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第一篇：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摘要：历史人类学为传统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本书中，集中体现在王明珂的边缘理论，该理论调和工具论和同根论，一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眼光从中心引向边缘，强调从边缘看中心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讨了今天羌族的由来，得出结论认为“羌”只是一种华夏中心对西方边缘人群的动态的历史观念的反应。进而从近代建构论的剥离中总结出了作者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边缘理论在学术理路上和古史辨派有诸多的继承关系，但是作者又没有仅限于此。在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史学研究甚至是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边缘理论；羌人；古史辨派；实践

20世纪的后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就是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它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如文献考据、文本梳理等，试图发现历史运行的规律；同时借鉴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注重田野调查，更直接一些讲可以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历史，对以往历史学研究中多注重政治史的不足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人类文化的演变，族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族群关系等在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论题。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和颠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留下来一堆问题，历史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中产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利器，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春天，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视角上都有诸多创新之处。作者的核心观点基于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人们开始注重历史文本的解读来选择、重建和诠释乃至虚构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预设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中国人的特质，即中国人目前仍然受巨大影响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的思维范式。把所谓的民族当成一种有这些客观的文化特征的人群，并且以此把它们和其他的民族或族群相区分。同时作者深刻分析了近代以来民族史研究中的溯源法的缺陷，也是基于民族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特征的群体。而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的认识特征并不是构成民族的充分条件，这样的民族史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试图通过一些看似简单但实则蕴藏巨大玄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人”“为何我们宣称自己是谁”来反映人们认识的误区，由此引出了边缘的理论。即我们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赖以维持其发展和存在的关键是其边缘的变化，而非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多么的强大。在中心地带，我们只能找到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只有从边缘看中心，才能找到合理的视角。边缘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一种典范的历史建构的思考和写作模式，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高屋建瓴--本书在理论架构上的创新

这个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特征的是 “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也就是说族

第二篇：人类学和历史学视野中的皇宫乱伦

人类学和历史学视野中的“皇宫乱伦”

中国古代有许多乱伦的悲剧或闹剧，皇宫乱伦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杨广之于其庶母，唐高宗之于武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多半是这种状态。皇宫大内尤其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对这一现象，要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来，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多半未进入文明社会。胡俗：父死，妻其庶母；兄死，妻其嫂。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种习俗是人口优选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远古时代，人类的婚姻经历了乱婚、血族群婚、对偶婚三个阶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其生不繁”。但事实上近亲是指同一合婚族内的亲，对外来的异性，则是没有这一禁忌的。人类早期由于卫生等原因，新生儿死亡率很高，自然增长率也低。为了种族的延续，人类用高出生率来弥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是其自然选择。进入文明社会后，一妻多夫制消亡，然时有其遗俗，同一家庭中的多名同辈以一个女子为妻。文明程度越低，这种现象就越多。现代非洲尚有其遗迹。

另外，这种婚俗，也是北方民族汉化过程中的反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汉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大量涌入中原，有许多部族或聚落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大小不一的政权，中原文化以其包容的母性逐渐使武力强大的“五胡”臣服。胡人开始抛弃自己的传统，转而学习汉民族的礼仪文化，成了胡汉双俗的结合体，并最终在晋末完成汉化。此后各朝代，汉化过程时有延续，汉民族血脉不断融入新的血液。

这一过程的大方向是一定的，但也存在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反刍现象。婚俗是其中重要一项。汉化胡人的前几代，尚未完全被汉民族礼仪统驭，娶其庶母及嫂，亦不为羞。杨隋与李唐，实乃双俗的代表，隋、唐（前期）的后宫，胡人主事：杨坚之后为独孤氏，和李渊之母为姐妹，正宗胡人；隋唐的次代皇后，其实均为胡人。其前庭重臣，胡人当权，半为拓拔魏之贵胄。据当时的习俗，子蒸其庶母，其实算不得乱伦。杨广、李治之事出焉。数代之后，观念稍变，始知其耻。詈骂杨广、申斥武后之言实后世史家的观点。及至宋、辽、金、元、清之世，古风犹存的民族与汉民族在礼仪上的对抗甚至是很强烈的。多尔衮之于大玉儿似是不成眷属的情侣。

所以，考察一个历史现象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第三篇：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发布时间：2011-7-1

