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

第一篇：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

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

——以北京市为例

徐君

2013-1-28 9:12:41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街道事务管理的任务量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街政治理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为主线，依据“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街政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形式塑造了街道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扮演着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或为其增能的角色，开辟了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其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式、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北京市街政治理公民参与 非政府组织(NGO)

一、引言

就基本涵义而言，“街政”(sub-district governance)是指我国城市街道层面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行政层级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乡政”(township governance)。但与乡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而是城市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空间内国家与社会最基本的接触面和互动平台。在城市政府层级中，街道(街道办事处的简称，是街政的主要承担主体)的管理层次是较为独特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社区居民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异质化，个体意识快速觉醒，社会日趋多元化，街道辖区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空前增加，当下的街政正面临着不可治理的风险，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实践表明，城市基层管理改革源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这其中，公民参与尤其是以组织化形式实施的参与，在推进基层民主治理和街政流程再造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各类民间组织，尤其是扎根于社区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NGO)不断产生和发展，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根据北京市社会工委2009年8月的全市普查，北京市16个区县在社区范围(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辖区)内开展活动的民间自发组织大约有1.2万家(不包括以工商注册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这部分的数量也较可观[1])。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相关街道的实证调查，按照“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以来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的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主要内容涉及公共决策环节的组织化参与、社区服务组织的孵化与能力建设，以及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途径三大方面。

二、相关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街政治理及其改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概括起来看，其基本的研究取向有三种，即“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和“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

“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看重城市基层治理与国家政治在结构上的同构性，强调街政治理变革的动力来自上级乃至中央政府。[2]在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深受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力图为街政治理变革寻求社会支持因素和社会化的解释。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和分支，但大多基于哈贝马斯对西欧社会近代历史的梳理而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在社区自治模式下，社区事务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3]对“社会中心”取向更复杂一些的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疆域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公民社会独立于政府的直接领导，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党的领导而服从于整个国家权威，成为国家建立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构建“社区政府”，则是街政治理改革的正确方向。

“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治理理论的范畴中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风行，它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为许多学者所推崇。鉴于对国家和社会二分法的不满，有些学者开始扎根我国历史和现实，来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治理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宗智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centralized minimalism)[4]。源于历史传统的这种治理基因，历经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革开放时期，都能看见其影子，只不过有时候侧重于国家化，有时候侧重的是去国家化。在此观点启发下，有学者以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得出了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实施基层治理的结论。[5]

应当说，治理取向的街政研究具有其学术上的很大合理性。治理理论框架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缺乏治理能力”和发达国家“治理能力超负荷运行”现实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这不仅体现为治理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更体现为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可以适合多种社会情境的解释模式，三者间不同份量的组合可以应对不同性质的问题。[6]这就为我国城市街政管理与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借鉴，其对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三、街政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界定街政，将其看作是街道与其环境之间生态学意义上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见示意图)，“街道”与“环境”是两个核心变量，作为两者相互作用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是四个过程变量。现对其基本含义做如下界定：

(附图：街政治理流程示意图)

