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

第一篇：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

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

——从价格约谈说起

郑毅

 2012-12-27 22:57:33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 当前，价格约谈在行政实践中被越来越频繁地采用，而约谈理论研究的滞后性亦随之凸显。约谈在现代行政法中的理论定位为何？是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契约行为抑或是一类全新的行政行为？约谈的制度要素如何厘清？包括其应然的基本框架和必备要素，目前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效力机制、实施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实现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现代行政法；约谈；属性；困境；应对策略

2011年3月22日，坊间传宝洁、联合利华、纳爱斯等日化品牌欲提价10%，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即表示，洗涤用品是群众生活必需品，其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目前已经“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同时将派出调查组赴有关企业进行调查。然而到了4月，日化产品价格便全面上调。无独有偶，2011年5月6日发改委约谈的洋奶粉企业、2011年9月16日发改委对部分白酒企业进行的约谈也无一不是以相关产品的最终涨价的结局而告终。一边是行政创新的锐意尝试，一边是制度要素和实际效用的广泛质疑。究竟约谈的理论定位为何？约谈制度又应当如何正确地构建与运行？

一、揭开约谈的面纱

“约谈，顾名思义，约好就某一问题进行商谈。„„以求解决争端、平息事态。”[1]实际上，在国家市场宏观调控层面的约谈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在具体行政活动中开始了约谈的尝试，主要有食品药品安全约谈、税务约谈、消费维权约谈以及审计约谈等。

（一）约谈的内涵及其类型化

欲明晰约谈的理论内涵，可首先考察其在不同类型的具体行政活动中的内涵特征。如食品安全约谈是指质监部门对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未按时完成年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或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发生变更时，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以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或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企业，抽检不合格企业，新建食品生产企业、企业法人、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更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由质监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2]税务约谈是指税务稽查部门在开展税收检查工作中，收集纳税人的资料进行案头分析，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邀请纳税人到税务机关了解其纳税情况，责成其核实纳税事宜，要求其解释和说明税务机关提出的涉税问题，并对涉税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同时对纳税人今后的经营情况进行税收宣传和辅导教育的行政管理活动。[3]消费维权约谈则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与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进行直接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办法，督促经营者及时解决有关消费纠纷，指导经营者建立和完善消费维权自律体系，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提升消费维权在行政监管和行政指导工作实践中的运行能力，提升全社会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整体效应。[4]审计约谈的内涵目前虽无明确表述，但是从性质和权力实施模式而言，颇类似于税务约谈。[5]

其实，在目前约谈的理论和实践中，依据约谈对象的不同主要存在两种类型，即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前者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通过约谈的方式给予警示、告诫、告知或指导，属内部行政行为，是传统的行政命令的替代选择或前置的新形式，如2011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就严重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约谈了11个市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者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通过与行政相对人或有关社会组织（如具有一定配合性权力的自治团体、行业协会等）的谈话进行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以及研究指导等，属一般意义上的外部行政行为，发改委以干预市场价格为目的的约谈即是外部约谈的典型代表。

内部约谈同外部约谈的关系描述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第一，内部约谈的实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选择性或前置性措施，虽然象征着行政权内部运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但是其本身并不具有实施上的绝对独立价值。易言之，内部约谈仅是一种选择性制度，采用与否的决定、约谈的后续措施的选择以及既定行政目的的实现，都仍需以传统的韦伯式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第二，内部约谈针对不同层级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调谐，而非针对行政权与相对人权这一现代法治发展所关注的核心范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内部约谈而言，外部约谈的依据、程序、适用范畴、对相对人权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异化的评估与监督等无疑才是我们更应当聚焦的核心问题。如何让科学制度的构建适应行政治理方式创新的不断需求？如何防止在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社会行政外衣的掩盖下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传统行政权力的滥用？如何引导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形成发展以及对应治理模式的科学确立？等等。第三，应当在充分认知内部约谈重要性的同时，充分结合当前的客观情况，理性对待研究重点的选择问题。因此，应然状态来说，约谈的内涵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的内在统一。而以价格约谈为代表的外部约谈则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二）约谈的目的与功能

依据种类不同，约谈的目的和功能也不尽相同。内部约谈的功能主要体现为警示、告诫、告知或指导。由于约谈人和被约谈人具有行政上的隶属、管辖或监督关系，因此内部约谈的功效发挥更为直接，也更为强势。而作为本文侧重研究的外部约谈，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有四。

第一，调查了解。这是指向被约谈人的行为以及将要做出的行为的原因、背景、具体情况等进行调查和了解，属初步试探环节，并以此为基础作为约谈人立场的确定、指导的方式乃至相关行政行为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基础。

第二，申明立场。这是指约谈人以相关领域行政主管机关的名义向被约谈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包括对被约谈人的作为或将要实施的作为给予评价、对可能诱发的后果进行暗示甚至对后续规制行为的作出提出预告等。

第三，给予指导。这是指约谈人在听取了被约谈人对相关事项的介绍之后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解决方案（主要是指不同于被约谈人预设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导性意见，以帮助被约谈对象在外部负面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实现问题的解决。

第四，提出警示。这是指在申明立场和提供指导之后，被约谈对象依然明确表示或有足够的依据证明其将继续依照既定的方案作为，且这种作为必将对相关秩序造成消极形象的情况下，约谈人对被约谈人发布将动用传统公权力手段进行直接干预的警示，实际上可视为对被约谈人隐性的“最后通牒”。

至于上述四种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相对独立又彼此补充——调查了解是前提，申明立场是基础，给予指导是关键，提出警示是补充。

二、约谈的理论定位

（一）学界既有观点述评

利用现代行政法原理对约谈现象进行分析的前提，是明确其在行政法学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目前的观点可分为“独立的行政行为”和“非独立的行政行为”两种判断。前者是指将约谈理解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行政行为之一类，但在具体定位上亦有争议，有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指导行为，还有学者认为不属于任何一类既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后者是指约谈不具有独立价值，而仅仅是某种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程序之一步，如有学者认为其属行政协议的前置，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行政调查之基础，还有学者将其解读为政府信息行政权的必经阶段。[6]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对学界的争论进行简评。

第一，约谈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价值。否定约谈具有独立价值的学者的共同点在于以“将约谈和调查了解相等同”为逻辑前提，这实际上是不妥当的。首先，调查了解虽然是约谈必不可少的功能体现之一，但却既非唯一功能，又非核心功能。调查了解本身在约谈中的作用基本在于约谈人立场的确定以及给予指导或警示的途径和方式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工具主义价值。其次，“约见与谈”仅仅是获得相关信息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尚有发函询问、书面汇报、侧面了解等诸多方式，将约谈在功能上与信息获取途径完全等同，逻辑上是不周延的。最后，绝大多数既有的行政行为本身就暗含“调查了解”的意蕴。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试问哪一种行政行为的作出不是以调查了解并获取相关情况以为判断为前提？将这些行政行为中的调查了解环节一一析出再并称为“约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看不出切实的价值导向。综上，将约谈作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是较为适宜的。

