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第一篇：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所接受的话，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 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empirenews.page--] 第四，在政治领域，修辞不仅是一种文法技巧，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政治文化，从而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早在古代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就反复强调，公民科学的思想是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是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能力；另外一种是修辞，这是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由于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光芒的内在能力，这样，公民科学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就是要有雄辩的艺术形式，即修辞学，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说服人们的方式来说服人。这样的一种公民民主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英国议会有论辩的传统，而法国则没有。英国议会的论辩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修辞，由此，也使修辞成为了英国特有的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而这样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一种修辞性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揭示出，为什么英国的议会成为了能够对王权起着某种制约的力量，而在法国，则在几百年内没有召开过三级议会，形成了强大的王权。应该看到，这里所讲的修辞不仅是指文字上的，而且还包括了“雄辩”的演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它就已经成为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这样，我们就需要从修辞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进行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当我们在阅读思想家著作的时候，如果仅仅就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常常会误解思想家们的原意。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回到思想家们当时的表述中去，关注思想家们为什么这样来表述，同时，探讨造成思想家们选择这样表述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正如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思想史研究》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斯金纳还认为，语境隐含在文本之中，思想史的研究就要从思想家们在写作文本的修辞中找出这些隐含的东西。有鉴于此，一批思想史研究者就格外重视“语境”。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多方面的内容，它注重思想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知识背景，探讨思想家们的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具体而言，着重探讨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词汇，这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词汇的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因此，越把思想家的文本看做是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在这样的知识语境中，现存的惯例（conventions）也构成了被默会的和被预设的语境。例如，一个富有经验的议员与一个新议员之间的差别，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于前者能够抓住议会辩论的某些暗示，能够理解存在着的惯例和传统，能够分辨出在这之中所包含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在语境中，还应该关注社会性的背景，或者叫做“社会语境”。任何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在社会的氛围，社会心态和社会的变迁中来理解思想家在特定的状态下所做出的思想表达。在这方面，德国的思想史家科泽勒克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从社会的长期变迁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表达，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当然，具体来说，语境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语境成为理解思想家思想的重要方法，没有了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他们试图要表达的内涵，也就无从实现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如果说上述的语境构成了思想家们的当时的修辞情景(rhetoric situation)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我们要关注思想家在这一修辞情景下对修辞的具体运用，即写作文本时的语言表述，也就是作者在表达论点、使用语言时的各个动作，按照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说行动（speech act）。对此，斯金纳说道，在我认为的可以区别的语言的两个维度之间，我明显地做出了区分：一是传统上所说的意义的维度，即对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意义及其范围的研究；另一个最好称之为语言行动的维度，研究说话者在（及通过）使用各个词和句子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也是行动”(words is deeds)。[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因此，以斯金纳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史研究者特别重视语言表达行动(illocutionary)，而不是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如果我们在这个冬季说，“今年这个冬天真冷”这句话，仅仅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其含义，只有联系说话者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说话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因此，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仅仅重视思想家文本中的词汇，更应该关注思想家们对此是以何种方式、带有何种目的来言说，这也就是哲学家奥斯汀所称的怎样以言行事。因为词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它要随着作者的表达方式而改变。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具体到思想史研究，如对洛克《政府论》文本的解释，正像思想史家詹姆斯·塔利所说，对洛克《政府论》文本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行动，必须要将作者的写作意图或作者在写作时做什么联系起来。正是将洛克《政府论》中的论财产权问题放在这样的语境和如何表述之中，塔利重新解释了财产权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认为，洛克的政治社会和财产权概念如何在理论上成熟地表达了早期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详见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mpirenews.page--] 一旦思想家们在运用修辞方法进行写作时，他们的作品便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在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些历史资料、这些思想家们著作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著作”，而将其看做“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思想史家们将其定义为语言的一种固定运用。认为“文本”不是一种客观如实的表达，而是作者修辞的产物。因此，在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这些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修辞方式，为什么在表述中要使用这样的字词和方式，形成这样的表达风格，如比喻式、讽刺式等。如果忽视这些修辞的存在，则必然将导致对思想家思想的误读。例如，思想家们在写作他们的“文本”时，常常采用多种修辞战略，如反讽，这一修辞技巧的运用就使其言语与意义造成了分离，如果对此不了解，还是按照字面意义来阅读的话，就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在此，我们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在《利维坦》中，霍布斯系统地使用了各种修辞方式：如使用发现主题、安排、修饰等古典修辞手段；使用将国家看做是“人工人”这样的隐喻；并运用6种嘲弄性的借喻：反语、讥讽、模糊讽刺法、幽默嘲笑法、类比讽刺法和肢体语言嘲笑法。还有其他一些修辞的方法，如倒置反复法、随意褒贬法、原级贬低法、质问法、说话中断法、层进法等等。面对运用这样多种修辞战略的文本，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为什么该文本采取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一套语言表达，为什么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什么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这样一些特性和形式。也就是说，霍布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到底想要表达着什么。斯金纳在解析了霍布斯的这个文本的修辞战略之后，得出结论说，他是要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权力产生于内心深处，产生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些恐惧中，最可怕的是死亡，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并同意服从于它的主要原因。同时，霍布斯也通过这些修辞方式，讽刺了他的反对者和生动地刻画了他的这些反对者的荒谬之处。（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王加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无论是关注语境，还是重视文本的修辞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理解和解释。而当我们进入到思想史的诠释层面的时候，我们又将发现，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与修辞相遇。因为，思想史的解释无非是解释者对思想家思想所做的一种表达。斯金纳也说，“要被书写的惟一的历史，因此是由特定的表述构成的各种各样陈述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6页）。