“街道”是街道办事处(含党工委)的简称，包括其内设机构。区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的派出单位(如公安派出所、工商所、房管所等)，是广义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活动也是街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在街道辖区的派出机构，从法理上讲，它对区职能部门在同辖区的派出机构享有协调、监督甚至是领导的权力。本文在行文中所说的街道，主要是指街道办事处，当用到“街政”概念时，则既可指狭义概念也可指广义概念，这从上下文中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广义上的“街政环境”是指环绕街道办事处的一切外部条件、因素及行动主体，在狭义上则指与街道办事处相互作用和博弈的居民、组织及单位，其中NGO是一类重要的行动主体，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收缩研究的范围，本文将街政环境主要限定在社区层面上，侧重研究的是街(道)—社(区)关系。在这里，社区是一个核心概念。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自治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弱，单靠社会自组织来“发展”社区速度显然不快，而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目标的实现又要求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区系统作为支撑和依托，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采取了“建设”社区的路子，强调上对下的主导作用。常见的一个口号是，“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大中城市，这项“工程”的政策层是市政府，协调层是区政府，操作层则是街道。在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城市也是把街道作为社区建设基本单元来规划和实施的，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受理中心等一般都设在街道，社区资源共享的范围一般也是街道。由于街道所处理的事务主要是和居民日常生活及生产密切相关的社区性事务，从长远来看，必然要通过社区自治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一角度看，将社区定位于街道(意指街道空间内的生活共同体)亦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在街道与社区相互作用的各个环节中，街道对社区环境的“输出”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社区对街道的“输入”变量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性输入”和“行政性输入”。每一类输人中又具体包括“要求”(愿望、诉求、意见或抗议的表达)和“支持”(资源方面或行动方面的)这两项内容。在本文的研究中，街政实际上是被作为一个社区政治系统来看待的，街政治理研究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这与目前街政研究主要集中在“输出端”，或者说是集中在街政流程的“下游”(如对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有较大的不同。从整体来看，学术界对街道社区及居民的利益表达、决策参与，以及社区组织或居民对街政的网络式反馈等“输入端”或街政流程“上游”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拟从社区居民参与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补充和回应性的研究。

四、街政治理创新公民参与机制相关案例分析

截至2011年，北京市共有街道141个、社区2717个。十余年来，它们在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等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2007年12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正式成立(分别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和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实行合署办公)，着力在研究制定和组织协调首都社会建设与管理总体规划、政策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街道和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其中的一大重要方面。其后，《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等推动基层社会建设与管理的“1+4”文件相继出台，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愈加活跃。本文在对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典型示例，分别对其在街政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方式、程序及功能等机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案例1：“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交道口街道输入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①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辖区面积1.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万余人，下辖7个社区。辖区以胡同、平房为主，分布着一批重要的中央、市属和区属单位，属于北京市33片平房四合院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社会办等部门在部分街道开展了“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试点工作。交道口街道积极响应并参加试点，创新性地采用了“开放空间”的会议形式(其功能类似于“社区论坛”)，举办了以“社区活动用房的规划和高效利用”为主题的讨论活动。其中，尤以辖区内菊儿社区的“居民参与活动中心规划”活动最为成功。该商谈活动以菊儿社区居民为主体，街道及规划技术方面的相关人员参加，共计有60余人。通过小组讨论、意见协商和集中投票，最终确定了5个改造项目，并由社区居民自己制订出详细的改造方案，解决了原来通风不好、阴冷潮湿、缺少无障碍设施和活动用房利用率不高等诸多问题。在这次活动中，居民不仅参加了改造方案设计，还全程参与施工监督、活动室布置、志愿服务组织等后续项目，实现了社区用房的自我管理。

案例2：“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清源街道输出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②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于2001年底成立，位于大兴新城北区，总面积30平方公里，现辖28个社区，人口近13万。在这28个社区中，新建小区、老旧小区毗邻，回迁楼、经济适用房、高档商品房相近；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混居，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并存，呈现出社区异质性强、人口需求多元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于2007年开始试行。

“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的运作流程是“社区需求调查—项目方案申请—筛选审批方案—建立项目执行小组—组织项目实施—监督实施过程—开展成果评估—推动项目扩展”[7]，涉及多元行动主体。其中，居民执行项目行动小组是在社区需求调查基础上，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承担项目申请与执行、具体服务生产与传递的社区功能性组织，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改变了社区服务中居民“被服务”的局面，增强了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和性能。例如，在以TOWNHOUSE为主导风格的康隆园社区，随着居民的陆续入住，装修污染、闲置花厅洋房空间浪费、循环水系统夏季水容易产生异味、高频率换水造成水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开放空间讨论会，该社区最终确定了“康隆园绿岛生活馆”项目，旨在优化原有绿色生态植被，合理利用社区空间，从而美化社区环境。根据功能任务的需要，该项目又分设了4个活动小组：花卉种植组、果蔬种植组、再生资源组和水生植物组，居民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参与到各个项目活动中，共同为社区环境做贡献。

