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公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第一篇：对新疆公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全疆党校系统第十五届理论研讨会

对新疆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乌鲁木齐公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为例

作

者：王凤丽

单

位：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 职 务 职 称：副教授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邮 箱： 582721495@qq.com 对新疆公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乌鲁木齐公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为例

[内容摘要] 当前，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必须强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首府城市，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在社会稳定及民生建设各领域，社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已成为乌鲁木齐社会治理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大量实证调研，对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问题、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 社会和谐 长治久安

一、当前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1、社区治理是用治理理论研究和解决社区问题的一种理论思考和行为模式，其目的是让广大各族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在共有生活环境空间中，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以此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精神状态，更有利于各民族群众在这样共有环境中，架构沟通的桥梁，形成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交融的氛围，促进各民族群众情感的加深，增进民族团结的力量水到渠成，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2、在当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的要求下，乌鲁木齐市维稳工作重点在基层的维稳，在“管、防、控”环节中信息采集工作是重中之重。对信息的采集需要社区基层工作人员通过走访或二维码录入及视频监控进行，但亦离不开群众的举报和配合，只有让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维稳工作的群策群力才能更好的发挥。

3、在乌鲁木齐当前的社区工作中，维稳工作是重点，但服务群众亦是重要任务，但在这两者间，由于人力、物力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社区依赖的行政资源会出现乏成，当倾注于维稳工作时，便会不同程度的削弱了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让社区社会组 织及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一方面能使他们补充到为社区居民更好的服务中来，另一方面也能协同社区做好配合工作，在统一思想，理解宽容的基础上营造较好的和谐环境。

4、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丰富起来，而辖属社区工作人员从精力、知识、见识及其他方面都是有限的。而社区内居住着各类人群形成极为丰富的社会资源，通过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社区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能更好的挖掘社区资源，能为居民提供不同程度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更能丰富社区生活，有益社区和谐有序关系及环境的建设。

在我们对全市90个重点社区进行相关内容的问卷调查时，如您认为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的方向应是什么？其中67.1%的基层工作人员选择政府、社区及其它组织、居民共同治理。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以实践工作者的感悟，对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参与主体是现实的需要，更应是必要的选择。

二、当前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我们对抽样调查的90个社区的问卷中，其中，问到“您认为当前社区治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工作人员待遇偏低、民生问题、居民不积极参与。问到“您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吗? ”这一选择中每次都参加（6%）、经常参加（19.4%）偶尔参加（48.9%）、没参加过（25.7%），从当前理论与实践对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诉求都说明，当前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状况不容乐观。

1、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数量及规模都很小

在我们对全市重点社区进行抽样调查中，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还处于萌芽状态。在抽样的问卷调查中也普遍反映了这一问题。在此次抽样调查的90个社区的问卷中，其中志愿者数为0的 7个社区，志愿者数1的为3个社区、志愿者数为2的2个社区。

2、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面很窄

据社区调研了解，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方面就是文化建设及康体活动及社会服务的参与,对于社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参与 几乎没有。我们在对90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时问及“你们社区的志愿者都做了些什么”其中赞助占44.3%，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占29.8%，承担社会公益服务16.5%，其它占9.4%。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居民参与意愿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社区文化参与、社区社会参与、社区政治参与。从居民实际参与层次来看:大多数居民参加了诸如市容环境整治、文明志愿者服务、小区内的群众活动、社区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等文化和社会类型活动。

3、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方式被动

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人口组成比较单一,从人员职业结构来看,人群还是集中于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员、低保户等。因为上述五类居民的权益需要社区办理来实现,所以他们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或是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或是社区要求被动性的参与，这样的参与难以实现社区治理目的。

4、公众参与结构极不均衡

我们在对90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时问及“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主要是什么人”其中妇女占33.9%，儿童占15.3%，老年人占50.8%，青壮年几乎没有。即在社区治理参与中中老年人参与人数和次数大于青年的人数和次数,女性参与人数和次数高于男性参与人数和次数;其次从收入和文化水平来对比,收入高、文化水平高的人群参与的人数和次数很少,收入较少、文化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参与的人数和频次较高。这样的参与结构降低了社区治理的效果。

三、当前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区公众参与缺少了应有的组织保障和平台发展空间 在课题组对社区居民883份调查问卷中，其中“您是否愿意成为社区志愿者？”选择愿意占48.7%，但经常参与的只占6%，这说明从主观上愿意参与社区社会治理的人群，除了有些客观时间上的限制外，现在的治理理念和制度设定没有给他们有相应的平台发展空间，使他们在愿意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被搁浅。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调研中还发现，愿意并有一技之长参与社区社会治理的人群对社区的治理 需求处于未知状态，而社区治理的政府工作人员对这部分群体的存在及挖掘也处于未知和茫然状态。无形当中，阻碍了社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进程。

2、社会资金投入不足,公众参与缺少资金保障

在我们对90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时，问及“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其中硬件设施问题33.5%，经费问题占27.6%，组织机制问题占19.3%，人员及素质问题占14.9%。城市社区公众参与的频次和广度,需要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社区公众参与有效进行。目前,乌鲁木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公众参与的资金支持投入不足和投入方向太窄的状况,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层面的拨款,有限的资金无法支持形式多样的城市社区公众参与,这势必造成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效能低下。

