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视野下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扶贫项目的机制研究

第一篇：参与式治理视野下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扶贫项目的机制研究

参与式治理视野下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扶贫项目的机制研究

摘要：在我国，扶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一直是扶贫参与主体的重要角色。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战略，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参与式扶贫，是一种扶贫模式的转变。传统贫困治理政府一直是扶贫治理的主导角色，随着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引入，参与式扶贫治理在精准扶贫和农民脱贫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具体实施过程的研究以及精准扶贫中呈现的现实困境，积极寻找解决扶贫的真正之道，使得贫困地区的农民不再只作为扶贫政策的接受者，而是作为扶贫的重要参与者，在整个扶贫治理过程中起到相应的作用，进而改善治理贫困的局面。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农民参与；扶贫项目；参与式发展

一、参与式扶贫概念

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治理贫困的行为，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经济、生活的困难，克服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社会分化的严重性。在我国扶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一直是扶贫参与主体的重要角色。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推到前沿。

与传统政府主导的单一扶贫模式不同是另一种扶贫，参与式扶贫模式，也称为“参与式发展”，是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应用于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生活困难的实践。参与式发展理论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中，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运作的特点。参与式扶贫需要对贫困地区困难人口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从而为参与式发展扶贫提供有效的模式创建基础和条件，从当前的扶贫情况来看，资源存在严重的匮乏性，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一定扶贫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政府确定扶贫的目标、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从而制定相应的扶贫资源的分配决策和扶贫方案。一项扶贫项目的实施会出现多元化的扶贫效果，所以在扶贫工作中，还需要注重对扶贫结果的反馈。在扶贫工作中，政府、社会组织和贫困人员都是扶贫工作的参与者，从而形成一个扶贫与脱贫的共生系统和协作网络。一项参与式项目的扶贫是具有多元化的，其决策的过程本身具有参与性和民族性，同时决策的方式也有多种形式。

二、参与式扶贫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参与式发展理论

参与式扶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扶贫方式，这种扶贫方式是受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启发而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应用于我国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使得贫困地区人口能够真正参加到扶贫项目运行中，这种扶贫方式是对传统输血式扶贫的一种突破。

“参与式发展”理念的提出者美国康奈尔大学Noman Uphoft教授认为：“发展对象不仅要执行发展，还要作为受益方参与监测和评价。”这就意味着项目制定实施过程中必须有参与者的监测和评价。当参与式发展理念应用到扶贫实践中，参与者能够对扶贫项目的计划目标、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参与，这也是参与式扶贫最大的特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跨国组织在扶贫的过程中将社区参与作为扶贫领域主要实践方式，促进当地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李小云在《参与式发展概论》一书中，结合我国实际的扶贫现状，通过对西方的参与式思想和参与式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和引进，将参与式扶贫作为是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村扶贫模式的重要路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指出，在扶贫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引导具有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积极的参与到扶贫过程中，使贫困对象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摆脱贫困，提升贫困人员的自我脱贫能力。同时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证公共服务的普遍化和公平化。

（二）参与式扶贫治理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之间就共同事务过程相互协调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模式治理理论的产生，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区别于传统政府单一行政命令的模式。有学者将治理的定义理解为，对一系列活动的管理和治理机制，虽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授权，但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却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参与式扶贫其实质就是一种治理理论的实践模式。

三、参与式扶贫的特点

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的应用中，主要是以村为单位进行扶贫规划，通过综合的分析后，确定需要帮助的贫困村。在贫困村确定后，需要针对贫困村建立参与式贫困帮扶和开发规划，同时还需要完善参与式贫困村开发过程。

我国传统扶贫模式是“输血式扶贫”，即由政府主导扶贫，政府是控制和分配资源的主要角色人，而参与式扶贫模式突破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单一扶贫模式，强调被扶贫者主动参与到扶贫活动，能够在扶贫项目中获得精神和物质的满足，是一种新型的一种互动型扶贫模式。其主要特点如下：

1.与传统政府主导的角色相比，农民是参与的主体

相对于传统的扶贫方式来说，参与式扶贫方式还需要注重农民的主体性，贫困群体的参与程度被作为反贫困治理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相比较于政府主导的资源扶贫，如果贫困地区的贫农能够积极参与扶贫项目中，就能够和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形成互动，因为农民最了解自己的贫困情况，一旦农民自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就会感受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在参与式扶贫中，农民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与“输血式扶贫”不同的是，参与式扶贫式一种“造血式”扶贫，凸?@贫困地区农民的“自救”地位。

2.参与式扶贫的核心是“赋权”，农民全程参与

参与式扶贫核心的理念是赋权。扶贫项目的实施绝不是让农民一味的被动接受，农民不能在扶贫过程中享受到参与扶贫的权利，其扶贫项目的实施也就不能真正让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参与式扶贫治理中反贫困对象具有参与到扶贫治理中的权利，同时也是参与式扶贫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扶贫的目标群体来看，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也就表示，其可以全程的参与到扶贫工作的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

3.参与式扶贫形成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

贫困群体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最终受益主体。随着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扶贫模式和机制开始出现转变，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参与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不仅是接受政府、市场等外部援助的诱导，同时更注重参与扶贫受益群体内在的能动性。参与式扶贫通过接受外来援助所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的发展理念，将这些外部力量同贫困地区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激发贫困地区人群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积极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同时在扶贫活动中通过与援助者的交流和信息共享等，促进其思维的发展，提升参与式扶贫的效率。

4.参与式扶贫注重提升农民的能力

国家扶贫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脱离贫困的生活，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最主要的完成扶志，不是为一味的给予帮助，而是使农民自身有能力摆脱贫困的帽子。而参与式扶贫方式就是在这种理念下提出来的，通过引导贫困农民的积极参与，不仅为其提供救济式的帮助手段，同时也推出一系列的扶贫项目，使农民自身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提升农民的脱贫能力。贫困地区农民能够自己主动参与扶贫过程，扶贫的效果真正受益于农民自己。授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扶贫项目开发中如果贫困地区人群不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返贫还是会出现的。

四、参与式扶贫实践的困境与机制创新

（一）参与式扶贫的现实困境

1.参与式扶贫行动主体参与地位的失衡。参与式扶贫参与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民，在我国精准扶贫中，各个扶贫参与主体之间利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参与扶贫的接受者即反贫困对象在扶贫治理中处于劣势地位，以至于被动接受扶贫政策执行，导致扶贫绩效低下，农民一度出现返贫的现象。政府层面：面临独角戏的困境；社会组织层面：面临自弹自唱的尴尬；贫困群体层面：参与性不足。

2.参与扶贫目标呈现工具性。工具理性下的主体参与难以产生共通性、制定出解决问题的规则，使得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参与不足。从贫困群体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群体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导致思想落后，无法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只是将目光聚集在现有的资源上。对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干部等行为主体而言，对于扶贫资金的管理和分配缺少技术管理，而且当前的扶贫方式也使得政府在扶贫村的项目申报和落实中存在盲目的情况，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扶贫资金的诱惑。同时从扶贫项目的协调方面来看，政府和民间以及村庄组织间的协调性出现絮乱，这是由于制度规范缺乏所导致的我，使得短期性整合资源不能依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

（二）参与式扶贫现实困境的解决

1.加强村民参与理念，重视贫困人口的参与。参与式理论认为，受益群众是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是发展的建议者、计划者、执行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倡导发动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参与项目的?Q策。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脱贫的主体，在整个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监管和验收过程中，将“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贯穿始终，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在扶贫中的“决策作用”，尊重群众意愿，激发受众人群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以提高扶贫精准度和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2.加强参与主体间的沟通，保证扶贫政策的落实