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虽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相同的问题，和面对相同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解释，特别是写出的作品甚为不同，也就是说，其历史的叙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与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组合所形成。情节化主要指浪漫、悲剧、喜剧和讽刺；形式化为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机体主义和语境主义；意识形态又分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叙事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策略中进行不同的搭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同时，怀特还认为，从修辞学（诗性语言）来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主要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这样的四种形式，但在本质上，隐喻最为重要，是它在控制着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历史的表达。（关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理论，详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empirenews.page--] 从修辞学的视角来说，一旦我们在运用语言展开着我们的解释，由于其修辞的战略不同，语言的配置不同，其对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其所表述出来的历史也就不同。可以说，任何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中的表述，都是语言的一种建构。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所表述的某种观点和概念能够被人所接受，或者取得其主导性地位，均是修辞的结果。如果我们以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为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正如思想史家凯瑞·帕罗内所说，“斯金纳对自由概念史的讨论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某些特定理论的命运并不主要取决于它们固有的价值。也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关于自由概念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包括着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段，牵涉到特定的条件，以及情境中特殊的真实性。斯金纳的观点是，绝对强制的观点取得支配地位，其本身是熟练的修辞技巧的偶然产物”（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120页）。

[1][2]下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以往我们仅仅把思想家所要表述的思想看成为一种纯粹的观念，而如果我们引入了修辞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仅仅把思想看成为观念的看法，而要理解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修辞性的角色中，思想成为了政治作为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49页）；思想家也成为了参加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行动者，他用笔、用所表述的思想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家不仅是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参加现实活动的活动家。这样，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运用就改变了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的顺序，将思想视为行动，将思想家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们要运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具有一定意图的行动。斯金纳就曾说过：“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82页]与过去的思想史研究相比，现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视角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和政治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家们对当时政治活动与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改变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思想与政治或社会之间关系这样的观点：思想家们的思想是被应用于现存的政治或者社会。实际上，思想观念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句式来说，思想就是行动。