5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姚兆余 赵建锋 潘云

为了深入探讨农业科技交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和特征，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庆之际，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韩国国立全北大学、韩国国立忠北大学、韩国农林经济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麻布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农业技术交流、区域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1949—1960)》，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农器图谱)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信息，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论文《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长、退出及其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今天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第四篇：历史人类学的困惑

历史人类学的困惑

黄 鹤

（厦门大学 人类学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开展的积极对话，标志着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取向，开始进入操作层面。但是，在这个被称为新兴学科的历史人类学背后，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某些提法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和异议，忽视所有这些单纯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学科的提法似乎有些过于武断。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困惑提出自己的解释。[关键词] 历史人类学；学科；困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966年，社会人类学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彼得·伯克认为虽然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变得越发明显，但是要彼此痛快地接受对方的理论仍然有些力不从心。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间关系的概述，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结构人类学》的开篇部分曾经这样写到，“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的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的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是不准确的。相反，它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进的„„而历史学家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1](p29)可见，在斯特劳斯那里，历史学和人类学虽然研究的方向不同，研究的要点各有侧重，但是彼此互补、互相结盟却是大势所趋。的确，虽然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盟对于整个研究领域来说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这种趋势太过宽泛，使得结盟掩盖了而不是暴露了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历史人类学提供的空泛整合掩盖了该学科在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要素的分歧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对话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人类历史的诞生，但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不过一个世纪之久。由于对话与学科的产生并不同步，因而导致了历史人类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和分歧。而历史人类学的年轻又使得这门人文学科带有成长过程中的诸多严重不足，甚至连“历史”这些最基本的用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以至于历史人类学整个学科体系异常薄弱。

首先，历史人类学中“历史”一词的界定存在着分歧。历史分为“历史”和“历史学”，因此历史人类学这个名词本身就很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有可能的话要界定为“历史学人类学”。而历史学有“传统史学”和“新史学”之分，传统史学着重宏大叙事，新史学关注私人叙事，历史人类学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是史学中的“新史学”，而“新史学”又可分为“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这里面的历史学关注史料，历史哲学关注史观，因此，要选择新史学里面的“历史学”，而这里的“此历史学”同大历史中包含的“彼历史学”还要区分开来。其次，同历史学结合的人类学也需要严格的界定，人类学分为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同传统史学有相互诉求关系的是古典人类学，同新史学积极对话的是现代人类学。因此，现在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中提到的人类学应该是现代人类学。第三，研究区域和学科视野过于宏观。历史学以其“历时性”的特点，绵亘人类文明的起始，它不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也就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人类学则因其 1 “共时性”的特点，包罗万象，它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和人类有关的一切问题。于是，二者的交叉构成了一个无比宏观的时空坐标体系，这就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难以把握。第四，由于历史人类学至今没有恰切的学科范式，因此对于部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它还只是一枚图钉，方便你把各种论点和分析挂在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到此为止了，随着探讨的深入、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会越来越清楚这个方便图钉的构造。第五，传统史学与古典人类学之间在人类历史诞生之时便有了相互诉求，虽然作为准学科要件的历史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才有积极的互动，学术前史仍然无法详细追述，因为过于久远的时间往往会湮灭了史实的重要性。

二、基本概念的分歧

对于历史人类学的概念界定，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前者主要来自欧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扬弃传统历史学以历史事件为核心的做法，而希望掌握一个时代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如习俗、礼仪、心态、知识、机构、结构等。后者主要来自英美人类学者，将对于文化系统的理解加入历时性研究，以掌握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的互动特质。

但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定义以历史学为主体，例如《文化学辞典》上面对历史人类学这样定义——“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从历史学（主体）这个领域出发，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历史人类学以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主要是物质生活）为研究对象。”[2](p423)旨在通过这一研究，深刻地再现普通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上层人物的日常生活。第二类定义以人类学为主体，例如萨林斯这位当代历史人类学的主要建筑师这样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这样一种方式的探究，它力图在不同观点、不同分析工具、不同时空范围之间架设桥梁或形成对话。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观点，虽然与早期年鉴学派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相似，但更强调人类学本位的立场，或者说“文化”的立场。第三类定义糅合了前二者，是综合型定义。例如文思理的《甜与权》，盖茨的《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科奇与萨哈林斯合著的《阿纳胡鲁——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人类学和历史学两者的结合是平等的，既不是人类学占主导地位，也不是史学占压倒性优势，双方互相借鉴、互相促进。

