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第一篇：股东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股东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上有倾向于以保护股东利益为重点和以保护相关者共同利益为重点两种学派。两种治理观各有其优缺点，股东治理观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代表一种趋势，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股东治理观；利益相关者治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6)11创新版－0043―04

公司治理理论中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围绕公司治理的目标、公司治理安排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及公司治理的规则应如何变革等系列问题，学者们在公司治理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派别：一种是偏重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另一种是偏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治理理论。

一、股东治理理论

股东治理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其他潜在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严格限定了，“剩余”的权利――控制权和收益权两方面都是股东的。据此，这个理论有一个显然的推论：假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被很好的界定，则股东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他们就使社会效率最大化了。这个“以股东为中心”的理论，当它明确指“剩余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持有者”时，常常被称作“股东至上”或“股东主权”理论。它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把经营者放在为股东打工服务的位置。

(一)股东治理理论的优点。英、美国家主要采用股东治理理论。股东依靠庞大且发达的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通过股票买卖方式或是“用脚投票”的机制，在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以此对代理人形成间接约束。这种通过外部的控制权市场方式比较好的解决了股东与经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它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障信息的披露。使投资者与经营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经营者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得到遏制，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样，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外部控制权和外部法律体系得到了强化，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刺激了投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公司由股东所有，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在有效市场理论下，公司的价值可在金融市场得到体现。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

(二)股东治理理论的缺陷。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观，有非常明显的优点，但股东中心理论忽略了包括政府在内的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把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虽然它目前仍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理论，但近几年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已充分暴露出它的缺陷：

1．在“股东治理模式”下，公司把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公司目标，忽视了企业对员工、对债务人、对社会的责任，甚至促使公司管理层缺乏诚信，为追求公司利益而不择手段。安然、施乐、世通等公司发生的假账丑闻充分暴露出“股东至上”理论的重大缺陷。同时，由于此理论强调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使得以资本市场、并购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机制功能缺失，外部治理者治理职责懈怠。然而，外部治理是良好的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少外部市场的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的天平就会失衡，公司治理结构的效果就会减弱。

2．虽然股东是公司所有者，享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并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但由于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只承担投入资本的风险，并不承担公司全部风险，债权人、经理人、业务合作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公司的风险，但股东至上理论并没有赋予这些利益相关者应有的权力。

3．股东拥有公司股权，但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股权相当分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收益、监督成本不对称，股东“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不能对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因此股东难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控制。因为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不对称，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没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大多数中小投资者都采取了“搭便车”的行为。他们只能采取买卖股票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实现对企业的间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权利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就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依据此种公司治理理论构建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很难对大股东这种“侵略”行为有所监督和抵制。所以，“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变异为“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4．股东至上理论强调股东至上，忽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股东至上理论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强调“资本雇佣劳动”，认为股东利益至高无上，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从属于资本。企业的惟一所有者是股东，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要约束经营者侵犯股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股东变成了企业的“外部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由经理人来担任，企业价值创造的重任落在了经营者的身上。企业的价值创造主要靠人力资本来推动，所以人力资本才是主动性的资本，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重要源泉。而企业创造财富只能依靠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因此公司的技术创新者和经理人应处于公司的中心地位，而不应仅是被动激励或被雇用的对象。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不是单一地为股东提供回报。这种观点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吴晓求：《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9页－21页)：一种观点认为，公司应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组织，它必须服务于一个较大的社会目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被消费者主权的倡导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等接受，并于20世纪80年代为部分公司经理人员用来支持其反接管政策；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股东们实际上十分了解他们拥有资本的自我利益。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同整个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不一致，也就是说，公司政策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却未必形成最佳的社会总财富。

1．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的优点。首先，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强调了合法性、权威和责任的平衡。罗伯茨和米勒认为，民主社会中公司享有巨大权利，实践中，公司对政府产生的影响已至少同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一样大。具有政治言论权的公司“市民”，对影响它的法律已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如，它可以说服政府，通过立法设置竞争壁垒或减轻负债，帮助他们应付自由竞争。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和可信任性。因此，公司在“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必须达成平衡。其次，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

