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第一篇：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内容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虽然不能说是沉默的群体，但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由“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代为发出的，正如gail hershatler在分析20世纪 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时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人的声音往往以各种形式被压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人们想要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把它作为符号来欣赏、申斥、管理、治疗，挽救、消灭等等时，妓女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

正是这些构成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精英在谈论他们自身面临的矛盾、问题，寻求困境的出路时，在构建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 发展 的宏大叙事框架时不断变换叙事对象在宏大叙事中的角色，对于妓女如此，对于农民同样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断建构重塑。

从晚清清议 政治 中的农民、土地、封建问题到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农民”消逝于“国民”的一般讨论中，五四时期农民也未作为一个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运动讨论的焦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众目所向的舆论阵地，对此问题一直未曾集中讨论过，廖廖数篇涉及到的如关于农村的《社会调查》2和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3等诸文章也只是充满了改造旧农民、旧农村，倡导新人格、新国民、新文化、新风尚的意味。

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强国富国的价值目标逐渐转移到了“社会”本身的扶贫济弱上来，杨念群在分析社会史时就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切入进行的。”4 而这种对社会有机体“和谐运转”的追求又转而突出强调了社会本身蕴藏的种种矛盾和不平等，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问题突显出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简单、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义和信仰。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说，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社会中“被压迫”的群体。而瞿秋白、陈独秀等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两者在阶级的觉悟和阶级利益上是有区别的，在农民中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和意识的，就如陈独秀1923年在分析中国各阶级时就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艰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5

但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问题成为国人举目关注的话题，就连一向只谈“大政要闻”，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东方杂志》也逐渐开始注意起国内的“社会”问题来，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专刊刊登了覆及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贫雇农，中富农，地主等农民阶层相互的关系占了调查的核心6。而这时期，中共开始一直强调并争执着革命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社会性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而如果说在1927年前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十分丰富（比如包括对于“农地”，从政治 经济 上加以整理；对于“农业”从 科学 上加以经营；对于“农民”从社会文化上去加以训练和 教育。7 还包括了禁赌禁烟、和乡党睦宗族等8等），许多政策是温和而实际的，那么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与国民党不同，而又为打倒国民党作合法性依据的革命叙事，阶级斗争理论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后，可以看见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以此来审视其中农民扮演的角色，为其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本身性质的认定和内部贫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划定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下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形象被不断建构、支解、重塑。“农民”的形象由它整个革命叙事中角色界定。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由他的阶级成分而赋于地“阶级形象”。

这一点不仅从萧邦奇对最早的农民运动发起点浙江衙前丝丝入扣的分析中，从他对农民斗争逐渐出现“名重于实”而致国共合作于失败的感叹中得知9，还可以从1927年前后中共高层的文件中得知10。虽然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在中共内部三次“左”倾路线与后来历史标准答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断有矛盾和争执，特别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更存在着徘徊和斗争，对“农民”的定位、对“农民”内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些中共内部的争执可以说在1927年以后就几乎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在一套共有的革命叙事中来夺取解释权和支配权，这种对革命史叙事的承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解释方式的承认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游戏者之间的共谋”，形成了他们竞争基础。而像1930年左右的陈独秀另辟蹊径，只能是被扫地出局。而象后来在农民问题上，面对如何建设一支由农民构成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如何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化”的一套话语体系也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视野，而只能是象布迪厄说的：“游戏者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但也可去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11在游戏者们的斗争中，“共谋”的舞台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尽管对“农民”的态度有褒有贬，对富农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争执不休，但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以阶级斗争来审视农村关系和不同成分的农民形象。不同成份的农民具有其因存的阶级形象，而这种阶级形象又决定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使超出这种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现象融解于其阶级斗争的解释与解决办法之中的挑战。”

二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有着切身的体验，诸如彭德怀自述中深切肌肤的让人悲悯和童年回忆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这种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天下为己任，扶贫济弱，以此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获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阶级的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如农民分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而贫雇中农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地主属于打倒对象——抗日战争中，政策上认为地主也可联合，而富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直争执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时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存需求，使贫苦破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过这个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有着主义信仰，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宏大叙事体系和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持的政党，它面临的问题、出路毕竟是与农民不一样的。这里，不仅是通常所说农民可能会抵制共产党力量的进入，不仅是农民具有“保守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知识构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些知识精英有很大区别的。“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 自然 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农民不只是阶级整体的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13这种身份和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

