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

第一篇：群体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

群体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发布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

第二篇：群体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发布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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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精选）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区属重庆市主城区之一，辖9街3镇，除鱼嘴、复盛、五宝三个农业镇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开展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专题调研，分析审理农村土地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审理好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效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城郊农村土地开发日趋活跃，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03年至2006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26件。其中2003年3件；2004年5件；2005年6件；2006年1-5月12件。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是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农民的法律意识，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相关联的。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仅今年前5个月，我院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就占到近三年来同类案件的46.2%。二是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2004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后，土地补偿金、安置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分配方面，2005年以后，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违规收回土地、离婚分割承包地等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多。三是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04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单一，主要是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所在村社，2005年以来逐步扩展到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承包人之间、村社与流转租用人之间，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当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大规模开发征占农业用地，影响众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集体诉讼。这类案件牵涉面广，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大，稍有不慎容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五种情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以及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这是法律上比较宏观的划分。从我院受理案件情况分析，土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七种具体类型：

1.村民之间转包土地引发的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双方不能协调一致，诉请法院解决。这类案件从争议根源来看又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因转包地被开发或出租后补偿费归属问题发生矛盾。转包土地被开发或租用后，土地补偿费、青苗费、附着物赔偿费归原承包人所有或是归现耕种人享有，双方莫衷一是，基层组织又协调不了。二是在转包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引起纠纷。村民之间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转包方在地上种植花木、经济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满。原承包人见效益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响土地肥力为由，阻止转包人在该耕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和绿化树木，双方发生纠纷。原承包户要求解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

3.正确处理法律、政策与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关系，力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除了政策、法律对农村土地的调整、规范，还普遍存在农村村民自治与乡规民约的非正式规范。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产生的，是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按照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这些事项包括从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乡规民约是指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种调整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及村民行为的规范。由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律、政策进行宏观调整的同时，有时发挥微观意义上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的作用非常必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可见，乡规民约必须合法且仅作为政策法规的补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和乡规民约的既定事实，又要对借村民自治、乡规民约之名制定土政策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坚决依法纠正，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4.坚持司法为民原则。首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诉讼调解。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坚持以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为目标，把调解作为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灵活运用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亲情感化法、法理疏导法、利益诱导法、权衡利弊法”等多种手段，依靠村委会、基层政府信访部门、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出面协调，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其次，做好判后答疑。农村当事人法律素质相对较低，对法院裁判文书理解困难，有必要在案件宣判后向其解释判决的理由，力争服判息诉。第三，巡回审理、开展法制宣传、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农民合法权利。实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为农民诉讼提供方便，并组织农民群众旁听，提高他们对土地法律政策的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及时办理减、缓、免交诉讼费用，保证其打得起官司。

5.延伸审判功能，提出司法建议。司法不是万能的，土地纠纷案件原因复杂社会影响面广，许多案件反映的是农村带普遍性的问题，单靠司法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有时会出现“案结事未了”的情况，应当及时将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委、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提出司法建议书，加强和改进农村土地工作、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6.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确保案件质量。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切实做到公开、公正，通过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实体公正，尤其在案件处理结果上要体现出公平正义。

三、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土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对没有具体法律、政策为审理依据的土地纠纷案件，应当从维护承包人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处理。近年来，我院通过审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认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中，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界定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具体明确，一般做法是统一以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立案，案由比较笼统，不能准确反映案件实质，也不能从案由上提示处理方式的区别，不利于建立详细的司法统计台帐。应结合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发生的特点，在案由上准确细分，使其能够反映案件纠纷的实质特点，便于正确适用法律。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主要应作如下区分：（１）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凡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由应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这类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共同承包，人数众多的应当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受案法院在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２）承包经营权纠纷。公民、集体对集体或国家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承包人的土地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纠纷立案。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区别在于它是侵权类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属合同类纠纷，适用法律大不相同。（３）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流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流专协议纠纷案由了立案。（４）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认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他人而损害农民利益，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应以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立案。这类案件多为群体性纠纷或集团诉讼。

2.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禁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

4.关于以抛荒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从法律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土地承包法》或《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摞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或《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都未规定可以收回抛荒的承包地。据此，审判实践中，应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出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户抛荒承包地，现在承包方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原则上应予支持。

