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一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概因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因而须将时间拉长，辩明其所处的时间点，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领袖和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亦须将其放置到这样的视野中。这个视野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大势——当然这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四个现代化”。参照中国传统标准，一个人若想获得不朽，也就是赢得后人怀念而“伟大”，须在三个方面异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邓小平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文革中曾多次与江青、四人帮等人叫板，可谓“立德”；创建红七方面军、领导百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又开创改革开放新历程，可谓“立功”；以简短的语言说明建设的方向和理由，可谓“立言”。有此三不朽，邓小平已然进入了历史伟人的行列。目前国内的纪念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以说明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功绩。但这种判断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解释他和他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现代化基础上，顺应大众之需的可贵努力，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严格地说，邓小平时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邓小平的大力整顿，这也是他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也为他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获取了从军事到舆论的最高权力，从而能够进入一场与毛泽东貌似不同实则历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主的空间，以不断的王朝更替实现着政权合法性的转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直显示着超强的稳定性。尽管明末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逻辑，中国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自然的演进到以市场经济和数目字管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日益走向封闭。而此时西方强国正以资本全球化扩张为轴心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接下来便是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国”和“天下中心”的心态和文化悠久的优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应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的商贸关系。列强要的是利益，最终选择用枪用炮，打开清朝的大门。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从经济，技术上虚心学习。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战被日本战败方告破产。进而中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日本战败中国亦因其实行君宪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进政治变革，试图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激发这个老大帝国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难以取得既得利益权贵的支持而失败。后来，在孙中山暴力起义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下，连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呼吁，开始预备立宪。捡起光绪当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为时已晚。国人对政府的认同正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逐步消解。随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诞生，实为一场“政治上进步，社会上退步”的大变革。这个庞大帝国的传统实在是过于顽固了。袁世凯亦想通过建立帝制改变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带来的权威不足的难题。当时的中国太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引导国家走出困境，实施建设。但袁世凯的做法违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权威和共和之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形式上的共和，此为现代化的潮流。袁世凯死，国家分崩离析，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现代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文化改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试图从反思文化传统，输入现代人文精神着手，培育这个民族新的精神气象。
但这终究是小圈子的事。整个国家权威统一的历史使命是由蒋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来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会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束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多国共同遵守一个规则。但这些规则中又夹杂着部分大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给予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而国内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倾回潮之势。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启动改革，其实既是对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试图打破封闭状态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体系而不是封闭发展。
当然，邓小平对融入国际体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中政权体系的共存和互补，这种全球化的眼光有别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确立不失中国主体地位的全球化秩序。这一秩序若最终建立，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全球体系相对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第二篇：从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看邓小平的改革观
从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看邓小平的改革观
“挂印封金辞汉相，寻兄遥望远途还。
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倔青龙出五关。
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