在这里，修辞的引入也使我们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创新和发展有了新的视角。由于这些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超出既存现实的思想，他们往往就要使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为自己的这种新的思想进行合法性的论辩，要对既有的概念重新描述和命名，然后再定义，从而才能够得以被合法性地接受。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希望加以使用的合法化其行为的一系列词语从来也不能由他们自己来规定，他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现有词语的含义，他们必然要受到现有条件的限制，即现存的能够接受他们这种修辞的既定条件的限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又凸显了运用修辞的重要性。他们必须使用修辞，必须在现存的条件下来使用修辞。对此，斯金纳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4页]更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它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由此，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动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49页]同样，在政治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种没有语言维度的行动，所有的语言行动都具有政治潜力，既形成权力的新的份额，也改变现存权力份额的分配。于是，思想家们承担了无比重要的任务，要用修辞这样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为政治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进行辩护。[!--empirenews.page--] 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方法的运用还给我们昭示着全新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将原来被人们遗忘的语言与语境等内容都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中。通过考察作者所利用的修辞战略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动找到合法性等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动，理解思想观念、原则与概念的不断演进。其次，修辞的视野也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中，任何带有细微差异的概念都会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被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这种“语义”的易变性表明了思想的演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连续性，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为断裂，我们要看到非连续性的存在。再次，它还表明了，就像修辞学所说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的论辩(in utramque partem)一样，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也都有着多种可能性的表达，而不是仅仅表现为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来对某种思想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对此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这样，思想史家的作用也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对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详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也可见李宏图翻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这也就如斯金纳所说的，“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我们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昆廷·斯金纳：《 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7页]这就是说，除此之外，在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运用也将激发起思想史家们要不断思考，如何在一个独白的时代中，倡导修辞，恢复对话，主张协商，并且，“什么样的风格更值得让知识分子臣服的问题”。（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第18页）由此，我们更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们要转向修辞，重视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作用所包含的丰富意义了。

第二篇：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国外公民教育的启示

Xxxxxxxxxx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但它并非我国独创。国外常见的公民教育，就发挥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当前，国外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如由教育型向教育和服务型发展、注重实践、创新教育方法等各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借鉴；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受到强烈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落实受到质疑。而国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以利于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一、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脸

(一)由教育型向教育服务型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否则就会远离人们需求，使人感到思想政治教育离人生活之远。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的改革表现在:由注重“文化化”转变到“社会化”再到“社会化”加“文化化”。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变务虚为主为虚实结合，以实为主，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由单一的教育向“教育”和“服务”并重的方向转变，为公民提供人生指南。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和服务项目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途径。许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都参与这项工作。由专业的人员提供涉及个人隐私与思想问题的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及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不仅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而且有较讲高的思想要求.这些机构的设立能够及时的了解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得思想品质教育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顾客至上”原则在学校管理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注重开发教育对象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着眼于品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二)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实践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践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仅仅在书本上课堂上形成的思想、道德、政治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途径是在各种杜会实践活动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之得到更大的提高。许 多 学 者认为道德伦理的灌输无济于受教育者的道德 水准的提高，美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的实践性，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及社区志愿者的实践活动.服务他人，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逐渐养成良好的品质。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要到孤儿院担任家教，对后进生义务补课；日本一些学校实行一种“上山下乡”活动.让学生到比较贫困的山区体验生活，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加拿大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在做中学会做”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体验，更重视现场的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体验与表现态度。其评价标准并不是获得了多少的理论知识，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技能与态度。使之在实践中认清责任，理解内容，形成品质。

(三)重视显性教育，更重隐性教育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的思想意识问题，而人的思想意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根据实践的需要，跟上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方法来增强其感召力和实效性。而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采取适合人的心理特点的灌输式，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便易于受教育者理解接受。美国人发现给孩子述一个林肯走三英里路去还别人六分钱的故事远比口干舌燥的讲诚实守信的道理要有效的多。新加坡也认为图文教育能够深人人心。美国的学校并茂的连环画、挂图、浅显易懂的教材、绘声绘色的录像带、幻灯片对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第二、通过学科、各专业教育渗透其道德教育内容。国外的学校除了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外，也十分重视把道德教育国渗透到各学科的教育之中，起到逐渐的渗透作用。如美国、德国要求每一门主修专业都要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学习。

