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 [合集五篇]

第一篇：《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

这本书我以前应该是看过一遍了，因为是从我的“已看”书堆里面扒拉出来的，《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这次看的话，就是第二遍了，而我，再次看到这本书时，居然对其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印象，汗~！狂汗~！

把此书翻出来重温，是因为前段时间我需要研究下“领导力”这个话题，希望能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然而此书呈现的内容，远比我所期求的要多得多。它不但介绍了不少关于如何做好一个领导者的话题，而且还从组织结构、资源利用的角度，结合历史的兴衰给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读后感《《从历史看领导》读后感》。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于三国时代的形势分析，作者从物质资源、人才资源、组织结构等角度对当时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情形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让人很是受用。

然而，终归结底，领导所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乃是人才的选、用、育、留的问题，所以书中讲了很多历朝历代如何选拔人才、训练人才、使用人才的经验和教训。企业作为一个由很多人构成的组织，它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类似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到历史中去学习下经验的化，相信对把一个企业做大做强，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无古不成今，鉴历史之得失，知今世之兴亡，我们应该多向古人取取经。

第二篇：《从历史看管理》读后感

一说到管理，很容易联想到企业管理。其实，有人类就有由人结成的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家庭、企业、政府都有管理。作为不同的组织，它们的管理自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管理，不同组织的管理必然有共性。这些共性就是管理中最基本的共同规律。

前不久去世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管理学定义为一门和医学、工程学一样的实用学科，它的中心不是知识和逻辑推理，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判断它的最高权威标准是成果。这说明，学习管理不是去背记那几个并不复杂的条条，而是学会在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应用。管理学博士如果连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管理学恐怕是白学了。管理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沙盘上打战。

但是，这并不否认学习书本的重要性。人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纸上谈谈兵，沙盘上打打战也是必要的。管理是复杂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知识，这就需要跨学科去学习，去读书。在这各种学科中，历史当然是缺不了的。这正是许倬云先生《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的意义所在。

许倬云先生是极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但他并不拘泥于史学家的考据和介绍，而是从历史中去思考管理和其他问题。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哪些成功的管理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可惜到现在为止，从管理的角度来总结这一份遗产的并不多。这正是许先生《从历史看管理》的珍贵之处。

许先生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演变总结出，任何组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内包括了不同单位，要使这个系统协调一致并有效率,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战略层次上如何处理各个单位之间，尤其是总部和下属分部之间的关系，这是组织架构问题。二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上层对下层的控制、执行和监督。三是如何用人，选用什么人去执行各种不同管理职能。

中国历史上的组织架构分多种，各有不同的现在对应模式。其中包括：一是封建制度，它相当于现代麦当劳之类的连锁网络模式,这是一种系统内各单位的松弛型联系。二是秦朝以来的郡县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树型网络，即总部下面有不独立的分公司。这种架构下分公司有可能独立。

许先生的这本书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书中附录有与学生的对话问答，把所涉及的问题拓宽并深化了。不能直接听大师演讲，读这本书也是一种享受。

第三篇：从历史看今朝

从历史看今朝

党校培训的第一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也希望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因为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才能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才能释放自己生命的价值。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名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发展了无产阶级，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给灾难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长期以来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所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的探索新出入，回想中国共产党在过去90多年里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着实令人感慨并为之感动。

没用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我们现在所过的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多少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所换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敢闯敢试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的进程。90年风云变幻，90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来，沧海人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又靠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真谛。通过对党的光辉历程的学习，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我们大学生身上肩负的历史重任。青年大学生与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组织等的准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为党的事业注入了新鲜活力，并促进了党的发展。青年大学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因此大学生要深深地记住自己身上的历史任务，不断的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坚定信念，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里面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勇于艰苦创业，开拓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尽管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颓废。青年有希望，国家才会更加强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也是

