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若干问题之探讨

第一篇：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若干问题之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出流动人员增多，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婚姻纠纷案件逐渐增多。婚姻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离婚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婚姻诉讼增多就意味着家庭不稳定，家庭不稳定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在新形势下审理好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离婚案件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较高。社会在发展，人们的婚恋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和开放，家庭越来越不稳定是不争的事实，反映在民事审判中就是婚姻家庭类案件明显增多。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近三年来，离婚案件在民商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在30%左右。离婚案件为复合之诉，既包括人身权利、子女抚养，也有复杂的财产纠纷，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解体与否，以及家庭每个成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若处置不当，易引发极端事件。

(二)离婚案件中女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普遍较低。在离婚案件中,大多数女性习惯于将纠纷提交给法院，而不会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诉讼权利。有些当事人即使提供了证据，但其所举证据证明力不高，不能实现其证明的目的。还有一些在庭审时质证、辩论能力较差，不知如何反驳对方，发言往往偏离焦点问题而过分纠缠于细枝末节，有理表达不清。

(三)缺席审理离婚案件问题凸现。在审判实践中，离婚案件缺席审理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被告处于下落不明而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缺席开庭；另一种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开庭。缺席判决，对解除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缺席审理离婚案件也会引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子女抚养问题处理难，财产状况查明难。

(四)无过错方获得损害赔偿率极低。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导致离婚的多，但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却很少，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由于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极为不易，事实难以认定，大部分当事人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导致法庭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五)财产分割成为离婚案件的焦点与难点。在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斗争后，走上法庭的大多数当事人对离婚并无异议，此时双方争议的焦点即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财产分割时举证难，债权、债务难以认定，是财产分割的中突出问题。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观念变化给传统的婚姻家庭带来冲击，造成离婚率居高不下。一些人不再满足于平淡的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发生偏移，在腐朽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婚外情；一些年轻人思想过于开放，无婚前感情基础,草率结婚，婚后不久即发现双方性格不合；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由于接触到城市的一些新事物和新理念，婚姻观念发生改变，给以前相对较为稳定的婚姻带来了较大冲击，由此导致双方长期分居，夫妻感情逐渐走向破裂。

(二)离婚案件中女方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低，导致法律意识淡薄，诉讼能力差。此外，多数女性又因经济条件所限，无力委托代理人,自身合法权益无法维护。

(三)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无过错方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举证困难的以外，还有法律规定和适用方面的原因。“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解释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就要求一方必须有与他人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的事实，而实践中，有的当事人的“第三者”并不稳定，有的是“通奸”行为，有的属于“姘居”，有的虽未“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但与婚外异性存在着经常性的不正当性关系。由于司法解释范围过窄，上述情形不能视为“与他人同居”。夫妻双方有互相忠实的义务，一方与婚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是造成夫妻离异、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受害者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离婚时其精神损害却得不到赔偿，得不到法律的救济，违法者也得不到惩罚，这也是造成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四)“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利于离婚案件中妇女财产权的保护。离婚时分割财产就像捉迷藏，男方藏，女方找。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在小城镇及农村的家庭中仍占主导地位。“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中，女方几乎都在丈夫的事业之外，有些妇女根本不清楚男方的收入和财产经营状况。家庭共有财产在离婚前由男方掌握，而在离婚诉讼中妇女主张财产权利时举证的责任却要由女方来承担。当缺少财产保护意识的妇女意识到为了离婚需要搜集证据时，男方已把有关的证据毁灭或隐藏起来，或把财产转移，甚至有的找人作伪证，写假借条，致使在分割夫妻财产时，财产没多少，“共同债务

第二篇：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王晓丹

摘要

本篇文章针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建议等，以期能够对各位同仁带来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意见。

关键词：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的转变当中。为此，离婚案件在近年来的发生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并且由于婚姻家庭所出现的纠纷类案件具有着法律关系广的特点，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等。下面笔者就结合自身经验，将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呈现给大家。

