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论历史上的“德治”与“刑治”

第一篇：光明日报：论历史上的“德治”与“刑治”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与“刑治”既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也是历代政治实践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家崇“德”，法家重“刑”，但“为政以德”仍是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德治”与“刑治”的不同主张与不同选择，既丰富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又对政治生活的活跃和政治思想的成熟具有积极意义。

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作的实际，可知“德刑并用”是历代统治者最常用的统治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暴政”往往要以“德治”包装，而在王道主义的口号下又往往兜售“刑治”的货色。最重要的是，“德治”也好，“刑治”也罢，被治的都是老百姓。

“德治”和“刑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形式的两个侧面。在行政实践中，究竟应当以“德治”为主还是以“刑治”为主，历来存在分歧。事实上，比较高明的政治家在施政中往往兼用“德”、“刑”两手，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

早期的“德刑”学说和儒法两家的不同倾向

在先秦时代的政治术语中已经出现“德刑”、“刑德”之说，德与刑两种政治要素往往并行。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当时有政论家指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这就是说，“德立刑行”是无敌于天下的条件。对于“德刑”，论者又有这样的解释：“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老子》以“道德”名篇，通称《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庄子·天下》强调“以德为本”。《管子·兵法》也说“通德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对于以“德”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看来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响亮地提出“以德治政”口号的，是儒家学派。《论语·为政》开篇第一段话就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借用《诗经》中《大雅·抑》所谓“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发表自己的政治评论，同样强调“为政”必须坚持“德”的原则。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抑》篇的这一诗句，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则天下顺从其政”。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子重视通过政治史的总结来宣传“德”的原则。《大戴礼记·五帝德》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帝尧、帝舜以及禹的政治功绩，记录了孔子“其德嶷嶷”、“其德不回”、“其德不慝”的评价。同书《诰志》又可见孔子对于“舜治以德使力”的赞扬。孔子以历史昭告未

来，提醒执政者“德”的重要。他认为，是否以“德”作为政治主导，可以决定执政的成败和政权的兴亡。古来政治的得失，都体现为“德”的作用。夏商周迭兴，都是因为前代“德昏政乱”，后代“发厥明德”方才实现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的政论家又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有德”和“无德”所导致的政治上的成败得失，甚至可以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孔子的“德治”思想被孟子继承下来。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出以“德”为中心的王道思想，用以与强调“力”的霸道政策相抗争，标志着儒学“德治”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内容有所充实，境界得以提升。

法家论著中“德”的地位，确实与儒家学说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说民》写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主张“刑”先“德”后，以为“德”因“刑”生。又《开塞》：“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世之所惑也。”《错法》：“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这都表现出法家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五蠹》写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与“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之说同样，提出了对“德”以及相对应的“刑”“力”进行历史分析的见解。同书《二柄》篇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而《显学》篇又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这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德厚”其实是不如“威势”的。这种实力至上、强权至上、刑罚至上的观念，与秦峻刑重诛、强国胜兵的经验是相一致的。

《宋书·顺帝纪》中说，“三代之末，德刑相扰，世沦物竞，道陂人谀。”这是对春秋战国之世“刑治”主张冲击“德治”权威的批评。但事实证明，以秦政为试验场的法家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而所谓“德刑相扰”即“德治”和“刑治”主张相互争辩、相互竞争、相互考验的历史，对政治生活的活跃和政治思想的成熟也具有积极意义。

暴政的“德治”包装和王道主义的“刑治”操作

东周诸国面对秦国激进急烈的政治风格，曾经有“秦暴”之说。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也多批判其“暴虐”。贾谊说，秦始皇“仁义不施”，“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其“暴虐”的突出表现是“刑治”的过度滥用，即“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过秦论》）。此外，晁错所谓“刑罚暴酷，轻绝人命”（《汉书·晁错传》），董仲舒所谓“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所谓“法令诛罚日益深刻”

（《史记·李斯列传》）、“死人如乱麻”（《史记·天官书》），《盐铁论》中文学所谓“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诏圣》），班固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仲长统所谓“张弥天之网”，“怨毒结于天下”（《昌言》卷下，《全后汉文》卷八九），如此等等，都揭露了秦暴政用刑残厉的严重危害。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就定格于“暴政”名下。