第二，约谈属于或近似于何种行政行为？首先，约谈是行政事实行为吗？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形象或改变实时状态为目的实施的行为。[7]从行政主体实施、以行政职权为基础、不具备法律拘束力以及行政性、侵益性和多样性等方面看来，约谈的确具备行政事实行为的典型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本身并非单独一种行为，而是由一类概念所组成的概念集；另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和许多行政行为之间并无明确的界分，具有将其他行政行为归入自身项下的可能。[8]因此，将约谈笼统地归为行政事实行为，实际上对于引入行政法理论以对其进行针对性分析并无太多实质意义。其次，约谈超出既有行政行为类型之外了吗？一方面，得出肯定回答的前提是约谈在各方面特征上均与既有的行政行为类型存在本质不同，然而约谈行政法属性的厘清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其在特征上“特立独行”，而是由于其同行政合同、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诸多既有行政行为类型存在极大相似性；另一方面，提出一项新的行政行为种类必然面临证成缓解和理论体系的复杂化，因此须进行适当的“效益分析”——提出新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行政法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是否必然大于其所面临的的证成难题和体系复杂化背后所隐含的成本？目前看来很难做出肯定回答。因此，不宜贸然将约谈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行为加以对待。最后，约谈是行政指导行为吗？从前述的功能和现实特征来看，约谈的确非常近似于行政指导，然而“提出警示”等功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行政指导的“利益诱导”特征。[9]因此直接将约谈界定为行政指导行为亦是不精确的。

综上，鉴于约谈近似又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指导的特征，将其界定为“类行政指导”较为准确。

（二）类行政指导：约谈的阶段性理论归宿

行政指导滥觞于二战后的日本，曾在日本战后的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约谈主要在如下方面体现出类行政指导（quasi-administrative guidance）属性。[10]

首先，当代行政治理模式的转变成为约谈和行政指导的共同背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行政法制度的发展动力从行政权内源性的发展变革转化为行政权与相对人的权利的动态平衡的实现。当代行政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单靠行政权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已经独木难支，更多的行政法关系在“提供——接受”、“协商——合作”、“诱导——选择”中游移、选择并实现。[11]行政指导正是在这种行政治理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约谈也同这一背景体现出了相当的契合性。具体模式有三。第一，约谈机关提供建议、信息而约谈对象予以选择性接受。第二，一方面约谈机关就管理事项与约谈对象进行协商以期达成合作，并协调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权责分配及彼此配合，另一方面约谈对象向行政机关反馈建议意见或诉求，对行政优化的实现发挥辅助作用。第三，约谈机关在约谈的过程中通过法律、政策的解析、利益诱导乃至警示等方式对约谈对象的行为产生能动、积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须依据约谈对象的自由意志而实际产生。

其次，作为新兴的行政行为方式，约谈和行政指导都体现出强烈的非强制性色彩。所谓非强制性，内含主要有二。第一，这类行政行为的实现机制并非如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般依靠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效力内容要素，而是基于相对主体完全根据自由意志选择接受与否的权利。第二，这类行政行为的实现机制中，行政主体不再占据唯一的主动地位，而是要通过同相对主体的协商一致共同促使既定行政目的的实现，其全新的二元模式特征与传统行政行为的一元模式具有本质区别。正如发改委就对开篇时言及的外界质疑回应称：“约谈企业是为了引导企业正确行使定价自主权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亦认为“约谈确实只是一种沟通方式，并不能认定为行政干预，也不具有强制性”。[12]

再次，约谈在功能上与行政指导相近似。第一，相对缓和的行政机关意志表达方式。传统上，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主体传达其意思表示的时候，往往采用直接命令、下达通知、发布公告等刻板的形式，一方面相对主体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能同行政机关实现即时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这种严肃的形式背后往往意味着公定力的产生和执行力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压制行政色彩。而行政指导的出现在特定范围内解决了上述问题，即相对主体被视为行政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较好的对等地位及较大的自主性，行政主体的意志传达也变成交互式的、二元化的沟通与交流。在此基础上，约谈则更好地贯彻了相对意义上的平等协商理念，从形式上缓和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张力。[13]第二，行政参与和行政合作的重要制度平台。时代的发展呼唤参与式行政、合作式行政的运用。尤其是当代政府在将大量具体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化主体之后，传统的单向行政行为发生模式的刚性已经不足以承担这一全新的治理变革，于是调谐与这类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平台的构建就成为迫切的需求。包括约谈在内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全新的行政权实施方式就充当了这样的制度平台。第三，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铺垫。发改委即表示：“约谈是提前介入和引导，希望企业更好行使定价权，避免违规后再受处罚，这样也浪费行政成本。„„希望提前介入能将影响减到最小。”[14]实践表明，虽然很多行政领域具有采取上述新行政行为方式的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强制力等特征的局限性，为了在确保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和行政行为方式创新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当行政指导、约谈的方式不足以实现既定行政目的时，就有必要向传统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方式回归，行政指导和约谈就成为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铺垫。由于包含了通过非强制性这一低成本、人性化的方式达致行政目标的可能性，因此这类前置性铺垫是非常必要的。

复次，恰如典型的行政指导一样，约谈也时刻面临异化的风险，是故在程序上同样需要适时的评估、监督、检查和备案以为保障。[15]约谈的异化主要存在于如下情形。第一，主体违法，主要包括约谈的行政主体不适格或被约谈的相对主体不适格两种。主体的瑕疵会使得约谈本身丧失合法性基础，从而发生异化并归于无效。第二，程序违法，这是指约谈的程序违背了相关的程序规定、原则乃至法治精神。对于程序违法和程序瑕疵需要区别对待，即出于稳定性的考虑，经补正能够继续的程序瑕疵可不视为异化，但程序违法则必须归为异化的范畴。程序瑕疵的异化可导致约谈的失效，并须追究相关的责任。但需要法律对于“重大”的情形作出相对明确的规范。第三，内容违法，这是指约谈的事项违反法律规定、借约谈的名义达成违法协议、名为约谈实为强制等。除了导致约谈的无效，还需追究行政主体甚至相对主体的责任。第四，后续事项的违法。主要是指约谈对象接受约谈事项后，约谈机关拒绝给予相关的帮助、指导及拒绝履行约谈过程中达成的协议，或者约谈对象违反信赖保护而拒绝实现约谈事项，又或者在约谈对象拒绝约谈事项后，约谈机关滥用行政职权对其施加隐性的不利后果以为“报复”等。

最后，将约谈制度作类行政指导定位的直接法效益在于，关于行政指导的既有法律规范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于约谈实践，甚至成为规范约谈现象的重要依据。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8条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当事人有权陈述意见。第一，对于是否接受约谈的事项，约谈对象无疑具有排除一切干预的自主选择权，这也是约谈存在的核心价值。鉴于长期的行政权威传统以及约谈本身具有的异化可能，约谈对象可能因顾虑今后来自约谈机关的潜在不利因素而违心接受约谈邀请乃至约谈的内容，更遑论在约谈的过程中但方面终止约谈，因此必须强制要求约谈机关在约谈邀请之初就明确告知约谈对象享有法律保护的自主选择权。第二，约谈对象有权对约谈事项发表看法、陈述意见，除了明确告知约谈对象对此权利的享有之外，约谈机关还应当尽完整记录、充分听取和认真考量之义务。可见，行政指导规范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规范化水平较低的约谈提供必要的规范性支撑。

三、目前约谈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一）约谈的困境

首先，约谈何时启动？约谈的作用是为了促成某项行政目标的达成或使得相关事项沿着行政主体的预期态势发展，其在作用上同传统的行政行为别无二致，这就存在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更为深远的考虑则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价格约谈实际上是作为政府根据自己意志对市场施加主动干预的形式，这就牵涉到一个被长期争论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何在？如何才能既确保市场按照商品交易规则自由发展，又确保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

