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机构改革八种关系
机构改革应关注并处理好八种关系
周志忍
随着九届人大的胜利闭幕，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已进入实质阶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机构改革应该关注并处理好八种关系。
一、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关系
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活动，机构改革首先应该明确所追求的“产品”是什么。对决策者来说，“产品”实际上是机构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而对社会和公众来说，它又是评价机构改革成败的标准。
机构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机构的精简、结构的合理化、部门之间关系的理顺、公务员总规模的减少和素质的提高等等，而它的影响可能涉及到政府的资源配置、行政能力、工作效率、管理水平等。前者可以说是机构改革的“中间产品”，后者才是机构改革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只是最终产品的“毛坯”或过渡阶段，机构改革应该着眼于最终产品或“成品”。忽视最终产品而集中于中间产品，机构和人员精简指标落实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可以说是前几次机构改革的教训之一。
关注重点从中间产品向最终产品的转移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1.改革对政府财政的实际影响—机构人员精简后是否能真正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2.改革对政府行政能力的实际影响—职能优化、关系理顺是否能加强政府的宏观行政能力，包括科学决策能力，规划能力和协调能力；
3.机构改革对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实际影响—机构优化和公务员素质的提高是否反映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上；
4.改革对政府管理水平的实际影响—机构改革是否促进了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的关系
评价机构改革的成败可以有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内部标准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具体表现为政府机构内部的完善与合理化。外部标准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即从社会的立场评价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如果说机构改革实现了政府机构自身的完善与合理化，这种完善只能通过对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体现出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内部标准评价机构改革的成就，忽视了评价的外部标准，造成了内部标准与外部标准的脱节。这次机构改革应该扭转这种思维定势。
如果说处理好第一种关系强调的是把注意力从“毛坯”转到“成品”的话，那么，处理好第二种关系强调的是把改革评价标准的“政府”中心转到以“社会”为中心。关注焦点从内部标准向外部标准转移的实质是，从社会的立场和视角评价机构改革，保证改革给社会和公民带来实惠。
关注重点从内部标准到外部标准的转移应注意以下问题：
— — 1.政府财政负担减轻和财政状况改善的社会后果，即它是否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机构、人员精简是否采取向社会转移负担的形式；二是财政状况的改善是否以增加项目开支、减少行政开支，减轻税负等形式回报社会。如果机构、人员精简带来的财政节余主要用于政府部门设施和办公条件的改善，可以说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应该带来的实惠，改革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
2.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的体现形式。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而评价效率高低也有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强调评价工作效率的外部标准，就是说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应反映在公民办事时社会成本的降低上。
3.政府部门管理水平和效果改善的体现形式。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评价改革的外部标准，就是要从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的规范程度等方面来评价改革的实际效果。如果机构改革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扭曲和割裂市场的现象得不到遏制甚至愈演愈烈，改革得成效同样会大打折扣。
三、政治目标与操作目标的关系
机构改革的目标可分为政治目标和操作目标。政治目标主要用于改革的政治动员并为改革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因而它具有笼统、抽象的特征。操作目标则是政治目标的分化和具体化。
应该说，从决策者的指导思想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改革并没有把中间产品作为追求的目标，也没有仅仅用内部标准来评价改革的成效。“精简、统一、效能”等曾是改革的指导原则，而“精干、廉洁、高效、充满活力”等，则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目标表述过于笼统、抽象，“成品”缺乏描述和测量的具体尺度。于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减少就成了改革成就的唯一标志。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关注中间产品而忽视最终产品的后果。
这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应该说，这仍然属于改革的政治目标，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操作化。
政治目标向操作目标的转化可以举例说明如下：
1.“办事高效”—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测定标准和方法。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高低需要有客观、科学的测定标准和方法，没有对效率水平的科学测定就不可能有效率的提高和改善。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测定政府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做出持续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平均个案处理时间、反应速度、单位成本等是效率水平的反映，而“差错率”、“准时率”、“顾客满意率”则是服务质量的反映。国外的测定标准和方法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情况。但是，国际经验充分证明，缺乏效率的具体标准，追求办事高效就难以取得成效。