一、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离婚原因、夫妻双方的类型

造成如今婚姻出现纠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结婚时间短，婚姻基础较差，并且由于夫妻双方的年龄比较小，所以在处理吵架问题时比较冲动；

第二，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拮据，夫妻双方难以抵挡外界灯红酒绿的诱惑，长此以往造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第三，由于夫妻双方或者任意一方有外出务工的现象，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让两人的感情逐渐淡化，从而激化矛盾，让婚姻走向尽头；

第四，这一点主要针对女性来说，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致使让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夫妻双方的争议焦点

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而那些为了孩子、为了财产而不离婚的情况已经鲜有发生。而在双方离婚时，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纠纷事件的，有些人因为子女有残疾而不愿抚养，从而选择离婚；而有些人则是为了能够获得一部分家产而选择解体婚姻。

（三）法院结案方式 就如今的离婚案件来看，人们普遍都会去选择“和平分手”的方式，尤其是针对一些年龄较小且婚姻时间较短的夫妻双方来说，调解率就更高一些。由于年轻人的接受能力较快，所以当婚姻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都会自然的选择分开。当然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夫妻，在长时间的争吵和猜疑中认为双方再不可能有和好的一天，所以采用法律途径来进行离婚，并且对子女和财产的分配上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分割问题

在离婚案件中，由于夫妻双方会出现一些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那么在离婚时，就需要对这些债务进行有效的分割，其中具体的债务问题如下：

1.共同财产

（1）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前购买房产，并且选择的是首付购房，而后期的房贷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所以在离婚时会很难对房屋的性质进行定义；

（2）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为军人，其收到的复员费和择业费等将很难区分是否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3）在婚姻状态中，夫妻任意一方出现擅自挪用共同财产的现象；（4）房屋土地补偿款的认定；

（5）夫妻任意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在离婚时也比较难认定。2.共同债务

（1）夫妻中任意一方向对方写下欠条，但是没有实际的借钱行为；（2）夫妻私自向外界借钱，或者在借钱时没有征求另一方的同意。

（二）住房的分割问题

住房问题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双方离婚时，由于房子在财产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位置，所以往往会让夫妻二人争的面红耳赤。而针对法院一方来说，如何才能够在最为公正且让夫妻二人都能够不损失利益的前提下将房屋进行分割，的确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定义中，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当夫妻二人的感情破裂时，通常会为了得到房子而不择手段。例如在进行离婚诉讼之前将房子卖掉，或者当法院将房屋判给另一方时采取过激行为等。

（三）子女的抚养问题

俗话说的不错，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那么在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时，几乎都会想要得到自己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在争夺抚养权的问题上就会非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具体如下：

1.双方的条件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得到孩子抚养权的意向； 2.孩子的年龄在10周岁以上，但选择的一方没有能力去抚养。

三、建议

（一）法院要秉承公平原则来对夫妻债务问题进行处理

在针对夫妻的债务纠纷进行解决时，应该遵从如下两个评判标准：第一，先询问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偿还债务的意向；第二，判定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的婚后生活。

在《婚姻法》中的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此条例，如果是用于夫妻二人婚后生活以及双方合意的债务是应该让夫妻进行共同偿还的。为此，在对此类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时，法官应该责令夫妻二人拿出债务款项的使用去处，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出现恶意制造债务的现象出现。

（二）有关婚前按揭房的处理方法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还没有对按揭房屋的贷款全部偿还，则应该对房屋的产权按时间段进行分割，婚前支付的首付款为购房一方，而婚后缴纳的贷款则应该按照夫妻的共有财产进行划分。笔者认为，购房一方虽然拥有着房屋的产权证，但是实际上却是向银行借款而购买房屋，所以这一部分贷款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在离婚时，应该按照房屋的市价来对另一方给予一部分的补偿。

