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适用

第一篇：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适用

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适用

追缴或责令退赔是国家司法机关针对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或因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的财产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依职权对该违法所得或被侵害的财产的一种处理方式。是刑法保护和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积极的手段和措施，具有浓重的职权色彩。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予以返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追缴或责令退赔，这是法律规定的对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或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物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也因此，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将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或责令犯罪分子退赔作为刑事判决的一项内容，当犯罪分子不能主动履行该义务时，即可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也可根据这一判决内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就如何适用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规定却产生了诸多分歧。案例：

被告人黄某因犯诈骗罪于2010年12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5万元，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继续追缴被告人非法所得，返还给被害人刘某”。现被告人在监狱服刑。但被害人刘某被诈骗的11万元未追回。后刘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刘某的起诉。法院同时告知其应通过刑事追赃程序救济权利。但刘某申请法院执行刑事判决“继续追缴”内容，却迟迟不能得到任何回应。围绕刑事法律规定的追缴或责令退赔如何适用存在着几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被害人可以根据判决申请执行，有人认为不能直接申请执行，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甚至还有人认为在刑事判决中不能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内容，等等。究竟该如何适用刑法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规定，本文就此试做分析。

一、刑事判决书中能否判决追缴、责令退赔的内容

实践中有人认为，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同于罚金和没收财产，追缴或责令退赔不是刑罚，因此，在判决的主文中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内容没有法律依据，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认为，追缴或责令退赔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种处理方式，这种处理在侦查、审判程序中均可以适用，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宜在事实部分说明违法所得的财物的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已查明违法所得做出处理认定。

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存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刑法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既然规定应当对违法所得进行追缴或责令退赔，那么，这样的规定如何落实其实就只是技术问题而已，至于是在判决主文中表述还是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进行认定处理，主要还是由判决前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追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也退赔了被害人的损失，那么，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进行认定处理即可。而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在判决之前，追缴或退赔的情况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如果在判决之前没有追缴到或没有退赔被害人，那么，不仅在量刑情节上没有考虑，而且，其违法所得还是要追缴的（不能豁免），被害人的损失仍然要退赔。这个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刑事判决生效后，对违法所得的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的实际执行问题，即对其违法所得要继续追缴，对被害人的损失要责令退赔。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已查明被告人有违法所得，也有明确的被害人，但被告人就是不承认这些违法所得在哪里或干什么用了，也不退赔。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怎么办？当然不能因此就不定罪不处罚，也不能因此就放任被告人长期非法占有这些违法所得，如此，当然要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而要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那么在判决主文中一并予以判决才明确、具体、可执行，否则在进入追缴执行程序时，又会因没有追缴的具体的确定的内容而产生争议，因此，在刑事判决的主文中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内容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二款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从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逻辑关系来看，应是将“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否则，可以直接规定为选择项，如“人民法院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时，刑事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就更应该在刑事判决的主文中予以确定，否则就会影响被害人之后可能的民事诉讼提起。当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前置条件规定，可能是基于刑法强制修复被破坏的这会关系的需要，同时，考虑到这样的侵财案件往往涉及的被害人较多，比如诈骗案件等，如果都撇开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救济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样不仅效率很低，也会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而两种程序的结果和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法律规定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刑事救济要严格执行。

综上，如果仅认为追缴或责令退赔不是刑罚就否定判决的必要性的理由的确是不充分的，也与现有法律规定及立法本意相悖。

二、刑事判决中追缴或责令退赔如何执行

基于刑事判决中存在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必要性问题已经解决，那生效判决的追缴或责令退赔如何执行呢？实践中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追缴或责令退赔应由人民法院执行，其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而刑事判决中的“追缴或责令退赔”内容显然针对的是财产而言，依此规定，追缴或责令退赔应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就刑事追缴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其执行对象就是赃款（违法所得），而赃款并不是人民法院执行的对象，因此，被害人要想使其损失能得到有效弥补，只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称执行解释）第2条的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反对者认为，依此规定，刑事追缴判决有别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不在执行依据范围，故被害人不可申请法院执行，但被害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进行权利救济。