2007年，街道所属的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接触到“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③，并逐步与其加强联系。这是一家致力于社区能力建设的专业性的NGO组织，以向城市社区提供社区参与信息、咨询和培训为专长。在其与清源街道有关居委会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街道逐渐介入，将其作为社区服务与建设的孵化器和助推器而引入。[8]从具体工作上看，“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在“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中的主要功能是：为项目运作提供参与式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方法，通过对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项目行动小组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供全程指导服务，将参与式治理理念转化为现实行动，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案例3：“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右安门街道监督环节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④

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创新实践相对比较少，其中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玉林西里社区所尝试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示例。玉林西里社区位于右安门街道西北部，辖区面积29.3万平方米，有2001户5800余人，属于老旧小区，是右安门街道最早开展社区规范化建设的试点社区之一。它所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就是“三会”(社区党委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社区联席会)以定期或每半年一次地组织党员、居民代表、辖区单位负责人对街道部门进行民主评议的“一评”，评定结果可以作为评先评优和改进工作的依据；“三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小组、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深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路径。所谓“三监督”实际上就是社区监督的三个步骤：第一步“社会监督”，就是把关系到“党居站”的社区事务，及时向社区各楼门、周边单位张贴通报，扩大社区的知晓率，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的知情权，定期采取后续跟踪走访、入户随访、电话询问、问卷调查、民主测评等方式收集社区事务反馈意见。第二步就是依托社区“民主监督小组”开展经常性监督，赋予小组更多的监督任务，不仅对社区“三重一大”事务进行监督，而且要监督重大事务每个阶段直至全过程的实施情况；小组实行动态和定期跟踪监督，对社区事务落实有随时反馈和主动咨询的权利。第三步是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为确保社区人人有监督的权利，人人尽到监督的义务，对那些低保户、边缘户、行动不便的优抚人员、残疾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通过上门宣传、传达，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利用受访表格记录在册，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受重点服务对象的意见反馈，政策性强的事务社区还会特邀重点服务对象列席，并接受现场询问和监督。右安门街道试行的社区“三监督”机制，力求做到全方位、全时段覆盖，避免监督的“空挡”和“死角”，可以看做是监督环节上街政治理创新的一个示例。

五、分析与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给予街政治理变革以从政府单一管制走向社会多元治理的期望，这一期望的实质就是在城市基层不断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真正走向公民治理。这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社区范围内公民参与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具体地说就是在政府之外，由公民围绕自身利益自觉地凝聚起多个权力中心，承接或参与承担原先由国家单独承担的社会职责。在公民治理状态下，社区内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是由社区的主人——公民们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管理、服务及产品。

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互动协变为思考线索，对于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三个街政治理创新的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行动及其组织在“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中，初步发挥出了利益表达机制、服务生产或传递机制、公民监督机制的功能作用，其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交道口的案例中，街道在进行社会活动室重建的设计规划、财神庙前空地的利用等与居民活动相关的决策时，“公民论坛”式的组织形式在吸纳和平衡社区各方面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与社区组织协商的方式，积极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协商不但有利于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减少决策施行的阻力，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源街道的创新案例实际上是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运作为纽带，采用“参与式服务项目”的网络化运作方式生产和传递社区服务，这其中“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对其他各类社区服务组织起着孵化器和能力建设推进器的作用。就全国而言，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力度相对要薄弱些。在这种情况下，右安门街道案例中“民主监督小组”对社区和街政监督的常态化，以及重点服务对象监督的组织化和便利化，就具有比较宝贵的借鉴和启发价值。

可以说，社区范围内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形式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性、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在城市基层简化社区NGO组织登记注册程序、去除不必要的控制和干预、扶持孵化器发展以加强各类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出台和落实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等，尽快为社区自主治理和公民治理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和环境，就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只有这样，城市街政治理变革和创新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才不至于使表面光鲜和热闹的基层改革在经过若干年再回首时却发现原来离开起点并没有多远。

注释：

①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和北京市交道口街道办事处2009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交道口街道社区参与机制及实践探索报告》改写。

②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及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2010年12月编写的内部资料《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案例精选》改写。

