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苏共掘墓人（5篇材料）

第一篇：谁是苏共掘墓人

谁是苏共掘墓人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 黄苇町

●苏共的剧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政变”

●选干部用熟人、朋友、同乡和重视吹捧自己的人 ●党的监督机构没有独立地位和权威

●党内干群关系疏远，党员干部纷纷倒戈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前苏联剧变十周年之际撰写的回顾与反思文章之二，是《苏共亡党十年祭》的续篇。

该文提出，前苏联剧变的最大悲剧之一，是苏共的掘墓人来自苏共领导层本身，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党的建设地重大失败。因此，认真研究历史教训，对于我国当前正在不断深化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都会有所裨益。

一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

十多年前的“８·１９”事件和随后的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潜伏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苏共亡党十年祭》曾谈到，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性因素。事变前几个月的全民公决，有７６．４％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西方一些民调机构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多数群众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对苏式社会主义并不满意，甚至对苏共垮台反应冷漠，但不是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直接力量。

是那些搞影子经济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剧变时他们还是一盘散沙，除了每人都在抓住一切机会弄钱外，还谈不上形成任何有分量的政治势力。至于持不同政见者和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后裔，更为数寥寥，根本不可能撼动这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

是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７０００枚瞄准他们的核导弹的确使这些政客日夜难眠，从构筑军事联盟的包围圈到进行各种渗透，都说明这一点。但十年前的苏东剧变却大出他们意外。对这枚突然掉落到自己手中的硕大的果子，他们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那么究竟谁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呢？

剧变刚发生时，我也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发生剧变的国际国内诱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动势力步步进逼直至阴谋得逞。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剧变中的两个最大的谜：

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

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７５％，在政府部门占７４％，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８０％。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８５％，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

因此，剧变五年后回过头看，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导致前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因此，尽管点燃剧变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当官，还能更快发财。

所以，我认为，需要对前苏联剧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撇开某些个人的角色差别而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看，前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如今，又过去五年了。一切已更加清楚，很大部分前苏联党政官员，确实是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官员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变成个人发财的资本，厂长经理则公开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上从权贵阶层走向资产阶级的直通车。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原来的统治集团的境遇必然一落千丈，甚至有性命之虞。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有一批反动分子被处决，财产被没收。原来的贵族、大地主和白卫军官纷纷逃亡国外成为“白俄”，其中一些人还流落到我国东北。１９６５年印度尼西亚“９·３０”事件后，反共势力尤其凶残，苏加诺总统被变相软禁，郁郁而终；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等数十万共产党人及其亲属、支持者被野蛮屠杀，使这个千岛之国血流成河。但在前苏联发生剧变、苏共被迫解散后，尽管有些党的干部失业，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于是，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都把这作为俄罗斯“现代民主革命”的文明性和宽容性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同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共政变的“血腥”性相对比。

但是，如果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分析一下剧变发生的原因，在剧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及剧变所产生的结果，就可以发现这种比较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剧变前后在台上的基本是“同一拨人”。除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不识时务者”一度沦为阶下囚外，剩下的多皆大欢喜。这样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老谋深算的官僚们的既定目标，当然不需要暴力和血腥，当然充满了文明和宽容。那些上蹿下跳的民主派人物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不过充当了引爆私有化“地震”，为他们“火中取栗”的猴子，相比起来实在太“嫩”了！

因此，尽管在苏共各级领导层中不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主张改朝换代者已占了上风。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介绍，１９９１年６月，也就是发生剧变前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以掌握高层权力的若干党政要员为对象的调查。调查者要同调查对象进行４～５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９．６％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１２．３％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７６．７％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即使由于调查者的主观倾向会产生误差，即使误差大到５０％，修正后的数字也相当惊人了。它足以说明前苏联剧变的原动力，或者说苏共的掘墓人来自哪里。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二 祸起于萧墙之内

作为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开创人类新纪元的苏共，已有７４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尽管有些方面没有搞好，令人失望，但那么多领导干部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并在剧变中像脱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抛弃了自己的党，不能不说是苏共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的重大失败。这种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潮流搞乱了思想这个大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１．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畸变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苏共第一代领袖的个人魅力和理论素养都很高，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布琼尼、伏龙芝这些军事领袖。党的干部在群众中也很有威信。但以后情况开始变化。

