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分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下)课程的考试

第一篇：85分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下)课程的考试

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下）课程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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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共 5 小题，总分: 40 分)

1.本讲认为，区域竞争的方式应当从让利竞争转变为（）。

A.资源竞争 B.政策竞争 C.服务竞争 D.区位竞争

2.在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转变为（）。

A.管制型政府 B.服务型政府 C.民主型政府 D.有限型政府

3.本讲认为，创新经济区治理机制的前提是（）。

A.减少政府干预 B.完善市场机制 C.深化改革 D.扩大开放

4.本讲认为，传统治理机制失效的主要原因是（）。

A.政府职能分工不明确 B.政府政策导向不明显 C.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D.政府权威性减弱

5.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探索实行的新模式是（）。

A.正面清单管理 B.负面清单管理 C.全面清单管理 D.片面清单管理

二、多选(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本讲认为，治理经济区和都市圈的任务主要包括（）。

A.深化区域分工 B.鼓励有序竞争 C.推进一体化

D.重点培育中西部增长极

2.根据本讲，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的一体化应当着眼于哪些方面？（）

A.交通 B.通讯 C.旅游 D.环境

3.以下哪些选项属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11个重点经济区？（）

A.滇中经济区 B.黔中经济区 C.藏中南经济区 D.成渝经济区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在都市圈的一体化推进方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正确 错误

2.本讲认为，西三角即成都、重庆和西安的发展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未来培育都市圈的重点之一。

正确 错误

3.欧盟是已实现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其发展的最高程度是货币一体化。

正确 错误

4.本讲认为，区域规划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经过广泛讨论

制定出来的，因此具有可行性。

正确 错误

第二篇：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下)(1.5分)

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下）（1.5）

一、单选(共 5 小题，总分: 40 分)1.本讲认为，传统治理机制失效的主要原因是（）。

A.政府职能分工不明确

B.政府政策导向不明显 C.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D.政府权威性减弱 2.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探索实行的新模式是（）。

A.正面清单管理

B.负面清单管理 C.全面清单管理

D.片面清单管理 3.本讲认为，创新经济区治理机制的前提是（）。

A.减少政府干预

B.完善市场机制

C.深化改革

D.扩大开放 4.本讲认为，区域竞争的方式应当从让利竞争转变为（）。

A.资源竞争

B.政策竞争

C.服务竞争

D.区位竞争 5.在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转变为（）。

A.管制型政府

B.服务型政府

C.民主型政府

D.有限型政府

二、多选(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1.根据本讲，我国经济区和都市圈的一体化应当着眼于哪些方面？（）A.交通

B.通讯

C.旅游

D.环境 2.本讲认为，治理经济区和都市圈的任务主要包括（）。

A.深化区域分工

B.鼓励有序竞争

C.推进一体化

D.重点培育中西部增长极

3.以下哪些选项属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11个重点经济区？（）

A.滇中经济区 B.黔中经济区

C.藏中南经济区

D.成渝经济区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在都市圈的一体化推进方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正确 错误

2.本讲认为，区域规划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经过广泛讨论制定出来的，因此具有可行性。

正确 错误

3.欧盟是已实现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其发展的最高程度是货币一体化。正确 错误

4.本讲认为，西三角即成都、重庆和西安的发展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未来培育都市圈的重点之一。

正确 错误

第三篇：关于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凌，应丽芬.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继任管理和创新［J］.管理世界，2003,（6）.［2］顾文斌，李颖，李梅.论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及其转变［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24）.［3］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4］吕福新.家族企业的资源短缺与理念接续［J］.管理世界，2003,（12）.［5］王志明,顾海英.家族企业成长与治理结构的变迁［J］.财经科学，2004,（5）.关于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论文关键词：治理模式；创新；民营企业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发展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找出家族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并尝试提出“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及对创新途径。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状和成因