5.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承包地问题。出嫁女和上门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还是保留结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的原则是不能使其权利落空。在个案处理中可以区别情况对待：对承包期内当事人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对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破坏合同的严肃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7.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问题。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四、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来的只是一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仅靠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纳入统筹安排，健全防范机制，及时排查、发现和消除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加强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围绕农村稳定、发展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土地问题调研活动，发现和分析涉及农村土地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避免和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新机制、新方法。虽然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据，但一些争议较大，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未加规范，有的问题需要在物权法中加以明确，而农地问题研究滞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高度重视。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农村基层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增强其权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特别是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方法，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带动群众，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农村与土地相关的承包合同。农村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凡是能够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纳入合同管理。签订农村承包合同，必须坚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严禁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逐步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最接近，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起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把土地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加强政府对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来看，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指导监督不力，导致农村土地工作中出现混乱，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委会和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见，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享有批准权，可以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土地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土地工作。对农村土地发包、流转、局部调整等要登记备案，实行全程监督，减少发生土地纠纷的潜在隐患。针对城市周边土地流转频繁，形式多样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见证、登记制度，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清理、整顿，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解决土地纠纷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为那些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多种救济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纠纷在诉讼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决，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矛盾排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土地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做到土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土地纠纷苗头，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做好纠纷当事人疏导稳控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健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健全处理土地纠纷的调解、仲裁机构，组织专人、集中力量，地主动深入农民中及时处理发生的土地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调解工作成为预防和解决土地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5.提高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靠农业为生，无土地则无生计。对农村存在的无地农民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应主要通过发展方法解决。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帮助部分无地、少地农民扩大就业领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非农岗位的技能培训、技术学习，通过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改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不区分有地无地的情况，对无地农民应实行政策倾斜，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土地矛盾。

6.积极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增长趋势。现实中部份因流转产生的土地纠纷案件，就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对土地价值增值情况预见不足，流转费用低廉，农民感到很吃亏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转费用随年限变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实行增加的梯度与土地价值自身的变化不相符合，亦会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矛盾发生。目前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中，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现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复耕，从长期来看对农民合法权益是一种损害。针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应大胆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可尝试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将土地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

（陈兴林）

第四篇：人民法院对群体性纠纷案件有关情况汇报

人民法院对群体性纠纷案件有关情

况汇报

××××法院对群体性纠纷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并针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一、认真分析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纠纷起因和诉求内容多元化。前几年所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是因为企业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而引发的，多为劳动争议、借款、集资款等案件。但最近两年纠纷的起因日趋复杂化，民

工工资、劳动争议、借款、非法集资、物业管理、房屋拆迁安置、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成为了群体性纠纷

多发领域。同时，群体一方诉求的内容亦显多样化，在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的传统诉求上，又具有关系到生活质量的诉求。

（二）多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矛盾集中点。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是当事人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激烈。从受理的这些群体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情况来看，95%以上的原告个人总体上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缺乏权利救济的能力，只好企望非理性手段如集体上访来引起社会和党政部门的关注。

（三）群体性纠纷的组织形态逐渐从零散型转变为有组织型。在过去的群体性纠纷中，尽管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近两年的群体纠纷呈现有组织、有负责人、有分工的特征。一些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阅历经历丰富、号召力强的当事人往往成为组织者。

（四）群体方依法维权意识由被动变主动。在众多的群体纠纷中，群体方总是希望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政府重

视或社会关注，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但因各种因素事与愿违，迫使他们丢掉幻想而拿起法律的武器参加诉讼，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原始目的从而转化为“要说法，要权利”的维权意识。

二、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一）司法权的有限性往往无法解决夹杂于群体性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法院的审判功能是定纷止争，但有些群体性纠纷表面上是涉及群体一方的民事利益，背后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所有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 能，但法院审判并不能解决群体方控诉的实质矛盾。

（二）审判的程序要求难以解决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从化解矛盾角度讲，最有利的时机是越早越好。第三者越早介入，双方立场往往越容易调和。而纠纷诉至法院时，双方的矛盾已

经濒临激化，再调解起来难度非常大。再加之案件到了法院后，必须按照诉讼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矛盾经过无数的诉讼流程更加尖锐，法院审理更为棘手。

（三）法院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往往难以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平衡点。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反之，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法院不得不在正常司法程序和手段之外寻求解决途径，或将不属于法院主管的纠纷纳入诉讼轨道，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最终工作的压力和群体方的指责只能由法院、法官独自承担。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建议及对策

（一）健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机制。一是组织保障。成立审理群体性

案件的应急指导小组，应急指导小组应当由立案、审判、法警部门人员组成。指导小组的职责包括负责督促、指导此类案件审理，并讨论决定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二是效率保障。建立立案、审判快速通道，及时、优先办理，防止纠纷极化。三是措施保障。选派有经验的法官承办此类案件，及时发现和疏导其中的争议焦点和不稳定因素，并将法制教育贯穿在立案、审理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二）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基本做法。由于群体性纠纷案件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单纯的判决不仅可能遇到于法无据的尴尬，还可能起到激化矛盾的负作用，因此应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此类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在调解前，充分调动有利于调解的各种因素，积极促进调解进程；在调解过程中，注重调解方式方法，尽可能地实现调解结案。