（三）依法处理子女的抚养权问题

首先需要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充分的考虑到孩子的利益和学习条件。为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抚养一方的经济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第二，针对失去生育能力的一方进行优先考虑；第三，如果是婴幼儿需要以母亲抚养为主；第四，针对10岁以上的儿童，需要先征求子女的意愿。针对那些较为顽固的夫妻，法院需要耐心的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效则可以考虑采用轮流抚养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袁鹏.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将更具法律支撑.中国妇女报，2014.5.28.[2]陈国华.婚姻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安徽大学，2012.1.01

第三篇：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解答（定稿）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解答

（2008年8月）

解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上）

目前，我国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主要适用新修订的《婚姻法》及其两个司法解释。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处理一些新型案件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为了便于统一审判的尺度，便于审判实际操作，给基层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提供指导、参考的作用，省高院历经一年多时间，广泛征求基层法官、律师及法学专家的意见，于今年8月下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29日，本报记者邀请省高院民一庭邓相红法官进行解读。

首提赡养方式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问题：如何确定赡养方式？

解答：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不仅仅局限于给付金钱的义务，只要有利于被赡养人的身心健康，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均可，如对被赡养人生活上的照顾、为其提供居住条件等方式。而以往，通常是要求子女给父母一些赡养费就了事，而很少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子女对于父母的赡养的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此外，赡养方式的选择应当尊重被赡养人的意见。

轻微伤丙级3次以上构成家庭暴力

问题：如何理解“给家庭成员的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家庭暴力？

解答：《婚姻法》解释

（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伤害后果的程度没有明确，使法官难以认定。

因此，针对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的方式给家庭成员的身体造成伤害的家庭暴力，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法医鉴定结论来确定伤害后果，即对家庭成员的伤害达到了轻微伤丙级三次以上、轻微伤乙级两次以上、轻微伤甲级一次以上的，一般可理解为构成家庭暴力。

问题：如何审理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婚姻案件？

解答：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制度有明显的弊端。目前，法院主要以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告知，可行性不高，不能真正查明是否真正“下落不明”。因此，在审理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婚姻案件时，起诉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对方“下落不明”，人民法院亦应对“下落不明”的事实进行审查，比如向下落不明人的近亲属或组织调查、在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等，经审查确属“下落不明”的，再行缺席审理。宣判后亦应将审理结果告知“下落不明”一方的近亲属或组织。子女要求改变抚养关系父母为被告

问题：父母离婚后随一方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如希望改随另一方生活，可否要求改变抚养关系？

解答：在审理实践中，改变抚养关系，只能是父母提出，一般是父母做原、被告，子女无选择权。但子女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他们也有权利行使自己的权益。因此，离婚时子女的抚养权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的，如以后父母任何一方或子女的情况发生改变，以前的抚养方式已经影响到子女的利益或一方生活的，父母 及子女都可以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对于子女要求改变抚养关系的，子女为原告，父母为被告。以子女名义登记的产权视为赠与

问题：如何理解《婚姻法》解释

（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出资构成对一方或双方的赠与？

解答：《婚姻法》解释

（二）第二十二条中的“应当认定为„„赠与”是指父母实际出资的具体意思表示不明情形下，拟视为赠与。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与出资人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关系的，则不适用该条规定。实践中，夫妻一方的父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子女出资购买房屋，产权登记在出资者自己子女名下的，可推定为是明确向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部分出资应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若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的配偶名下，除非出资人明确表示赠与其子女配偶，否则应认定为向双方的赠与，该部分出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现在不少父母在为子女出资购买房子时，十分担心子女由于离婚而出现财产分割的纠纷。因此，统一尺度，比较符合社会常理和父母的初衷。

问题：父母离婚分割财产时，子女是否有财产份额

解答：在离婚案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只能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成年子女因参与家庭经营共同积累的财产，属于子女的财产份额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未成年子女通过演出、转让智力成果等形式获得的劳动收入或报酬，以及受赠、继承所得的属于子女个人的财产亦应受到法律保护。父母离婚分割财产时，不得将属于子女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可以为未成年子女指定财产代管人。