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反映在干部工作上便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委任制。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与本人是否受群众拥戴无关，甚至不取决于党的领导集体的评价，多是根据上级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党管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管干部。

斯大林也看出其中弊端，他承认“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弊端的根源就来自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由于选拔者往往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一些干部便把同主要领导人建立特殊关系作为获得晋升的手段，使得上下级关系向人身依附关系演变。有的领导人为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甚至有意把群众威信高能力强的干部长期“冷冻”起来，去选拔二三流人才。当一些工作表现差但很听话、会阿谀奉承的人占据领导岗位，就会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造成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信息误差越来越大。使政治领袖们的缺点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层层放大。他们听不到群众的呼声，决策违背群众利益，群众威信也逐渐丧失。

２．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导致执政能力下降

在３０至４０年代的大清洗中，很多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受到监禁和处决，不仅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形成沉闷的政治氛围。人们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同时，也使不少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时，谨小慎微，怕负责任。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千篇一律，照搬照套。满足于公式化和形式主义这种省心、省力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因为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费力不讨好，还有政治风险，不如照本宣科、充当传声筒来得轻松和保险。由于一切都是按上面意见办，自己只是执行者，因此，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和地区都有很大权力，但都可以对工作对群众不负责任。

出现这种情况有必然性。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人，因此，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这就使得完全可以只向领导负责，惟上是从，而怎样做符合群众利益和实际需要，往往考虑很少。

３．“近亲繁殖”引起的退化倾向

前苏联干部管理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过分单一和封闭，抑制了人才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们从学校毕业和参加工作就决定了惟一的发展方向：技术人员是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政府人员是办事员、处长、局长；政工人员是团委干部、党委干部、党委领导。从专业化角度看这有其科学性，例如军官就必须实行这种职业阶梯制，但军队也有刚性的淘汰制来保持一潭活水。而在前苏联党政机关中，不能升职的人却别无去路，不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律师入阁当部长、部长下台去教书的情况。金字塔形的结构强化了官本位倾向，一方面领导干部长期“近亲繁殖”，从身边选拔递补者，导致因缺乏社会实践、脱离群众而出现退化。另一方面在少数媳妇熬成婆的同时，多数则是小媳妇熬成老媳妇。这不仅使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存在大量人才浪费，也造成缺乏理想信仰的官气、暮气，剧变中很容易随波逐流。

４．“忠诚”与特权挂钩带来鱼龙混杂

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民没有区别，就连靠党发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家也都过得很朴素。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继承的大笔遗产无条件地献给党。但胜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断增加并逐渐向特权演变。除了高级干部自身外，其家属子女也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特权。例如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人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外贸学院，虽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校招生手册，据说都是专为领导干部子女保留的。特权还逐步演变成了维系对领导者个人忠诚的一种政治手段，即利用对丢掉职位就会丢掉特权的恐惧感，来保证干部绝对听话；而可以进入哪个特权等级，也取决于被赏识的程度。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与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负责官员之间，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允许他们享有更多特权，并对一些声名狼藉的干部采取易地安排的方式予以保护，而交换条件是对自己的绝对支持。可是强化特权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鼓励了抱着不纯目的入党的人。给那些善于钻营、除了个人捞好处外没有任何原则的人，以伪装自己向上爬的强烈动机。使人们难于分辨谁是党的忠诚战士，谁是随时可能改换门庭的投机分子。而后者占据要职，就会想方设法地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使党群关系受到了无法修补的破坏。一旦时机成熟还会跳出来，成为从内部拆除自己营垒的主要力量。由此不难理解，剧变前为什么有那么多苏共的政要人物会倾向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原来追逐的就是职权带来的个人利益，现在又开始追逐金钱带来的个人利益。当获得共产党的权力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拥护社会主义；当占有资本能带来更大利益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甩开共产党，把自己改扮成“民主派”。

５．选拔年轻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共解体

大胆启用年轻干部没有错。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平均年龄不超过２２岁，做出武装起义决议的党的“六大”的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是２６岁。但在大半个世纪后，年轻一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多少年来对斯大林的崇拜和信仰，似乎在一夜之间坍塌下来，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堕入了一个失去对过去肯定和对未来期望的精神盲区，既没有了对领袖的信仰，也淡薄了对共产党的感情。于是，很多人对一切都开始怀疑，只相信自己。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实用态度代替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到了７０至８０年代，贪污贿赂、结党营私之风盛行，一些人又对金钱、权势和裙带关系顶礼膜拜。这一代人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确实成为重要问题。