— — 2.“运转协调”—降低公民办事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指的是公民到政府部门办事所付出的经济开支、时间、精力的总和，这一总和通过一定的方法换算为统一的资金单位。社会成本概念是英国政府为社会保障服务部门设计的衡量服务效率和质量的示标。政府部门关系理顺、运转协调的主要标志，应该是公民办事社会成本的降低。如果公民办事依然关卡林立，一个项目审批依然需要上百个公章和半年甚至数年的时间，政府部门关系的理顺和运转协调只能是一句空话。
3.“行为规范”—评价行为规范程度的尺度和标准。衡量政府部门行为规范化程度可以有宏观标准和微观标准。宏观标准如政策的可预测性、政策的稳定性、依法行政程度等等。微观标准则包括职责权限的明确程度和百姓对此的知晓程度、处理事务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执法是否按照严格的程序、对官员自由处理权的合理限制等等。不论宏观标准和微观标准，都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客观的测量尺度。
4.“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评价适应程度的维度和客观标准。行政体制是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同样不能仅靠主观判断。历次行政改革都涉及到行政体制适应性的判断维度(如政府职能、政企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但对具体的评判标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例，我们提出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但转变的程度依然缺乏具体的测量标准。
总之，注意力从政治目标向操作目标的转化，就是要根据改革的政治目标，设计一系列具体的、可观察的甚至量化的指标和评价尺度，作为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评价改革成就的具体依据，推动各个政府部门脚踏实地地工作，避免形式主义。
四、显性膨胀与隐性膨胀的关系
机构膨胀可以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式。显性膨胀表现为“回潮”，即精简了的机构和人员重新膨胀，它多发生在机构改革以后。隐性膨胀的形式则多种多样，它既可能发生在改革以后，也可能发生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所讲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实际上指的是显性膨胀。这次机构改革应该注意隐性膨胀的问题。
政府机构隐性膨胀的表现形式可举例如下：
1.名减实不减。机构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了，但实际工作人数并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有的增加了编外临时工作人员，有的则长期无偿借用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
2.减人不增效。这里的“效”主要指经济和财政收益。减人不增效表现为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了，但这种减少没有落实到财政状况的改善。由于有些机构的改革采取了简单的“翻牌子”的形式，人员裁减采取了重新分类(即从公务员转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形式，结果是改革的指标达到了，但“吃皇粮”的人数没有减少，公务员的工资支出总量没有减少，行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没有减少，“吃饭财政”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为严重。
3.转嫁负担。在前几次改革中，政府部门向社会转嫁负担的现象相当普遍。其表现主要是运用政府权威，迫使下属企业或事业单位按原行政级别安排精简下来的它们并不需要的— — 行政干部或行政人员。其结果是下属企事业单位效益的下降。政府膨胀转移到企事业单位的膨胀，头部消肿消到了腹部。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这种消胀并没有减轻社会的负担，不符合给社会带来实惠的原则。
4.撤消机构而不削减其权力。这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某些部门的性质由行政部门改变为行业总会，但其原有的行政职能、行政权力、行政级别没有根本改变；二是精简下来的官员建立隶属于原行政机关的公司，依靠行政机关的权力从事经营活动。这些新的部门和机构依然拥有公共权力，但追求的是企业目标即赢利。其弊端显而易见：翻牌公司对企业的控制更严，攫取利润更合法也更贪婪；权力进入市场，滋生腐败；垄断经营，造成市场失范，阻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如果这样，机构改革的实际结果会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
五、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任何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评价改革不仅应看取得的成果，而且应关注付出的代价。只有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才能对改革做出科学的评判。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机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效果并不容乐观。比如，我们对机构改革减少了副职职数、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等成就津津乐道，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些成就似乎并不一定要通过涉及数百万人的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来实现。这些可以说是机构改革的副产品。由于在主要产品方面并不很成功，前几次机构改革从成本收益看效果不尽人意。强调关注成本收益的关系，就是要对前几次改革的得失进行认真的检讨和反思，特别是对“失”的方面进行深刻的分析，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如果采取“成绩为主，缺点也有”的教条式的态度对过去改革的成就津津乐道，我们就不可能有进步。
六、“拆庙”与“建制”的关系
鉴于我国政府机构的现状和改革的特殊性，这次改革采取了“先拆庙，后建制”的激进方式，并明确了这次改革的过渡性质。人们对机构精简合并，人员削减与分流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困难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但是不应忘记，与“拆庙”相比，“建制”的任务更困难，更艰巨。强调关注拆庙与建制的关系，就是要使大家明确，不论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拆庙”的完成也只是改革迈出的一小步，更艰巨的“建制”任务还在后头，来不得半点松懈。