独行斩将应无敌，今古留题翰墨间。”
“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这是《三国演义》对关羽英雄主义气慨的写照。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不仅今后人赞叹不已，而且对我国今天的改革也启迪良多。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物价改革时说：“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的风险”。邓小平这一论述，既是对关公精神的赞誉，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改革观。
一、敢于突破陈规
关羽取路投洛阳，经过东岭关时，遭到守关将孔秀引领的五百军兵阻拦。孔秀按老规矩行事，执意“将军此去，必有丞相文凭”。“既无文凭，待我差人禀过丞相，方可放行”。孙秀强调“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殊不知，关公“行期所迫”，不曾讨得文凭，而若待孔秀禀报丞相，又会耽误行程，只好杀了孔秀。洛阳太守韩福、牙将孟坦阻止关公前行的理由也是老规矩：“无文凭，即系私行”。“若无文凭，即系逃窜”。因而，他们也引来了杀身之祸。在滑州，黄河守将秦琪还是问“丞相公文何在？”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从孔秀到秦琪，都是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关公则敢于冲破陈规的束缚。
我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要改革，首先就要解放思想，突破陈规。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知道，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同某种背景知识相联系的。当这些背景知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时，人们的认识活动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事实上，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背景知识不可能完全地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不能及时地清除这些不符合实际的背景知识，那么，它势必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产生误导。还应该看到，一定的背景知识往往被主体组成为一定的认识图式或者说思维模式，它在主体的活动中表现为某种习惯，主体总是以此去认识外界的客体。如果主体不能根据新的客观事实及时地修正原有的认识田式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那么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新事物或事物的新特性。因此，主体必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突破某种陈规，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在政治上仍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思想上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遍地坚持）。“两个凡是”的目的并非弘扬毛泽东思想，而是坚持个人崇拜，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僵化和社会义事业的停滞不前。邓小平及时地察觉到“两个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危害性，并对此给予尖锐批判，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必须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实行解放思想，这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反之，“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解放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旨在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行拨乱反正的话，那么，随着改革任务的提出和推进，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要求也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都是突破陈规、更新观念的结果。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如此，兴办经济特区也是如此，至于说到社会义主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则更是解放思想所引起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我国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党的“八大”之后，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出现过包工包产之类生产责任制的尝试，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这种尝试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压制住。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又出现了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然而“反右倾”运动又使之夭折。6o年代初期，全国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包产到户，但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它又被制止，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人们实行了思想解放，冲破了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农村生产责任制才获得新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兴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担心它是“资本主义”。针对这种议论，邓小平亲临经济特区调查研究，充分肯定：“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实践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显然，这又是一个重大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我国国情，作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诚然，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人口多、底于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关系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而且还存在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决不可以超越这个阶段。总结历史经验，成败得失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正视社会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以及强调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突破了以前超越阶段的思想、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们长期存在思想误区。把它们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划等号。邓小于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贤奉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奉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解放思想、突破陈规，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前题，正是由于解放思想、突破陈规，才有了农村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才有了扩大的对外开放，也才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五大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突破陈规。