公司治理是指联系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它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的机制，属于基础的制度层面。基于监控主体的不同，构建了公司治理模式的一般构架。由于历史、文化与具体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各国的公司治理系统有所区别。在我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当中，家族式企业占有绝对分量，家族式企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主导性的企业制度，但由于家族式企业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形成民营企业的一种主要力量。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初创成本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秩序尚未健全、契约法规和产权尚不完善、契约的履行得不到可靠保证的环境下，企业初创时期人们把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庭与企业这两种形式加以结合，利用血缘和亲缘关系，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创办企业所需资金、人员及社会关系，从而可以减少搜索信息、订立契约及履行契约的成本。家族成员在具有权威的企业家长的领导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对企业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和忠诚，企业内部交易的协调较为容易、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发生矛盾冲突时避免了由于引入第三方监督造成成本过高的问题。

（2）家族成员可信度高。①由于缺少清晰、稳定的法制环境，缺少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为确保可信度，企业的所有者只能选择家族之内的可信的人员参与经营。从这层意义上说，采取家族治理模式也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逼迫所采取的不得己选择。②在家族式企业中，由于所有制和控制权都集中在家族内部，而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相同的目标，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责任不对等、激励不相容的情况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代理的风险。

（3）适应经济体制剧烈变革和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环境。在市场规则迅速调整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为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不得不经常性地突破已有的政策限制，或者采取各种花样变通的做法，这种政策博弈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企业家严格控制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忠诚度，防止出现内部人告状、从而引致政府管制的关注情况，这样的体制性环境决定了以家族治理模式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

（4）内部凝聚力强。家庭主导型企业在初创时期，由于困难重重，在艰难的条件下难以立足，经济力量薄弱，经营不规范，财务制度和财务管理也不健全，家族这个利益共同体

比较容易凝聚家族力量、克服困难。支撑小企业渡过起步阶段的难关尤其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适应周围的环境尤为必要。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企业初创阶段，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而家长是有权威的，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同时也是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和创办者）作为统帅，发挥决策、合作、筹集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更容易使家族成员团结在其周围。2 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式治理模式的困境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走过初创期，家族式治理模式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并开始制约我国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困境体现在：

（1）家族化治理在决策方面的独断性、亲情大于制度导致管理的随意性以及私营企业主的能力局限性往往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个人或家族决策尽管能够提高决策效率，但决策质量与决策者的素质能力紧密相关。这种决策模式易于形成“家长”作风，降低决策科学性。在家族化治理模式中，家长集权制会抑制其他员工的创新动力，独裁和专断往往是创业型企业家最易犯的错误。由于权力的集中、决策的专断，企业对“家长”过分依赖，企业的荣辱安危都系于一人之身，缺乏制度制衡就成为民营企业的顽症。另外，与家长制相对应，企业内部主要以人治方式进行管理，主要依靠个人经验与智慧、情感的好恶等来管理企业，管理的主观随意性大，缺乏全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尽管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仍难以适应企业发展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高能力需求。

（2）家族网络的封闭性具有成本劣势。尽管民营企业的“忠诚”与“信任”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价值，但封闭的家族网络也使得企业决策具有一定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家庭内的人际网络关系能降低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却增加了“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交易费用，非家族成员很容易感到被排斥或被忽视，两权合一使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交易费用大大增加。

（3）家族化治理的排外性损害治理效率。家族化治理的排外性主要表现为下述方面：① 家族意志的影响力很大，使得外部职业经理人常常不得不屈服于家族意志，阻碍外部职业经理人进入与作用发挥。② 信息高度集中于内部家族成员手中，家族外部成员很难获取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信息，影响家族外部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③ 家族的强势地位容易侵占中小股东的应得利益，出现公司财产权利的变相转移，影响外部股东的投资意愿。由于家族式企业的资产主要由家族投入，因而家族在企业的控制中处于强势，造成企业权力结构的封闭性，权力分配向家族网络倾斜，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和技术创新，因此极可能导致企业成长极限。

（4）家族式治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代际传承风险。家族式治理企业一般并不从外部市场上公开招募“掌舵者”，局限于家族内部寻找，限制了择优范围，权力的交接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衰败，极有可能出现“三代消亡”的现象。