在扶贫政策中，需要保证扶贫政策的统合性，进而充分发挥政策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作用。通过对各主体间的协调以及对资源控制和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分析等，保证个体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性。同时在扶贫项目的策划和执行过程中，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使得各参与主体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通过沟通解决贫困群体被动接受的弱地状态，在集体行动引导下，积极参与扶贫项目中去看，提升自身的组织和协作能力，进而更好的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开发、实施和评估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充分了解扶贫的政策，真正享受到扶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3.注重内源式发展，加强农民的能力建设

贫困地区自主建设发展的能力是比较低的，由此专题培训、政策宣讲、实地考察等形式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系列能力建设中，基层政府应该发挥重要的角色，通过调查、培训、教育等形式提高农民的自主建设能力。能力建设是循序渐进的，只有通过不断的重复过程，让农民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才能提高脱贫的能力。

4.突破多元主体参与的障碍，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能力

地方政府转变绝对主导的角色，并尊重对自身角色的规范，保证权力只在权力范围内实施。尊重贫困人口，加强与贫困人口的交流与合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看作是贫困农户脱贫的试验组织平台，通过组织内部的合作和实践，引导贫困农户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来仪.“参与式”农村扶贫模式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施及非经济性因素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0）.[2]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3]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01）.[4]（美）詹姆斯?罗茨.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5]李兴江，陈怀叶.参与式扶贫模式的运行机制及绩效评价[J].农业与农村问题研究，2008（02）.[6]黄晓雪，周梦冉，幽明卓，王丽锟.社会组织参与式扶贫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6）.（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篇：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关键词］ 参与式治理；公民社会；述评

［摘 要］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 D08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8-0075-08

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政府是否有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治理。许多政府领导者和公务

［］（）人员都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好的治理方法。1P25在政治与行政日益不分的现实下，能否找到一种治理模式：既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又能保证“良好”的政治输入和输出？既能克服当前代议制民主下政治的种种弊端，建立一个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又能塑造优秀的公民，从而实现人类善治和科学发展的目标？

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关于“参与式”的研究

［］［］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如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2和巴伯的“强势民主”。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的出现，“参与式治理”这一术语开始被学术界采用。对于“参与式治理”，尽管可能有术语上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强调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自下而上的参与。

国外近年来参与式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格瑞特和古彼普主编的《参与式治理：政治和社会启示》，海奈特等人主编的《可持续性、创新和参与式治理》、《多层次的参与式治理》，［］［］［］冯和赖特著的《深化民主：赋权参与式治理中的制度创新》，等等。456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公民参与世界联盟（CIVICUS）”等国际NGO也对参与式治理给予了极大关注。国内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王敬尧的《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和余逊达、赵永茂主编的《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等。

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的内涵、实践面向以及存在问题的全面考察，给出参与式治理的全貌。最后希望这一治理模式能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转型有所借鉴。

一、“参与式治理”的研究面向及其主要内涵

参与式治理作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学者们的理解不同。目前这一术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等同于“协商民主”或“审议民主”。在这一用法上，参与式治理与以往的“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是治疗当前代议民主的良方。［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民参与的规模和深度来扩大民主。

（注：①K•帕帕达基斯和彼得斯一样，是从决策的角度理解参与式治理。彼得斯的“参与式国家”或“参与式政府”也可被理解为参与式治理的一种模式。英文语境中的“国家（state）”是和“社会（society）”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大致等同于中文的“政府”，因此“参与式国家”也称为“参与式政府”。彼得斯本人也在书中将两个概念混用。

②台湾学者将其译为“授能参与式治理”。参见鲁炳炎：《授能参与治理之研究》，中国政治学会暨“多元社会、和解政治与共识民主”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5。

③“治理”本身就包含参与的意义，没有参与，治理无从谈起。

（2）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参与的“决策过程”。8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里写道：“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是“一种运用民主方式使公

［］共决策更加审慎、参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①。

（3）参与式治理是一个经验分析概念，强调治理过程包括决策在内的全程“参与”。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不仅要参与“决策过程”，而且要参与政策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等同于“多中心治理”、“协力治理”、“网络治理”、“合作治理”和“公民治理”等一些“时髦”的治理概念。

以上参与式治理术语的不同运用也可以看做参与式治理的深化轨迹：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团体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参与式治理被有的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②，即赋权给那些与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扩大其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阿尔休•冯和埃瑞克•赖特通过对四个案例的考察得出：“虽然这四个案例在方案设计、问题领域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期望，那就是深化、拓宽普通公民有效参与和影响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政策的途径。根据这一共同特

［］征，我们将其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4“参与”和“赋权”是“赋权参与式治理”的核心概念。

（2）参与式治理更加突出“参与”。“参与”是在决策的制定和决策的过程中，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尤其是边缘群众和弱势人群，能够有效地参与进来。参与式治理与其他治理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更加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③。参与式治理要求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直接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发展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以

［］及公民各主体间的多元参与、合作、协商。9在参与式治理中，参与不仅是自身的目的，而

［］且是在社会群体中分享资源、权力和责任，也是政治资源的整合和系统转型的过程。10

（3）参与式治理强调“利害相关人”的权力和责任。利害相关人指的是与政府政策有切身利害关系或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有时也包括基层官员。从理论上讲，公民是国家正式

［］（）的所有者，但是在代议制下，公民对国家的所有权只是一面“象征的旗帜”。11P527-540参

［］（）与式治理模式是新型政府治理的最好模式，因为它满足了“利害相关人”的要求。12P137-147对于“利害相关人”，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参与式治理意味着参与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4）参与式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协商和合作。1

1［

］（P527-540）

在斯蒂芬•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允许公民社团成为治理伙伴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公民的默许或支持对政府目标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

［］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13张康之认为，［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的合作治理机制就是参与式治理。

（5）参与式治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参与式治理紧密相连的是公民社会概念。公民社会指的是志愿、自组织的结构和实体。这些组织被纳入参与式治理中，以代表不同类型的利

［］害相关人。参与式治理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15王敬尧认为，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象日益清晰化，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同样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治理过程是民主行政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16

（6）参与式治理是网络治理。这是以网络为分析单元来理解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认为，在许多公共问题上，单靠政府努力是不够的，有必要与商业部门、自愿部门和市民连结，形成一种建立在信任和规则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持续互动的、互利互惠、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组织网络。参与式治理认为，参与对形成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包括在市场领域之外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参与式治理创造机会去加强这些网络和建立新的网络，无论是连接相似社会地位人们的“契约”网络还是允许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相

［］互走近的“桥梁“网络。17

二、为什么需要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渐暴露。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参与式民主”或“强势民主”、“协商民主”，来解决“民主的赤字”。其指导原则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

［］（）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18P15他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增强对集体问题的关注，从而培养出积极的公民。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

［］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参与来深化民主。

其次，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是政府治理转型的需要。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治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参与式治理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认为只有培育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治理转型。19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输出。盖伊•彼得斯认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

［］（）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1P60-73奥斯特罗姆也提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20

参与式治理对公民参与的强调，也契合了新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过去的公共行政只强调如何达成组织的效率，却完全忽略了其服务的对象，这一“目标错置”的现象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也完全漠视了公民权和公共精神。公民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公民资格，在广泛的参与过程中培育公共精神。通过全方位的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ory）和投入（citizen engagement）塑造“良好的公民”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