注重制度系统的内在平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特征和方式要受到制度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公司治理属于一种制度安排，它同样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因素(包括法律环境、产业规则等)对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正如鲍威尔指出，制度模式影响了什么是合法的行为，道德合法性与一套宽泛的、社会的、标准化的判断和价值观紧密联系，这些判断和价值观能增进道德合法性，并推动社会福利。这样，随着社会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关注，组织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以提高其对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同。最后，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符合组织(企业)系统的互动和开放式网络。阿可夫把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放到组织系统内部来加以论述，他认为将利益相关者置入组织系统内部，来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安排，可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开放网络，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2．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不足。首先，传统的企业理论假设企业生产经营目标是一元的，即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而利益相关者模式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定义为多元的，其中既有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也有经济性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目标合一的组织，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其结果必然引起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这样便会导致一个两难困境：任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提高社会成本、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采用各类管制手段，包括通过外部调控方式和利益相关者的内嵌方式，虽能部分地解决市场失效或降低企业活动的负外部性，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其次，该模式涵盖的权益主体过于宽泛，不便于实际操作。在现实操作中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是建立在所有权集中分散对称配置给所有利益者的基础上的。而实际上，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分散对称分布给所有利益相关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企业将会面临着相当高昂的成本，从而与经济主体的本性相违背。(2)容易导致“公地的悲剧”。企业所有权作为契约不完全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剩余要求权，应该是每一个产权主体都应有份，但这样将会酿成“公地的悲剧”，将企业的所有权看成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份的公共蛋糕，而当一项产权被作为公共地，未加以明确界定时，必然会导致过度使用而无效率(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第12页－22页)。(3)企业多重目标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所关心的问题与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之间产生混乱。它也可能使得那些达不到任何类似目标的公司经理仅仅追求部分目标，如企业扩张或技术改善，而忽略了这些目标与效率或价值之间的平衡。让高级经理们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任相当于让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4)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忽视了治理主体的主导力量。并未从定量的角度去回答谁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从一个广泛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看成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不能给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

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发展意义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与股东治理理论都有着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股东治理理论是目前的主流公司治理理论，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却代表公司治理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意义。

1．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理论意义。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学者首先对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关于企业所有者提出质疑，认为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把股东作为唯一所有者完全是源于这样的认识：公司是属于股东的实物资产的集合体，而经理和董事们则被视为雇佣的工具。这样的认识无助于人们真正认识企业是如何创造财富的。事实上，公司并非是简单的实物集合体，而是一种法律框架，其作用在于治理所有在企业财富创造过程中做出特殊投资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16页－121页)。其投入并不限于股东，供应商、顾客、债权人都作了特殊的投资，这些投资的价值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与公司持续长久的关系。企业从本质上来看，可看成是上述利益相关者缔造的一种契约。其中每个产权主体向企业投入了专项资产，构成企业剩余生产(财富创造)的物资基础。可见，对企业财富创造作出贡献的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而且还有雇员投入的人力资本，债权形成的资产等等。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这些产权主体都有权参与剩余分配，都是企业的所有者。其次，可从产权的角度来论证新所有权观的合理性([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6页－69页)。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与债权人的债权及公司营运过程中的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构成企业的法人财产。公司凭借法人财产获得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由此形成人格化的永续的独立法人实体(肖元涛：《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所有权边界研究》[J]，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年第3期，第55页)。显然，公司行为的物资基础是法人财产，而不是股东资产。其权利基础是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因此，忽视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富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

2．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现实意义。如何在公司、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公众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与监督机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人们对公司价值的判断有了新的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一个责任主体，不仅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且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公司的价值不只体现在股东利益方面，还要体现在整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方面。一个公司如果盲目追求自身利益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或无法与顾客、经销商、供应商等维护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等，都会损害公众形象，势必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人们对公司治理的责难也证实了这一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公司领导就由于不履行社会责任而广受责难，由此美国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公司行为的环境保护相关法案。其次，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非人力资本(如土地、财物)在企业资源中最具重要性，因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即出资者或股东居于公司的主导地位；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而70年代以来，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到了90年代后期，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80％，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比率还将提高。知识资源的所有者随着自己在公司地位的提高，必然会追求自己相应的权益，参与公司的治理。在实践中，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日益得到各国的认可，在德国，职工在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所占比例与股东相同。欧盟颁布的《公司法第五号指令(草案)》规定了职工参与的四种可选择模式。最后，还可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上说明重视非股东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只不过是资本市场上的寻利者，真正为企业发展和操心的是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产的经营者和职工。另外，物资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生存环境，员工的素质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地位的相对变化增强了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权的谈判力。物资资本的所有者要想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就必须依赖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