正是由于这些家族式治理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导致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遇到难以克服的瓶颈，从而出现“死亡率”很高和“短寿”的现象。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及创新途径

在模式选择方面，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直接从“家族化治理”向“职业化治理”转化。在转轨经济中，职业经理人市场与金融市场、法律制度与社会信任制度的建设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同时，家族企业家有意愿将经营家族企业看作体现家族追求与实现家族成就的事业，他们不会完全将企业交由职业经理人而坐等分享红利，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

中国民营企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要做大做强，就必须摆脱家族治理的局限性，但也不能彻底走向“职业化经理人”的完全治理，因此，采取由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应该能成为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新出路。

在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家人”和“外人”之间缺乏信任。在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不请职业经理人是等死，请职业经理人是找死”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民营企业应该设计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充分发挥职业化经理人专业优势的治理模式。我国民营企业建立共同治理机制并使其良好运转需要以下5 个方面的条件。

（1）推进家族企业产权与家族文化观念变革，确定家族企业由家族化治理向共同治理的演变方向。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很难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的路径展开，但它可以通过产权和文化两方面的变革来打破家族制度的天然束缚。产权变革方面，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可采取“控制权家族化、经营层社会化、股权逐步公众化”的模式，通过经理层持股、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确立股权激励获得可持续发展。家族文化观念变革方面，企业所有者要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业缘、事缘理念。

（2）通过经营信息资源、管理权和剩余索取权三方面共享，促使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享走向共赢。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减少代理成本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允许代理人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所以家族企业必须建立3个方面的共享机制：①经营信息资源共享；②经营管理权共享；③剩余索取权共享。这种共享多赢的机制有利使管理者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为企业工作。

（3）建立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以及家族企业与社会的双重互信机制。①家族企业要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一整套有利于吸引外部社会资本、提升自身信誉度的规范制度；②家族企业主在确定委托——代理关系时，要选择的代理人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代理人，既信任代理人的能力，又信任代理人的职业道德。随着信任的深化控制权逐渐下放，直到完全授权，这时“职业经理人”才能充分发挥专业才能。

（4）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使家族资源与“外人”能力有效结合。在激励方面,除了满足经营管理者成就需求外，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本薪酬制度和产权激励制度；在约束方面,则可采用公司章程约束、合同约束、程序约束等内部约束与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市场约束、社会团体约束等社会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家族资源与“外人”能力相结合。

（5）完善资本市场，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强化法律治理与契约治理，促进民营企业由封闭走向开放。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能够科学合理地评估人力资本的管理才能与技术研发能力，为人力资本方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提供制度支持；完善的资本市场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并减少融资成本。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运行基础，但这两个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规定的运作规范、威慑力量和惩戒措施是保证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手段。

我国民营企业想要在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必须遵循 “互信、分享、共治、多赢” 的基本原则。

①坚持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的互信原则,互信是共同治理模式的运作基础。②坚持分享与共治原则，分享与共治是共同治理模式的运作手段。③坚持共赢原则，共赢是共同治理模式的运作目标。④家族企业应该逐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专业化分工与制衡机制,通过投票权、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权以及对战略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对管理者进行约束,逐步建立起合理的授权结构和契约治理机制，实现“家人”与“外人”共同治理

第四篇：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摘要：努力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公共危机治理的范式转换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整个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来，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思路。本文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分析其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进而从社会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关键词：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社会资本、信任、规范、社会网络

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事故多发态势的要求相 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我国既有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仅仅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之中。这种一元性的危机应急反应结构强调的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的安排，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界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境地，从而使得公共危机的应对缺乏效率，不能在充分高效运用社会资源。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形成良好公共危机应对体系，应对社会中各种突发性危机，是当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研究视野和探索路径。

一、相关概念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所谓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公共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1]

（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同。政府危机管理是在公共危机预防、应对和恢复过程

中，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导方式。公共危机治理是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主体，为了更高效、科学地应对公共危机而形成的一个资源互补、权力分享、风险共担、彼此依赖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它拥有着一个扁平化、弹性化的公共危机应对网络结构。