也就是说，由于财产形态的多样化，未成年子女的也有自己的财产，也应受到保护。只有准确地确认财产性质和归属，才能正确分割财产，避免矛盾的发生。

——解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下）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后，家庭的财产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储蓄、房屋等单一的财产，发展到现在的有价证券、股票、知识产权等财产形态，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成为法官在审理中的一个难点。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财产分为三类：约定财产、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在审判实践中，难以准确地认定和区分上述三类财产，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激化夫妻双方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另外，流行了上千年的彩礼习俗仍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并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纠纷。有些纠纷没有法律来规定的话，只会使矛盾更加突出。《婚姻法》解释

（二）虽规定了彩礼的处理方法，但相对简单，仍然不能解决复杂的婚姻纠纷。

问题：可撤销或变更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何认定？

解读：《婚姻法》解释

（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协议如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以请求撤销或变更。可见撤销和变更的理由不仅仅限于“欺诈和胁迫”。如果当事人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乘人之危”为由，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财产分割协议，不宜简单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认定撤销和变更事由。只有在一方利用对方生病、行为能力受限等特殊情况下，迫使对方签订明显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协议，方可认定为“乘人之危”。

个人财产自然增值部分归个人

问题：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取得的收益，哪些属于“一方个人财产”，哪些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投资收益”？

解读：夫妻一方个人财产所产生的收益，如果夫妻双方有约定则按约定决定其归属。如没有约定则应根据收益产生的原因来确定其归属。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法定孳息，属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自然增值部分，如存款利息、有价证券收益、未经共同经营管理的房屋租金等，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用个人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从事投资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个人财产投资公司或企业所取得的利润；个人所有的房屋经夫妻共同维护修缮、经营管理所取得的租金等，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知识产权收益以婚姻存续为界

问题：在婚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知识产权的财产性收益如何归属？

解答：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有的知识产权的创造是发生在婚前，直到婚后才出现收益；有的甚至过了十几年后，才出现知识产权收益。

因此，以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明确时间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判断该部分收益归属的标准。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明确时间在婚前，即使收益实际取得在婚后，该收益为个人婚前财产。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明确时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收益的实际取得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之后，该收益为夫妻共同所有。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明确的时间在离婚后的，该收益为个人财产。

买断工龄补偿款离婚后可不对半分

问题：买断工龄补偿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解答：买断工龄补偿款属于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单位发给职工的一次性费用。

婚前的工龄所得的买断工龄款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龄所得的买断工龄款为夫妻共同财产。

如买断工龄一方当事人因离婚导致自己生活困难的，在分割买断工龄款时可适当照顾买断工龄一方的权益，多分或全部分配给买断工龄一方。

共同财产购房按共同财产分割

问题：离婚诉讼中，婚前由夫妻一方承租或由父母承租，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为产权的公房，其公房使用权如何处理？

解答：《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以共同财产购买为产权房的，该房屋为夫妻共同所有。现实生活中有的公房使用权是婚前通过出资购买取得的，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将婚前个人出资确定为出资方的个人财产，剩余部分价值按共同财产分割。

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是基于福利政策分配取得，婚后以共同财产购买为产权的，可不考虑公房使用权的价值，按共同财产分割。

已转化为公司财产不宜直接分割

问题：夫妻一方个人名义用共同财产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如何处理此部分夫妻共同财产？

解答：此部分共同财产已转化为公司财产，离婚时不宜直接分割。夫妻协商同意由非公司股东一方取得相应出资额成为股东的，可依照《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若非公司股东一方不愿意承受出资额成为股东的，则可对公司现有净资产进行评估，公司净资产为正值的，按夫妻一方出资比例计算出相应的净资产价值，再按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由取得出资额的一方给付另一方相应的价款或财产。

共同财产归还部分贷款按比例划分

问题：夫妻贷款购置的房屋、车辆等财产，在离婚诉讼中如何处理？

解答：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置的房屋、车辆等财产，如婚前已全部还清贷款的，该财产为婚前财产。