参与式治理也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需要。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对抗社会问题的方法，包括社会排斥、政治冷漠等等。在大转型和碎片化的社会里，公民的普遍和积极参与是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方法，对建设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参与式治理的实践面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参与式治理在各地的实践。巴西的参与式预算，美国的邻里治理，印度的村镇自治，孟加拉的公共服务提供改革，南非的工人合作治理，乌干达的听证制度，等等，这些措施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治理变化，也引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目前，参与式治理在世界各地都有推广和实施。那么，究竟如何“参与”和“治理”呢？

冯和赖特给出了参与式治理的三个基本原则：（1）“实践导向”。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提供公共安全、培训工人、照顾病人或重建市政预算等；（2）“自下而上参与”。针对那些受身边问题影响最深的人，“和这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普通公民和官员”；（3）“协商或审议解决”。其中参与者倾听每一个选项，通过正确的思考和协商，产生最后方案。

斯奈德认为，参与式治理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至关重要的完备而准确的信息。政策建立在准确全面的信息上。信息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现实中不同的信息被不同的人掌握，参与过程增加他们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第二个基本原理，建立有效的委托和责任机制，确保决策者有委托责任，这样政策实施起来才更有效率、有效果。

他将传统的决策和参与式治理作了一个对比。

21［

］（P521-534）



［］

彼得斯认为参与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1第一，如果公民认为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转不当，他们有权申述。为了使这种权力有效，首先必须要让公民了解公共部门。因此，有效的公民权和参与的要求之一就是进一步开放政府，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第二，参与机制是通过增强公民独立决策，采用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过程。第三，公共政策应该让公众通过对话过程做出。第四，公民参与提供服务。

综合看来，当前参与式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财政预算。“参与式财政”(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公民个人和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代表直接参与地方和社区公共财政的开支和投资决策的一种方式。它包括公众直接参与财政预算的制定、决定财政开支和投资的方向、目标及其优先顺序、规定政府和官员的责任、监督财政开支过程及其效益等不同环节。巴西

［］1988年的公民宪章为参与式预算创造了法律基础。151989年，巴西阿雷格里市(Porto Alegre)进行公民直接参与城市财政预算的改革，即由民众讨论决定“市”和“区”的教育和社会预算，自下而上地决定资源的分配及决定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一新的地方治理形式被称之为“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很快扩展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2）社区参与式治理。在美国，参与式治理在社区表现为邻里委员会。对社区控制和邻里政府要求的增加，使得许多地区已经在不同邻里区域建起了“小市政厅”，很多地方还

［］（）引入了以邻里为基础的咨询委员会，来为邻里最关切的问题的决策提供帮助。22P79-801988年，伊利诺伊州通过法令，公立学校的管理向邻里开放，通过邻里参与的形式建立地方学校委员会（Local School Council）管理学校事务。为了应对治安环境的恶化，芝加哥警务部门仿效学校的参与式治理方法，开始倡导“社区警务”，实施了一个“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Chicago Alternative Policing Strategy）”，将治安的责任从警察部门转移到邻里治安委员会。［（3）农村参与式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参与式治理和脱贫、植被保护、灌区治理等

［］一些农村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23

参与式治理不只是有效公共管理的工具，而且常常被看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参与

［］式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向量。24帕帕达基斯研究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参与式治理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有助于实现体面工作议程的目标。作者考察了南非的经验，研究集中在三个领

［］域：职业创造和减贫，健康保健和艾滋病，童工。考察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参与。25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应当逐渐赋权给公民，特别是穷人和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以便他们能将他们单个的力量变成真正讨价还价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项目的目的是增

［］强南方国家公民社会和政府行为者的能力，促进和实践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参与治理。26

四、参与式治理的限度及其面临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具体表现为三对矛盾：

（1）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和“主导”？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可能“瓦解公共利益形成的基础，使得任何建设性的公共领域成［］为不可能，并进而削弱针对重大政治问题达成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7

（2）如何协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和“专家（官僚）”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

［］（）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28P1理查德•博克斯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

［29］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这一矛盾其实就是治理的“公共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冲突。

（3）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

［］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30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他们写道：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31］

五、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因此，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

其次，参与式治理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大包大揽。参与式治理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再次，参与式治理要求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如同吉登斯所说，“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

［］（）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32P83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然而，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最后，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本质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努力的方向。参与式治理没有深奥的理论内涵，现实的可操作性是其显著的特征。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参与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经由“参与”的“治理”走向“善治”。“善治”和参与式治理的取向是一致的，都是寻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寻求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结合状态。在此状态下，不仅有“优良的”政治生活，而且有经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三篇：参与式教学策略研究要点

参与式教学研究要点

课改主张：

课改不是简单的方法.技术的更新,而是教学理念支持下的教学设计活动。没有感官参与的教学活动是无效教学。

有效教学三条铁律：

质量标准:学得深入

过程标准:学得轻松

效率标准:学的快捷

参与式教学：

参与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多项互动为特征，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为基础，学生自觉主动勤奋学习发展为目标。

以学定教的原则：

“教”化为”学”是衡量教学是否有效的基本前提。

教学效率：

有限的教学时间把有限的教材内容向无限的学习内容、教学内容的转化是最高追求。

参与教学要关注？

参与态度、参与情感、参与信心、参与方法、参与能力、参与效果。

1.动情:激情式教学 2.动心:交心式教学 3.动口:口才式教学 4.动手:手段式教学 5.动耳:倾听式教学 6.动腿:实践式教学 7.动脑：思维式教学

读中学/听中学/看中学/做中学/说中学

策略

教材内容生活化 生活内容问题化

（设计系列好奇问题）问题内容教学化

（生活问题在教材中寻找答案）教学内容学习化

（通过勾画/注释/添加/对比/补充）学习内容思想化

（理解.达成视域上的融合.）思想内容实践化（学以致用）

教师的作用：引导者、情境设计者、条件支持者。

相关资料：

朱新燕《参与式教学方法初探》(教育教学研究，2009年第22期)

参与式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把教师和学生都置于主体地位上，让师生双主体在教与学之间相互参与、相互激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相互统一，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的作用，使师生在互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

李俊认为参与式教学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教学方法。它首先是一种体现民主、平等、参与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许光驰，宋奇慧认为它是指根据学生主体的实际需要和愿望，以学习者为内核和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以自觉性、能动性和选择性为特征的有效学习。

多项互动式参与

• ①试一试：激发认知冲突。• ②玩一玩：调动五官体验。• ③说一说：交流借鉴方法。• ④算一算：独立实践。• ⑤评一评：自评互评。• ⑥改一改：自改互改。

⑦赏一赏：分享成功。

• 课堂互动活动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提高互动交流质量的方法： • ①交流的话题和问题切合学生的关注需求。

• ②准确把握同桌互动、组内互动、组间互动的时机、顺序、主次等。• ③教师既要让更多的学生积极交流展示，又要发挥平等交流中的“首席”作用。

任务驱动式自主参与、• ①任务设置遵循四原则：吸引学生，层次分明，真实合理，难易适度。• ②任务推进选用四策略：激发兴趣，明细任务，分步导引、分层指导、分组展示、分享佳作，赏识评价。促使学生由“任务内驱”走向“动机驱动”。

• ③引导学生自主反思时要注意：保护好奇心，维护自尊心，培育自信心。

课堂支架式教学策略 • 四个环节组成：

• ①围绕学习主题，建立概念框架。• ②引入问题情境，引导独立探索。• ③开展小组讨论，完成知识建构.• ④及时反馈，多元评价。课堂随机契入式教学

• 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获得对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这叫随机契入式教学。它源自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个新分支“弹性认知理论”.• 它有五个环节：①呈现基本情境：向学生呈现与学习主题相关的情境。②随机进入学习：取决于学生“随机契入”学习所选择的内容。③思维发展训练：交流元认知，建立思维模型，培养发散性思维。④小组协作学习：围绕不同情境的认识展开小组讨论。⑤及时进行学习效果的多元评价。• 我们认为，随机契入式教学主要适合于发散思维较强的课型，其效益高低主要取决于素材有机组合、教师智慧点评。