3、社会治理体制滞后,公众参与缺乏归属感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旧有的“单位制”社会管理格局已被打破,“单位人”也已基本转变为“社会人”。但是在我们对乌鲁木齐市社区公众的走访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与社区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遇到问题首先会寻求单位来解决, 他们作为“单位人”对于自己所属的单位有着强烈的依附感、认同感、安全感,而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极其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公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意识淡薄。我们在对社区居民883份调查问卷中，其中问及“您是否愿意成为社区志愿者？”选择不愿意占48.7%，选择没考虑过30.1%，选择没兴趣占5%，而其中被调查对象占多数的是“单位人”，造成目前乌鲁木齐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率和参与效能低下。

4、参与利益导向不全,公众参与缺失动力支持

社区公众参与的源泉,来源于城市社区公众为了维护、实现或发展自身的利益诉求满足。公众利益所包括公众在工作、学习、健康、生活、娱乐以及人生发展等方面的各种基本权益。这些权益诸如提高 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获得公益服务、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只有公众感知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紧密相连,参与其中能够充分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才能激发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促使公众积极自愿参与到城市社区建设当中来。而在乌鲁木齐城市社区现有的活动利益导向不能满足居民现实利益诉求,造成社区公众不想或不愿意参与社区事务。例如：我们在对90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时问及“你们社区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其中提供便民服务占44.1%，给予奖励占29.1%，私人关系动员占16.7%，其它占10.1%。这样的选择多数还是由利益驱导，缺乏公众感知的切身利益与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紧密相连性,导致目前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缺失动力支持。

5、公民意识落后，影响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参与效果

乌鲁木齐市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但城市文化、社会进步、公民意识等发展水平不高，这些直接影响着城市社会治理的成果及公民参与的意愿及效果。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是公民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乌鲁木齐市居民的公民意识不强，也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除了公民意识外，公民参与基础能力也决定了未来公民参与的效果。公民参与的基础能力主要有:一是以政治意识为基础的政治能力,居民对政治环境与社会公共政策必须有大致了解和掌握;二是以文化知识能力为基础的思维能力,这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条件;三是表达能力,勇于和能够及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建议和要求,而无需通过他人或其他中介替代表达,四是必要的社会热情。在乌鲁木齐市现发展阶段，公民参与的基础能力总体不强，且不均衡，这些就影响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

四、当前乌鲁木齐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战略思考

1、适应新形势，调整政府对社区治理模式

由于我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政府管理的触角已伸向了 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组织和个人只能被动的接受管理或被动性的参与。从乌鲁木齐市实际情况来看,乌鲁木齐市社区居委会把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承担各级政府下派的行政事务完成上,造成目前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组织发展滞后。政府应该转变现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治理模式,把对社会的干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将不属于自己职能范围的社会事务交由社会来解决，推进和发展多元化治理体系。政府除应加大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外, 在社区服务领域更多采取政府购买等形式，给予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和平台，将下移社区的行政事务重新交由政府部门或由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来解决,从而纠正乌鲁木齐市社区居委会的过于行政化倾向,推动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有效开展。

2、健全完善社区公众参与的政策法律制度

从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现状调查分析可知,国家在城市社区公众参与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上明显滞后于城市社区公众参与发展的需要,造成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城市社区公众参与发展的速度和诉求远快于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定及发展的速度。目前,在国家政策法律规定上,对公众参与内容规定较窄,具体来说是没有明确界定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这就造成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区各类公共事务既无法受到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也没有相关的机构对其政策和法律进行宣传和咨询。造成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只停留在初级层面。笔者认为,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时候,应将涉及公众参与方面的事项写进条例法规之中。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力在社区治理中得以体现，从而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维护乌鲁木齐市社区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才能确保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健康有序发展。

3、提升和丰富社区公众参与方式

现阶段,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众参与对政府和城市社区居委会的依存度很高,公众自主参 与城市社区各类活动水平较低。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探索适合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方式:如在宏观国家政策指向上,党和政府已经以纲领性的文件提出了宏观指导,以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探索并实践城市社区公众参与方式;从微观社会实践来看,产生了以民情流水线工程、三维数字社区建设、虚拟养老院、社区网站、一站式社区服务大厅、社区报等一系列媒介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社区公众参与率,促进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发展。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结合目前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发展背景,依托各区县的实际情况,借鉴先进理念和国内外的经验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并积极推广较为成功的示范。例如：乌鲁木齐市旭东社区每月10号的志愿者服务日及爱心100的社会服务工作站等工作的理念及实践值得推广。在建立参与制度和参与信息公开透明基础上，通过丰富公众参与方式,才能促进现阶段城市社区公众的有效参与。

4、吸纳社会资金投入社区公众参与

任何组织行为都要依靠充足的资本作为支持,从而保障其行为持续而有效。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作为公共组织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需要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其完成。基于此,乌鲁木齐应该着力采取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建立沟通及运营的平台，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到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当中来,以保障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持续有效发展。具体来讲,应将釆用“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将涉及部分单位和个人利益的公共事项放归于社会,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到公众参与主体当中,城市社区居委会应从宏观上给予指导,让利益相关方自行决定参与的方式,参与产生的费用由其共同承担。在涉及社会范围的公共事项上,城市社区居委会应发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在社区范围内广泛调动行政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召集辖区各行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居民代表共同商讨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内容,以及参与产生费用的来源。只有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才能形成社会合力推动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发展。

5、建立有效的社区公众参与动力机制

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公众的广泛参与,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满足公众利益诉求,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城市社区各类活动上来。从调查问卷分析可知,对公众有较强吸引力并能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城市社区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与公众有着极其密切的利益关系。基于此,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活动应以社区实际情况为基点,在创造更好条件的同时，创新理念和方法，以社区公众的共同利益为导向,把解决乌鲁木齐市社区公众普遍利益诉求作为突破口,如：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获得公益服务、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内容，建立长效的公众参与动力机制。

