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篇：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郝正一

发布人:郝

浏览次 发布时间：2012-10-10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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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摘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第五条中有明确的定义，作为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实践中仍存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在当今中国的国情下，各级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查官的素质良莠不齐，加之受“崇尚刑罚，迷信重刑功能”的传统思想影响，在办理同一性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时，最终判决结果可能差别很大。尤其是面对媒体舆论的点拨评论，我们的司法机关是否还能秉着尊重法律、依法断案的原则来维护司法公正，体现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非易事，这要求我们认真完整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法律条款，各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保证证据的充分、可靠，要坚持司法公正、秉公执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立法精神。

关键词：罪责刑相适应 司法公正 发展完善 司法独立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光了解这一原则的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深刻内涵。

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渊源

罪刑相适应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以血还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罪刑相适应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现形式。罪刑相适应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则是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倡导的结果。孟德斯鸠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相适应原则被写进了法律。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罪刑相适应原则内容已得到修正：既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重刑罚与犯罪人个人情况(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二、浅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人民的利益

法律对罪、责、刑的确定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因此要运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要明确统治阶级制定刑罚的目的和惩治的对象是什么。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用以惩罚犯罪的手段。因此刑罚惩罚的对象是犯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又指的是统治阶级所确认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必须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来着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刑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具体运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要把犯罪行为对人民的现实危害程度作为衡量犯罪分子责任大小和对其实施刑罚轻重的一个标准。从其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大小的角度去定罪量刑，从而真正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正确运用，来达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

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法律也是如此。刑法对罪、责、刑的确定，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这是法律基本规律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韩非子曾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也就是说刑法的轻重要受形势的影响，立法和执法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对于法律应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立、改、废或在执行上有所轻重。针对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处罚。以充分发挥法律的职能作用，实现我们制定法律的预期目的。因此我们在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也应将犯罪本身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的衡量，根据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对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处罚。

3、罪责刑的适应性主要是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决定的

一个犯罪行为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不仅仅取决于该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同样取决于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犯罪本身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确定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首先是从其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上去加以评定。危害越大，处罚越重；危害越小，处罚越轻。所谓的重罪轻罪，就是指对社会的危害大小而言。但是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是不够的。同样是盗窃一万元，一犯罪分子迫于无奈才犯下此罪行而且是初犯；而另一犯罪分子则是以盗窃为生，是个累犯。在此时，确定责任大小和刑法轻重就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主观危险性小甚至没有的，就理应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主观危险性大的，当然要依法从重处罚。对于前者来说，从轻量刑，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其很快重返社会，重新做人；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也从轻量刑，那么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反而会纵容犯罪。所以定罪量刑应综合考虑犯罪分子主客观两方面的危险性，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体现法律公平公正。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说来容易做来难

相信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熟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如果想在真正的法律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实为不易。犯罪形态的多种多样，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主观心态的难以琢磨，都使法律工作者们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完全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不断的向这一方向靠拢。假如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比作是满分100，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向99.999„„靠拢，不断在立法与司法的领域去完善，去尽量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在办案的过程和处理的结果当中。应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去着手。

1、从立法角度来说

要不断完善刑罚裁量体系。犯罪的方式不断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不断变化，人们的主观心态也各有变化。如果为了所谓的“刑法的稳定性”，而死守一部法律，那么刑法将失去其生命力，失去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有效调控制约的职能，更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际贯彻。刑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的是法律的立法本意、立法精神，即大宗旨。而其中对于不同犯罪的定罪量刑的章节则应该“因时而易”。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刑罚体系。有的规定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加以废除，消灭相应的刑罚；有的规定由于存在的条件消灭而自动失去效力，相应的刑罚就不再存在；有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改；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就要在刑法中加入相应的新的规定。总之，就是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进行对基本法律的废、立、改。在我们的刑罚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依时给其注入新的内涵、新的活力，这样才不会与时代脱节，才能与时俱进。

2、从司法角度来说

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灵活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起案件。办案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根据不同案件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定罪量刑。法律是公正的，法律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作为把法律规定具体到个案中的办案人员就必须首先从法律入手，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分析案情，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但法律又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对于某些问题，法律也许只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法律又也许在定罪量刑上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就要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机械的死守法律条文不放。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并不是由办案人员凭主观想象自由发挥，而是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犯罪人罪行的客观危害性及其主观的危险性，联系法律相应的表述去定罪量刑。只有这样，“罪责刑相适应”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引发的思考

