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李寿初
论及自由，人们总会想起卢梭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确实，人们对于这个现实的社会别无选择，虽因生而入其中却只能因死而出其外，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里面，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但人们并非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和社会、自由和权威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论自由》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该著作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在追求它，历代思想家在关注它，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并且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论自由》一书采取“总——分——总”的论述方式，共有五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概而言之，在该书中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书中的这些问题犹在，将来还会存在，密尔有关自由的论证和结论对今天被社会各种组织束缚的人们仍有实际意义。这也是《论自由》没有被人们忘却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其对脆弱的个人的价值所在。
一
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或者说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页1，下文仅标注页码。）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在密尔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个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从人类文明一开始，一个国家的人就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统治者，统治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阶级，统治者行使国家权力；另一部分是被统治者，往往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要接受统治者的领导，他们的自由常常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统治者的权威来自继承或征服，因此统治者常常为所欲为；而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同统治者的斗争以取得不受其干涉的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被统治者是自由的。这时的人们对统治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个人自由。但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统治者（国家或政府）和被统治者（人们）在本质上不存在对立状态，因为统治者的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中的大多数的民主选举的、授权的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者的人们总以为统治者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这种思想作为19世纪的主流观念，反映在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舆论中。这种状况令密尔十分担忧，因为它产生侵犯个人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页4）人们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多数的暴虐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多数者的意志决定一切，使得不属于多数者群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另一是在多数者内部，所谓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人的意志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一般地，多数暴虐主要通过法律规定的国家权力而起作用，人们可以感受到。但人们往往忽视另一种形式的多数暴虐——社会暴虐（常表现为社会舆论、集体意见）的危害性，即当社会本身作为整体而凌驾于它的各别个人时，其危害比国家权力造成的危害还大，因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页4）因此，为了防止社会暴虐，就要找出社会合理干预个人的限度，正确处理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威的关系。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正是本文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
“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页11）
很显然，密尔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重视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权威对个人自由的最小干预，这种个人功利思想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理性阐释自由的一贯主张并不矛盾。个人在社会中的所为，主要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两方面的约束，对个人产生影响的舆论主要来自社会中的优势阶层即统治阶级的好恶。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使社会对个人的干预，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页10-12，页102）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19世纪，受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思潮泛起，实证主义重视实在的社会现实，贬低甚至忽视个人的作用，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对个人的专制”。（页14）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页10）
按照上面的这条原则，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合理的范围，那就是：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辩的，或者是科学的、道德的、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人们有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的自由。（页12-13）密尔认为，这些自由是最基本的和绝对的自由，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予以保障；它们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已为人熟知。但这些自由正被日益强大的社会权力所吞没，其带来的后果对追求自由的人们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密尔再次从功利的角度强调了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涵义及其意义，为此写下：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页13）
二
在简明交代了自由的涵义后，接下来密尔仍旧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主要是指人们对事物发表意见并进行交流的自由，我们经常谈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写作自由、学术自由等等都同其相关。密尔结合历史事实，从个人和社会的最大功利、追求真理的需要两个方面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密尔首先论述了思想自由。他认为没有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来说意义深远，于是郑重写道：
“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经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曾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页35-36）由此看来，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教条）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这不但是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欧洲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由于思想自由而出现了三个精神活跃时期，即宗教改革之后一段时间内的欧洲的情况、18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有文化阶级的思考运动以及德国在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时期知识方面的活跃。（页36）这三个时期所主张的一些特定意见是大不相同的。但有一点三者一样，就是在这三个时期中权威的枷锁被打碎，旧的精神专制被推翻，新的主导精神还未形成。欧洲此时的个人和社会的进步或多或少受着这三个时期中某些方面的影响。密尔提醒人们，这三项推动力已快用光，如果再不力主精神自由，就不能期待欧洲的新进步。由此我们联想到自己，如果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人们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如此伟大的成就；同样我们联想到，如果不改革现有的体制性因素，不冲破人治的障碍，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国明天的实质性进步和步入法治社会。当然，思想自由带来的社会变革不但会引起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而且会使社会的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但总的来说，思想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因素。
另外，主张思想自由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追求真理的需要。密尔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即使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是一个罪恶。（页17）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确定的东西，即使是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所谓正确的认识，也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它只是相对的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把握而且永远不能把握一个最终的真理；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真理绝对化，我们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犯这种低级庸俗的错误，例如我国的“文革”就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当作绝对真理而造成的。我们之所以会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去行动，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我们正是从相反的意见中看到我们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因此，相反的意见甚至十足的谬误是促使我们正确行动的一个理性保证，一个正确行动的参照物。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我们不是全能的上帝，也不是先知先哲，谁也保证不了我们不犯错误；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我们所要认知的事物，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我们以外的任何东西，如社会、历史、文化等等，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于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3]社会的发展往往并不是朝着我们事先设想的方向前进，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些在当时被当作有害的东西有时却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论是真理还是信仰或者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是有生命力的，对真理甚至信仰的迫害和强制只是暂时的，历史上就不乏这种事例，因此密尔说：“苏格拉底是被处死了，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如日在中天，光辉照遍整个的知识长空。基督徒是被投饲狮子了，但基督教会则长成一株堂皇繁茂的大树，高出于那些较老而较少生气的生长物，并以其复荫窒抑着她们。”（页34）