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重视拆庙而忽视建制，可以说是国际上机构改革中的通病。国外一学者曾经说过，以撤消合并部门、裁减公务员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历来是行政改革的热门，因为机构改革见效快，成就便于观察，也易于向公众和社会炫耀。资料表明，国外大规模机构改革绝大多数发生在大选前后，成为政治家争取选票的手段或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首选课题。但是，热度高降温也快，政治家的关注点很快转移到其他方面，对机构改革后深层次的建制问题失去兴趣。其结果是，机构改革往往是行政改革诸方面最不成功的改革。西方学
— — 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政治过程固有的短视”，认为它是政治家“高时间贴现率”造成的必然后果。
中央明确指出这次机构改革依然具有过渡性质，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过渡性可以有两层涵义：一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机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类似的机构人员削减和调整以后还要进行；二是机构和人员的大规模调整以后，要抓深层次的建制问题。笔者认为，后一层涵义更为重要。
建制问题涉及到部门职能的调整与落实，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权责的明确化，工作程序的重新设计与规范化，效率、效能、服务质量的测定标准和改进措施等。这些并不象机构精简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但对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七、择优与择劣的关系
机构改革要实现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目标，人员裁减过程中的择优机制尤为重要。任何政府在裁员时都力图遵循择优原则，但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择优与政府择优的竞争。社会吸纳机关富余人员同样要遵循择优的原则。社会择优必然意味着给政府部门留下相对较弱的人员。“一流到外企，二流进合资，三流去银行，四流留机关”的说法，就是社会择优与政府择优竞争的可能结果。
2.政府裁员管理的非理性。在社会择优与政府择优的竞争中，政府部门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政府部门裁员管理不够科学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西方流行的“后进先出”(即最后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最先被裁减)的说法，就是裁员管理非理性的表现之一。
3.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每次机构改革和调整都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部门要加强，有的部门要削减。这可能导致一种结果，需要加强的部门中不称职的人员继续留用，面临削减的部门中优秀的人员也得“走路”。这种由部门“命运”不同带来的“留劣排优”，可以说是裁员管理非理性的另外一种表现。
总之，政府裁员必然引发社会择优与政府择优的竞争，而政府部门在竞争中并不具有优势。作为补救措施，裁员管理的理性化十分重要。对这次机构改革来说，裁员管理的理性化应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在宏观层次上，需要建立部门之间的平衡机制，通过高层协调来达到统筹规划，避免各部门自行安排可能带来的“留劣排优”现象；在微观层次上，应根据新职能新任务的需要，完善并明确公务员素质的评价标准和测评方法，完善拟留用人员的选择机制和选择程序，避免选择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正之风。
八、内脑和外脑的关系
机构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所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和决策的封闭性是必要的。但机构改革同时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需要专家的介入。处理好内脑和外脑的关系因此十分重要。如果说“拆庙”阶段要求权力相对集中和决策的相对封闭性，那么“建制”阶段迫切需要的是专家
— — 的咨询和介入。否则，机构改革不可能达到即定的目标。
记得韩国在实施政府职能调整时，总统行政改革顾问委员会曾经把当时政府正在履行的职能归结为近百类共两千多项，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职能优化方案。英国在推行“执行局”机构改革两年后，曾邀请法国的专家组对改革的进展和阶段效果进行评估，以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并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国机构改革的总方向和目标已经确定，但政治目标向操作目标的转化需要专家的设计，改革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专家建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拆庙以后建制阶段面临的任务技术性更强，如部门权责的划分和调整、工作程序的科学设计，社会成本的核算，效率、效能的测定标准和方法，行为规范的设计等，因而更需要专家的介入、研究和咨询。
鉴于这次机构改革对我国和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人们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寄于厚望。本文提出八个方面的问题，旨在引起深层次的思考。笔者相信，在全国人民对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有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正确领导，借鉴并吸取前几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这次机构改革一定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行政研究信息》第17期（199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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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从机构改革看政企关系的变