但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也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刑治”的同时，往往以“德政”相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也看到“秦德”的宣传。贾山《至言》写道，古代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等，“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传代也不超过二三十世，而“秦皇帝”推行暴政，以致“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却“号曰始皇帝”，希望其权力能够世代传承，“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贾山以所谓“秦皇帝计其功德”同所谓“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相对比，两种“德”，一种是自我标榜的“德”，一种是历史公认的“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王朝“秦德”宣传的突出实例，包括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宣扬其德治的成功，“自以为过尧舜统”。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以看到，刻石的主题即“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章”“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如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等。之罘刻石也肯定秦始皇“奋扬武德”，又有“皇帝明德”、“群臣嘉德”语。碣石刻石也有“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的说法。但“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明显的对立。《史记·赵世家》可见“秦暴”的说法。《郦生陆贾列传》则曰“暴秦”。正是因为秦为“苛政”（《史记·孝文本纪》），执“苛法”（《史记·淮阴侯列传》），行“苛仪法”（《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以致陈胜振臂一呼，四方民众纷起响应，形成了“诛暴秦”的武装运动。

“秦德”和“秦暴”即宣传和实践的强烈反差，只是政治史同类现象中比较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历代王朝的执政者们多有关于“德”的虚伪的宣传、关于“德”的拙劣的表演。善于矫情伪饰，注重以“德”为标榜的王莽，以“折节为恭俭”，一时“宗族称孝，师友归仁”，于是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因“德”的优势终于胜出，后来以新代汉。考察王莽的政治生涯，从形式上说，似乎始终都是遵循“德”的原则。在《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近百例，如“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都是王莽一党的自我颂扬。然而尽管王莽用“德”的彩旗将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密，对照当时“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的政治现实，可以清晰地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暴动的烈火延烧入宫，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即使是历史上的一些“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有真正实效的德政之外，也喜好妄自夸饰的“德”的包装。例如，史称“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新唐书·太宗纪》）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多有刻意炫示“德”的表演。就此李贽也有

“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以及“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的评价（《史纲评要》卷一八）。因此，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撕破妆饰“德”的假面，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夸示“德治”的种种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另一方面，在遵循儒家正统王道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其实也并不放弃“刑治”的推行。朱熹说：“如何说圣人专意只在教化？”“圣人固以教化为急”，然而有冒犯国法的，依然要用刑罚惩治，“岂得置而不用？”（《朱子语类》卷七八）“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朱子语类》卷二三）明人蔡清《四书蒙求》卷五解释“导之以政”时也说：“其实德礼政刑四者，皆为政者之所不可废。务德礼者亦何尝全去政刑”，“虽尧舜也，须用政刑。”“圣人之意”，在于更为重视“德礼之效”，“非欲贬政刑不用也。”所谓“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盐铁论·诏圣》），所谓“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宄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元史·张珪传》）等等，都强调了“刑治”可以作为“德治”之必要的补充的意义。

“德刑并用”——开明政论家的设计

《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汉代学者所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后汉书·崔传》），也是较好的比喻。在“德”与“刑”之间或者“德治”与“刑治”之间进行治国基本原则的择定，中国古代的学界和政界曾经有过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比较。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吕氏春秋·上德》所谓“先德后武”，《说苑·政理》所谓“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也都体现了“德治”优先的倾向。于是，“出德号，省刑罚”（司马相如：《上林赋》）被看作理想政治的风格。据《新唐书·韩思彦传》记载，曾经有人发表这样的政论：“国安危在于政。政以法，暂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终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权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认为就治国来说，“法”是操作的技巧，“德”则是永久的原则。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是有权威性影响的。朱熹在注解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原则时，也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宋〕赵顺孙：《论语纂疏》卷一《朱子集注》）这就是说，“刑”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根本。

这是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元人毛应龙《周官集传》卷三所谓“治国者德不足辅之以刑”也体现出以“德治”为主，以“刑治”为辅的政治观念。

也有人不同意以“先德教而后刑罚”作为绝对的教条。开明政论家的主张，是实现“德治”和“刑治”的统一。《申鉴·时事》有“德刑并用”、“或先德后刑，或先刑后德，随时所宜”的说法。此外，所谓“德刑兼用”（《后汉纪》卷三○《孝献皇帝纪》）、“刑德并用”（《宋书·徐广传》）、“刑德备举”（《梁书·武帝纪上》）等，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汉宣帝虽然尊崇儒学，但是在行政运作中，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太子刘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宋人王《野客丛书》卷三说：“此语甚当。似不若曰：杂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杂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汉也。”考察西汉政治的成功，就应当从这方面找原因。后人对韩非“欲独任刑用诛”的批评（《论衡·非韩》），对诸葛亮“严刑治蜀”的批评（〔宋〕李弥逊《筠溪集》卷一○），对王安石“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事全无”的批评（〔宋〕杨时《语录四·余杭所闻》），也都表达了对执于一偏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的批评。

