审原告XXX可实得现金49393.84元，原审被告XXX可实得现金19917.88元，原审被告XXX应交回砖厂现金69311.72元，转付XXX。由此可见，原判对此部分判处正确合法。

对于原审原告XXX与原审被告XXX之间有争议的136438.75元，票据虽已进帐，且已审计，未影响合伙期间整个账务的核算，但二人之间的争议亦然应属合伙事务，XXX没有充分反证证明将票据审核后已交还XXX，且砖厂所有票据均已报账，XXX应当支付XXX现金136438.75元，XXX请求支付利息83539.93元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不予支持，检查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原审未作判处不当；原审被告XXX辩称审计报告不真实、不全面及原审原告吕醒民销砖收款102267元未入帐因不申请重新审计且超出抗诉范围，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五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该院（XXX）旬民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

二、增判一条作为第四条即：原审原告XXX支付原审被告XXX人民币136438.75元。

宣判后，吕醒民不服，向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XXX136438．75元是在XXX未反诉的情况下判决的，违背了民事诉讼原则，不能成立；票据我已退还，只是忘了抽收条，报账和领款是不同概念，原审判决我支付原审被告XXX人民币136438．75元错误；在上述条据中有44000元是收入条，不应给钱，请求撤销原判第二条（即原审原告XXX支付原审被告XXX人民币136438．75元），维持（XXX）旬民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另查，1999年6月2日，XXX从XX手中收走复核条据，其中：收入条据（2张）44000元；支出条据合计136438．75元。经审理中核查，XXX从XXX手中收走的支出条据136438．75元仅有29105．33元已入合伙会计帐，并记入合伙支出。1999年6月2日，XXX所打关于136438．75元支出条据的收条仍在XXX手中。XXX在2007年的庭审中要求将此部分的票据或钱归还自己。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999年6月2日XXX所打收到条、1999年6月6日记账凭证、日记账单、本院及原庭审笔录等。

二审认为，XXX交给XXX的136438．75元票据，属于合同中发生的纠纷，检察机关就此部分提起抗诉，原审对此加以判处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提出XXX的136438．75元是在XXX未反诉的情况下判决的，违背民事诉讼原则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XXX给XX所打关于支出票据的收条仍在XXX手中，应认定XXX所受XXX手中支出票据并未返还。该部分票据XXX无有证据证明XXX已全部报领，原审判决XXX直接支付XXX相应的金钱不当，应予纠正。在1999年6月2日XXX从XXX手中收走136438．75元的支付票据中有29105．33元已入合伙会计帐，并已记入合伙支出，没有证据证明XXX已领该款，故对XXX该部分要求返还票据或给付金钱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判第一条；

二、撤销原判第二条，改判为：由XXX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于1999年6月2日收取XXX支出票据中下余的107333．42元的票据。

四、处理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XXX接受XXX136438.75元条据审核后是否退还给XXX。承办人认为，一、二审认定这部分事实不清，应指令再审，查清事实。理由是，1、一审认定XXX收的XXX136438.75元票据，已经全部进合伙账，并且已审计。因此，XXX应当支付XXX现金，136438.75元。二审认定XXX收的XXX136438.75元条据，有29105.33元入合伙账，并记入合伙支出，且没有证据证明XXX领取该款，认定XXX报领了该29105.33元，因此，判令XXX退还其余票据。一审认定136438.75元票据入了合伙账是以审计报告为依据的，二审只认定29105.33元入了合伙账，但并没有提出认定的依据，究竟是多少票据入了合伙账，认定事实不清。

2、二审判令XXX返还XXX部分票据，并没有解决合伙矛盾。因为三方的合伙已解散，债权债务已分割，再判令XXX返还XXX票据没有意义，假如这些票据没有入合伙账，就说明三人合伙账务还没有清算完毕。不论在谁手里，都需拿出计入合伙账。

3、XXX在一、二审均陈述XXX将136438.75元票据全部拿走审核，都未归还，但二审认定XXX将136438.75元票据中的29105.33元已报销，根据二审的认定显然XXX的陈述不合情理，XXX不可能只将部分票据审核后交还XXX。综上，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应予再审查清。

第二篇：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王晓丹

摘要

本篇文章针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建议等，以期能够对各位同仁带来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意见。

关键词：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的转变当中。为此，离婚案件在近年来的发生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并且由于婚姻家庭所出现的纠纷类案件具有着法律关系广的特点，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等。下面笔者就结合自身经验，将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呈现给大家。