从机构改革看政企关系的变化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已近一年。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角度看，这次机构改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二是在大部分竞争性行业确实实现政企分开，三是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结合新机构到位并运行一年的情况，考察由本次机构改革带来的政企关系的变化得失，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微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
人们已习惯于把政府所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行为都称之为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这是一种错误。其实，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可以分为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
宏观调控的对象是作为宏观总量的国民经济，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之广，几乎能波及到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每一个公民。因此宏观意义上的政企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
微观管理是政府代表国家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内部管理，主要指国有资产运营管理、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部分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和直接管理活动。微观管理的主体大多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业的职员都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微观管制则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依据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外部限制和监督，它包括经济性管制(市场准入和特定产品定价)、社会性管制(产品质量、污染排放及劳动安全等标准的设定)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管制;
由此可见，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体现的是微观意义上的直接的政企关系。而且微观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见最繁杂的行政行为。计划体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产业主管部门在几乎所有的产业•(其中大部分为竞争
性产业)领域从事微观管理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观管理活动将被取消，竞争性产业的组织和协调应逐步过渡给市场或企业志愿加入的行业组织(协会、商会)。而大量被节约下来的行政资源应该用来充实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尤其是历来缺乏认识和不被重视的微观管制。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政企关系的调整：进展与不足
1.进展方面。本次机构改革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确实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成了宏观调控部门。如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在“负责研究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调控部门。”而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职能定位在“负责调节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为此这两大部门在某些职能上也作了重要调整，例如把制订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调整和减少了专业经济部门。如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把煤炭、冶金、机械、国内贸易、化工等部改为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它们的行业主管职能完全剥离出去，使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调整为：“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从新三定方案来看，这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际上是走向行业协会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幅度削减也表明了本届政府在政企分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加强了执法监管部门。如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以上举措都表明，本次机构改革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微观管制三方面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各机构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较顺利。实质性的政企分开预计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处。相对于本次机构改革的深广程度来说，前期的调研和行政组织法律等准备工作显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某些决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但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机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本来已不在国务院系列，让它们向行业协会过渡是上一次机构改革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这一次却使它们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确实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属总公司分解为三个大型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题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属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屡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下来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各专业部门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条件下，不应解散而是应充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级国有资产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陷入混乱局面。