1、酌定量刑的使用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要求定罪量刑要以犯罪行为为依据。只有犯罪行为才是犯罪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基础。那么不是犯罪行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是罪前、罪后的表现及罪外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是否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若能，那是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矛盾？

高铭暄教授在对陈同海案评析时指出，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我国刑法认可的，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具有影响的，在量刑时灵活掌握、酌定适用的各种事实情况。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主要包括：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人罪前的一贯表现，罪后的态度，偶犯等。酌定量刑情节虽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情节，但这并不等于说酌定情节的适用是于法无据的。实际上，我国刑法第37条(非刑罚处罚措施)、第52条(罚金数额的裁量)、第61条(量刑的根据)及第63条第2款(酌定减轻处罚)中所称的犯罪情节轻微、犯罪情节、情节或特殊情况，即包括了酌定量刑情节或仅指酌定量刑情节。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分则中以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恶劣等来确定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的条款中，这些情节实际上也包括了酌定量刑情节。

酌定量刑的使用既符合我国刑法第5条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2、司法独立与罪责刑性适应原则

2009年杭州市民胡斌因超速驾驶造成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关于肇事者胡斌应该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还是应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在民众和法律界产生了争议。同年九月，四川人孙伟铭因其于2008年底，无证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的惨案，最终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成为国内首位因无证醉酒驾车肇事而获最高刑罚者，因此引起国内广泛关注。

杭州闹市飙车案所引起的关注，认为量刑过轻，或者交通肇事罪罪名本身的刑期太短，是促成孙伟铭案不是以交通肇事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原因。这样就可以加重对肇事者的处罚，判处其死刑！从网络调查的数据来看，支持判处孙伟铭死刑的占绝大多数。孙伟铭案似乎不是按照先定罪后量刑的思路，而是先量刑再按以罪名。从这两个交通肇事案来看，也可以看到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偏差过大，这就往往出现相同案件两个天壤之别的判决。虽然，这两个案件，在行为方式上有所区别，危害后果上都极其严重，但是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们如何理解和认识法律？

不可否认，无证、尤其是醉酒驾车、故意严重超速等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但如果情形有逐渐普遍化的趋势，仅仅按照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最高15年太轻，可以在交通肇事罪里增加量刑幅度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即使是过失，刑罚惩处可以更加严厉，一样有助于抑制严重交通肇事潮流。孙伟铭案却是为了加重惩戒肇事者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其定罪量刑，是否是对法律的亵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其中难以体现。

这似乎已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行为和法律的碰撞。舆论监督似乎已形成情绪化的‘舆论审判’。法院迫于承受过大的舆论压力而作出的片面迎合舆论呼声的判决。这种判决可以博得一时的大快人心，但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公权力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与制约是否应有一定的原则，过多考虑公众舆论的方向去定罪量刑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还会影响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公正形象。这不仅反映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更是刑罚体系建设中要亟待解决的。这要与媒体构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实现司法的独立，在刑事审判中良好的体现刑法基本原则。

总之，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充分实现不仅是学理上的完善，实践中更要注意优化其发展环境。在立法上，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涉及，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的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参考文献：

1、《刑法疏议》 陈兴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年9月

2、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5期

3、《刑法学》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刑法>基本原则的新解读》 贾凌、曾粤兴 刑事审判网 2004年3月

5、“宽严相济”形势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 马克昌 2007年1月

6、《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 高铭暄、赵秉志 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

第二篇：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论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级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的阐述中，所包含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它常被称为“四句话”，其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是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宗教问题。理论和实践证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非常合理的、重要的、必要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由我国宗教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国宗教具有“三性”的特点，这“三性”正是叶小文同志在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中所概括总结的。它们是：

1、宗教的长期性

宗教自从产生后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和规律，还将伴随着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复杂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然有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2、宗教的群众性

从我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数、比例及影响来看，对宗教不可轻视。泽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说：“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广大信仰群众看作积极力量和与党有着血肉联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今天我们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1世纪，时代要求我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去。正确处理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他们当中的凝聚力，有利于团结他们，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宗教的特殊复杂性