③“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又名“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是一家促进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非营利民间机构，成立于2002年12月，2003年9月进行工商注册，2009年2月在北京市东城区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组织的使命和任务是推动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发展，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培育社区服务型组织推动社区自治；通过“开放空间”等一系列公众参与民主协商讨论会，调解社区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参见 www.xiexiebang.com.com)

④本案例来源：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案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编.2009年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参考文献】

[1]北京市委社会工委.2009年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2]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7(2)；浦兴祖.特大城市城区管理体制的改革走向——兼谈“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之提法[J].政治学研究，1998(3)；傅跃华.城市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探[J].新视野，1999(2)；杨寅.城市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方向、要点与法律修改[J].中国行政管理，2005(1)；徐勇.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J].学习与探索，2002(4).[3]卢汉龙.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4]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5]郭伟和.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J].开放时代，2010(2).[6]杨雪冬.中国地方政府变革的几种研究视角[M]//杨雪冬，赖海榕.地方的复兴——地方治理改革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宋庆华.参与式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北京大兴清源模式案例分析[EB/OL].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content.asp?channel=2&classid=19&id=89&page=1.[8]赵春燕，高和荣.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的经验与启示—以北京大兴区清源街道为例[J].湖湘论坛，2011(3).

第二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定稿）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公民知识总结

一、有关“公民”知识小结

（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与国家形成了新型的和谐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应履行的政治性义务。

（二）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狭义的仅指下列3.4两点，广义的包括1-4四点。）

1.从政府性质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切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从政府职能看，政府具有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应该切实履行职能，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为公民求助或投诉提供多种途径。

3.从政府作用看，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政府的管理；又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使我们体会到我们的政府是便民利民的政府。

4.从公民角度看，作为公民，必须不断提高公民意识和政治素养，积极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公民要了解政府的性质和职能，相信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民应支持政府的工作，寻求政府的帮助，监督政府的行为。

（三）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要积极参与国家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四）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和准则

1.我们的全部政治生活，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为基础和准则的。

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基本政治权利）、政治自由、监督权等政治权利和自由。

3.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重要保证），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这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

（五）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1.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制裁，不允许任何公民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离，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3.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公民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时，要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六）公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1.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性义务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2.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3.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4.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一）是什么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途径和方式。

第二课的标题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四框内容也是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来讲的。因此，考试时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首先和重点考虑这四个方面。

（二）为什么

1.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原因（必要性）

⑴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必须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⑵公民权利。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应履行的义务和应具备的能力

⑶政治作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生活的内容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生活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受损害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也会影响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那种认为政治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不对的2.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重要性）

⑴对公民来说，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有利于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可以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不断改善公共管理，创建文明祥和的新社区；有力地促进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如果公民无序参与政治生活，会造成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遭到藐视；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维护；正常的政治活动无法进行；国家、集体的利益遭到损害。

⑵对政府来说，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有利于实行民主监督，改进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一步贯彻对人民负责原则和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⑶对国家来说，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三）怎么办

1.从微观上看，⑴公民要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结合材料，写清材料是如何体现某一种民主参与方式，属于它的哪一途径及该民主参与方式意义）。⑵公民要切实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和能力。

2.从中观上看，⑴公民要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三个权利，四个义务）；⑵公民要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3.从宏观上看，要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三、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从“参与”过渡到“有序参与”）

（一）什么是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或“民主参与”。

“有序”，即指“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即合法的政治参与，它是公民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活动。要做到“有序”，就必然要“依法”。历史经验证明，一般而言，凡不依法的，就必然是无序的；凡依法的，就必然是有序的。无法导致无序，依法形成有序。

有序与无序政治参与的准绳是法律与规则。

“扩大”，即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包括三个层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同时，我们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健全一系列具体制度，以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一般来说，能够参与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是为数稀少的公民，这种政治参与只能是委托式的间接参与。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社情民情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主管理（村民居民自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民主监督（信访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这些直接性或半直接性政治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极大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有序参与和无序参与的区别（有序参与就是把“是否”改为“应该”）有序的与无序的政治参与，区别就在于：

