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政治参与权
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政治参与权
摘要：妇女问题一直是当今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随着民主政治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流，女性参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己经口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辉煌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是也成为制约我国女性参政的一个特殊的因素。我国女性参政有着其特有的特点，那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被动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因此，我国的女性参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女权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是妇女运动的理论依据。女权主义的派别林立，但其最终目标就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人们通过女权运动意识到，家庭私人领域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因而“私【】人的亦是政治的1”。女权主义以两性关系为中心，反对性别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两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指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部分。女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对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政治思潮提出了挑战。
任何理论都应与实践相结合，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但是与西方女权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权运动是与妇女解放相结合的。自近代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和政治参与问题不仅成为包括妇女自身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20世纪初至1949年建国前的妇女解放运动时期;二是1949
【】年建国后，尤其是1995世妇会后达到顶峰2。
任何一个理论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女权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女权运动。首先中国的女权运动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进行，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像西方的那样由女性自发的主动争取权利，而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由最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男性革命家主导，女性这时只是处于一个被动的接受状态。
二、女权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女性参政的影响
女权主义以女性为主体，强调女性的政治权利，由最开始的争取女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到后来的争取普遍的政治权利/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首次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政治领域中，改变了有史以来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被动状态、一直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属物”的女性，几千年来被束缚在封建伦常之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谈不
【】上涉足政治领域，争取政治权利，就连女性自身也缺乏一种权利意识3。女权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基础，打破了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障碍，使女性的政治权利意识得到复苏。
(一)为中国女性参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纯理论的女权主义思想，向中国妇女一一几千年来被禁锢在三纲五常下的女性一一展示了一个男女平等、妇女独立、参政议政的事实，它使中国的女性认识到自身的权利与处境，调动起女性参政的积极性，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女性参政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几十年发展中，己经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一起，它并不同于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曾经提携和带动中国妇女解放，因此，“解放了的”中国妇女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而自行发展。
(二)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于女性的偏见
女权主义的传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政治力量，这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思想，女性主动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来，主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向世人展示了女性的聪明才智，这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是想都不敢想的，包括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女性也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部分参与到当中，很少有女性主动自觉的参加革命。因此，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传入，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女性懦弱、无能、愚钝的偏见，向世人展示了女性聪慧的一面，对于唤起长期被社会和男性压抑的中国妇女的政治意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打下了思想基础。女权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思想觉醒的敲门砖，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胜利，为中国女性争取政治权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增强了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信心，为中国的女性参政打下了坚实【4】的基础。
三、制约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主要因素
当今，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妇女参政问题己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建国50多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我国妇女参政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口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女性权利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一）女性自身的制约因素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纵观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女性作为参政的主体，其自身的因素对于女性参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女性自身的心理弱点因素
1.自卑心理
由于受到几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普遍存在一种自卑心理，这使她们往往产生依附心理、弱势心理和矛盾心理，竞争意识差，对自己参政极度缺乏自信。另外，人们往往把女性的特点当弱点，并加以夸大。因此，使女性忽视了自身的优势，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女性缺少参与政治生活的欲望和信心。
2.依赖嫉妒心理
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父权意识己经浸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今天还面临着与男子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竞争。现今在社会上流行一个观点“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女性要依赖男性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表明男性在社会上依然占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和地位，这使女性不敢抱有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念头，甚至甘愿沉浮在男性的“淫威”之下。在父权文化的压力下，女性的社会竞争几乎又变成了一场女性内部的竞争。
(二)女性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使女性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男性，中国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种文化的弱势严重制约了女性参与政治生活以及管理社会公共生活，使女性难以成为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三)女性的参政意识缺乏