正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何为正确的东西，即使确定了也有可能是错的，因此社会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信仰）要宽容，要给予人们充分的思想自由。有人认为，只要是真理，就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最终胜利；还有人认为，认识真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惨重的代价，迫害真理正是真理成为真理的一个原因，因此迫害有一定的正当性。针对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密尔予以犀利地批驳。对于前者，密尔认为它是一个乐观的伪误甚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人们热衷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热衷于错误，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惩罚都能禁止它们的传播，历史上确实存在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消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真理的真正优越之处在于：尽管它一次或多次被压制，但历史上总有人去发掘它，直到某一次重现恰值条件有利，能够抵制住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对于迫害真理的正当之说，密尔认为极其荒唐，真理最终是有益于我们的，我们对待提出真理者就一定要这么残忍吗？显然不！即使是“教会当中最称不宽容的天主教会，甚至在授封圣徒时还允许并且耐心倾听一个‘魔鬼的申辩’。看来对于人中最神圣的人，不到魔鬼对他的一切攻讦都已弄清并经权衡之后，也不能许以身后的荣誉。”（页22）因此，对待他们，宽容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密尔非常重视讨论自由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密尔认为，真理越辩越明，任何意见，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反复的批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依靠外在强制支撑的意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人们才会真心实意地放弃错误的主张，即使是人们已经接受的正确意见，也应该经常接受人们讨论的检验，这样就不会成为死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真理，就会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个人与社会；讨论自由能知彼知己，也是个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手段，例如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就利用讨论自由的方式去击败自己的论敌。讨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的福祉必不可少，为此密尔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却由于我们自己太武断而压制了真理；第二，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通常总会含有部分真理，因为社会上的主导意见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因此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中的大多数对这个意见的态度就象对待一个偏见一样，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上；第四，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页56）三
人们的思想总会反应在人们的性格上，不同思想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性格及其生活方式，即个性。主张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发展了人的个性，而个性的发展如同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一样对人类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密尔认为：
“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总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页60）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同时具有双重属性，即个性和社会性。个性是人的独立地位和自我存在价值的体现，之所以人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各有个性；而社会性是人人都有的一些共同的东西，它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社会通过法律和习俗等方式去塑造人的社会性。在个性和社会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密尔主张把个性放在首位。密尔认为，当个人能力成熟时，他就应当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自由地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正当条件，别人的和社会的经验不能决定他本人的行为。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的经验可能太狭窄，或者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它；第二，他们对经验的解释是对的，但不适合于他；第三，即使经验是好的并适合于他，但如果仅因经验而遵循经验，这不会对他有所教育，也不会使他作为人类的专有秉赋的任何属性有所发展。人类的理性和能力只有在选择中才能得到培养和运用，而任凭社会摆布就无疑成了一架被操纵的机器，人就不为其人了。
有人认为人的个性具有危险性，因为它除了理性之外，还包含欲望和冲动，如不对它们约束就会危害社会，人们的很多恶劣的行为就来源于此。对这种“性恶论”，密尔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人们的恶劣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强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而欲望强与良心弱二者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我们并不能说欲望强的人就会干更多的坏事，相反，欲望强是人的个性表现。密尔认为，人的个性在社会中发展的路径大致是：在社会开始的某一阶段，人的欲望和冲动的力量远远超出社会对其控制的力量；后来法律、习俗和宗教等社会力量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战胜了人的个性，将其束缚在社会之下；而到了目前，社会则过度高压在人的个性之上，个性则呈枯萎的迹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在为压制个性叫好。密尔认为这种过度压制个性于人于社会都不利，而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因为个性的发展使人自己更有价值，对他人也更有价值。社会对待人的个性要持宽容的态度，“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页68）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别是首创性作为人的个性之一，是人类事物中非常有价值的因素，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去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和创造新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个人第一个做出来的，今天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密尔认为，虽然能进行首创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为了他们，我们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即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他们有个性。凡是首创性的人，往往都有极强的个性，同社会格格不入，在别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发现，正是他们首先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们模仿他们，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进行的。首创的人们要求的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而不要求世界唯他命是从，因此密尔提醒大家，他没有鼓吹“英雄崇拜”，没有否定普通大众的作用，只是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页70-71）虽然人们能理解和尊重这些首创性的人们，但现在全世界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势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倾向或群众本领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页70-71）平凡性使得公众比以前多数时期中更加倾向于指定行为的普遍规律，并力图使人人都适合被认可的标准。无论是政治、教育还是法律、道德，都是这样一个趋势。密尔认为，这样一种泯灭个性的状态，将使欧洲步中国后尘。中国虽有伟大的成就，但自从其不断泯灭人的个性和消灭差异性时，它就停止了前进，“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除非个性能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4]（页77-78）
自由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中已得到充分的说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虽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但要反对政府干涉，这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未必能象政府官吏那样办得好，但仍旧适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悉的知识；第三，主张限制政府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足以更加扩大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得富于进取的部分公众越来越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国家机器的作用越强大，人们的自由就越难保证。（页118-120）
四
在论述了个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后，密尔开始关注社会及其权威的必要性。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强调个人及其自由并不能否定社会及其权威的作用，一定的社会权威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关键在于，当社会权威具有保障个人自由的力量时也就具备了侵犯个人自由的力量。因此，如何使自由和权威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既使社会不致解体又使个人自由最大化，一直是包括密尔在内的自由主义学者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密尔秉承了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者的一贯传统（虽然理由不同），主张个人对社会的最低义务观，即如果个人不承担这些义务，社会将会解体且公民自由不复存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西方的发展大致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人是作为国家和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是历史和社会创造了人，而不是人创造了历史和社会；个人和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社会整体和国家共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是城邦、集体和国家而不是自由、理性与个人；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忽视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社会权威往往通过暴力体现出来。[5]这种社会高于个人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发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文艺复兴作为一种与中世纪见解相反的近代见解，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复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知识，创造了一种精神氛围，使个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主张的宗教宽容给了人们更多的思想自由，也唤醒了人们的世俗理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在西方历史上，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是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启蒙思想家们完成了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使人们关注的重心由外界转向人类自身、由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转向重视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把社会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人们理性的道德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力量对比和实在利益上。人就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手段，个人先于政治社会和法律，政治社会和法律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展开的。社会权威建立在人们契约的基础上，人们对社会的义务是一种最低的义务。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到这种抽象的人和普适的人权，摆脱了宗教、历史、传统等外在的束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意志自由地设计政治社会生活。[6]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不从抽象理性而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但仍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个人高于社会。