其次，约谈的效力如何发生？在发改委约谈特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后，坊间最大的质疑集中在约谈的效力发生机制上。如有学者指出，“约谈”不是良方，管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系无奈之举。[16]有学者更是将约谈讽为政府“撒娇的小粉拳”。[17]上述质疑实际上涵括了对约谈效力两个维度的担忧。其一，约谈效力的原生问题，即约谈不具有强制力，约谈对象对于是否接受约谈的相关事项具有自主选择权，那又如何确保约谈内容的顺利实现？其二，约谈效力的次生问题，即约谈既然不具有强制力，那么为了实现约谈的事项，行政主体是否会滥用行政权以将隐性的不利后果施加于不接受约谈的相对人？如经济学家许小年就认为，约谈行为本身是不合理的，虽然声称是一种沟通方式，但企业怕“穿小鞋”，约谈后没有企业敢不尊重发改委的意见。[18]

再次，约谈如何实施？这主要是指约谈的实施程序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事前程序主要包括约谈事项的确定、报批、通知、邀请约谈对象、约谈时间地点等事项的确定等；事中程序主要包括约谈的记录、约谈对象权利（终止选择权、发表意见权等）的行使与回应、约谈对象违法行为的处理、相关事项的保密等；事后程序主要包括回访、备案、评估、监督、在约谈对象采纳约谈内容后应给予进一步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在约谈失败后启动传统行政行为程序以实现行政目的等。

最后，异化的约谈应如何应对？前文已经指出，约谈有四种主要的异化形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约谈对象的合法权利？如何纠正和补足？如何追究责任？如何通过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避免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

（二）应对策略

首先，约谈的启动条件。第一，市场如何干预——怀柔还是强硬？一个前提是，我国对于经济的运行从来都是遵循市场规则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态度。其原则在于：市场规则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否则就必须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将其所偏离的轨道加以修正。[19]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治理理念的更新，干预的态度也出现了怀柔和强硬的划分——虽然怀柔是优先的考量，但不能完全依赖，即在怀柔无效的情况下转而施加强有力的直接干预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如本文开篇的例子那样，对约谈“频繁使用、反复使用、长期使用”却最终落得“基本无用”的结局。第二，方式如何选择——通过约谈还是传统行政行为来实现目的？其实两者在实践上的耦合上更多地体现为前者作为后者的前置性铺垫。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实施行政干预的时候，应当优先考量实施约谈的可能性，其后才是通过行政权强制的方式达到既定行政目标。当然这种“优先”并非绝对，如下情况就应跳过约谈的前置性适用。其一，实际情况完全窒息了约谈发生效用的可能；其二，进行过多次约谈但并未产生良好效果，需要多管齐下的“组合拳”方能实现既定行政目标；其三，实施约谈前置将导致行政成本显著增加，既定行政收益显著下降；其四，其他不适宜约谈前置的情况。第三，判定基准如何划定——法定分级抑或实际影响？前述的“完全”、“良好”、“显著”等限制性表述如要进一步量化方能发挥切实的评价效用，这就涉及到基准划定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可能的进路有二。一是在法律规范中将可能的情况划分级别，如《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就将食品安全事故分成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IV级）四级。[20]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规范性较强，不足在于具体结合实际情况如何“定级”还另需要一套细化的标准作为支撑。二是根据实际的宏观监测数据及其影响因子进行判断，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化产品提价对于整个CPI变动的影响因子分析。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准确，不足在于相关数据的获得和分析工程庞大，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均较高。至于具体如何选择、还有无更好的模式选择等问题，都尚需进一步探讨。

其次，约谈的效力机制。第一，建立适宜的约谈效力理念。其一，强制性行政绝非万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极大发展、市民社会不断发育、控权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误用、滥用强制性行政方式可能反而会由于相对人抵抗权、司法审查权等的行使而付出更多的行政效率成本。因此“强制中心主义”在当下的式微趋势恰恰反映了对非强制性手段辅助、配合功能的呼唤与需求。其二，不能由于约谈不具有强制性就一概否认其效力发生的可能。强制力和实现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强制力属实现力的一种，但绝不是全部，因此缺乏强制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实现力。其三，约谈仅仅是一种特定情形下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性程序，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尽量放大通过非强制手段达致行政目的的可能性，减少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主体的矛盾张力，最终实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依靠强制性实现的行政行为模式。因此，一方面要明确约谈以及约谈失败后启动传统行政行为程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行政目的的实现全部寄托于约谈之上。第二，约谈效力的实现机制。主要有四。其一，约谈机关在相关领域的传统权威。根据合法性原则，约谈机关一般对约谈涉及的相关领域享有全面的管理职权，因此也就在该领域中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权威。及时其采用约谈这种相对缓和的方式以实现行政目的，但约谈对象——不论是管理相对人（如企业）还是社会组织、行业协会——都不可能完全无视约谈机关背后隐藏的行政权威而轻易选择拒绝接受约谈事项。其二，广泛、复杂联系的社会关系结构。不论是普鲁东（Pierre J.Proudhon）平等互惠、联合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关于社会分工和团结的社会学都证明，[21]在现代社会广泛、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下，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无法完全摒弃其所置身的关系场而决定其行为。[22]其三，向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转化的可能性。约谈的前置性决定，倘若约谈效果不佳，则必然会随之启动传统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来促成既定行政目标的实现。既然行政目的的必须实现，则是主动接受约谈事项还是在拒绝约谈后迫于强制力再予履行，对于约谈对象而言就形成了微妙的机会成本选择问题。其四，潜在利益诱导的存在。将约谈置于行政指导的大背景下而言，由于约谈机关和约谈对象往往在信息掌握、资源持有、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对称性，因此接受约谈事项就可能对约谈对象构成潜在的利益诱导，如获得信息、达成有利于己的协议、得到约谈机关的后续指导和帮助等。由前可见，约谈的效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界广泛关注的软法的效力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3]