政治参与意识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我国女性的参政程度。在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缺失。现代社会，虽然女性从理论上得到了和男性相等的政治权利，但是，由于历史上女性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的决策层之外，因此形成了对权力的漠视态度;同时，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望大于社会角色。中国的男人们也仍然在用贤妻良 2
母的规范去审视现代女性，要求女性在家庭中尽职尽责，担当家庭的主要角色，如果一个女
【】性为了事业而忽视家庭，往往会造成夫妻反目甚至是夫妻离异5。(二)传统文化的制约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一定的人类种群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先进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女性被“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束缚着，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成为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核心观念，由它所形成的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渗透到人们的口常生活当中，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潜规则”。虽然经过近代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这些落后的思想己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传统文化总是具有强大的保守性、滞后性。传统是历史的惰性力，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早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传统的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使人们对妇女参政抱有偏见，使妇女参政无形中被设置了障碍，继而又成为漠视妇女参政的理由。
(三)舆论宣传的误导
媒介作为当代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中最具公众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之一，它正逐渐的构成了当代社会“新的权力核心”。它对政府决策、社会道德观念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口俱增，己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目前来看，大众传媒对妇女参政还缺乏支持力度，部分大众传媒缺乏性别意识，某些宣传误导扩大了男女的性别差异，成为了女性参政的一个障碍。
四、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实现途径
女性参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在民主化发展进程加快的今天，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管理，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妇女参政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传统文化、政策法规以及女性自身发展的限制，我国妇女参政的规模和程度与民主化进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社会环境和法律政策等方面来完善妇女参政的途径，消除我国妇女参政的制约因素，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推动妇女参政的发展。
1、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质
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妇女的政治地位，决定着妇女的参政能力。只有抓好和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妇女参政的整体优势。
2、优化女性参政的社会环境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以“男尊女卑”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使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性别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压制着女性的发展，阻碍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因此，构建先进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贯彻男女平等以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发展经济是提高女性参政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改变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获得自身的经济独立，有利于提高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女性的参政意识。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发展，把女性从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女性有时间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生活。
3、化女性参政的舆论环境
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 的共同意见，社会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优化舆论环境，是推进妇女参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社会要树立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树立先进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摒弃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思想。今天，大众传媒己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刻而悠远的。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己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扎根，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一个价值标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因此，构建一种先进的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不仅对女性参政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整个人类的繁荣与发展也起着基 础性作用。
4、女性参政的政策法规
推进女性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保障，同时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保障。采取立法的形式使妇女参政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是妇女的权利，也是妇女的义务。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妇女参政权利的实现，但是缺乏与之配套的实施机制。
结论：
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主政治己经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而女性参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也是女性全面解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思想“遗产”，因此，要改善女性的参政状况将是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建国以来，我国妇女参政议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各项制度不完善，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深重，女性自身的素质不高等原因都制约着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因而我国女性参政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作为公民利益的保障与实现者的国家，需进一步切实为女性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政策支持和创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女性自身，则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素养，并积极主动地以现实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和现在的发展经验，我们己经意识到，女性只有通过自发的“民间的”过程，才可能走出依赖国家保护的阴黯，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政治生活中。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2] 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3]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商务印书馆, 2007.[4] 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福建
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3).[6] 杨宁.从西方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看和谐社会建设[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7).