当然，上面列举的三种定义有其先进之处也有其缺陷之处。先进之处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阐释了历史人类学的构建基础，而缺陷之处则在于它们大多过于注重历史人类学功能的阐释而忽略了结构的探讨。换句话说，它们仅仅把历史人类学的外延当为历史人类学自身予以界定，并没有指出历史人类学之所以被称作是一门学问关键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本质。正因为这种认识的存在，导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否认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错误认识。当然，如果深究学科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范式，目前的历史人类学还不能成为纯粹的学科，而仅仅是历史学和人类学二者关系的松散表达，因此我们不妨将历史人类学称为“准学科”——既是规范学科形成的预备阶段，也是规范学科形成的必经阶段。

三、研究领域与方法的分歧

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二者交叉后产生的新兴学科，历史人类学不仅继承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更融合了两大学科惯常的研究方法，即文献辨析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因此，一个合格的历史人类学家必须既要熟悉有关理论的发展情况，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训练有素，这样才能让他的调查结果具有实用价值、可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推敲，从而有助于解决实际层面的问题。的确，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本土文化来说，非常适用。例如王铭铭近年出版的《社区的历程》和《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论著,就 2 可以说是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在历史人类学领域中的先锋之作。那么，为什么王铭铭等学人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呢？首先，以王铭铭为代表的这批学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理论根基，能够与世界同等的理论水平接轨；其次，他们选择进入田野调查的点设在了中国境内，而且通常选择在那些让“小传统”和“大传统”能够产生勾连的区域。这种深厚的学术根基以及明智的地域选择不仅加快了历史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也加强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各项维度和深度。正如刘永华所表述的那样，“虽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这些学术传统,对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不过,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不同学术传统的讨论表明,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更要注重本土的学术资源,注意从本土的学术传统出发,探索自身发展的路子。”[3](p29)可见，学人只有选择恰当的研究平台才能让自己的才学有用武之地。

可是，也正是因为王铭铭等学人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两大欠缺之处：第一，中国历史人类学自身的理论构建非常薄弱；第二，田野地点的选择过于狭窄，大部分学人都只能局限于中国境内。当然，这两方面欠缺自有其历史成因。首先，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来说，国人更擅长的是形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而西方尤其是德国人非常擅长抽象思维，凡事皆要上升到理论和主义才肯罢休，这就从文化根基上决定了为什么主义和理论大多是“西学东渐”而鲜有“东学西渐”；其次，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超越古典进化史观的时候,中国人类学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深深沉迷于古典进化论式的想象,从而在历史人类学的方向上无法达到同时期欧美人类学的反思水平,更不用说实现了可以和西方人类学对话的高度。[4](p3)再次，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如果单纯考察正史文献不做田野调查，依然摆脱不了传统史学的局限，似乎也与新史学背道而驰。因此，除了正史我们还需要获取大量的材料，其主要来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通过收集报刊资料、私人日记等方式；其二是通过实地田野调查，采集口述资料和图像资料等等。这就决定了田野地点的选择不大可能超出中国的范畴，一是国情决定了出国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不那么广泛可行；二是即使能够出国进行田野调查，对象国所属的对象区域的琐碎细节资料也难以收集齐整并加以完善整理；三是即使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还有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理解层面的障碍等诸多阻碍。因此，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所以更关注本土化，实在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而在世界正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实是有些捉襟见肘之嫌，故而只能在本国文化的多元方面求取发展，这也是刘永华为什么在提倡本土化研究的同时，又在后面补充了“文献的田野调查”这一概念，也许他正是在为田野调查的非本土化寻求一种突围的方式——“他认为所谓文献的田野调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文献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方法。”[3](p29)

