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应有大视野

第一篇：历史教学应有大视野

历史教学应有大视野

摘要：在某一节课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内阁的内容后指出：宰相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事实上，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合作、协调是主要的，而且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说阁权不能制约君权也不符合史实。只有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历史教学；官僚制度；君权；相权；阁权

在一节内容是人教版必修一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的课堂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立内阁的内容后，引导学生从权力来源、职责、对皇权的影响等方面对相权与阁权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位高权重，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

听课结束后，笔者觉得这样讲有些不妥当。众所周知，宰相制度在从秦朝正式确立到明太祖废除的一千多年里，是不断变化的。就是在同一个朝代，宰相的名称、职权也是一变再变，而内阁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宰相制度和内阁制度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笼统地以相权与阁权相比较是不妥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同人。

一、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专题教学中，许多教师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斗争，认为君主专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专制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君主权力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的过程。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不是问题的本质。从理论上说，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与体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根本利害冲突。“无论从理论或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1]因此，把君主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视为主要是君主、宰相权力之争，是君主防范宰相、削弱相权的结果，是片面的。如果斗争是主流的话，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会让宰相制度存在一千多年吗？这一思想在中学历史教学和考核中已有所体现。比如，以江苏省2008年历史高考第3题为例。

唐太宗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材料表明他主张（）

A.发挥宰相等大臣的议政权

B.君权与相权相互制衡

C.中央权力重心应当下移

D.君主不应实现专制统治

这就表明唐太宗完善三省六部制的做法并不是仅仅为了分散相权，加强皇权，而主要是为了发挥宰相们参政、议政的职能，提高统治效率，从总体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相权真能制约君权吗？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背景下，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相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君主专制制度从其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2]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之下，君权与相权从来就不是平行的„„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则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来自皇帝。换言之，与君尊臣卑相应，君权与相权是有上下之别的[3]。人们常用“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来说明宰相位高权重。实际上“助理万机”恰恰说明宰相只是皇帝的助理，宰相不通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能处理和决定任何国家大事的。这就是说，宰相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宰相名义上“助理万机”，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除了谋议、选举这些职责比较固定外，并没有规定其它具体任务 [4]。

也有不少教师用黄宗羲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来论证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按照黄氏之意，朝代有宰相就政治清明，没有宰相就治理不好。这明显与史实不合。清朝就没有宰相，但统治却没有明朝那么荒唐，这如何解释呢？所以，笔者认为这只是黄宗羲一时的激愤之语，黄氏的宰相情结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而已。有教师说，在内阁制下，阁臣权力大小、任期长短完全由皇帝决定，还以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为例加以说明。这诚然不错，但是宰相何尝不也是如此呢？历史上宰相或罢或杀，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几。汉武帝对丞相动辄斥责甚至处死，公孙弘后6位丞相，获罪自杀2人，下狱处死3人，以至公孙贺在拜相时不受印绶而顿首涕泣，视丞相为畏途，如此宰相又何谈对皇权的制约呢？当然，历史上也有宰相权力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西汉初年、元朝末年等，但这些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并不是宰相本身的职权大，此不赘述。

三、内阁真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吗？

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内阁的权力有两种含义：一是内阁结构的权力，一是阁臣所具有的实际权力。[5]从内阁的权力结构来说，内阁是废除宰相的产物，明代皇帝在制度设计中不可能再赋予内阁以宰相的权力，而把它限制在秘书型、顾问型机构的水平上。内阁所有拟议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成为决策，而内阁亦无权对六部诸司发号施令。这就是明代制度上对内阁职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对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内阁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大，内阁首辅俨然是宰相再世。“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师、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宰臣是系。”[6]这表明内阁首辅实际上承担了宰相的职能。万历末年任内阁首辅的方从哲也曾说：“我朝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自朝廷大礼规定以及人才进退、民生休戚，举天下国家之势，无钜无细，有一不问阁臣者乎！” [7]