有个两人的发迹史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盖达尔。前者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领导干部，后者是新一代的知识精英。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集体农庄拖拉机手家庭，２５岁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分配回老家任团市委书记，随后步步高升。３５岁任党市委书记，４７岁任中央书记，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时才５４岁，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他未经过起落的波折，也不真懂得马列主义。他当政六年多始终只图巩固个人权力。当党面临危亡时，他宁可不要党，也要保住自己的总统权力。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与叶利钦会谈，中心内容是要求保留他的高薪待遇、宽敞住宅和足够数量的保镖。足见他是一个不顾党和国家兴亡而只图个人利益的人。他是斯大林之后最年轻的第一把手，本来人们曾对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寄以厚望。可他上台后，按照是否支持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更换了７０％的领导干部，包括把雅列夫科夫那样的政治变色龙提拔到中央领导核心负责意识形态。后者有句名言最能够说明他的政治品质：“可以在讲真话的时候撒谎，可以在骗人的时候讲真话。”充分暴露戈尔巴乔夫重用的是些什么人。

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盖达尔，则生长在一个无可挑剔的革命家庭。祖父是国内战争中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和名作家。外祖父也是俄罗斯人人皆知的童话作家。父亲是著名的海军将领和苏联驻古巴军事代表团团长。从童年起，他就跟随着父亲感受到古巴的革命热浪。盖达尔在大学入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负责《共产党员》杂志及《真理报》的经济部。中央党刊党报的高位使盖达尔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很早就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后发现，盖达尔们接受的不过是１９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正是他在剧变后实行的休克疗法改革，把俄罗斯拖入灾难的深渊。

应该说，在他们同代人中，也有不少优秀共产党人，但为什么脱颖而出的竟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显然，在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过程中，忽视干部的思想政治倾向，是苏共党建工作的严重教训之一。当然，依靠领袖个人的慧眼来识别选拔干部，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例如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后期群众威望最高的领导人，他为政清廉，在反腐败和改革方面政绩都颇为突出。但正是他在最重要的接班人问题上也看走了眼，把戈尔巴乔夫提拔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为后者主持全党工作创造了条件。

６．党内外监督机制的不断弱化使得腐败蔓延

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亲自领导创建了党内外监督机构。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部，后改为工农检察院；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１９２２年底，列宁建议把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合并，使之成为有效能的最高监察机构。他强调，监察机关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监察委员会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要由党内最有威信的同志担任，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重视党外监督，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列宁监督思想的重要特点。他认为群众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特权行为和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最有效手段。列宁强调，人民监督制度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制度决定的：“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极力发展这种形式。”此外，列宁还谈到加强法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由于列宁早逝，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未能得到贯彻落实，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被淡化、甚至废弃。党内监督机构逐渐变成各级党委的没有任何独立性的下属机构。这就使得那些不正派的领导人可以通过至少三个办法来控制监督机构，使之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一是通过委任监察干部的权力安插自己人；二是利用调动干部权力把不听招呼的监察干部调开；三是以组织和领导身份干预监察工作。实践说明，党的监督机构没有独立地位和权威，就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更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而列宁时期建立的党外监督机构工农检察系统，或瘫痪或被取消，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被排斥在监督工作之外。从而削弱了党和政府抑制滥用职权行为的能力，使腐败现象无所顾忌地蔓延开来。而不受监督的腐败分子一旦控制了领导权，便像滚雪球一样呼朋引伴，党同伐异，形成剧变中一呼百应的力量。

７．党内干群关系疏远削弱党的战斗力

密切联系群众有两层含意。一是联系党外广大人民，二是联系党内普通党员。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党的干部和党员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呢？

苏共党员占前苏联人口比重很大，高峰时曾接近１０％。党员如果都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带领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这个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苏共的瓦解恰恰是从党内干群关系开始的。