(责任编辑：郭连强)

第二篇：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经营不仅需要科学管理以使资金在运动中实现其“价值”，而且需要合理的治理结构以保证决定资金运动的“权力”更合理地配置。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企业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和财务评价机制，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对该机制的运行进行深入剖析。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财务治理机制

企业财务治理不是僵化的制度框架，而是运行机制的集合，更是治理主体间互动的过程。财务治理模式下的企业财权配置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活动，而要想保证这些活动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则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进行调节和规范，即要有一套合理的财务治理机制作保证。

一、财务治理机制的一般原理

财务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和财务评价机制四个方面。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财务治理系统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它是实现财权合理配置、提高财务治理效率的重要保障。

（一）财务决策机制

利益相关者在对企业进行财务治理时，能反映其财务治理能力大小的最主要一点就是所拥有的财务决策权的大小，财务决策是企业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是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按照决策重要性的不同，可将财务决策分为战略性财务决策、战术性财务决策和业务性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是财务决策科学化的基本保证。财务决策是决策者在分析企业内、外环境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收集与整理，运用专门的财务方法做出的关于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规划。财务决策的过程涉及企业的多个职能部门与人员，最终决策是在各种决策方案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最终确定，是相关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财务决策过程的系统性决定了财务决策必须按照决策的程序经历相应的环节，而不能由最终决策部门直接做出决定。实践表明，不合理的财务决策往往是最终决策者在没有经过合理的决策程序之后，单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不全面的信息而做出的结果。决策程序的科学化与快速决策的要求不是矛盾而是统一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就是要求在不丧失市场机会的前提下以时间和质量保证科学决策的形成。只讲时间不讲质量的决策实质是盲目的投机行为，尽管有时会被市场接受，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往往是弊大于利。

（二）财务激励机制

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建立相应的财务激励机制能够促进财务经理人员减少“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另外，让经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挂钩能够促使经理人员的财务决策与公司长期发展利益相一致。要搞活企业，遏制消极腐败现象，必须把经营者放在改革的中心位置，尊重经营者的特性和价值，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职工是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本，体力劳动越来

越少，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他们向企业投入了专业性的投资，他们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职工进行激励。财务激励机制主要是指公司对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财务激励，如报酬激励、声誉激励、权利与地位激励、企业文化激励等。公司不可能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财务激励，我们主要对独立董事、经营者、职工和债权人进行财务激励。

总之，财务治理激励机制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绩效，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如出资者、经营者、员工等都需要激励。通过对经理者、员工等给予股票期权等形式的变动收益，让其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既可以对其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而且为经营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在财务治理中发挥作用奠定了权力基础，激发了其参与财务治理的积极性，是权力与利益的内在统一。综上所述，建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财务治理激励机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有效运作。

（三）财务约束机制

由于激励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劳动无法准确单独衡量，在团队劳动中的偷懒与搭便车行为普通存在，因此，为弥补激励措施的不足，一定的监督约束是需要的。当然，约束不是对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限制，而是要求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财务治理约束机制包括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除了在财务决策过程中共同董事会的结构能对经营者的自利行为形

成一定的约束外，还要求重大财务决策必须得到企业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的批准，并接受企业设立的监督部门（即监事会）的监督。外部约束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经营者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新闻媒体对经营者的约束四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外部约束体系。

对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还包括法律约束、行政约束、董事和经理人市场约束、职业道德标准约束和经济约束。通过法律机制，对那些道德败坏的、泄露或出卖商业机密并对经济构成重大威胁的利益主体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或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部人才市场的存在为独立董事和经理人提供了一个市场约束机制。市场的市场准入机制，使那些任职资质不高专业能力不强或信誉不良好的独立董事和经理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格，直接被淘汰掉。

二、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企业概述

鄂尔多斯集团成立于1981年，现已成为拥有成员企业75家、员工2万多人、总资产逾75亿、年销售收入近40亿的现代企业集团。集团已形成羊绒、煤炭、电力、冶金、化工五业并举、协同发展的多元化经营格局。羊绒产业是集团的事业基础。“鄂尔多斯”纳米羊绒衫引领着羊绒服装新潮流。

鄂尔多斯企业采用“四统一分”的财务治理策略，注重整个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证。根据“统一治理，分级实施”的原则，首先确立了以内部银行为中心的资金治理体制，以内部银