密尔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了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最低义务。密尔认为，我们人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言而喻地受着社会的保护，因此每人对于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同时既然事实上大家都离不开社会，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这是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这种行为准则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彼此互不损害利益，彼此互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的或者大家默示为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二是在比较公正的原则下，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对个人来说是最低的义务，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若有人力图规避不去做到，社会就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社会不允许一部分人只享受社会给与的好处而不负担相应的义务。总之，个人要对其在社会中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要么是法律的要么是社会道德的。当然，社会对个人的干预应是最低限度的，因为社会是为个人存在的而不是相反。
密尔把个人的生活划分为私人事物和公共事物两部分，“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页81）对于属于个性的那部分生活，应由个人自由处置，社会不应当干预。虽然密尔在论述个性自由时说明了理由，但密尔在此仍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理由，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密尔认为，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会对他的关切总是部分的甚至是肤浅的。社会以对个人有利为由去干预个人在个性方面的自由则是根据臆断在行动。一个人因不听劝告和警告而犯的错误，相比容让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们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这一罪恶，后者比前者严重得多。在对待个性上，本人应是最后的裁夺者；如果确实此人在品质上有缺陷，他人若为其好，可以对其忠告、指教、劝说等等，能否接受由其自愿而不能强迫，这是社会对待属于人们个性生活的正确态度。至于个人涉及他人的那部分行为，由于牵涉到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个人应当负责交代，个人要承担其行为的法律责任和社会道德的压力。这就是自由主义社会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密尔的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每一种社会形态之间有相似性，但也有差别，甚至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存在根本价值的冲突。虽然强调个人自由的社会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已成了西方主要社会形式，并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能通过正常的交往进行。如果以武力或者非正常方式去强迫另一个国家社会形态（即使是专制的）转向自由主义或防止其对自由主义社会的威胁，则是错误的，密尔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说：
“我理会不到任何群体会有权利去强使另一个群体文明化。只要坏法律下的受难者一天不向别的群体乞求援助，我就一天不能承认与他们完全无关的人们应当插足进去，„„如果还在野蛮称霸世界的时候文明就能战胜野蛮，而在野蛮已被相当压服之后反倒自认害怕野蛮会复活起来征服文明，那是没有必要的。”（页100-101）
很多人忽视了密尔的这个重要论点。因此，当主张自由主义的美国借口保障人权（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目的）武力进兵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时，很多人持赞成或同情态度。本人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因为战争对所在国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现今开放、价值多元的年代，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应在的和平的环境中进行，优胜劣汰，这才是适当的途径。密尔的《论自由》对西方甚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密尔强调个人自由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我们经常能看到强大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势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几乎看不到脆弱的个人自由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在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千万别丢了自我，理由——正如密尔所说。
第二篇：论自由
（一）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尔关于自由的论述，不但激荡了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
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与密尔所处的国情、时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吸收密 尔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着取精用宏、取长补短的精神，加以扬 弃，进而促进我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真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言论自由对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具有极大的作用。密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密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由地进行精神活动，是思想交流、力交锋的结果。密尔继承并发展了密尔顿言论自由思想。他的言论自由理论被为是这方面更完善的经典理论。密尔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关注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发现真理，就须听取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言论的自由不应受到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会妨碍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表达出来，因而也就妨碍了对真理的讨论和发现。密尔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观点包括无法肯定是正确或错误的观点以及几乎肯定正确的观点。密尔认为即使人们不能确定一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也不应该它进行压制，因为任何权威对这样一个观点的压制，都表明它假设了自己的绝正确性，可是任何人或团体都可能犯错，权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认为绝
正确无需挑战的观点去镇压其它的不同观点。密尔认为也不应该禁止对几乎肯 是正确的观点的质疑和挑战。对正确观点表示异议的言论会挑战那些持有正确 点的人们，使他们不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真理的生命力才不会衰减，真 也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当人们不再挑战一个观点的正确性时，该观点的生命 就在减退。错误的观点是清楚理解和不断发展一个正确观点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密尔认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应该赋予言论充分的自由，让所有不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都得到发表，这对探索真理有百益而无一害。由此可 密尔言论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观念相冲突的进步辩证法思想。这种真理说也成为 现代新闻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使得言论自由也由此被界定为基本人权之一。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无不将言论自由
为实现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只有容许不同观点的言论以平等的地位进 辩论和争鸣，容许相反观点的言论相互反驳，才能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博采众 集思广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地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言论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如果人 群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借以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无法通过国家机构行使 人的权力，并直接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然而多数意 的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有公共讨论的空间，在这个 论的空间，人人都有发表意见、批评时弊、提出建议、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的 力。这是把政治权力从少数代表人物手中扩大到人民群众手中，让人民群众真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面。同时，言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一向重视并高度评价言论自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监督作用。马克思指出：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监督、制约和调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自由，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制约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员若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甚或违反社会公德，皆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当一个公民认为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唤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和反对。言论自由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脉管就会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会变成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这种自由是属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违法乱纪，当然包括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仅其他的公民权利将受到影响，而且也将使公民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束手无策。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在言论自由方面，密尔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外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尔的思想中，言论自由不