但是，在革命史叙事中，农民的形象被单一化了，历史叙事也相应地“逻辑化”。在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更进一步的解释；也使得不需要把农民刻画成一个历史的能动者，他们在这样的叙事中变得只能是充当历史叙事的消极服从者和被解放者。因为在这个叙事中，农民的阶级形象决定了欢迎、支持这种解放是必然的，翻身作主的贫雇农形象是在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论中取得的。

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革命史的历史叙事，而且也支配着在历史现场的人们的理论逻辑。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个体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历史的能动者，他们与进入农村聚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仅是主动与受动的关系，而应是更鲜活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阶级斗争视野里的农民形象不同的农民行为和意识提出的挑战、设置的困难，而解决这些困难、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又深深影响、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对中共今后的路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的关系创造了更丰满鲜活的历史。

三

一些学者已对革命史叙事的这种逻辑提出了挑战，比如胡素珊在探讨中共在农村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中共在农村的胜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满足了农民贫苦阶层的小私有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宏大叙事与农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联系的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场域”的共振，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在这种观点中，农民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时期以“民族矛盾”为号召改变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则又重新颁布《五四指示》恢复彻底的土地政策，对于这种政策变化产生的问题如农民如何建立对中共政策变化的信任？对于民族矛盾农民如何认知？在抗日时期温和的减租减息是如何发动贫苦农民的？针对这些问题，胡素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仍然能发动农民在于政策执行中一直“左”倾，通过这种“左”倾——激烈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民的财产平分需求，满足农民的小私有性，体现一种均贫富的路线14。

与胡素珊观点类似的是秦晖，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满足了农民的小私有性，正是这种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场均贫富的运动，马克思所谓的为了反对“共同体”对“个人”的压迫而倡导的“反封建”运动成了一场反对“个人”对“共同体”压迫的均贫富的农民运动。这里秦晖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对农民小私有性的满足基础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15

在这种思路中，革命叙事被还原成经济利益，两者的一种场域的“共振”——在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胜利。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绩，大大拓展了历史的现实感，把农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使这种逻辑为我们所理解接受。

在这种叙事中，农民因其经济理性构成了对历史的能动性，中共在农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这种小私有性考虑进去，并通过“满足”这种经济利益需求来获取农民的支持，以动员农村的各种关系。这样，这种思路就使历史成为两者更好互动的关系的结果。

第二篇：论网络视野下的政府形象宣传.

论网络视野下的政府形象宣传

摘要：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格局与议程设置方式，使个人信息发布与传播成为现实。面对新的媒体环境，政府在形象塑造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本文将从网络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及如何在网络视野下塑造政府形象三方面进行讨论。关键词：网络媒体

政府形象

塑造

近年来，新媒体带着传统媒体不曾有的姿态强势崛起，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网络媒体的新环境下，政府在形象塑造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网络媒体及政府形象

在当下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出现的媒体形态，以多向互动为传播模式的传播介质。它的外延涵盖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媒体形态。但鉴于当前网络融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从广义的网络层面说，新媒体也可以称之为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以传者为中心的信息传播特点，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而具有了与传者交互信息的功能，甚至转变为传者的身份。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新发展，网络媒体呈现出许多与传统的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媒体截然不同的特征，如高度的开放性、及时性、时空性、无控性、交互性、聚合性等。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给公共关系带来的机遇是全方位的。从公关手段来看，从单一到丰富。从公关传播来看，从单点传播到多点传播。从公关主体来看，从媒体传播到大众参与。而网络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交互性。

政府形象是一个自有政府以来就存在的客观现象，是与人们关系极其密切的一种特殊形象。政府形象是指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是一种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形象随政府诞生而产生，对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和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形象逐渐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之一。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

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应用为政府创造了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方式，拓展了新的平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影响。政府网络形象是政府信仰、价值标准、制度行为等通过网络显现出来并被公众认识进而形成的认识和评价，也可以被认为是指政府在国内网民中获得的认知与评价。政府形象可以反映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威信，面对网络化的传播环境，政府应该利用把握网络媒体的优势，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更好的履行政府职能，树立政府威信。