行作为集团内部全资、控股企业资金流程的必经之地和调控中枢，实施现金流监控，调剂资金余缺，发挥资金最大效能。其次采取了机构统一、人员统一、制度统一的政策，使集团内部不会由于领导的不力而导致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损害。最后采取“一分”的策略，即核算分离，各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果按原有体制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配以“资金统一”策略，这样就杜绝了企业各行其是和不按制度规定乱借款、乱担保、乱投资、乱开支的现象。使下属企业的资金使用更加透明。

（二）案例分析

鄂尔多斯集团的成功经营与其有效的财务治理是分不开的。该公司不仅重视股东的利益，而且充分体现利益相关者在财务治理中的积极参与。

1、财务监督权分布于各个股东。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即通过股东大会和股票市场这两种途径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从鄂尔多斯案例来看，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格局决定了股东的财务监督权应该分布于各个股东，这样才能更好地实施监督。为此，公司首先减持国有股，引进国内外非国有的机构投资者，形成前几名股东拥有较高比例的股权、但彼此相差不大的股权格局。其次提升小股东的治理参与程度，如组织小投资者协会，引进为中小股东和独立董事服务的中介机构，在股东会的表决中实行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有了发言权和财务监督权。

2、赋予经营者合理的权利。公司的经营者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应

该很好地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起到监督作用。因此，公司也充分认识到经营者的重要性，所以公司将经营权完全交给经营者，并且配以董事会加以辅助管理，也好监督经营者的行为。而且公司将董事会成员分由1名董事长、5名董事、3名独立董事构成，其董事来自各个股东阶层的代表，每次经营决策需要经过出席会议的60%的董事表决通过才能实施，更好地实施监督的职能。经营者的薪酬的高低完全和他的经营成果相挂钩。并对经营者采取了报酬激励、声誉激励、权利与地位激励、企业文化激励等一系列的措施，更好地保护经营者的利益，使其更好地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公司。

3、职工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公司充分认识到职工这项宝贵的人力资本，对其充分的重视。因此，监事会中设有3名职工监事，公司大小事物需要经过员工的监督，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公司增加职工董事所占比例，赋予职工代表独立的发言权，企业员工同经营者一样，除了享有固定工资、奖金收入等财务收益权以外，也可以得到剩余财务收益分享权。这些举措充分表明职工在公司决策及监督的地位得到重视，参与财务治理的程度，在监事会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也不是任其不管，通过法律机制，对那些道德败坏的、泄露或出卖商业机密并对经济构成重大威胁的员工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或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重视供应商参与财务治理。公司主要从事羊绒业务，因此畜牧业的顺利发展对其具有举轻重的影响。组织了一个课题小组进行相

关研究工作，深入养殖区，了解牧民的生产经营情况。认识到供应商（牧民）这一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供应商（渔民）的利益要求，该企业让利益相关者介入企业的财务治理，包括参与财务决策，进行财务监督，分享财务收益，从而实现了企业和牧民收入的共同增长。此外，还进行了必要的财务投资，并积极采取财务协调等措施，促进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紧密合作。

（三）案例启示

从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集团较早地意识到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而且高度重视股东、经营者、员工和供应商的财权配置，实施财务共同治理。此外，企业密切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状况并把握利益格局的发展趋势，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实际状况来安排财务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司的“四统一分”的财务战略中，充分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且实施财务共同治理与财务相机治理相结合，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治理过程中都得以体现。在企业发生状态变动时，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会因为强势利益相关者的投机行为而受到大的损伤。由此，企业才能防微杜渐，避免危机的产生，更好地在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束语

在企业社会责任备受关注的今天，以股东利益为主导的财务治理模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利益相关者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财务治理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企业应充分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避

免产生利益冲突，更好地保证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充分关注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仅重视企业的财富创造，而且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合理统一。可以预见，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机制必将成为财务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参考文献：

1、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林钟高.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3、夏宁.财务治理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4、杨瑞龙,周业安.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1998(l).5、杨波,潘华.债权人的财务治理权配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第三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四篇：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治理”（governance）一词十分流行。它表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国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所有问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与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governance）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后者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权力分散；不再是监督，而合同包工；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

治理是一种政治管理过程，像政府统治一样，治理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其权威的基础和性质不同。统治的权威主要源于政府和法规命令，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前者以强制为主，后者以自愿为主。即使没有多数人的认可，政府统治照样可以发挥其作用；治理则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共识和认可之上，没有多数人的同意，治理就很难发挥正真的效用。