插手这一块的有财政部的产权登记部门、有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有国家经贸委、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那么现在谁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进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非竞争性行业如铁路、电信、邮政、广播、电视、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政企、政事分开，如何通过国有独资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来规范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本次改革没有触及。而谁都清楚，这些行业存在的问题决不亚于竞争性行业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都是消费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机构改革和政府组织机构的调整都应该纳入行政法制化的轨道，即必须由法律来产生政府机构，通过法律把政府机构的行为规范化。我国的情况则相反，是先有行政机构，再由行政机构来产生法律。由此而来的法律必然失之公正，而且在法律产生之前，相关行政机构的行为得不到制约，很可能有损相对人的利益;此外该机构还可能被随意调整甚至撤消。本次改革也不例外，没有修改药品管理法而产生新的药政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出台电信法而产生政企尚未分开的电信管制机构“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新机构也面临类似问题。
这里有必要特别讨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性质问题。由于经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除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外，还接管了由部改为局的工业部门的经济调节、生产运行、投融资导向、技术进步、军工配套、进出口以及监督管理国有大型企业等微观管理职能。因此它活象一条“人鱼”，上半截是日本“通产省”，下半截是80年代的国家经委。作为“通产省”，行政指导是它的基本行政行为;作为国家经委，它则可以发布行政命令。在行政法学上，行政指导是非强制性的，相对人不服从，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相反，有误导效果的行政指导则必须对因此受损的相对人负赔偿责任。行政命令是强制性的。以往由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施行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范围是国有(营)企业，但在非国有企业已占国民经济大半壁江山的今天，如果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和严格的法律界定，如何能控制它将行政命令的触角伸向非国有经济呢?国家济贸易委员会随时都可能跨越宏观和微观的界限，随意使用行政指导和行政命令，由此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这个问题不解决，本次机构改革必然马失前蹄，无功而返。下文要讨论的“行业自律价”问题便能说明这一点。
今后政企关系之间可能产生的主要矛盾
如上所述，随着大部分竞争性产业主管部门的削弱，政府微观管理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国有资产权益的维护和对非竞争性或模拟竞争性产业的直接控制等方面来。同时，包括这些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今后更多要打交道的，是那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具有行政执法监督权力的微观管制部门。政企之间这种直接关系的转变，尤其在磨合时期，不可避免会产生某些新的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1.在微观管理方面，矛盾之一发生在国有资产的逐级代理者之间，其焦点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分配。这种矛盾会因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局面而加剧;矛盾之二发生在那些政企紧密结合的公共企(事)业(如中央电视台、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等)身上。由于这些公共企(事)业的性质和经营行为缺乏法律规范，在这些单位及其竞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上，政府的处境会很尴尬。
2.在微观管制方面，矛盾之一来源于某些产业的行政管制立法不足(如电信法、证券法、药品管理法等)，这一方面使管制部门缺乏执法依据;另一方面又为管制部门行政违法(越权、滥用权、不作为及违反
程序)提供了条件。前者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后者损害相对人利益。矛盾之二来源于许多不合理的法律条款未能及时修改，这同样会影响执法效果和损害相对人利益。
3.政企(事)联盟对行政管制的干扰。以往某一行政管制机构在对违法企业行政执法时，常常会遭遇到企业主管部门和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甚至有法律的依据，如水污染防治法就规定，当环保部门决定关闭某严重超标准排污企业时，必须证得该企业主管部门或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意。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和其主管部门是利益共同体，它们一致对付管制机构是必然的事情。这一次机构改革，虽然许多行业主观部门转变为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只从事行业指导性管理。但它们与企业之间“旧情”依在，在企业求援的时候，它们很难袖手旁观。不但依然可能帮助企业逃避或减轻行政法律责任，甚至还有可能创造出一项新的管制政策，置管制机构于不顾。我们举一个近期发生的事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说明上述问题的一个“故事”：行业自律价