6、培育具有归属感的公民意识

培育具有归属感的公民意识，必须首先培育公共参与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即公民对具有共同价值的社会事务的认同、规范、维护的参与过程。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有利于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归属意识提高，对公众主动参与社区发展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加大家庭教育对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培育。作为父母应该从小就让孩子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让他们感知社区公众参与的乐趣和意义,使他们从小就能建立起公共参与精神;其次,要拓宽学校对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培育。学校作为公民家庭教育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场所,不能仅仅只重视培育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更应该注重公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育。学校应该开设并增加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课程,鼓励并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性活动,培育其公共参与精神;最后,要强化社会教育对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培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培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都有责任和义务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积极引导公民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使公民自愿参加到社会公益活动中来,使公民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上受到公共参与精神的感染和教育,从而培育出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只有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 者的共同教育,才能在社会上广泛培育出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从而也才能促进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 2014年02月28日

2、乌鲁木齐市委党校第61期县级班课题组《创新社区治理体系，打牢长治久安基础》 2013年5月

3、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01）.4、田慧.乌鲁木齐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13年4月

第二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腐败分子的贪污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为更深层次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信任，党和政府必须积极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更加有效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目标。

一、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局限

相关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建设情况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深度与广度。例如，近年来网络反腐呈现高速发展状态，我国公民之所以更愿意选择网络参与反腐的形式，主要因为我国当前反腐制度并不健全，制度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原因如下：（1）相关部门未真正认清反腐倡廉的主体，过分强调以权力来制约权力，忽视以权利来制约权力，未充分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予以足够重视。（2）我国在过去若干年虽然相继构建部分保障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但很多制度并未真正有效、切实落到实处。例如，以“重庆公众参与反腐”为关键词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发现重庆市并未制定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制度。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庆市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二）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不畅

为真正切实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成效，应不断拓宽和开辟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途径，保障各途径有效畅通。不过，在现实中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并不丰富，相反呈现出单一状态。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途径主要是举报、上访或信访等。由于诸多现实方面的原因，我国在上述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方面仍需进一步进行疏通。例如，公民上访举报腐败现象及行为的时候，往往会被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推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再如，在对重庆部分群众进行访谈时有群众表示：“我曾经因为本村干部腐败问题曾多次向本地政府的反腐举报信箱进行过检举，但是多次发送的举报邮件均未得到有效回应。多次举报不成致使我对举报失去信心。”

（三）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阿尔蒙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在其编撰的《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大体将政治文化几种不同文化圈中的社会成员分别称为参与者、顺从者及偏狭者。参与者既是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者。当公民发展成为参与者的时候，无疑是对政府工作的有效支持，其有效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和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在过去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政治思想无疑是政治文化的主线，儒家所始终提倡的三纲五常让臣民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最终造成我国的很多公民均不同程度上缺乏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党中央和国家政府始终提倡公务员应是人民的公仆，但是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长期腐蚀及影响，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仍然在部分政府官员的身上存在，官为本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流于形式。很多公民仅对政府相关政策被动接受，对与自身利益缺乏密切相关的事物极少关注，对于参与反腐倡廉则更少。

（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不强

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之所以产生此种情况，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普遍不强。虽然我国公民素质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得到很大程度提升，公民对参与反腐倡廉也普遍拥有较为强烈的意愿。但是，我国很多公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民对于反腐倡廉方面的方针政策不太了解，也不够熟悉。很多公民在遇到腐败现象的时候往往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去揭发、举报相关腐败行为。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均不同程度上出现拆迁户、失地农民举报贪污腐败行为的弱参与行为。

（五）公众对腐败的危害认识仍不够

腐败对整个国家、社会及公民利益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换言之，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即是为了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不过，假如公民对于腐败具体危害性的认识并不强，对于腐败对整个国家及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并不了解。那么，公民很容易丧失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从具体的反腐倡廉实践来看，举报人一般举报的内容均是与自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腐败行为，很少有人会举报那些与自身利益毫无相关的腐败行为。之所以会产生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很多公民对于腐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例如，在对重庆市部分村民进行访谈时，有群众表示：“如果不是切实会危害到自身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众是不会进行举报的。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即使发现有村干部出现贪污腐败行为，因为担心得罪村干部，也很少有群众会举报村干部的腐败行为。”由此可见，目前很多公众对于腐败的危害认识仍不够。

二、促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对策

（一）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是一种时代趋势，公民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力量，如果缺乏科学、合理、健全的制度有效加以引导，很容易造成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出现混乱，不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性。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进行制度化建设，必须做好如下几点：（1）对现有制度进行有效完善和落实，如信访制度、听证制度及质询制度等。（2）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具体制度。（3）不断对奖励制度和举报制度进行有效完善，特别是对举报人保护制度进行有效完成。对于反腐举报有功的举报者必须予以更高奖励，激发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对于诬告的事实必须要及时予以澄清，并对相关举报人予以严厉惩处。这样的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还有利于打击恶意举报行为，可以让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呈现出更多的制度化特征。