二、敢于冒风险
洛阳太守韩福，深知关公勇猛，便设计将其擒获。以孟坦佯败引诱关公追赶，而韩福则以暗箭射击。关公固此而左臂受伤，血流不止。当关公夜投汜水关时，守关将卞喜一方面在镇国寺埋伏刀斧手，诱关公至寺后相害，而另一方面，卞喜假迎关公，赞其“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归皇叔，足见忠义！”荥阳太守王植得知关公杀了韩福之后，商议谋害关公。王植也是假装殷勤，喜笑相迎，而又半夜放火欲置关公于死地。可见，关公此行，历经了千难万险。而关公则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在对待革命和建设问题上，往往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怕字当头，畏首畏尾，不敢向前迈进一步；另一种是敢字当头，敢闯，敢试、敢为人先。邓小于提倡的是后一种态度，他要求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要敢于冒风险。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矛盾很多、困难重重，关卡不少。比如物价的改革就面临许多困难。过去物价都由国家统一调控，对于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做法不改革不行。而一旦实行改革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当副食品的价格放开后，就马上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任何改革都会有风险，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邓小平多次提醒人们不要怕冒风险。他说：“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避开风险，这个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也正是因为敢冒风险，我国闯过了物价改革等难关。
1991年1月29日至2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明确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于更快一点”。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更表明了敢冒风险的胆识和敢闯新路的勇气。
无论做什么事情，能否敢为人先，开拓新路，关键是能不能克服一个“怕”字，树立一个“敢”字。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和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反复号召全党同志大胆改革，大胆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固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中敢冒风险，敢闯新路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拓新生活，走向新领域的主体能动精神。
有无敢冒风险的胆略和敢闯新路的勇气，始终是影响改革开放的主观原因。邓小平联系实际，揭示了问题的真谛，也消除了人们的思想障碍。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作为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做法往往令许多人不可思议。邓小平通过调查研究，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引进外资是深圳敢闯的做法之一，而正是这一点，引来许多非议。然而，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资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不仅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虽然外商可以赚钱，但国家也拿回了税收，工人拿到了工资。我们还从中学到了技术和管理，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敢冒风险与开拓创新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只有敢冒风险、才能开拓创新。敢冒风险既是个胆略问题，也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而开拓创新则重在实践，即使是理论的创新也是实践创新的升华，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敢冒风险的胆略就没有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基于对这一关系的辩证把握，邓小平在引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敢于超越前人，尤其是敢于向陈腐观念挽战，敢于提出新见解，开辟新途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于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这里，邓小平揭示了胆大与步稳的辩证关系。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干的一句名言。这句通俗的大众化语言，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底蕴，所谓“过河”，是指我们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近期目标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远期目标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摸着石头”指的是过河的途径和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具体国情选择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通过何种方法和途径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乃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主观任意的，必须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也渗透着胆大与步稳统一的辩证精神。
胆大与步稳的统一，要求在实际操作上“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注意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于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和“看一步”的关系亦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走”就是实践，“看”就是认识。只有在“走”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正确的“看”法，只有“看”准了才能干好。反之，如果只顾“走”而不注意看，其结果就可能误入歧途。可见“走”与“看”的关系，也是胆大与步稳的统一。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步就要总结经验”。