今年7月24日，国内最大一家羊绒生产企业到国家经贸委政法司宣传处递交《关于恳请国家经贸委加强对制止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宣传工作的建议》以及本企业与另12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合起草的《制止恶性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工商联手、实现共同发展》的呼吁书，请求国家经贸委审核后在媒体公开发表。国家经贸委三位有关领导分别在7月27日、8月7日和8月11日作了批示，均认为不但要大力支持该项宣传活动，而且要发动委管国家局、中介组织、重点企业(商产业政策司)制定一个更详细的方案，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这个更详细的方案就是国家经贸委于8月18日发布的《关于部分工业产品实行行业自律价的意见》。之后，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委管国家局陆续在建材、冶金等行业联合制定以行业平均生产成本(系行业少数令头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为基础的行业自律价，要求行业内企业不等低于此成本销售本企业产品，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制裁措施。
虽然故事还在进行，但它却足以反映两大宏观调控部门做法的一些不妥之处：
1.行业自律价本是一些市场份额很高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有阻碍竞争的“串谋”嫌疑。两委不但不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反而主动介入，违反经济学常识地在所谓“产业集中度高和产业结构矛盾不突出”的行业实行自律价，欲置中小型企业于死地，难免有失公正，是“助纣为虐”也。
2.实际上，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图谋扩大市场份额从而破坏市场秩序的正是那些行业令头企业。果真想维护竞争，受害企业就应该诉诸于《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由此两法授权的行政执法机构负责调查处理。两委的介入，可以说一是滥用职权(计委)，一是越权(经贸委)，与“贵族企业”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闹剧。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机构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由于“权威”不足，则乐得“袖手旁观”。
3.许多中小企业低价倾销其积压产品，本是一种退出市场的合理行为，并没有违反价格法(见该法第14条第2款)，如果要求它们按大企业的平均成本销售产品，势必将其挤出市场，使其处境更遭。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明显地大大高于企业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成本。因此两委的介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4.行业自律价的基础是行业内少数主要生产企业的的加权平均成本。很显然，政府不可能获取企业真实的成本资料，因此，由各主管局计算并公布的行业自律价缺乏真实性，从而很可能成为维护垄断的“幌子”。
5.由于协议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太高，“价格卡特尔”往往很快就解体于协议企业的私下违约，政府出面来支持这种事情，真可谓“吃力不讨好”，留下笑柄。
若干建议
1.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设的进程。目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部门立法的传统，建立确实能体现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急需的新法律，同时抓紧补充、修改和淘汰大批有明显缺陷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使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尽早法定化。
2.政府应当自觉将微观经济管理的范围收缩到最小程度(只限于国资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因而必须明确委管国家局的设置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时机成熟即予以撤消，不一定非等到下一届政府。
3.行业自律是行业协会的事情，而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只有在委管国家局等行业主管或准主管部门撤消之后才有可能由企业自愿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研究制定商会法因而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4.高薪养廉是公务员制度建设中最关键的环节。在减少政府行政违法行为方面，高薪养廉所产生的效益，远大于道德宣教和目前形同虚设的监督制度所产生的效益。精兵简政辅之于高薪养廉，才会造就出一个高效、廉洁和公正的政府。你好哦啊，
第三篇：地支六合与干支的八种关系
地支三会：
寅卯辰相会为木
巳午未相会为火
亥子丑相会为水 地支六合：
子丑相合化土
寅亥相合化木
卯戌相合化火
辰酉相合化金
巳申相合化水
午未相合化火
地支三合：
申子辰相合化水
亥卯未相合化木
巳酉丑相合化金 天干五合：
甲己相合化土
乙庚相合化金
丙辛相合化水
丁壬相合化木
戊葵相合化火 地支相刑： 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 恃势之刑
未刑丑、丑刑戌、戌刑未 无恩之刑 子刑卯、卯刑子 无礼之刑
辰午酉亥自刑
重点是：丑戌互刑，辰未互刑（其它的刑可不考虑）
地支相冲： 子午相冲
丑未相冲
寅申相冲
卯酉相冲
辰戌相冲
巳亥相冲 重点是：阳冲阳，阴冲阴。除了四土外，对冲的双方都还是克的关系。
地支相破： 子酉相破
寅亥相破
辰丑相破
午卯相破
申巳相破
戌未相破 地支相害： 子未相害
丑午相害
寅巳相害
卯辰相害
申亥相害
酉戌相害
干支之间的生克方式有八种：生、克、会、合、刑、冲、破、害
第一种：生。指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另一行给予扶持性的施予。生有给养、生育、庇护、支持和文饰等义象。受生之五行增力，主生之五行减力。未戌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生金。
第二种：克。指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另一行给予压迫性的制约。克有管束、压制、牵制、打击、剥夺、攻伐、摧残和杀戮等义象。受克者减力，主克者也减力。
第三种：会。指五行中的某一行汇聚一方之气，组成强大阵营，所谓物以类聚，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也是生的一种特殊形式。会有同类相聚、同气相求、会合、聚会、荟萃等义象。
第四种：合。指五行中的两种或三种五行串通一气，组成联合团体，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也是生的一种特殊形式。合有合伙、合作、和好、结合、合住等义象。合的具体方式又分为干五合、支三合、支半三合、支六合、支拱合、支暗合、干支合等七种。支拱合如亥未拱木等；支暗合如子戌合等支中藏干相合者；干支合如戊子等天干与坐支藏干相合者。
第五种：刑。指一种或两三种五行施行自我折磨或相互折磨、相互制约。也是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有刑罚、刑伤、折磨、虐待和阻滞等义象。