二、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宣传的影响

网络媒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多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因为网络媒体传播所具有的高度开放性和互动性，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分布状况。“传播就是把分散的人捆绑在一起的力量，无论好坏凶吉，传播具有造就或者摧毁政治秩序的力量”。网络媒体具有两面性，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如同硬币两面，有利也有弊。

合理的运用网络媒体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网络媒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体是政府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有效方式。网络媒体信息的来源渠道众多，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很容易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网络中人人可匿名发言，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如果某一危机事件产生，而媒体又没有及时地向受众传递信息，那么在群体都对该事件表示关心的时候，流言就会在快速增殖中越传越广，给公众带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统媒体受到技术的限制，无法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而网络媒体则能充分发挥最大的优势——时效性，在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重要信息，政府可借助网络媒体极强的时效性特点，利用网络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给社会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出主流声音，从而为政府树立威信。

网络媒体是现代社会政府沟通民众的交流载体。网络媒体传播媒介和手段极为丰富，它所具有的多对多互传播方式使得信息可以进行双向的互动传递交流。受众不仅作为信息传播的客体而存在，还可以自主性的寻找和接收信息，同时也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一员，可以主动发布信息。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政府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府则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及时掌握受众需求，听取群众的意见，适时调整民生政策，更好的为百姓服务。网络媒体的发展同时为政府提供了信息公开的技术基础和便捷平台，政府可在网络上进行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从而为政府塑造良好形象。

网络媒体有时也会给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网络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很难引导。网络赋予公众平等的话语权，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平台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网络舆情具有非理性，即发性等特点，在网络中可能存在过激言论，情绪化特征明显，不乏漫骂式的人身攻击及发泄个人私愤的网络暴力。另外，网络舆情存在信息误导，充斥着谣言与流言。虚假信息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如果政府在舆情发生后没有及时进行疏导，容易使民众对其产生信任危机。一旦网络舆论的负面导向形成，政府便再难以控制。

2011年11月的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以21条生命的代价引发全社会对校车高危常态的愤慨。事发12小时内，仅新浪微博相关议论即达96万多条。在应对方没有积极出面应对的前提下，舆情攀至顶峰，出现各方关于舆情的猜测、讨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质疑。16日进入半衰期。从17日开始，民众开始探讨事故原因，如何保障校车安全的意见集合，针对此事，庆阳当地政府颁布“将2012年公车预算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的信息，在此助推下，处于半衰期的相关舆情又开始上涨。21日，事故校车所属幼儿园“公有化”后的第一天上课，舆指小幅上扬。面对强烈的舆情反映，甘肃庆阳市政府没有注重预测舆情走向，及时疏导并积极应对舆情。其沉默不做声的作为使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公信力也因此下降。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具有长久性，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越来越多的政府负面话题在网络中被放大，政府官员的言行不妥，决策和工作出现失误甚至引发公共安全问题，都会引起媒体聚焦。某一被忽视的微小细节，也极有可能在网络媒体的急速传播中被无限放大，使政府的公共形象受损。一旦政府在网络中产生负面形象，其后遗症将会存在很久，长时间之后如果输入有关关键词，还可以在搜索引擎下出现曾经的信息和相关的人和事，可以说，网络会留下长久的烙印，难以消除，对重树形象有一定难度。

三、政府面对网络化应该如何宣传形象

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减公众造成的舆论压力，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1、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及时发布消息

在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的网络媒体舆论环境下，信息发布的公开性、透明度是考量政府能否获取公众信任的重要指标。信息透明度即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危机。回避问题或发布虚假信息，则会使政府的诚信和信息公开受到挑战，公众不满情绪也会潜在累积甚至爆发群体事件。政府怕影响形象经常隐瞒信息，公众无法全面了解情况，就会开始猜测，反而更容易引起恐慌。所以政府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不管是对政府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都应该全面呈现在公众面前，公众有权利了解事实的真相。在汶川地震应对中，政府及时、准确、协调一致的发布政府信息，及时澄清了虚假信息，消除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和盲目行动，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2、主动了解舆情，正确引导舆论