1.是否遵循法律、规则、程序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2.是否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3.是否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能确保有序的参与；脱离党的领导、不遵守法律规则、不遵循程序和要求，必然导致无序的局面。

（三）有序参与和无序参与的结果

能否有序的政治参与，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地享受民主生活，这也是对我们政治素养的检验。

第三篇：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1.公与参与观念上的误区。首先，认为公民参与不重要。尽管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等因素，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政治权力仍存有较高的依附、臣属、顺从心理，导致权威崇拜，缺乏自主评判的意识和通过参与改变现状的信心，对自身参与的权利并不看重。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权利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仍存现于一些官员的思想中，“官本位”意识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理所当然地用在政策制定或是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只需要被动地充当接受者。其次，认为公民参与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公民参与和效率的矛盾一直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虽然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但是参与程序、参与过程相对于其它制度的复杂和烦琐，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复杂的民意需求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单一愿望格格不入；再加上改革开放前“万民游行”时代的沉痛教训，都成为地方政府在公民参与问题上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的一个衡量因素。因此，在多数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的力度不大，甚至由于担心影响经济效率，参与流于形式。再次，就是对公民参与内涵的片面理解。我国的公民参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一些官员对公民参与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或投票的范围内，仍然主张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务应由政府掌控，公共服务的供给应由政府来安排，与一般的民众无关；认为参与就是选举和投票的民众不在少数。这成为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拓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2.公民参与的整体水平不高。一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增加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难度。信息搜集的成本及尚待提高的信息透明度，使得公民很难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参与要不流于形式，要不质量不高。二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潜在利益的影响，不同的公民(团体)有着不同认识能力和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评判标准。因此，每个公民(团体)的选择都只能是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在满足众多参与决策的私益性利益团体的时候，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却可能被忽视”。这样的参与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纵资源配置的机会，而非保证广大公民权益的努力。三是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参与的三大载体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都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策略无法短时间内捋顺各种关系，因此无论是村委会、居委会还是社团组织的改革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子，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公民参与载体的作用，承担传输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的负荷。这样一来，既易导致缺乏影响力的碎片化公民参与，又易造成非理性的集体参与事件增多，影响参与质量，危害社会稳定。3.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仍待完善。随着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我国公民的基本参与权是有法律保障的，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程序和制度方面的保障也相对完备。但从总体上说，公民参与的角色制度化规定不健全，公民参与制度体系的配套性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不足，公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首先，公民在行政立法、重大公共项目及相关公共事务领域参与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任务艰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公民参与立法进行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修正案)》中增加的公民可直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尝试远未普遍化。因此，这些空间可能成为“灰色参与”或“设租寻租”的滋生地，危害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其次，从制度配套的角度上看，我国已经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体现出一定的层次，但许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矛盾，职责交叉等现象，制度配套程度不高，一些制度间的关系有待捋顺。此外，尽管目前我国公民参与渠道的铺设已具规模，但由于渠道建构合理性不足，结合实践情况的具体设计缺乏，多数渠道难以发挥功能，渠道的使用率不高，畅通性不佳，以致具有相当规模覆盖率的渠道网络在承载公民参与诉求方面仍然捉襟见肘。再次，应付公民参与新挑战的技术与策略不能迅速到位。一方面，当前公民参与制度体系中的原则性内容规定较完备，而有关参与制度的执行与落实等方面的规定则相对薄弱，许多公民参与的程序化规定有待具体化；另一方面，近几年的网络已在公民参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显，并且中国网民的数量已在前不久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之后还在以几何数字上涨。然而，面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却有些迟缓和无力，各级政府对网络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至今尚未出台网络参与的相关程序与规范，网络参与的无序和失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网络参与的功效，网络参与方式的无效利用不能不说是现代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一大遗憾。

(三)对策思考

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目前公民参与所面临的挑战，解决存在的问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扩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1.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有战略眼光，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公民参与的意义及公民参与的内涵入手，转变对待公民参与的观念，正确认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公民参与的内容。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的认识水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通过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实现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让公共管理者了解到公民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促成一个积极公民参与的时代的到来。公共管理者只有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才有可能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做出调整和改变，才愿意做出扩大公民参与的努力，帮助广大民众学习参与必备的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的培训，增强公民的参政能力，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与公民一起为实现这一积极参与时代到来而努力。