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置的房屋、车辆等财产，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了部分贷款的，应按比例划分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婚前归还部分贷款的相应财产及其增值或损耗部分为婚前个人财产，婚后共同归还部分贷款的相应财产及其增值或损耗部分为夫妻共同财产。由于婚前购买方系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在分割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照顾购买人的利益，将该财产分配给购买方，由购买方向对方支付相应的对价；如购买一方能证明婚后其仍以个人财产单独偿还贷款的，可认定为个人财产。

对以一方名义贷款购置房屋等财产，离婚时尚未还清贷款的，法院不宜强制变更借款合同当事人。原则上可将该财产判归贷款一方，由贷款方支付对价。

恋爱赠送对方小额财物属赠与

问题：恋爱期间赠与对方的财物可否要求返还？

解答：恋爱期间为表达感情而馈赠对方的小额财物，属赠与关系，不在彩礼之列，不得请求返还。小额的认定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条件综合判断。

彩礼返还额度应考虑共同生活时间。

问题：彩礼返还额度如何认定？结合哪些因素考虑？

解答：彩礼返还额度应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给付方的经济状况以及过错责任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全部或部分返还。

宴请费用未实际取得不能返还

问题：男女双方在筹备婚礼过程中为款待、宴请亲友所支出的费用，可否要求返还？

解答：筹备婚礼宴请亲友所支出的费用，属于共同支出的消费性费用，接受的一方亦未实际取得，故不得要求返还。

未结婚引起的彩礼纠纷酌情返还

问题：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而同居生活后产生的彩礼纠纷，要求返还的，如何处理？

解答：彩礼返还的规定是基于我国农村习俗的特殊情况所作出的。考虑农村中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情形的广泛性，《婚姻法》解释

（一）作出了追溯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效力的规定。根据该精神，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引起的彩礼纠纷，如符合《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参照该规定精神，酌情返还。

第四篇：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如有文书表述：“„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8、9、22、7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22、7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22、7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二者的内容并非一致。

票据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具体来说，二者可作如下四点区分：

第一，票据责任具有双重性。而民事责任则不具有双重性。票据责任的承担者，即票据债务人，具有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这时由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使得产生于同一票据上的众多票据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依赖，即使某一票据行为无效，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扰和妨碍。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使得票据行为一旦要式具备，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产生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如何。纵使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票据才得以在社会上自由、安全地流通，发回其汇兑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资工具和结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据才被广泛使用，快速而便捷。为适应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需要，保证票据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据法》观点票据债务人负担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票据的主债务人，即直接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主债务人，即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对票据持票人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债务人付款后，债务人的责任才宣告解除，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归于消灭。票据的次债务人，即对票据查对和付款负担保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本票的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其在票据不获查对或者不获付款时，承担票据责任。次债务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金额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据责任，从而获得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的权利，直至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据权利，例如提示承兑，提示付款，则除汇票的承兑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债务人的票据权利随之解除。如果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如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满后则次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也相应解除。

第二，票据责任具有连带性。所有票据当事人对持票人均负有共同的责任。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协商的约定时才承担共同责任，才具有连带性。多数情况下，均属于一人责任，自己责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而不连带他人。而票据责任则不同，在持票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所有在票据上签名盖章的人都要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票据当事人进行追索，而不问先后顺序和有无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持票人的权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债权不获实现时，只能以与债权人发生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为追究对象，令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与债权人没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除外）。