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但如果没有一整套科学的机制、程序和体现方式，就容易停留在理论上。苏共就是这种情况。几乎在党的工作和活动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不出这一点，甚至正相反：在党员招募机制中，掺入了大量与个人物质利益、社会地位有关的因素，使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靠理想和奋斗目标来吸引人的能力，已不能保证自身的先进性。还有，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要求广大党员成为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他们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选举和监督党的领导人。但苏共并没有形成党内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党员的义务被反复强调，党员的权利却实际上被忽略。包括党的基层领导的任免，也由上面决定，并不征求普通党员意见。这样，直接联系着群众的普通党员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起不到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依靠党员的集体智慧和主动性去应付复杂局面就更无从谈起，普通党员也感受不到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一员的价值。一位叫索伦采夫的原苏共党员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和同志们曾对党充满革命激情。但后来渐渐感到，这个党在失去它的活力。一方面，上层领导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布置许多繁杂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事务，却不知道该做些真实有益的工作。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这些人把争权夺利作为党的工作！请注意，这不是党的权利，而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是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和排名，这是关系其物质利益和荣誉的事。另一方面，党员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他们似乎只限于进行烦琐的党内登记和向党组织的报告，而没有别的价值。”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已只有形式上的联系。虽然通常仍以同志相称，但这时同志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权贵者开始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脱离那些他们称为同志的党员。这一点，人们是很清楚的。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时，很少有人谴责普通的共产党员，认为他们有什么责任，甚至反共的民主派当权后，也没有把任何普通党员打入“另册”。做官的共产党员继续做他的官，只是不打共产党的旗号了，不做官的共产党员，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来过问你。因此，当真正需要人出来保卫党、保卫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权时，这个党表面上的力量——１５００多万党员，其中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和非党群众一样冷漠的。即使那些不甘于亡党的苏共党员，也被几年的**弄得精疲力竭。从人代会选举到别洛韦日协议，苏联和苏共已被一口口、一块块地吞噬了。在经历了太多的疑惑、震动、不幸、不平和愤怒后，党员对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形势，已变得麻木了。如同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子女们在经受许多日夜心力交瘁的悲痛和煎熬后，最后的希望也被一点点挤压光了，当弥留状态的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已经欲哭无泪，表情也似乎十分漠然。

以上谈的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足以说明，为什么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苏共在剧变发生时竟全无还手之力：有人早已心怀异志，这时便纷纷倒戈，认为趁火打劫的机会来了；有人长期思想禁锢，只会执行上级指示，遇到风浪便不知所从；而广大党员群众面对上层的叛卖，或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由此，亡党亡国的惨剧就难以避免了。

三 社会主义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苏东剧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震动。为正确总结教训，法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中举办了有２０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大讨论。经过讨论，人们从思想上明确，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行不通，而是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它的基本原理。

同样，前苏联剧变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我们常讲要警惕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在我国还是一种危险，而在前苏联已是现实。尽管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建设模式还是执政党建设上，都会对我们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例如，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集团大案频发，慕绥新、马向东是最新的例子。为此中纪委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决防止因他们的腐败而引发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严重腐败问题。为什么一个领导干部腐败就可以带出一片腐败？问题同样出在传统干部制度的缺陷上。应该说，近些年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改革的步伐是很大的。但在有些地方，还普遍存在干部任免由主要领导一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再走走形式的现象。而组织问题个人化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腐败分子一旦上台，就不是错用一两个人，而往往会形成一个群体。他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党同伐异，能够收买拉拢的收买拉拢，不肯同流合污的打击排挤。自己的人调进来，提拔占据关键岗位；不是自己的人“交流”“轮换”出去。而且，这种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一出事就翻牌成风险共同体。为什么反腐败阻力这样大？难度这样大？因为我们面对的已不是某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是结成某种组织关系的犯罪团伙，加上他们具有一般犯罪团伙所不具有的权力优势，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和险恶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敢于同腐败现象做斗争的干部，便成为腐败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不能很快除掉，就要千方百计排挤打击，制造种种舆论丑化这样的干部，使群众远离他，不信任他。他们还想方设法在上级机关制造这种舆论，通过“先入为主”的影响，减少这些干部向上级反映问题和举报时的可信度。

因此，认真研究历史教训，深刻认识苏共干部制度模式对我们党的影响，对于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方面的启迪：