2.进一步扫除公民参与载体的束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村委会、居委会与社会团体三大公民参与的载体。这三大载体建构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促进作用。单个公民参与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组织化的参与行动才是适当和有效的。一个社会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或组织来承载。因此，目前的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改革步伐还需加快。要明确村委会与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与功能，摆脱其“影子政府”的身份，真正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也需要鼓励和规范，并确保其独立的地位不受干涉。

3.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而我国公民参与的权利是得到宪法的保障的。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宪法只不过是一张写着权利的纸。宪法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因此，公民参与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作保障，而这套制度体系应该是以宪法为基础，以落实公民参与的各种政策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规程的纵向保障机制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横向保障机制为支撑。通过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制保障，防范和约束公共管理者进行危害公民参与的行为发生，将公民参与纳入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

4.要引进和应用公民参与的新技术和策略。一方面要加强公民参与技术改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高公民网络参与所必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提高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软件”投入，组建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研究团队，开设强化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培训课程，鼓励各地公民成功参与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并面临新的挑战。据此，我们提出了推进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初步思考。当然，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模式和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相信，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中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

第四篇：创新公安工作机制尊重保障公民人权

创新公安工作机制 尊重保障公民人权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1:0

4来源：《求是》期号：2005.4作者：武长顺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修正的《宪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重大发展，也为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具备正确的公安职能观。

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警务活动，主要体现在“打与防”两个方面：通过依法对少数违法犯罪人员的打击和惩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通过防范各类违法犯罪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彰显“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有效消解社会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比其他政府部门负有的责任更加重大。在宪法精神指导下，确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以及相应的职责观和职权观，是公安警务行为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保证；而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保证。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加强公安法制化建设，是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的必然要求。２００３年以来，一批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或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与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立法活动，都为创新完善公安管理机制、规范警务行为、体现宪法精神奠定了基础。天津市公安局在制定和实施绩效考核的制度中，从单纯关注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管理指标，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延伸。我们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社会安全度”和“公众满意度”的科学评估系统，强调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这些措施对坚持公安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创新和完善“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警务运行机制，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是在违法犯罪行为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形成侵害事实之后实施的，是被动的惩治措施；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旨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是主动的保护措施。近年来，我们积极构建以巡逻堵控和社区警务为主要方式的警防网，构建以群防群治、保安队伍和单位内部安全保卫为主要形式的民防网，构建以电子监控报警、要害部位防护装置和ＧＰＳ移动目标监控为主要形式的技防网，构成了全时空、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为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亲民、爱民、助民、便民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更多的群众也逐步认识到，积极参与群防群治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从根本上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权不受侵害。由于动员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整合了各种社会力量，因而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使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局面。

创新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努力把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成一支富有人文精神的队伍，保证公安警务行为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队伍建设要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起点上，按照正规化标准，建立和健全教育培训、奖惩激励、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等管理机制，促进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天津市各级公安机关开展警务公开活动、聘请特邀监督员、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增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塑造了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整体社会形象。特别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实行的“天津市公安机关四级（市局局长、分局长、派出所所长和社区民警）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社会效果良好。近两年来共接待来访群众４４９８１人次，解决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访群众人数已大幅度下降，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机制的成效是显著的。通过与群众的直接对话，也开辟了公安决策层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的渠道，使我们对在公安执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情况有了真切的了解，从而为实现“从人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的承诺提供了前提条件。我们创建的公安局职位标准管理系统，被公安部评为质

量管理标准，实现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关注干警个人的全面发展，改善干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维护干警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对广大干警的关怀，同时也有效地增强了广大公安干警的人权观念，并以此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到公安工作之中。