特别是内阁在获得“票拟”之权后，对皇权的限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这是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这就给大多数君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限制。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对主人公充满了同情：“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8]131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与以内阁为首的官僚集团相持不下，以致20多年不上朝，成为典型的怠政之君。甚至有皇帝（景泰帝、明世宗）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对内阁大臣进行贿赂和恫吓，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不符合史实的。

四、应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背景下考察

考察相权、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把其放在皇权与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对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的否定，是伴随着专制君主同时出现的，从属并服务于皇权是它首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自主性的政治目标，有强调公共服务和自我扩张的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主性趋势会在适度范围内逐渐强化，与专制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理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专制皇权“„„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9]。所以明代可以废掉宰相，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内阁。官僚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黄仁宇认为：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8]122

万历年间在华传教士利玛窦经过观察，也认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10]

由此可知，一定程度上能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至于这个官僚制度的领袖是宰相还是内阁大臣，那是无关紧要的。

五、教学启示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多维的，充满了偶然和变数。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观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这正是历史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却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比如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内因决定外因”等结论到处乱套，用“历史不能假设”来否定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等，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灵性，使历史学习变得教条和僵化。就本文而言，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三大要素，而不是仅如教材所讲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方面内容。不少教师在教学中不能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中国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只是笼统地拿相权与阁权进行比较，结果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应当在你所教的那门科学领域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在你的科学知识的大海里，你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之一粟”，“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大纲宽广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能手、艺术家和诗人。” [11]据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善于吸取史学研究新成果，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只有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更深刻，才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就只能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

参考文献：

[1]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8.[2] 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11.[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4]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7.[5]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前言13-14.[6] 张廷玉.明史（11册109卷，表第十，宰辅年表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05.[7] 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302.[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08.[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2.[1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等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11] 苏霍姆林斯基?q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

8、412-413.

第二篇：中学历史教学应有“大历史的眼光”

中学历史教学应有“大历史的眼光”

京东学校

孟红梅

最近去中学听历史课，总觉得我们的教师有点“本本主义”，他们过分依赖教材内容而无法用一种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还没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无法为认知古代中国自身寻找一个合适的“他者”。故而我们教出来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支离的、枯燥的。

举例来说，初中历史开篇第1课名曰“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材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纵线，突出“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这一内容。不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教师还是仅仅局限于教材内容，采取标记年代、地点、人种、工具、生活形式等知识点的模式，完成对中国远古居民的了解。而其所标记的这些内容，课本上已然清楚明了。显然，这样做是完全不够的。