比如某人受了刀伤，如果是他人所为，就是相刑；但如果是他自己所为呢，就是自刑啦。大凡自作多情、自找没趣、自找麻烦、自作孽、自己打自己嘴巴、自己关自己禁闭、自己诅咒自己、自己虐待自己、自残、自寻短见等等，都是自刑。
第六种：冲。它指两种方位对立的五行相互冲战，是五行之间一种猛烈的交流形式。冲有冲击、冲撞、冲突、冲动、冲开、冲散、冲破、冲掉、冲走、冲出、冲进等义象。
第七种：破。指两种五行的藏干之间相互破坏。它也是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破有破开、破坏、破败、破损、破散、破伤等义象。干支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复杂的，因为干支五行就是模拟世间万事的符号。母子之间是相生，夫妻之间是相合，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世界上有不少母亲虐待子女，子女伤害父母，夫妻互相折磨、残杀的事，就是生合之间的破。
第八种：害。指两种五行之间相互妨害，也是克的一种表现形式，又叫相穿。害有妨害、损害、迫害、陷害、谋害、残害、杀害等义象。比如丑午相害，是什么在相害呢？是丑中的癸水要谋害午中的丁火，午中的丁火却在残害丑中的辛金，而己土又在杀害丑中的癸水，外面看是午火生丑土一团和气，里面却演着武打戏。
第四篇：树立正确权力观 应该处理好“八种”关系
树立正确权力观
应处理好“八种”关系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四次党代会、区人大四届一次全会精神，深化“治庸问责”、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工作，全区上下正在开展“树立正确权力观，提高行政执行力”的大讨论活动，个人认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应处理好“八种关系”，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为民所执”。
一、处理好做官与做人的关系
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处理好做官与做人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党员干部的个人形象，也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再做好官。一个人做人能否做到公平、正直、廉洁； “公生明、廉生威”。主政一方，你的一言一行都被下属及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是最好的工作方法。身教胜于言教，要求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严禁下级干的自己首先不干，做人能够做到这样，则这个地方“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大有“政通人和”的基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群众的褒奖”，人民群众对执政是否满意是检验评判做官好坏的唯一标准。
二、处理好做官与做事的关系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心中所想是“做官”还是“做事”，不仅仅是个意识问题，更是个立场问题，是群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哪个是第一位的问题。
如果只是为了“做官”，那势必会事事以“做官”为重、坚持为“做官”服务，而不是事事以群众利益为重、坚持为群众服务。即使在某个阶段或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给群众办些实事、好事，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为了群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这种“正面效应”是有限的，不可靠的。一旦觉得为群众服务的某项工作有碍于自己的仕途或对自己升迁意义不大或自认为升迁无望时，就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损害到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甚至滑入腐败的泥潭。
仓埠街系新洲区 “老三镇”，目前街级实力、财力、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区的排序与大街身份完全不相适应。我们需要大量做实事，肯干事、敢担责的干部为街级经济发展、增加街级财力去为之努力，为之奋斗，能做事的干部才是做好干部的前提。
三、处理好惜权与揽权的关系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铭记这个道理就会懂得珍惜，要对自己岗位权利有一种敬畏之心，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是惜权。与之相反个别党员干部对于对自己或小团体有油水、有来头、有人情、且轻松易做的事抢着干，唯恐别人参与，任人唯亲，听不进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这是揽权。仓埠街需要珍惜岗位，努力工作的干部，不要揽权不作为的干部。
四、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权力就有责任，权力与责
任是对等的，有权就有责。仓埠街城镇面貌的改观、基础设施的改善、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格局，需要大量做实事、敢作为、有作为的人。造福一方，改变仓埠街面貌需要一大批有责任心、有能力、有作为的领导。每一个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和实践，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奉献，不是索取的工具；权力是责任，不是组织对自己的补偿；权力是重担，不是贪图享乐的温床。
五、处理好权力与执行力的关系
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决定执行力。正确的权力观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的理念。有了这一理念则有如下执行力：一是为民服务的执行力。要求切实、高效履行政府和人民赋于的权力，努力面向基层，为基层服务，减轻基层负担，提高执行力和行政效能；二是厉行节约执行力。要求按上级规定，控制发文、会议和其它费用，实现节俭、节约；三是制度建设的执行力。要求辖区内企业和机关、党员、干部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落实“一把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制度。否则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会乱套。
六、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
领导干部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建设，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领导干部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追求公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又不可避免地想追求个人利益。作为领导干部，如果经济人本