他还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走一步”，“看一步”的关键问题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地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其所以必须如此，理由有二：其一，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及“一国两制”的构想等，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二，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正确地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说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的话，那么，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则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总结经验在第一个过程中的作用在于促进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使认识的基础更坚实可靠。邓小平说：“历史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总结经验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是促进认识向实践的转化，使一般性的东西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弄清具体实际，并据此对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所说的“收”，也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对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必要调整。
总结经验要求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及其实践进行定性分析，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行得通的就推广，行不通的就改进。比如，“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而在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速度太快，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及时地总结经验，不仅可以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也可以防止犯大的错误。邓小平说：“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由此可见，总结经验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要求，它同样体现了胆大与步稳的辩证精神。
坚持胆大与步稳的辨证统一，必须注重试验，试验是人类探索事物规律的重要方法。试验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自然，改造社会，克服盲目性，避免失误和挫折，我国的改革，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经济领域走向政治领域、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有序过程，不能一哄而起。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首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并指出先进行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他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行得比较快”。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现象，特别是1981年后建立了深圳等特区，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也有了新的突破，即使是难度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纳入议事日程。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熬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乎关于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试验的论述，闪烁着胆大与步稳、求实与创新之统一的辩证法光辉。
总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以及注重总结经验和试验，是我国改革的思想方法论，它不仅是改革初始阶段所必须坚持的，而且要贯穿在改革过程的始终，对改革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第三篇：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一、快哉，《水浒》
《水浒传》是一部尚武之书，武艺高超身强力壮的英雄好汉个个形象鲜明值得崇拜，那些除暴安良的故事引人入胜。这部书虽然被有些人咒骂为“诲盗”之作，其实政治颇为正确，书中的英雄不光武力超强，也经得起正义标准的粗略检视。当然，要是依据法律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动辄手起刀落，哪个不是以武乱禁之人？
鲁智深是一个令人大感快哉的英雄，出家前是略府提辖，俗名是“鲁达”。鲁达一看就是个军官模样，按照《水浒传》中的描写：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一脸络腮胡，身长八尺，腰阔膀圆，性情凶暴焦躁，好打抱不平。出场结识天下豪杰，结识了便喝酒。喝酒的时候，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唤来一问，原来是名叫翠莲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随父母从东京来到渭州，母亲病故，父女两人流落在此。当地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强媒硬保，要她作妾，写了三千贯文书，需钱实契，要了她的身体，未及三个月，被郑家大娘子赶打出来，还责成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却来追讨。父亲懦弱，和有钱有势的郑家争执不过，父女两个只好酒楼卖唱。鲁达一问方知那绰号镇关西的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杀猪卖肉的郑屠。鲁达给了父女两人十五两银子做盘缠回东京，回到住处，气闷得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睡了。鲁达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次日一大早，便照顾翠莲父女上路。店小二阻拦，还被他叉开五指，脸上打了一掌，打得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两颗门牙。两个时辰后鲁达径投状元桥来，寻得郑屠，拳脚教训，这是书中一段妙文，把教训镇关西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令人叹为观止。不料下手太重，郑屠不经打，竟死了，鲁达自思“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因考虑到“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便逃离而去。
拳打镇关西是一个令人大呼畅快的故事，令人畅快是因为郑屠作为一个恶霸，欺凌弱小，可恶至极。君不见书中鲁达听了翠莲父女的遭遇抑制不住愤怒，其实读者读书至此又有谁不义愤填膺？在《水浒传》的社会里，有钱有势可以称霸一方，无钱无势被他人压扁。法律与司法无法为体弱力薄之人伸张正义，当法律与司法不能维护好弱小者权利的时候，就只能靠见义勇为之士的拳头了。
从法律角度看，鲁达打死郑屠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重案。死了人，死者家中“老少邻人径来州衙告状”，司法程序便循序启动起来：府尹升厅接了状子，亲自到经略府通报情况，然后差人到鲁达住处拿人，哪个还见得到人影？只好将房主人并邻居监下，又点了仵作对尸首再三检验，还发布海捕文书悬赏通缉鲁达，逼得逃亡中的鲁达剃除头发，削去髭须，做了僧人，继续展开轰轰烈烈的打斗人生。
读者在鲁达被海捕缉拿之时，都为他捏一把汗，当他寻得活路，摆脱了司法的纠缠和刑罚的阴影，大家都为之欣慰。这原因是啥？当司法暗昧、刑罚严酷之时，对待用拳头实现正义的英雄好汉，每个人心中都存了几分反法制之心。
误入白虎堂：这南衙开封府是高太尉家的 林冲误入白虎堂和雪夜上梁山的故事脍炙人口，因京剧《野猪林》和电影《林冲》以及《水浒传》电视剧几乎家喻户晓。
与电影、电视剧中林冲的形象不同的是，《水浒传》中对于林冲形象的描述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林冲娘子相貌如何，《水浒传》中并无描摹，读者全凭想象或者依京剧影视剧来确认。