四、产生分歧的原因

分析产生以上诸多分歧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第一，历史人类学涉及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因而没有特定独有的研究领域。而有无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关键标志，也是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和是否有必要独立的基础和关键。第二，这门学科兴起之际较大地受到各国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时代、学术观点和研究目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固有学科定义的中正平和。第三，研究者的身份对定义的提出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历史学家更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人类学，而人类学家则更侧重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对历史人类学加以阐释。身份的不同最终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第四，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社会历史上问世的时间较晚，因此不得不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而在研究内容上与别的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重复性和共融性，导致其定义和学科定位都缺乏独立的特质，因而并没有形成严谨的学科范式和有 3 序的学科体系。第五，历史人类学的定义虽然由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定义结合发展而成，但是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属于次一级定义，和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大定义并不属于同一级定义，因此，单纯从已经非常成熟的历史学定义或者人类学定义来衡量历史人类学定义，是很不公平的。第六，长期以来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出现了1＋1<2的情况。历史学家批评人类学家研究空洞、贫乏、不扎实是花架子，属于海派。而人类学家则批评历史学家的研究是作坊式的，豆丁之学，是京派的古板和小家子气。这就使得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在研究时各自为政，很少考察别人的研究成果，导致历史人类学虽然从单个方面看起来都是高质量的，但从总体来看，却缺少一些应有的共同特征，因而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正如巴勒克拉夫在1987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人类学家下苦功不够，是说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建构理论为兴趣，史料成为理论的附庸。另有些自以为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过生硬堆砌他人的研究史料，然后取巧冠以某些理论概念，将历史简单化和模式化，曲解了历史。而所谓史学家不用头脑，是说他们钻进史料便不出来，特别是被狭窄的精英史料所束缚，以为那就是全部历史，忽略了另类史料和理论的思考，陷入一种简单的‘集体的回忆’”。[5](p78)以上六点说明了多数学者对刚刚兴起的历史人类学虽然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兴趣，但对这门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共同的认识，表明历史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还要有一个成长过程，说明“历史人类学”这一词的内涵与外延还有待深化研究。

五、结 语

历史人类学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需要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它试图研究和说明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关联性。但是，越是广泛和普遍的学问，往往越难在最基本的要点上达成共识。不过，通过认真剖析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至少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第一，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承受者，又是该研究的发起者和深化者。第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研究要点遍布文化的各个方面。第三，历史人类学体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理论的对话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基于以上三点共识，历史人类学似乎可以这样定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和载体都是人，它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交织的时空观中体察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文化建构的学科，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其文化意识内涵的外在具像体现。这里所谓的“交织的时空观”是指，历史学希望利用人类学的“共时性”为历史学增加学科的主体参与感；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期望借助历史研究的“历时性”，以克服人类学单纯地域研究带来的琐碎疏离感。[6](p94-100)这样，二者积极对话的结果就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共同的研究背景——时空；同时，二者的对话也使得“历时性”和“共时性”在研究方向和步调方面达到了平衡与一致。可以说，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对话的历史传统，终于汇合成为二者共同的学术取向，使历史人类学成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关系的最终表达。

参考文献

[1]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谢维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 覃广光等主编.文化学辞典[S].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3] 徐桂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1).[4] 廖杨.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意义[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5]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 [6] 彭兆荣等.人类学关键词[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The Perplexity of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uang He(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ubject;Perplexity Abstract: The 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y signs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s became a kind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full of vitality.Though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s named a kind of new subject, ye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haven’t been solved.Many of them are still filled with controversy, such as the academic origin,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 the area of Semantics, the theories and so on.It is looks like arbitrary if we look 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s a kind of subject.So, we want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bout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explain why that happened.作者黄鹤，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助教，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第五篇：大历史视野下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

大历史视野下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

【歌剧内容】1930年夏，湘鄂西工农红军第二军、第六军主力部队开赴公安县，扩大苏区革命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反革命武装，保安团冯团长及湖霸彭占魁与苏区革命政权对抗。洪湖某乡苏维埃第一赤卫队长刘闯，主张与敌人硬拼，支书韩英耐心劝说。为牵制敌人，保存革命力量，韩英遵县委指示，暂时撤退，以退为进，派党员胡子爹与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张副官取得联系。后赤卫队夜袭彭家墩获胜，彭占魁伪作撤退，暗地搜索，企图将赤卫队消灭。阴谋被韩英洞察，但因刘闯急躁，暴露目标，韩英被捕。彭占魁对韩英施以酷刑，韩英不屈。后因队员王金标叛变投敌，张副官以生命作代价，救韩英出险。彭占魁以王金标为向导，引诱赤卫队出湖。此时刘闯已接受教训，敌人未能得逞。后红军与赤卫队合兵一处，消灭反革命武装，恢复革命政权。

歌剧《洪湖赤卫队》可谓家喻户晓，几十年来，其中的唱段广为流传，剧中主人公韩英的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其中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洪湖赤卫队》（以下简称《洪》剧）如何诞生？何以成功？在自身艺术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在大历史视野之下，未曾表述的真实背景有哪些？艺术作品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对于作品的生命力有何影响？

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

每每静听歌剧《洪》剧中女主角韩英的内心独白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都会被这近9分钟（这是一般常见歌曲两倍的时长）的咏叹调感动欲泪。何也？