我国古已称之的“善政”，大体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能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员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使用。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多中心治理理论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罗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四十年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家，这在该奖项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奥氏以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为代表的学术创见，既昭示着金融危机下制度主义的再度回归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科际整合趋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不乏启迪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动向；二是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三是探讨该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有益启迪；四是指出该理论价值前设与实践运用中可能蕴含的危险成分。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

总体观之，本届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均属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这是继1991年科斯(Ronald Coase)与1993年诺斯(Douglass North)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肯定制度研究的成就，实际上是把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通常研究市场，然而今年的两名得主却并非专研市场的专家。按照评奖委员会的说法，两人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均集中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领域。威廉姆森主要研究私人领域的经济治理，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而奥斯特罗姆则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治理，证明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组织(尤其是自主的用户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并对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时代背景当属全球金融危机。伴随着这场规模及烈度空前深广的危机，正统经济学由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人士的众多诘难。两位得主的研究都迥异于建立在完美市场及完全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纯理论研究；均触及市场失效概念；均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兴衰及变迁，因此更能兼顾经济变动中的政治、社会及历史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经济的层面。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机构治理和监管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失衡，直接体现为治理的失败，再次促使人类关注和重视经济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将视角转向对经济现实的研究。由此，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市场的理论，必须拓展其关注的领域，走出对模型与计量的盲目崇拜，借助跨学科的研究路径，重建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励方向，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思考和界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不能单纯建立在逻辑推演尤其是数学模型上，必须关注现实世界，并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本是政治学出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在仍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教授也是久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两人合办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本身便是高度强调科际整合的“工作坊”(workshop)，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奥斯特罗姆夫人本人娴熟掌握经济学界习用的数学和博弈论方法，更广泛深入地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调查分析，大量运用案例分析与实验方法，致力打碎传统经济学“万能药”的神话，最终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以及本届诺奖。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各子学科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有三本，奥氏的代表性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便位列其中。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承接英国社会学家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奥氏的研究证明：与政府强加各项规章以及纯粹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当地社区可以独自更好地管理森林、湖泊和渔场等公共资源。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多中心”一词现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

首先，多中心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作为一种治理思路，多中心治理首先意味着在公共物品生产、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存在着多个供给主体。试图在保持公共事务公共性的同时，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物品，从而在传统中由单一部门垄断的公共事务上建立一种竞争或准竞争机制。通过各个生产主体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各生产者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并且，公民还可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多中心治理意味着政府、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不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纯粹的市场提供，都没有跳出“政府vs.市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从其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思路，因而，也各有缺陷。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单一，无法满足多种偏好，而且会导致政府扩大、效率的丧失以及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是以“成本—效益”为核心的处理思路，因此“私有化”策略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会导致公共性的缺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而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则跳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主张政府和市场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物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主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既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集中性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的特点，综合两个主体、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

其三，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奥氏指出，在公共物品的生命周期中，大致存在着三个角色：“消费者、生产者和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中介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三个角色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扮演。因此，多中心治理既反对政府的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营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多中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而只是其中一个主体。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即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并构成其核心内涵。而治理思潮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根据治理理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应予摒弃，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变得模糊，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渐趋淡化，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张扬；管理对象的参与倍显重要，以期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由此可见，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早已超出了诺奖委员会所谓“经济治理”的框限，已然成为一派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在多国生动案例的基础之上，就其有助于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共享、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不乏启示意义。对于我国这种既保持大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同时又建立起市场机制的国家，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治理理论更有其契合之处。

首先，多中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认为治理源于政府和公民社会有序的互动，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质量。奥氏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我国近年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等，在因应世界治道变革趋势的同时，也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资源。

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可以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压力，公众期望越来越高，在服务标准、成本—效率、公平和透明度方面，服务绩效评估日益苛刻；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要求政府部门增强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等。要回应这些挑战，必须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这就需要吸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科学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多地利用独立机构、公私伙伴关系及合同外包，促进政策和执行的分离，增强公众参与，强调顾客导向。

第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追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的时代。多中心治理理论高度关注“地球温室化”等环境问题，格外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统筹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挑战公共资源“受害”问题或谋求“治理”方法的过程中，现场的“用户组织”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将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有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甚至比政府介入来保护资源的做法更为有效。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及政策制定上汲取这种多中心、多维度的治理智慧。