宋人钱彦远《上仁宗答诏论旱灾》写道：“臣闻天地有常数，阴阳有常度。当进退盈虚之际，两适均等则气和，气和则风雨时，风雨时则万物育矣。然阴盛则水，阳盛则旱，二者自然之理。故阳主德，阴主刑，德不可以独任，德过则弛；刑不可以专任，刑过则惨。”（《宋名臣奏议》卷四○）论者以为“德”“刑”均“不可以独任”、“德过则弛”、“刑过则惨”的意见，应当说是合乎政治学的辩证法的。

“德治”和“刑治”的主体和对象

说“德治”和“刑治”，不能回避一个谁“治”谁，或者谁“治”与谁被“治”的问题。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在进行这样的政治讨论时，已经预先确定自己是以权行“治”的主体。王权就是“治”权。其实这种“治”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就是可疑的。鲁迅曾经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管子》和《韩非子》都曾经提出过重视“刑治”的主张。但正如《管子·明法》所说，所谓“刑治”，“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可见，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体系中，“主”其实是既在“法”之外，又在“法”之上的。《韩非子·有度》虽然强调“法不阿贵”，主张“法”的施行对于大臣和匹夫应当一致，但又说：“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可见，“法”的明

确在于维护最高执政者的地位，“上尊”，“主强”，得以“不侵”，得以“守要”，这就是“法”的主要功用。这就是中国专制时代所谓“刑治”的实质。

传统社会的所谓“德治”，其第一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重视自身“德”的修养，行为操守只有以“德”为准则，方能够具备治国的资格，取得治国的成功；反之，如《易·系辞下》记载孔子所说，“德薄而位尊”，则“不胜其任”，而且很少能够不遭遇灾祸的。其第二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推行以宽仁和善为原则的德政，如《尚书·盘庚上》所谓“施实德于民”，如此方可以成就治世。其第三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以“德”为规范有效地约束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行，如《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儒家正统学说中，理想的“德治”应该是三者兼而有之，但中国古代大多数帝王对于“德治”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第三层涵义。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框架内，“道德”是“上”“定”的，作用在于教化和规范居于“下”的“百姓”。通常所谓的“以德化民”，就是这种政治意识的体现。而这种“化”，又往往带有严酷的强制性的特征。如《大戴礼记·虞戴德》中所见孔子的主张：“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居小不约，居大则治；众则集，寡则缪；祀则得福，以征则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也就是说，理想的政治秩序的维护，依赖“君”对于“民”的因“德”以“治”，其极点可以至于“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德治”还是“刑治”，如果要有所成功，其实都应当自“上治”始，自执政集团上层的“身治”始，至少应当首先重视自身的修养和自身的约束。否则，“德”也好，刑也罢，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伎俩。正如《贞观政要·君道》引录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魏徵也强调，对于君主来说，“修身之术”与“治国之要”原本是一致的，如若“身治”，则不可能“国乱”。

第二篇：《论中国德治与法治》论文

黑 龙 江 大 学

论文题目： 论在中国德治与法治的重要性

学 院：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政府管理学院

2010级 行政管理 苏静 200102737 雷震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摘要

社会治理方式不管是法治还是德治，都是有所不足的。都不能仅靠唯一的一种手段去治理。只有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社会才会团结、凝聚。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才是保障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模式。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通路。

关键词

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目 录

摘要......................................................2 关键词...................................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法治.............................................................................................1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3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5

五、结论..................................................6 参考文献..................................................7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德治

德治的含义：第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第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的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二）法治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

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９３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

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德治

周人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礼法合流，《唐律》最红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来就安居乐业。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二）法治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法治在治国方略中居于基础地位, 法治成为普遍的政治主张, 德治具有从属地位。只有首先建立必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治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

2、法治必须以德治为精神基础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如果法律背离了社会成员的伦理价值观念, 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遵守。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3、必须妥善处理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理论上，法治与德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一般是指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用以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荣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的手段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包括道德美德、道德原则与道德义务。这些规则体系的目的在于在社会生活与各人生活中扬善抑恶。道德与法律同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道德和法律都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一个道德领域中的根本性概念，说某件事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指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关的义务。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规则，道德美德也只有在人们尽了道德义务之后才能达到，换言之，凡具有道德美德的人正是那些不断履行义务的人。所以，道德本质上就意味着义务。在法律中，义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共同构成了法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与法制的共同核心的概念。