公共危机治理的多主体性决定了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是一个协同治理的过程，关于协同治理的内涵，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协同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协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协同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协同与信任是互动的，信任促进协同，反过来协同又增强了信任；其二，协同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协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目前流行的治理理论强调在国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协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协同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协同、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体系。[2]

（三）社会资本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3]

二、社会资本研究与公共危机治理结合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

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协同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协同。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4]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难题

公共危机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全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公共危机事件的破坏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使公共危机管理不仅需要人员、技术、资金等硬件条件，还需要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等软件条件。另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对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造成损害，但社会资本所受的损失最小，即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等依然会发挥作用，而且社会资本还可以向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化。可以说，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治理的实现及效果。

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何处理这些危机事件给政府也想整个社会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难题，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缺失

公共危机是全社会要共同面对的，社会既然是大家的，危机也是所有人的，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在一个民主开放、人人必须建立社会责任意识的，然而，责任来源于信任，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化氛围中，如果社会主体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那么社会责任必定是缺失的，公共危机治理也将无从谈起。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共同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做到政府、社会和公众问真正的信任，他们才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自觉树立起应有的责任意识，并将其转化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行动。

然而从我国现已暴露的公共危机问题来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缺失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扩散性，一个公共危机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一个或几个公共危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表现为因为这种不信任而使公共危机扩大化，甚至产生新的公共危机。近年来，由于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所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防不胜防。

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领导主体，公众对政府越信任越容易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使公共危机得到有效应对。相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则容易导致社会秩序失范。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是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品德、能力等方面的不信任，或因运用公共权力中的不当行为所引起不信任，或是对制度政策本身的不信任。

这主要因为政府及工作人员观念上对公共危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民众长期反映的社会问题麻木不仁，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忽视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民众的承诺不能兑现，应急机制不健全等。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规范缺失

社会规范是民众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演生的秩序”，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没有一个机关明确地制定、颁布、实施这些规则。因此，它不同于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布的法律规则，其是公民在多次重复自由组合过程中达到的最优纳什均衡。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显然，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规范约束和调节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促进民众在危机治理上的监督与协同，从而确保了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实现。

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当前，我国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缺乏，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规范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和政府责任，对民间组织和民众的行为规范和责任规定明显不足。例如，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过程，其中信息公开是促使民众广泛参与和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法对此缺少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可见，现有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形成公共危机治理所需的互惠规范。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缺失

公民参与网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推动力。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不应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应当是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这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要求。社会资本为公共危机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公民参与的网络，其表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问的各种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等方面，其中蕴含了可转移的重要资源。

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需要各治理主体既保持相对的自主独立性，又能够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和谐有序、自律目治的制度化治理机制。但从现状采看，我国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良好的社会网络治理结构在我国尚未形成。[6][5]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出路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的提出，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的积极回应。要解决当前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必须以和谐社会为共享愿景，增加和开发社会资本，在充分利用既有资源的前提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提高化解矛盾和危机的能力。

（一）重塑政府公信力，重构政府社会资本

如果国家不能承担应负的公共责任，甚至治理能力减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必须重构政府的社会资本，增强政府公信力。

重塑政府公信力，维系社会交往关系的纽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

保障。一个由信任建构的社会网络和一个有着很高信用的政府，将有效实现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给。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诚信建设的客观依据，政府能否取信于民，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否真正促进和保障公民利益。

政府要想取信于民，首先应当做到信息共享，提高行为的透明度，威廉姆森认为，信息共享能有效缓解有限理性和制约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灾害性和涟漪性的特征，基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间良性互动非常重要。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必须构建开放的信息传播与认证渠道、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这样，可以提供给公众充分的信息，引导他们更恰当、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危机，在此基础之上作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其次，政府应当增强危机应对能力，具体表现为构建“ 柔性化”组织形态，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柔性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指具有不断学习创新，利用内外资源参与环境变化，对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断做出反应以及适时根据可预期变化的结果迅速调整的能力。柔性化组织是当代组织变革的新趋势，柔性化组织所隐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组织边界网络化、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环境全球化。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要求政府重新整合政府组织内外部社会资本，构建起动态性、柔性化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从而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