网络舆情是社会上各种矛盾最直接的反映，政府应该主动了解网络舆情，并由此发现和洞察各种社会矛盾，争取在舆情发展的潜伏期和初期进行处理。这样才能使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避免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伤害。及早了解网络舆情，还能帮助政府抓住舆论引导的时间和机会，以便尽早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宜黄县政府未能从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与及时处理，以致事态不断恶化，深陷舆论漩涡，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同是拆迁，江西上饶县政府有关部门在网上及时回应舆情，除在当地论坛外，还专门制作网页表达观点，配发现场图文、音像资料及证据，运用网络化解矛盾。政府网站是舆论引导最权威的工具，在舆论存在争议或谣言四起、公众迷茫的时候，人们最希望得到权威、真实的信息，这时候政府应该站出来，在第一时间发布政府官方的信息和观点。

3、正视网络民意、民权诉求，加强网络互动

政府应该直面网络媒体反映出的民意、民权的诉求。一方面，要对网络民意诉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要勇于正视问题、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有些政府机关遇到网络负面事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直接面对，而是删除负面帖子、删除负面新闻。这样的做法在当前语境下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产生负面效果。政府应以负责任的态度了解民意及回应民众的质疑，尤其那些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民众反映的问题、所处的困境要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增强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官方在决策前应向民众透露更多信息，甚至在决策过程中让部分民众提出意见。信任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的，让民众熟悉决策部门的决策过程、决策理由，有利于达成信任关系，获得理解，形成合力。同时，要以网络媒体的速度和方式，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报告政府对于问题处理的意见、结果等。只有这样才能解民众的激愤、消灭谣言滋生和传播的土壤与机会、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要加强网络互动，树立回应意识，以开诚布公的态度积极面对网络民意，主动接受网民的监督。

4、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公关意识

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官员只有从多方面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塑造良好的领导形象及政府形象。官员形象，从精神内核上讲，要信仰坚定，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勤政务实；从形象外观上，要衣着得体、谈吐风雅。官员屡屡“失言”的现象并不少见，“雷人”话语体现了部分干部对群众、对媒体的飞扬跋扈，并暴露了他们的某些真实心态，失言也让党和政府的“民心资本”不断流失，严重损害了政府和官员形象。这不仅说明个别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也折射出官员的平日素养问题，尤其媒介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缺失。政府的公共形象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官员话语引发的舆论广泛关注影响所在政府的整体形象，所以官员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公关意识，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媒体与公众的监督关系、各方利益关系三重与形象测评关联的评委关系体系，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操守。

5、创新公关宣传手段，加强管理

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公关宣传方式也更多样化。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公关宣传手段，全面塑造政府形象。网络媒体成为政治团体信息扩散和接收的新平台，每个公务员、每个党政组织都是政治传播的主体，都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发布信息，控制舆论，规避风险，从内容资源建设和媒介渠道等方面，做网络媒体开明的主人。政府部门及官员勤政上网，建立“政务微博”，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政治传播方式。另外，政府也可采用“淘宝体”等更柔软化、平民化的表达风格，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同时，政府应加强管理，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要通过网络发言人、网络评论员引导公众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与政府产生共鸣，充当公众的“意见领袖”。切实加强主流新闻网站建设和管理，有效发挥行政、法律法规的作用，强化网络舆论技术监控，全面开展网民素质教育，提升网宣队伍建设水平，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使网络的舆论宣传更生动形象，更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传统的宣传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遵循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最大限制地发挥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的解读功能，如何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解释政府行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凝聚力，推销政府施政理念等，需要我们长期努力。

参考文献：

1、石国亮，《新媒体时代公关案例》，研究出版社，2012版

2、梅文慧，《信息发布与公关危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版

3、王正平，《信息网络与文化传播》，上海三联书店，2011版

第三篇：《比较视野下的外国文学》

一，写出外国文学名著二十部。（20%）

《安娜卡列宁娜》《老人与海》《红与黑》《呼啸山庄》《基督山伯》 《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威尼斯商人》 《简爱》《十日谈》《神曲》《忏悔录》《鲁宾学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飘》《战争与和平》《复活》《巴黎圣母院》《雾都孤儿》