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我们不仅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可以看进会主义建设道路还很漫长，共产党肩负的责任还很重大，我们坚信：21世纪属于中国，属于优秀的中国共产党。走进新世纪，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我们党在瞬息万变中追求着不变，同时也在不变中追求着千变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都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永远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通过对党的光辉历程与大学生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相信党，热爱党，我们的命运与党密切相连。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它永远指向未来，现实是新的起点，也是一道新的门槛。经历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经济了企业的浮沉起落，再度审视国民经济现状，中国究竟是两脚踩在贫困的土地，还是早已一脚踏在最新趋势的油门上？国人究竟是在不断摸索、探寻，还是已经与国外同行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部分企业的发展，还是给国内所有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观念？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打破传统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是严峻的历史课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日实现，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来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是一切实现的基础，我也希望通过现在努力学习为将来投入工作做好准备，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一种实现理想的热烈情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是生命潜能的充分迸发，是脚踏实地的不懈追求。我愿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怀着这种追求，捧着这颗恒心，带着这股力量，我将不断向着新的目标破浪前进。将自己的热情、激情投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并不断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期，也为我们施展个人才华提供了一个大好的舞台。走好自己的路，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奋斗，这即为我们当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的仅有之力。我们新一代大学生要抓住机会，将个人特长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用我们所学到的技能在社会各个需要我们的地方发挥我们的才能。只有全社会团结起来才能将我国建设的更好。

成功必备的要素，除了智慧，勤奋以外，还应有很强的耐挫能力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在平常的学习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应发挥当年我们党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畏艰辛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曲折中不断提升自己突破困难的能力和耐力，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促进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实现。

12级经济学刘敏2012150103第24期三班第十组

第四篇：从“三国”历史看领导力

从“三国”历史看领导力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读历史使人耳聪目明，从愿景中寻找规律与教训。《三国演义》故事，正是领导力的精髓。

“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敌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领导者对于企业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方面领导者的魅力、预见力和洞察力是企业成长、变革和再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领导人的决策也有可能将企业带入困境。

如果把三国历史视为三大企业集团的市场竞争，那么，三国竞争的核心便是领导力的比拼。三大CEO的领导方式各不相同，曹操以战略取胜，孙权以经营掠市，刘备以人才立足。若论个人能力，曹操文武兼备，雄才大略;孙权强悍果断，刚毅有为;刘备呢?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何能之有?然而基础最差、能力最弱的刘备却能得到诸葛亮、赵子龙、关羽、张飞等高级人才的辅佐，能立足西蜀三分天下，可见刘备是极具领导艺术的CEO。曹操：羊群变狮群战略

曹操曹孟德，文不过孔融、杨修，武不及许褚、典韦，智不如郭嘉、程昱。而此辈皆为之用，何哉?因其胸襟广博、眼界深远、雄才大略所致。

官渡之战对曹操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转折点，也正是这一次胜利让曹操在中原地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为他日后一统江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起兵七万，作战袁绍七十万大军，兵力相差悬殊，并且粮草短缺。但是曹操有以下几个优势是袁绍没有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有优势，因此曹操有着主动权;曹操能够知人善用，并且在关键时刻启用了袁绍的谋臣，获得了关键的信息;曹操主场作战，地理上有着优势;袁绍的骄傲自大为曹操胜利的客观原因。

官渡之战是一个最为经典的“强弱变化”案例。最早看出这个变化趋势的是曹操的谋士郭嘉。他认为曹操的实力虽然暂时不如袁绍，但从长远来看，曹操一定能吞掉袁绍，因为“绍有十败，操有十胜”。曹操具备了一个优秀领导者必备的素质：体任自然、顺乎常理、雷厉风行、任人惟贤、行为果断、以诚待人、体恤下属、兼听则明、制度严明、精于商战。商场如战场。商战中，竞争双方力量对比往往非常微妙，一方看似强大无比，另一方好像不堪一击，但转眼间，局势就会发生彻底改变。弱者可以变为强者，强者也能变为弱者，而决定这一变化的正是双方的领袖人物。一只羊领导一群狮子，那么这群狮子迟早会变为羊;但如果让一只狮子领导一群羊，羊也迟早会变成狮子!