考察反对申请法院执行的人的观点可以发现，其反对的不是说被害人的利益不要保护，而是认为不能以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手段进行保护，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规定法院应追缴或责令退赔，这是很明确的，而且，通常情况下，追缴程序的启动是法院依职权的行为，至于追缴所得到的财产是上缴国家还是先用来返还或退给被害人，按照刑法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应先返还给被害人的，可见将追缴所得的财物返还给被害人也是被害人权利得以救济的一种方式。从本意来说，追缴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的程序，是不需要被害人申请的，只要有违法所得均应予以追缴，被害人可以从追缴所得中得到返还给自己的合法财产，而司法实践中，为什么反而出现被害人申请了仍不能追缴呢？这可能与履行职责意识有关，也可能与财产线索缺乏有关。如果是因为不知道被追缴的财产在哪儿而追缴不到，这与民事执行中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是一样的情况，就算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样会面临查找财产的问题，所以执行困难不能成为被害人不能申请的理由（本来是不需要被害人申请追缴而应由法院主动追缴，被害人申请追缴不仅可以监督法院履行职责，而且既然判决以追缴所得返还给被害人，那么追缴行为就与被害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被害人要求追缴当然符合法律规定），更不能成为让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借口；

其次，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破坏的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社会关系中，当然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此时，被害人的角色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其利益是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因此，法律规定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的救济也是理所当然的，追缴或责令退赔体现的是刑法严厉的强制力和高效率，目的是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这是刑事保护与民事权利救济手段上的不同。在这里，民事上的救济是作为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补充，而不是对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可执行性的否定；

再次，违法所得是追缴的对象，也可以用来返还被害人，但责令退赔的财产不一定仅限于违法所得，当犯罪分子非法处置了被害人的财物时，返还或是追缴原物已不可能，那么又如何退赔呢，当然是责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退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这里的不能弥补的损失是包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物，而造成的超出被占有、处置的财物的原本价值的，这个超出部分的损失不属于刑事范围，刑事责令或追缴是不宜直接认定的，所以刑事中是不能对该超出部分直接责令退赔的，也因此赋予被害人民事上的救济权。说到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当被害人被侵害的财产是以货币形式表现时，因货币属于一般种类物，是不能区分那些是被害人的，哪些又是犯罪分子本人的，因此，在这种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区分是违法所得还是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直接以查明的违法所得数额为准进行追缴即可。可见，追缴或责令退赔与民事诉讼在权力救济上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最后，执行解释第2条第（6）项有个兜底条款，表明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书也是可执行的，如果认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够具体而非得在 7 执行解释里找到执行依据的话，这个条款就可以作为执行依据，而且这样理解执行解释才能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否则，执行解释就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何具体执行，因没有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特别执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但如果正确的理解了法律的本意，依据现有的执行规范还是可以操作的。如果反对者认为不能直接申请执行但又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然后依据民事判决申请执行，这其实是绕了圈又回来了，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刑事判决中的财产内容的由法院执行。至于如何执行，在现有的依据中，完全可以依照通常的民事执行模式进行，这样不仅符合法律本意，也可避免依照刑事判决再做一份民事判决（因为两者查明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而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被害人的诉累。

基于上述分析，当被告人不主动履行义务时，认为被害人不能申请法院执行责令退赔的判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亦与立法本意相悖，实不可取。

第二篇：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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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如何执行

法律保障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违反刑法的个人或集体是需要依法接受相应的刑事处罚的。而我国刑事处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当受到了刑事处罚，对于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应该如何执行呢?下面，金昌律师带大家了解一下。

一、刑事案件中处理的涉案财物的种类

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财物，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提法是“赃款赃物”，而我国《刑法》中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主要体现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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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犯罪分子违法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一条文中提及的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财物有：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罚金。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可能是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或违禁品或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这两者之一，也可能都不是，如非法经营、非法行医的犯罪违法所得就是此种情况。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是赃物赃款，行贿人打算用于行贿的财物往往也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甚至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工具等也可以说是赃款赃物。究竟何为赃款赃物?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规定，只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而这里的赃款赃物还是根据判决书所作的认定，因此，其认定主体既可以是公安机关，也可以是检察机关、法院，而对于人民法院的审理具有意义的刑事案件涉案财物主要是刑法第六十四条提到的这几类。因此，笔者认为，赃款赃物的特征在其赃性，它仅仅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没有必要作明确的限制。

二、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所得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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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相关财物的处理有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上缴国库这几种方式。