（二）完善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渠道

在未来我国必须进一步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进行完善及拓宽，具体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1）进一步畅通公民的信息来源渠道，利于对腐败现象进行公民监督。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首要条件。如果相关部门的相关信息不透明、不公开，那么公民则很难对相关腐败行为实施监督。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尽快有效实行政务公开，将公共权力的运用透明的置于阳光之下，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让相关权力执行者很难滥用掌握的权力。（2）对举报网络进一步健全，拓宽信访举报的原有渠道。例如，专门设立信访机构，积极开通举报电话，打造群众举报网站，并保证上述公民参与渠道的畅通性，进而有效保证公民的举报及诉求可以得到更加及时、有效、合理解决。（3）让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得以提升和完善，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组织化程度。在现实生活中，公民个体参与反腐倡廉的力量很容易受到相关部门的忽视，而社会组织则有很大不同，它可以将公民个体的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从而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三）增强公民意识且改变传统观念

现代公民精神的核心便是公民意识，与传统的臣民意识相比公民意识更具先进性。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对自身政治地位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它是在特定宪政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民众意识。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也在逐渐形成，在我国公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很多障碍，而臣民意识则是其最大障碍。在臣民意识的影响下，我国很多民众普遍缺乏主体意识。公民的主体意识缺乏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现代社会中，只会造成更多公民对腐败行为进行容忍，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怂恿腐败。我国要想真正有效引导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必须要有效彻底地将公民对腐败的漠视及容忍态度进行扭转。（1）有效清除臣民意识对我国公民的不良影响，对公民实施必要、系统的法制教育及公民教育，帮助我国公民逐步树立健康的公民意识。（2）不断增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引导我国公民对自身的权利进行正确认识，并学会采用相关手段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方能尽快有效帮助我国公民树立较为独立的政治人格，引导我国公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反腐倡廉工作中。

（四）有效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能力

不断加强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热情进行有效引导，将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科学、有效且有步骤地提高广大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提升公民的反腐倡廉能力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具体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1）积极调动社会多方力量有效参与公民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我国公民对反腐倡廉工作中公民参与重要作用的认识。（2）加强对我国公民普及反腐倡廉相关知识，对相关反腐倡廉政策进行积极宣传，让公民的反腐倡廉意识不断得以培养和提升。（3）引导我国公民采用合法手段参与反腐倡廉，不断提升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五）增强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

要想真正提高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必须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动力进行有效挖掘，从而大幅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为达到这一目标，具体可从如下几点入手：（1）对公民积极宣传腐败的具体危害，让每一个公民均充分认识到腐败与自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当公民真正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方能有效提起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衍生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2）不断增强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信心。很多公民之所以不愿意参与反腐倡廉主要因为对参与反腐倡廉缺乏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小公民，没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惩治腐败。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基于此种情况，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并积极宣传公民参与在反腐倡廉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第三篇：社区青年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

社区青年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目前的青年政治参与情况和工作实际，通过对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和试点现状分析，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将实践推向深入。文章从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试点探索，即以黄浦区团委南京东路街道为例的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卢湾区团委瑞金二路街道为例的“小三会”制度上来看运作的基本方式。文章提出从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到“小三会”制度的过程是从团内民主到青年民主、从选举参与到公共事务参与、从团内评价走向社会评价的过程，其发展轨迹逐步明晰了建立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的功能定位、根本宗旨和根本意义。文章从政治参与发展的角度来设定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的努力方向，并对探索建立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社区青年　政治参与　“直选”　“小三会”

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

青年的政治参与指的就是青年作为参与主体，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现状的基本了解、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的实际行为投入，它包括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对于上海青年而言，青年的政治参与的一般形态也分主动参与与被动参与。青年的主动参与的行为是有的，但是被动参与的更多，同时，更多的参与动员被纳入政党动员。以社区为载体构筑青年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是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向之一。社区越来越成为青年聚集的重要场所，在社区党建日益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积极推进的今天，以社区为载体探索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方式和途径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当前，学生在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下，除了在校学习书本知识外，课外的实践教育活动成为重点，社区成为大、中、小学生课余时间的重要聚集地，学生社区报到制度正在全面推行。同时，在职青年的单位流动性逐步增加，“陶吧”“酒吧”“网吧”等各类时尚活动日益成为在职青年的新宠，一些自发组织的青年社团、小区会所，以及在职青年在社区的聚集逐步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社区这一资源拓展青年的政治参与途径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文章从2001年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厦门小区开始试点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到2003年3月开始试点的“小三会”制度的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来研究目前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现状，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二、研究的内容与结论

（一）上海青年政治参与的总体状况

团市委于2003年对《政治文明与当代青年》作了调研，该书对上海青年政治参与的状况做了总体描述。我们认为上海青年政治参与不同于其他群体，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青年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参与公共事务是参与政治的重要内容。二是青年政治参与的途径：在积极的舆论参与、选举参与的同时，社团参与和网络参与成为发展新趋势。舆论参与是青年表达政治观点和意愿的重要途径，显示了青年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参加选举是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是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社团参与与网络参与成为青年政治参与新途径。“参加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这种方式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不同青年群体的信赖，被作为青年参与政治的最主要的途径，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各级政府和青年工作者的重视。三是青年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用合法手段处理所遇事件。四是青年政治参与的能力：有较强政治责任感和较为自信的能力感。五是青年认为最重要的参与条件：参政议政的观念和意识以及规范的制度保障。

（二）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实践探索

1、黄浦区团委的居民区团支部“直选”制度的探索

(1)“直选”的背景

共青团组织要适应社会体制转变的挑战，增强团的基层组织的生命力和活力，在社区开展直选是十分有效的切入点。社区为共青团组织直选提供了最佳的土壤，社区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又为直选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厦门居民区是上海社区中第一个进行居民区团组织“直选”的社区。