第二篇：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2015402023 李玉卓
摘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女性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主体。女性参政是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因此对女性参政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的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并分析传统政治参与是如何将女性置之度外的；后又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入手，介绍了各个流派及其主要思想，并重点分析了女权主义下的政治参与思想；最后反思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不足及其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关键词：女权主义思想；政治参与；女性参政
女权主义是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赫然崛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后时起时浮，总的来看影响在扩大。从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至今，女权主义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形成了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权的理论转向；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良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形成了挑战和冲击。
一、传统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
（一）传统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可见民主与参与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参与自身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行为，是民主政治在两个层面上的结合。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民主所必须包含的基本元素，在实践中，政治参与的充分与否，还检验着各种民主理念的实现程度和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民主理论对政治参与有不同的诠释：
古希腊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既形成了制度化的途径，又形成了可贵的参与传统。雅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贯彻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相应的是，形成了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制度化和程序化特点的政治参与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观下的政治参与强调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保护每个人遵循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以此来包容社会的多元分歧；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普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卢梭认为“由共意构成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只有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英国式的代议制并不是自由的制度。”；约翰*斯特劳斯*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参与与精英统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手段参与决定集体意志，选出的代表再通过政治机制对公民负责；而精英民主主义者亨廷顿和纳尔逊强调，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他们将政治参与的主体限定为“公民”，排除了职业政治人士；多元民主论的核心观点是各种社会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民主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宪法或程序上的分权制衡，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制衡决定了民主的水平。达尔文发展高度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总括政治参与相互独立的体制，即所谓的多头政治。②
（二）传统政治参与理论中的女性政治参与观
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将男女的性别差异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即：一方面是属于男性的理性、灵魂和理念，另一方面是属于女性的感性、肉体和现象。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化分决定并强化了性别的差异，那些男性性别的特点是柏拉图所推崇并且强调的，是永恒不朽的，而那些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特点则受到贬低。亚里士多德也明确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说“按照女性的目的，她们生来就是受男人统治的。女人更亲近‘自然的’或生物功能，即生育、烹饪食物和护理。与男人相比，女人拥有更少的理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2007.5 ②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
性，因而不能成为城邦内部秩序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是具有理性能力而完整的人，他们“天生比女人更适合于下命令，天生更适合于统治”，所以他认为妇女不适合参与政治领域。而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卢梭也并没有把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卢梭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是由于这种生理上的差别所决定的——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
在以上的文化语境中，很自然地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逻辑推理，即社会政治秩序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人相互合作组成的等级制体系，理性程度越高，在这个等级制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也就越高，而女人因先天缺乏理性，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只配受男人的支配，处在最低的等级上。如此一来，女性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二等公民”，她们被认为不适合对政治说三道四，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也缺少远见卓识。
二、女权主义主要流派及其政治参与思想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亦称平权女权主义，主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最早的流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的应用，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自由女权分子认为，两性同有理性，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现行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改善妇女处境，要求国家和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妇女。③
在国家职能这一领域，自由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一个显著的历史性变化。在20世纪中期以前，她们一般来说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甚至不欢迎议会通过任何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的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因而这派人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努力，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自由女权派认定，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 改观。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④