二，简答题：（30%）

1，试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创作的特点及主要成就。

答：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史称“悲剧之父”。他的悲剧创作提倡民主精神,反对专制暴政。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悲剧着力表现的是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冲突。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其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古希腊悲剧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到10世纪的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称为“三大悲剧”。此“三大悲剧”的产生过程就是悲剧由幻想向现实转变的过程。在戏剧领域内有着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首先，它把悲剧重在写神逐步转到写人，把写理想化的英雄转变为写现实中的人，这是其最大的一个成就，亦是悲剧走向现实的标志之一。其次，三大悲剧强化了悲剧的批判倾向，将民主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的神权，甚至披露现实生活中人的虚伪、伪善、险恶的一面，从而强化了悲剧的批判倾向。再次，欧里庇得斯在戏剧领域里，首次涉及到妇女与爱情的主题，从而拓宽了悲剧表现生活的范围。最后，在结构方面，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改变以前那种人与神的冲突，而是写人与人的冲突，并且在人物的塑造上，创造了人物心理分析法，这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刻勒斯不可伦比的，他为戏剧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显著的艺术成就。

2，谈谈浮士德的形象及意义。

答：《浮士德》的主题是作者歌德将浮士德这一剧中人物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以主人公浮士德对宇宙奥秘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理想和真理的不断追求为贯穿全剧的红线，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的体验、追求和发展，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剧中形象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历史的道路：它是怎样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时期，探寻新的生活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展望到将来美好的远景。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的命运既是因果的又是宿命的，既是自主的又是他主的，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最终还是乐观的。

主要时代意义：是通过浮士德的人生经历，宣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宣传挣拖中世纪的愚昧状态，克服人类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创造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启蒙思想，诗剧肯定创造和劳动，表达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生活就是追求，而追求的过程又是循环前进的。肯定人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诗剧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坚定信念：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但最终会找到人生的真理，为实现崇高的目标而奋斗；诗剧还表达了一种现代意义，即人始终处于与外界的冲突中，失败和灾难无法避免，但主人公以自身的行动决定自己的本质，从而奠定了现代人格的基础。三，论述题：（50%）

1，以作品为例试述莎士比亚创作的人文主义特征。

答：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主张改革，抑制贵族和教会势力，反对社会**和封建内战，主张重用有才能的新贵，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欲。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对内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则能战胜敌国，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莎士比亚的系列历史剧为世界戏剧史上所罕见。

（1）哈姆莱特是古代丹麦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文主义形象，这和他在“威登堡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2）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样完美。而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个思想家那样地思考许多哲学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要为父报仇，可是他内心又是矛盾，因为他想的不光只是为父报仇，而是扭转整个乾坤。在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前，他想要行动也行动不起来。

（3）性格过于内向、审慎及单枪匹马的处境，使他感到犹豫，造成他行动上的延宕。因此最后只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4）他的悲剧既有罪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2,为什么说《高老头》的创作体现了巴尔扎卡《人间喜剧》的主题和艺术特征。

答：《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败北，由此波旁王朝复辟，统治一直延续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仅仅三天便推倒了复辟王朝，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七月王朝的统治，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833 年，也即七月王朝初期。刚过去的复辟王朝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复辟时期，贵族虽然从国外返回了法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他们的实际地位与法国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

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与贵族相抗衡。到了复辟王朝后期，资产阶级不仅在城市，而且在贵族保持广泛影响的农村，都把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巴尔扎克比同时代作家更敏锐，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这个重大社会现象。“《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象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走去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更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的小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第四篇：水浒传农民形象分析

《水浒传》农民形象分析

摘要：《水浒传》塑造了许多农民形象，他们有如下特征：凶恶彪悍，令人害怕；性格直率，甚至火爆；行动自由，无视礼法；忠心耿耿，毫无怨言。以上特征中火爆的性格和无视礼法这两点有着重大的影响，性格直率，甚至火爆影响到故事情节的发展，行动自由，无视礼法这一点影响到人物的命运。

关键词：《水浒传》；农民形象

《水浒传》塑造了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水浒传》中有许多群体，有士人，有武将，有庄园地主，有土匪，等等，其中有农民群体。尽管最近很多人质疑“《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甚至有人说《水浒传》没有农民。本人认为《水浒传》不是农民起义的故事，但是《水浒传》确实创作了许多的农民形象。这里的农民还要把渔民、猎人等群体包括进去。