再次，约谈的实施机制。这主要是指实施约谈的程序问题。第一，约谈的宏观程序制度。这主要是指关系约谈程序的启动、实施、运行等宏观事项的程序制度，如约谈的原则、约谈的方式及其选用标准、约谈的适用条件及约谈的内容等。这是整个约谈程序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后续程序制度存在和适用的依据。第二，约谈主体的规制制度。这是约谈程序制度的主体部分，包括主体的资格、约谈程序的启动、约谈过程中和发行与合理性等。由于约谈机关在约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对约谈主体加以规制，很大程度上就是确保约谈顺利、合法地进行以及约谈对象有关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且常以义务的形式与约谈对象的权利相对应。第三，约谈对象的权利保障制度。约谈对象的权利主要有发表意见权和选择权两种。所谓发表意见，是指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下，约谈对象有权在约谈前（如收到邀请并被通知约谈的事项时）和约谈进行的过程中针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行政机关则相应履行倾听、记录、考虑和回应的义务。所谓选择权，主要有三。其一，选择接受邀请权。约谈对象接到约谈邀请或通知时，倘有合法适当的理由，有权选择是否出席约谈。但为了确保约谈的顺利开展，该选择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二，选择终止约谈权。约谈对象在约谈的过程中，可基于约谈相关违法、自身相关权利被侵犯权利以及人为约谈继续进行已无必要而选择终止约谈，约谈机关不得横加阻拦。这是约谈的非强制性及平等协商性特征所决定的。其三，选择接受约谈事项权。约谈对象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约谈的事项，约谈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施以直接、间接强制或不当影响。第四，对约谈对象的规制制度。这主要约谈对象在约谈过程中不得实施违法行为（如套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乃至约谈机关私下达成违法协议等），否则将被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最后，约谈的保障机制。约谈的监督保障机制是指在约谈之后对于约谈效用的实现进行促进与保障的制度，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约谈事项的实现。对于约谈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形而言，约谈机关和约谈对象都应当遵守信赖保护原则，即应承认、信守约谈的协议并积极履行。此外，约谈机关还应当积极履行对约谈对象的指导和帮助义务，以促进约谈目的的真正实现。对于约谈破裂的情形而言，应当将约谈情况和结果及时总结、上报，并尽快决定是否转而采用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方式实现预定的行政目的。第二，约谈事项的回访、备案与评估。其一，回访是对约谈的实际效果及履行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的重要手段。其二，约谈的备案则包括约谈过程、效果以及回访两个方面的情况，这是实施约谈评估的基础素材。其三，约谈的评估是指以约谈的备案记录为主要依据，结合约谈事项的实际履性情况，对约谈制度进行汲取经验、总结教训的再加工，是约谈制度不断发展的重要依据。第三，约谈的监督与检查。其一，就监督而言，应当贯彻“内部与外部结合、纵向与横向结合”的思路，出上级主管机关外，充分调动人大、行政监察、司法审查等公权力监督模式，以及群众、舆论等社会监督模式，最大限度防止约谈异化的可能。其二，就检查而言，上级主管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约谈前的报批、约谈后的备案、评估及监督职能，对下级约谈机关的约谈行为从动议、组织、进行到实施进行全程的跟踪检查，以促进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治理方式时刻得以在法制的框架中运行、发展和完善。

注释:

[1] 王贵松：“食品安全约谈制度的问题与出路”，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第84页。

[2] 张志国：“亮好‘黄牌’——河北省邯郸市质监局实行约谈制监管食品质量安全”，载《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0年第4期，第44页。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国食药监食[2010]485号），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率先在国家层面建立起约谈制度。

[3] 袁遐：“税务约谈，谈之以礼”，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页。此外，2010年9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质疑约谈工作指引》还在第2条对“税务质疑约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是指税务机关对外籍人员(以下统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报或扣缴个人所得税情况进行评估分析过程中，发现纳税申报异常，向纳税人发出质疑函询或约请纳税人面谈解释，并责成纳税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和开展自查自纠的税务调查方式”。

[4]《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费维权约谈制度（试行）》第3条。

[5] 参见颜权：“‘审计约谈’的思考与实践”，载《审计月刊》2010年第10期，第31页。

[6] 上述观点的获得源于笔者在出席各研讨会以及其他非正式场合与不同学者进行的沟通和交流，由于目前学界对于约谈问题正式的、针对性的研究十分有限，故尚难以提供正式发表的成果作为依据。

[7]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8] 如有学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可分为补充性、即时性、建议性和服务性四类，而行政指导则属于典型的建议性行政行为。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9] 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0] 确切说来——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3条的划分——约谈更多地体现为近似于口头行政指导的属性。当然，为了监督、备案、评估的需要，约谈的记录留存等书面文件在形式上并不因此被必然排斥。

[11] 郑毅：“新宪政视角下的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困境、诠释和制度构建”，载《朝阳法律评论》（第三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12] 参见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3] 如有学者就认为：“（税务约谈）在良好的互动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税收和纳税人的权益，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与以往暴风骤雨式的突击检查相比，税务约谈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交流为基础，强调征纳之间平等的地位，倡导通过平等沟通和协商来缓和纳税人对税务稽查的抵触情绪，从而逐步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参见袁遐：“税务约谈，谈之以礼”，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页。

[14] 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5] 郑毅：“行政指导若干问题探析”，载《行政论坛》2010年第5期，第60页。

[16] 子牧：《“约谈”、“倡议”靠得住吗》，载2011年4月20日《金融时报》第02版。

[17] 浏星：《“行政约谈”别像撒娇的小粉拳》，载2011年01月28日《中国青年报》第02版。

[18] 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9] 《行政许可法》第12条和第13条是典型例证。

[20] 当然《通知》分级的目的是作为约谈机关级别的确定标准，而非用于是否启动约谈的评价。

[21] 季卫东：《关系契约论的启示》，[美]Lan R.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2] 具体说来，就是波斯纳所谓的“社会认可（approval）、讥讽（ridicule）、驱逐（ostracism）、信誉（reputation）等执行，基于既定社会规则产生的心理压力”。See: Rechard Posner.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2), p365-369.[23] 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37页。

作者简介：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族法学。

第二篇：浅谈现代公共关系视野下企业形象的塑造及其维护

浅谈现代公共关系视野下企业形象的塑造及其维护

学号：2010130233班级：管20101级2班姓名：黄右强【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发展和完善，而其在企业实践和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升华。企业形象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之

一。本文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形象塑造与公共关系的关系,指出了企业形象的基本指标和内容，明确了企业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和要求,提出了企业形象塑造公共关策略,运用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为现代企业形象塑造服务。讲求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实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目标逐渐被企业界高度重视。

【关键字】:企业形象；公共关系；塑造；策略；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企业不断的和世界接轨。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至今，我国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塑造企业形象以迎接激烈的的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谋的生存和发展，是现如今每个企业都面临的重大课题。市场上商品日益丰富，竞争对手不断涌现。高质量的产品，高知名度以及良好企业形象是一个企业立足于商界的不二法宝。

一、企业形象的定义

著名的新韦伯斯特大词典在给形象下定义时采用了“综合”两个字，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给企业形象下这样的定义：某个企业包括其方针、政策、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基本情况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的综合。可以说，企业形象是企业个性和信誉在人们心中的反映，体现了社会对企业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二、企业形象的内容

企业形象它主要包含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管理、企业特色、企业声誉以及企业的公共关系等等，具体反映出企业环境形象、企业商业形象，以及企业的人员形象和服务形象等试方面。一般而言，企业形象是企业总体素质的表现，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也可说是企业的无价之宝。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个的描述：

1．产品形象，通过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所展现出来的企业形象在整个过程中其基础作用。包括核心形象、有形形象、附加形象（附加利益和附加服务）。海尔集团就是以高质量、优质服务为企业生命线的前提下成为了家喻户晓、值得信赖的集团企业。

经营形象，通过经营管理活动所体现的形象。包括经营作风、经营效率、技术开发、人事制度、职工福利等。

2．员工形象，通过企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所展现的形象。包括企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职业道德的高低、个人技术水平的高低、文化修养程度以及员工的仪

容仪表等。

3．领导形象，通过企业决策层和领导层的能力、智力、判断力、创新力体

现的形象。包括工作态度、合作交往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

4．环境和文化形象。通过企业文化和企业环境体现。包括办公环境的适宜

度、员工间合作度、内部公开度、企业文化浓郁度等。

5．标识形象，通过企业的外在可视事物体现，包括企业名称、商标、徽章、企业内部办公摆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企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企业