性压倒了道德责任自律意识，对金钱的贪欲战胜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冲破了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腐败的动机。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只有树立勤政为民、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才能抵御和消除腐败。
七、处理好权力与能力的关系
作为领导干部，除了拥有相应权力和具备与这些权力相适应的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具有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作为领导干部，不论能力强弱、素质高低，都要务必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不忘加强学习、注重修养、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只有做到权力与能力同时出众并且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的“三无”境界。只有努力达到和尽力保持在学识、能力、品行等方面的并驾领先，才能更好地赢得组织和群众的双重理解、普遍信任和共同支持，才能不负众望最终有所作为。仓埠街街级经济是否发展、排位是否靠前、社会是否稳定是检验权力与能力的标准。
八、处理好权力与约束的关系
党员干部的权力是有限的，约束是无限的。约束可分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约束等，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象成克杰、胡长青就是典型的案例，他们成为高级领导干部后没有很好的约束自己，最终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党员干部应从腐败案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自觉做到接受各种约束，使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做
到按政策法律法规用权，公正、公开、公平用权，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下用权。
“树立正确权力观，提高行政执行力”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与区委、区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参与，正确处理好以上“八种关系”，真正做到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做官，不断转变观念，改进作风，做到常充电、莫触电、多放电，为推动我区跨越发展、转型发展、共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八种常用应用文标准格式
八种常用应用文标准格式
1．书信一般书信（包括请柬）包括五个部分：（1）称呼。信纸第一行顶格写，后面加冒号。（2）正文。第二行空两格写起，转行顶格。可有若干段落。（3）结尾。正文写完，如果正文最后一行空格比较多，可以接着写“此致”、“祝”等词语，否则，另起一行空两格或四格写“此致”、“祝”等词语。然后另起一行顶格写“敬礼”、“进步”等祝颂语。（4）署名。一般写在祝颂词下行的后半行。（5）日期。写在署名下一行，靠右边写上年月日。请柬除具有书信的特点外，还要特别写明出席的具体时间、地点。用语要客气有礼貌。另外，还要注意信封的写法。要写清收信方的邮政编码和详细地址。收信人的姓名、称呼位置居中。称呼是邮递员对收信人的称呼，不宜写“父母大人”、“姐姐”等称呼。发信人的详细地址及邮编要写清楚。如果是挂号信，还要写清发信人姓名。2．启事启事的写法是：第一行正中写启事的名称，如“征文启事”。第二行空两格起，写启事内容。末尾右下方分两行写署名、日期。启事的有些内容要十分具体明确，如地址、时间、联系办法等。有些内容就不应写得具体明确，如“失物招领”中有关失物的详情，以防冒领。3．通知通知的一般格式是：第一行居中写“通知”二字。第二行顶格写被通知方的名称，加冒号（如果正文已明确了通知的对象，被通知方的名称也可略去）。下行空两格起写正文，如果正文内容较多，可分条写，以便读者把握内容要点。署名和日期分两行写在正文的右下方。4．电报在电报专用纸上按要求逐项填写收报人的姓名、地址。电文一般不加称呼，不点标
点，不留空格。署名紧接正文，可用对方熟知的略语表示。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每一格最多可写四位数。写电文既要简洁，又要明白，不要因过简而产生歧义，引起误解。5．新闻新闻的样式很多，下面简介一下简讯的格式：（1）标题概括简讯的主要内容。（2）导语导语是简讯开头的一段话，要求用极简明的话概括简讯的最基本内容。（3）主体主体是简讯的主要部分，要求具体清楚，内容翔实，层次分明。（4）结尾是对简讯内容的小结。有些简讯可无结尾。6．广播稿广播稿的格式和一般报刊用稿的格式没有什么区别。但要注意收听效果，语言要通俗口语化（书面语改为口头语，文言改为白话），避免因音同字不同造成误解，也不要因念不出标点而产生误解，如“‘希望小学’每个学生都有本《家长捐资助学调查》。”读起来容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7．申请书写申请书的目的是通过向上级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自己明确而具体的某种要求并申明理由，以期得到批准。申请书的一般格式是：（1）标题括事由和文件名称，如“入团申请书”。（2）正文包括申请原因（含申请者有关方面的基本状况）、事项、理由和要求。（3）结尾署明申请者和日期。写申请书，事项要明确，态度要积极，言辞要恳切，理由要充分。8．说明书说明书要求对所说明对象的介绍既全面又有重点。要客观、准确、简明、通俗，不可因追求文词华美生动而失实，产生误导作用。应用文为特定需要服务，受到明确的写作目的、专门的阅读对象、一定的使用场合等条件的制约，因此，行文要注重得体：既要准确表达意思，又要适合对方的心理情感，适应特定的人际关系，适应传递信息的环境条
件和其他条件。遣词造句既要说得“明”，又要说得“雅”，因此，要学会正确使用一些习惯用语和少量惯用文言词语。注意：应用文较之一般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与生活、社会联系更紧密，格式、行文习惯更有规矩。我们无论使用哪种应用文，都必须按其各自规范化的约定俗成的格式来写，不能随意杜撰。强化常见应用文的格式训练，包括书写要求、行款式样、结构形式、习惯用语，称谓和签署等，这是应用文写作训练的重点。语言要简明得体，注重规范性。1）简明。简明是指语言简要、明确，不能象记叙文那样细致描述，也不能象说明文那样具体阐明，更不能象议论文那样逻辑推理。2）得体。得体是指语言的运用要注意语言环境。这里主要指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及表达方式等。语言得体首先要注意表达对象。对领导、老师、父母及其他长辈，一般不能用“希”“望”，应该用“请”、“恳请”。应用文中的某些公告，有告之于公的意思，所以表达上应十分客观，如合同、规则等，而有些则不同，如报告、请假条等，带有请示性质，语言应谦敬些，应用文中的书信，带有最重的主观色彩，给不同对象写信，更得强调语言的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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