《水浒传》的农民可分成几类：田户、渔民、猎人、樵夫。

田户指种地的农民。李逵，“‘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第四十二回），张青,“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二十七回).。陶宗旺，“庄家田户出身”四十一回。渔民。阮氏三雄。“日常只打鱼为生”（十五回）。张顺“兄弟张顺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三十七回）

猎人。解宝和解珍。“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作解珍，兄弟唤作解宝。”（四十九回）

樵夫。石秀。“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四十四回）

农民形象的特征

小说里的农民有什么特征？一是凶悍，二是直率甚至火爆，三是无视礼法，四是忠心耿耿。

凶恶彪悍，令人害怕。

小说中，这些农民的形象被描绘成凶恶彪悍的人，非常令人害怕。比如从诨名看，阮小二的诨名是立地太岁，阮小五的是短命儿郎，阮小七的是活阎罗，解宝的是双尾蝎，解珍的是两头蛇。太岁，短命、阎罗、蛇、蝎子这些词语使人毛骨悚然。

从外貌看，他们的长相和精神气质也很可怕。阮小二，“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十五回）。阮小五，“面皮商场有些笑容，心窝里深藏着鸩毒”，“能生横祸，善降非灾”，“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儿郎”（十五回）。解宝“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四十九回），解珍“心性恶，人号两头蛇”（四十九回）。船火儿张横“黄髯赤发红睛”。李逵的长相和气质最可怕。“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杀下云梯”。宋江第一次看见李逵的时候“宋江看见了吃一惊”。李逵的长相太可怕了，很多人都被他惊吓了，比如在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中李逵走进学堂里，把老师和学生吓坏了。“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

性格直率，甚至火爆。

这些人都非常直率，快人快语，行动鲁莽，脾气甚至火爆。水浒传里一些非农民身份的人也是这样，比如武将霹雳火秦明，但是小说中的农民也多是直率火爆的人。解宝“有时然后是性起，恨不得疼天倒地，摇山拔树”（四十九回）。当解氏兄弟在毛家庄里发现是毛家抢

了捕捉老虎的功劳后，就生气起来，砸坏毛家的东西。石秀“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最火爆鲁莽的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因为这种性情而发生冲突的事件非常多。第一件事是在李逵出现的第一回即三十八回，李逵在酒店里借钱不成就打架，接下来是在赌场里赌输了，因为想还钱给宋江，所以在赌场里又打又抢。为了让宋江吃到鱼，他到江边买鱼时，鱼牙主人不在，渔民不能做主，不许他先拿鱼，结果李逵又闹事了。光是首次登场的那一回他就经常闹事，后面的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李逵火爆鲁莽而惹起的事件中，比较有名的有李逵打死殷天锡，李逵扯诏谤徽宗。

行动自由，无视礼法。

这些人行动非常自在，不拘于礼法，甚至敢违反特别重要的礼法。这一点可以说是上一个特点的延伸。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李逵扯诏谤徽宗”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都是农民。御酒和诏书都是皇帝意志的直接表现，阮小七却把御酒全都喝完。李逵撕毁诏书还不够，还要打宣读诏书的陈太尉。往后还有更严重的行为，就是阮小七穿皇袍。在九十九回，阮小七杀入方腊国的宫殿内，看到方腊王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圭和无忧履。阮小七一看这都是珍宝，就想，“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于是他把全套皇帝服饰穿戴在身上。当朝廷武将叫他快脱下来的时候，阮小七还不脱，反而和他们打起来，直到宋江和吴下令他才脱下。

古代中国非常重视礼制，通过礼制确定尊卑，从而维护统治秩序。所以违反礼制的行为被视为最恶劣的行为。《礼记》说有这四种违反禁令的行为的人是不经审判，直接被处死。其中一条是在冠服方面若有僭越礼制的行为就要被处死。可见阮小七的行为非常“恶劣”。李逵经常喊打倒赵宋王朝更不用说了。