第三、借社会文化设施及校园文化环境的作用进行教育。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纪念馆、科技馆、博物馆、革命遗址等设施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如美国的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馆等一些能表现其优势的场所都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和重要的教材。校园文化环境就有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日本十分重视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十分重视校园的建筑、设施、绿化、装修等，甚至一草一木的种植，突出特色，体现精神，使学生对其有种认同感、归属感。

二、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

（一）渗透式和隐蔽式的教育方法

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的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最早提出了“无意识”的工作方法。美国虽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功能无限的延长和拉大，但它却给人一种“无政治色彩”的错觉，其原因就是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于强调“无意识”的境界，即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思想。实际上，西方国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政治性很浓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反共产主义的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等几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教育方面有很多硬性规定。比如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督学等思想政治教育者俺严格的要求进行筛选。

（二）以活动为教育载体的方法

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亲身实践。

例如，加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奉行在做种学会做的核心理念，使受教育者在自我体验中接受知识，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此外，许多国家利用国庆、校庆、毕业典礼等节日、纪念日举行各种各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这些活动无疑是受教者在实践中获得一定的技能与全新的生活态度，从而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

(三)环境熏陶法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能创造人”。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的修养既有显性的约束力，又有隐性的感染力。为此，国外许多学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营造校内外环境。如在校内完善制度，优化风气，加强校报、广播、影视、网络建设，美化校园环境等等。在校外普遍设立纪念馆、博物馆，弘扬民族精神风貌和宣传道德理念的标志物，以及具有暗示效果的活动等。

比如在美国，各地区修建了狠毒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国家公园。仅华盛顿市就有华盛顿故宫和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自然历史博物馆、宇宙空间博物馆等。这些场馆均免费对学生开放，成为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四）育德于教，学科协调法

国外许多高校非常注意发挥各种学科，各种学术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道作用”。“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中内涵的理性的与道德的因素，对于学生道德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均蕴含着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自然科学给人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可以使人明鉴，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私立可以养成人堆环境的正确态度，体育可以增强人的竞争、合作意识。各学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相融通之处，学科教育对品德意识、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加拿大，许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让学生知道社会、行业需要他们具有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强调专业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提倡“体验”教育法。不依赖知识的传授而重视现场的践行，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

三、对国外思想政治育方法进行借鉴基础上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育人的科学，各国是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我们应贯彻 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十六字原则。一方面，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另一方面，采取分析、鉴别、学习、借鉴、吸收、利用的策略。我们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道德教育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从新时代、新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对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宏观的理性思考。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逻辑起点。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借

鉴和研究。如道德认知法和环境熏陶法。它们把教育对象作为一个主体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被动的接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始于并为了现实生活的人而产生、发展,人是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处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它是以人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理论建构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目的和逻辑起点。

（二）方法主体化与方法实践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功能模式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有较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越大，方法的效果就越明显，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广越深。如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活动法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无形之中，充分地展现了亲和力的魅力。从教育手段的恰当性和生动性，教育情景构造的融洽性和适宜性，教育活动双方的主体性和互动性等方面提供实现其内部诸要素间优化与整合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田玉敏.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借鉴 [ J ].伦理学研究, 2004(2)［2］李家华.战后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初探 [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7(1)

［3］邵建防.罗骋.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4(8)［4］谢雪.中美大学德育的比较 [ J ].教育探索, 2002(8)

［5］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三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建国方略>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毛泽东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thth

th

第四篇：《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读一本书，首先免不了的是了解本书作者，所以首先我就作者做一个简单介绍，本书的作者是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其实这里我更多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学术钻研，不言而喻，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但是既然是读书，我们就是书本的精神平等了，所以我就自此妄言谈谈对这本的看法，以及读过程中的感受。