我们以为，要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必须将其置于人类起源的大环境中。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站在人类历史起源的大背景中观照中国远古历史，才会给学生以完整清楚的知识图像与建构。我们可以把国际古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近些年越发被中国学者接受的“非洲起源说”作为理解背景，即在距今约1500万年—2000万年以前，生活在非洲东部、印度北部及欧洲中部原始森林中的一种名为森林古猿的灵长类动物，被证明就是人类与猩猩的共同祖先。之后，随着地球气候与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在距今约500万年—150万年左右，这些森林古猿逐步进化为能够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而他们生活的主要范围据考证就在今南部及东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最早都起源于非洲。在这里，教师不仅可以继续给学生介绍现在仍有争议的人类进化“单起源说”和“多起源论”，还应该鼓励学生查资料以作进一步的讨论。比如说你怎样看待“非洲起源说”？关于这个说法你找到了哪些证据？人类为什么最初是生活在热带？又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地球的其他地区和角落？通过这些讲述和讨论，其实教师无形中就给了学生一个大角度的视野看待历史，那么接下来中国远古历史的切入，自然也就顺畅了许多。教师可以采取表格的形式与学生一起归纳总结中国的古人类遗址，如此一来，大小范围的知识学生都清楚并理解，相比背诵简单的几个知识点来说，效果会好很多。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其他知识。比如七年级（下）第16课“中外的交往与冲突”之“郑和下西洋”一节，我们就可以将这一事件放在15世纪整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因为站在全球的背景之下，就能为郑和航海寻找一个合适的“他者”，进而就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楚、完整且理性地看待这一航海运动。我们要明确告诉学生，15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航海时代，在这个时间段里，西欧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展了远洋航海运动。不过由于二者航海的背景与目的不同，故而带来的结果也是迥异。15世纪的欧洲，因为遭受东方穆斯林世界的挤压而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资源匮乏、贫穷闭塞又被动挨打的欧洲人为了生存必须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转向海洋，通过海路与东方进行贸易活动以求自救。于是，伴随着航海探险而来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还有海外利益的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人通过航行过程中的比较和认知，确定了自身在世界上的主导位置，从而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把握世界的自信去突破地理界线，以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活动及政治扩张。有了这样一个“他者”，我们自然会对郑和航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其实就是一个自以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帝国为宣扬国威而采取的举动。它的出海，既无意于发展经济交流，攫取贸易利润，也不想进行政治、军事扩张。在宣扬国威的主旨下，郑和船队在经济上只是一个朝贡贸易的载体，即负责将宝物运出以行赏赐，再运回于百姓生活毫不相干的奢侈品（包括珍珠、宝石、沉香、苏木、胡椒、福鹿、狮子等）。在这里，我们要使学生明白，这种“朝贡贸易”的形式不能给国家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相反只能造成国库的连年亏空与国家财政的巨额负担。也就是说，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国家与人民的负担就愈重。另外在政治方面，郑和船队只是一个超级帝国“怀柔远人”的形象代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到宣德于外，重塑大国心态。与西方人通过环游世界看清自己的结局不同，远航没有使中国人放眼世界，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反而是实行闭关锁国，直至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在这里，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比较、讨论，为什么中西方的航海效应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或警示作用？为什么中国会采取这样一种自大的心态来组织航海？它的背景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一直以来被视为伟大壮举的郑和远航？如何看待航海技术上的成就？如此思考，郑和航海的教学目的也就达到了。

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应该意识到教材的内容是最基本的知识点，教师所要做的是教会学生以怎样的视野去看待这些历史。基于教材且高于教材，用“大历史的眼光”教授与学习历史，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三篇：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摘要：历史人类学为传统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本书中，集中体现在王明珂的边缘理论，该理论调和工具论和同根论，一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眼光从中心引向边缘，强调从边缘看中心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讨了今天羌族的由来，得出结论认为“羌”只是一种华夏中心对西方边缘人群的动态的历史观念的反应。进而从近代建构论的剥离中总结出了作者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边缘理论在学术理路上和古史辨派有诸多的继承关系，但是作者又没有仅限于此。在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史学研究甚至是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边缘理论；羌人；古史辨派；实践

20世纪的后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就是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它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如文献考据、文本梳理等，试图发现历史运行的规律；同时借鉴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注重田野调查，更直接一些讲可以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历史，对以往历史学研究中多注重政治史的不足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人类文化的演变，族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族群关系等在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论题。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和颠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留下来一堆问题，历史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中产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利器，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春天，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视角上都有诸多创新之处。作者的核心观点基于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人们开始注重历史文本的解读来选择、重建和诠释乃至虚构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预设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中国人的特质，即中国人目前仍然受巨大影响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的思维范式。把所谓的民族当成一种有这些客观的文化特征的人群，并且以此把它们和其他的民族或族群相区分。同时作者深刻分析了近代以来民族史研究中的溯源法的缺陷，也是基于民族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特征的群体。而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的认识特征并不是构成民族的充分条件，这样的民族史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试图通过一些看似简单但实则蕴藏巨大玄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人”“为何我们宣称自己是谁”来反映人们认识的误区，由此引出了边缘的理论。即我们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赖以维持其发展和存在的关键是其边缘的变化，而非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多么的强大。在中心地带，我们只能找到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只有从边缘看中心，才能找到合理的视角。边缘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一种典范的历史建构的思考和写作模式，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高屋建瓴--本书在理论架构上的创新