第四篇：试析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试析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吴喜双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旨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参与，它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寓于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文通过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提高公民政治参水平。

论文关键词 政治生态 公民政治参与 有序发展

近年来，随着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开始大量出现了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行为，如投票选举、投诉、诉讼和信访，也出现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如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以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有助于逐步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化，以更好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一、政治生态学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探讨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环境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运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行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公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行为，具有生态系统属性，它与周围的政治系统和国家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政治体系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它，考察它与政治参与的关系，那么，它也不例外，一方面，公民政治参与受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化程度、文化观念等要素，这些要素会影响和制约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公民也会应用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发展，如通过如上访、投票、选举等活动使政府的决策体现自己的意志，促进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化。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分析

政治生态理论侧重于研究环境因素制约分析方法，这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当前我国出现的非制度化、无序化公民参与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三个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来分析政治参与，对规范和推进政治参与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一）政治参的经济要素分析

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首要生态要素是社会经济机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正的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政治参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参与的层次和水平从整体上大大提高。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关系。生活水平提高使得人们不用整天为温饱和生计而操劳，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国家公共生活等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上。二是公民的政治沟通水平和公民的政治资讯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改善了参与渠道、方法等，比如网络微博、博客。

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也对政治参与产生重大影响。它使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越来越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出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为维护其自身合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加强与政府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倾向于向政治系统表达各自的特殊利益和政治诉求。目前我国缺乏可遵循的利益表达、利益竞争的制度化规范约束，这导致某些个人和阶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政治资源谋取利益。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部分个人和阶层对于参与行为、后果以及应负责任缺乏理性的认识，在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过程表现出盲目性和随大流等特征，往往采取静坐、围攻政府等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在很大程序上干扰了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

（二）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要素分析

按照政治生态学理论，我们应该把政治体系、政治生活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自然的背景和环境之下，给予全方位考察。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政治决策、政治行为，应当与社会和自然相调适。完整的社会体系是由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要素组成。要使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完整、严密、有机的整体，必须合理、顺畅地把社会各要素组合起来，建立相应的整合机制。它就是现代组织形式，如阶级，阶层，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汇聚点和表达者，其优势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组织具有较强凝聚力，能把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形成高质量的利益综合，从而在政治参与中发挥较大作用。其二，社会组织通过发动团体成员，参与策划战略，进行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从而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活动施加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虽绝大部分公民是以组织或团体名义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政治见解和要求方面却可能完全相反，公民的政治行为，基本没有经过组织协调。同时，由于一般组织自立性差，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功能不强，使得无法对组织成员的政治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因此，虽然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政治组织的成员，然而参与政治活动时公民很少以组织名义出现，参与行为较少体现组织性特征。相当部分公民在向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和提出要求的过程中，干脆直接直接以个体的名义。于是，中国政治参与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状况，即表面上的有组织和整齐划一，而实际上的混乱分散和无组织。

（三）政治参与的文化生态要素分析

按照政治生态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细胞——角色。一个政治体系要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必须以愿意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支撑作用。没有良好的角色，大戏无法开演；没有优秀的公民，政治体系无法正常运行。同样地，政治体系只有尊重其成员，认为它们是独立个体和鲜活生命，才能赢得成员与角色的对等的尊重，才有可能形成二者间的生态互动关系。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良好的生态互动关系依赖于公民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状态，即从传统到现代、单一到多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现象。尤其是臣民文化，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消极心理和行为来自于依附型的臣民文化，这是几千年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众心理积淀而成。臣民文化是人民对统治者的盲从、愚忠所构成的政治文化状态，是一种带有明显奴性色彩的政治文化。它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独立个性，漠视社会成员的自主权，消解人的自由意志。臣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即使今天，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仍深远。臣民文化使人们在政治参与中呈现出服从、被动倾向，行动上体现为普遍的非参与趋势，从而导致政治参与冷漠。

三、创新政治生态环境，促进公民政治参与良好有序发展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对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新情况，我们必须改善和创新政治生态环境，从制度上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朝自主化、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发展。

（一）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公民参与的理性化发展

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发展必须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首先必须完善我国各项基本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利益主体正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其次，畅通参与渠道，搭建参与平台，引导政治参与有序进行。健全民意表达机制、社会听证制度、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民主评议制度等。拓宽参与渠道，可以预防公众行为的失控，保证公众参与在法律框架内有序。第三，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作用，确保政府信息资源的开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广泛利用各种渠道，如博客、电子信箱、接待日等，让不同的群体有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广泛而畅通的渠道对于满足公众参与的愿望，保持社会安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力培育社团组织，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水平

相对于公民个体参与政治而言，社团组织能大大提升政治参与的力度、渠道，能强化利益表达功能，扩大对政府政策影响力。在政治不断发展的今天，为规范和统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不断培育各种专利益集团，推进社团组织在规模和质量上的双重发展。然而目前不少中介组织存在管理不善、组织涣散等问题，导致新社会阶层无法很好的表达利益要求。为加强其在推动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必须完善其管理和服务。对目前不少社会组织仍依赖政府有关部门的状况，应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增强其独立性，即做到经费自筹，人员自聘，工作自主，编制自定。其二，提高社团成员素质，加强内部管理，为各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提供好的平台。培养和造就一批从事社团工作的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在社团活动中培养成员的团体意识，强化成员对团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界定好自身的角色，严格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及时准确地向政府表达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和要求，提高自身服务水平，而促进政府改革，从而协助政府善治。

（三）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

从政治生态角度看，公民文化环境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公民文化是一种区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封闭意识、愚民意识的现代政治文化，其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为多元意识、理性意识。培育公民文化可以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公民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为此，必须进行公民意识的普及教育，即培养和塑造公民的现代民主意识，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责任义务意识主动知政议政参政意识等。对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塑造理性公民。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在社会教育中普及现代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教育，培训他们政治参与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因而，我们要使社会个体从小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使公民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自由和责任，懂得以合法的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目标，从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朱燕：浅议建造合同准则实践及建议[J].会计师http://www.xiexiebang.com/2012（8）.[2] 杨庆中：浅议完工百分比法在施工企业核算中的利弊[J].山西财税，2011http://www.xiexiebang.com/（1）.[3] 马彦坤、甘玉江、谢晖：谈建造合同准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J].财会月刊，2008（12）.[4] 周海霞：建造合同准则的应用现状及改进措施[J].财经界http://www.meiyuanjj.net/ 2011（8）.