宗教是一种信仰，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实体，与社会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它往往同政治问题、社会经济制度等相联系，涉及到群众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在现在宗教越来越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民族关系甚至有的冲突、战争在一起。如何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复杂的课题，我们需要认真和慎重对待。还有不容忽略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妄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好地认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明辨深思，对渗透要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积级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促进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来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必然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由宗教自身的特征决定的，既然宗教与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既然信仰宗教的有不少群众，既然宗教是特殊复杂的，那么，我们就要使宗教成为社会中一个和谐因素、各级力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宗教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所处的社会处境相适应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向更高层次发展，事实上都是与所处的社会不断适应，不断进行整合。宗教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断要调整自己，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做些改革，如基督教历史上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就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宗教都必然遵从并服务于它所处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汉地佛教就是这样，东晋时代的佛教领袖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明确指出佛教必然对国家和社会采取的适应态度。同时这也不违背宗教经典和信仰。中国各宗教具有爱国爱教的传统，特别是宗教中的伦理道德，是可以在伦理道德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徒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宗教徒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相适应不仅包括宗教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还包括努力挖掘宗教思想的优秀成份。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共同愿望，宗教界理所当然地应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自己的方式投身于这一事业。这要求宗教徒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思想中有

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内容，发挥宗教文化道德的功能。用教义教规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引导信教群众面向现实，服务社会。

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宗教就一直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举例来说，解决后天主教、基督教发起了爱国运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我国宗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尽管宗教徒的信仰与别人不一样，但他们仍然爱国、爱人民、爱劳动、热爱人生、热爱社会主义，并且实践教义不断行善，服务众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基督教倡导“作光作盐、荣神益人 ”，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倡导“爱国是天主的戒命”，主张民主办教；佛教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道教提倡“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等。这些入世主张促进了教徒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宗教界积极参与抗洪救灾，济贫扶困，开展慈善公益事业，发起了“宗教反邪”（即反对邪教“法轮功”）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体现了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践证明：宗教是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和动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我国的宗教事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宗教事业是不可忽视的，也要建设好。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十分重要的，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关键在于积极引导和有效管理。党和政府在新时期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一直注意努力做好宗教工作，尊重和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努力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有的宗教界人士还参与国家的政治协商，成为政协委员，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机制，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中来，万众一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利于提高信教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虽然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不同，但这种差异是次要的，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若双方“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 是完全可以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利国利民，具有合理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怎样才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那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确保公民信教权利和宗教团体合法权益，还要努力培养一支爱国爱教、有宗教学识并在信教群众中有权威的教职人员队伍，尤其是要加强对年轻一代接班人的培养，加强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只有这样，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落到实处。

第三篇：2017年吉林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2017年吉林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

体现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导语】

中公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网为大家带来公共基础知识复习资料《劳动法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考生顺利备考事业单位考试。

劳动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连续工作满10年的起始时间应当自用人单位用工之日起计算，包括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工作年限。(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3)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过错性辞退和第40条第1、2项规定的非过错性辞退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为了使劳动合同制度平稳过渡，劳动合同法规定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劳动合同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4)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符合上述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下，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劳动合同中涉及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标准等内容的，双方应当按照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对协商不一致的内容，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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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

责刑相适应原则，亦称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罪行大小与刑事责任的大小、刑罚轻重应当相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

刑罚与犯罪人的罪行、犯罪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关系，即应理解为犯罪人的罪行(包括主客观方面)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刑罚则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罪行的轻重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刑事责任的大小则又决定着刑罚的轻重。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1.贯彻量刑原则，解决好定罪、刑事责任与量刑的对应问题。在定罪准确的前提下，贯彻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和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判处刑罚，是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中贯彻的基本标志。

2.解决好量刑的精确化问题。立法中对许多罪的法定刑规定可供选择的刑罚种类较多，刑罚幅度较宽，这就要求法官认真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个案中罪行的轻重准确确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大小，继而精确地判处刑罚。

3.正确适用有关刑罚制度。我国刑法中规定了有关刑罚的制度：有考虑从轻、从重、减轻、免除刑罚的法定情节制度，有累犯从重处罚制度，有自首和立功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制度，有数罪并罚制度，有缓刑制度，还有减刑制度、假释制度等。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必须对上述各种刑罚制度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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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光明日报：论历史上的“德治”与“刑治”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与“刑治”既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也是历代政治实践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家崇“德”，法家重“刑”，但“为政以德”仍是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德治”与“刑治”的不同主张与不同选择，既丰富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又对政治生活的活跃和政治思想的成熟具有积极意义。