高衙内是社会各色人中一个恶的典型，是太尉高俅的义子，“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这路货一见林娘子，又不知对方何人，怎肯放过？自然是纠缠不休。林冲闻讯赶过来，才解了围，但已将祸根埋下。
这高衙内有几分像少年版的西门庆，身边总围着些帮闲人物。高衙内见了林冲娘子，心中好生着迷，被林冲冲散，怏怏不乐。回到府中过了三两日，竟然还是纳闷自焦，没撩没乱。帮闲人物中有个叫干鸟头富安的，猜着心事，又出坏主意，让高衙内次日勾结虞侯陆谦引开林冲，乘机骗来林娘子再行调戏。高衙内依计而行，不料又被林冲破了局，弄得狼狈跳窗逃跑。高衙内经此一惊，欲心未遂，精神憔悴，恹恹病倒。高俅闻听此事，听了陆谦和富安的毒计，派人诱导林冲买一把宝刀，又借邀看宝刀之名，骗林冲误闯白虎堂。
林冲遭陷害，直接来自高俅的算计，这位太尉权势正炽，林冲被其节制，自然对其有所惧惮。英雄好汉为了向朝廷尽忠的名分和过正常安稳的生活，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遭人坑害，更显高俅之可恶，无以复加。
人为制造的冤案，要么源于恶人的诬告，要么来自权力的腐败专横，要么就是两者的结合。当政治腐败之时，冤狱必多。高俅本是一个市井小人，得志之后便把官威做足，成为人见人惧的佞臣。林冲误入白虎堂后，高俅本来喝令左右拿下林冲要斩，闻听林冲喊冤申辩，意识到“这厮不服断遣”，转念“解去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水浒传》里的司法不受信赖，原因之一是司法对于高俅这样的权势是不敢以公正的审判加以抗制的。
好在衙门不好，未必衙门中人个个都不好。偏是开封府里有个掌管文书档案的小吏孙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此事冤枉了林冲，向府尹禀明，要府尹周全林冲。府尹心里明白此案是上级领导有批示的案子，定要定林冲“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死罪，哪里周全得了林冲？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彩：
“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胡说！”
“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孙定这番话击中要害，府尹听了有所触动，遂依孙定建议，最后定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四十，刺配远恶军州。这个定罪对于林冲来说当然还是冤枉，但毕竟保住了性命；滕府尹虽然意识到开封府并不是高太尉家的，但也得罪不起高太尉，只好做了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敷衍了事。林冲发配，负责押送的是董超、薛霸两位公人，两位暗中得了陆谦送的十两银子，一路上恶行恶状，极尽虐待之能事，在野猪林下手要结果了林冲性命，幸好鲁智深一路暗中护送，才使这场谋杀未能得逞。不过，在后来的卢俊义案件里，这二位公差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双双成了燕青箭下的死鬼。对于董超、薛霸这种只要给钱可以胡作非为的官差，聂绀弩先生有一首诗说得甚妙：
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这后两句真是妙语，我看《茶馆》里总是双双出现，简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灰大褂，就常常联想起那《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
林冲总算到了发配地，陆谦等人还不放过，又带了几个人前来烧了林冲看守的草料场，意在烧死林冲，烧不死也可嫁祸于他。不料当日大雪，草料场林冲住处的屋顶被雪压塌，林冲移居一座古庙，躲过死劫，不得不大开杀戒，将陆谦一干人在这世上灭了。提着枪，只顾走，冒着风雪连夜奔去梁山。
二、司法的悲剧
林冲雪夜上梁山是《水浒传》中最美的场景，但这背后却是一段英雄的苍凉与辛酸。本来独立、中立的司法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如同有着定数，要发生就必定发生，那司法无论是朝廷的还是高太尉的，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武大郎谋杀案：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
西门庆与潘金莲合谋下毒鸩杀了武大，应了长期流传的一个经验：“奸近杀”——有了外遇奸情可就与杀人不远了。
人不幸长成武大那样，实在是造化捉弄人，即使在那个不重男色的时代也已经吃尽了亏。不幸的是，这个相貌过分自谦的武大还娶了个如花似玉、淫心正炽的浑家，真是上天错点了鸳鸯谱。
武松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虽然模样不像同胞兄弟，那感情却处处呈现血浓于水。武大是善良之人，靠卖炊饼谋生，养活自己，也养活家人，老实本分，他的遇害，真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武大郎谋杀案，作案手法大胆而鲁莽，鸩杀的死亡征象昭然若揭。西门庆收买何九叔，将何九叔置于凶险的境地，何九叔一见武大的尸首，大喊一声望后便倒，假装中了恶，也足够惊心动魄。何九叔在入殓现场藏匿了武大两块酥黑骨头，连西门庆给的贿买他的银子一起收好，只等着武松回来不可避免的一场祸事，夹缝中求生存的日子真是忐忑不安。
武松回来，惊闻哥哥暴亡，悲痛之余，开始了事实真相的调查和外围证据的搜证，很快取得进展。武松起初想通过官府解决此事，并不想用打虎之手杀人，这是守法之人的自然选择——解决公权力实现正义，但事与愿违，虽然到县衙告状，并提供何九叔和郓哥为人证、骨殖和银子为物证，然而由于知县与属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自然“这件事难以理问”。司法腐败造成民众诉诸司法的权利打了水漂儿，社会能不日益暴戾化乎！
既然公权力走不通，只好自力救济，武松杀嫂的戏码就隆重上演了。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本来罪有应得，死不足惜。官府的腐败却将一个打虎英雄见义勇为好市民逼成杀人凶犯，这才令人扼腕。
权力腐败何处没有？武松刺配孟州时，蒋门神设计陷害武松，孟州知府也是得赃枉法，拟定了武松罪名，断了二十脊板，将其改配恩州，而两个押解的公人又受蒋门神收买，途中设计杀害武松，直逼得武松再次以杀虎之手杀人。
在武松刺配的故事里，最奇的当数杀威棒，孟州的管营相公称之为“太祖武德皇帝旧制”，凡是初到配军，都须打上一百以杀威。然而，此棒只要“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而且此地尚有两样可怖的私刑对付新到的配军，一是把两碗干黄仓米饭让配军吃了，趁饱将其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裹了席子，塞住七窍，颠倒着竖在墙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二是把人捆了，用一个布袋盛满黄沙，压在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偏偏武松“不达时务”，令差拨大怒，惹得众囚徒纷纷猜测“必然害你(武松)性命”；又偏偏小管营施恩有求于武松，暗示武松称病，以便“寄下他这顿杀威棒”，倒把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送了人情。
如此暴虐的“法制”，如此贪腐的司法，难怪要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反法制人物与故事。
读《水浒传》，很容易联想到这样一个法理学问题：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是应该盲目地遵从，还是暂且遵从，同时循着合法途径去改革，抑或立即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对于这个问题，法理学家们纷争不已，似乎并无达成一致意见的迹象。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不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禅杖、花枪、尖刀、板斧都是不假思索的。
清朝列《水浒传》为禁书，有深意存焉。
第四篇：从历史看今朝
从历史看今朝