形象有七个方面的作用:可以使企业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和支持,有助于企业产

品占领市场,可以增强企业的筹资能力,有利于企业广招人才,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助于打造名牌产品,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强调指出企业

形象是企业实力、地区实力甚至国家实力的象征,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推行企业形

象战略，推动企业健康和谐发展。那么如何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呢？

企业形象如同个人形象一样，是企业对外部的一个整体映像，在当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下，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中，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呈现出“趋同化”的趋势。企业技术、管理、经济实力水平差异越来越小；同类产品间的实质水平

难分上下。那么这时，品牌形象，产品文化就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企业的个性化形象及蕴涵在产品和服务中的企业特有文化因素成为竞争中制

胜的关键。正确认识和开展公共关系活动，塑造企业个性形象，则是这个关键中的核心部分。正因为如此，公共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

一、塑造与传播企业形象

这是企业公共关系的出发点。就如上所述谁拥有良好的形象，谁就拥有市场。

塑造企业形象是公共关系活动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塑造和传播企业形象就成了公

共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企业可以通过个性张扬、优势表现、公众吸引、对

象分类等定位法设计有个性、易识别的新颖企业形象，达到给公众留下明确、清

晰而深刻的印象效果。例如，原均瑶牛奶董事长王均瑶以过人的胆识成为中国包

飞机第一人，实现了“胆大包天”，他以其个性张扬漂亮的为其企业均瑶牛奶提

高了知名度。在众多现代公关手段中，聘请名人代言是其中一个典型方法，用“名

人效应”来为企业增光添彩，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1999年初，报喜鸟集团聘请

香港著名影星任达华出任“报喜鸟”形象大使，使其品牌形象飞速提升，造就一

段佳话。还有通过文化公关，走文化创立品牌的模式，打出独特的广告语，让其

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形象深入消费者的心。如：特步“飞一般的感觉”、李宁“一

切皆有可能”等等。运用丰富的公关手段，来创造企业的形象。

二、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名誉度

这是企业公共关系的重要目标。信誉是企业公关的基础，认知度和美誉度则

以企业的公众信誉为依托。树立企业良好信誉最根本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产品

服务，树立正确的产品质量观念，注重产品与服务的推陈出新。初中时就听老

师说过“三把火烧出了温州皮鞋”的故事，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皮鞋是整个温州

鞋界的耻辱，但也使他们觉醒，认识到质量的重要性，之后温州皮鞋进行了从假

冒品牌质量低劣到创建品牌，质量有保证的重大转变。另一个案例，在1985年

现在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带领职工砸了76台不合格冰箱。自此中国企

业开始自觉重视质量标准。当时的海尔仍称青岛冰箱总厂，企业一直处于经营亏

损阶段。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共有76台电冰箱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张瑞敏摒弃

低价转卖等方法，当场宣布砸掉冰箱，并亲手下了第一锤。张瑞敏通过这种极端

行为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在提高企业认知度与美誉度上打了漂亮的一仗。

三、营造协调的内部发展环境和外部公共关系

首先，营造融洽的内部公共关系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企业需要充分认识

员工的重要性，与内部员工的情感沟通是构建良好企业外部公关的条件和基础。

就像尊重顾客一样尊重员工，具体体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了解

员工的追求并尽力为员工的积极追求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某企业创设“主人谈心接待日”创建平等和谐的沟通，使企业形成了“政通人和”的良好氛围和团结奋进谋发展的生动局面，大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对外也显示

出爱才爱员工的形象，从而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加盟，保证企业的持续发

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员工们开设游戏室、电脑室、棋牌室、多功能厅等，为员工创建休闲活动的场所。再者，发展广结良缘的外部公共关系，与公众产

生情感共鸣则是深化企业的形象。主动与政府沟通合作，建立良好的政府公共关

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积极回报社会，赢得公众信

赖，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增强企业的亲和力。广交朋友，坦诚以待，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扩大企业的影响力。举办公益慈善活动，为地震灾区捐款捐物等等，都是为回报社会，发展自我。

四、妥善处理危机事件

危机蕴含着“危险”与“机遇”，面对公关危机，有的企业积极应对体现出

大家风范，有的则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而企业对危机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后

续发展，形象的稳定。危机公关在企业形象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著名顶

顶的“三鹿奶粉”就是危机处理不当，导致企业形象破灭，公众信任不足，最终

难逃破产命运。面对投诉，美国提运公司副总经理玛丽安娜·拉斯马森曾提出

过一个著名公式，即：处理好消费者的投诉=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增加消费者

认牌购买的倾向+更高的利润。道理显而易见，如果企业能处理好因自身行为不

当所导致的消费者投诉的话，消费者不仅不会远离企业，相反地，他们会认为这

是一家值得信赖的企业，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并极大的刺激消费者的“二

次购买” 无数的案例告诉我们企业公关危机不容避免，企业应该在日常管理过

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危机管理培训和模拟演习，做好危机处理的各项预案准备，以免危机到来时措手不及，在危机发生后，企业要积极与公众沟通，争取主动性。

勇于承担责任，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公众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随时跟踪舆论导向，掌握外界对企业的看法，指定新闻发言人，保证信息统一性与流畅性，尽量将危

机扼杀在襁褓之中。不能因一时疏忽，将多年塑造的企业形象毁于一旦。

【参考文献】

1．《公共关系学》（第四版）居延安

2．《十大危机公关案例》 百度文库2004-4-1

3．《公共关系与企业形象建设》 中知网

4．《论全方位塑造中国企业形象》 中知网陈冰

第三篇：《现代行政法原理》习题集

《现代行政法原理》习题集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行政法学研究的理论起点 1.什么是行政？行政有哪些特点？ 2.行政权的含义及其特征 第二章 行政法现象及其特征 1.什么是行政法？ 2.行政法有哪些特点？

3.行政法规范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哪些特点？ 第三章 行政法基本原则

1.如何理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宪政基础？ 2.如何理解依法行政原则？ 3.如何理解以法行政原则？ 4.如何理解参与行政原则？ 5.如何理解适当行政原则？ 第四章 行政法关系

1.简述行政法关系的涵义及其特征。第五章 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1.如何理解行政法坐标平衡理论？ 第二篇 行政法主体 第六章 行政法主体概述 1.什么是行政法主体？

2.如何理解行政法主体与行政法关系主体的区别？ 3.如何理解公法人与私法人？ [讨论案例]

1、【案例简介】：

原告：某县中医院。被告：某县邮电局。

1997年8月15日，原告某县中医院被省卫生厅确认为二级甲等医院，具备了设置“120”急救专用电话的条件。1997年12月8日，某县卫生局确定原告某县中医院设置“120”急救电话，成立急救中心。同日，原告向被告某县邮电局提交了关于开通“120”急救专线电话的报告，该报告有县长和主管副县长的批示。12月13日，被告为原告安装了“120”专线电话，并收取了安装费用。1998年7月25日，市卫生局批准了原告安装“120”急救电话的报告。7月27日，原告再次书面请求被告开通安装的“120”专线电话，但被告以原告不符合安装“120”专线电话的条件为由拒绝为原告开通“120”专线电话。原告遂以县邮电局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履行开通“120”急救电话的职责，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8万元。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授权理论和行政主体地位的有关法律问题。