以下是主要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这本书聚焦于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与意义中系统地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与思想，从而促使我们真实地理解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并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它还通过阐释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以点带面”地勾勒西方传播学派的“研究地图”，系统阐述了各种传媒批判理论，并追踪传播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新发展。作为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专著，它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侧重引介和研究美国的经验学派，而对源于欧陆传统的批判学派关注不够的遗憾。《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 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所谓的传播学研究“主流”，超越了传播现象的简单的线性因果分析，同时立足于本土语境、制度和社会实践，并结合文史哲相关知识为传播学的学科研究树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与本土化的需要，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绪论主要介绍的就是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讲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及其传播学启示，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关于启蒙的批判，众所周知的启蒙运动这样一场在世人眼里的伟大运动在这里却是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的依据。第二节向我们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渊源及其历史背景和面对的时代文化特征，向我们诠释了该理论创建的不易。之后又在该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让我了解了，文化工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己是师承马克思主义的，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批判的精神已经被扑灭，他们有责任恢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关注体现着这个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尤其是他们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关注和研究。例如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时，马尔库塞就曾撰文说它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把他的早期哲学研究从黑格尔哲学过渡到《手稿》。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观点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是批判，因为马克思不仅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而且还把《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最注重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影响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也非常强调对社会历史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主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析在杰姆逊为意识形态模式做出的七种分类中归为日常生活的意识的代表性理论①，在理论构建方面，他们的理论与传播学批判学派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②的结构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虽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有重大的分歧。

本书主要着重介绍的是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从这个人的学术经历开始，这个是他成果的基础，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的，然后就具体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它的写作背景，为什么写成这个，以及该理论的相关具体内容，除此之外，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个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向我们客观的讲述了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以及非常适用的普通语用学，写得十分详尽，且其中一直是以客观辩证的态度来书写，让人感受到理性的巨大魅力。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被认为是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束缚，促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研究兴起的重要人物。他在其“意识形态与国家”一文中对意识形态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他或她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能因一时或一次的革命胜利就归为正确的意识形态并强加于人，在马克思之前的其他意识形态论述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是谬误，因为每个人都永远处于意识形态之中，依靠自己的实践行动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所谓的“私人语言”、“私人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从私人性出发来构建公共性，只有从主体间性出发，才能理解每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解释个体与意识形态机构之间的关系，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发挥的功用也都得到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即，通过阿尔都塞的“质问”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赋予他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境，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

实际上，这种从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涉及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问题。第一代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均是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以主客关系为论题，“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对世界能动的认识功能”。公共领域的实质在于如何取得一致，在意识哲学中，所谓一致就是主体与客体相符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哈贝马斯后期的学术理论看来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缺乏一种完全独立于主体与客体的判断标准，“因为‘实在’乃是主体意识的超越物，它与主体意识、与主体语言陈述的是完全不可等同、不可化约的二元，它们的相符永远无法得到证明”。其次，对同一世界，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认识、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陈述，“从而没有一种主体间可检验的、完全统一的关于真实、真理的检验标准”。因此，公共领域所面临的难题无法在意识哲学基础上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就是通过相互作用——交往行动，这时主体才可能真正达成一致，而交往行动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这样，哈贝马斯就从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论转到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

最后来说说我读这本书的感受和收获。这本书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本来不太清楚的世界，通过读这本书，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新东西，开拓了新视野，很有利于专业理解与学习。除此之外这本书很具有思辨性，有利于提高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总之收获颇丰。

第五篇：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研究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时代的特点，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凸显出其功能的紧迫性。在法治、民主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课发展的时代急需要求。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 D920.0文献标识码：A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是教育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摇篮,是参与世界竞争舞台的主要参与者的来源地。高等教育是大学生群体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独立走向社会的重要准备阶段。随着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能否将这一批在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人才，高等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加大法律意识的培养有助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强调道德的作用，尤其儒家强调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法家注重严刑峻法，否认道德教育的功能，其为道德无用论。其实，在现代社会下，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的。正如张岱年先生说“儒家思想也表现了一定的偏向，最显著地一点是儒家把德与力对立起来，看不到德与力的密切联系。孔子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事实上，千里马之所以为千里马，不但在其性情温良，也在于其日行千里的力量。与儒家相反，法家韩非又菲薄道德，专门强调‘气力’。道德的提高是重要的，力量的培养也是重要的。人是生物，在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也必须充实生命力，增进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在儒学所表现的偏向的影响下，忽视生命力的培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欠缺。”