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地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 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虽是完全的个人主 义者，他却没有忽视社会的利益。密尔一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与文明、教养、教育、文化同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与条件。” 对于言论自由问题，我国宪法就其与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国宪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广泛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无限制的自由为幌子而践踏他人、集体、国家权益的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此外，我们不仅要考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虑对这种限制的限制历史表明，限制的滥用与自由的滥用一样有害，甚至更为有害，而且人类有关滥用限制的历史要比滥用自由的历史长得多，有关限制自由的经验要比保护自由的经验多得多。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过分的自由远甚于担心过分的限制，限制总是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对自由的戕害。因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关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滥用，而且要保护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保护与限制都应当依法治的原则进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开的规则行使公共权力，受法律约束，不能把言论自由排除在法治事业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这意味着，有宪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性 权力仅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都是非法的，应被撤消 的；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条款或对于政府的授权性条款都必须做到用语 清晰、明确，不能过于含糊和宽泛；对于言论自由的非法损害可以获得经由独 立司法依正当程度所提供的救济。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法制也在不断的完备之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宪法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言论 自由的法律，诸如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影电视法、演出法和其他关于信息 传播的法律，使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之间，他们与听众、观众、读者之间的法 定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明晰，平时有所遵循，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时有法律 依据。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这些权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时救济。中国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来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可以肯定的说，充分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体现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意识，从 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而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将会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论自由。
（二）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尔的学说固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但并非是绝对完美的。无论是就其理
论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时代意义上来讲，仍有不少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思想 往往因时空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就是密尔本人也承认进步是相对的 尺度，不是绝对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另一种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说在某个社会中的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密尔说：“事 实非常明显，并且也不须多作说明的，就是时代并不比个人不易犯错；每一时 代所坚持的很多意见，都会为以后的时代认为不但错误，而且可笑。我们可以 确定的，是今天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很多意见，也必然会如过去许多意见受到现 时的排斥那样，受到未来时代地排斥。”我们不妨以这个信念，对密尔言论自 由提出客观的评论。密尔不同意给予言论自由完全的保护，并试图在保护言论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与不保护这种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并在这种权衡的基础上来决定是不是对某种特定的表达是不是做出限制。密尔说：“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超出公平讨论的界限”在密尔看来所谓无节制的讨论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如果在辩论中反对者表明强烈的情感触犯了对方，使之难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对方当作无节制的反对者。密尔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诚实的看待对方意见。这一切决不意味着 因为不同意对方所持的观点本身而有权压制其发表。应当加以惩罚的是发表的 意见足以导致某种祸害的积极煽动。因此在密尔那里言论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 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能对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碍，此原则被称之为伤害原则或密 尔原则。这样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当我们面对任何一种表达性的意见时，我们 都无法确定其结果会如何。这种结果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因为我们不可能 在一个意见表达出来之前或者表达出来的当下就知道它必然会带来的结果。而 且还会存在一种情况，即一种意见的表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益甚至有损于 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意见的真理性才逐渐呈 显出来。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言论和意见呢？密尔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密尔将行为自由分为涉己的与涉人的两部分的论点，乃是长久以来为学者们所批评或讨论的焦点。其实，就如每一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一样，既可能影响我们自己也会或可能影响别人。同样，人的言论总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够通过积极的方式让别人得知，那么我们的思想自由仅仅是头脑中的自由事实上，密尔知道，区分涉己与涉人行为是有缺点的。密尔说：“一个人所做的对于自己的祸害会通过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而严重地影响到他们，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响到社会。”他又说：“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自己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折中、不连贯的态度。可能密尔对于涉己的与涉人的区分，或许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为他确定社会权威与个人自由权利界线时，一定要作如此的划分，才能把其具体化。总之，密尔自由原则的应用，其基本立场就是：若确定了损害与伤害他人时，其行为就应该被干涉或惩罚，但若只是不确定的伤害时，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应该被容忍。他曾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没有人应该单为喝醉酒遭受处罚；然而一个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时喝醉酒却该受罚。” 我们知道人都是社会中人，他总会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去影响他人。若是影响了他人，那这种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尔看来，因为社会可能会以影响他人为借口而对个人进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两方面对个人的正当自由进行保护，但是所有的种种都会以影响他人而化为乌有。试问，我们还剩下哪些自由呢?密尔对自由的适度领域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思想与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联合的自由。正如他讲的，思想自由应该同言论的自由连在一起，否则自由名存实亡。在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讲一个粮商使穷人受饿或者说私有财产是一种掠夺，你可以通过报纸宣传，但是不能对这一群聚在粮商门前愤怒的群众宣传。我们每个人试图占领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不去影响别人和不被别人影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自由?有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罢了。即使我们认为密尔同意有报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也名存实亡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报刊不只是文字而且应该是有声的、它作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同时，密尔所举的例子，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或许显示更加无法区别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因为现在的集会、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权利，而且也很难去规定不能用口头方式宣讲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标语方式宣传什么样的讯息。不过，或许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应该有任意在拥挤的电影院内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尔言论自由学说也是有限的、狭隘的，且其言论自由并非人人适用。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围的。像儿童及 未成年人应受保护，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适用自由的原则。他说：“这种理 论只适用于智力上已经成熟的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儿童或未达法定年龄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别人照料的人，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行动和外来 的伤害方面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密尔认为落后的社会不应该享有他所主张的言论自由。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不考虑那些落后的社会，因为那里的人种就可被认为没有成熟。”接着他说：“作为一个原则，自由在人类能够籍自由而平等的讨论改进自己以前，就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 对于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尔认为以专制的政府统治他们最适合。他们对言论自由是