第三，票据责任以票据上所记载的事项为准。而民事责任则以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责任内容为准。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严格规定。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完全依靠票据上的文义来确定，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时，只能依据单据上记载内容，而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权利。同样，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必须依签名时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对票据承担责任，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时，均以票据文义为准，任何人不得以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要求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据责任是以金钱给付义务，它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而这种票据授受、签章等形式意义行为的产生，并不反映导致票据授受的具体交易形态或原因。民事责任则基于违反合同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而产生，它是违反具体交易形态中的义务或侵害某种具体权利的结果。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存在票据责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责任，例如出票人对其间接后手应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古不存在民事责任，有时民事责任是票据责任产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原则上仍然独立，票据行为一旦完成，票据责任即产生，即使票据责任不能成立，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存在。反之，主张票据责任，不不必证明导致票据责任的原因关系的义务或责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违反了《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但是，应当看到胡某不仅没有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甚至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内行使票据权利，他不仅仅是错过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错过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限，而且是丧失了全部的票据权利。既然已丧失了全部票据权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出票人依据《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如果说，持票人胡某单纯是错过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没有错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6个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但是本案却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银行提示付款，依据《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因时效届满，其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因此不存在票据责任的问题，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袁某的票据责任虽然不存在了，但其返还责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票据法第18条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偿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袁某和王某因票据时效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其承担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两种观点并没有具体确定袁某和王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以及王某不承担的理由。袁某承担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民事权利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主张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只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个环节，而没有全面考虑案件的整个事实。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丧失票据权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张票据权利。但是，王某作为与胡某存在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在票据款项没有兑付的情况下，胡某的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仍应当对胡某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胡某仍有权要求支付货款。第二种意见看到了王某与袁某承担连带责任则没有依据，因为王某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袁某承担的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不存在连带关系。

（二）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

大体来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可以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目前比较统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责任与票据责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如何界定民事责任体系及票据责任制度，学者们一直见仁见智。从《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第6章是归于票据法律责任的集中观点，在其他几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据责任的规定，也有票据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毫无疑问，票据法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关于票据法上民事责任的规定，由此显得票据法中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错综复杂。因此，具体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将有助于理清票据法律责任体系的脉络，从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据责任这项方兴未艾的制度，对于探讨民商法体系大前提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从实务操作层面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利于正确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理裁定票据责任与违反票据法的法律责任承担，尤其是在票据法中既规定有票据责任，又规定有民事责任时，严格区分票据责任和民事责任，有利于保护持票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制裁债务人的违法行为，保证票据有一个安全、自由的流通环境，促进票据的稳健运行，加速票据高效快速流通，充分发挥票据的应有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正确区分及合理承担。本文的争议正在于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在现实中，遇到涉及票据的纠纷，要注意正确看待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异同以及它们的法律适用。毋庸置疑，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在实务上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xiexiebang推荐）

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基层法院受理的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所占受理案件的比例较高，如何有效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成为 基层法院的工作重点陕县法院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呈现的难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审理对

策

（一）住房的分割仍是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

在审理农村离婚纠纷案件中，在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还要进行共同财产的分割。，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在共同财产中价值最大，成为夫妻双方的必争之物，导致房屋的分割一直是离婚案件的焦点和难点，如何分割房屋满足双方的生活需求，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是摆在审判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住房是每个人的安身之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夫妻双方都因其的价值和增值潜力而想方设法得到住房。在审判实践中，曾出现一方为得到房屋，先下手为强，在诉讼前将房屋卖掉，待法院介入时被告已将卖房款占为己有，住房已变为第三人的合法财产，共同财产只有卖房款，更有甚者被告不再露面，一方见房屋已被对方转化为己有而情绪激动，时有过激行为发生，由此案件变得复杂棘手，极易引发信访案件的产生。

（二）判决抚养权时采纳孩子的意见难

根据法律规定，在双方都要求抚养孩子或都不要求抚养孩子时，法官在征求孩子意见的条件下，酌情判决一方抚养。但在实际操作中，孩子希望与一方生活，但考虑身体状况及经济状况，另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种情况如何确定？法官用理性的思维综合考量当事人一方的抚育能力，当与孩子的感情意愿相悖时，如何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抚育义务的兑现，让法官难以二者兼顾。

（三）公告离婚，法院缺席判决存在难点

从当前审理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看，法院无法判断原告起诉离婚的真实意图，在缺席判决离婚时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可能出现不同的后果，从而导致侵犯一方当事人

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一是被告出于自身不愿离婚或对正当离婚的故意拖延而离家出走或被告的确下落不明