第一，要真正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反对由很少的人选人。党委集体领导，党的组织干部部门，党员群众的意见都应受到尊重，按组织程序决定干部的任用。主要领导人的推荐意见很重要，但不能搞一言九鼎，一槌定音。干部工作中的不正常状况，往往同个人说了算有关。某些人正是认准与其把精力花在人们可能褒贬不一的“政绩”上，还不如放在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上。不是依靠自己勤政廉政，获得群众的认可来实现个人价值，而是千方百计找靠山、跑关系。结果，本来应该是出于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而由组织考虑和安排、由党委集体领导决定的事情，变成了由干部本人跑官要官，奔走请托，领导者个人点头许愿，找位置安排。干部职务变动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而且事实证明，凡是出现买官卖官丑恶现象的地方，都和选拔干部的实权操纵在一两个人手里有关。反之，如果充分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作用，买官者就会感到要捐的“门槛”太多，“成本”过高；或者知道大多数“佛”根本不受“香火”，知难而退。个别不正派的领导干部利用人事调动拉帮结派也不易实现。

第二，广开才路，改变从很少的人中选人的状况。我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需要大批有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优秀分子走上领导岗位。这就要打破干部人事工作的神秘化色彩，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用人才。这对于打破“近亲繁殖”的关系网，遏制腐败，也是重要的治本措施。

第三，要把与群众的关系作为考察干部的试金石。我们知道，在新形势下评价一个执政党的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对群众的态度怎样、为群众办实事的业绩如何。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跑官上动的心机、占用的精力太多，在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和增长本领上自然就考虑较少；对上级领导的喜怒哀乐和喜好需要关注和研究得太多，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对群众的需要就必然漠视。还有，领导干部的收入当然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作为公仆绝不可能发大财横财，领导干部暴富起来，不管有多少掩人耳目的解释，十之八九是拿了黑钱，发了邪财，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干部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可以凝聚人心。反之，如果群众认为是好的干部站不住，而我们选中的干部群众又不欢迎，就会凉了众人的心，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和威信。特别是有些缺德少才邪气十足的干部，群众虽然不断反映甚至举报，却因为“根儿硬”而不但毫发无伤，还不断高升时，群众心理受到的伤害会与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一样深。

第四，要充分发扬党内和人民民主。干部问题的关键有两个环节：一个是选好用权的人，一个是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而处理好这两个环节，最重要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干部长期生活、工作在群众中，其德才素质和表现群众看得最清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往往能够避开组织、瞒住家庭，却无法长久地瞒过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把人选准用好，达到党管干部的目的。

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如果权力都在黑箱里操作，那群众监督就是空话。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制来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和透明。新闻舆论监督也很重要。如果说隐蔽是腐败的特性，曝光和公开性则是媒体的本能。当然，社会主义的舆论部门，要把揭露和抨击腐败当做维护人民利益的使命，不能仅当做产生轰动效应的商业卖点。

要制约和监督权力，最重要的是落实执政党内部民主监督的具体程序和制度。包括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等。小平同志讲过：“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第五，抓好制度建设是根本。应该说，大批具有现代先进思想和眼界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当中重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包括集体决策制度，民主选拔制度，群众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有了好的制度并能严格执行，政治倾向和品质不好的人很难上台，侥幸上了台，也站不住。即使当了第一把手，在集体领导和党内外监督下也很难搞鬼。一人带垮一片甚至带垮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情况，就不太容易出现。还有，要加快公务员制度改革，使领导干部待遇和职责任期挂钩，和群众认知挂钩，消除“一日当官，终身受用”的官本位制的诱惑，弱化跑官的利益导向。我国已在有１００多万个村庄的农村地区实行了“村官”直接选举，彭真同志生前曾把这比喻为民主的“培训班”。随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日臻成熟，我国的干部制度还应进一步朝着扩大直选制、完善任期制的方向努力。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深化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为巩固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提供干部保证。因此重温历史，是会有所裨益的。

作者： 易 访问统计： 69 2005年08月26日, 星期五 15:56 加入博采 谁是苏共掘墓人？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 黄苇町

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性因素。事变前几个月的全民公决，有７６·４％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西方一些民调机构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多数群众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对苏式社会主义并不满意，甚至对苏共垮台反应冷漠，但不是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直接力量。那么究竟谁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呢？

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发生剧变的国际国内诱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动势力步步进逼直至阴谋得逞。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剧变中的两个最大的谜：

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

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７５％，在政府部门占７４％，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８０％。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８５％，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