2、【案例简介】：

原告：张某等33户。被告：A县邮电局。

山东省A县某村经济发展较快，急需安装电话，但是A县通信条件较差，暂时无力安装。该村村民于是与相邻的河北省B县联系安装事宜，B县邮电局在征得A县邮电局同意之后，为该村部分村民安装了电话。1994年，A县通信条件改善之后，便开始与B县邮电局协商接管跨省电话用户问题，并于1995年9月27日签定了《移交有关电话设施及电话用户协议书》，该协议中规定：B县邮电局在A县境内已安装的电信设施及各用户电话全部移交给A县邮电局；定于1995年10月6日、13日上午移交该村的电话设施。签定协议之后，A县邮电局和B县邮电局联合向该村发出通知，多数用户按照协议办理了手续，但有部分用户没有办理。1995年10月6日，A县邮电局按照协议开始对跨省电话实施割接工作，部分用户拒绝接受新的电话号码。事后，张某等33户电话用户以A县邮电局割接前没有征求用户意见就强行割接，割接后电话不通畅影响对外联系，造成经济损失且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行政机关的两种身份，即民事主体身份和行政主体身份

第七章 行政主体——国家行政机关 1.简述国家行政机关的概念及其特征。2.简述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3.简述我国行政机关的体系。[讨论案例] 【案例简介】：

原告：何某。被告：某区公安分局。

1997年3月25日下午1时许，原告何某在某区百灵商场被黄建兴殴打，致头部轻微外伤。为此，原告自案发之日起至1998年5月一直要求某区公安机关对黄建兴的上述违法行为作出处理。某区公安分局所属的华坪路派出所也曾于1998年7月28日和8月3日两次组织原告和黄建兴就经济损失问题进行调解，因调解未成，遂告知双方到法院解决。1998年8月28日，何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被告于1998年9月25日对黄建兴作出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决定。在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告对黄建兴作出的处罚决定未确定黄建兴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违法事实，故请求法院对被告已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的问题。

第八章 行政主体——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1.个人可否得到行政授权？

2.怎样理解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九章 行政职务关系及国家公务员 1.什么是公务员？

2.公务员有哪几种任用方式？ 3.怎样考核公务员？

4.对公务员的奖励有哪些种类？ 5.公务员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6.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特别劳动关系主要包括哪三项制度？ 第十章 行政委托关系

1.简述行政机关委托组织的法律地位。第十一章 相对主体——相对人 1.什么是行政相对人？

2.行政相对人有哪些基本特征？ 3.简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三篇 行政法行为 第十二章 行政行为概述 1.简述行政行为的含义及特征。

2.如何区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3.如何区分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 4.简述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讨论案例] 【案例简介】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康丽。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永城市民政局。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局局长。康丽与孟凡华1986年4月9日在夏邑县登记结婚，1997年孟凡华到广东省深圳市工作，并将户口迁到深圳市，在深圳市孟凡华又与她人结婚，后康丽起诉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孟凡华离婚，案件审理中孟凡华向法院提供一份由永城市民政部门办理的康丽和孟凡华的离婚证书（编号为9906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553号民事裁定，认定康丽与孟凡华于1999年1月25日领取了离婚证，康丽无充分证据证明与孟凡华的婚姻关系尚属存续期间，进而驳回康丽的起诉。但康丽对此离婚证件是如何办理的毫不知情。永城市民政局颁发离婚证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康丽遂向永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永城市民政局颁发康丽与孟凡华离婚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依法予以撤销。【问题提出】: 生效裁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是否有拘束力？

第十三章 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创制行为 1.什么是抽象行政行为？

2.简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

3.如何理解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与司法审查问题？ [讨论案例] 【案例简介】

2004年3月12日，某镇政府发布《通告》。其内容如下：为了整治我镇面貌，营造我镇小城镇良好形象，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经镇人大会议通过，决定将旧农贸市场迁移至新集贸市场，现将迁移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之日起二十天内（即200 4年4月1日起），凡旧农贸市场内的所有摊位、摊点（包括肉类摊、“三鸟”摊、菜类摊、水果摊、其它临时摊点等）一律迁移到新集贸市场内经营。

二、在规定的时间内，旧农贸市场内的摊主迁移到新集贸市场一律给予优先安排。

三、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新集贸市场申请摊位经营的一律给予优惠，免收一个月摊位费。

四、新集贸市场的摊位费和摊位费的交付方式基本按照旧农贸市场的标准和方式执行或面议。

五、如有旧农贸市场的摊主已预交四月份以后（含四月份）的摊位费，迁入新集贸市场继续经营的，新集贸市场顺延免收摊位费；不再经营的由新集贸市场给予退还（凭有效凭证）。

六、自2004年4月1日起取消旧农贸市场，逾期不迁移摊位者，采取强制措施迁移。《通告》发布后，属于旧农贸市场的摊主冯某某等78人对《通告》不服，认为：镇政府发布的《通告》侵犯了摊主的经营自主权，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冯某某等78于2004年3月以镇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通告》，并责令镇政府在原《通告》范围内消除所造成的影响。

【问题提出】：镇政府的《通告》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四章 具体行政行为——依申请行政行为 1.什么是具体行政行为？ 2.简述行政许可的概念及其特征。

3.简述颁布实施《行政许可法》对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4.简述行政复议的含义及基本原则。5.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 6.什么是行政裁决？ [讨论案例]

1、【案例简介】：

原告：何某等23户。被告：某县建委。

1995年3月6日，某县百纺公司以职工住房困难为由提出在公司阳华大厦院内集资建房的申请，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后，何某等44户集资建房户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居民商住用地批准书，并缴纳了应缴的部分费用。但因集资户资金未能筹齐，故暂未施工，也未到建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此期间，百纺公司部分干部和职工联名向县政府反映，认为在阳华大厦院内集资建房不妥，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后认为在此集资建房不符合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建议取消，县政府根据调查组的调查，于1997年12月31日下达了江政函（1997）12号《关于收回县百纺公司在院内集资建房用地的通知》，并要求有关部门收回所发放的证件，退回所收取的各项费用。通知下达后，有部分集资建房户退了有关的手续，领回了所缴的费用，但何某等23户集资建房户不愿领取退费，继续要求建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委拒绝办理，何某等23户遂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建委履行义务，予以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拒绝颁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行为的性质认定。

2、【案例简介】：

原告：某市世海食品厂。被告：某市技术监督局。

1993年10月18日，某市世海食品厂取得了某市技术监督局核发的工业产品准产证，获准生产广式月饼。1996年9月5日，某市技术监督局到世海食品厂检查月饼生产质量保证体系，经检查，认定世海食品厂的生产质量保证体系不合格，即责令该厂停产整顿，该厂厂长写了书面整改保证。1996年9月11日，某市技术监督局再次到世海食品厂进行检查，仍然认定该厂的生产质量保证体系不合格，并决定收回准产证。9月12日，某市技术监督局根据《某市工业产品准产证试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正式作出了撤销准产证的通知。1996年9月17日和9月19日，某市技术监督局又根据《某市工业产品准产证试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通过电视台公布了撤销世海食品厂准产证的行政决定。世海食品厂不服，于1996年12月20日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市技术监督局作出的撤销准产证的行为，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5万余元。【问题提出】：

撤销准产证的行为是否合法?