大象无形。高明的领导者善于淡化自我，更不会将自己“神化”，而是努力强化整个组织的力量，善于将整个组织的目标与员工目标相统一，而不是简单把目标变成数字。在具体工作中，领导者应该着重以下四点：制定远景和战略，发展信任关系，开创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文化，培养并激励下属。这样方能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带领企业不断前进。

那么，如何检验自己的领导力是否有效?惟一的标准就是领导者的下属，看他们是否也足够强大，是否足够自信。只有羊群已经变为“狮群”时，领导力才算是足够有效。具体说来，可以有以下四点评判标准：下属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务，在职责范围内是否拥有自由感? 下属与上司意见不同时，他是否还能够拥有创意并果断提出? 下属对所从事的工作及其远景价值是否具备认同感、使命感?下属是否具备足够信心不断挑战自我?刘备：像园丁那样管理

刘备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尽管他的作战能力不如曹操，也经常遭遇命运的颠沛流离，却依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他像是一个园丁，虽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园丁，但身上却有着园丁惟贤惟德的情操。人们会尊敬、爱戴、甚至愿意追随那

些道德高尚的人，这就是一种神奇而不可思议的领导力。

刘备的战略决策虽然不如曹操，但手下诸葛亮的智慧却远胜于曹操;刘备的军事才能虽不如孙权，但赵云、关羽却是军中豪杰。因其精通用人之道，终成一方霸业。

刘备用人，其一曰“诚”。诚以用人，主要是针对诸葛亮这样的文人大儒而言的。虽然刘备当时已有一定势力，但以刘备的能力是干不成大事的，于是一心想要找个善于经营国事的“总经理”来打理政局，挑来选去，终于确定隐居卧龙岗的一介布衣诸葛亮为第一候选人，此举应该说也算是不拘一格擢人才了。

按理说，请人来做“总经理”，自然要以高薪相聘，但刘备却不落俗套，以事业诱人，以诚意相聘，三顾茅庐访诸葛。像诸葛亮这样的智囊，洞察天下大势，良禽择木而栖，你要请他做老总，他还得看看你这个“董事长”合不合拍，有没有用人之度，否则，没有三顾茅庐的诚意是感动不了的，没有共同语言和意趣相投也请不出山的，像张飞那样急性子用“一把火烧他出来”更是只会与其决裂，像曹操那样财大气粗架势十足地去请他也不会成功的。刘备要赚的是当时之天下，诸葛亮要赚的恰好是赢尽天下的成功名就，而不是“总经理”职位的高官厚禄,所以，刘备洞察其心理，把握住火候，不急不躁，不羞不恼，三次亲临，以诚感人，让诸葛亮顿生一种“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刘备”的感念，使得诸葛亮认为只有刘备才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只有刘备才是为自己搭建平台也是自己一直期待的英主。诚以待人，对症下药，刘备终于一举拿下孔明这一人才，为日后创业立国奠定了重要的智囊基础。刘备用孔明，用我们现代企业家的眼光来看，无疑是“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的古典版。刘备用人，其二曰“义”。关羽、张飞都是血性汉子，如果文绉绉地也来上一套以诚取人的管理方式，自然是行不通的，非得被张飞骂鸟不可。何况在结识关、张两人时刘备还是个练摊卖草鞋的角色，处在资本积累阶段，一点“企业家”的苗头都看不出来。

这个时候，刘备的领导地位只能以铁哥们的姿态去确立，一方面自称是皇室后裔沾点皇气以抬高身份，另一方面刘备又占年长的优势(好似企业初创期的老资格优势)，于是刘备以战略方案“入股”，关羽、张飞以技术力量“入股”，这个合伙制公司自然而然以刘备做了“董事长”。结成利益同盟体，既然是忠义兄弟，颇具江湖义气的关羽、张飞自然不会嫌弃大哥的，自然也对大哥忠心不二，当曹操重金高官收买关羽跳槽时，关羽自然也就被刘备的忠义两字所束缚，最终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回归刘皇叔麾下。有了两位兄弟式的部下，刘备的草鞋摊也不摆了，整日以三兄弟小公司的名义挂靠到袁绍、曹操等大集团名下，在大集团中练兵，为日后摆脱挂靠独立运作打下了基础刘备用关、张，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目光来审视，是一种团队精神的使用，是以利益目标和江湖义气为纽带结成的一个合伙制企业，通过“忠义”两字，把三人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独特企业文化，这种方式颇似现今民营企业的发家史。所以，这种以“义”猎人的模式只适用事业起步阶段，如果到了企业规范化运作之时，仍用此法，只会陷入民企家族式管理的泥潭。