第五篇：运用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研究

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专题研究

——贵州罗甸县案例分析

一、精准扶贫概述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近期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了：“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这是中国政府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由此可见，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整体摆脱贫困的重要阶段，针对此阶段的工作方针，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1月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随后，各级政府也就这个方针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试验，促进扶贫工作从“大水漫灌”模式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型。

从《决定》文件来看，精准扶贫主要包含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提供低保、关爱服务、加强基建等措施。从扶贫的路线来看，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提供低保、关爱服务属于直接投入式的扶贫，即由政府或慈善机构直接投入资金帮助贫困地区提升生活品质的扶贫措施；而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加强基建等措施属于内生式的扶贫措施，即通过对贫困地区本身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让贫困地区自身的资源利用率提高，进而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直接投入的扶贫方式是我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扶贫方式，虽然近期有了“精准扶贫”的要求，投入的方式和计划有所改变，但是大致形式仍旧大同小异。而内生式的扶贫措施因为基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全面的资源评价能力、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所以仅在近年才被慢慢提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此种扶贫方式更能够帮助贫困地区得到持久的改善。但是考虑到资金、市场运作经验等因素，要进行内生式的扶贫，势必需要社会资本方的参与，正如中央在《决定》中所述：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而社会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扶贫项目及自身的获利，所以内生式扶贫最合适的立足点是针对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PPP模式在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等方面体现出正面效应。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需要通过加大投资补上基础设施的短板，而PPP模式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更多的选择。PPP带来的最直接改革是融资机制的升级，最终将实现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升级。与PPP的机制创新相对应，社会公众可以得到收益和实惠，从而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公众1＋1＋1>3的综合效能。

二、罗甸县概况及双方项目合作意向

（一）罗甸县概况

1、基本情况 罗甸县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下的一个县，东西宽63公里，南北长72公里，总面积3013平方公里，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有汉、布依、苗、瑶、壮、侗等民族。近年来，罗甸县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贵州南部交通枢纽。永兴快速铁路、罗甸机场的前期工作已完成，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设项目。龙滩电站过船设施即将建设，是贵州省最近的一条水运出海通道、西南出海的“黄金航道”，全线通航后，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届时，罗甸将形成“两高一铁一港一机场一航道”纵横境内的交通格局，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罗甸将将成为贵州乃至大西南出海和直达东盟的新通道，成为黔中经济区和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的结点区域，成为贵州融入“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2、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罗甸县总人口293995人。罗甸县公路通车里程实现2300公里。2015年，罗甸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7.01亿元，年均增长15.81%；固定资产投资81.4亿元，年均增长33.92%；规模工业增加值9.22亿元，年均增长24.12%；财政总收入6.98亿元，年均增长16.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33元，年均增长16.56%；同步小康实现程度达91.3%，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中游位次，税收收入增速排位全省第一。

3、旅游资源

罗甸具有南亚热带特色的岩溶地貌奇观，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 富。大小井风景区岩溶坍塌千姿百态，明河暗流优美如画，被中外专家誉为“中国的伏克留兹泉”、“东方洞穴 博物馆”。有世界绝无仅有的地质考察经典圣地----三叠纪板庚滩，享誉国内外，美丽的罗苏河谷风光和神奇的大亭九十九个堡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山、水、石、洞、林等 景观充分体现了罗甸山水险、峻、奇、美、幽的特点，加之龙滩水电站开发，罗甸将会成 为千岛之湖，成为贵州及黔桂一带的旅游大县。

罗甸有中国最年轻的湖泊——高原千岛湖风光，有中法洞穴专家推崇的神奇“东方洞穴博物馆”大小井，这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可与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法国南部的伏克留滋泉相媲美；有“三叠纪”大贵州滩（板庚滩），比美国黑西奇弯号称研究现代碳酸盐岩“经典圣地”的巴哈马滩更为理想；有神秘莫测的打黛河天坑群；有南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有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红水河奇石。这是人们第二生存空间理想乐园。

（二）双方项目合作意向

1、合作原则

根据罗甸县人民政府与四川中航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为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和港口物流园的政策，促进罗甸县的新兴产业聚集和经济发展，践行中航工业“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的战略，发挥中航工业在通用航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罗甸区位和资源优势，双方共同推进通用航空、文化旅游、港口物流园及相关配套产业在罗甸的发展与壮大。

2、项目合作重点行业

（1）通用航空项目

包括通用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通用机场运营、短途航空运输、空中游览、飞行体验、农林作业和应急救援等项目，其中通用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采用PPP模式（另行签订合作协议），通航作业项目采用政府购买飞行服务的方式。（2）文化旅游项目

根据大小井景区和上隆景区的规划，在景区的建设、产业植入、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3）港口物流园及配套设施项目

充分利用罗甸县得天独厚的立体交通优势，依托中航工业产业培育和项目运作优势，全面参与港口物流园区项目。

（三）准备实施项目

1、旅游项目

（1）项目内容

依托通航投项目投融资及建设能力,充分发挥来也股份的文化旅游综合规划优势、景区运营能力及行业影响力，共同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低空旅游基地、飞行运动基地、养生养老度假目的地，共同参与实施上隆景区的规划、建设、产业植入、旅游区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等。

（2）合作方式

项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采用PPP方式。在来也股份的项目方案得 到罗甸县政府的认可后，由通航投与罗甸县政府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PPP模式。本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必须作为PPP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并优先偿还PPP建设投资。项目协议签订后，共同推进项目的PPP入库工作。同时，在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的基础上，组建项目运营管理公司，推动项目的招商及建设项目完成后的运营管理工作。

2、基础设施项目

（1）项目内容

黔南州（罗甸）通航机场项目：位于黔南州罗甸县，拟建项目按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5万人次，飞机起降量3万架次，飞行区等级指标为2B级，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跑道、滑行道、航站楼、塔台、停机坪、停车场、配套及辅助设施。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亿元。

红水河罗妥港项目：位于黔南州罗甸县，拟建项目建设规模为1000万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位滚装泊位、多用途泊位、散货泊位、集装箱堆场、件杂堆场、散货堆场、滚装码头停车场、综合大楼、候工楼、生产调度楼、仓库、机械库、变电所、计量房、通航物流起降点、通航物流仓库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项目总投资额约15亿元（以罗甸提供为准）。

（2）合作方式

项目按PPP模式实施，项目投资建设管理合作期限设定为10年，机场运营合作期限设定为30年，其中建设周期为2017年至2020年。

三、各级政府扶贫支持政策

（一）国家层面

2013年至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13号）、《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64号）等诸多加强扶贫工作、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纲领性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中央提出：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贫困人口脱贫。积极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支持老区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加快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积极推进老区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一步向贫困老区倾斜。增加贫困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扩大支持范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向贫困老区倾斜。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对老区的投入力度。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老区开发建设的金融支持。

（二）贵州省层面

“十二五”以来，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623万人，2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525个贫困乡镇按照省定标准实现“减贫摘帽”，全省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 坚拔寨的关键阶段。“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先后出台了十个关于精准扶贫的文件，力促精准扶贫，全力推进扶贫攻坚。

例如，《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指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照使用方向分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省财政每年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应达到中央补助我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的30%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县级报账和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扶贫开发部门应当按照扶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又比如，《关于全面做好金融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提出：2015年起，贫困地区新增贷款年均1000亿元以上；扶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直接融资规模达300亿元；保险资金支持达200亿元；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新增分支机构及服务网点300个；新设立新型金融机构100家；„„宏观调控释放资金定向用于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期内，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新增可用资金80%以上用于当地；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省财政每年安排12亿元的省级地方债券资金注入贵民投资公司，代各市县统一融资，支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通过省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建立子基金；对具有高成长性、产业化前景良好、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成效明显的市（州）级以上龙头企业直接进行股权投资，扶贫攻坚期 内，基金规模达力争达10亿元。„„放宽支农扶贫监管容忍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用于支持贫困县建设的金融债，不受监管指标限制。允许扶贫类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辖各项贷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不要求银行限期收回，不采取准入限制措施，不约谈高管人员。