其次，道德与法律具有普适性。道德中的义务规则和某些原则具有普适性，即人们应当履行道德义务，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家康德认为：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逻辑上是可能的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道德义务中的行为规则的普遍化是道德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人们有义务去服从它，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义务的履行是一个人成为其人的标尺。而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不仅要求任何社会主体都要普遍地遵守法律，而且其效力具有时空上的普遍约束力。所以二者在普遍性上是相同的。

第三，在价值上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从法律的价值考察，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一方面法律自身内涵着人类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对实现道德理想起着规范、制约、引导和保障的作用。法学家富勒指出，法律不应仅仅建立在法律之上，法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同时还必须具有法律的内在道德。而亚里士多德最早给“法治”下的定义就包含着对“良法”的追求，自此，法治的价值便以善与正义的道德原则为它的主导性价值。可见，正义与善的道德原则始终是法律与法治的基础。

第四，法的精神就是正义的道德精神。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其钦定的《法学阶梯》中表达出这样的理念：根据该戒规，罗马人必须诚实的生活，这是对主体自身的道德要求；对他人不得加害，即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对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交往的基本道德要求；每个人各得其所则是处理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最高道德准则。上述道德性的法律精神迄今仍被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正义作为法的内在精神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就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五，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遵循着道德原则。立法是社会权利义务资源配置的活动，如何保证这种配置的合理，立法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公正的正义原则。此外，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可以将本阶级的道德标准、规范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本阶级的道德。在法律的实施中，执法者的执法活动也无不受其个人及所处阶级或阶层的道德观念与价值的影响，那种完全独立与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之外的法律极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如行为人动机的善恶程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律的具体实施。

总之，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两者同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大体而言，法律与道德两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对称性和互补性的特点，这表现在如下的各个方面：调整手段：刚性与柔性；调整对象：外在行为与内在动机；调整机制：权利义务的明确性权威性与道德信念的共识性；调整范围：重要的相对狭

小的领域与一般的广阔的领域。事实上，法治与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及关系就是以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这种对称性和互补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法律与道德这种功能上的对称与互补也就决定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对社会关系的单纯的刚性手段及外在行为的调整，或者单纯的柔性手段及内在动机的调整，都不仅无法达到良序社会的目标，而且还会影响到调整手段本身的运行。而可能性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同法律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区别，也会在现实条件下产生某些矛盾，但它们的伦理精神总的来说是相通的，或者说它们的价值是相通和重叠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国家治理方式之德治和法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之结合，乃善治之。

五、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文学论坛 李彩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云梦学刊2002年04期 黎池 《法律之我见》 周群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 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试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岁月联盟

孙冠臣瞿鹤鸣付晓梅

第三篇：论法治与德治

论法治与德治

摘要：法治在当下法学界中没有同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

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控制模式，但在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公道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同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公道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治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治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假如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

（一）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同一的定义。在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 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夸大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以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夸大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果断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以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同一的独裁主义中心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独裁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实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三）现代法治的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的产物，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眼前人人同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四）法治的构成要件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公道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同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代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同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同

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

（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同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进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熟悉推动着西方法治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进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独裁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同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

（一）德治的含义

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以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二）道德的特征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正当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条件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

（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

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进困境。

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年龄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固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固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布满了罪行。假如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由于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气力，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假如它真的名副实在，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事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题目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治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条件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投票的方式判正法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独裁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假如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纵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守旧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由于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进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纵目标，终纵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终极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老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性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

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由于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同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公道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占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

第四篇：德治与法制

德治与法制 摘要：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广大。德治更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同时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任何权力的本质也是邪恶的①，因此任何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之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衡”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愈加根基深厚。但是从其本质上讲，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法治”或是旧中国的“德治”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治与德治。首先，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② 因此任何资产阶级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实现资本家利益最大化而制定的，也就是说这种法律是一种“恶法”而非“良法”。而法律的优良性是法治的必备要件之一。③ 同时由于这种法律的压迫性使得这种法律并非在全社会范围内都能得到普遍遵守，因此这种法律本身也是缺乏普遍约束力的。其次，所谓道德是指由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现的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④也就是说道德并非一个人或一类人的善恶评价观念，而是全社会