刘备用人，其三曰“惜”。惜是指爱惜人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刘备摔阿斗上。当年赵子龙单枪匹马背着刘阿斗从曹操军中三进三出，终于救出刘家后代。刘备感动之余出一怪招，当着赵云及众将之面将其子刘禅掷于地上，并骂曰“你这不孝儿险些损我一员大将”。其言其行，似乎爱惜人才胜过爱其子女，于是让赵云等将顿生“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刘备摔阿斗固然有些惺惺作态和笼络人心之嫌，但也可见其领导手段之高超，这一摔，胜过奖赏赵云高官厚禄不知多少倍。

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法则来看，这是一种精神奖励，特别适用于像赵云这类感怀知遇之恩的正义之士，这一摔，表露了赵云在刘备心中的位置，同时也向诸将透露了刘备的爱才心切。如此一来，即便他日赵云心生去意欲跳槽另谋高就，便再也抹不开这个面子了。孙权：知人而善任

孙权奋发有为，善于识才用才，先后得到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的辅助，政治、经济、军事上均有建树。孙权有三次拜将，第一次拜周瑜，赤壁一战击败曹操八十万军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让曹操一辈子不敢轻视江东;第二次拜吕蒙，击败了神话般的人物关羽，收回荆襄九郡，使东吴属地扩大了一倍;第三次拜陆逊，彻底打垮了来势汹汹的刘备，使一代英雄一蹶不振。

孙权的三次拜将，反映出了孙权用人的智慧，真正的统帅，不但能够知人还要能够善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放手让属下发挥他的才智，他给你的回报才能够让你惊喜。综观孙权的用人，约有以下优点：

以才取人，不搞论资排辈。孙权在任命周瑜为大都督统管吴国兵马时，周公瑾才34岁，当时就遭到曾经跟孙权的父亲孙坚南征北战的才将程普的反对，但孙权毫不动摇这个决定。其次鲁肃在东吴的地位，仅次于周瑜，周瑜死后，鲁肃成为周瑜的继任者，但鲁肃年轻时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投奔孙权时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前朝老臣张昭就对孙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深知鲁肃之才，而仍然任命鲁肃接替周瑜做了都督。以及后来出道的陆逊，原来也是一个无名之辈，孙权发现他有才能后，立即委以重任，虽然可能是因为“情势所迫”(时蜀国大兵压境，东吴暂无统帅之才)，但孙权的大胆用人，还是值得称道的。

全面了解下属，教育培养下属。东吴名将吕蒙出身于贫寒之家，自幼丧父，没有文化，但他作战十分英勇，在征黄祖一战中，吕蒙一马当先，不仅斩了黄祖的都督陈就，而且生俘了黄祖，因他屡立战功，很快就得到了孙权的赏识，孙权立即提拔他为横野中朗将，派他驻扎陆口，独挡一面对付关羽，期间孙权常劝他多读点书，此后，吕蒙就抓紧行军作战的空隙读书，果然大有长进。

充分信任下属。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一直被孙权重用，后来官至大将军，在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时，就有人诬告他与刘备有勾结，但孙权听了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短短数语，便可看出孙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真谛所在。正因为孙权的用人得当，当年曹操兵发濡须口时，见孙权战船军阵严整，以鞭指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在三国时期能得到曹操如此称赞的人是并不多见的。《孙子兵法》里说道：“将能君不御”。领导就好比树根，下属就好比树干，树根就应该把吸收到的养分毫无保留地输给树干。领导者授权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预，事无巨细勤过问。只要下属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授权后，就应允许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下属职权范围内的事让人家说了算。只要不违背大原则，大可不必过问，不要随意进行牵制和干预。