1、追缴

对于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所得尚存的情况，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就应当随时予以追缴，这既是为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因为原物也是证据，也是为保障审判结果的顺利实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应当追缴。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违法所得是物的，应当追缴原物，若非原物，则不宜追缴。即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物应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如前所述，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具有证据作用，应当是原物。

第二，对于违法所得的钱款，应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学界存在争论。笔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般等价物，特点就是流通性和统一性，因此违法所得的货币不是特定物，而是种类物，只要有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且犯罪分子有钱款可以执行的，都应当追缴。

2、责令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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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原物及款项无法追缴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应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无法追缴指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原物灭失或丧失原有价值。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物，原物灭失的情况下，本着犯罪分子不应从犯罪中获利的原则，应责令其按原物的价值赔偿相应的钱款。关于原物的价值，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五条第五项中规定，对于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无法追缴或是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被盗物品的价值，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再按相关的核价方法确定。这里要求失主、证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且提出有效凭证，然而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被告人不清楚自己盗窃的物品的特征，无法与失主的陈述相印证，而失主又提供不出有效凭证，则无法确定被窃物品的价值，此种情况下，被盗物品不应计入犯罪分子盗窃数额，也不应要求其作退赔。

第二，原物尚存，但具有不可追及性的，即原物因第三人的善意取得而不具有追及性。善意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其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后，若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则即时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我国刑法上对于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的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未作规定，因此许多学者根据我国传统的民法及刑法理念认为，法律禁止赃物流通，因而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不适用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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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之所以被认为是赃物，是因其取得方式及占有主体，是犯罪分子以犯罪手段获取的，其在犯罪分子手中当然具有赃性，但是若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对价从犯罪分子处受让，此物在该第三人手中，则不再具有赃性。另一方面，担心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会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或是不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也是不必要的。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可以通过责令犯罪分子退赔而实现，而同样重要的是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也得到了尊重;善意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完全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受让财产，本身就是符合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也就谈不上破坏社会秩序了。

第三，犯罪分子违法所得是钱款的，无可追缴的钱款。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没有可追缴的钱款，责令退赔也是空谈，没有意义。笔者认为不然。首先，根据犯罪分子不应从犯罪中获利的原则，犯罪分子违法获得了钱款，就应当退赔，这是原则，即使是宣告，也应表明一种态度。其次，没有可追缴的钱款，未必是犯罪分子真的没有钱款可供退赔，如犯罪分子可能是将通过违法所得的款项转移到自己国外秘密的帐户中，或是转到他人的名义下，此种情况下，犯罪分子仍是有能力退赔的。

退赔的主体，应是具有违法所得的犯罪分子，退赔的客体应是通过被起诉的犯罪行为所获得的非法所得，共同犯罪中，共犯人应对共犯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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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行为所获得的非法所得承担连带退赔责任。这里有一个常见的案件类型，盗窃及掩饰、隐藏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犯罪分子常常被一同起诉，然而他们并非共同犯罪，对于退赔，他们并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收赃者已经将所收赃物以正常交易的状态转卖，盗窃罪的犯罪分子应对其所窃物品承担退赔责任，收赃罪的犯罪分子则只对收赃后再转卖后的非法所得承担退赔责任;若收赃者收赃后还未转卖，则因收赃者不具有善意第三人的性质对该赃物应作为盗窃者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而非作为收赃者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3、返还被害人或没收、上缴国库

对于追缴、责令退赔的财物，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且可以返还被害人的情况下，应当返还被害人;在无被害人或虽有被害人但无法返还被害人，或者是违禁品或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情况下，则予以没收后上缴国库。这里应注意以下几点：

1、无法返还被害人的情形，主要有被害人无法联系到，或者被害人明确表示放弃退赔财产所有权或被害单位已经不存在也无财产继承单位等情况。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被害人因路途遥远不便到案件受理机关所在地接受返还的情况，笔者认为，应采取灵活的方法，如由被害人传真有效身份证明文件、银行帐户号码，由退赔执行机关将款项直接打入被害人银行帐户，一方面真正做到了为民服务，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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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办案机关财务处理。而对于真正无法返还的情况，也应及时做出明确的财务处理。