厦门小区于2000年6月由尊衍居民区和原厦门居民区合并，是一个以老式石库门房子为主的居住小区。1998年通过差额选举方式组建的团支部，在直选之前，深入居民区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社区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同时，邀请市社科院、高校和团市委的有关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对社区团组织直选这一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操作进行研究和探讨。通过反复推敲论证，根据居民区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直选工作的方案，确定了居民区团组织走“直选”的道路。

(2)“直选”的基本方式和突破点

厦门居民区团组织直选的关键环节在于：首先是选举人的资格。采用“共青团选举证”的办法对选举人的资格进行认定，把选举权利交给珍惜自己民主权利的小区团员。即对经过社区团籍注册、并愿意参加选举的小区团员颁发“共青团选举证”。作为双重身份的居民区团员，有自主选择是否行使“第二次选举”的权利。团支部规定了参加选举的团员必须超过居民区持有“选举证”的团员人数的五分之四，选举方为有效。据调查，小区中有十多名团员因为工作、学习或其他原因放弃了选举权利，但同时通过宣传动员又吸引了十多名刚入团的青少年自愿参加选举。其次是竞选人的资格。通过在选举过程中设立自荐、考察和审定正式竞选人的程序，改进了以往共青团组织在选举过程前设立候选人的做法，提高了透明度。其中主要抓住了四个方面：一是规定居住经验，要求竞选人必须在居民区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二是通过竞选纲领，衡量竞选人的能力素质，了解他的竞选动机和目的；三是通过政审，把好竞选人的政治关；四是通过书记竞选人面对面地向身边居民区的团员青年征询提名支持率，保证了直选更大程度的群众性。第三是尝试大会选举和分散投票相结合。搞直选的目的就是要让最广大的小区团员青年来发表自己的意愿。早在1998年小区差额选举组成团支部时，就有小区团员表示由于不能参加集中的大会选举而失去了投票的机会，使整个选举质量受到了影响。因此，选举采取大会选举和分散投票相结合的无记名差额选举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凭“选举证”到指定投票点领票、写票、投票。提供具有私密性的投票点，给予选举人充分的选择考虑的时间，这样既保证了最广泛的团员参加选举，提高了选举的群众性，也使团员最大程度地参加选举，保证了选举的民主性。第四是书记和团总支班子的形成。直选采取了书记竞选人和委员竞选人同时选举的办法，通过竞选纲领和不同的竞选程序，对书记竞选人提出了更高的考察要求。书记竞选人除了要符合一般的竞选程序外，还要获取更高的提名支持率，要组成竞选后援团参与竞选，要通过选举人现场答辩等程序才能当选。当选书记被赋予了被限定的组阁职权，在委员中确定副书记3人和各委员的分工。采取的这种有限的组阁制，强化了书记和整个班子成立后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直选的基本方式详见《直选工作流程图》（表１）。

(3)“直选”的发展即与居民区的联动

在“直选”的基础上，南京东路街道又建立“居民区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居民代表会议”参与制。居民区民主管理委员会是居民委员会将小区中有较高文化程度、有一定见解的居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小区重大问题的决策，它是居民参与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每年年初团支部（总支）要推荐2名思路敏捷、卓有见解的青年参加“居民区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为小区的建设和管理出谋划策，参事议事。每月一次，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要在小区内接待来访居民，听取居民们的意见和建议，并针对居民（尤其是青年）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配合居委一起解决。居代会是居住在本小区的居民参加的，对关系居民利益的各项事宜进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民主制度，是居民履行民主权利、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组织形式。团支部（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参加每年的居代会，在会上代表团支部（总支）向居民代表汇报一年来完成的实事工作项目，倾听和了解居民对团组织的意见和要求，并及时向居民委员会反映青年的心声。

同时，按照党带团的宗旨，又建立了居民区党组织会议列席制。居民区党组织每年要有两次会议专门研究团青工作，团支部（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必须列席会议。具体内容应包括团支部（总支）书记向党组织汇报近期工作；党组织要指导团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决定居民区团工作的重大问题；党组织要帮助团组织落实活动经费问题；了解小区青年的思想动态，发动团员青年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作，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促党建，更好地发挥党团组织的联动效应。

表1：直选工作流程图

2、卢湾区团委的“小三会”制度的初步探索

(1)“小三会”制度的基本定位及其由来

“小三会”是指以青少年为主体，以青少年事务为主题的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以此实现青少年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听证会是指社区有关部门，在对青少年事务做出决策前，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广大青少年意见的会议。协调会是指为了维护青少年的正当利益或保证青少年事务的顺利开展，而召开的由各方共同参与、当场进行协商的会议。评议会是指由社区有关部门组织青少年对社区内的青少年工作和与青少年有关的事物或现象进行评估的会议。“小三会”一般由街道团工委或社区团支部具体负责实施。“小三会”制度从程序上看有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从内容上看则各有侧重。

“小三会”源于卢湾区党委试点的“三会”制度。“三会”制度分别是评议会制度、协调会制度和听证会制度。

(2)基本内容及组织方式

“小三会”推出不久，虽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形成初步的规范主要有三个步骤。

一是会前的议题收集。“小三会”的议题选择要具有针对性，同时要充分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青少年群体的年龄、兴趣等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社区的关注点与成年人是有差异的，“小三会”不能照搬“三会”的内容，而是在广泛发动青少年观察了解社区情况的基础上，提炼与青少年有关的热点议题。通过参与议题的收集工作，可以加深青少年对本社区的了解，激发青少年更高的参与热情。例如，在各社区开展的“青少年文明行动示范点”创建活动中，是否申报荣誉称号、如何开展创建活动等都可以组织青少年召开听证会；关于社区居民的道德习惯、青少年的实践环境等也可组织青少年召开相关的评议会；遇到青少年群体利益与社区其他方面利益有冲突时，还可召开相关的协调会。