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规范警务行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全体公安干警，摆正“公权”与“私权”的位置。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公安警务行为要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执法管理同服务的关系。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机关法定的警务活动，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府行为，这种执法管理的目的是依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依法管理的具体警务活动中，公安机关警务活动的服务性要体现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等方面。治安管理与服务是相统一的，那种为了服务而放松、放弃甚至取消管理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管理又不等于服务，强调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就是要求干警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服务职能是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延伸服务来实现的。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执法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从而使公安警务活动既对法律负责，又使人民群众满意。

第二，要处理好治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治安效益，是指社会治安状况持续良好，其中的主要衡量指标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社会效益，是指警务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中的主要衡量指标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这些年来，天津市公安局强调治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坚决克服片面追求治安效益的倾向，认真实践“为了人民管治安”，而不是“为了治安管人民”的执法思想，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要处理好“后盾”与“前矛”的关系。国家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当税务、工商、市容、质量监督等其他行政部门的执法活动受到不法妨碍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安机关这一“后盾”职能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职能如被扩大化，致

使各种非警务活动大量增加，不仅影响公安机关的人权保障形象，有的还会引发行政诉讼。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执法、依法办事。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方面，公安机关是当然的“前矛”，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树立威武之师的形象；在配合其他行政部门执法方面，公安机关既要做好“后盾”，又必须把握好尺度，坚持到位不错位、到位不越位，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落到实处。

（作者：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第五篇：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摘要：社会发展需要借助一定的管理手段才能完成，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中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稳定和谐，文章主要针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进行分析，从公民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的管理创新工作，构建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借助市场化的操作运作方式，实现各个方面持续有效性提升的最终目的。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公民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从公民参与角度出发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相关工作的有效开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形成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公民的积极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公民参与重要性

（一）表达公民诉求

公民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在发展中能够借助各种类型的途径实现相关经营能力的提升的目的，因此要在社会管理中将公民纳入到整个过程中，能够实现普通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公民的实际利益在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中需要进一步的保护和完善，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发展中，需要建立一种特殊有效的公民利益保护方式。公民通过自身或社会组织合法地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使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立法和政策过程中得以体现，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保护自身利益。

（二）履行监督职能

我国法律规定社会公民具有监督权力，在社会经济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公民的监督能力和作用，就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管理创新手段，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能够避免在此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群众的权利。为了实现这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要在实际中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信息利用方式，求政府不断公开社会管理的信息，提高行政透明度，积极地、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质疑，发挥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监督权力发挥。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途径

（一）微博微信

微博微信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广发的群众基础，为了方便公民参与到相关到管理工作中，就要借助微博微信，这样以来可以有效保障公民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培育了现代公民精神。微博问政敦促政府积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顺应网络时代的变化，要求政府主动融入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微博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将有力推动政府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涵盖了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通过微博这一载体，政府行政将会向社会开放，政府可以运用政务微博把握网络舆论动态，了解公众诉求，解答公众疑问，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微博问政具有民主性，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微信是目前社会信息传播中常用的一种方式，能够实现相关信息的快速传播，因此要在实际中进行针对性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设立各种类型的社会管理创新公共号，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到这个公共号中，及时发表自己的建议，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设立市民信箱

市民信箱是满足公民实际诉求的一种有效方式，尤其是借助现代网络实现相关信息传递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社会管理中的门户网站及市民邮箱正式运行以来，在发挥政府信息资源效益，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互动交流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了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信息资源，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快速发展，利用现代互联网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对公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也提供了一条新的交流路径，涉及部门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对待，主动研究，善于汲取有益的成分，并以适当方式给予回应，实现问题处理有效性的目的，避免了问题处理时间过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公共网站和信箱中，能够将更多的信息传递给社会管理者，倾听基层民众的心声对这些决策者来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实现公民相关思想传递的一种积极尝试。结论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社会管理工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现代公民参与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在实际中要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构建一种多样化的现代公民参与社会管理途径，发挥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维护国内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社会管理创新公民参与途径是多样化的，要从实际发展需求出发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是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

[1]田玉军.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2]龚鹤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4.[3]房丽.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D].西北大学,2007.[4]朱宜放.城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3.[5]高继超,刘丹.治安管理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03: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