因此，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原来的统治集团的境遇必然一落千丈，甚至有性命之虞。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有一批反动分子被处决，财产被没收。原来的贵族、大地主和白卫军官纷纷逃亡国外成为“白俄”，其中一些人还流落到我国东北。但在苏联发生剧变、苏共被迫解散后，尽管有些党的干部失业，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

因为剧变前后在台上的基本是“同一拨人”。除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不识时务者”一度沦为阶下囚外，剩下的多皆大欢喜。这样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老谋深算的官僚们的既定目标，当然不需要暴力和血腥，当然充满了“文明和宽容”。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 祸起于萧墙之内”

苏共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的重大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潮流搞乱了思想这个大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１．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畸变.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多是根据上级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当一些工作表现差但会阿谀奉承的人占据领导岗位，就会欺上瞒下，造成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政治领袖们的决策违背群众利益，群众威信也逐渐丧失。

２．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导致执政能力下降.在３０至４０年代的大清洗中，很多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受到监禁和处决，不仅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形成沉闷的政治氛围。人们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同时，也使不少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时，谨小慎微，怕负责任。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照搬照套。

３．“近亲繁殖”引起的退化倾向.苏联干部管理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过分单一和封闭，抑制了人才价值取向的多样性。金字塔形的结构强化了官本位倾向，一方面领导干部长期“近亲繁殖”，从身边选拔递补者，导致因缺乏社会实践、脱离群众而出现退化。另一方面在少数媳妇熬成婆的同时，多数则是小媳妇熬成老媳妇。这不仅使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存在大量人才浪费，也造成缺乏理想信仰的官气、暮气，剧变中很容易随波逐流。

４．“忠诚”与特权挂钩带来鱼龙混杂.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民没有区别，就连靠党发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家也都过得很朴素。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继承的大笔遗产无条件地献给党。但胜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断增加并逐渐向特权演变。特权还逐步演变成了维系对领导者个人忠诚的一种政治手段，即利用对丢掉职位就会丢掉特权的恐惧感，来保证干部绝对听话。可是强化特权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鼓励了抱着不纯目的入党的人。

５．选拔年轻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共解体.在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过程中，忽视干部的思想政治倾向，是苏共党建工作的严重教训之一。

有两个人的发迹史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盖达尔。前者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领导干部，后者是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戈尔巴乔夫２５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回老家任团市委书记，随后步步高升。３５岁任党的市委书记，４７岁任党中央书记，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时才５４岁，可谓一帆风顺。他当政６年多始终只图巩固个人权力。当党面临危亡时，他宁可不要党，也要保住自己的总统权力。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与叶利钦会谈，中心内容是要求保留他的高薪待遇、宽敞住宅和足够数量的保镖。足见他是一个不顾党和国家兴亡而只图个人私利的人。同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盖达尔，生长在革命家庭。他在大学入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负责《共产党员》杂志及《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很早就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正是他在剧变后实行的休克疗法改革，把俄罗斯拖入了灾难的深渊。

６．党内外监督机制的不断弱化使得腐败蔓延.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亲自领导创建了党内外监督机构。他认为群众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特权行为和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最有效手段。由于列宁早逝，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未能得到贯彻落实，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被淡化、甚至废弃。苏共党内监督机构逐渐变成各级党委的没有任何独立性的下属机构。实践证明，不受监督的腐败分子一旦控制了领导权，便像滚雪球一样呼朋引伴，党同伐异，形成剧变中一呼百应的力量。

以上谈的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足以说明，为什么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苏共在剧变发生时竟全无还手之力：有人早已心怀异志，这时便纷纷倒戈，认为趁火打劫的机会来了；有人长期思想禁锢，只会执行上级指示，遇到风浪便不知所从；而广大党员群众面对上层的叛卖，或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由此，亡党亡国的惨剧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篇：苏共亡党观后感

苏共和苏联的兴亡，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马列主义信仰，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实质的理解。要进一步提高对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历史是一面镜子。苏共的兴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对人民负责，人民就必然给党最坚强的支持，政权就会巩固；什么时候党放弃对人民负责，人民就会抛弃党，最终亡党亡国。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坚实基础。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91年来，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我们党的每一个干部都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觉地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致力于抓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让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只有实现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承诺，才能真正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的拥护和支持。只有着力构建公平正义、道德规范、社会稳定、充满创造和活力、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自觉珍惜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从而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中来。应该说，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同时也筑牢了自己的执政之基。无论世情国情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党都会岿然不动。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比腐败更能丧失人心的。因为腐败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血肉联系，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因此，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放松党的自身建设，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和武装党员干部的思想，使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牢记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践行“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党员干部必须严于律己，起好表率和带头作用。党的先进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不是靠口头讲的，而是靠党员实际行动展现的。因此，我们每个党员要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自我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第三篇：谁是英雄