（三）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除了审判，还有人民调解、仲裁机构仲裁、信访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形式多样、经济便捷、处理灵活、程序简便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审判机制在处置群体性纠纷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具体做法有：强化人民调解功能，将群体性纠纷纳入司法调解的范围，并在认同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改进信访处理方式，对重大疑难的信访案件邀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群众代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议，为妥善解决信访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12全文查看

第五篇：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如有文书表述：“„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8、9、22、7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22、7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22、7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二者的内容并非一致。

票据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具体来说，二者可作如下四点区分：

第一，票据责任具有双重性。而民事责任则不具有双重性。票据责任的承担者，即票据债务人，具有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这时由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使得产生于同一票据上的众多票据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依赖，即使某一票据行为无效，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扰和妨碍。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使得票据行为一旦要式具备，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产生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如何。纵使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票据才得以在社会上自由、安全地流通，发回其汇兑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资工具和结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据才被广泛使用，快速而便捷。为适应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需要，保证票据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据法》观点票据债务人负担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票据的主债务人，即直接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主债务人，即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对票据持票人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债务人付款后，债务人的责任才宣告解除，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归于消灭。票据的次债务人，即对票据查对和付款负担保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本票的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其在票据不获查对或者不获付款时，承担票据责任。次债务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金额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据责任，从而获得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的权利，直至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据权利，例如提示承兑，提示付款，则除汇票的承兑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债务人的票据权利随之解除。如果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如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满后则次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也相应解除。

第二，票据责任具有连带性。所有票据当事人对持票人均负有共同的责任。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协商的约定时才承担共同责任，才具有连带性。多数情况下，均属于一人责任，自己责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而不连带他人。而票据责任则不同，在持票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所有在票据上签名盖章的人都要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票据当事人进行追索，而不问先后顺序和有无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持票人的权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债权不获实现时，只能以与债权人发生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为追究对象，令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与债权人没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除外）。

第三，票据责任以票据上所记载的事项为准。而民事责任则以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责任内容为准。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严格规定。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完全依靠票据上的文义来确定，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时，只能依据单据上记载内容，而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权利。同样，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必须依签名时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对票据承担责任，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时，均以票据文义为准，任何人不得以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要求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据责任是以金钱给付义务，它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而这种票据授受、签章等形式意义行为的产生，并不反映导致票据授受的具体交易形态或原因。民事责任则基于违反合同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而产生，它是违反具体交易形态中的义务或侵害某种具体权利的结果。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存在票据责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责任，例如出票人对其间接后手应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古不存在民事责任，有时民事责任是票据责任产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原则上仍然独立，票据行为一旦完成，票据责任即产生，即使票据责任不能成立，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存在。反之，主张票据责任，不不必证明导致票据责任的原因关系的义务或责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违反了《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但是，应当看到胡某不仅没有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甚至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内行使票据权利，他不仅仅是错过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错过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限，而且是丧失了全部的票据权利。既然已丧失了全部票据权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出票人依据《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如果说，持票人胡某单纯是错过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没有错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6个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但是本案却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银行提示付款，依据《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因时效届满，其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因此不存在票据责任的问题，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袁某的票据责任虽然不存在了，但其返还责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票据法第18条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偿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袁某和王某因票据时效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其承担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两种观点并没有具体确定袁某和王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以及王某不承担的理由。袁某承担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民事权利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主张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只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个环节，而没有全面考虑案件的整个事实。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丧失票据权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张票据权利。但是，王某作为与胡某存在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在票据款项没有兑付的情况下，胡某的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仍应当对胡某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胡某仍有权要求支付货款。第二种意见看到了王某与袁某承担连带责任则没有依据，因为王某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袁某承担的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不存在连带关系。

（二）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

大体来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可以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目前比较统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责任与票据责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如何界定民事责任体系及票据责任制度，学者们一直见仁见智。从《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第6章是归于票据法律责任的集中观点，在其他几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据责任的规定，也有票据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毫无疑问，票据法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关于票据法上民事责任的规定，由此显得票据法中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错综复杂。因此，具体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将有助于理清票据法律责任体系的脉络，从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据责任这项方兴未艾的制度，对于探讨民商法体系大前提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从实务操作层面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利于正确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理裁定票据责任与违反票据法的法律责任承担，尤其是在票据法中既规定有票据责任，又规定有民事责任时，严格区分票据责任和民事责任，有利于保护持票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制裁债务人的违法行为，保证票据有一个安全、自由的流通环境，促进票据的稳健运行，加速票据高效快速流通，充分发挥票据的应有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正确区分及合理承担。本文的争议正在于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在现实中，遇到涉及票据的纠纷，要注意正确看待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异同以及它们的法律适用。毋庸置疑，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在实务上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