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全球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第一篇：新世纪全球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新世纪全球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我国政党外交的推进与演变

台湾问题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至今所衍生的一系列主权或领土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

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

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胜利地渡过了六十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六十年来，受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影响，中国外交在战略上经历了一个调整、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呈现出每十年一个大调整的基本态势。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总体缓和、总体和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近代以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紧张、局部动荡、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秉承外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宗旨，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总体外交的格局。在安全领域，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和深化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在国际上与“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有效斗争。

第二篇：5.3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文化构建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文化构建

当前，在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不少省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城市竞争力战略选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弄清：“文化强市”的重心是什么。是建设一流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是夯实文化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我认为，文化强市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要回答的是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选择“强市”的文化战略问题，如何在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过程中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增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问题。

城市文化的全球视野

我们需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首先集中表现为利润高、竞争力强的网络服务业、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其一，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部分，并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主体使用的劳动工具由物品形态向电子形态转变，劳动对象由实物变为虚拟，人和自然空间的关系变为了人和数字空间的关系，生产力占有的劳动资料从实物变为了电子网络。其二，依托电信业与互联网，以低价位、高服务迅速崛起的手机短信息文化服务业———“拇指文化”产业，每逢节假日、特殊纪念日便“井喷”，成为业界创利的宠儿。其三，电子娱乐游戏业虽依托网络服务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产业门类。

如果将依托互联网(即网络)高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产业作为网络文化服务业来统计，2007年江苏省网络文化服务增长61.42%，山西省网络文化服务增加值增速达到36.4%，湖南省网络文化服务比重由2006年的1.6%提高到2.8%。网络“高技术”含量的背后是“高文化”，“高文化”的实质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智商、商品味、高消费的需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进而刺激“高技术”的开发以满足“高文化”的需求。

英国及西方各国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一般都把“大众文化”当作“流行文化”的同义词。从流行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在全球影响广泛，而且已经完全市场化。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表现为：一是“时尚化”。时尚是大众文化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范畴。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符号体系。服饰、饮食、汽车、体育运动、流行歌曲、影视等等，无数的载体符号将时尚印在语言系统上，显现为一个流动的多元的文化群落。二是“休闲化”。随着科技发展、生产率的提高，一个人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已由19世纪的50%下降到20世纪的20%。工作时间的减少，使人们有越来 越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因此，我们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三是“狂欢”。发端于2005年的湖南卫

视《超级女声》节目，涉及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节目收视率之高，参与手机短信投票观众之多以及情绪之狂热，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每一场节目都掀起全民狂欢。后超女时代湖南电视又以“雷文化”打造“媒介奇观”。

同时，全球文化发展还呈现人本化倾向。全球文化发展的“人本化”，本质上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的种种缺失而倡导的回归自然、回归人自身(满足人的需求)的“人本化”。文化全球趋势中的“人本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理念，如对历史的重视，并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凸显城市建筑与空间的人性与情感；二是当今的一些世界文化大城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都关注自己的人文品位、人文魅力、人文精神。如纽约、伦敦、巴黎等，都是人文城市，有自己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城市，纽约拥有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精神，这是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伦敦，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人文精神，不但是英国民族精神的缩影，更是带领英国人文精神发展的旗舰；巴黎人以无与伦比的自信以及敢于冒险敢于创新闻名。巴黎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是巴黎城市的基本素质，又是巴黎的人文精神。

最后，全球文化的生态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层面：一是城市规划与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趋势。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学者道萨严迪斯(Doxi鄄adi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1976年、1996年联合国第一次、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的召开，对城市人居环境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又称 城市高峰会议，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识，界定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概念。

二是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自然遗产加以保护，这是从人文层面体现的世界文化的生态化。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设“遗址公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遗址公园”模式的出现，虽然有来自公众对旅游业发展的要求，但更深的社会背景则是社会对古代环境的向往和对本民族历史的关心。通过遗址公园来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典型范例，既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又提醒人们关心和爱护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说“文化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要警惕当前全球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21世纪初以来，全球文化霸权主义借助信息与传播的优势，日益主导世界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美国文化批评家萨义德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上述文化全球化趋势中呈现的新特点，是21世纪中国确立文化强市战略的重要背景。但是，如何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形成一个“文化强市”的战略?关键是要解决好文化强市的战略选择问题。文化全球化既为一个城市文化战略的选择提供了客观背景，又为一个城市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强市的战略定位、路径及其