这个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特征的是 “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也就是说族

第四篇：大历史视野下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

大历史视野下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

【歌剧内容】1930年夏，湘鄂西工农红军第二军、第六军主力部队开赴公安县，扩大苏区革命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反革命武装，保安团冯团长及湖霸彭占魁与苏区革命政权对抗。洪湖某乡苏维埃第一赤卫队长刘闯，主张与敌人硬拼，支书韩英耐心劝说。为牵制敌人，保存革命力量，韩英遵县委指示，暂时撤退，以退为进，派党员胡子爹与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张副官取得联系。后赤卫队夜袭彭家墩获胜，彭占魁伪作撤退，暗地搜索，企图将赤卫队消灭。阴谋被韩英洞察，但因刘闯急躁，暴露目标，韩英被捕。彭占魁对韩英施以酷刑，韩英不屈。后因队员王金标叛变投敌，张副官以生命作代价，救韩英出险。彭占魁以王金标为向导，引诱赤卫队出湖。此时刘闯已接受教训，敌人未能得逞。后红军与赤卫队合兵一处，消灭反革命武装，恢复革命政权。

歌剧《洪湖赤卫队》可谓家喻户晓，几十年来，其中的唱段广为流传，剧中主人公韩英的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其中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洪湖赤卫队》（以下简称《洪》剧）如何诞生？何以成功？在自身艺术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在大历史视野之下，未曾表述的真实背景有哪些？艺术作品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对于作品的生命力有何影响？

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

每每静听歌剧《洪》剧中女主角韩英的内心独白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都会被这近9分钟（这是一般常见歌曲两倍的时长）的咏叹调感动欲泪。何也？

充满了革命的神圣感与崇高感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一曲的结尾唱段尤令人热血沸腾――

“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看红军凯旋归，听那乡亲在歌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儿要看白匪消灭光，儿要看，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

这段唱词给人带来的直接感受就是：腹有豪情，不惧牺牲，从容赴死，满怀祈愿。一曲终了，刹那之间，让温和的汉子也有了“拎两把菜刀出门”跟着韩英闹革命的冲动。红色经典塑造音乐形象的魔力在于，用一种修行者般无畏、无私的献身精神，引领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由此产生一种使命感，响应“理想信念”的感召。

能够在车载斗量的海量红色音乐作品中穿透半个多世纪的雾霭，这首《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也一定不会简单――必须在技术、艺术、社会时空环境诸方面形成合力。

我们把咏叹调中的无私无畏解读为追求自由、民主、文明，追求人的解放，“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和平乃至热爱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人类最朴素的情怀”，一切就升华了。如果再能够拉宽一点视线，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回眸家国民族的历史，相信天性纯良的人们会心生无尽的感慨。韩英所唱的“砍头只当风吹帽，洒尽鲜血心欢畅”，也就有了跨越时代与族群隔阂的正面意义！

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洪》剧中三个著名唱段（另外两个是《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之一，也是表演（演唱）难度最大的一首。音域跨度宽，旋律起伏大，节奏伸缩性强，行腔上极富戏剧性，语言上地域色彩浓重（首演就是用的方言）。演绎者若没有多年的修为和真功夫，是拿不下的。

应该说，在中国新音乐史上，这首咏叹调是属于既能够比较充分展示歌者的技术水准，又能够体现歌者艺术人文素养的作品。有不少唱功深厚的年轻女高音都会把它作为声乐大赛最后决赛的杀手锏。比如央视青歌赛第14届的王丽达、第15届的金婷婷，都曾用此曲。当然，最著名的是《洪》剧原唱王玉珍和歌坛常青树彭丽媛的版本。