１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1 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正在步入法治社会，其民主、法治的理念正在不断的深入人心，时代的潮流对置于其身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无法脱离法律、民主的环境生存下去。当代大学生是最具活跃和最具接受新知识的群体，对于他们民主、法治的教育和接受力将对未来中国社会整体法律意识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起到决定性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所有市场参与主体都要遵行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市场经济的自主、平等、竞争、法治等基本精神对高校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断加强。因此，现代大学生参与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意识形态，也需要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技能。

1.2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快速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必须要面对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负面影响。互联网日益在普及，它不仅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和交往，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获取新知识，也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是人类新闻传播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正以传统媒体无法相比的优势，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很多困扰与问题。就高校而言，在开放的网络中，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接受者和发布者。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学生，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活跃和突出，网络正逐渐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网上各类信息混杂，增加了大学生辩别真伪的难度，容易使他们产生思想混乱。”不良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将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这个时候，对大学生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1.3 大学生就业、奖、助学金，评优评先等矛盾不断增加，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

隋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加快，就业困难不断的凸显，有些非正规公司、企业和不法招聘单位利用这个机会侵夺学生的合法权益，学生在校受到的正面教育与现实社会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使他们怀疑教育的真实性。学生也没有维权意识，遇到法律问题仍停留在校内解决思维模式，不会也不懂运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严重的侵夺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严重的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几年，国家加大对高校资助力度以及荣誉的授予，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生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学校主管单位和老师遇到这样的问题，仅仅是简单的说教，或者用空洞的道德、伦理代替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商谈和解决。这些都是有害于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的养成,不利于他们今后在社会中的发展，也不利于他们守法、护法和传法的意识养成。

２ 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现实意义

英格尔斯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的现在心里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民主、法治步伐的加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应当是社会对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加速法治进程的重要根基，大学生作为整体文明程度较高的群体，理应是法治和民主实践的先锋也是法治实践的倡导者，但是，纵观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法律意识，并不乐观。

一是维权、守法意识不强。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不关心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正义，只关心自己的学习，只是想着怎样考好的成绩，所谓的好学生只不过是“规规矩矩听老师话”的学生而已，实际这不是的一种好的现象。法治社会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践行，尤其高校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很多学生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或者去找关系，或者放弃法律武器，或者采用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缺乏像“秋菊打官司”一样的讨个公开、合理说法的精神追求。“当今社会大学生犯罪问题已呈现上升趋势，据中国犯罪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文革”期间占整个刑事犯罪的2.5%，而近几年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7％。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 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1981 ～1998

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 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二”。

二是学校、教师在处理学生纠纷时简单的道德说教，缺乏法治精神向导。对于学生发生的纠纷，运用道德和思想教育的方法来处理也是一种好的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和法治的不断深化，学校作为文明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学生的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学校和老师在学校里处理问题能够尽可能的利用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才能加强对法律和法治的信仰。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信仰标准，道德不能完全代替法律，法律也绝非道德。在高的院校要大力倡导法治精神，这是未来社会的要求，大学生理应在高校学好这一课。因此，加强运用法律的手段处理师生以及学生和学校的矛盾、纠纷是刻不容缓。

３ 新时期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路径选择

依法办校、治校是新时期高校办校理念的重大转变，政府依法管理高校的高校依法自主办学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新的时代，高校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实现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必然要求。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办学过程中自觉依照法律的规定去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承担培养具备法律素质的新一代大学生，应成为高校重要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所向。