不会理解与运用的，并主张如何统治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为殖民帝 国主义鼓吹。由此可见，他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辩护，是为特殊阶级和霸权 主义服务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系统阐发了报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说：“自 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 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 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见，密尔的自由理论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尔认为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权利，那么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但他同时又对自由的范围做出限定，这就使这种自由成为了一些等级或阶级言论自由而剥夺另一个或另一些等级和阶级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少数特权分子独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论自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社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而不应该是允许某些人有绝对的发言权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说，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论妨碍他人说话权利的情况发生法律需要保证人人都享有话语权。
第四章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应用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密尔这样的哲学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态
还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定言论自由属于现代社会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 人的言论没有对他人产生明显而直接的伤害，那么社会就无权对此进行干预或 罚。只有当人们的言论会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导致某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时，政府 有权以合法的手段对此进行干涉，但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干涉的是行动而非 论的内容，在密尔看来，仅就内容而言，不会直接对他人产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伤害。因此，政府对此无权干涉。不过，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理论，如 将之应用于实际，就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事实上，密尔也己想了到这点 所以他会在文中说，他所提出来的原则更多的只是给人们提供“怎样应用的 本。”l在现实中，我们还是需要对每一个特殊事件进行仔细的判别。这正如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学者哈里·卡尔文所说的那样，与密尔《 自由》那样的言论自由哲学讨论绘制的图景进行比较，现实世界中的对言论自 问题所绘制的问题图景早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点更着重于法律层面。更关注于
府是否有权借由法律的途径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干涉。虽然我们可以明确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列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 实际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宪法意义上所明文规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获罪，而言论的审查制度在有些国家中也较为凸现，公民根本就无法通过 当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自由获知信息。人们关于 论自由的种种争论总是不绝于耳。美国，一个将自由主义作为其价值理念的国家 第一个将言论自由列入宪法予以保障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的范围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参考 些大法官们多年来围绕言论自由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与所作的判决，或许能帮助 们更好地看到言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烦，在实践层面上促进我们 于理论问题的思考。由于美国的宪法学家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范 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例如，在法学家米克尔约翰看来，宪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护与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言论‘，所以，为了能让讨论更为清晰，这 里，将主要针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挑选出一些经典案例进行 讨论。
第一节诽谤案
对于是否可以因为言论内容的而判定为犯罪，关于诽谤案的讨论可以说不失 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在美国的普通法之所以将诽谤列为一个罪名，理由是因为当 事人所写或所说的内容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并且使对方受到了可以被证实的伤 害。这种观点与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内容而 对其进行限制，只有当这种言论可以被证明能够对他人造成伤害时，这种言论才 能够被限制。但是，这似乎又和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为密尔认为，单纯的言论是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那就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大法官们对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内诉伊利诺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过诽谤问题。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主席博阿内印制传单，宣传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区。于是，他被伊利诺伊州按照诽谤罪予以处罚。博阿内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决结果维持了伊利诺伊州的判决。称诽谤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却在一份否决异议书中说，’这项判决所秉持是一种 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学。他预言道:“如果今天我们借用不得体 的语言而将一位白人绳之以法，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辞抨击私 刑制度而将一位黑人投入监狱”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 内容而将人判定为有罪。但是，当时更多的大法官却认为诽谤性言论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大法官们是在对一种言论的内容进行了道德判断后作出了支持诽谤罪 成立的判决，而不像密尔所要求的那样，对言论内容保持中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对于诽谤罪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了1964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对诽谤问题实行宪法审查，首次将普通法中盘根错节的诽谤问题纳入宪法第 修正案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审查所针对的问题是，人们在对公共问题的讨论 不时会夹杂着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评价，这时候，该如何协调名誉与言论自由 间的利益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能因为言论的真实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显得更为特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 该允许公民充分发表对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够因公民的某些言论中含有一些 恶意的不真实内容而提出控诉，并将之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由某民间组织赞助的名为“关注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广告 广告内容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随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对他们所采取的残暴行径，从而号召人们为该组织捐款，但广告 含有某些不实之处。并且，虽然在广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提到的城市为蒙哥 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据此推出。所以，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向 拉巴马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广告侵犯的他的名誉。亚 巴马州法院裁决诽谤罪成立，并以广告内容不属实为由，并判决被告《纽约时报 支付原告沙利文50万美元赔偿金，并拒绝被告对事实真相的辩护。被告《纽 时报》对此判决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违宪审查。
当这个案件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致否定了 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指出，亚拉巴马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 说话人要为自己所说内容的真实性负严格的责任的方式，意图压制人们对于政 官员的严厉批评。
布伦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号发布的宣判书中说到:“对于公共问题的 论是不应该受到禁止的，应该是开放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 国人民都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 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悦的抨击。”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评者必须保证其言论中的所有情节均为真实，那就是必将导致严格 “自我审查”，从而阻碍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这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击。