一、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离婚原因、夫妻双方的类型

造成如今婚姻出现纠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结婚时间短，婚姻基础较差，并且由于夫妻双方的年龄比较小，所以在处理吵架问题时比较冲动；

第二，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拮据，夫妻双方难以抵挡外界灯红酒绿的诱惑，长此以往造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第三，由于夫妻双方或者任意一方有外出务工的现象，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让两人的感情逐渐淡化，从而激化矛盾，让婚姻走向尽头；

第四，这一点主要针对女性来说，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致使让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夫妻双方的争议焦点

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而那些为了孩子、为了财产而不离婚的情况已经鲜有发生。而在双方离婚时，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纠纷事件的，有些人因为子女有残疾而不愿抚养，从而选择离婚；而有些人则是为了能够获得一部分家产而选择解体婚姻。

（三）法院结案方式 就如今的离婚案件来看，人们普遍都会去选择“和平分手”的方式，尤其是针对一些年龄较小且婚姻时间较短的夫妻双方来说，调解率就更高一些。由于年轻人的接受能力较快，所以当婚姻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都会自然的选择分开。当然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夫妻，在长时间的争吵和猜疑中认为双方再不可能有和好的一天，所以采用法律途径来进行离婚，并且对子女和财产的分配上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分割问题

在离婚案件中，由于夫妻双方会出现一些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那么在离婚时，就需要对这些债务进行有效的分割，其中具体的债务问题如下：

1.共同财产

（1）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前购买房产，并且选择的是首付购房，而后期的房贷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所以在离婚时会很难对房屋的性质进行定义；

（2）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为军人，其收到的复员费和择业费等将很难区分是否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3）在婚姻状态中，夫妻任意一方出现擅自挪用共同财产的现象；（4）房屋土地补偿款的认定；

（5）夫妻任意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在离婚时也比较难认定。2.共同债务

（1）夫妻中任意一方向对方写下欠条，但是没有实际的借钱行为；（2）夫妻私自向外界借钱，或者在借钱时没有征求另一方的同意。

（二）住房的分割问题

住房问题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双方离婚时，由于房子在财产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位置，所以往往会让夫妻二人争的面红耳赤。而针对法院一方来说，如何才能够在最为公正且让夫妻二人都能够不损失利益的前提下将房屋进行分割，的确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定义中，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当夫妻二人的感情破裂时，通常会为了得到房子而不择手段。例如在进行离婚诉讼之前将房子卖掉，或者当法院将房屋判给另一方时采取过激行为等。

（三）子女的抚养问题

俗话说的不错，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那么在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时，几乎都会想要得到自己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在争夺抚养权的问题上就会非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具体如下：

1.双方的条件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得到孩子抚养权的意向； 2.孩子的年龄在10周岁以上，但选择的一方没有能力去抚养。

三、建议

（一）法院要秉承公平原则来对夫妻债务问题进行处理

在针对夫妻的债务纠纷进行解决时，应该遵从如下两个评判标准：第一，先询问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偿还债务的意向；第二，判定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的婚后生活。

在《婚姻法》中的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此条例，如果是用于夫妻二人婚后生活以及双方合意的债务是应该让夫妻进行共同偿还的。为此，在对此类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时，法官应该责令夫妻二人拿出债务款项的使用去处，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出现恶意制造债务的现象出现。

（二）有关婚前按揭房的处理方法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还没有对按揭房屋的贷款全部偿还，则应该对房屋的产权按时间段进行分割，婚前支付的首付款为购房一方，而婚后缴纳的贷款则应该按照夫妻的共有财产进行划分。笔者认为，购房一方虽然拥有着房屋的产权证，但是实际上却是向银行借款而购买房屋，所以这一部分贷款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在离婚时，应该按照房屋的市价来对另一方给予一部分的补偿。

（三）依法处理子女的抚养权问题

首先需要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充分的考虑到孩子的利益和学习条件。为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抚养一方的经济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第二，针对失去生育能力的一方进行优先考虑；第三，如果是婴幼儿需要以母亲抚养为主；第四，针对10岁以上的儿童，需要先征求子女的意愿。针对那些较为顽固的夫妻，法院需要耐心的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效则可以考虑采用轮流抚养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袁鹏.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将更具法律支撑.中国妇女报，2014.5.28.[2]陈国华.婚姻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安徽大学，2012.1.01

第三篇：审理农村土地民事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审理农村土地民事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审理农村土地民事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一、案件审理的总体情况