谁是英雄

2007年8月15日下午，按照集团公司的安排，我在集团公司化验楼四楼听取了关于舍己救人英雄刘晓军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听完报告会后，我被一种精神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我所听到的一切都告诉给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谁是英雄呢？当然，为了新中国，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农子弟，那些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们，他们是英雄。可是这里我想说的是兰州市政集团公司的好员工、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刘晓军同志，我感到他就是英雄，是我们甘肃的英雄儿女，他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践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我所听到的故事吧。

2007年8月3日上午9时许，美丽的籍河两岸，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刘晓军同志正在籍河景观工程现场检查、布置工作，他突然听到“快来人啊，救人啊，有人落水了”的喊声。声声喊叫打破了籍河的宁静，转眼间一名女子已落入水中。他来不及多想，便朝出事点跑去，情急之下，外衣外裤也没有顾上脱，就毫不犹豫地跳入四米深的河中奋力游向落水女子。落水者得救了，而精疲力竭的刘晓军同志却沉入了河底，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他深深热爱的这个世界、看看他倾心建设的籍河工程、看看他挚爱的母亲家人、看看籍河两岸一个个焦灼、期待他醒过来的人们。年仅27岁、宝贵而又鲜活的生命瞬间便永远的逝去了！他走了，再也听不见亲人撕心裂肺般的哭喊；他走了，再也不能与他心爱的事业朝夕相伴了；他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和痛惜„„他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弘扬了一股荡气回肠的人间正气，突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利益而勇于牺牲的崇高品质，他给秦州人民树起了一座丰碑一座用生命创造和维护和谐的丰碑。

逝者如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多少英雄竞折腰。在战争年代，为了谋求和平、为了谋求自由，英雄们挺身而出；和平时期，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社会的进步，依然有英雄走在最前列，引领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生活的我们走向更加富裕的精神家园。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好员工、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刘晓军同志是英雄吗？

刘晓军同志8岁丧父，是坚强而又善良的母亲含辛茹苦、四处打工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抚养长大。母亲身上坚毅无私、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小就融入了他的意识中，伴随着他成长，形成了他乐观、豁达、进取的性格和善良、热心、吃苦、负责的品格。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告诫他和哥哥姐姐，做人要堂堂正正，实实在在，要诚实善良，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幼时生活的艰难和母亲的教育，为他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做人要厚道”这是他生前最喜欢在同学和同事面前说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内心与人交往的准则。通过多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感悟，他提炼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格言：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他把这句话设置在自己的手机上，每当开机时，这八个字便随着音乐声一一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时提醒他。他用自己短短27年的生命向家人朋友、向同学同事、向所有人印证了这句话。他做到了，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由于对事业的热爱，晓军像爱家一样爱公司爱工作，他很能吃苦，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不懂的就向别人请教。在中盛公司工作的四、五年时间里，刘晓军同志先后干过技术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以及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参加过道路拓建及整治工程、热力管网工程、园林工程和景观工程。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积累了较强的工作能力、丰富的施工经验、管理经验，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又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 因为对母亲深切的爱和感激，使晓军发自肺腑地孝敬、回报母亲。尽管他工资不高，但是为了照顾母亲，他放弃单位提供的单身宿舍，从外面租房，将母亲从老家接来一起生活。找对象的首要条件是要对他母亲孝敬，勤劳节俭了一辈子的母亲，一个人在家时，吃饭总是凑凑合合。为了让母亲能吃上可口营养的饭菜，中午下班，他总是从工程现场匆匆赶到租住的地方，和母亲共同吃上一顿好一些的饭菜。可是，在危险面前，他为了与他素不相识的另外一个人，无情地抛下年老而多病的母亲去了阴阳两隔的另一个世界，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又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英雄可敬吗？

亲爱的朋友们，用不着我多说，你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英雄，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是怎么一种品质，他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从他的身上让我们明白了：普通中有崇高，平凡中有伟大；人生的真谛就在于不断进取和追求，人生的价值要通过不断奉献和创造来实现。