二是会中的现场讨论。青少年参与“小三会”的现场讨论，不仅是出于形式的需要，更是要通过现场参与提高青少年对社区的认同感，增强他们在社区生活和工作中的主人翁意识。通过积极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参与现场讨论，采纳或接受青少年的意见、建议，可以使青少年在互相交流中运用民主协商、自主决策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满足自身的需求。

三是会后的监督落实。“小三会”的最终目的是加大青少年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充分发掘青少年的潜能，有效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会前的收集信息、会中的热烈讨论都是为了有效改善社区工作。因此，会后对“小三会”各项决议的监督落实是工作的关键，也是青少年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真正的广阔天地所在。在相关的“小三会”召开后，组织青少年对有关工作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评比、宣传整治、道德实践活动，可以使青少年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社区建设中贡献的价值，同时也使社区对青少年资源的开发达到最优化。

（三）对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小三会”等形成的基本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方式的基本评价

1、从团内民主到青年民主的推进

从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到“小三会”的过程是从团内民主到青年民主的过程，它逐步明晰了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建立的功能定位，即推动民主，推动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

居民区团支部“直选”方式选举团组织班子及其成员。这种采用不定框子、不定调子、不指定候选人的民主选举方式，是团内民主选举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创新。它的创新之处不在于提出新的具体民主制度，而在于对原有团内制度中的民主资源的开发，使过去在选举中长期形成的由党组织指定候选人的做法从选举制度中退出，实现了团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质性复归。在我们的调查走访过程中发现，采取这一方式选举的基层团组织，团干部的积极性以及团组织的凝聚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组织的活力明显增强，这也是增强基层团组织合法性基础的一种有效措施，是基层团组织自发性制度创新的尝试，对于团内民主的复归与深化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小三会”实质上还是由社区团组织来操作，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团内民主走向青年民主。从参与的制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社区所属青年都可在有5名左右社区内青年复议的情况下，就社区管理、青年事务、自身权益等问题提请召开相关会议。我们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会议的召开，参与的群体较为广泛，有时也会有老年人对青年工作进行评价。通过“小三会”的召开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直接进入政府的“三会”制度，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讨论的确有其积极的意义。实际上，28岁退团的人员仍然属于青年范畴，因此，“小三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受益范围扩大，成为了“青年民主”，而不仅仅是“团内民主”。

2、从选举参与到公共事务参与转变

从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到“小三会”的过程是青年从选举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它逐步明晰了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建立的根本宗旨，即青年政治素质的有效提升。

居民区团支部“直选”是团内选举的创新，是源头上的突破。感受民主首先是从选举开始的。在走访中，我们可以发现，直选的居民区内居民的民主意识等政治素质得到了潜在的提升，被推选上的代表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凝聚力工程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因此，选举的直接体验是民主形式的重要体现。如何进一步推动社区直选的有效开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三会”通过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将社区的众多青少年事务集中起来，同时，无形中又直接加入了居民区、街道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上得到了很大的延伸。在走访中，我们发现，青年对社区关注的事务多了，对重大的时事新闻关注和讨论多了、对社区内的规定制订参与多了、对青少年事务的建议多了，直接推动社区“三会”的有效开展，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氛围，这将直接对青年今后参与公众参与机制产生积极的影响。

3、从团内评价到社会评价的转轨

从居民区团组织直选到“小三会”的评价体系是青年工作从团内评价到社会评价的过程，它逐步明晰了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建立的根本意义，即在于推动共青团组织的生存发展。

在社会上有人说：“不怕团不跟党走，怕青年不跟团走。”这体现一点，就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在于对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可度。共青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群众团体，作为执政党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的生存和发展必将对执政党的凝聚力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评价体系成为天平上的重要筹码，走出团内评价是共青团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居民区团组织“直选”的评价转变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团内民主的方式实现后形成的社会评价来体现其存在价值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组织的根本民主就在于选举的民主程度，公众评价的最初和最终认识都在于选举的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选”是共青团组织的民主突破。“小三会”则更为直接，请青年直接参与对众多事务的评判，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对基层团组织进行评价、对团组织所做的青少年事务进行评价、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有权发表意见，并可获实施，这就是将组织工作，将青少年事务推向了公众，使它更广泛地获得被评价的机会，同时，能否得到较为满意的答复将直接衡量组织的凝聚力和认可度。

三、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一）促进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的方向设定

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反映着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这是政治参与的量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政治参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是参与人数。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首先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被纳入到政治过程中。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多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政治参与的主体越大众化，就越能体现出当代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二是参与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必经一定的渠道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有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公民参与渠道的多寡及畅通与否与政治体系的构造有关。一般说来，政治参与渠道的发展体现为四种取向，即从封闭性向开放性发展、简单性向复杂性发展、非法性向合法性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参与向以制度为中心的参与渠道发展。

三是参与层次。公民政治参与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从参与的范围来说，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层次也可分为个体参与和团体参与。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四是参与强度。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于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一般说来，参与强度与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有关，参与强度还与公民参与的主动程度有很大的联系。只有当公民处于积极和能动的主人翁地位时，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中才能发挥有效的影响作用。

因此，要促进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当前而言，主要设定以下努力方向。

第一，扩大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范围，以提供青年更大范围的实践社会参与来不断增强青年实践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意识。