2、有权决定的主体。笔者认为，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哪些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应返还被害人，哪些应没收后上缴国库，且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追缴、责令退赔是所有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也是其义务，其目的，如上文所述，是为了保障审判程序的顺利进行及审判结果的实现。而司法实践中，未经审判，侦查机关就将追缴的财物发还被害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使得一方面这些款物没有发挥其证据效用，另一方面使人民法院的判决受掣肘，为了使判决不与侦查机关的处理相矛盾，必须对侦查机关的处理予以认可，而侦查机关对于非法所得的认定却未必是正确的。因此，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处理决定应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明确，然后由其他办案机关根据判决内容处理。

3、对于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中，追缴、责令退赔的行为人违法所得应如何处理是否应由法院作出裁定?我国司法实务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但有学者提出应该由法院来做决定，笔者以为不妥，理由是案件既然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相关财物也就不应该由法院决定处理，而应由案件受理机关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来根据整个案件处理情况决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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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赢了网小编的整理，相信大家明白了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应该如何执行，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可以请求返还，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希望上述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若您还有别的法律问题，欢迎咨询赢了网的在线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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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及适用的汇报(城管)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及适用的汇报(城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针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作出的要求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危害后果、恢复原状的处理决定。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如何界

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存在争议。本文试结合城管行政执法对该问题作一探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分析目前城市行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涉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可归纳为以下两种形式：形式一，作为与行政处罚相并列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相结合或独立适用。例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再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格证书……”等等。形式二，作为对工程建设方面严重违法行为的一种独立的处理决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笔者认为，第一种形式属于行政命令。其立法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此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具有明显的命令性和强制性，是一种决意行为，也不是物理行为且不具备惩戒性和制裁性。其目的基本上限于使违法行为人即时停止违法状态。主要适用于不需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或者实施行政处罚时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而是行政命令。第二种形式则属于行政处罚的一个特别种类。其立法依据在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种形式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主要针对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终局性的处理决定，其履行内容、履行后果和代价具有明显的惩戒性。由于建设行为自身的不可逆性及推倒重建的巨大代价，对一个违法建筑而言，限期拆除与罚款保留（即补办手续并处罚款）相比无疑更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可以说是一种“极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将其作为对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设行为的制裁。而对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则只需责令限期改正（此处责令改正属于行政命令包括：补办手续和局部拆除），并处罚款。

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适用现状及建议目前，在执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各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意见不一，因此，对其适用也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几种：1.作出处罚所引用的实体法的具体罚则无责令改正内容的，有的行政机关在处罚依据一栏写上《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并在处罚结果之前写上责令改正字样。如：根据《杭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以下处罚：罚款人民币叁仟元。还有的行政机关分开罗列，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杭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处罚如下：1.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叁仟元。2.作出处罚决定所引用的实体法的具体罚则条款有责令改正内容的，在处罚依据一栏不再写《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直接将责令改正命令与处罚决定的内容合并下达，并用序号罗列。如：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作出处罚如下：1.责令纠正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贰佰元。3.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无论引用哪部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均不考虑责令改正命令的下达。即在处罚决定书中不下达责令改正命令，也不单独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笔者认为以上操作方式均不妥，首先，以上例子中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均不是行政处罚因而不应该写在处罚内容中，其次，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无须适用程序法的规定，因此在处罚决定书中引用《行政处罚法》作为处罚的依据不妥。第三，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应区别对待，其适用更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各行政机关对查实的违法行为，需立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应使用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形式将改正的方式及须达到的要求加以说明，但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可当场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在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中注明改正要求。2.法律法规规定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或者

需要调查取证后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的，可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注明，应与具体的罚种区别开来，无论所引用的实体法是否有责令改正字样，都无需写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字样。如：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罚款人民币贰佰元。不能写成：“处罚如下：1.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贰佰元。”3.法律法规规定以不履行改正行为作为处罚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单独签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4.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命令发出后，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应加强后续监管，包括对改正过程的监督和改正结果的检查和取证。同时可采取暂扣违法物品或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等行政强制措施加以保障。5.如果当事人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按要求改正了违法行为，则应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记录和反映。

比如：改正后的照片或者现场检查笔录。如当事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可将其作为作出具体处罚的情节加以考虑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注明，如有需要可在决定书中再次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6.如果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决定合并在一个执法文书中下达，则执行时应将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为结案的条件之一，而不仅仅是处罚内容的执行。7.对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本身就是行政处罚内容的，在处罚决定书中不再重复书写。