自20**年1月1日至20**年12月20日，**县法院共受理农村土地民事纠纷案件10件，结案10件。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的受理数为0，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1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6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关于经营性用地）3件。案件受理数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居多，从20**年至20**年受理的6件中，调解1件、撤诉2件、判决1件、裁定不予受理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1件一审处理结果为判决，二审维持原判。

二、纠纷案件发生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刺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农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使用、收益固定的土地，使农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农村社会趋于稳定。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上**县城与附近的村庄距离不远，因县城发展的需要，部分土地被征收，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导致一部分人否认之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经济利益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引发大量的纠纷和矛盾。

（二）、村社收回外出打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农民在外打工并在城里买房安家，举家迁移出原籍，村社以承包人户口已不在农村为由收回土地，承包人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废除村社决定，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外嫁女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发纠纷。外嫁女，实践中指的是与村外人结婚，但户口仍留在本村或已迁出本村的妇女。受民间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嫁女往往被本村剥夺了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的权利，从而导致其在分承包土地、配征地补偿款、股份分红、集体福利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三、法院处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及重点、难点。

（一）、法律适用的困难。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有历史遗留问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有的还涉及农村基层自治问题等，有些纠纷的发生是否可以民事案件受理，往往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20**年7月2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实践中遇上的问题：

1、妇女嫁入另一个村民小组，事实上和夫家共同享受着夫家的承包土地，但对这个新增的家庭成员，夫家承包合同本并无变更，导致诉讼中妇女抗辩其并没有享受夫家的承包地，导致审判实践中法律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2、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具体到村民小组还是村民委员会？

3、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中只有家庭成员之一签合同，其他人员没有签，发生纠纷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4、户主将其承包地划分给儿子、女儿分别管理、种植效力认定问题；享有份额的子、女转让自己享受的份额，其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5、村干部法律意识不强。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6、认定事实困难。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村集体管理人员等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土地承包合同瑕疵。土地承包合同多为格式合同，签订时间较早，合同中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2）、证据内容不详：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对地上附着物的约定不明，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上述问题有的集中反映在一个案件中，有的交叉反映。当事人情绪大，法院调解难度大，有的不等判决直接损毁现管理一方种植的农作物，又种其他农作物；又被现管一方损毁，双方之间反复操作，矛盾越来越激烈。

（二）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的冲突

《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不可能对具体事项作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主要任务是界定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外，没有在国家法和村民自治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也没有在法律中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范围，对于村民自治是否存在逾越权限范围，应该怎么审查，如何督查纠正等，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妥善解决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

（三）政策与法律的冲突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法院裁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对于上述新类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来讲，情况则复杂许多，因为其间往往涉及政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

四、建议

本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虽不多，但土地承包纠纷类案件往往潜在在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他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一）、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远不能满足审理案件的需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不适宜作为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

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政府征地时，不允许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保障当事人诉讼救济的权利。

（二）、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土地纠纷案件不宜作为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的原因之一。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土地对弄门愕然，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担负着基本生存的保障功能。他们的权益如果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故应联合多部门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第四篇：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精选）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区属重庆市主城区之一，辖9街3镇，除鱼嘴、复盛、五宝三个农业镇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开展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专题调研，分析审理农村土地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审理好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效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城郊农村土地开发日趋活跃，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03年至2006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26件。其中2003年3件；2004年5件；2005年6件；2006年1-5月12件。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是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农民的法律意识，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相关联的。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仅今年前5个月，我院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就占到近三年来同类案件的46.2%。二是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2004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后，土地补偿金、安置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分配方面，2005年以后，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违规收回土地、离婚分割承包地等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多。三是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04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单一，主要是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所在村社，2005年以来逐步扩展到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承包人之间、村社与流转租用人之间，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当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大规模开发征占农业用地，影响众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集体诉讼。这类案件牵涉面广，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大，稍有不慎容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五种情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以及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这是法律上比较宏观的划分。从我院受理案件情况分析，土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七种具体类型：

1.村民之间转包土地引发的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双方不能协调一致，诉请法院解决。这类案件从争议根源来看又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因转包地被开发或出租后补偿费归属问题发生矛盾。转包土地被开发或租用后，土地补偿费、青苗费、附着物赔偿费归原承包人所有或是归现耕种人享有，双方莫衷一是，基层组织又协调不了。二是在转包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引起纠纷。村民之间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转包方在地上种植花木、经济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满。原承包人见效益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响土地肥力为由，阻止转包人在该耕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和绿化树木，双方发生纠纷。原承包户要求解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