3.1 突出法律基础课法律意识培养的功能

法律基础课的教育思想定位要改变。法律基础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承担法律技术和法律技能的功能，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思想理论教育课。法律基础课要承担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意识的特殊功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课程安排中要让学生去掌握法律各个具体部门法德具体规则和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将法律基础课等同于法律知识教育课的现象较多，这就背离了法律基础课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必然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专业法律课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法律专业人才，这种法律教育专业性要求高，知识要求全面、系统。法律基础课虽然也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知识，但它的教学目的价值在于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课应当把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作为教学的首要和最终目标，把传授法律技术功能转向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实践，使大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以及个人行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以法治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重要性，使大学生树立“法律就是国王”、有权利就有义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追求法治的公平和正义等等法律价值观念，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认可性。通过这样一种教学目标的设定，才能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法治认知，并能积极主动地学法、用法、守法、护法和传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基础课的功能定位。

3.2 在高校中开展广泛、扎实的法律信仰教育

虽然依法治国得到各界的热烈回应，但法治的实践并不理想，其主要因素是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伯尔曼也认为，法律不仅渊源于立法者的意志，也包括公众的理性、良心、习惯和惯例。”法治的实现需要良好的法治土壤和民众的认同，高校大学生在高校能够树立良好的法治理念将对法治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是重要的，高校大学生在高校养成对法律的信仰对他们未来走向社会至关重要，他们是社会未来的主打力量。

3.2.1 树立法律基础课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课的重要思想

法律意识是社会诸多意识形式中的一种，“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伯尔曼也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基础课要发挥培养学生法律信仰的重要功能，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能积极推动公民积极守法传法。每个人具有了坚定的法律意识，才能使法律有纸上走到现实社会中，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公民的法律行为。只有对法律的信仰，人们才会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合理的权利和自由界限，才能积极利用法律途径去解决纠纷和争议，才能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才能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法律基础课要完成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而不是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法律具体功能的课。

3.2.2 法律基础课教师的定位选择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所以，对教授法律基础课的老师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懂得法律，也要求有很深的文化功底和人生哲学。事实上，法律不是简单的制度、规则，更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教法律基础课的老师选择要求要高，必须是“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才能胜

任。法律基础课老师自己首先要有法律信仰才能产生教学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选拔法律基础课教师的时候要严把质量关，只有老师选好了，才能把这门基础课上好，也才能实现法律基础课的法律信仰培养这一目标。另外，对法律基础课老师的培训也是比较重要的，对法律基础课教师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培训，使他们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又具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通过他们创新性的教学活动去实现法律基础课的功能。

3.2.3 加强依法办校、治校的力度，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法治理念的落实，高等院校的管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要在新时代下，做到“依法治校”，“以法育人”，以实际法律行为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首先，高校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教育、尊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结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学生为本位，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和权益，积极培养学生的法律权利意识，鼓励大学生追求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努力推进大学生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的实现。高校自身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之下制订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对学生的管理更应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其次，程序上要公开、公正，证据要科学充分，依据准确明确，定性合理和情和法。高校应成立学生不服处理意见申诉办公室，让不满意自己被处分的学生有被处分前的解释和申辩的机会，确保程序正当，实体正义，要符合国家和学校的制度、规章。如：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以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合理的见解和反映自身的利益的合适渠道，学生和高校之间利益通过公平程序得到尽可能平等对待，以此增添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和学生可接受性。通过这些措施使学生的参与热情高涨，有利于表达学生的意见，达到学生和学校利益最大化的结合，减少规章制度实行的不可接受和粗暴性。学校在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比如：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法的规定，以有效的方式杜绝校方恣意地滥用管理权，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高等教育工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体现对学生的价值尊重与人文关怀，坚持权利义务相结合的思想，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要树立民主法治意识，以法管校、依法治校的思维，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更加真实地纳入到科学规范，民主法治的轨道上。

“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育新人，二是为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上的训练。”高等教育肩负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理想、精神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在法治和民主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下，法律信仰的培养是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精神动力和文化土壤，做好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也将对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根本上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葛晨光．做好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探索与实践[J]．河南教育，2009(12)．

[3] [美]英格尔斯．走向现代化，见世纪档案—影响 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献

[Z]．北京：中国文献史出版社，1996．

[4] 赵丽．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5）．

[5]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和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7] 贺卫方．法律教育散论[A]．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