第四篇：浅析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适用

浅析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适用

（XXX）

《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等罚则设定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配套法规、规章也设定了诸多按照上述条款处理的罚则，可见，涉药行政处罚理论上应当经常涉及停产停业整顿。但在实践中，却很少出现适用停产停业整顿处罚的具体案例。笔者认为，并非大量的涉药违法行为都不构成停产停业整顿的情节，而是执法部门出于诸多不确定因素有意回避或者忽视了对该罚种的适用。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法律法规体系对停产停业整顿的解释、适用标准、执行等存在不完善之处，使得执法人员在适用停产停业整顿这一罚种时易出现问题。

一、适用标准有待明确

以《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为例，对生产销售劣药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吊销许可证。《药品管理法释义》将“情节严重”解释为“制售劣药屡教不改、获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等”情形，然而这样的解释过于原则，可执行性不强。

（一）需要明确屡教不改的标准。所谓屡教不改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两次、三次，也可以理解为八次、十次，这给予了执法部门过大的理解空间和选择权。“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涉及听证，属于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过于滥用可能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该用而不用又会使违法者逃脱应有的惩罚。因此，用与不用必须有严格的标准。在没有明确法律解释的前提下，笔者建议权威部门可以借鉴《刑法》中累犯的概念，统一“屡教不改”的适用标准：即前

提是违法者存在过错或过失，在一定时间段内制售劣药达到一定次数就构成“屡教不改”。

（二）需要明确数额较大的标准。一般理解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数额达到“重大案件”标准，并应当实施听证的情形。但如果按此标准，违法所得达到听证标准的案件都必须实施停产停业整顿处罚，显然不现实。由于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对此未作出明确解释，执法实践中很多违法所得数额相对较大的案例都未受到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对此，笔者建议权威部门应当明确“获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原则性适用标准，再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地方实际进行细化，防止法律设定的罚种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二、适用幅度有待规范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是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同时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而实践中执法人员对该罚种的适用幅度最易产生异议。

（一）停产停业整顿的期限问题，即“停多久”。一般来说，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都会附相应的期限，但法律法规未对该罚种规定明确的期限范围，理论上说，停1小时没有问题，停1年同样合法。实践证明，自由裁量余地过大必然导致执法规范性差，甚至造成权力滥用，因此有必要加以规范。当然，要对停产停业整顿期限作完全刚性规定显然不切合实际，执法部门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合理确定期限。笔者认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是一种手段，使受处罚人承受最小损失是原则，督促其守法生产经营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停多久”，主要取决于其达到该合法状态所需要的时间，在合理期限内达到了合法状态，就可以恢复生产经营。

（二）停产停业整顿的范围问题，即“怎么停”。举例来说，××医院使用劣药情节严重，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如果不附具体范围，那么“停”的对象显然是被处罚人“××医院”整体。事实上，医院除了药剂业务，同时进行诊疗活动，也必然存在住院病人或急救的病人，整个医院停业整顿显然行不通；同样对于目前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其可能同时生产经营保健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如果多次违反GSP、GMP，是全面叫停还是有针对性附内容的停，这点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停”的范围首先必须在药品监管部门管理职能范围之内，即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范围之内，如果因涉药违法行为而停止整个医疗机构合法诊疗活动，显然有越俎代庖之嫌。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根据职权范围和具体违法程度，合理选择“全面停”、停一个药房、一个制剂室、一个车间、一条生产线或一项业务等，而不是一概全盘叫停。

三、可执行性有待加强

执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被处罚人拒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处罚的情形，药品监管部门对此束手无策，行政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也因此受到极大挑战。

（一）行政手段相对缺乏。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赋予了执法部门查封扣押违法物品的权限，但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场所没有查封权，对处罚决定也没有强制执行权，一旦被处罚人拒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案件的执行和结案也随之出现问题。既然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不用承担法律后果，被处罚人必然有恃无恐，行政执法权威也荡然无存。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中明确了执法部门有权查封从事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在被处罚人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处罚的情形下，完全可以查封其违法生产经营场所，直至其履行处罚并达到合

法状态。笔者建议在《药品管理法》修订过程中可参考《食品安全法》的该条规定，明确赋予药品监管部门查封违法生产经营场所的权限，给予拒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处罚者应有的震慑。