使法院无法进行除公告以外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情况。

二是原告起诉离婚时，被告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原告故意隐瞒被告真实存在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的目的，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并向法院谎称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在诉状中提供虚假的被告地址，致使法院无法适用除公告送达之外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而适用公告送达。由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离婚毫不知情，很难留意到法院的公告，使被告对被诉离婚的情况一无所知，在判决生效后，才得知与原告解除了婚姻关系，财产被分割。公告离婚，使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得以解除，使善意的当事人从婚姻枷锁中得以解脱，从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保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为假离婚提供了便利。其存在弊端如下：

1、可能出现假离婚现象。部分夫妻人为地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以达到借假离婚规避法律的目的。有的夫妻为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夫妻一方外出，另一方谎称其下落不明而提出离婚。有的夫妻为达到规避计划生育的目的，在女方怀孕远走他乡后，男方以女方下落不明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对此类案件，因法院无法查明夫妻一方是否

下落不明，无法知晓其离婚的真正目的。

2、可能形成新的抚养权纠纷。公告离婚案件的特殊性，使夫妻双方不能对子女跟随生活及抚育费由谁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也剥夺了子女选择跟父母任何一方生活的权利。当被告重新出现时，如被告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双方协商不成，原被告双方因争夺抚养权问题而产生新的纠纷，容易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3、可能造成财产分割不合理。公告离婚案件，由于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无法查清，夫妻财产的分割往往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原告在被告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此时财产的分割对原告而言显然不合理。因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被告重新出现且拥有很多的财产时，新的财产分

割纠纷将在所难免。

针对以上审理难点我院特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法官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正确处理婚姻案件

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尤其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离婚案件是复合之诉，涉及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判决确定着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就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让人文关怀贯穿案件始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之以法，有百分之一的调解希望就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在情、理之外运用法律时，法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反对轻率离

婚，保障离婚自由，强化离婚救济，实现保护弱者权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

（二）注重调解，力促双方和好

坚持不就案办案，探索调解工作的规律和做好新时期调解工作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向双方当事人宣传婚姻法，讲授如何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家庭，告知夫妻双方在家庭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提醒他们要思考离婚的后果和给孩子带来的伤害。通过审判人员的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不少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草率离婚的害处，使他们重归于好，破镜重圆，挽救了家庭，稳定了社会，达到了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审理中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促进婚姻关系一方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婚姻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大多数人对婚姻法根本不了解，只有离婚时才注意到婚姻法关于离婚部分的规定。人们在不明白为什么离婚的真正含义时，草率与冲动左右着离婚双方的心理，婚姻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加强婚姻法的宣传，使婚姻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一旦发生矛盾夫妻双方应及时解决，化解婚姻危机，即使出现感情破裂无法弥补，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婚姻关系的各方都应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减少对方以各种形式和手段侵害自己的财产权、抚育权利益，让婚姻法成为贯穿整个婚姻过程的一条红线，每个人依靠它巩固婚姻，维

系家庭，保护自己

（四）解决公告离婚案件的难点，具体对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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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时适用两种公告方式。审判实践中，对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公告送达时，可采取在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同时，在原告及被告直系亲属的居住地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公众聚集地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如被告的确下落不明，则缺席判决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如是原告隐瞒真实情况，则被告的直系亲属及相关的亲朋好友会设法通知被告；如是夫妻双方人为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则原被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有关情况，可避免当事人借假离婚规避法律。

2、明确下落不明的证明标准。在审理公告离婚案件时，可要求原告提交原被告及其直系亲属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出具的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材料，结合原告的陈述，综合认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

3、慎重分割共同财产。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普遍存在两种做法：一种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判给被告，并交由原告保管。一种是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判给被告，但属于被告的财产折抵子女的抚育费归原告所有。这两种做法均存在弊端，前者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若被告不再出现的情况，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后者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将来被告出现的情况，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因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处理财产时，应该判决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给原告，一半给被告，被告的一半财产交由原告保管，子女的抚育费可按照被告应承担的抚育费数额用被告的部分财产折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