（三）州、县政府产业扶贫举措

黔南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荔波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都匀、罗甸等支线机场建设。„„推进罗甸至望谟、平塘至罗甸、三都至独山、三都至荔波等高速公路和都凯、都独、红牛、贵龙纵线二期等城市快速干道建设。加快旅游观光轨道交通，以及都匀直连相邻县（市）轨道交通建设。推动罗甸港、荔波机场改扩建„„。„„强化口岸布局，加快川贵广南 亚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以贵州（昌明）国际陆港等五大陆港和瓮安港、罗甸港“5+2”为主要支撑的现代物流平台。加大文化旅游龙头企业引进培育„„重点打造都匀—荔波“世遗世博”旅游线，都匀—三都—荔波—独山—平塘—罗甸自然文化遗产旅游线。

罗甸县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重点谋划好、建设好一批基础设施，增强景区、景点的通达性、匹配度和服务力。到2020年建成1个4A级景区，早日融入全省旅游发展的大浪潮。„„以罗甸为中心，重点推进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罗甸机场、红水河航运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争取贵百快速铁路过境罗甸，真正使罗甸成为省会贵阳从23个高速公路通道出省最近的县，成为贵州南部交通新枢纽。

四、转移支付实施

（一）国家政策

1、概述

财政转移支付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

2009年起，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在支付过程中按规范和均等化的原则进行，这是国际上通常称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在我国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支出；而专项转移支付，服务于中央宏观政策目标，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扶贫等方面的专项拨款，这些重点项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但在实践中，因其核定并不规范，往往容易被地方政府层层截留和被挤占、挪用。

2011年，我国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接近4万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1.8万亿元，占总量的45%，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就达到1.7万亿元，也将近总量的45%。

2、重要政策

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的同时，着力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资金规模，增强地方财政的统筹能力。„„从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都有且只有一个资金管理办法。对一个专项有多个资金管理办法的，要进行整合归并，不得变相增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明确政策目标、部门职责分工、资金补助对象、资金使用范围、资金分配办法等内容，逐步达到分配主体统一、分配办法一致、申报审批程序唯一等要求。需要发布项目申报指南的，应在资金管理办法中进行明确。补助对象应按照政策目标设定，并按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个人、企业等进行分类，便于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2016年2月，财政部又颁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办法》指出：„„专项转移支付经批准设立后，财政部应当制定或者会同中央主管部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对应一个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于每年6月15日前部署编制下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规定具体要求和报送期限等。专项转移支付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财政部会同中央主管部门根据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预算平衡的需要，编制专项转移支付三年滚动规划。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应当分地区、分项目编制，并遵循统筹兼顾、量力而行、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财政部应当在每年10月31日前将下一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下达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并抄送中央主管部门和当地专员办。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预计数后30日内下 达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时将下达文件报财政部备案，并抄送当地专员办。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政府预算。

（二）各级政府实践

根据2016年1月26日在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贵州省2015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30.21亿元,增加387.41亿元,，其中中央各项转移支付234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根据2016年6月21日在黔南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关于2015年全州和州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3,127,632万元；全州转移支付补助共2,120,984万元，转移支付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67.8%。主要补助情况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183,996万元，增加236,991万元，增长25.03%。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92,264万元，增加74,090万元，增长33.96%;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44,928万元，增加87,051万元，增长151.41%;结算补助收入37,073万元，增长79.5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97,574万元，增加17,507万元，增长21.87%。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78,475万元，增加14,354万元，增长22.39%。专项转移支付补助871,322万元，同比增加94,233万元，增长12.13%。2015年，州本级向县(市)转移支付共计45,216万元，增加13,734万元，增长43.62%。州对县转移支付补助主要是：(1)安排配套资金共35,161万元，其中，教育文化10,619万元，卫生计生事业11,446万元，生态扶贫移民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及饮水工程8,220万元等。(2)专项补助10,055万元，其中，都匀市基础设施建设补助3,000万元，州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惠水百鸟河数字小镇通信管网工程1,000万元，黔南州第七届、第八届旅游发展大会经费2,000万元，都匀开发区经费和茶场人员等定额补助896万元，科技、农业扶贫资金1,293万元，其他1,866万元。

另外，罗甸县于201

5年11月公开的《2014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显示： 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183006万元，其中转移性收入150604万元，占比82.3%；转移性收入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789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1191万元。

（三）几点结论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支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转移支付的主管部门为各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尤其是国家财政部，负责对各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使用的监督管理；转移支付的收入和支出要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3、转移支付主要向基层、向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倾斜。越是基层，越是老少边穷地区，获得的中央、省、市各级政府转移支付支持力度越大。以罗甸县为例，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183006万元，其中转移性收入就达到150604万元，占比82.3%，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为20888万元。

4、由于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因此在贫困地区开展实施PPP项目，一定要获得当地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全力支持。项目必须纳入中长期财政预算，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名单；并且必须由政府和财政部门将项目向州（市）级财政部门申报，获得州（市）级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同时，协调上级政府和财政部门，争取将项目报送自治区（省）级、甚至中央财政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清单中。可以说，在目前的财政制度环境下，各个地方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协调、申报工作的努力程度以及对上级财政部门的影响力，将直接决定项目是否能获得转移支付支持以及多大力度的支持。

五、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可选途径分析

（一）建立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由服务业推进扶贫

建立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基于易地搬迁扶贫模式，该模式通过对贫困地区人口的重新安置，建立一个集教育设施、公共交通、大型酒店、娱乐场所、超市、公园、银行、警务室等基础设施的综合社区，进而由社区居民以及外来流动人员的服务性消费帮助贫困百姓创收。但该模式对前期资金投入要求较高，各贫困地区基于探索，发展出了开发性金融结合PPP融资的扶贫新模式——据媒体报道，截至201

514 年末，国开行扶贫业务已覆盖830余个国家级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县中的约720个，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33万亿元，占全国贫困地区贷款总余额的25%以上。作为国家重要的扶贫资金来源，各贫困地区都在对其进行争取。与此同时，多地开始发展以国开行资金作为基础资本金，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的模式——如广西环江毛南家园扶贫生态移民示范工程，根据当地政府的公布：该项目将建设成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总投资18.5亿元，预计搬迁生态扶贫移民6250户，可安置移民约2.5万人，建成后预计可为贫困人口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环江县委书记黄荣彪介绍：通过市场运作，在政府整合资金补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的前提下，由项目承建方（社会资本）先行垫资实施，但须以限价的方式向入迁的村民出售住房，每平方米限价1700元左右。

（二）发展农业养殖、种植基地，以集约化农业产业管理推进扶贫 农村贫困地区人民因为缺少必要的农业管理知识和市场运作理念，即使拥有大片土地和持续丰收的农产品，也无法创造丰厚的收益、为自身脱贫致富。但是通过集约化的农业产业管理结合PPP的模式可以有效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种植、养殖产业，帮助农村贫困户脱贫致富。2013年5月以来，湖南省财政厅驻大溪村扶贫工作组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取“土地流转返包、公私合作经营”的方式，建设416亩的高山云雾茶园，初步形成“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公私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经营管理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该模式以社会资本方——茶叶销售公司的订单需求为工作指导，由扶贫工作组牵头，村委会组织，承包户实施农 产品生产，并最终由茶叶销售公司通过在市场上销售茶叶为农民创造利润。在生产管理方面，该村以统一整地、统一购苗、分户栽种、分户管理的模式进行集约化管理，提供土地或参与种植的农户都将获得收益的分成，进而提升了农户参与该计划的积极性。类似的扶贫模式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案例——黑龙江省青冈县昌盛乡兴东村也通过“企业+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建立食用菌产业生产基地推进农村产业集约化发展，现已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纯效益已达100万元，这也是通过农业科技产业扶贫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三）从旅游扶贫到旅游富民，PPP模式助推农村旅游业发展