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作的实际，可知“德刑并用”是历代统治者最常用的统治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暴政”往往要以“德治”包装，而在王道主义的口号下又往往兜售“刑治”的货色。最重要的是，“德治”也好，“刑治”也罢，被治的都是老百姓。

“德治”和“刑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形式的两个侧面。在行政实践中，究竟应当以“德治”为主还是以“刑治”为主，历来存在分歧。事实上，比较高明的政治家在施政中往往兼用“德”、“刑”两手，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

早期的“德刑”学说和儒法两家的不同倾向

在先秦时代的政治术语中已经出现“德刑”、“刑德”之说，德与刑两种政治要素往往并行。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当时有政论家指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这就是说，“德立刑行”是无敌于天下的条件。对于“德刑”，论者又有这样的解释：“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老子》以“道德”名篇，通称《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庄子·天下》强调“以德为本”。《管子·兵法》也说“通德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对于以“德”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看来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响亮地提出“以德治政”口号的，是儒家学派。《论语·为政》开篇第一段话就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借用《诗经》中《大雅·抑》所谓“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发表自己的政治评论，同样强调“为政”必须坚持“德”的原则。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抑》篇的这一诗句，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则天下顺从其政”。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子重视通过政治史的总结来宣传“德”的原则。《大戴礼记·五帝德》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帝尧、帝舜以及禹的政治功绩，记录了孔子“其德嶷嶷”、“其德不回”、“其德不慝”的评价。同书《诰志》又可见孔子对于“舜治以德使力”的赞扬。孔子以历史昭告未

来，提醒执政者“德”的重要。他认为，是否以“德”作为政治主导，可以决定执政的成败和政权的兴亡。古来政治的得失，都体现为“德”的作用。夏商周迭兴，都是因为前代“德昏政乱”，后代“发厥明德”方才实现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的政论家又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有德”和“无德”所导致的政治上的成败得失，甚至可以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孔子的“德治”思想被孟子继承下来。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出以“德”为中心的王道思想，用以与强调“力”的霸道政策相抗争，标志着儒学“德治”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内容有所充实，境界得以提升。

法家论著中“德”的地位，确实与儒家学说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说民》写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主张“刑”先“德”后，以为“德”因“刑”生。又《开塞》：“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世之所惑也。”《错法》：“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这都表现出法家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五蠹》写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与“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之说同样，提出了对“德”以及相对应的“刑”“力”进行历史分析的见解。同书《二柄》篇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而《显学》篇又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这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德厚”其实是不如“威势”的。这种实力至上、强权至上、刑罚至上的观念，与秦峻刑重诛、强国胜兵的经验是相一致的。

《宋书·顺帝纪》中说，“三代之末，德刑相扰，世沦物竞，道陂人谀。”这是对春秋战国之世“刑治”主张冲击“德治”权威的批评。但事实证明，以秦政为试验场的法家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而所谓“德刑相扰”即“德治”和“刑治”主张相互争辩、相互竞争、相互考验的历史，对政治生活的活跃和政治思想的成熟也具有积极意义。

暴政的“德治”包装和王道主义的“刑治”操作

东周诸国面对秦国激进急烈的政治风格，曾经有“秦暴”之说。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也多批判其“暴虐”。贾谊说，秦始皇“仁义不施”，“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其“暴虐”的突出表现是“刑治”的过度滥用，即“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过秦论》）。此外，晁错所谓“刑罚暴酷，轻绝人命”（《汉书·晁错传》），董仲舒所谓“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所谓“法令诛罚日益深刻”

（《史记·李斯列传》）、“死人如乱麻”（《史记·天官书》），《盐铁论》中文学所谓“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诏圣》），班固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仲长统所谓“张弥天之网”，“怨毒结于天下”（《昌言》卷下，《全后汉文》卷八九），如此等等，都揭露了秦暴政用刑残厉的严重危害。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就定格于“暴政”名下。