3、【案例简介】：

原告：许某，某市康元玩具厂工人。被告：某区房产管理局。1994年4月27日，某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海晨实业发展总公司实施华晨广场项目的前期开发。4月30日，某区规划土地管理局给海晨公司核发了统一广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日，某区人民政府批准将中山北路北侧等地段的土地划拨给海晨公司建设华晨统一广场项目。1995年8月16日，海晨公司以前面三个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和文件为依据向某市普陀区房产管理局申请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1995年9月28日，经审核后，某区房产管理局向海晨实业发展总公司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海晨公司对某市中山东路1867号至2003号等地区进行拆迁，以建设华晨统一广场，拆迁实施单位为万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拆迁期限为1995年9月28日至1996年3月27日。某市康元玩具厂职工许某对颁发拆迁许可证的行为不服，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问题提出】

该房产管理局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过程中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程序和审查义务?

4、【案例简介】：

申请人赵XX原为某市一中外合资企业合同工，1999年3月26日被聘到该公司企管部工作，工资标准2500元／月，试用期为3个月，期间工资按80％执行。试用期满后，公司将其调入综合管理部工作。1999年9月，公司鉴于其本人工作表现，决定予以辞退。赵XX以该公司未按2500元／月的工资标准发放和未给其办理社保为由，向市劳动局投诉，要求对公司予以查处，保护其本人合法权益。市劳动局调查后，对该公司进行了处罚，同时责成妥善处理赵XX反映的有关情况。申请人认为市劳动局对公司处罚过轻，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经研究，依法受理了赵某的行政复议申请。【问题提出】：如何界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5、【案例简介】：

A市在市电视台播放了一则公告，称：为加大打假力度，凡举报造假、售假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罚没总额的5％对举报者予以奖励，并对举报者保密。离张某住所不远的地方，有3名外地人租用一农家院子，利用自来水掺果粉制造假饮料。张某将此情况向市工商局举报后，工商局捣毁了这个造假窝点并对造假分子罚款2万元。然而，市工商局对举报奖金却迟迟不予兑现。张某前往询问，工商局一会儿说举报造假、售假行为是公民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就不应该有奖金；一会儿说悬赏公告今年已经撤销了。张某觉得工商局有意欺骗，于是以工商 6 局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A市工商局按规定支付举报奖金。

对于该案是否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和工商局之间的纠纷是一种民事纠纷，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工商局发布的有关奖励的规定相当于一个合同要约，该公民举报则是一个承诺行为，市工商局和该公民之间是一种邀约与承诺关系，是民事关系。奖励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而不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不兑现奖金行为或不作为，构成对公民民事权利的侵犯，公民应当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另一种观点认为，工商局的行为属于一种行政奖励行为，这种奖励行为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实施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对行政机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奖励行为一经作出，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奖励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问题提出】：举报奖金不予兑现可否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章 具体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 1.什么是行政征收？

2.简述行政处罚含义、特征及其种类。[讨论案例]

1、【案例简介】

甲公司与乙公司于2000年11月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由乙公司提供药品批准文号委托甲公司按《药典》标准和GMP管理生产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复同意乙公司委托甲公司生产前述三种药品。但甲公司超出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复范围，生产批复范围之外的其他种类药品。2001年11月27日，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乙公司擅自委托甲公司加工生产被撤销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250ml，7.5g和500ml，15g)一案予以立案查处。2002年10月，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接受乙公司加工生产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250ml，7.5g和500ml，15g)共26批，其中250ml的10批61080瓶，500ml的16批104260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三条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异地生产和委托加工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决定没收封存扣押药品，没收违法所得156259.84元，并处156259．84元罚款。甲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行政复议机关认为药品监督管理局办案期限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长达1年时间，大大超出了《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第26条规定的期限，属于违反法定程序，遂作出了撤销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

【问题提出】：行政处罚超过期限，处罚决定应当撤销？

2、【案例简介】 ：

2000年10月14日，某市公安局110接到某单位职工王某的报案，称该单位失窃800多元。某市公安局下属的派出所于当日制作了报案笔录、《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填写了《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以涉嫌盗窃为由，于当日21时40分将嫌疑人张某带至派出所继续盘问至次日20时，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二天，派出所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2000年10月18日，该市公安局将该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2000年10月16日，张某住入某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因性反应。后张某遂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某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刑讯逼供，致使其于次日突发精神病，请求撤销某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张某起诉时，该刑事案件尚未结案。【问题提出】：留置盘问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行为？

第十六章 行政相关行为 1.什么是行政合同？ 2.什么是行政指导？ [讨论案例] 【案例简介】：

为让上级领导参观“路边工程”时能够“一览无余”，邓州市彭桥乡政府领导竟断然下令将沿公路边正在生长的高秆作物统统毁掉，彭桥乡沿公路的5个村的村民因此遭殃，他们眼看着已经长至1米高快要出穗的玉米大片大片地被乡村干部组织人员连根拔起，在这个镇，路两边各50米的范围内整齐划一地种植着辣椒、花生、烟叶等低秆经济作物。在柏林村路段，路边50米以内一块一块与低秆作物相间的高秆作物玉米，均被人连根拔掉，仅这村被毁的玉米地就有大大小小10多块。遭此厄运的还有中楼、彭桥等沿路4个村子的村民。据农民们估计，5 个村被毁的玉米地不下百亩。农民们说，上边强迫我们在沿路50米内种植低秆作物，我们也没有说不响应。可关键是，我们春天种植玉米时村里为啥不说一声?现在玉米已经长有1米高了，说毁就毁，我们的损失谁来赔?晚上8时许，记者采访了柏林村党支部赵书记。提起此事赵书记显得很无奈。他说，毁玉米之事乡里催得急，他也没有办法。记者问：乡里让毁玉米究竟是什么意图?他回答说：主要是路边样板田里的高秆作物有碍上级领导检查。该镇领导说，这次毁玉米事件的教深刻，村干们没有细致地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把限制玉米生产的意义宣传到家，为此，镇、村都有责任。他说：“其实，我最不想搞花架子，可是我若不这样，有些领导就有看法。

【问题提出】： 1．行政指导与其他行政行为的界限在于什么? 2．本案中镇政府行为的性质? 3．行政指导的适用范围?

第十七章 相对行为

1.简述相对人行为的法律效果。2.简述相对人权利性行为。第四篇 行政法程序 第十八章 行政程序

1.简述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2.如何强化行政程序建设？

3.如何理解行政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建设的关系？ 第十九章 相对程序

1.简述相对人程序的行政法意义。第五篇 行政法责任 第二十章 行政法责任的概述

1.简述行政法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区别。第二十一章 行政法上的违法与不当 1.什么是行政违法？

2.简述行政违法的特征及其法律效果。3.什么是行政不当？ 4.简述行政不当的法律效果。第二十二章 行政法责任的承担 1.什么是行政赔偿？

2.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方面？ 3.简述行政赔偿的具体程序。5.简述行政赔偿的方式和具体适用。

[讨论案例] 【案例简介】：

原告梁某诉称：2004年11月8日，被告国土资源局在依法执行拆除与原告毗邻的陈某家的违章建筑之公务时，不慎将原告的三层楼房震坏，造成阳台断裂、承重墙纵横裂缝、房屋整体倾斜等后果，因交涉未果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房屋修补、加固等费用2万元。嗣后，法院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受理此案并交由民庭审理。