第五篇：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摘要:“三农”问题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全局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较重，我国的历史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伴随着我国的农耕文明的发展逐渐在成长。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为未来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历史；缓解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的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三农”问题是一个大系统，“三农”与“非农”是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系统，具有易相发展关系的特征。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必然性

在迄今为比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上领先过上千年。古代中国文明又称农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载体就是今天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农耕文明在哲学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顺其自然，男耕女织，精耕细作。与已经衰亡的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二是崇尚勤俭。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农耕文明区域内可以做到以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劳节俭。[1]

但是，农耕文明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所以，农耕文明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历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众多。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在的眼光看，农耕文明允许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

当农耕文明延续到清朝，正重复着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时，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出现在西欧，那就是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工业文明。与以往的人类文明类型相比，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所有建立起工业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以强大的物质技术为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实践无情地证明:对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2]

鸦片战争之后100年，作为农耕文明长子的中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交错中苦苦挣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淖，举步维艰。其间，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国诞生。但是，就新中国成立本身而言，还只能从政治革命成败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人类文明类型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当时的农业经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对于这样的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我们讨论新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回归的起点:新中国诞生之时的农业(包括手工业)，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质上“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是“落后的”。这就是理解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如何从古代发展到现代。[3][4]

二、“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虽然我们建国后进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农业大国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即8亿多，因此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国人民的状况;农业的发展状况依旧关系着整个国计民生、粮食安全，直接制约着国家工业化进程;农村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决定和体现着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清朝中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很高的人地比例关系;建国后，由于采取了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今天“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同样，它也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首要问题。

其次，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不同步造成的城乡关系严重扭曲，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和待遇极不平等的问题。[5]“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程度严重滞后，除少数较发达地区外，广大农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工农)发展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贫富分化加剧。由于“三农”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都已浮上表面，许多不安定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大、最突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说，三农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二元经济模式下，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工业部门收益高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逐渐转移直至工业化形成。[6]当工业化形成一定规模后，工业又反过来从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改造和提升农业，从而形成农业现代化，最终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在我国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问题，特别是实施了城乡二元隔绝的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发展模式，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支撑工业，盘剥农民，这一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果是“三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或缓解，反而加重了，它所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延续的体制惯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因此，从工业化理论层面来讲，工业化是我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将伴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演变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三农问题”是涉及到全局的关键问题。[7]

三、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战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梳理中国农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对这两步的基本把握。

历史性成就之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并且有效地防比了其死灰复燃，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农耕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主要是从生产力方而区分的。鸦片战争后，包括清王朝统治者在内，中国的精英阶层都认识到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必须赶上去。但是，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如何赶上去，不要说清王朝统治者，就连蒋介石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他们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搞清楚。而毛泽东真正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毛泽东正是因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生产力的落后只是表象，落后的病根在于封建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弊端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地主在确定地租率方而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剥削程度十分严重，从根本上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8]

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土地变成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土地私有制在中国被彻底废除。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村实行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最伟大的成就，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历史性成就之二。农民摆脱了“皇粮国税”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取消，农民获得了充分发展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在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于20%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负担。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农民不再是一种受到超经济强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9]

历史性成就之三，农业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与非农产业的关系日趋和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了全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近几年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文盲在中国正在成为历史性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已经有根本性好转;90%左右的行政村已经通了乡村公路。

四、更好地求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是一项政策，一条措施或者一个战役就能够解决 的问题，缓解“三农”问题，需要建立“三大系统”。