但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也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刑治”的同时，往往以“德政”相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也看到“秦德”的宣传。贾山《至言》写道，古代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等，“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传代也不超过二三十世，而“秦皇帝”推行暴政，以致“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却“号曰始皇帝”，希望其权力能够世代传承，“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贾山以所谓“秦皇帝计其功德”同所谓“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相对比，两种“德”，一种是自我标榜的“德”，一种是历史公认的“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王朝“秦德”宣传的突出实例，包括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宣扬其德治的成功，“自以为过尧舜统”。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以看到，刻石的主题即“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章”“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如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等。之罘刻石也肯定秦始皇“奋扬武德”，又有“皇帝明德”、“群臣嘉德”语。碣石刻石也有“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的说法。但“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明显的对立。《史记·赵世家》可见“秦暴”的说法。《郦生陆贾列传》则曰“暴秦”。正是因为秦为“苛政”（《史记·孝文本纪》），执“苛法”（《史记·淮阴侯列传》），行“苛仪法”（《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以致陈胜振臂一呼，四方民众纷起响应，形成了“诛暴秦”的武装运动。

“秦德”和“秦暴”即宣传和实践的强烈反差，只是政治史同类现象中比较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历代王朝的执政者们多有关于“德”的虚伪的宣传、关于“德”的拙劣的表演。善于矫情伪饰，注重以“德”为标榜的王莽，以“折节为恭俭”，一时“宗族称孝，师友归仁”，于是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因“德”的优势终于胜出，后来以新代汉。考察王莽的政治生涯，从形式上说，似乎始终都是遵循“德”的原则。在《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近百例，如“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都是王莽一党的自我颂扬。然而尽管王莽用“德”的彩旗将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密，对照当时“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的政治现实，可以清晰地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暴动的烈火延烧入宫，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即使是历史上的一些“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有真正实效的德政之外，也喜好妄自夸饰的“德”的包装。例如，史称“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新唐书·太宗纪》）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多有刻意炫示“德”的表演。就此李贽也有

“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以及“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的评价（《史纲评要》卷一八）。因此，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撕破妆饰“德”的假面，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夸示“德治”的种种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另一方面，在遵循儒家正统王道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其实也并不放弃“刑治”的推行。朱熹说：“如何说圣人专意只在教化？”“圣人固以教化为急”，然而有冒犯国法的，依然要用刑罚惩治，“岂得置而不用？”（《朱子语类》卷七八）“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朱子语类》卷二三）明人蔡清《四书蒙求》卷五解释“导之以政”时也说：“其实德礼政刑四者，皆为政者之所不可废。务德礼者亦何尝全去政刑”，“虽尧舜也，须用政刑。”“圣人之意”，在于更为重视“德礼之效”，“非欲贬政刑不用也。”所谓“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盐铁论·诏圣》），所谓“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宄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元史·张珪传》）等等，都强调了“刑治”可以作为“德治”之必要的补充的意义。

“德刑并用”——开明政论家的设计

《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汉代学者所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后汉书·崔传》），也是较好的比喻。在“德”与“刑”之间或者“德治”与“刑治”之间进行治国基本原则的择定，中国古代的学界和政界曾经有过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比较。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吕氏春秋·上德》所谓“先德后武”，《说苑·政理》所谓“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也都体现了“德治”优先的倾向。于是，“出德号，省刑罚”（司马相如：《上林赋》）被看作理想政治的风格。据《新唐书·韩思彦传》记载，曾经有人发表这样的政论：“国安危在于政。政以法，暂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终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权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认为就治国来说，“法”是操作的技巧，“德”则是永久的原则。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是有权威性影响的。朱熹在注解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原则时，也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宋〕赵顺孙：《论语纂疏》卷一《朱子集注》）这就是说，“刑”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根本。

这是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元人毛应龙《周官集传》卷三所谓“治国者德不足辅之以刑”也体现出以“德治”为主，以“刑治”为辅的政治观念。

也有人不同意以“先德教而后刑罚”作为绝对的教条。开明政论家的主张，是实现“德治”和“刑治”的统一。《申鉴·时事》有“德刑并用”、“或先德后刑，或先刑后德，随时所宜”的说法。此外，所谓“德刑兼用”（《后汉纪》卷三○《孝献皇帝纪》）、“刑德并用”（《宋书·徐广传》）、“刑德备举”（《梁书·武帝纪上》）等，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汉宣帝虽然尊崇儒学，但是在行政运作中，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太子刘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宋人王《野客丛书》卷三说：“此语甚当。似不若曰：杂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杂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汉也。”考察西汉政治的成功，就应当从这方面找原因。后人对韩非“欲独任刑用诛”的批评（《论衡·非韩》），对诸葛亮“严刑治蜀”的批评（〔宋〕李弥逊《筠溪集》卷一○），对王安石“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事全无”的批评（〔宋〕杨时《语录四·余杭所闻》），也都表达了对执于一偏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的批评。