公认的价值取向。而旧中国的“德治”之“德”无非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提倡的君臣、父子尊卑有分之德，其虽于一定时间为特定社会群体所认可，但却并非为人类社会所公认的正义平等之观念。即使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正义平等，但其也是不完整的，也是狭隘的。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⑤并且必须具备法的优良性以及法的普遍性两个基本构成要件。而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是指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⑥并且这种道德是为全社会所公认的正义平等之观念。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对我国深入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作出的深层次的、全面性的思考中提出来的。“以德治国”是对“依法治国”这一根本方略的补充和完善。

“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所谓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治国方略。它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不断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而生产的发展是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的。因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实行“依法治国”正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德治国”讲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以德治国”既有五千年优秀传统道德的土壤为积淀，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是时代发展与历史继承相统一的道德。“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而是在强调加强法治的前提下实行德治。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惩恶扬善，道德的本质是劝善，只有对违法犯罪以严厉打击，才能不断强化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提高人们扬善的自觉性。历史证明，离开法治的所谓德治或者离开德治的所谓法治，结果都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范，甚至变成人治或专治。

同时要看到，德治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证。法与德均属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上层建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来维护；法律则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强迫人们遵守。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保证，再完备的法律都是靠人来执行的，特别是对执法者来说，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会把法律作为谋私或滋生腐败的工具和土壤。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既可以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又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作为基础，同时道德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道德水准的提高，会为法的制定创造条件，对法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才是完备的治国方略。

还要看到，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是不会有健康人格的。同时，道德与法治比，它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概念，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而法治则是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自然消亡。从这个角度上讲，德治的意义更加广范、更加深远。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基本内容。还要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等等。

参考文献：

1、详见张中秋主编《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许建，浅谈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光明日报，2003年

3、《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8期

4、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2000年版

5、张千帆：“法治、德治与宪政”，《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五篇：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集体学习会讲话稿

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集体学习会讲话稿：法德结合开启国家治理新境界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在新形势下只有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式，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法治与德治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大力培养既有法治信仰又有高尚道德情操、既接受他律又能够自律的新人，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法治和德治不可割裂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有其特定的地位和功能。

德治既是法律制定时所追求的价值，也是法治实现效果的评判标准。从后者看，法治与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手段，法治侧重于制度规范的建设，德治侧重于内在德性的塑造。虽然从不同角度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理解会有所区别，但是良法善治是它们的共同追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两者都不能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看来，法治与德治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法治不应当规范和调整人们的思想意志；而对于道德沦丧的主体，思想道德的约束也常常无济于事。我们既要反对以法治完全取代德治的做法，也要反对重视德治而忽视法治的倾向。

“法律和道德都是重要的社会规范，但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而言，法律和道德又有主次之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红雷认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德治则对法治发挥补充和支撑的作用。应当说明的是，正如法治的重心在于公权主体服从法律，德治的重心也在于要求公务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强化德治的支撑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和变革时期，法治化是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然而，在进行法治化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法律所不能调整和管辖的范围和事件，而它们往往属于道德的辖区。

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守法是公民最起码的道德要求。钱弘道认为，就具体的行为规则而言，法律所能吸收的一般是道德规范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最起码的要求。法律与道德密切相关，科学地区分法律与道德，是确定法律与道德各自作用范围和功能的前提，是依法治国的有效保障，也是认识以德治国必要性及其方式的前提。

“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李红雷表示，法律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如不确定性、滞后性等。历史与现实均证明，仅仅依赖外部的监督并不能成功建设法治，必须高度重视良知和道德的作用。如果只精通法律而无道德，就会出现玩弄法律、歪曲法律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才能真正得到遵行。因此，必须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法治建设的理想状态就是良法善治。我们强调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治理国家与社会，不仅要定分止争，解决冲突纠纷，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与道德教养。我们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要重新建立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的观念，让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都能将浸透德性的法律规范内化为内心的准则。

实现法治和德治深层对接

建设现代法治中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必须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深层次对接。

“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自律组织在制定、执行职业道德规范中的作用。”李红雷表示，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深层次对接，就必须在加强法律制度保障作用的同时重视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他认为，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对于超越社会公认的公德底线的行为，应让行为者承担法律责任，要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钱弘道认为，法律要发挥作用，全社会首先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就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他表示，当下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道德建设，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的方式将传承弘扬下来。不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深层对接。

可以通过法治与德治的融通机制来促进两者的相互融合。首先认真研究、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德治理论，用现代德治理论引领立法，实现制定良法的目的。其次是结合当前的法治评估手段，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作为对法治实现效果的评价标准，形成对法治建设的反馈机制，以达至善治目的。再次，协调推进法治与德治的内化工作，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将法治与德治的观念转化为各类主体的内在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最后要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在法律遵守及德性养成方面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