从20世纪50和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以来，自由女权派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所以他们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广泛的干预，其中包括保护乃至优待妇女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妇女给予政府津贴、企业优先雇佣女性求职者等等，以补救自由竞争所不 可避免的极端后果——弱肉强食，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 ③邵鹏，《西方政治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312页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 ④所能够接受、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弗里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她在自己的后期著作《第二个阶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转而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被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称为福利国家自由女权派，坚持自由女权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然沿用自由女权派泛称，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制运动出现危机，自由女权派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也招致了种种非议。姑且不论其他政治思潮，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攻击，仅在自由女权主义内部，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还是男性所把持的男权制国家。社会女权派和激进女权派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绝非中立公正，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集团所处的地位大不一样，指望政府来实现两性平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二）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亦称文化女权主义，属于女权主义的新兴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20世
⑤纪3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果说，自由女权主义还没有认识到父权制这一主要概念，那么激进女权主义 则把父权制概念置于理论中心的地位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并且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 ⑤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激进主义涌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值欧、美、澳的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她们提出“私事就是政治”的新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K.米利特，在她风靡全球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中，引入了“父权制”这个概念。米利特指出，妇女的苦难就来自于父权制。按照她的理解，政治无非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与组合”。两性关系历来以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政治性质。⑥男权包含两个侧面：丈夫支配妻子，长者支配幼小，两者互相关联。米利特认为，男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⑦权力概念”。它无处不在，完备无缺，反而显得自然而然、隐秘难寻。它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不推翻父权制，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
⑥⑦[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6-39页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8页
激进女权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女权派的 国家中立论，并且作了全面的批驳。激进女权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妇女的要求，虽然宣扬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实际上却在让男权合法化。议会授权行政部门干预社会生活，看似试图改善妇女的处境，结果却强化了男性的国家，使之得以借反色情之名打击自有自愿的女子同性恋。福利政策提高了妇女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而非独立性。喧闹的多党竞逐纯粹是男子的游戏，表现其自私、好斗的劣根性，与妇女毫无关系。
（三）社会女权主义
社会女权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领域的应用，把性别压迫和剥削看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副产品。它认为两性平等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但也注意吸收、结合自由女权主、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某些理论成果（如个人自由、男权制、潜意识分析等）。主张以激烈的方式争取妇女的解放，有时不惜采取破坏手段以示抗议，主要是纵火。⑧
社会女权主义提出双重体系，米切尔和哈特曼是主要代表。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看重阶级斗争而轻视性别斗争，主张阶级关系和男权制应具有同等重要和独立的地位，因而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两个 ⑧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目标。在她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过于简单，忽略生殖，性生活和社会化等因素，单纯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剥削。同时自由女权主义的社会改革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生理革命也并不现实，普选权、同等的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都不足以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⑨但另一方面，社会女权主义又无法具体阐明取代男权社会后的社会将会是怎样。
在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理论中，父权制与阶级关系仍处于相同的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与二元制理论不同，在一元制理论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二元制理论中并列或平行的关系，发展成了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关系。代表人物艾里斯*扬认为阶级关系和父权制都有自己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她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说：“我很难设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作为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斗争能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妇女生育权利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处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前列。如果某个问题可以作为涵义特殊的、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反父权制斗争的问题提出来，那么谁都会认为这是对的。但是，现实斗争已经是并且应该是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体化的、有毒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而且，扬等人相信，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在每个历史时期，父权制的性别结构都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维系自身的存在”。正如琼*凯利所讲：“经济是觉得性别系统的 ⑨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是“经济和性别系统的互动产生了社会和历史经验；经济和性别都不是动因，但二者同时运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男性主权的统治结构。”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父权制度的交互作用造成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应是毋庸置疑的。⑩
三、女权主义理论的不足及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对西方政治生活影响日益增强，拥有相当广泛的妇女基础，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影响西方女权政治运动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价值判断、理论思维、政治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当代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女权主义各派在相互碰撞中不断交融和渗透，对自由、平等、反抗对女性歧视等研究主题和基本价值进行了探索。女权主义思潮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女权主义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女权主义派别繁多，不同派别都在某些方面存有相似观点，同一学派能划又依然能划分出多种思想观点，如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二元制之争，并且缺乏统一组织，很难达成统一的行动，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没落就是证明。第二，女权主义各派别的一些政治观点缺乏科学性，如女权主义确立过强的女性群体意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并以男性群体作为对立面，这反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观念，进而妨碍了女性的平等诉求，这种差别哲 ⑩黄粹《父权制与妇女的解放——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2003.6，辽宁师范大学