忠心耿耿，毫无怨言

梁山好汉们都很忠诚。但是小说突出李逵和张顺的忠诚。他们是农民的代表，一个是典型的种地的农民，因为李逵被设定为不会水性的黑大汉，另一个是典型的渔民，因为张顺是个皮肤白皙、水性极强的渔民。小说重点突出他们的忠心。李逵的忠心是非常有名的。宋江要做什么李逵总是第一个出来表示愿意担当。比如陪戴宗下山找公孙胜，陪吴用找卢俊义。有些事情尽管李逵没有去成，但是宋江一下命令，李逵马上跳出来喊“我去”，比如宋江一打祝家庄的时候，李逵一听说需要探路就说：“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一个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李逵忠心达到毫无无怨言的的地步，比如当他得知宋江有意让他喝过毒酒，使之不能造反败坏宋江名誉之后，就说自己生前服侍宋江，死后是宋江部下的小鬼，毫无怨言。张顺的忠心主要表现是魂捉放天定。故事中只有他一个人死后还能杀敌，其他人死去以后要么再也没有消息，要么只是报梦，比如晁盖。这个故事凸显张顺的特征，加深张顺给大家的印象，他不仅水性惊人，而且忠心不二。

特征的影响

以上特征中火爆的性格和无视礼法这两点有着重大的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性格直率，甚至火爆，这主要表现在李逵身上。很多时候因为他性如烈火，多次闹出大事，其中一些事推动情节发展。比如李逵打死殷天锡，导致柴进被陷在高唐州，然后就是宋江攻打高唐州，高唐州被攻克后，朝廷开始直接讨伐梁山寨，此时小说中的的斗争进一步升级。李逵斧劈罗真人使得李逵被罗真人教训一顿，戴宗再三劝真人，最终就有公孙胜被允许下山，协助宋江攻克高唐州的情节。

当然，其他人的火爆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解宝解珍大闹毛家庄，结果被人抓起来关进监狱，然后就是越狱和上梁山，他们上梁山的同时也带来其他好汉，其中的孙立最后协助梁山寨打下祝家庄。

行动自由，无视礼法这一点影响到人物的命运。阮小七无视礼法，敢穿皇袍，却换来安享晚年的福气。朝廷武将将穿皇袍这一事情传达到皇帝，皇帝下令复为庶民，阮小七大喜，回老家继续过着隐居的生活，最后善终，没有被朝廷的黑暗所伤身。宋江知道李逵有造反心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一旦李逵为宋江报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和他一起喝毒酒，结果李逵死了。李逵的死换来的是李逵声誉依旧，没有因为替宋江报仇而反朝廷，导致声誉被毁。

参考文献

[1]《水浒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2] 《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质疑序德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01期

[3] 《<水浒传>江湖人物论——农民出身的江湖人》 王学泰 名作欣赏2011年第04期

[4]《李逵——<水浒传>里的喜剧性角色》齐裕焜水浒争鸣1985年第00期

第五篇：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国外公民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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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但它并非我国独创。国外常见的公民教育，就发挥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当前，国外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如由教育型向教育和服务型发展、注重实践、创新教育方法等各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借鉴；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受到强烈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落实受到质疑。而国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以利于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一、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脸

(一)由教育型向教育服务型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否则就会远离人们需求，使人感到思想政治教育离人生活之远。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的改革表现在:由注重“文化化”转变到“社会化”再到“社会化”加“文化化”。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变务虚为主为虚实结合，以实为主，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由单一的教育向“教育”和“服务”并重的方向转变，为公民提供人生指南。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和服务项目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途径。许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都参与这项工作。由专业的人员提供涉及个人隐私与思想问题的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及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不仅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而且有较讲高的思想要求.这些机构的设立能够及时的了解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得思想品质教育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顾客至上”原则在学校管理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注重开发教育对象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着眼于品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二)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实践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践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仅仅在书本上课堂上形成的思想、道德、政治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途径是在各种杜会实践活动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之得到更大的提高。许 多 学 者认为道德伦理的灌输无济于受教育者的道德 水准的提高，美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的实践性，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及社区志愿者的实践活动.服务他人，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逐渐养成良好的品质。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要到孤儿院担任家教，对后进生义务补课；日本一些学校实行一种“上山下乡”活动.让学生到比较贫困的山区体验生活，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加拿大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在做中学会做”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体验，更重视现场的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体验与表现态度。其评价标准并不是获得了多少的理论知识，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技能与态度。使之在实践中认清责任，理解内容，形成品质。