此曲最能概括说明《洪》剧，因为有故事。在弥漫着浓郁的楚剧汉调、荆州花鼓戏的行腔韵味的歌声中，此曲几乎可以说把全剧最重要的剧情背景做了交代，以“革命母亲”的口吻做引子――

“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

而后引出简明扼要却又典型的“革命家史”――

“娘说过那二十六年前，数九寒冬北风狂，彭霸天，丧天良，霸走田地，抢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湖上北风呼呼地响，舱内雪花白茫茫，一床破絮像渔网，我的爹和娘，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从此后，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爹爹棍下把命丧，我娘带儿去逃荒。”

毛泽东曾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看韩英是：生的可怜，活的凄怆。屡遭摧残，唯有逃亡。但是，天下虽大，又能往哪里逃呢？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虽是怨诉，但表达中，白话诗般的叙述，语言节奏长短错格，文辞工雅，凄惨之中不丢诗意，曲调上西洋咏叹调的旋法与湖北地方戏中的苦情戏（哭腔）韵腔结合，富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

“彭霸天”，他先是“霸走田地，抢占茅房”，又“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致使“爹爹棍下把命丧”，只得“我娘带儿去逃荒”。暗夜长空，凝结着令人窒息的不平。

“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的人民见了太阳。眼前虽然是黑夜，不久就会大天光。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

以细腻而跌宕的娓娓叙事，为结尾大段的抒发做铺垫，升华革命豪情，蕴结力量，使得整个作品感官上既充满剧烈的矛盾冲突，结构上又有泼墨狂草般的峻急写意、重彩留白，有一种布局上的章法之美。曲调起伏流畅，如江河肆意，咏唱情切意真，一气呵成，确是形神俱佳的好作品。

《洪湖赤卫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继《白毛女》之后，在第二波创作高潮期立起来的丰碑。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洪》剧是一部由地地道道的“地方军”创作出的作品。

该剧由当时湖北省地方歌剧团的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梅少山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王玉珍主演。在首演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担任伴奏的都是地方歌剧团的民乐队，再加上借外援组成的一个编制不全的混合小乐队。因为多数演员不会，或者说不好普通话，演唱用的也是方言。

1952年，这样一个集中了湖北全省70余名地方戏曲人才组建成的歌剧团，着实“放了颗卫星”。从创作、排演、修改到排演都由群众参与，这是《洪》剧能够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各地“争放文艺卫星”的过程中能够细致打磨并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洪》剧的地域特色极其明显，可以说，如果不是剧中西洋歌剧的外在样式结合地域色彩的内容魂魄，或者叫本土化，《洪》剧“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恐怕很难走通，它半个世纪的盛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洪》剧的成功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全体参与制造、共同努力的产物。

《洪》剧背后的故事和人物考

剧中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曾经妇孺皆知。1958年首次排演后，剧团从赤卫队的发生地洪湖出发，开始了在湖北各地的巡演，边演边改、边改边演，在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演出。在“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创作、演出过程中，终于在1959年10月的“国庆十周年晋京献礼”演出中一炮打响，轰动北京，并开始了全国巡演，一时间全国上下“处处洪湖水，人人浪打浪”。此后，各地剧团、剧种竞相学演、移植《洪》剧。1961年电影版《洪湖赤卫队》，更是为《洪》剧插上了翅膀。“文革”十年禁演，但禁不住人民内心对美的渴求，因为美已驻留人心。解禁后，又有了1979版、1999版，再就是2007年、2010年的两个电视剧版，最近的则是2012年著名导演张继刚的国家大剧院歌剧版。

《洪》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舞台上的故事在历史大视野下的真正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当年陈毅观后曾表示：“你们把斗争胜利写得太顺利，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写斗争失败？为什么要以大团圆结局？当时历史就是革命低潮，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还没有确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嘛！”陈毅的观点中透漏出一些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不符的历史信息。

其实，《洪》剧中的女主人公韩英，原型来源于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贺龙的姐姐贺英。