策略提供了可能，即为一个城市在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发展战略，进而在文化全球化中胜出提供了可能。任何文化的“强市”都是生活于一定社会时空范围内的人们对文化“强市”的选择。因此，文化强市战略的确立还必须要以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为基础。

城市空间的现代反思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但还不是“软实力”的全部。从城市“软实力”与“软环境”相对一致的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为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均衡、协调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权益提供公平、公正的空间。只有形成了城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社会空间，才可以说该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因为城市空间并非纯物理的安排，常常体现了生活于城市社会空间中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战略规划和选择。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空间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常常会流于形式，或只是一种“理想”。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必须探讨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必须把城市社会空间当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实现可持续推进城市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战略的社会基础来认识、来规划。

城市空间结构由各构成要素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有序分布和组合而形成。城市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在各类基本城市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各要素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也就带来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类型。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它是应用古典人文区位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观点和学说。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学说，一是以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城市生态的“同心圈理论 ”；二是以C.H.霍伊特为代表的“扇形理论”；三是以C.哈里斯为代表的“多核心理论”。这些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的视角来探索城市空间的结构，但并没有将城市空间的研究与阶级、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也看不到地理学政治的影响，当然更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性别视角。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提出了“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分析理论，同时更聚焦于“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关系。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of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ofplaces)的概念。种种空间理论的思考大致有两种向度：一是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解释；二是关于精神的建构，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又运用“间性空间”理论考察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的混杂现象，或提出城市空间重构理论。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空间”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等学科中，而且对城市化、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对“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的关注，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实质上给正在进入(或将进入)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提了个醒：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 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化问题，更要重视在规划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布局文化产业园区时，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从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视角，对城市紧张的物理空间进行战略布局，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可持续地推进城市的文化产业和社会文化事业。重塑城市社会空间

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已达到44%左右。在快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首先是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虽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区分，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人口素质的差异。我国的郊区的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传统郊区”(即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状况，但是，中心城区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相比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也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的郊区。

其次是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化。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以豪华别墅区、高级公寓区和高标准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实用型小区为主体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旧城衰败街区、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企业单位旧有公房、自建简陋房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居住区等。针对这种城市化现代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分化现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社会空间重塑问题：一是城市人性化空间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建立在适应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上。但是在传统城市街区的空间设计中，非常讲究街区空间的收放，它体现出

古人对于空间的丰富多变性的追求。街道的宽窄的处理，在人们向前的移动中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感觉。传统的城市街区中，道路两侧建筑物的凹凸不平实现了视线的跳动感，别有韵味。

但是，现在的城市街区，似乎已很少看到这种收放互换的传统空间布局了。笔直的水泥路两侧，仍是笔直而整齐的建筑物，高低参差，毫无美感。站在街的这头，整条街可以一览无遗，一直看到街的那头，也更不用说像切蛋糕一样条条块块的千人一面的居住区了。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汽车社会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汽车社会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单位、族群加入汽车社会而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以汽车的社会化空间拓展为本。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的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是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的重塑。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时代，而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弊端，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它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

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思想，应成为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科学合理地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构建和谐城市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借鉴。

三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重塑。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变化中，恰恰体现着该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权益的状况，反映着该城市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巴塞罗那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合理布局，以重构公平、公正的城市社会空间。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在30年的时间里，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社会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市发展政策，保证了城市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同时，巴塞罗那社会公共空间政策包括了对整个城市的关注。在所有的街区都开辟公众活动空间，郊区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彻底落实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品质和景观环境，也有效避免了由于旧城改造和更新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总之，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要以“人性化”空间重塑为核心，以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为途径，在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城市空间社会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繁荣、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不仅将为城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而且将成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软环境”品质的战略空间。

第三篇：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日期：2006-03-17] 来源：北京社科规划 作者：谢庆奎 杨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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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球性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中，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还涉及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民间社会组织、营利性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关注于地方治理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方式。总结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对于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在全球视野中，各国地方治理普遍呈现出地方分权和自治、府际合作及多中心治理等发展趋势。