(三)重视显性教育，更重隐性教育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的思想意识问题，而人的思想意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根据实践的需要，跟上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方法来增强其感召力和实效性。而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采取适合人的心理特点的灌输式，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便易于受教育者理解接受。美国人发现给孩子述一个林肯走三英里路去还别人六分钱的故事远比口干舌燥的讲诚实守信的道理要有效的多。新加坡也认为图文教育能够深人人心。美国的学校并茂的连环画、挂图、浅显易懂的教材、绘声绘色的录像带、幻灯片对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第二、通过学科、各专业教育渗透其道德教育内容。国外的学校除了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外，也十分重视把道德教育国渗透到各学科的教育之中，起到逐渐的渗透作用。如美国、德国要求每一门主修专业都要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学习。

第三、借社会文化设施及校园文化环境的作用进行教育。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纪念馆、科技馆、博物馆、革命遗址等设施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如美国的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馆等一些能表现其优势的场所都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和重要的教材。校园文化环境就有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日本十分重视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十分重视校园的建筑、设施、绿化、装修等，甚至一草一木的种植，突出特色，体现精神，使学生对其有种认同感、归属感。

二、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

（一）渗透式和隐蔽式的教育方法

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的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最早提出了“无意识”的工作方法。美国虽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功能无限的延长和拉大，但它却给人一种“无政治色彩”的错觉，其原因就是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于强调“无意识”的境界，即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思想。实际上，西方国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政治性很浓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反共产主义的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等几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教育方面有很多硬性规定。比如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督学等思想政治教育者俺严格的要求进行筛选。

（二）以活动为教育载体的方法

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亲身实践。

例如，加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奉行在做种学会做的核心理念，使受教育者在自我体验中接受知识，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此外，许多国家利用国庆、校庆、毕业典礼等节日、纪念日举行各种各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这些活动无疑是受教者在实践中获得一定的技能与全新的生活态度，从而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

(三)环境熏陶法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能创造人”。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的修养既有显性的约束力，又有隐性的感染力。为此，国外许多学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营造校内外环境。如在校内完善制度，优化风气，加强校报、广播、影视、网络建设，美化校园环境等等。在校外普遍设立纪念馆、博物馆，弘扬民族精神风貌和宣传道德理念的标志物，以及具有暗示效果的活动等。

比如在美国，各地区修建了狠毒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国家公园。仅华盛顿市就有华盛顿故宫和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自然历史博物馆、宇宙空间博物馆等。这些场馆均免费对学生开放，成为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四）育德于教，学科协调法

国外许多高校非常注意发挥各种学科，各种学术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道作用”。“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中内涵的理性的与道德的因素，对于学生道德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均蕴含着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自然科学给人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可以使人明鉴，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私立可以养成人堆环境的正确态度，体育可以增强人的竞争、合作意识。各学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相融通之处，学科教育对品德意识、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加拿大，许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让学生知道社会、行业需要他们具有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强调专业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提倡“体验”教育法。不依赖知识的传授而重视现场的践行，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

三、对国外思想政治育方法进行借鉴基础上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育人的科学，各国是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我们应贯彻 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十六字原则。一方面，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另一方面，采取分析、鉴别、学习、借鉴、吸收、利用的策略。我们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道德教育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从新时代、新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对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宏观的理性思考。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逻辑起点。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借

鉴和研究。如道德认知法和环境熏陶法。它们把教育对象作为一个主体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被动的接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始于并为了现实生活的人而产生、发展,人是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处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它是以人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理论建构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目的和逻辑起点。

（二）方法主体化与方法实践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功能模式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有较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越大，方法的效果就越明显，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广越深。如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活动法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无形之中，充分地展现了亲和力的魅力。从教育手段的恰当性和生动性，教育情景构造的融洽性和适宜性，教育活动双方的主体性和互动性等方面提供实现其内部诸要素间优化与整合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田玉敏.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借鉴 [ J ].伦理学研究, 2004(2)［2］李家华.战后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初探 [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7(1)

［3］邵建防.罗骋.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4(8)［4］谢雪.中美大学德育的比较 [ J ].教育探索, 2002(8)

［5］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