党校培训的第一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也希望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因为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才能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才能释放自己生命的价值。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名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发展了无产阶级，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给灾难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长期以来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所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的探索新出入，回想中国共产党在过去90多年里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着实令人感慨并为之感动。
没用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我们现在所过的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多少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所换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敢闯敢试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的进程。90年风云变幻，90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来，沧海人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又靠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真谛。通过对党的光辉历程的学习，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我们大学生身上肩负的历史重任。青年大学生与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组织等的准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为党的事业注入了新鲜活力，并促进了党的发展。青年大学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因此大学生要深深地记住自己身上的历史任务，不断的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坚定信念，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里面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勇于艰苦创业，开拓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尽管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颓废。青年有希望，国家才会更加强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也是
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我们不仅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可以看进会主义建设道路还很漫长，共产党肩负的责任还很重大，我们坚信：21世纪属于中国，属于优秀的中国共产党。走进新世纪，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我们党在瞬息万变中追求着不变，同时也在不变中追求着千变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都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永远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通过对党的光辉历程与大学生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相信党，热爱党，我们的命运与党密切相连。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它永远指向未来，现实是新的起点，也是一道新的门槛。经历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经济了企业的浮沉起落，再度审视国民经济现状，中国究竟是两脚踩在贫困的土地，还是早已一脚踏在最新趋势的油门上？国人究竟是在不断摸索、探寻，还是已经与国外同行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部分企业的发展，还是给国内所有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观念？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打破传统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是严峻的历史课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日实现，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来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是一切实现的基础，我也希望通过现在努力学习为将来投入工作做好准备，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一种实现理想的热烈情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是生命潜能的充分迸发，是脚踏实地的不懈追求。我愿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怀着这种追求，捧着这颗恒心，带着这股力量，我将不断向着新的目标破浪前进。将自己的热情、激情投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并不断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期，也为我们施展个人才华提供了一个大好的舞台。走好自己的路，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奋斗，这即为我们当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的仅有之力。我们新一代大学生要抓住机会，将个人特长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用我们所学到的技能在社会各个需要我们的地方发挥我们的才能。只有全社会团结起来才能将我国建设的更好。
成功必备的要素，除了智慧，勤奋以外，还应有很强的耐挫能力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在平常的学习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应发挥当年我们党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畏艰辛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曲折中不断提升自己突破困难的能力和耐力，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促进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实现。
12级经济学刘敏2012150103第24期三班第十组
第五篇：从HR视野看基层公务员
从HR角度看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
在基层公务员建设中，人才的去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做好公务员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1.小康社会的实现要靠基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短板，而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发展农村基层的重要力量，所以怎么做好基层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就成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新的形势下公务员队伍建设有新的现实需求
2.公务员的队伍管理有其特殊性，是由公务员的性质决定的，一直以来都用纪律来实现管理，在现在的现实情况下，从HR的角度怎么看待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问题 3.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