3.正确处理法律、政策与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关系，力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除了政策、法律对农村土地的调整、规范，还普遍存在农村村民自治与乡规民约的非正式规范。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产生的，是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按照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这些事项包括从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乡规民约是指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种调整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及村民行为的规范。由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律、政策进行宏观调整的同时，有时发挥微观意义上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的作用非常必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可见，乡规民约必须合法且仅作为政策法规的补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和乡规民约的既定事实，又要对借村民自治、乡规民约之名制定土政策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坚决依法纠正，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4.坚持司法为民原则。首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诉讼调解。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坚持以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为目标，把调解作为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灵活运用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亲情感化法、法理疏导法、利益诱导法、权衡利弊法”等多种手段，依靠村委会、基层政府信访部门、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出面协调，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其次，做好判后答疑。农村当事人法律素质相对较低，对法院裁判文书理解困难，有必要在案件宣判后向其解释判决的理由，力争服判息诉。第三，巡回审理、开展法制宣传、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农民合法权利。实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为农民诉讼提供方便，并组织农民群众旁听，提高他们对土地法律政策的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及时办理减、缓、免交诉讼费用，保证其打得起官司。

5.延伸审判功能，提出司法建议。司法不是万能的，土地纠纷案件原因复杂社会影响面广，许多案件反映的是农村带普遍性的问题，单靠司法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有时会出现“案结事未了”的情况，应当及时将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委、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提出司法建议书，加强和改进农村土地工作、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6.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确保案件质量。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切实做到公开、公正，通过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实体公正，尤其在案件处理结果上要体现出公平正义。

三、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土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对没有具体法律、政策为审理依据的土地纠纷案件，应当从维护承包人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处理。近年来，我院通过审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认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中，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界定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具体明确，一般做法是统一以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立案，案由比较笼统，不能准确反映案件实质，也不能从案由上提示处理方式的区别，不利于建立详细的司法统计台帐。应结合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发生的特点，在案由上准确细分，使其能够反映案件纠纷的实质特点，便于正确适用法律。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主要应作如下区分：（１）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凡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由应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这类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共同承包，人数众多的应当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受案法院在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２）承包经营权纠纷。公民、集体对集体或国家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承包人的土地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纠纷立案。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区别在于它是侵权类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属合同类纠纷，适用法律大不相同。（３）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流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流专协议纠纷案由了立案。（４）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认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他人而损害农民利益，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应以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立案。这类案件多为群体性纠纷或集团诉讼。

2.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禁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

4.关于以抛荒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从法律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土地承包法》或《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摞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或《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都未规定可以收回抛荒的承包地。据此，审判实践中，应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出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户抛荒承包地，现在承包方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原则上应予支持。

5.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承包地问题。出嫁女和上门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还是保留结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的原则是不能使其权利落空。在个案处理中可以区别情况对待：对承包期内当事人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对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破坏合同的严肃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7.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问题。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四、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来的只是一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仅靠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纳入统筹安排，健全防范机制，及时排查、发现和消除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加强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围绕农村稳定、发展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土地问题调研活动，发现和分析涉及农村土地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避免和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新机制、新方法。虽然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据，但一些争议较大，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未加规范，有的问题需要在物权法中加以明确，而农地问题研究滞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高度重视。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农村基层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增强其权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特别是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方法，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带动群众，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农村与土地相关的承包合同。农村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凡是能够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纳入合同管理。签订农村承包合同，必须坚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严禁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逐步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最接近，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起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把土地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加强政府对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来看，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指导监督不力，导致农村土地工作中出现混乱，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委会和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见，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享有批准权，可以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土地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土地工作。对农村土地发包、流转、局部调整等要登记备案，实行全程监督，减少发生土地纠纷的潜在隐患。针对城市周边土地流转频繁，形式多样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见证、登记制度，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清理、整顿，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解决土地纠纷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为那些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多种救济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纠纷在诉讼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决，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矛盾排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土地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做到土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土地纠纷苗头，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做好纠纷当事人疏导稳控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健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健全处理土地纠纷的调解、仲裁机构，组织专人、集中力量，地主动深入农民中及时处理发生的土地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调解工作成为预防和解决土地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5.提高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靠农业为生，无土地则无生计。对农村存在的无地农民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应主要通过发展方法解决。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帮助部分无地、少地农民扩大就业领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非农岗位的技能培训、技术学习，通过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改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不区分有地无地的情况，对无地农民应实行政策倾斜，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土地矛盾。

6.积极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增长趋势。现实中部份因流转产生的土地纠纷案件，就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对土地价值增值情况预见不足，流转费用低廉，农民感到很吃亏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转费用随年限变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实行增加的梯度与土地价值自身的变化不相符合，亦会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矛盾发生。目前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中，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现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复耕，从长期来看对农民合法权益是一种损害。针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应大胆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可尝试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将土地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