充满了革命的神圣感与崇高感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一曲的结尾唱段尤令人热血沸腾――

“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看红军凯旋归，听那乡亲在歌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儿要看白匪消灭光，儿要看，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

这段唱词给人带来的直接感受就是：腹有豪情，不惧牺牲，从容赴死，满怀祈愿。一曲终了，刹那之间，让温和的汉子也有了“拎两把菜刀出门”跟着韩英闹革命的冲动。红色经典塑造音乐形象的魔力在于，用一种修行者般无畏、无私的献身精神，引领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由此产生一种使命感，响应“理想信念”的感召。

能够在车载斗量的海量红色音乐作品中穿透半个多世纪的雾霭，这首《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也一定不会简单――必须在技术、艺术、社会时空环境诸方面形成合力。

我们把咏叹调中的无私无畏解读为追求自由、民主、文明，追求人的解放，“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和平乃至热爱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人类最朴素的情怀”，一切就升华了。如果再能够拉宽一点视线，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回眸家国民族的历史，相信天性纯良的人们会心生无尽的感慨。韩英所唱的“砍头只当风吹帽，洒尽鲜血心欢畅”，也就有了跨越时代与族群隔阂的正面意义！

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洪》剧中三个著名唱段（另外两个是《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之一，也是表演（演唱）难度最大的一首。音域跨度宽，旋律起伏大，节奏伸缩性强，行腔上极富戏剧性，语言上地域色彩浓重（首演就是用的方言）。演绎者若没有多年的修为和真功夫，是拿不下的。

应该说，在中国新音乐史上，这首咏叹调是属于既能够比较充分展示歌者的技术水准，又能够体现歌者艺术人文素养的作品。有不少唱功深厚的年轻女高音都会把它作为声乐大赛最后决赛的杀手锏。比如央视青歌赛第14届的王丽达、第15届的金婷婷，都曾用此曲。当然，最著名的是《洪》剧原唱王玉珍和歌坛常青树彭丽媛的版本。

此曲最能概括说明《洪》剧，因为有故事。在弥漫着浓郁的楚剧汉调、荆州花鼓戏的行腔韵味的歌声中，此曲几乎可以说把全剧最重要的剧情背景做了交代，以“革命母亲”的口吻做引子――

“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

而后引出简明扼要却又典型的“革命家史”――

“娘说过那二十六年前，数九寒冬北风狂，彭霸天，丧天良，霸走田地，抢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湖上北风呼呼地响，舱内雪花白茫茫，一床破絮像渔网，我的爹和娘，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从此后，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爹爹棍下把命丧，我娘带儿去逃荒。”

毛泽东曾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看韩英是：生的可怜，活的凄怆。屡遭摧残，唯有逃亡。但是，天下虽大，又能往哪里逃呢？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虽是怨诉，但表达中，白话诗般的叙述，语言节奏长短错格，文辞工雅，凄惨之中不丢诗意，曲调上西洋咏叹调的旋法与湖北地方戏中的苦情戏（哭腔）韵腔结合，富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

“彭霸天”，他先是“霸走田地，抢占茅房”，又“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致使“爹爹棍下把命丧”，只得“我娘带儿去逃荒”。暗夜长空，凝结着令人窒息的不平。

“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的人民见了太阳。眼前虽然是黑夜，不久就会大天光。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

以细腻而跌宕的娓娓叙事，为结尾大段的抒发做铺垫，升华革命豪情，蕴结力量，使得整个作品感官上既充满剧烈的矛盾冲突，结构上又有泼墨狂草般的峻急写意、重彩留白，有一种布局上的章法之美。曲调起伏流畅，如江河肆意，咏唱情切意真，一气呵成，确是形神俱佳的好作品。

《洪湖赤卫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继《白毛女》之后，在第二波创作高潮期立起来的丰碑。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洪》剧是一部由地地道道的“地方军”创作出的作品。

该剧由当时湖北省地方歌剧团的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梅少山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王玉珍主演。在首演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担任伴奏的都是地方歌剧团的民乐队，再加上借外援组成的一个编制不全的混合小乐队。因为多数演员不会，或者说不好普通话，演唱用的也是方言。