（二）司法手段需要强化。执法部门对拒不履行停产停业整顿的行为没有强制措施，但是否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应当具有给付内容”。“给付”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如缴纳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显然不具有诉讼法意义上的给付内容，因此对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申请执行，多数法院不予受理。鉴于很多执法部门在是否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问题上处于尴尬境地，行政处罚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为此，笔者建议以司法解释或权威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让行政处罚决定得到司法强制执行的支持。

四、后续问题有待解决

（一）涉及停产停业整顿案件的结案标准。对于到何种程度或达到何种标准就算履行结案，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归纳为“程序说”，即受处罚人按照处罚决定内容停产停业整顿期限届满即算履行完毕。这种做法显然达不到教育改正的预期效果，如果据此结案，违法行为可能得不到有效纠正。另一种观点归纳为“效果说”，即当被处罚人达到某种合法状态即算履行完毕。这种观点同样存在问题，如因销售劣药情节严重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执法部门已经对涉案药品实施了没收，受处罚人没有实际可整顿改正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按照“效果说”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显然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程序与效果结合”的做法，在规定停产停业整顿期限届满的同时，必须恢复或达到预期的合法状态方可恢复生产经营，二者缺一

不可；对于已经没有可改正内容，但按照法律法规应当给予停产停业整顿处罚的，同样应当依法给予必要期限的停产停业整顿处罚，使违法者受到一定的财产损失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以示警戒。

（二）停产停业整顿期间产品和行为定性。被处罚人在停产停业期间擅自生产的产品如何定性，对其生产经营行为如何处理，实践中有人认为，对其行为应定性为无证生产经营，涉及的药品应当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予以没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与吊销许可证显然不同，是否属于无证生产经营，应当基于法定的行政许可。在法律法规对该行为和产品没有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药品监管部门不能擅自扩大对“无证生产经营”的解释，而是要加强对该产品的抽样检验力度，然后再根据抽验结果对其作出定性处理。

第五篇：涉外婚姻法律适用至探讨

浅谈涉外婚姻之法律适用

一、概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关系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各国婚姻家庭法律调整的重要对象。爱情和婚姻是没有国界的，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通婚和联姻的现象，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在内国境内或在外国境内，都可能产生外国人和内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相互之间的婚姻关系。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涉外婚姻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婚姻更多的反映了各国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特点。涉外婚姻是指一国公民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结婚和涉外离婚。在国际私法中婚姻家庭制度基本没有统一实体规范，主要靠各国冲突规范活统一冲突规范来调整。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在这个领域显的特别重要。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问题也多出现在这个领域。

婚姻具有私益性和公益性的双重特点，就私益性方面来说，人们的婚姻关系是以婚姻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点进而发展成为婚姻家庭的形式；就其公益性方面来说，每个婚姻关系都以某一社会整体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和影响。

二、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

婚姻成立，即结婚，指男女双方结成夫妻的法律行为，在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才能成立有效的婚姻。从各国的婚姻制度来看，婚姻的缔结须符合法定条件才可成立合法有效的婚姻，这些条件即结

婚的要件，可分为两种，一为形式要件，是关于婚姻成立方式的要求，即结婚双方及有关第三方(指婚姻机关)为成立合法有效的婚姻而必须履行的外部行为或必须经过的程序；一为实质要件，指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的或必须排除的条件，是结婚当事人不可不具备的要件。许多国家将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开，分别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1、实质要件：⑴适用婚姻举行地法：①“场所支配行为”原则；②既得权的保护；③关系到婚姻举行地的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④简便易行。⑵分别或重叠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结婚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⑶婚姻举行地法和当事人属人法的混合：考虑了不同情况下适用不同的准据法，或以婚姻举行地法为主，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属人法；或以属人法为主，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婚姻举行地法，比较灵活和切实可行。

2、形式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场所支配行为”原则

二、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

（一）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

离婚是对已经存在的合法婚姻的废止，也就是解除男女双方由结婚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行为。可见，离婚仅仅是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是单独之诉，而因离婚引起的有关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则不包括在离婚的法律适用范围内。

离婚的方式一般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协议离婚是指婚姻当事人双方自愿离异，并就离婚的后果问题达成一致协议，经有关部门