（陈兴林）

第五篇：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如有文书表述：“„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8、9、22、7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22、7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22、7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二者的内容并非一致。

票据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具体来说，二者可作如下四点区分：

第一，票据责任具有双重性。而民事责任则不具有双重性。票据责任的承担者，即票据债务人，具有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这时由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使得产生于同一票据上的众多票据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依赖，即使某一票据行为无效，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扰和妨碍。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使得票据行为一旦要式具备，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产生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如何。纵使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票据才得以在社会上自由、安全地流通，发回其汇兑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资工具和结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据才被广泛使用，快速而便捷。为适应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需要，保证票据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据法》观点票据债务人负担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票据的主债务人，即直接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主债务人，即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对票据持票人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债务人付款后，债务人的责任才宣告解除，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归于消灭。票据的次债务人，即对票据查对和付款负担保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本票的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其在票据不获查对或者不获付款时，承担票据责任。次债务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金额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据责任，从而获得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的权利，直至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据权利，例如提示承兑，提示付款，则除汇票的承兑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债务人的票据权利随之解除。如果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如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满后则次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也相应解除。

第二，票据责任具有连带性。所有票据当事人对持票人均负有共同的责任。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协商的约定时才承担共同责任，才具有连带性。多数情况下，均属于一人责任，自己责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而不连带他人。而票据责任则不同，在持票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所有在票据上签名盖章的人都要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票据当事人进行追索，而不问先后顺序和有无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持票人的权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债权不获实现时，只能以与债权人发生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为追究对象，令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与债权人没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除外）。

第三，票据责任以票据上所记载的事项为准。而民事责任则以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责任内容为准。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严格规定。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完全依靠票据上的文义来确定，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时，只能依据单据上记载内容，而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权利。同样，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必须依签名时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对票据承担责任，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时，均以票据文义为准，任何人不得以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要求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据责任是以金钱给付义务，它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而这种票据授受、签章等形式意义行为的产生，并不反映导致票据授受的具体交易形态或原因。民事责任则基于违反合同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而产生，它是违反具体交易形态中的义务或侵害某种具体权利的结果。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存在票据责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责任，例如出票人对其间接后手应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古不存在民事责任，有时民事责任是票据责任产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原则上仍然独立，票据行为一旦完成，票据责任即产生，即使票据责任不能成立，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存在。反之，主张票据责任，不不必证明导致票据责任的原因关系的义务或责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违反了《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但是，应当看到胡某不仅没有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甚至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内行使票据权利，他不仅仅是错过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错过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限，而且是丧失了全部的票据权利。既然已丧失了全部票据权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出票人依据《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如果说，持票人胡某单纯是错过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没有错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6个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但是本案却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银行提示付款，依据《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因时效届满，其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因此不存在票据责任的问题，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袁某的票据责任虽然不存在了，但其返还责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票据法第18条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偿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袁某和王某因票据时效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其承担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两种观点并没有具体确定袁某和王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以及王某不承担的理由。袁某承担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民事权利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主张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只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个环节，而没有全面考虑案件的整个事实。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丧失票据权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张票据权利。但是，王某作为与胡某存在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在票据款项没有兑付的情况下，胡某的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仍应当对胡某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胡某仍有权要求支付货款。第二种意见看到了王某与袁某承担连带责任则没有依据，因为王某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袁某承担的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不存在连带关系。

（二）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

大体来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可以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目前比较统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责任与票据责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如何界定民事责任体系及票据责任制度，学者们一直见仁见智。从《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第6章是归于票据法律责任的集中观点，在其他几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据责任的规定，也有票据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毫无疑问，票据法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关于票据法上民事责任的规定，由此显得票据法中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错综复杂。因此，具体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将有助于理清票据法律责任体系的脉络，从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据责任这项方兴未艾的制度，对于探讨民商法体系大前提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从实务操作层面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利于正确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理裁定票据责任与违反票据法的法律责任承担，尤其是在票据法中既规定有票据责任，又规定有民事责任时，严格区分票据责任和民事责任，有利于保护持票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制裁债务人的违法行为，保证票据有一个安全、自由的流通环境，促进票据的稳健运行，加速票据高效快速流通，充分发挥票据的应有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正确区分及合理承担。本文的争议正在于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在现实中，遇到涉及票据的纠纷，要注意正确看待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异同以及它们的法律适用。毋庸置疑，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在实务上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