第二，在充分尊重青年民主观念、实现青年权益的同时，必须积极培养青年主动参与的意识，训练并提高青年作为政治公民的政治参与技能。

第三，加强青年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畅通现有的各种合法参政渠道，提高青年参与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和监督比例。

（二）逐步探索构建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机制

1、推广试点居民区团组织“直选”，畅通社区青年参与社区事务的合法途径，不断深化团内民主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各种政治、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共青团作为有着较强政治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担负着团结、带领、教育青年的任务，但是变化中的社会要求共青团对团员青年的权威，不能仅仅建立在其历史贡献所形成的资格上，必须要有现实的依据，让团员青年对共青团有新的认同感。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论是组织权威，还是个人权威的形成，都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得。因此，作为团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基层民主选举的普及将直接影响团内民主机制的建设，激活基层团组织的活力。

目前，全市有20多个居民区团组织已经进行了“直选”，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基层团组织要逐步从指定人选中超脱出来，要形成8小时以外的社区青年的凝聚地，关键是形成什么样的青年核心以及赋予社区居民区团组织怎样的内涵，所以“直选”是首要的选择。

其次，必须建立居民区团组织“直选”的配套机制。如前面所介绍的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居民区团支部的案例，在具体运作中，“直选”后，建立动态管理的组织机制很重要，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就是坚持“党建带团建”的原则，由居民区党支部（总支）书记亲自分管团工作，党组织选派工作责任心强的居民区党支部（总支）委员担任青年工作指导员。“直选”后逐步完善建立团组织的三级网络。一级网络：居民区团支部（总支）委员会——核心组织，由经过直选产生的居民区团支部（总支）委员组成；二级网络：居民区团干事——骨干力量，由小区中热情高、能力强的团员担任；三级网络：居民区团小组——中介桥梁，按照地域相近的原则，团支部下设团小组，这样保障了选举后的社区居民区运作。同时，相应建立了“居民区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居民代表会议”参与制、居民区党组织会议列席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团青工作在社区的地位和影响，对居民区重大决策有发言权。

第三，团内民主要形成工作方法。如建立人尽其才的服务机制，在社区青年志愿者活动参与方面与在社区青年中推荐优秀分子入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凝聚青年的运行机制，即居民区团组织要围绕社区建设和管理，发挥团组织在社区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社区教育、文化、服务、维权及特色工作等方面，设计内容丰富的活动项目，积极运作。

2、多方位试点“小三会”制度，不断提升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在青年事务发展中的作用

卢湾区团委的“小三会”制度本身也在不断的试点过程中，“小三会”对在职青年的进一步参与的主题内容设计、青年权益的协调能力、制度的完善上还在实践中摸索。我们觉得这种试点是值得进一步探索和不断完善的，青年的政治参与的意识的不断增强不是一朝一夕可见的，而是通过长期的积累才能真正形成效果的。因此，应该积极提升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在青年事务发展中的作为。

我们认为，青年是一个特殊群体，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培养者，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是组织不断培养和增强青年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途径，另一方面更是青年评价和认可青年组织的途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也是开展听政会、协调会、评议会的宗旨所在。

鉴于上海青年政治参与状况分析和实施的试点工作，我们建议分层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制度，即可形成市级、区级、基层（社区）三级“三会”制度。三级“三会”制度在机制上各有不同、内容上各有侧重。

同时，要探索建立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人才网络。任何一项事务的推进必须依靠人来推动，社区青年政治参与机制不断运作后，形成的将是一个网络，而网络的点需要具体的人来把握。我们认为，团组织以其特殊的政治性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要积极形成一支政治素质高、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团干部队伍。团干部对于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既是服务者，也是推动者，也是被评价者。在试点过程中，已经对一些居民区团干部进行了工作的培训，从发展来看，这个任务是长期的。因此，在开展上岗团干部培训班、定期团干部培训班的同时，要对团干部进行青年政治参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操作的培训。

当然，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社团在青年政治参与中的积极意义。将社区社团发展作为上海社区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并逐步探索试点，也是进一步扩大青年政治参与的覆盖面的重要方式。