一、推行地方自治制度

地方自治，是指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法律或国家授权，自主管理地方事务的地方管理模式。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事务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当前，地方自治与宪政、民主、法治等制度建构一起，已经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可以依据三个标准对地方自治与否进行判断：从地方政府的产生方式看，地方自治是在国家监督下，由地方自行组织政府机关并行使自治权力。如果地方行政首长系由当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所任命产生，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力，不必凡事都必须奉上级命令行事，则为实行地方自治；从地方政府的基本使命看，如果地方机关主要对当地社区和居民负责，人民可以参与地方重大决策，则是实行地方自治；从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看，凡实行制度性地方分权而非临时性或原则性地方分权者，则为实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不同于地方自决。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国家允许地方自行处理本地事务，但地方的事权须由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且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地方自治团体为了处理地方事务，虽然可以自行制定规章，但这些规章不能违背国家法令，且以国家授权范围为界限。因此，地方规章制定以后，一般还要报请上级政府核准或备案，使上级政府理解地方自治团体的所作所为。而地方自决却未必依照国家法令，甚至不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地方自决是地方割据、独占一方的产物。有些地方自决政府也可能尊重民意，推行政治民主化，但长期维持地方自决的后果，很可能使国家走向分裂之途。

地方自治通过参与选举、直接请求、实施请愿、居民诉讼和信息公开等方式，保障了基层政府的自组织性及其与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同，各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大体可分为先天自发型和后天习得型两种模式。先天自发型模式是地方居民自发行使自治权的结果，地方政府普遍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后天习得型模式不是建立在市民自治意识基础之上，而是国家有意推行民主自治的结果。先天自发型模式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它最初创制于英国，后传入英国的殖民地和受英国政制影响较深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后天习得型模式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属于该模式。

世界各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各有特色，但透过复杂多样的具体形式，仍可总结出许多共同之处。概而言之，各国地方自治制度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通过宪法或法律明确划定地方自治的范围和职权。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权限是由宪法或法律规定，非经法律允许，中央政府不得干涉地方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都制定有专门的地方自治法律。地方自治法律规定了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机构以和自治权限。（2）地方自治机关的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经由地方居民经由直接选举产生。地方居民参与选举并有权决定地方代议机关和行政首长人选，这是地方自治的最显著特征。直接选举可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居民负责，促使地方政府贴近民众，能够对地方居民需求及时作出回应。（3）地方自治机关负有推行地方自治和执行中央政令的双重职责。地方自治机关既承担着地方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承担一部分中央委托的事项。（4）地方自治机关有权通过法律手段抵制中央政府的越权干预。为了当地方自治机关认为中央政府干涉其自治事务时，可以向最高法院、专门法院或普通法院提出诉讼。这一制度安排是地方政府维护合法的自治权限的有效保障。（5）各级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地方自治机关的上下级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自的自治权限都来源于法律规定，彼此之间在法律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

二、扩大地方分权程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地方分权可谓是天下大势、浩浩荡荡。新自由主义与地方分权是一对孪生姐妹，其基本政策立场是“小政府”和地方分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央政府因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而导致财政赤字急剧增大，从而使中央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美国里根政府的“还权于州与地方”改革，法国于1982年启动的地方分权改革，就是典型的例证。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和州之间实行纵向分权体制。但罗斯福“新政”中止了政府间彼此独立的“二元联邦主义”，转而实行“合作联邦主义”。在合作联邦主义下，联邦政府通过实行分类补助、管制和无预算项目等方式，经常将触角伸向州与地方政府，使州与地方政府成为联邦政策的执行工具。为此，州的领导人经常抱怨首都华盛顿对下面管得过多，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又越来越多地抱怨州政府对下面管得过多。“还权于州与地方”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1980年里根当上美国总统以后，面对庞大的联邦财政赤字，开始向各州下放权力，重新确立“自己照料自己的联邦主义”。

1982年，法国密特朗政府制定了《权力下放法案》，并以此为据推动地方分权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的多元化需求。进入1990年代以后，韩国、泰国等新兴现代化国家，前苏联解体后的新独立国家，以及东欧剧变后的新东欧国家，都开始推进地方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了应付“泡沫经济”造成的困难局面，日本政府采取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利率等政策措施，这种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使财政赤字迅速膨胀起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景象。于是，日本各界开始高喊“遵守国际标准”。在此背景下，日本桥本内阁重新推行地方分权改革，并使地方分权改革成为行政改革的主旋律。