（二）制定和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强化规范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显得更为必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为社会资本构筑其发挥充分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建立社会资本的任务总是以现存社会结构为中介的。在没有首先注意到构成社会的制度的情况下，要引导个人相互合作或相互尊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危机发生后的自愿参与、临时调配和仓促应对。应该明晰危机治理中各权力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权责分明的基础上才能整合各多元主体的力量，指引成员的外在行为向着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方向靠拢，从而实现危机治理的目标。面对各种危机，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就是建立健全危机治理的一整套机制，形成一个常规化、制度化的框架设计和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以此明确危机治理的目标，指导危机治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治理的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治理能力。

（三）建立畅通的危机治理社会网络，培育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

建立、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应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出发，积极对各个社会主体进行培育，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

首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非政府组织有序高效地参与危机治理提供基本支撑。只有在公民精神健全、社会交往网络发达的条件下，政府才能达到治理的要求，即在社会资本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政府人员与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民间组织倡导互助，其发展亦有助于提高社会认同感[9][8][7]

和凝聚力，有助于信任、互惠、规范等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改善社会资本结构，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积极为这些社会团体、组织参与危机救治搭建平台或拓展渠道，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所拥有资源在危机状态下的调配机制，提高政府的危机物资的储备水平和调动能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有序化拓展，以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治理能力[10]。当今之风险社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性的，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局部的或地方性的危机也有可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导致全球危机的产生，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采用全球治理的视角来考虑，使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公民自组织和有影响的个人作为国际社会行动主体，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危机。

参考文献：

[1]

[2] 詹姆斯 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J ] ．行政论坛，2008:6

[3] 王博超 张洪洪.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J].神州，2012(23)：150-150.[4] 金珠 陈强.论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J].魅力中国，2011(2)：104-104.[5] 刘雅静.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9(6)：79-82

[6] 董晓倩 孙一平.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J].学术交流，2012(1)：113-116.[7] 董晓倩．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 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11

[8] 孙健．柔性化组织的管理理念[J]．中国行政管理，2007:09

[9] 王世彤 顾雅洁.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资本互动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6(10)：125-128.[10] 蔡新燕.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分析[J].市场研究，2008(11)：10-14.

第五篇：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本质特征与化解机制(下) 课程的考试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本质特征与化解机制（下）课程的考试

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

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5.答题完成后，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刘少杰教授强调，在疏导利益矛盾时，要把（）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A.广大人民群众 B.企业 C.政府 D.国际组织

2.让利益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层面、不同组织中开展一种公平的分配，这指的是下列哪种机制？

A.利益补偿机制 B.利益约束机制 C.利益协调机制 D.利益调节机制

3.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措施，补偿在某些方面利益受损的群体和社会成员，这指的是下列哪种机制？

A.利益补偿机制 B.利益约束机制

C.利益协调机制 D.利益调节机制

4.（）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交往空间。

A.网络社会 B.熟人社会 C.陌生人社会 D.工作社会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根据刘少杰教授所讲，我国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包括下列哪些？

A.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B.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 C.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D.健全网络活动和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2.根据刘少杰教授所讲，利益补偿机制包括下列哪些方面的补偿？

A.产业补偿 B.土地补偿 C.生态补偿 D.自然灾害补偿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刘少杰教授指出，加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应完善流动人口全员统计信息制度，建立健全以全员人口数据库为基础、以信息互通为纽带，对流动人口实施有效管理。

正确

错误

2.刘少杰教授指出，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可以使我们真实地了解百姓的心声、了解民意、了解有可能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些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愿望。

正确 错误

3.刘少杰教授指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制度安排针对着的不同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都是同时存在的。

正确 错误

4.刘少杰教授指出，社会矛盾是一定同利益纠缠在一起的，没有利益的分歧、利益的冲突，就不可能发生社会矛盾。

正确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