宋人钱彦远《上仁宗答诏论旱灾》写道：“臣闻天地有常数，阴阳有常度。当进退盈虚之际，两适均等则气和，气和则风雨时，风雨时则万物育矣。然阴盛则水，阳盛则旱，二者自然之理。故阳主德，阴主刑，德不可以独任，德过则弛；刑不可以专任，刑过则惨。”（《宋名臣奏议》卷四○）论者以为“德”“刑”均“不可以独任”、“德过则弛”、“刑过则惨”的意见，应当说是合乎政治学的辩证法的。

“德治”和“刑治”的主体和对象

说“德治”和“刑治”，不能回避一个谁“治”谁，或者谁“治”与谁被“治”的问题。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在进行这样的政治讨论时，已经预先确定自己是以权行“治”的主体。王权就是“治”权。其实这种“治”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就是可疑的。鲁迅曾经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管子》和《韩非子》都曾经提出过重视“刑治”的主张。但正如《管子·明法》所说，所谓“刑治”，“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可见，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体系中，“主”其实是既在“法”之外，又在“法”之上的。《韩非子·有度》虽然强调“法不阿贵”，主张“法”的施行对于大臣和匹夫应当一致，但又说：“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可见，“法”的明

确在于维护最高执政者的地位，“上尊”，“主强”，得以“不侵”，得以“守要”，这就是“法”的主要功用。这就是中国专制时代所谓“刑治”的实质。

传统社会的所谓“德治”，其第一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重视自身“德”的修养，行为操守只有以“德”为准则，方能够具备治国的资格，取得治国的成功；反之，如《易·系辞下》记载孔子所说，“德薄而位尊”，则“不胜其任”，而且很少能够不遭遇灾祸的。其第二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推行以宽仁和善为原则的德政，如《尚书·盘庚上》所谓“施实德于民”，如此方可以成就治世。其第三层涵义是说执政者应当以“德”为规范有效地约束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行，如《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儒家正统学说中，理想的“德治”应该是三者兼而有之，但中国古代大多数帝王对于“德治”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第三层涵义。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框架内，“道德”是“上”“定”的，作用在于教化和规范居于“下”的“百姓”。通常所谓的“以德化民”，就是这种政治意识的体现。而这种“化”，又往往带有严酷的强制性的特征。如《大戴礼记·虞戴德》中所见孔子的主张：“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居小不约，居大则治；众则集，寡则缪；祀则得福，以征则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也就是说，理想的政治秩序的维护，依赖“君”对于“民”的因“德”以“治”，其极点可以至于“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德治”还是“刑治”，如果要有所成功，其实都应当自“上治”始，自执政集团上层的“身治”始，至少应当首先重视自身的修养和自身的约束。否则，“德”也好，刑也罢，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伎俩。正如《贞观政要·君道》引录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魏徵也强调，对于君主来说，“修身之术”与“治国之要”原本是一致的，如若“身治”，则不可能“国乱”。

第五篇：论冶炼企业原辅材料管理

论冶炼企业原辅材料管理

【摘要】

在冶炼企业中，原辅材料是整个企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对它的管理的好坏则直接影响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的高低。因此，加强管理原辅材料对冶炼企业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必要性，本文从当前冶炼企业原辅材料的管理现状出发，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冶炼企业 原辅材料 管理 解决措施

引言

原辅材料是各大工业企业进行生产的首要条件，又是形成新的工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原辅材料就没有生产。而由于现今的工业发展正飞速的进行着，每个企业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各种收购、重组、联合等手段的实施，使得整个市场更加的不稳定化。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各大企业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接受市场的挑战，这其中就包括着对自身的生产成本的加强控制。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原辅材料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所以，对原辅材料的管理显得非常必要，下面将先谈谈企业原辅材料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相关解决措施，以期对企业发展有所改善。冶炼企业原辅料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成本管理意识不够