旅游扶贫的概念最早提出于九十年代。是目前各类产业扶贫中应用较广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浙江、福建、贵州、广西、青海等自然风景较好的地区推广力度较大。

针对农村旅游业的发展问题，农业部和国务院分别于2015年9月16日和2016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皆强调了：发展休闲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村市场环境，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同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结合此前国务院于2015年8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综合来看，在需求侧和供给侧方面，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今年1月下旬，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国家旅 游局局长李金早同志在会上部署了2016年全国旅游重点工作，并将旅游扶贫工作排在了首位。未来，旅游业将会更多地结合数据应用和全方位优质服务，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的从事旅游业相关业务的社会资本可以藉由自身成熟的旅游项目运作经验以PPP模式介入到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中，在巩固自身旅游服务体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贫困农村百姓致富。

（四）光伏扶贫，以新能源推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光伏扶贫既是扶贫工作的新途径，也是扩大光伏市场的新领域。2014年10月11日，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提前对光伏扶贫做出了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如下目标：利用6年时间，到2020年，开展光伏发电产业扶贫工程。一是实施分布式光伏扶贫，支持片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内已建档立卡贫困户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增加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收入。二是片区县和贫困县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农业扶贫，利用贫困地区荒山荒坡、农业大棚或设施农业等建设光伏电站，使贫困人口能直接增加收入。

该扶贫领域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作为全国30个光伏扶贫试点县之一，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自去年10月份签订光伏扶贫PPP项目合作协议以来进展十分顺利，截至目前，在全县已建成户用扶贫光伏电站4412户、贫困村扶贫光伏电站24个，项目整体进度已完工了80%。该PPP项目采用了竞争性磋商方式公开招标，总投资约十亿元，最终由苏州的一家新能源投资公司中标。该公 司通过捐赠的方式为阜南县建设扶贫光伏电站，承担十年免费运行维护，并配套建设100MW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受益贫困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受益贫困村集体年均增收6万元以上。

（五）城乡一体化扶贫，社会资本扶贫新样本

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当地人力资源的充分就业。所以，即使在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近年来也开始强烈关注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希望引入关注到当地发展潜质、有公益意识、扶贫意识，且愿意以PPP模式为其建造基础设施的社会资本。

今年2月下旬，在由华佗论箭组委会主办的“扶贫攻坚PPP凉山行”论坛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苏商集团”共同签署了总额超千亿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意在以PPP模式弥补凉山地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助力凉山州脱贫攻坚。此前，太平洋建设集团所属的拥有太平洋建设、苏商建设和华佗建设等大型建筑集团的“苏太华系”先后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开展了扶贫合作，所签订单金额均超300亿元，整体操作模式都是以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而盘活贫困农村地区和周边县市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生活资源、以及房屋资源。

（六）创新土地整治模式，PPP助推精准扶贫

“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结合发展的模式不仅能有效盘活农村土 地、改善农村经济，还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对“脱贫”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国内目前比较有特色的土地整治有“土地整治委托-代理”模式、“整村推进”模式、“公寓化、社区化”模式、“缩村腾地”模式等。

创新土地整治，首要任务得创新土地融资问题。目前，经过国内各地区的多方摸索和探讨，主要有3种土地融资模式，即以特许经营权为特点的“BOT模式”、以低抵押担保吸引社会资本的“土地资产证券化模式”和以政企合作为特点的“PPP模式”。前两者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单一性，且容易发生债务纠纷。而PPP模式，在当前土地流转和确权政策下，更加明确了政府、企业之间的责任、权力和义务。PPP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由参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因此，从经营管理模式上应用PPP模式是土地整治的新方向。2015年重庆市首次运用PPP模式开展一级整治项目，付家河流域综合整治项目采用PPP模式。该模式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又可以为营利性企业或非营利性企业发展带来商机，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同时实现政府和企业在资金、管理、技术以及风险性上的“双赢”。因此，土地整治PPP模式目前逐渐被政府所接受。

六、罗甸县应用PPP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一）扶贫政策及经验支持

关于扶贫政策，前文已有所叙述，这里不再累述。

扶贫经验方面，黔南州及罗甸县都有很好的实践。首先，罗甸县 所处的黔南州，一直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立足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平塘全球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迎接大众旅游时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体养生等，12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收入70.67亿元。把散居的少数民族集中起来打造成民族文化旅游景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旅游+民族村寨保护+扶贫攻坚，不仅整合了民族旅游资源，也为山区提供了扶贫开发的出路和发展条件。福泉黄丝江边少数民族村寨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评选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惠水好花红村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2015年全州旅游总收入422.59亿元，是2010年的3倍，年均增长25.6%。因此，通过文化旅游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扶贫工作，在黔南州、罗甸县均具有很成熟的经验和非常好的落地性。

第二，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黔南州、罗甸县在努力探索建立精准扶贫风险补偿基金、精准扶贫特惠贷等机制，推出“惠农居”、“致富通”、“农耕乐”等金融产品，2015年共发放“双加”惠农贷18.34亿元，为借款主体累计节省利息支出5000余万元。创建信用乡镇、信用县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实现1467个行政村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网点全覆盖。推进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试点，办好“金融夜校”，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第三，罗甸县突出“六大路径”，精准解决“怎么扶”问题：一是在基础设施上狠下功夫，用大交通助推大扶贫。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扶贫行动，深入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个小康”行动计 划，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破除发展瓶颈制约。二是在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用大产业支撑大扶贫。大力实施产业和就业扶贫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加快推进菜、果、药、畜（禽）、茶（林）五大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现有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四带”创业活动，依托城西产业园、边阳工业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推进农旅一体化深度融合，探索、推广“三变”成功经验，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到2020年实现产业和就业扶持7.45万人。三是在异地搬迁上狠下功夫，用大搬迁决胜大扶贫。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行动，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原则，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确定搬迁安置方式，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确保2019年33341人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不走回头路。四是在教育医疗上狠下功夫，用大民生托起大扶贫。大力实施教育和医疗救助扶贫行动，切实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实对3290名贫困学生的“两助三免（补）”或“两助一免（补）”补助政策；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1461户、1547人进行信息动态管理，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实行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和免费体检建档等优惠政策。五是在激发动力上狠下功夫，用大合唱演绎大扶贫。大力推进社会力量扶贫行动，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招录了102名村级特岗扶贫员进驻51个一类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动员县内45家企业结对帮扶45个贫困村，着力推进“百企帮百村”扶贫行 动；加强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广州市天河区的对接沟通，着力加强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工作；以精准扶贫“9+1”试点工作为载体，以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为依托，积极倡导扶贫济困精神。六是在破解困局上狠下功夫，用大金融激发大扶贫。抢抓全省绿色金融示范县机遇，大力实施财政金融扶贫行动，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建立扶贫贷款县级风险补偿基金，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贫困户提供免担保抵押、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进一步探索规范利益联结机制，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协作，推行“政银企农”模式，通过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等金融产品，加大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扶贫企业，增强其对贫困群众的带动作用。通过六大脱贫路径，确保产业脱贫50845人、教育脱贫8624人、异地搬迁脱贫7912人、医疗救助脱贫3447人、生态补偿脱贫3783人，2018年实现所有贫困乡减贫摘帽、贫困村出列和贫困人口减贫，同步步入小康。

（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支持

2015年，黔南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02.91亿元、年均增长15%，人均生产总值27919元，均为2010年的2倍。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61.1亿元，是2010年的6.2倍，年均增长43.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是2010年的3.7倍，年均增长 29.9%。