贺英，湖南桑植人，生于1886年。桑植位于地跨今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的武陵山脉北麓，属于湘西腹地。在清末民初的大乱局下，原先还能镇抚一方的“土司制”行将瓦解，各地豪强占山立寨，乱世英雄起四方，川、贵、鄂、黔袍哥兄弟四处开香堂，一时间风起云涌、遍地星火。1906年，刚满20岁的贺英和勇武任侠的丈夫谷绩庭趁此揭竿而起，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武装，盘踞一方。血雨腥风，谁也难做常胜将，谷绩庭在1922年罹难，贺英成为这支队伍说一不二的当家人。这支队伍因为贺龙的关系，后来也参加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初的1928年桑植起义。1933年5月，贺英战死，时年47岁。《洪》剧中的韩英26岁，风华正茂，英气逼人，是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而现实中的“凤头大姐”（江湖上，男首领称龙头大哥，女首领称风头大姐）贺英在这个年龄早已经在“刀尖上行走”多年。

此外，湘鄂西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自救，调整政策，发动起义，转入山区、边区（执政当局政权治理盲点），建立农村根据地（中共党史称为“土地革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不断壮大，渐成气候。1928年，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等在湘鄂边区开创了红色根据地。1930年，他们东下洪湖，并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根据地，盛时人数达三万之众。但是，在从莫斯科归来的夏曦“携共产国际尚方宝剑”来到根据地并成为领导后，从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执行“左倾”路线，进行严酷的“肃反”运动。而此时，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张学良也已于1928年底在东北易帜，南北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腾出了精力对苏区进行“剿匪”，根据地内外交困，洪湖失陷，最后也就只得“长征”了。

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截取了其中的一个极短的历史片断，演绎加工创作而成。

最后，有两个剧中反面人物“湖霸彭占魁”和“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张副官”需要做些补充。

“湖霸彭占魁”中“湖霸”一语属于“扣帽子”，彭的原型，应该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乡闾大族士绅。结合剧情和所处地域来看，更可能是行会会首或拥有田地山林河湖水域的地主，或者两者身份兼有。地主好理解――相较一般民众而言，地主拥有较多土地。会首是什么呢？是集市上负责维护进行正常交易的管理者、监督人，俗称“行人”，他们会在交易成功后或向买方或卖方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一类人，当然不排除有欺行霸市者，但绝大多数不会，因为即使为了自身利益，他们也必须装出公平合理的样子，否则交易者转投别市，市场不兴，他们也就难以增加收入了。

张副官是“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为了救韩英而舍身取义。按常理来说，他本可以在“保安团”这类的“执政系统”内循例升迁，但是为了理想信念而“背叛了出身和服务的阶层”，当年的很多革命者就是这样投身革命洪流的。

回首《洪》剧，“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如此美好的祈愿，是永不会过时的人类最高理想。

第五篇：历史与现实视野中的依法治国

历史与现实视野中的依法治国

于志刚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2日02 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年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依法治国的历史经验是什么？现实意义在哪里？又将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报特开辟“依法治国系列谈”专栏，纳专家建言，听百姓心声，共同迎接“法治中国”的到来。

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议题，因此备受瞩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法制建设：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将革命胜利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政方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54年宪法则全面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各项权利，等等。然而，我国此后在治理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在一段时间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与凝练。我国改革首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没有有序的市场秩序。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既是对改革路线的延续，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中国在初步实现了从“无法之治”到“有法之治”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到从“静态法制”到“动态法治”的转变中。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次体现了党的治国理政理念质的提升，由此，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从“法治国家”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们党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对“依法治国”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刻。

法治是推进改革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因此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何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构想，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如何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等，恐怕都需要全面统筹和规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否最终固定下来，要看法治改革的成败，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能否实现，也要看法治改革的成败。法治改革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法治改 革的成败。法治改革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夯 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