伴随着单一制国家的地方分权改革，世界各国的地方治理呈现出趋同的发展趋势。不仅联邦制国家尊重地方自治和实行法定分权，许多单一制国家也朝着“准联邦制”的方向发展，地方政府的权力自主性明显增强。不论是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还是英国的“完全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目前已经成为越来越类似的地方治理制度。概言之，地方分权的好处主要在于：（1）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地方居民可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各自的利益偏好，地方自治还可提升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从而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础。（2）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负责。由于地方议会和行政首长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它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必须成为地方利益的真正代表者。（3）有利于减轻中央政府的治理负担。现代国家治理如果事事都依赖中央政府，将会导致效率低下和治理不善。（4）有利于促进地方治理的制度创新。在地方分权制度下，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地方政府有权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容易形成各种新思路和新做法。（5）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斯蒂格勒的最优分权理论表明，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本地居民，更了解辖区居民的效用和需求，对本地事务更加具有信息优势，地方分权具有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6）有利于缩小地方政府的总体规模。地方分权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设置工作机构，而不必片面地追求与中央政府对口设置机构，可以缩小地方政府规模和抑制财政支出的上升。

三、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

传统的政府间合作建立在行政等级制基础上，各级政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具有不平等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正在形成新型合作关系，即在地方自治和法定分权的基础上，通过自愿性的政策协调和财政补贴建立伙伴合作关系。随着现代社会管理的日益复杂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责都越来越繁重。中央政府职责范围内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通过地方自治政府才能更好地执行和实施。可是，这些事项并不属于地方自治政府的份内职责。加之地方自治政府的财力和人员有限，无力履行自身职责之外的其他事项，无法承担社会发展所额外附加的政府职能。为此，中央政府通过财政专项补助的方式，促使地方政府支持并执行中央政策。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超越了原有的地域界线向周边地区扩展，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融为一体，形成了大都市地区和大都市复合体。大都市地区的形成，客观要求各个地方自治政府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互相配合。然而，西方国家现行地方政府格局是在19世纪形成的，许多地方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十分狭小，彼此之间的横向协调又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纽约大都市区内的政治小单位多达1400个。这样多的独立而平等的政治小单位使合作非常困难，这种情况被称为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随着大都市在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央政府难免要关注大都市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途径，促成中央与地方合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大都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污水处理、照明、交通、教育、道路和财政等问题。

近年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根据尼古拉斯·亨利对美国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从1789年到1940年间，美国各州只签订57项州际合约，但接下来的50年，另外就有122项州际协定出现。平均而言，每个州签订了20项州际合约，许多州与州之间的协议已经演化成为跨州机构。除了州际合约外，美国还有许多诸如政府间协议、地方政府协会、市自治团体协会、县议会协会、城区议会协会等合作机制。由于地方政府的多中心体制存在碎片化问题，难以解决跨区域的垃圾处理、环境污染、公共交通、土地利用、社会治安等问题，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成立联合委员会，可以协调解决跨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已经不仅局限于协调地方政府间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横向联合形成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例如，1976年，美国东北部7个州组成东北部州长联盟，凭借统一的政治联盟在国会争取更多的联邦补贴资金。

四、实行多中心治理体制

近年来，不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都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治理趋向。所谓多中心治理，就是在地方治理的各个层次、各个区域同时进行调节，由多个主体同时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看来，集体选择问题应当尽可能在较低的治理层次得到解决，更高的治理层次主要承担着辅助性功能。为此，要尽可能地把事权下放到最贴近民众的基层政府，强化和完善基层政府的治理权力。在多中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论辖区大小，彼此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它们并不依赖传统的官僚科层和等级体制进行运作，而是分别自主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政府善治的立场出发，多中心治理是人类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在竞争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和压力下，一股强大的多中心治理运动正蓬勃兴起。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尽可能地实行多层次的地方自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地方性问题。

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地区治理是地方治理多中心化的一个缩影。大都市地区包括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以及与该中心有着高度的社会经济联系的若干个临近社区。以美国为例，由于郊区化的快速蔓延，形成了许多布局庞大且分散的大都市区。每个大都市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独立的、平等的公共管辖机构，许多新兴城镇纷纷设置自治区域并成为相对独立的自治市。大都市区不仅包括中心城、市镇和特别区，还包括县政府。大都市区包括着大大小小多个地方自治单位，其中，没有一个地方自治单位能够在区域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各个自治单位彼此合作、共同治理大都市地区。相对于单中心的市政管理体制而言（即在统一的大都市政府的领导下，大都市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实行统一计划和协调管理），这种多中心体制由于政府较小，弹性较大，能够更好地回应公民的多样化需要，更有效地满足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近年来，发达国家将地方自治政府的部分权力向基层社区下放，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邻里法人、邻里协会、邻里社区协会等）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指出，“我们的各级政府开始把公共服务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官僚和专业人士手中夺回来交给社区。”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看来，地方治理不仅依靠政府部门，而且依靠社会团体、基层社区和居民个人。在政府部门之外，社会上还由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地方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向社区授权，将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和控制权交给社区，政府部门不再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而主要执行掌舵、监督和筹集资金等责任。通过授权社区组织进行自主管理，社区将从政府机关附属机构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真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美国，许多社区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如组织居民进行治安保卫和卫生维护，提供就业技能训练，组织杂活服务队，组织男童子军油漆房屋，组织青少年修剪草坪，付钱给小孩让他们给老人干杂活，组织本地区护士提供护理服务，等等。一位社区服务组织者指出，“我们的做法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政治家们做不到的事，也是市议会的议员做不到的事。”