2015年罗甸全县实现GDP57.01亿元，年均增长15.81%；固定资产投资81.4亿元，年均增长33.92%；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6.98亿 元，年均增长24.1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83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4.69亿元，年均增长36.77%；完成政府性融资20.56亿元。

2014年罗甸县年终决算总收入情况（2015年决算未出）：财政总收入完成55858万元，其中：国税22370万元，；地税29341万元；财政4147万元。转移性收入150604万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包含扶贫专项）收入6119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789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收入24475万元）、返还性收入1523万元。

考虑上述财政情况，罗甸县有能力对包括旅游开发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采取PPP模式进行项目投资，其财政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总投资25亿元，项目周期十年以上，每年预算支出2.5亿元（按照2015年财政决算收入预计25亿元的10%计算）的一个或数个PPP项目。如果考虑州政府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则完全可以承担30亿元以上的PPP项目投资。

（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PPP模式参与，具有良好基础及可行性

第一，旅游景区、通航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投资巨大、建设周期较长、产业招商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重资产、大投入、高优惠、多政策、行政化”的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模式逐渐进入瓶颈期，亟需市场化、高效率的社会力量进入。第二，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将显著提高旅游景区、通航机场、港口等开发的“有效性”。该类项目PPP模式的本质是由社会力量为区域发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社会资本利用其丰富的项目建设开发运营管理经验、资金优势与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产业规划、引导落地和 聚集；政府则发挥其在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公共资源提供等方面的优势，亦可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为项目公司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服务。双方通过长期契约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大大提升园区开发的效果与效率。第三，“运营”要素是中国主导的PPP模式的典型特点，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服务有利于提高建设质量、发挥社会资本运营管理优势，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同时，PPP项目要求建立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标准和监管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创新和提高运营质量。第四，基础设施运营需要整合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满足PPP模式的要求。PPP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强调“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即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项目设计、投融资、建造、运营和维护等环节实现长期、充分整合。PPP模式以长期合同为基础，由社会资本从园区还未诞生开始，参与园区整体规划、设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等全生命周期过程，按照绩效考核付费或收费，形成区域整体规划、整体开发、整体运营，最终达到“产城融合”，属于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相当高的领域。

七、罗甸县PPP项目的具体模式分析——以景区项目为例

（一）项目介绍

罗甸县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努力打造大健康养生休闲旅游重镇，重点谋划和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增强景区、景点的通达性、匹配度和服务度，到2020年建成1个4A级旅游景区。

上隆景区位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逢亭镇，距离罗 甸县城约38公里，距离红水河景区约40公里。景区目前为国有农场，面积约6.7平方公里。资源以百里喀斯特峰从景观、万亩茶山果园、绿色生态农业、喀斯特溶洞、知青文化、避暑度假气候为特色，景区空间环境优美、基础设施良好，可进入性高，距离正在建设的余安高速逢亭出口仅10分钟车程。

景区未来将投资10亿元，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园区、贵州最长百里峰从空中观赏旅游地、国家级山地滑翔户外运动基地、贵州最美的乡村骑行旅游目的地、特色知青文化体验地、避暑度假旅游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约4亿元，招商引资项目约6亿元。

基础设施项目：山地旅游公路、景区供水供电、排污、环卫等基础设施、村落搬迁改造及环境整治、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节庆广场、自驾车露营区、景区标识系统、景区绿道、旅游厕所、景观水体、观景塔、休闲亭、荧光步道。

招商引资项目：百里峰从观景索道及岭脊观景平台综合体、直升机峰从观赏基地、生态农业展厅、茶园餐厅、休闲茶坊、帐篷客度假酒店、木屋度假酒店、星空球度假屋、洞穴度假屋、滑翔基地、热气球基地、滑草基地、知青文化村、萤火虫乐园、洞穴餐厅。

（二）合作模式及交易结构

1、合作模式

根据罗甸县政府、四川通航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依托通航投项目投融资及建 设能力,充分发挥来也股份的文化旅游综合规划优势、景区运营能力及行业影响力，与罗甸县政府平台公司三方共同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低空旅游基地、飞行运动基地、养生养老度假目的地。实现上隆景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产业植入、项目招商及景区综合开发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宏伟目标。

在来也股份的项目方案得到罗甸县政府的认可后，由通航投与罗甸县政府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PPP模式。本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必须作为PPP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并优先偿还PPP建设投资。项目协议签订后，共同推进项目的PPP入库工作。由平台公司、通航投共同发起组建上隆景区项目投资建设公司（SPV公司），启动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的基础设施类和旅游服务类PPP项目的建设工作。

（二）交易结构（参见下图）

发起设立罗甸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5亿元，投资于数个项目公司成为股东，则至少可以带动20亿元的项目贷款（融资杠杆小于1:4），资本总规模达到或超过20亿元，基本可以满足该旅游项目以及接下来的通航机场、港口建设项目资金需要。

（三）项目风险识别及风险分配

1、项目收益风险

能否取得收益，是投资人衡量PPP项目可行性的关键因素。政府若想吸引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投资，必须对项目收益予以一定保障。对于非经营性的棚户区改造PPP项目而言，采用政府付费或者政府补贴的，必须确保用于支付项目收益的财政资金已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纳入政府预算，且该等预算与当地财力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项目收益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及信用保证的效力。相比而言，政府信用风险占主要地位，因为政府容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设定过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吸引社会资本，但最终因承受能力不足而产生信用风险。当然对政府而言，投资人在诚信、资质、实力、资质、经验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继而影响项目履约进程。

信用风险主要由政府承担。

3、政治风险

主要包括政府换届、领导人变更、政府债务危机、公众反对、政治不可抗力等风险。

4、政策法律风险

主要包括PPP项目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变更、税收法规调整、担保政策变化、合同文件风险等。

政治和法律风险由政府方和项目公司共同承担。

5、建设风险

主要包括政府决策与审批延误、土地获取风险、融资风险、地质风险、工程变更、建设不可抗力等。

建设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对于上述风险，应综合考量各方对风险的控制能力、风险与回报匹配程度，按照“风险由最适宜一方承担”的原则进行分配，同时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自留、风险控制、风险转移等策略予以应对。

（四）项目实施模式及投资还款保障措施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可采用由项目公司投资、建设，到期移交，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实施PPP。

对于景区运营部分，可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模式实施PPP，由通航投及来也负责景区的运营管理、收费，政府根据运营 绩效给予基本补贴以及绩效奖励。

项目融资可由县政府协助申请银行对于贫困县扶贫的专门贷款（利息优惠），以及申请贵州省政府扶贫专项基金、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等投入（低息或无息）。

投资还款保障措施：一，县政府承诺县人大中将项目支出列入中长期财政预算，出人大决议；

二、申请一定比例的扶贫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纳入项目支出预算（不低于全部项目支付30%）；三，县政府以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作为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

八、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建议

（一）因地制宜应用PPP模式

解决贫困地区脱贫工作，以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由于贫困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且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仔细分析梳理问题实质，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财政、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发展阶段、产业规划等诸多因素，设计出最适合当地情况的PPP实施方案，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重大意义的产业进行投资，力争以点带面，在获得良好投资回报的同时创造扶贫攻坚的突破口，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制造有利条件。

（二）充分利用好当地政策资源

国家部委、省、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乃至商业银行等，往往对贫困地区都有较大的扶持力度和特殊的政策。在这些地对接PPP项目时，要充分调研，与各有关部门深入交流沟通，争取用好、用活、用够土地、金融、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融资渠道的拓展、融资成本控制、金融产品创新、税收优惠等等，从而减小PPP模式在当地落地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有效控制我方的风险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