通过这起案件，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的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辩护，并正式 宣布煽动性诽谤违宪。明确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为公民并非出于恶意的不真实言 论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据言论的内容对言论进行干涉。这对之后类似案件的 判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实践层面上为密尔的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了佐证。第二节颠覆性宣传
在言论自由的司法实践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件莫过于颠覆性宣传，即对 一种作为政治政策来煽动人们采取违法或暴力行为的言论是否需要限制。一般来 说，在这个领域，主张对言论进行审查显得最具说服力，因为这种言论可能会对 我们的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事实上，像密尔那样立场如此坚定的言论自由拥 护者也会说，可以允许用法律对向在粮商门口聚集的群情激愤的群众发动反对粮 商的言论的人进行惩罚。那么，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类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实上，对于这类案件，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的意见也并非始终一致，也是经 过了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后，才逐渐对该类问题达成统一。在这，我们选 取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案件来解释最高法院对于该类问题的认识历程。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认飞itueyv.ealifomia)‘
此案发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因触 犯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义犯罪法》，被指控犯宣传、教唆支持以犯罪为目的组 成的集会、团体而被判入狱。惠特尼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 义犯罪法》违宪，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释出狱。
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意见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团主义团体是以主张通 过罢工和破坏活动而达到工人掌管工厂，这种集团所实行的行动会危害到公众平与国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列。”因而维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见书中，一些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作出了一些细致的
析。布兰代斯大法官所发表的那份被后世称为成绩斐然的意见书中提到:“政 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的才能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理应具有审慎的 力，他们应该珍视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们还相信，发现和传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人们能够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没有言 与集会的自由，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们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袭，所以，公共讨论对公民来说是一项政治义务 是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惧会带来压抑，而压抑则会带来仇恨，仇恨则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全 稳定。社会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们有机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现行通过理性能够击败谬误。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使 法律来压制言论，避免直接将言论看作为是一种暴力。我们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为了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3 对于言论是否会产生明显的危害，布兰代斯大法官是这样理解的:“对于
主的政府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不能将言论中包含的潜藏的危 视作为现实和明显的危险，”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政府当局应 信仰自由，这是美国宪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论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许更 的言论。只有处于紧急状态下我们才能有理由压制言论，但是，美国人民总是 够通过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紧急状态，来质疑那些企图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来，用来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惩治违法行为，非剥夺言论自由。‘
虽然，惠特尼最终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但是，这份意见书中所称的理由却
后来的相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兰登伯格诉 亥俄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对性质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笔v.Ohio)此案发生于1969年，被告布兰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党(Ku心uxKlan)的一个首领，该党成员在辛辛那提市郊一个农场里举行 集会，并将集会内容拍摄下来通过电视媒体播放。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机枪和熊熊 燃烧的十字架。布兰登伯格在电视中辱骂黑人和犹太人，并且还扬言“我们不属 于报复性组织，不过，如果我们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种人的话，我们就将采取某些报复性的行动。”‘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违反了《组织犯罪防 治法》，判处布兰登伯格10年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于是，布兰登伯格以《组 织犯罪防治法》违宪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969年6月9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俄亥俄州此项法律违宪，推翻
了州立法院对于勃兰登伯格的判决。裁决书指出:“宪法保证言论自由，除非言 论宣传的目的是能够立即引起非法行为的煽动，或者以产生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 标，否则，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惩罚任何主张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论。”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是否应该允许所谓的具有危险 性的颠覆性言论的发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政府不得对言论的内容 进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险的元素。但是，除非这种言论的目的是能够立即 引起非法行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标，否则，公民的言论就不应该受到 限制。结语
言论自由是一个较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但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少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讨论。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合 的，能够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也许，我们只能诉求于政治哲学，诉求于伦理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
为适用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密尔顿、克到密尔，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 辩护。他们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属于人们生来就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任 个人或者政府都无权侵犯，他们也告诉我们，言论自由能够维护真理，只有允 各种言论都能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允许各种言论都能被自由地讨论，真理才能 以出现。似乎，言论自由应该得到绝对的保护。不过，密尔也说到，并非所有 言论都可以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如果言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话 比如说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或者诬蔑性的方式来表达，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告诉我们，密尔的这种说法会导致言论自由原则的自我 解。密尔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言论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我们要对此保持中立 只有当一种言论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 时，我们才能对这种言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我们干预的其实是一种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种行为的言论。后来的法律界也逐渐将密尔的这种观点作为 案的依据，但是，事实上，要对言论内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种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许，这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却会说，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言论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们对言论内容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允许一群纳粹 义者到犹太人聚集地举行游行示威，大肆宣传反犹口号，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过，我们是否考虑到了犹太人的感受了呢?这种情感上的伤害是否能 作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呢?淫秽作品亦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对于淫秽作品 们拥有不选择它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它被自由发表，但是，也有人会 出这是一种对妇女地位的损害，会间接地对某些种群的人造成一种伤害。这些，都让我们对该在何种程度上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产生了困惑。
当然，现实总非完美，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限度等问题的讨论势必还将继 续，或许这也正是这一问题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这问题作出一 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人们会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慢慢得到一 个共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越来越少。未来应该是美好的。
第三篇：论自由