在地方治理的多中心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蒂博特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该理论指出，在允许自由迁徙的前提下，企业和公民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将会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地方政府并在其辖区内居住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由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公共服务与所征税收之间的最合理组合。在多元地方政府并立情况下，为了使本辖区对企业和居民具有吸引力，每个地方政府都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选择，它有助于形成竞争性的地方治理格局。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阶段成果）

第四篇：和平视角下的台湾问题

和平发展视角下的台湾问题

中文三班 132 赵辰圆

论文摘要： 台湾问题是我国一项基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统一，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台湾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多方面的因素。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论文关键词： 解决 台湾 统一 稳定 一．前言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和它的成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之企图，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 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4年。

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三．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岛地处交通要冲，既可作为遏制日本，控制南海诸岛，震慑东南亚的据点，又可作为进入太平洋，固守大陆的前沿阵地。如果将台湾收回，那么钓鱼岛问题将迎刃而解，美国设在关岛的所谓“遏制中国的前沿”也会失去作用。到那时，南海舰队的有效保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抢占的南海诸岛也会送回。对日本而言，中国占领台湾岛就意味着日本以后无法再从西亚进口石油，而要依赖于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四．台湾问题解决方法

国际社会公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将来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尽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收复台湾是肯定的。只不过有两个问题：第一，手段方法问题，如果台湾决心要实现台独的话，大陆肯定会动用武力；如果台湾总是徘徊，那么大陆就会观望。大陆不会轻易动武，这是肯定的，因为如果动武，交战的不仅仅是两方，还会掺和进日本、美国。美国会不会出兵倒是个未知数，而日本，个人认为肯定会出兵，因为涉及到其安全问题了。一旦交战，经济肯定会受影响，而且东亚地区都会不稳定。这直接引起了第二个因素：时间问题，可能很快，也可能在我们这代解决不了。总之，台湾问题非同小可，解决台湾问题牵涉到的不仅是祖国大陆和台湾岛内，还有众多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

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概括地说，就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和平共存，谁也不吃掉谁。但针对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企图把台湾分裂出中国的动向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企图，中国政府同时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积极促进“和平统一”。

第一，增进共识，确认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的前进，面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两岸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以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两岸之间的分隔与对峙。

第二，增进互信，加深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中国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的纽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深渗透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维持了两岸同一民族的心理稳定性。大力进行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可以唤醒台湾人民的“大中华意识”。如果未来两岸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基础上的统一，更是全球华人所乐见的，搭好对话桥梁，沟通谈判渠道。

第三，增加民间交往，扩大经贸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文化、艺术、体育、演艺、学术、科技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岸人民受益日增。但总体上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和限制。如：两岸不能全面直接“三通”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与加强。至于未来两岸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则更是前景广阔，机遇多多。两岸经贸互补性极强，内地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力，台湾有较雄厚的资金和较强的技术。

五．总结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更是迫切地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篇：解“三农”问题需全球视野

解“三农”问题需全球视野

解“三农”问题需全球视野

在日前召开的“两会”上，“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其他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伦理、法治、流通、自然科学百科、WTO、经济外交和哲学，是当今社会学中最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农产品

风险最大，农业“靠天”的依存度最大。在西方政治制度中，由“三农”问题牵扯到所有的产业行业，所以不到1的农民左右了90以上的利益集团。因而各个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竭力讨好农民以争取大多数选票。这也是国际农产品自

由化进程十分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农”是问题，但决不是包袱。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让农产品、农村服务、农村乡镇企业享有符合国际惯例的平等待遇和平等竞争的机会。

美国学者摩尔早就断言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大国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英、美、法、意较早解决了这个问题，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德、西、日、俄随后也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转入了强国行列。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三农”标准就是：农民的国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三农”问题的全球化