学自然要给女权主义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她们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处于一般运动口号和具体行为性质的矛盾之中。她们希望从与男权对立的斗争中获得女权，却又从女权的获得中发觉始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阴影；她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消灭社会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获得男女平等，使女性像男子一样介入社会竞争。这当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当它以性别的形式提出问题时，就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惑，因为性的自然区别是不能消除的。同时，仅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也会陷入片面，走向另一个极端。
19世纪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主张最终得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响应。1906年芬兰妇女最早获得了选举权；1920年美国妇获得选举权；随后英国，法国妇女也相继获得选举权。时至今日，女权主义已经唤醒更多妇女的参政意识，平等意识，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挑战社会传统，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忘我的投入社会政治生活，逐步把局限于男性的政治、经济权利扩大到女性阶层。甚至有妇女直接介入政党政治生活，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她们开始改写已有的法律条文，代之以对妇女更公正，更平等的法规，来捍卫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和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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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试析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试析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吴喜双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旨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参与，它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寓于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文通过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提高公民政治参水平。
论文关键词 政治生态 公民政治参与 有序发展
近年来，随着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开始大量出现了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行为，如投票选举、投诉、诉讼和信访，也出现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如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以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有助于逐步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化，以更好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一、政治生态学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探讨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环境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运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行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公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行为，具有生态系统属性，它与周围的政治系统和国家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政治体系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它，考察它与政治参与的关系，那么，它也不例外，一方面，公民政治参与受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化程度、文化观念等要素，这些要素会影响和制约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公民也会应用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发展，如通过如上访、投票、选举等活动使政府的决策体现自己的意志，促进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化。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分析
政治生态理论侧重于研究环境因素制约分析方法，这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当前我国出现的非制度化、无序化公民参与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三个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来分析政治参与，对规范和推进政治参与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一）政治参的经济要素分析
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首要生态要素是社会经济机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正的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政治参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参与的层次和水平从整体上大大提高。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关系。生活水平提高使得人们不用整天为温饱和生计而操劳，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国家公共生活等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上。二是公民的政治沟通水平和公民的政治资讯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改善了参与渠道、方法等，比如网络微博、博客。
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也对政治参与产生重大影响。它使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越来越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出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为维护其自身合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加强与政府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倾向于向政治系统表达各自的特殊利益和政治诉求。目前我国缺乏可遵循的利益表达、利益竞争的制度化规范约束，这导致某些个人和阶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政治资源谋取利益。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部分个人和阶层对于参与行为、后果以及应负责任缺乏理性的认识，在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过程表现出盲目性和随大流等特征，往往采取静坐、围攻政府等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在很大程序上干扰了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
（二）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要素分析
按照政治生态学理论，我们应该把政治体系、政治生活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自然的背景和环境之下，给予全方位考察。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政治决策、政治行为，应当与社会和自然相调适。完整的社会体系是由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要素组成。要使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完整、严密、有机的整体，必须合理、顺畅地把社会各要素组合起来，建立相应的整合机制。它就是现代组织形式，如阶级，阶层，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汇聚点和表达者，其优势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组织具有较强凝聚力，能把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形成高质量的利益综合，从而在政治参与中发挥较大作用。其二，社会组织通过发动团体成员，参与策划战略，进行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从而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活动施加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虽绝大部分公民是以组织或团体名义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政治见解和要求方面却可能完全相反，公民的政治行为，基本没有经过组织协调。同时，由于一般组织自立性差，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功能不强，使得无法对组织成员的政治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因此，虽然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政治组织的成员，然而参与政治活动时公民很少以组织名义出现，参与行为较少体现组织性特征。相当部分公民在向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和提出要求的过程中，干脆直接直接以个体的名义。于是，中国政治参与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状况，即表面上的有组织和整齐划一，而实际上的混乱分散和无组织。