虽然当前企业要求着对成本的加强控制，但由于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懂得原辅材料的成本管理，加之对原辅材料的使用上往往不太注意，以为只要不是主原料就可以随便使用，因此，原辅材料得不到很好的管理。首先，原辅材料管理不单单是指采购方面，而是包括着生产和财务、采购和仓储。而目前大多数企业在管理原辅料的过程中只是注意到了采购部门，忽略了其他的因素，所以在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不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它们都是管理者对原辅材料的整体控制意识不够到位所形成，最终使得原辅材料的成本管理比较混乱，甚至是无法根据相关数据作出分析等。

1.2 采购制度不规范

许多中小冶炼企业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往往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尤其是在采购制度中。现今最为普遍的是公司的采购部门里的高层基本都与公司最高领导者关系最亲密，形成所谓的“家族式”发展，使得采购部门获得的权利比较大，在进行相关原辅材料的采购中，要么是没有相关说明，要么就是采购制度的制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此外采购透明度不高、采购市场混乱、人员的素质低下等等都严重的阻碍了原辅材料的合理采购，从而影响着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1.3 供应原辅材料的体系不完善

在原辅材料的管理当中，供应链体系的不完善，常常使得这一工作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供应链体系中，供应商的位置非常重要，许多企业对供应商缺少全面的认识，常常导致采购得到的原辅材料质量不统一，甚至是出现不合格的情况。

1.4 进出库管理

在进出库管理方面，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原辅材料没能按照相关管理规定来操作，许多品种随意处置，缺乏专业的人才来管理。另外，对原辅材料的验收方面，一些公司未对其作出足够的重视，致使各种质量不合格或者数量不一致的情况出现，给公司的生产等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5 原辅材料本身成本升高

矿产资源的不断开发，各冶炼企业的过度依赖使得原辅材料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着，许多品种需要从国外进口。

解决措施

2.1 正确认识成本管理

针对一些冶炼企业对原辅材料的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我们需要加强高层领导以及相关研发人员的整体成本管理意识，尽量使每个员工都能将成本管理工作放在相应的位置上，从而使得成本管理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同时，我们可以将成本管理与绩效考核联系起来，实行奖惩分明的机制。这样，在成本管理的活动中，不仅能加强人们的管理理念，同时又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2 完善采购制度

在采购制度方面，对于大宗型的原辅料，我们可以采取招标采购的形式，按“三公”原则，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最合适、服务最好的供应商等进行大量采购。此外，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收集市场上的原辅料价格信息，了解市场最新状况，从而及时的给采购提供最为科学化的依据。在人员的管理方面，企业可以单独设立采购监督部门，对采购行为和实施采购的人员进行监督工作。

2.3 建立供应商合作制度等，弥补供应链管理的不足

现今的发展，并不是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是团队协作精神，在供应链环节过程中则表现为，冶炼企业与供应商相互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等，使双方都能实现共赢。合理的形成供应链，并不断的完善化，同时在与供应商的合作上，我们也可以采用绩效管理的方式，全面合理化的评价供应商供货行为和服务等，最终达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

2.4 加强进出库的管理和信息化管理

对进出库的管理，我们同样需要加强控制，尤其是在原辅料的数量和质量上。各原辅料在进入企业时，必须经过质量检测人员检测，在得到合格允许采用的结果下才可以进入仓库。各进出手续也必须严格办理执行，杜绝随意填写等情况。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到来，都刺激着企业的大脑，督促企业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信息化的管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对于现今的企业来说非常迫切。

2.5 采用先进技术，降低原辅材料的成本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只有不断的革新技术，寻求最为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和可替代化的原料等，才能使企业永远走在最前列的位置。

结束语

综上述，我们要管理好一个企业的原辅料就应该认识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实施相关招标政策和措施，不断完善采购管理和进出库管理制度，建立相关信息化管理模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成本管理得到合理的控制，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使企业处于长久的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 王秀叶.浅论工业企业原辅材料库存管理[J].《华章》.2009.4.[2] 宣守蓉.加强原辅料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J].冶金标准化与质量.2001.6（39）.作者简介：

刘芳，性别：女，出生年月：1975.05，籍贯：湖南宁乡，单位：株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财务管理，职称：中级 学历：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