入世前，举国护农声浪不绝于耳。有人称中国农产品危机最大。结果，主要保护了国营贸易未来几年对农产品的继续多数专营权(入世议定书2A1等)。至于关税(2008年左右)、农产品补贴率(最多不超过)和进口数量承诺(唯一是2200万吨小麦)等承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农产品现在有效关税已

降至10，对农产品补贴至多只能补到3，且一旦国内缺粮，进口数量限制是没有任何阻碍力的。因此，入世谈判关于农业的谈判最有实质的成果是保护了几年垄断。

笔者向来以为，国内产业凡开放者无一不繁荣，凡保护者无一不落后。这里的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和资本开放，也指对国内非国有经济的开放。入世后两年的效果是：中国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6，出口年均增长12，农村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均有大幅增长。保护主义者大多无语，有人坚持说：入世头两年看不出问题。

开放是否就一定有利于中国三农的现代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里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它要求要求农民面对一个严酷的全球化事实，加快融入产业化、城市化、知识化的新时代，忍受这一新的农村革命的巨大阵痛。

纵观当今世界，农产品在各国经济总量中平均不到10，却能持世界经济之

牛耳，左右各国之政局。在长达八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盟、东南亚诸国和韩国、日本，都因为油菜籽、大米等颗粒小物扰得朝廷、政坛不得安宁。法国和韩国还各换了一届内阁，直到多哈启动的新一轮谈判至今，农产品仍然是最敏感和最不易达成统一意见的一个议题。众所周知：WTO迟迟不得成立，上一次多哈谈判迟迟不得落幕，原因就是农产品协议不能签字。

最后达成的WTO《农产品协议》与其说是一个条约，不如说是一个公式。它虽然约定把农产品纳入贸易自由化的轨道，但仍保留了诸多的例外和保护箱(绿箱、黄箱)。农产品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和对农产品补贴率均有一个时间阶段的水平作为“基期”(baseperiod)标准。各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精打细算，反映了国内农民对政治的否决力量，尽管在欧、美、日，农民不到总就业人口的5，尽管在全世界(不包括中国)，务农人口不到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2。

国民待遇、透明度、补贴是各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三把钥匙，但中国的情况暂时与外国缺乏可比性。第一，各经济强国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务农人口的微量化，其产业链条衔接紧密，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在选举、管理、社保等方面已完成了从圈地到补贴的漫长过程，农业生产人口比例很少，加大补贴因此就有了现实的可能。而在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就不可能现在就按发达国家的办法解决“三农”问题。只能从头做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的基础上，补完没有上过的课———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的国民化。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农业竞争包括了市场准入、农业科技、卫生标准、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三农生产服务和三农投资等。所以研究三农国际化问题不能只盯住《农产品协议》，而要研究整个WTO规则体系、各自由贸易区及各国农业政策。

“三农”问题对策

三农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应参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系统规划和改造。

首先要改革城乡户口制度，对农民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在出生、教育及培训、分配、社会保障、事故及赔偿、竞争、生产等方面的歧视政策应废除。让占七成比例的中国农村居民有体面、有尊严，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地解放其潜力。

其次是要提高“三农”政策法律透明度，完善农产品生产制度，改变落后生产方式。

当今世界农业竞争是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机械化、科学化的大农业竞争，小农经济不能适应国际大农业竞争。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农村改革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举世公认的成功的改革。如果没有那次改革，就没有今日的温饱和繁荣的乡镇企业。但任何生产制度都要根据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否则有可能成为发展先

进生产力的阻力。唐朝之租庸调法，明朝之一条鞭法，清之摊丁

入亩法，都是重大的农村改革，而事过境迁，各法随之改变或调整。任何一个好方法，如果要求几十年不变，似有一些主观。

第三要改变落后的农产品流通机制，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市场化的健康发展之路。专营、单一收购、价格体制僵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障碍。少数垄断农产品贸易的利益集团并不为农民提供关于生产、市场、科技等信息服务，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僵化的收购制度还不时产生产销矛盾和城乡对立情绪。

最后，要对农村地区强化推行义务教育。利用WTO规则，加大对农产品的补贴。

中国农业生产、流通各项制度改革与环保、就业、劳务出口等制度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需要有新的思想、新办法。中国农村每次改革，都推动了

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大进步。可以预见，中国入世给农村带来的再一次改革，会使中国社会迎来一个更加繁荣发展时期。农村富裕了，不仅是三农的兴旺，而且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巨大市场；反之，农村情况恶化，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很难顺利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