（三）政治参与的文化生态要素分析
按照政治生态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细胞——角色。一个政治体系要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必须以愿意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支撑作用。没有良好的角色，大戏无法开演；没有优秀的公民，政治体系无法正常运行。同样地，政治体系只有尊重其成员，认为它们是独立个体和鲜活生命，才能赢得成员与角色的对等的尊重，才有可能形成二者间的生态互动关系。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良好的生态互动关系依赖于公民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状态，即从传统到现代、单一到多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现象。尤其是臣民文化，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消极心理和行为来自于依附型的臣民文化，这是几千年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众心理积淀而成。臣民文化是人民对统治者的盲从、愚忠所构成的政治文化状态，是一种带有明显奴性色彩的政治文化。它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独立个性，漠视社会成员的自主权，消解人的自由意志。臣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即使今天，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仍深远。臣民文化使人们在政治参与中呈现出服从、被动倾向，行动上体现为普遍的非参与趋势，从而导致政治参与冷漠。
三、创新政治生态环境，促进公民政治参与良好有序发展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对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新情况，我们必须改善和创新政治生态环境，从制度上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朝自主化、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发展。
（一）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公民参与的理性化发展
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发展必须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首先必须完善我国各项基本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利益主体正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其次，畅通参与渠道，搭建参与平台，引导政治参与有序进行。健全民意表达机制、社会听证制度、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民主评议制度等。拓宽参与渠道，可以预防公众行为的失控，保证公众参与在法律框架内有序。第三，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作用，确保政府信息资源的开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广泛利用各种渠道，如博客、电子信箱、接待日等，让不同的群体有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广泛而畅通的渠道对于满足公众参与的愿望，保持社会安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力培育社团组织，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水平
相对于公民个体参与政治而言，社团组织能大大提升政治参与的力度、渠道，能强化利益表达功能，扩大对政府政策影响力。在政治不断发展的今天，为规范和统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不断培育各种专利益集团，推进社团组织在规模和质量上的双重发展。然而目前不少中介组织存在管理不善、组织涣散等问题，导致新社会阶层无法很好的表达利益要求。为加强其在推动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必须完善其管理和服务。对目前不少社会组织仍依赖政府有关部门的状况，应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增强其独立性，即做到经费自筹，人员自聘，工作自主，编制自定。其二，提高社团成员素质，加强内部管理，为各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提供好的平台。培养和造就一批从事社团工作的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在社团活动中培养成员的团体意识，强化成员对团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界定好自身的角色，严格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及时准确地向政府表达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和要求，提高自身服务水平，而促进政府改革，从而协助政府善治。
（三）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
从政治生态角度看，公民文化环境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公民文化是一种区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封闭意识、愚民意识的现代政治文化，其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为多元意识、理性意识。培育公民文化可以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公民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为此，必须进行公民意识的普及教育，即培养和塑造公民的现代民主意识，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责任义务意识主动知政议政参政意识等。对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塑造理性公民。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在社会教育中普及现代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教育，培训他们政治参与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因而，我们要使社会个体从小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使公民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自由和责任，懂得以合法的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目标，从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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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治民主化与女权主义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四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第五篇：论职工参与权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1003班201004134102黄金龙
论职工参与权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劳动力、管理及经营才能等）与土地、技术、实物、资金等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合作、重组，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管理学理论方面，原来泰勒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劳动被认为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要创造条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形成“团队精神”，使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在这场“职工主人化”变革中，最直接显著的方式便是赋予职工参与权，让职工参与公司管理。