1952年，这样一个集中了湖北全省70余名地方戏曲人才组建成的歌剧团，着实“放了颗卫星”。从创作、排演、修改到排演都由群众参与，这是《洪》剧能够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各地“争放文艺卫星”的过程中能够细致打磨并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洪》剧的地域特色极其明显，可以说，如果不是剧中西洋歌剧的外在样式结合地域色彩的内容魂魄，或者叫本土化，《洪》剧“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恐怕很难走通，它半个世纪的盛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洪》剧的成功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全体参与制造、共同努力的产物。

《洪》剧背后的故事和人物考

剧中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曾经妇孺皆知。1958年首次排演后，剧团从赤卫队的发生地洪湖出发，开始了在湖北各地的巡演，边演边改、边改边演，在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演出。在“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创作、演出过程中，终于在1959年10月的“国庆十周年晋京献礼”演出中一炮打响，轰动北京，并开始了全国巡演，一时间全国上下“处处洪湖水，人人浪打浪”。此后，各地剧团、剧种竞相学演、移植《洪》剧。1961年电影版《洪湖赤卫队》，更是为《洪》剧插上了翅膀。“文革”十年禁演，但禁不住人民内心对美的渴求，因为美已驻留人心。解禁后，又有了1979版、1999版，再就是2007年、2010年的两个电视剧版，最近的则是2012年著名导演张继刚的国家大剧院歌剧版。

《洪》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舞台上的故事在历史大视野下的真正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当年陈毅观后曾表示：“你们把斗争胜利写得太顺利，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写斗争失败？为什么要以大团圆结局？当时历史就是革命低潮，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还没有确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嘛！”陈毅的观点中透漏出一些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不符的历史信息。

其实，《洪》剧中的女主人公韩英，原型来源于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贺龙的姐姐贺英。

贺英，湖南桑植人，生于1886年。桑植位于地跨今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的武陵山脉北麓，属于湘西腹地。在清末民初的大乱局下，原先还能镇抚一方的“土司制”行将瓦解，各地豪强占山立寨，乱世英雄起四方，川、贵、鄂、黔袍哥兄弟四处开香堂，一时间风起云涌、遍地星火。1906年，刚满20岁的贺英和勇武任侠的丈夫谷绩庭趁此揭竿而起，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武装，盘踞一方。血雨腥风，谁也难做常胜将，谷绩庭在1922年罹难，贺英成为这支队伍说一不二的当家人。这支队伍因为贺龙的关系，后来也参加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初的1928年桑植起义。1933年5月，贺英战死，时年47岁。《洪》剧中的韩英26岁，风华正茂，英气逼人，是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而现实中的“凤头大姐”（江湖上，男首领称龙头大哥，女首领称风头大姐）贺英在这个年龄早已经在“刀尖上行走”多年。

此外，湘鄂西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自救，调整政策，发动起义，转入山区、边区（执政当局政权治理盲点），建立农村根据地（中共党史称为“土地革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不断壮大，渐成气候。1928年，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等在湘鄂边区开创了红色根据地。1930年，他们东下洪湖，并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根据地，盛时人数达三万之众。但是，在从莫斯科归来的夏曦“携共产国际尚方宝剑”来到根据地并成为领导后，从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执行“左倾”路线，进行严酷的“肃反”运动。而此时，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张学良也已于1928年底在东北易帜，南北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腾出了精力对苏区进行“剿匪”，根据地内外交困，洪湖失陷，最后也就只得“长征”了。

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截取了其中的一个极短的历史片断，演绎加工创作而成。

最后，有两个剧中反面人物“湖霸彭占魁”和“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张副官”需要做些补充。

“湖霸彭占魁”中“湖霸”一语属于“扣帽子”，彭的原型，应该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乡闾大族士绅。结合剧情和所处地域来看，更可能是行会会首或拥有田地山林河湖水域的地主，或者两者身份兼有。地主好理解――相较一般民众而言，地主拥有较多土地。会首是什么呢？是集市上负责维护进行正常交易的管理者、监督人，俗称“行人”，他们会在交易成功后或向买方或卖方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一类人，当然不排除有欺行霸市者，但绝大多数不会，因为即使为了自身利益，他们也必须装出公平合理的样子，否则交易者转投别市，市场不兴，他们也就难以增加收入了。

张副官是“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为了救韩英而舍身取义。按常理来说，他本可以在“保安团”这类的“执政系统”内循例升迁，但是为了理想信念而“背叛了出身和服务的阶层”，当年的很多革命者就是这样投身革命洪流的。

回首《洪》剧，“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如此美好的祈愿，是永不会过时的人类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