(一)建立政府支持系统

1.建立政府支持体系。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是所有政府，不管是古代政府，还是现 代政府的主要职能、职责。在现在“三农”问题陷人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强化政府的支持 力度，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工具，全方位、多层次的帮助农民、支持农 业、扶持农村。一是进行长期性的轻摇薄赋、休养生息。要减少农民的负担，必须把轻摇薄 赋、休养生息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措施。二是加大农业的基础性、应用性技术 的研究，不断为农民免费或者低费提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农产品。三是加大农业基础 设施、水利设施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减轻农民、农业的非生产性费用。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防止社会震荡的减震器，也是人权得以体现的重要 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土地保障，即家庭承包责 任制;二是养儿防老，即前代养后代;三是农民自己储蓄保障，自己养自己。这三种形式都 是一种农民内在的自我保障形式，极为不稳定。也极没有保障。所以，我们要解决“三农” 问题，要从农民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辅，不至 于农业经营失败而难以生存。首先要将以土地为主的保障方式向社会为主、土地为辅的保障 方式，直到最后完全过渡到社会保障体系。其养老基金的筹集要多元化，以个人、集体和国 家为主，各筹集部分费用。个人每年必须强制缴纳；集体以集体收人的一定百分比缴纳，集体收人主要是集体土地的承包费用，这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国家要将 农民养老基金的筹集纳人预算内容，定期拨付，足额到位。其次是帮助农民建立合作性的医 疗大病保险，鼓励有承受能力的农民购买商业性的疾病保险。最后是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 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二)建立社会扶持系统

1.建立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主要指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生产资料的 供应环节，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环节之间的利益转移链条，从目前来看，主要应该是后者。这种利益共享并不是无偿的，而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通过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以增加农产品需求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增加生产环节的 收益；二是通过加工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三是通过加工的规模 外部效应和技术溢散效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效应使农业受益；四是通过农业加工环节的 适当让利来“辅农”。[10]

2.建立农业保险防损机制。农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产业，必须有一定的防损、防震 的保险机制。但是农业特殊性决定了，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但是农业保险又是缓解“三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的前提下，必须创新保险制度，重构农 村、农业保险市场。一是引进外国保险公司;二是建立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三是建 立农民合作性的保险公司。

3.培植中介风险规避网络。“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弱小的、分散的农 户无法与社会化的大市场无法对接，而产生利益损失、成本损失和风险损失。如果在农户与 社会化的大市场之间有一个连接媒介，将风险扩散到其他主体，或者由其他主体承担一些风 险，则农民的利益损失、成本损失、风险损失都将会大幅下降，这也有助于缓解“三农”问 题。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也是缓解“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要重点培 植信息服务、营销服务、技术服务、种苗服务的中介组织。

(三)建立农民自解系统

缓解“三农”问题、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依靠农民、农业以外的力量非常必要。但是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力量，还要充分发挥农民自己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积极性和创新 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依靠内力，还要将外力转换成内力。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农 民自觉的自解行为尤其重要。一是农民要加大自身人力资本的投人力度，增强自我解决“三 农”问题的能力。二是农民要积极主动的寻找更多的能够增收和发展的途径，如大力调整农 业结构、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开拓国外农产品市场，等等。[11]三是主动跳出农村、农业、融入现代城市，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中国全局性的解决处理好三农问题，前景无限光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协调发展，是全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而的必然要求。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比较好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能够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从经济上看，三个中国人创造GDP的能力至少等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一个人。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达到日本的3倍，美国的一倍半。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邓大才.解构“三农”[J].科技导报，2002,(10):3-4.[2]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J].读书 2002,(7): 3-10

[3] 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J].改革，2002,(2):30-36.[4] 邓大才 论“三农”问题的求解路径 社会科学 2003.6

[5] 冯子标.土地市场化与“三农”问题的出路[J].中国农村观察，2002,(5):71-79.[6] 吴康 “三农问题”内涵探析 太原大学学报 2007.6

[7] 温铁军 邱建生 “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与我国教育体制的适应性调整 民族教育研究 2010.1

[8] 谢强莲，蒋俊毅 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可行性研究 市场论坛 2006.3

[9] 陈晓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团.城市规划汇刊，2000,(4).[10]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1] 王毅敏，封铁英，段兴民 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预测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