一、当前我国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现状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后，公司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如何？职工在公司中是否应享有权利？享有哪些权利？这些都是企业改革必须回答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企业性质的重大问题上，有些人却产生了模糊认识，认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企业里，应当强调厂长（经理）的职权，不宜提倡民主管理；把企业的自主权等同于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认为既然政府把权利下放给企业，就等于政府把权利交给了厂长（经理），忽视了企业职代会的作用。更有甚者，据《工人日报》1998年2月10日报道，山西某县的县长助理竟对某厂工人说：十五大以后，企业全都要卖给个人，工人只是劳动者，不再是什么主人翁。难道我们的企业改革真的如斯所言，是要使职工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吗？显然不是，这种说法是对十五大精神的歪曲，与我党的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它从反面提出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即如何确认并维护改制后的企业和公司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必须肯定，我国现行法律无论对于改制前的企业职工，还是对改制后的公司职工，都赋予了广泛的民主管理权，这就是职工参与权。
二、职工参与权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职工参与权的界定及性质
1.职工参与权的界定。一般而言, 职工参与权是指一种由公司法规定的, 职工以特定方式参与公司决策机构, 介入公司决策程序, 影响公司决策结果, 监督公司决策实施的民主管理权利。通过参与权的行使,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 同时对决策的实施发挥监督作用,这对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职工参与权实现机制一般是由职工大会或类似机构民主选举出符合法定要求(包括数量、参与能力、道德水平等)的职工代表, 由他们代表职工利益行使参与权。一般来讲, 该职工与公司因雇佣而形成的利害关系越大或越强, 就越有动力去维护职工的权益, 因为这同时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2.职工参与权的性质。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它属于公民的社会经济权, 是公民享有的经济生活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 它本质上在于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并不含有参与权。职工参与权是劳动权的提法明显地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 然而, 在我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提法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基础之上推导出的, 而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企业, 这种提法可能就失去了基础。就国内来讲, 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现已存在的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参与权问题;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企业职工参与权也无从得以解释。我们认为, 从职工参与权的含义可以看出,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全体职工基于他们和公司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民主管理权利。它是基于职工与公司间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参与公司事务以维护、促进职工权益的权利。
（二）职工参与权的内容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 这一权利行使的目的在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之目的, 因而在内容上, 也是围绕着在公司里存在着的与职工利益关系密切的相关的事务而展开的。具体来讲, 其内容主要涉及到以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事务, 即企业内有关劳工福利及劳动条件等问题, 如工作时间的安排、在职培训、休假规定、工资拟定等;二是人事事务,即企业内人事问题之决定, 如职工雇佣、调遣及解雇等;三是经济事务, 即有关企业生产、财
务及销售等问题, 如生产计划、企业财务状况、生产与销售情况的讨论和分析。
（三）职工参与权的理论依据
职工参与权理论依据主要是指法律赋与职工参与权的正当理由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 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 也包括经济民主, 现代资本主义应当是民主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则是民主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包括三个原则, 即财产权原则、参与权原则和限制原则。惟有这三个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同时地、平等地得到公认时, 才可以说存在着民主资本主义或盛行公平。
2.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 公司不仅存在股东的利益, 除股东之外, 事实上还有经营者、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及消费者等其他团体的利益, 企业决策时亦必须兼顾其利益。董事会不应仅由股东选出, 还应由员工及社会大众选出,以达成企业组织之民主化。
3.人权理论：该理论认为, 雇员是人, 人具有平等权和自由权。经理人员在雇佣雇员的时候就要牢记, 他必须将雇员当成人而不是公司的工具。
4.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组成企业的资本要素中, 既包括股东投入的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 也包括职工(劳动者)提供的人力资本。职工的劳动过程, 就是以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过程。人力资本理论从资本逻辑的角度对职工参与权的合理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职工参与权用这个理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西方国家公司管理中职工参与权的实现
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司管理结构改革的一个潮流。瑞典劳动者以工会基金的形式集体参与公司利润和分配，法国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以利润换取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管理，联邦德国依斯塔公司以“沉默参与”方式，建立了“职工基金制”，规定凡在该企业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成为基金制会员。公司每年从纯利润中提取30%作为职工基金，每个职工根据自己的工种，以记分制为基础，在基金中获得一个“股份”。
在美国，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股权计划（ESOP）。
该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只有让职工成为企业所有者，才能协调劳资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纠纷，提高劳动生产率。ESPO从根本上打破了物力资本一元垄断的局面，使劳动者摆脱了对物力资本的依附，给劳动者提供了一条靠自己劳动、技术、知识分享利润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渠道，是企业管理的一次质的飞跃。除了从产权入手，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外，美国“现在在各企业所推行的„管理民主化‟措施极为盛行，名目繁多，其主要形式大致为：职工建议制度、生产委员会、初级董事会制度、生产线小组责任体制、自我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制度等”，“一些公司还利用职工协调会议、劳资协调会议等形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企业民主管理的理念对公司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仅对股东（share-holders）负责，也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职工即为其一）负责。
四、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意义
职工参与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的民主化浪潮是世界性的，其实际效果亦显而易见：
1.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了动力保证。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持续多年亏损以后，职工用未来工资的15%为代价，换取了公司55%的股权，并在董事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3个席位，着手参与企业管理，使得联航一年即扭亏为盈。
2．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不再盲目追求企业短期利润和红利，企业资产配置更趋优化、合理，这对于企业尤为重要。
3．职工参与管理，有助于消除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最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总之，职工参与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文献：
（1）周超.《职工参与制度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4
（2）蔡立东.《公司自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
（3）吴媛.《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思考》[D].武汉大学,2004
（4）崔岩双.《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D].华东政法学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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