本书共五章，探讨自由的含义，论证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发展、社会权威的限度等问题，其主要意义在于阐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之间的界限。他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个性发展，并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密尔在论证自由主义的观点时，出发点是功利，其自由学说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密尔认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全书近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书中写道：“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进行素质教育，就是因为那些只会死读书，会考试的学生并不一定能创造出多大的社会价值，老师教，学生学，确实传输了知识，但是一味地听老师讲而自己不思考的学生实际上是用老师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思想自由，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于老师教的范围内，根本没有一点创新能力。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词，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只有思想走远了，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多人都认为迷信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一竿子打倒一批人，虽然说不存在什么菩萨或佛祖听到你的祷告就来帮你，但是这却能在心理上给予人积极的暗示。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报道，一个老爷爷建了一个像椰子一样的东西，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却觉得这是个能驱邪避魔的玩意，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以前的一些老毛病真的没有犯了，最后那个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其实就是牛吃草后 残留的废物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硬壳。
与思想自由相配套的，是言论自由
任何一个人或人类团体，从最伟大的政治家、宗教领袖，到某一个集团、阶级、党派、社群直至国家、社会都不可能一贯正确人的认识能力毕竟存在有限性而且每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也不应该抹杀少数意见的存在。那样的话，人类就丧失了一次获取正确意见的机会。不是有句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当然，最大限度的倡导思想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必须为公众的自由设定一个围拦，即不允许他假借思想自由而恶意攻击他人、攻击社会。
把自己说的快乐建立在别人听的痛苦上肯定是不对的。
自由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个性，密尔认为在并非根本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该张扬，这是可取的。而且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书中写道：“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
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去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和创造新的事物
个性一词在现时代已经非常明确，张扬个性成为新一代的时髦，反对个性压制自然是青少年们的必然要求。密尔认为，虽然能进行首创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为了他们，我们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即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他们有个性。凡是首创性的人，往往都有极强的个性，同社会格格不入，在别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发现，正是他们首先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们模仿他们，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进行的。评价
我想每本书的存在都有其价值，我们不能一味的去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则也就是犯了激进主义了。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再加上个人对同一事物看法的不同，因此对同一本书的评价也就不同了。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在追求它，历代思想家在关注它，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并且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第四篇：论自由
《论自由》
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很多人都为之奋斗，流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有一项规定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可以想象出来，法国人民在听到《人权宣言》的宣读的时候是多么的情绪高涨，多么的激动。毫无疑问，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解脱，是一种称得上的“自由”的解放。自由女神像，一个多么美好的象征；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不知多少人被他所迷倒，似乎我们都成为了自由的奴隶。
一、自由的含义：
自由是指一个人在相应规则下,自身行动可达到的范围。第一.自由的权利与能力相关，自由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生而拥有的.；第二，自由的约束是建立在权利之下的。最原始的自由即纯粹暴力式的自由,完全遵照丛林法则,此时自由的参照规则即纯粹的力量对比。最初的自由,在经过一定发展后,进化为群体规则下的自由,目前人类的自由亦处在这个广泛范围下。群体规则下的自由可以使种群得到更好的发展。每个群体中自由的规则根据群体的习性,力量,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进化出不同的自由规则。在群体规则下的自由,最大权利应当属于群体规则,群体中任何违反此规则的个体都会受到群体性的惩罚。
二、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正好像数学的大厦是由0和1来组成的，而自由的大厦是由法律来构建的，任何脱离法律的自由，都不叫自由。绝对的自由只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 河水是自由，因为它形式活跃，不拘一格，热烈奔放，永远有使不完的活力；而河堤是纪律，以它特有的形式和特殊的使命，规范着水的行为。河水能用于水力发电、灌溉良田，滋润着千里沃野，哺育着万千生灵，在河岸的限制下不至于让水溢出，这就是纪律和自由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带来的好处，但如果河水放任自由，比如洪水，它就会泛滥成灾．使良田被毁，房子倒塌，牲畜淹死，交通中断，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就是自由超出了纪律的界限，成了绝对的自由，结果带来的就只有危害。所以只有建立规则并遵守规则正是为了保障我们自由的兑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具有两重性：不自由是必然的，自由是相对的。
（一）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
强制性，但没有这种强制性，自由也就无法实现。试想如果每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么学习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个人的自由保障还能得到保障吗？当然，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自由只有在纪律的框架内，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纪律只是约束违反纪律的人和行为，只要不违反纪律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自由。
要想充分的享有自由，那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里。法律、制度、纪律就是自由的条件和范围。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纪律是维护自由的保证，就整个社会而言，纪律是社会秩序的“守护神”。如在市区平坦的马路上行走，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人人都想闯红灯，整个交通就会陷入混乱和瘫痪。纪律是一个团队生存和作战的保障，没有了纪律，这个团队就会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没有前进的方向。纪律，是团队文化的精髓，团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称其为团队。每个团队建立之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指定明确的纪律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团队是人的组合，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团队，却要力求避免这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步调一致，所以纪律的约束不能缺少。
同时，纪律也保障自由和创造。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我们同样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范、法律。只有遵守这些规范和法律，社会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证。
（二）纪律与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只有在遵守法律、制度等纪律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也就无从谈自由了。
2、当然如果世上没有了法律等纪律的约束，人们就会为所欲为，自然就会受到破坏、疾病到处蔓延，人类就会走向毁灭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国家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危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的人却为了不劳而获而一次次盗窃抢劫。正如哲人所言，绝对的自由，就是将你变成行尸走肉的另一种地狱。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拥有充分的人生自由，但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自由，是知道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所以，人生要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真正的自由，是在法律和纪律许可范围内行使权利的自由。
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都需要纪律、需要约束、需要规则；在纪律的环境中，团队活动会更有秩序，更加高效；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纪律，并为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承担责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由属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纪律也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我们强调遵守纪律，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片面追求无约束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必然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利益，从而他自己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在纪律约束下，才能充分获得自由”。
（二）遵守纪律贵在自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遵守和维护纪律，具体就做到“三个一样”.。一是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必须明确，不是领导要我遵守纪律，而是我应遵守纪律。二是校内校外一个样，在校内能够遵守纪律，但在校外一样能够遵守社会上的纪律，更不能做违反乱纪是事情而影响我们的形象。三是有没有人监督一个样。当集体行动时，大家往往守纪意识比较强，遵守纪律比较容易些，而单独执行任务就不一样，周围没有领导和同志的监督，完全靠自己约束自己，更需要增强守纪的自觉性发扬“慎独”精神。<晏子春秋＞中有句话说：“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意思是说，独自一个人行走不会为自己的身影感到羞愧；独自一个人起居不会为自己的生活享用感到羞愧，形容行为端正的人，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能问心无愧。
第五篇：论自由
讲稿