第四篇：银行做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银行做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摘要】：根据公司契约理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公司治理的主体,现代公司治理应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公司债权人以其对公司享有的重大、合法的债权权益而成为公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价值在于有利于降低债权人风险、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有利于控制内部人控制,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和高效。关于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间接、消极参与模式,特点是通过加强董事会地位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间接赋予债权人影响公司治理的权利,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的直接、积极参与模式,其特征为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以大债权人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企业和德日企业的融资结构有相近之处,即资产负债率高,股权高度集中。因此,我国应借鉴德日的共同治理机制,构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重塑银企关系、重点要建立银行董事制度(或银行监事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加快相关法制建设。【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银行董事制度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F275 【目录】：摘要6-7Abstract7-111导论11-131.1选题依据111.2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11-121.3研究方法121.4本文的结构安排12-132债权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13-222.1企业契约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13-152.1.1企业契约理论132.1.2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13-152.2利益相关者理论15-162.3债权融资与公司治理16-172.4国外公司治理中债权人参与模式17-222.4.1英美企业债权人参与模式18-192.4.2日德企业债权人参与模式19-202.4.3对两种模式的比较20-223我国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现状分析22-303.1我国的融资制度与公司治理的发展22-243.1.1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变迁22-233.1.2我国融资制度的变迁23-243.2我国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现状24-273.2.1我国银企关系的过去和现状24-253.2.2中国债权人债权的治理作用不明显25-263.2.3债权人治理机制不明显的主要表现26-273.3我国债权人治理机制不存在的主要原因27-303.3.1政府及法律方面的原因27-283.3.2银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28-304构建我国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与机制30-404.1我国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重塑银企关系30-324.1.1完善银行自身的运作机制30-314.1.2塑造新型的银企关系31-324.2构建债权人治理的具体机制32-404.2.1构建银行派出董事制度33-354.2.2银行派驻监事制度35-364.2.3区别不同资产负债率，选择不同参与模式36-374.2.4建立合理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37-384.2.5加快相关法制建设38-40结论40-41参考文献41-43致谢43-4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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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1.公与参与观念上的误区。首先，认为公民参与不重要。尽管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等因素，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政治权力仍存有较高的依附、臣属、顺从心理，导致权威崇拜，缺乏自主评判的意识和通过参与改变现状的信心，对自身参与的权利并不看重。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权利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仍存现于一些官员的思想中，“官本位”意识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理所当然地用在政策制定或是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只需要被动地充当接受者。其次，认为公民参与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公民参与和效率的矛盾一直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虽然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但是参与程序、参与过程相对于其它制度的复杂和烦琐，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复杂的民意需求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单一愿望格格不入；再加上改革开放前“万民游行”时代的沉痛教训，都成为地方政府在公民参与问题上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的一个衡量因素。因此，在多数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的力度不大，甚至由于担心影响经济效率，参与流于形式。再次，就是对公民参与内涵的片面理解。我国的公民参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一些官员对公民参与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或投票的范围内，仍然主张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务应由政府掌控，公共服务的供给应由政府来安排，与一般的民众无关；认为参与就是选举和投票的民众不在少数。这成为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拓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2.公民参与的整体水平不高。一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增加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难度。信息搜集的成本及尚待提高的信息透明度，使得公民很难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参与要不流于形式，要不质量不高。二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潜在利益的影响，不同的公民(团体)有着不同认识能力和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评判标准。因此，每个公民(团体)的选择都只能是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在满足众多参与决策的私益性利益团体的时候，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却可能被忽视”。这样的参与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纵资源配置的机会，而非保证广大公民权益的努力。三是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参与的三大载体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都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策略无法短时间内捋顺各种关系，因此无论是村委会、居委会还是社团组织的改革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子，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公民参与载体的作用，承担传输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的负荷。这样一来，既易导致缺乏影响力的碎片化公民参与，又易造成非理性的集体参与事件增多，影响参与质量，危害社会稳定。3.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仍待完善。随着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我国公民的基本参与权是有法律保障的，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程序和制度方面的保障也相对完备。但从总体上说，公民参与的角色制度化规定不健全，公民参与制度体系的配套性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不足，公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首先，公民在行政立法、重大公共项目及相关公共事务领域参与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任务艰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公民参与立法进行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修正案)》中增加的公民可直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尝试远未普遍化。因此，这些空间可能成为“灰色参与”或“设租寻租”的滋生地，危害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其次，从制度配套的角度上看，我国已经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体现出一定的层次，但许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矛盾，职责交叉等现象，制度配套程度不高，一些制度间的关系有待捋顺。此外，尽管目前我国公民参与渠道的铺设已具规模，但由于渠道建构合理性不足，结合实践情况的具体设计缺乏，多数渠道难以发挥功能，渠道的使用率不高，畅通性不佳，以致具有相当规模覆盖率的渠道网络在承载公民参与诉求方面仍然捉襟见肘。再次，应付公民参与新挑战的技术与策略不能迅速到位。一方面，当前公民参与制度体系中的原则性内容规定较完备，而有关参与制度的执行与落实等方面的规定则相对薄弱，许多公民参与的程序化规定有待具体化；另一方面，近几年的网络已在公民参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显，并且中国网民的数量已在前不久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之后还在以几何数字上涨。然而，面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却有些迟缓和无力，各级政府对网络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至今尚未出台网络参与的相关程序与规范，网络参与的无序和失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网络参与的功效，网络参与方式的无效利用不能不说是现代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一大遗憾。

(三)对策思考

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目前公民参与所面临的挑战，解决存在的问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扩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1.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有战略眼光，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公民参与的意义及公民参与的内涵入手，转变对待公民参与的观念，正确认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公民参与的内容。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的认识水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通过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实现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让公共管理者了解到公民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促成一个积极公民参与的时代的到来。公共管理者只有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才有可能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做出调整和改变，才愿意做出扩大公民参与的努力，帮助广大民众学习参与必备的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的培训，增强公民的参政能力，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与公民一起为实现这一积极参与时代到来而努力。

2.进一步扫除公民参与载体的束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村委会、居委会与社会团体三大公民参与的载体。这三大载体建构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促进作用。单个公民参与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组织化的参与行动才是适当和有效的。一个社会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或组织来承载。因此，目前的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改革步伐还需加快。要明确村委会与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与功能，摆脱其“影子政府”的身份，真正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也需要鼓励和规范，并确保其独立的地位不受干涉。

3.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而我国公民参与的权利是得到宪法的保障的。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宪法只不过是一张写着权利的纸。宪法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因此，公民参与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作保障，而这套制度体系应该是以宪法为基础，以落实公民参与的各种政策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规程的纵向保障机制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横向保障机制为支撑。通过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制保障，防范和约束公共管理者进行危害公民参与的行为发生，将公民参与纳入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

4.要引进和应用公民参与的新技术和策略。一方面要加强公民参与技术改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高公民网络参与所必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提高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软件”投入，组建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研究团队，开设强化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培训课程，鼓励各地公民成功参与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并面临新的挑战。据此，我们提出了推进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初步思考。当然，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模式和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相信，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中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