郑志君 2008-4-24

第四篇：苏共败亡原因分析

苏共败亡原因分析

钱应武

（西安政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本文从特权和腐败这个角度对苏共败亡原因做了分析。从特权来看，由于特权阶层窃取了国家政权，苏共因此而灭亡；从腐败来看，由于腐败使苏共不得人心，丧失执政基础而跨台；特权和腐败都是苏共体制缺陷的产物，因此体制问题更具根本性。

关键词： 苏共败亡；特权阶层；腐败；体制问题

江泽民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①

研究苏联为什么解体，首先要搞清楚苏共为什么垮台。因为苏共是苏联国家的领导核心，苏共的命运就是苏联的命运。回顾苏联解体的历程，不难看出苏联解体是伴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逐步丧失而发生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像苏共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近因和远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更具决定性，导致苏共败亡的内因主要是特权和腐败。

一、特权阶层是苏共的掘墓人

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廉洁、清明的政党。不仅列宁本人廉洁清明，其他苏联党政官员也是如此。如在1918年内战时期，当时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很难吃饱，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就因为饥饿而晕到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他拥有调拨粮食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根据列宁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政权而垮台。而一切腐败现象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密切相关，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的变质。

官僚主义盛行。许多苏共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浓重，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一旦他们控制了某些地区、部门，他们又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净化”自己控制的地区和部门，排挤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盛行，社会关系畸形。提升职务不是靠才能，而是靠社会关系，不是对党忠诚，而是对领导忠诚。

官僚特权多。苏共官员的特权很多：（1）特殊工资权。苏共内部规定，每年党内高级干部额外补发一个月工资，数额根据领导人职务的高低不等，装在信封里秘密发放。（2）特支权。处于高位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户主不受限制随意支出，这些人的消费不受限制。（3）特殊供给权。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供销点，机关内部根据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期发给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持有者能够买到质优价廉、市场短缺的商品。（4）特殊住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一处或几处别墅。风景名胜、避暑胜地几乎都被大小官员的别墅占据。（5）特殊服务权。领导干部享有特殊的医疗服务、良好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批的服务人员。（6）特殊教育权。领导干部的子女，享受特殊照顾。一些专门学校名为公开招生，实质为培养领导的子女服务。高级军官的子女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权力资本化。苏共一些官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个人资本，把权力当商品，毫无顾忌地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依靠手中的权力，采取非法手段，把国有经济的管理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化公为私。更有甚者官商勾结，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通过倒卖短缺或紧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大发横财。这些活动还得到一些党政官员的支持和庇护。

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和卫国战争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随着苏联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体制未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越来越暴露出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大量腐败现象被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损害了党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无法得到纠正。遗憾的是苏共领导人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就，不思改革进取，几次错过了改革的良机，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最后，尽管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他的错误改革思路和方法使苏共陷入了绝境。

除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病，导致苏共特权和腐败盛行的另一个重要体制因素是苏共的监督体制缺陷。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长期以来，苏共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实行监督，使权力失去了制约。同时苏共监察机构也有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权力的弱化，缺乏独立性。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监察机关的作用极其有限。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监察机关不仅没有对同级党委决策进行有效监督，没有在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成了打击反对派的工具，维护个人权威的机关。三是监察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部门，指望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是不现实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反思苏共败亡的原因，意在吸取教训，防微杜

主要参考书目

1．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2．李建中、黄福寿《政党衰败根源析》，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3．徐朋堂《苏共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5．吴振坤《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6．高放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钱应武，男，1978年生，西安政治学院2008级军队政治工作学基础理论硕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西安市朱雀大街西安政治学院研究生19队，邮编：710068，电话：***。

第五篇：苏共亡党十年祭

苏共亡党十年祭

1991年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诚如作者所言：“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运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再次简要地回顾、审视了苏共覆亡的历史，证明了“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的真理。

认真汲取苏共丢失政权、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阐释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

正文：

不久前，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可对于北方邻邦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因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8月24日，就是苏共亡党(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差地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不仅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革”，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机会。

五、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之一

因此，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记得有位老一辈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群众的，有人忘了也会想起来；但是，以后的人就难说了，他们忘记了群众，也不容易想起来。今天重温这段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获得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14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

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深层含义所在。(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