《论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已经从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开始过渡到开放现代社会，正在向民主自由演进或是构建中。中国处于一个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非常类似于西方的十七、十八世纪。密尔的《论自由》，对于当今的中国，不仅是历史之作，更是现代之作，不仅是学问之作，更是思想之作，因为，他提出的群己权界，和当代中国社会密切相关。
谈《论自由》，我主要是提取或是直接摘抄文中的观点，当然，都是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或是符合我观点的论据。我也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自由，我觉得不仅是精神的粮食，更是生活的善。中国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也不能少了自由。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的氛围，过于的强大，它的舆论压力也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自由，首先能使人们思想开化，其次，能个性发展，最后，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和国家强大的因素。
在《论自由》开篇中，作者首先明确表达了他要论述的不是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是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能合法施加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论自由》又被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从学术本土化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更加的符合《论自由》的宗旨，也就是社会权威和个人之间的限度在何总程度上。宗旨
社会权威为何要给个人的自由让出一席之地？作者是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社会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认为自由不仅有利于人民大众，而且也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过去的自由，主要是和统治者斗争，因为统治者总是和人民大众相对立，所以自由也就成了防备统治者的暴政。而在他的时代，随着平民政党的到来，国民需要的是统治者与人民合二为一，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应该和人民大众的相一致，国民无需防范自身的意志，因为人类是不会对自身自虐的。然而，“行使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施对象的人民并不是总是同一的；所谓的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个人自己治理的政府，而是受其他人所治理的政府。”1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果，整体中的多数代表了整体的全部，形成了多数暴政，多数也会压迫少数，少数不得不承受多数的意志，民主的自由就失去了意义。这是另外一种暴政，是需要防范的祸患，也是需要给社会和个人划清界限的一个理由。
多数的暴政并不亚于君主的暴政，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即是多数的力量完全操控整体构成中的个别时，暴政的实施就不需要再借助政治的力量，林林总总的措施和手段，会扼杀个别的力量。因此，优势意见和大众的情感会深入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细节，对社会的影响巨大而不易发现，这束缚了个性的发展，最终也会给社会带来恶果。作者在书中提到，西方社会走在世界的前沿，例子之一就是西方社会比东方更加的自由，促成了社会的发展。《论自由》这本书目的是力主一条非常简明的原则，若社会以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预个人事务，不论是采取法律惩罚的有形暴力，还是无形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遵从意义原则。这条 1 梦凡礼译穆勒《论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章 引论，第4页 原则就是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是出自个人还是出
2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自我保障不受伤害。这个原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干涉他人事物，另外就是不能为了他人而干涉别人事物。不能主观认为自己的干涉行为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幸福，就以此为理由，强迫别人。劝诫和告知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成为强迫，要想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要求被禁止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伤害，否则，一切不能成为理由。
两个例外，意识未成熟的人可以干涉他们的行为，另外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社会可以强迫他去干涉。理由是未有健全的意识能力，不能判断自身的利益和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出庭作证，为共同的利益抵御外敌作战等等，这些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必须尽到的义务。一个人如果没有做，社会可以要求强行要他做。当然，每个行为都可能间接伤害到别人，要是这成为干涉的理由，那谈论自由的界限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自由的限度范围应该是3：
一、人类内在的意识自由：它要求广义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感情自由。包括宗教、道德、思想
二、品味和志趣自由：自已根据自己的特性规划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承担一切后果;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及他人就不受人们干涉，即是在他人看来我们所行的是愚蠢的、乖张的或是错误的。
三、个人的结社自由：人们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任何目的下自由联合。一个社会尊重了这些自由，自己朝着认为善的方向发展，不想着伤害别人，那么这个社会在容忍别人的时候，也为别人容忍自己创下了可能。通过这样界限自由，每个人都能尽可能多地取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思想言论自由
正如，中国的网络反腐一样，被网络曝光的，几乎都一律查处，收到的效果不错。信息公开已经是防范腐败或暴虐政府的手段，允许说话，允许说真话，说真话没事，不说真话有事，那么这个社会的的腐败将会大大降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工具而已。因此不论是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允许民众讨论。政策是民众讨论的结果，而不是指示，命令的传达，精神领会，而是允许反思，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要是一个政府禁止说真话，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就在于，它是对当代人包括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更大。4要是剥夺了正确的意见，那么就失去了改正过错的机会，让错误延续，要是被剥夺的是错误的，那么损失也不会小，原因是以后没有人再愿意给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对问题本身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允许言论的自由，是对意见本身的一种善。
言论自由不可怕。苏格拉底被处死了，但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却如日中天，基督徒被投身狮嘴，但基督徒的教堂长得如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被处死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中国站起来了。因此我们的社会不宽容，并没有杀死一个人，也没有根除各种意见，只不过使人掩盖自己的意见，或令其不敢努力去积极传布而已。5异端意见得不到公平和彻底的讨论，本来就经 23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13页，内容有删减 4 同上，第二章《论思想言论自由》，第18页 5 同上34页 不起讨论的异端思想，虽然被阻止了，但却因为没有认识到其荒缪，因此不会灭绝。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异端者，还有那些害怕异端者，因为惧怕，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发展，他们的精神不可能有大的提高。
言论自由的好处。首先，即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导致沉默，但其实未必我们不知道其中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言论自由，那就是承认真理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其次，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可能有正确的部分，加之难得有完全正确的真理，通过反面的意见，碰撞，能看到不足之处。再次，就算公认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全部是真理，也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质疑，才能让大家信服，知其所以然。
自由是幸福
如果一个人将自身生活计划，委托给社会或是圈子里的人，那么他不需要任何的的能力，只要拥有猿猴一样的模仿能力就可以了，那人的智慧还有什么意义呢。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可言，社会没有生机活力。一个有个性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看，用推理和判断力去预见，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是做一个千人一面的人，还是一个朝着自己认为合适自己的方向发展。人不应该是像建筑一样被建构，不是一部按照一定模型组建起来，并被设定去精确完成任务的过程，人是一棵树，需要朝各个方向去发展和成长。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和激情不是出自于自己，毫无个性可言，和一台机器有什么区别呢。要是一个人欲望和激情完全出自于自己，并受自己坚定意志的控制，那么这个人就有了旺盛的活力的个性，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天性表现。
多数情况下，人的嗜好是从俗的。心灵总是向束缚低头，乃至寻乐自娱，我们在做选择时，首先要看别人的选择，也就是要跟随大众。即是某些自认为有选择的人，也是在诸多人的选择之间选择；特立独行的，反常的行为，多数敬而远之，逃之夭夭。要是每个人的天性都要得到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有相应的社会宽容，制度保障，就是要每个人不能任意去干涉别人的生活，不能施加影响。无论任何时代，个性得到发展的程度是否宽广，都是后世对其艳羡或是鄙夷的标准。只要个性在其下还能生存，即便是专制也没有产生它最坏的恶果，而凡是摧毁个性发展的，却都可以称之为暴政，无论它以什么明目出现，不论他宣布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6
个性和发展是一回事。作者认为，天才的产生需要有适合生存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在的呼吸。既然是天才，就拥有一般人没有的特别之处，因为唯有个性的不同，才会有不同的奇迹出现。社会的智力是正态分布的，智力特别好的人和特别不好的人，总是少数，多数是平庸的智慧，因此，要是按照多数的标准来规范社会，要求社会的性格。那么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平庸的群体，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也不会被人们发现利用。总而言之，自由不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社会的善。限度
如果社会和个人都有各自重要的事情和职责的话，那么社会就应该只管需要而且必须管的事，个人只管关系自己利害的事情，属于社会的，就属于社会，属于个人的，就不该受到社会的干涉。
不管社会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还是建立在妥协之上的，既然个人从社会那里获得了一些利益，比如保护、安全，那么个人就有必要对社会做出一些回报。6 同上，第三章《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第74页 这个回报包括：
一、不得损害彼此的利益，不得损害法律和公众默认的利益。
二、为保护整个社会的有序存在，每个人都有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义务。
社会对个人的保证：一个人的利益进利害自身，而不关切他人，他们就不应该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约束而行动自由，并且自得其乐，或是自食其果；社会最多只能为他人的好，而进行劝诫，但绝不能强迫。
政治哲学讲稿
《论自由》
姓名：杨福涛 学号：201111022918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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