认可而解除婚姻关系，故又称两愿离婚。由于协议离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由此产生的实质性的法律冲突较少出现，一旦有法律冲突出现亦属于诉讼离婚的管辖范畴，故各国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协议离婚的内容鲜作规定，如瑞士、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古巴、秘鲁、美国大多数州、东欧一些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没有规定协议离婚制度。允许协议离婚的绝大多数国家法律都规定只要夫妻双方出于自愿并就财产分配以及子女的抚养问题达成协议就应当准予离婚，只不过有些国家还需要履行一定手续，如我国需办理离婚登记，领取离婚证，交回结婚证。并且，已经离异的夫妻事后如果就财产分配或子女的扶养问题产生争议诉诸法院解决，这时也不再是离婚事项的诉讼而已转变为一般民事诉讼。

（二）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主要制度

离婚问题包括离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离婚实质要件主要指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一方具备哪些条件可以申请离婚或批准离婚，即离婚的理由；离婚的形式要件指婚姻关系合法解除的方式，即离婚程序。由于离婚的效力问题中包括离婚判决生效的时间问题、离婚判决对有关夫妻身份的影响问题等以及离婚后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共同子女的监护等附属效果问题等等。各国对于这些问题规定的不同即产生了法律冲突。但是关于离婚的法律适用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立法方式:适用法院地法、适用当事人属人法、选择或重叠适用当事人属人法和法院地法、适用有利于离婚的法律。

1、适用法院地法

该学说认为，有关离婚的法律具有强行性质，且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关系密切，一国为维持国内秩序的安定，对于涉外离婚的一切法律，包括离婚的许可、准许离婚的机关、离婚的方法、离婚的原因及离婚的效力等应一概以法院地法为准。

2、适用当事人属人法

采该主义者认为，离婚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合法方式，对当事人的身份影响很大，因此关于离婚原因、效力等事项，应受与人有永久关系的国家法律的管辖，而不受偶然发生联系的国家法律的支配。这里所说的与人有永久关系的国家法律即是指当事人的属人法。

3、折衷主义

采此主义者认为离婚事项固然影响当事人的身份，但也涉及法院地的公序良俗。依据这一理论，只有法院地法及当事人的属人法都认同有离婚原因时，始准离婚，即，选择或重叠适用当事人属人法和法院地法。有关折衷主义的分类主要有：

其一，当事人属人法为主，兼采法院地法。其代表国家有土耳其、波兰、法国、泰国。

其二，采法院地法为主，兼采当事人属人法，如，瑞士。

其三，两者并重。其代表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

4、适用有利于离婚的法律

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是以法院地法作为辅助的应适用的离婚准据法。

四、我国现行法对于涉外婚姻的规定及意见构想

五、1、我国对于涉外结婚的现行规定

关于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即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结婚的实质条件和形式要件,均适用婚姻缔结地的法律。对涉外结婚的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88条规定:“适用婚姻缔结地的法律”。上述规定存在主体不周延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有类型的涉外结婚。现实中,涉外婚姻的类型除了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结婚之外,还包括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结婚,以及中国人之间在外国结婚等情形。因此,补充和完善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规则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2、对完善我国涉外结婚法律适用规定的建议

其一,结婚的实质条件和效力,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如果结婚当事人一方为中国人或双方为中国人,而在外国结婚的,必须不得违背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其二,结婚形式只要符合婚姻缔结地法,或者符合任何当事人一方的本国法、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律的,均为有效。

其三,外国人之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结婚,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结婚。

3、我国对于涉外离婚的现行规定

《民法典(草案)》第62条规定:“离婚的条件和效力,适用起诉时受

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当事人协议离婚的,适用其以明示方式选择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共同的本国法律、住所地法律、经常居住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适用离婚登记机关或者其他主管机关所在地法律。” 《草案》将涉外离婚区分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对于诉讼离婚的条件和效力,适用起诉时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即把离婚的准据法界定为“起诉时”的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该规定不仅明确了离婚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包括离婚的条件(是否准许离婚)和离婚的效力(离婚的有效性),而且解决了离婚准据法的时际冲突问题。对于当事人协议离婚的,法律允许当事人就离婚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

4、对完善我国涉外离婚法律适用规定的建议

离婚适用起诉时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但是：如果配偶双方有共同的外国国籍，则适用其共同本国法；如缺乏共同国籍但有共同的经常居住地的，则适用该经常居住地地法。

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适用

第一篇：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法律适用

第二篇：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如何执行

第三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属性及适用的汇报(城管)

第四篇：浅析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适用

第五篇：涉外婚姻法律适用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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