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暂且不论，就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研讨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依照行政诉讼法的原理，行政诉讼法的原告应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本案中的原告梁某并非被告国土资源局实施拆除违章建筑这一行政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他与被告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因而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认为被告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纠纷，应当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进行处理，故受理法院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为案由交由民庭审理并无不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梁某虽非被告国土资源局所实施的拆除违章建筑之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但他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故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时，该种意见并不否认《民法通则》第121条可以适用，但认为在《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已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分歧意见，到底何者正确？ 【问题提出】：该案件属于行政赔偿还是民事赔偿？

第四篇：现代服务业视野下的旅游业转型升级要点

现代服务业视野下的旅游业转型升级

□郭文

一、现代服务业的特征分析服务业结构演变具有规律性。一般来讲，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以发展住宿、餐饮等个人和家庭服务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在工业化社会，与商品生产有关的生产性服务迅速发展，其中在工业化初期，以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业为主；中期以金融、保险和流通服务业为主；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型业态开始出现，中介服务业、房地产、旅游、娱乐等发展较快，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互动发展。

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从总体上讲，取决于经济发展总量和经济发展阶段，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强度和实际容量；取决于知识的物化、叠加和放大；其次取决于生产的专业化、信息化及其分工。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出现的产业结构的软化现象，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和知识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密集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活动中的一些环节独立出来；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对信息技术服务的大量新需求，扩展了传统服务业的内容，推动了传统服务业的产品和过程创新；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二、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当代意义

现代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及新服务领域和新服务模式等特点，主要以基础服务、生产和市场服务、个人消费服务三类服务为载体。目前，全球约50%国内生产总值均来自于现代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70%以上，开始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偏低。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不仅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业的扩大，还会制约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服务业是连结物质产品生产和人民群众消费之间的载体，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重大举措。

三、现代服务业视野下的旅游业转型升级

按照国务院“把旅游业培育成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要求，以现代服务业的本质要求审视旅游业，对于明确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提升旅游业的发展质量，带动现代服务业乃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服务业视野下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国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往往具体反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产值、就业人员、国民收入比例变动的过程上。从旅游产业结构比例看，高级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整个旅游产业结构中，由“数量”比重逐级向“质量”比重演进，即旅游产业增长方式重点依次转移；二是旅游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级向“智力信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演进，即实现旅游产业要素密集度依次转移；三是旅游产业结构中由“制造初级观光产品”占优势比重逐级向“制造最终文化体验产品”占优势比重演进，即实现旅游产品形态依次转移。从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看，表现为高附加值化，即要提升旅游企业技术密集程度；高技术化，即在旅游产业中普遍应用高技术；高集约化，即组织合理化；高加工度化，即加工深度化，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视野下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加以研究、改进和创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粗放型基础之上的发展，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路径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环境长期高强度开发和利用基础上。我国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旅游发展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推动旅游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我国现代旅游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提高旅游业新技术含量和旅游经济效益，还是降低旅游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都要依靠技术创新找出路、找办法。

现代服务业视野下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依赖是政府行政法规的指导以及资金、政策支持，需要把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联动结合起来。旅游业转型升级具有很强的依托性，法律——制度、经济——市场、社会——文化、技术——生态等要素是最为核心的支撑要素。从宏观角度讲，《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旅游业被提升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各级政府较为重视，在政策层面为旅游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特别需要以政府牵头加快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依托制度创新，借旅游区域战略规划和旅游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之机，按现代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导向为抓手，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及资金扶持政策。此外，旅游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必然要使人才、要素和上下游产业配套，提升整个产业链。基于此，还必须把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联动结合起来，倡导放宽旅游

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和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健全监管体系，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提高行业自律水平。（作者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第五篇：《比较视野下的外国文学》

一，写出外国文学名著二十部。（20%）

《安娜卡列宁娜》《老人与海》《红与黑》《呼啸山庄》《基督山伯》 《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威尼斯商人》 《简爱》《十日谈》《神曲》《忏悔录》《鲁宾学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飘》《战争与和平》《复活》《巴黎圣母院》《雾都孤儿》

二，简答题：（30%）

1，试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创作的特点及主要成就。

答：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史称“悲剧之父”。他的悲剧创作提倡民主精神,反对专制暴政。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悲剧着力表现的是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冲突。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其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古希腊悲剧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到10世纪的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称为“三大悲剧”。此“三大悲剧”的产生过程就是悲剧由幻想向现实转变的过程。在戏剧领域内有着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首先，它把悲剧重在写神逐步转到写人，把写理想化的英雄转变为写现实中的人，这是其最大的一个成就，亦是悲剧走向现实的标志之一。其次，三大悲剧强化了悲剧的批判倾向，将民主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的神权，甚至披露现实生活中人的虚伪、伪善、险恶的一面，从而强化了悲剧的批判倾向。再次，欧里庇得斯在戏剧领域里，首次涉及到妇女与爱情的主题，从而拓宽了悲剧表现生活的范围。最后，在结构方面，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改变以前那种人与神的冲突，而是写人与人的冲突，并且在人物的塑造上，创造了人物心理分析法，这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刻勒斯不可伦比的，他为戏剧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显著的艺术成就。

2，谈谈浮士德的形象及意义。

答：《浮士德》的主题是作者歌德将浮士德这一剧中人物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以主人公浮士德对宇宙奥秘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理想和真理的不断追求为贯穿全剧的红线，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的体验、追求和发展，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剧中形象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历史的道路：它是怎样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时期，探寻新的生活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展望到将来美好的远景。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的命运既是因果的又是宿命的，既是自主的又是他主的，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最终还是乐观的。

主要时代意义：是通过浮士德的人生经历，宣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宣传挣拖中世纪的愚昧状态，克服人类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创造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启蒙思想，诗剧肯定创造和劳动，表达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生活就是追求，而追求的过程又是循环前进的。肯定人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诗剧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坚定信念：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但最终会找到人生的真理，为实现崇高的目标而奋斗；诗剧还表达了一种现代意义，即人始终处于与外界的冲突中，失败和灾难无法避免，但主人公以自身的行动决定自己的本质，从而奠定了现代人格的基础。三，论述题：（50%）

1，以作品为例试述莎士比亚创作的人文主义特征。

答：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主张改革，抑制贵族和教会势力，反对社会**和封建内战，主张重用有才能的新贵，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欲。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对内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则能战胜敌国，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莎士比亚的系列历史剧为世界戏剧史上所罕见。

（1）哈姆莱特是古代丹麦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文主义形象，这和他在“威登堡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2）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样完美。而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个思想家那样地思考许多哲学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要为父报仇，可是他内心又是矛盾，因为他想的不光只是为父报仇，而是扭转整个乾坤。在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前，他想要行动也行动不起来。

（3）性格过于内向、审慎及单枪匹马的处境，使他感到犹豫，造成他行动上的延宕。因此最后只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4）他的悲剧既有罪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2,为什么说《高老头》的创作体现了巴尔扎卡《人间喜剧》的主题和艺术特征。

答：《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败北，由此波旁王朝复辟，统治一直延续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仅仅三天便推倒了复辟王朝，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七月王朝的统治，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833 年，也即七月王朝初期。刚过去的复辟王朝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复辟时期，贵族虽然从国外返回了法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他们的实际地位与法国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

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与贵族相抗衡。到了复辟王朝后期，资产阶级不仅在城市，而且在贵族保持广泛影响的农村，都把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巴尔扎克比同时代作家更敏锐，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这个重大社会现象。“《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象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走去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更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的小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