四、警惕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可能隐蔽的“木马”

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期，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更需增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详查每种政治思潮的渊源流变，防范与有益成分捆绑而来的理论“木马”，做好外来学说的本土化吸收与转换工作。对待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亦应秉持这种态度。

从理论语境上看，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之所以产生，可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门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律—宪法传统，以及传统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了政治学内部一场巨大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人们抨击传统研究方法只关注价值或“应然”问题而不关注现实或“实然”问题。另外，随着“冷战”局面的终结，壁垒森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话语也越来越没有市场，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治理”理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从国际政治看，治理的这一特性被所谓“新中派”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及时地运用于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而在某些外部势力及国际组织有条件援助或立项的“治理”实践中，包括多中心治理在内的治理思潮也被打上了较深的新自由主义烙印。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型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devolution)，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就国际治理的主体与标准而言，则可能蕴含普遍主义、单边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因素。

从国内政治看，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大量自组织的集体行动亦能有效运行。然而，如何判定其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对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实践，绝不可一概而论地推而广之。另外，多中心治理组织特征与传统有所不同，是多重规模的组织并存，并通过组织之间的竞争、协作和冲突解决模式，使不同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如果无规则的不良竞争出现，导致无法协作，冲突无法解决，这样的地方分权只是形似多中心，而不是真正的多中心。只是单纯强调竞争性的多中心治理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确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并不是万能的，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绝不能完全把国家或政府排除出去，它们依然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扮演着重要乃至关键的角色。一种审慎的“治理”概念，对于传统的政府管理而言，并不是颠覆性的，而应是建设性的。同时亦应明确，不同的社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与阶段以及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寻找最符合秩序与稳定大局、最为有效也最为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治理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治理模式历史上不存在，未来恐怕也不会有。社会治理模式是路径依赖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和历史传统在社会治理机制的确立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确上述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进入技术化的环节，思考如何方能求得收益最大的治理模式。因此，国家主权之捍卫、西方理论之本土化等问题，均应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之治理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孔新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师)相关资料

在2009年经济学奖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经济治理研究做出的卓越分析”，使经济管理学从“边缘”到“前沿”，证明了公共资源怎样成功地由利用它的企业所管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userassociations)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新制度经济学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主任Sandervander Leeuw对她如此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不仅才华卓越、具有革新精神，并且十分谦虚和慷慨，始终如一地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同行共享研究成果。”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第一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

一、政治学教授。奥斯特罗姆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曾在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士?麦迪逊奖金，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2009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另，奥斯特罗姆教授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第五篇：我国旧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模式探析（本站推荐）

我国旧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模式探析

——以山东沈泉庄的改造实践为例

许玉镇 毕荣

［摘要］2006年 以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旧村改造工程，由此引发了政府部门、投资开发者、旧村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十大经济强村”之一 的山东省临沂市沈泉庄村，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典型，在村民对旧村改造存在较大意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强力推进改造工程，而是本着合作信 任、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与村民平等协商，对旧村改造的拟建户型、安置方式和补偿标准进行改进，有效化解了村民顾虑，平稳推进改造工程。旧村改造中的合作治 理在行为模式上以平等主体的自愿行为超越了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构建起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平台，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和参与路径，加大了村民在旧村改造中的 话语权，可以有效缓解旧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促进和谐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旧村改造;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中国农村

2006年以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旧村改造工程。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6月，国土部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2008、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个 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旧村改造涉及诸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关乎农民生存环境、生产生活资料丧失或改变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所引起的相关各方，特别是村民与 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引发诸如集体上访、暴力冲突等群体性事件。“土地争议问题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

焦点问题。”①［1］如何消弭旧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顺利完成旧村改造工程，已成为地方政府当前工作的难点之一。

一、旧村改造中的利益相关者

公共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对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感兴趣并且对其具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比如公民、决策者、不同政见者、主管官员、独立中介机构、顾客、交叉部门、竞争者、大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和学者等。20世纪70年代，拉瑟尔·阿克夫(Ackoff R.L.)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审视组织系统内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路径，即重新设计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和支持系统。［2］旧村改造中，政府部门、投资开发者和旧村村民是“主要利益相关者”，与旧村改造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此外，还存在其他“次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事业组织、产业团体、相关NGO组织和新闻媒体等。地方政府、环保局、国土局及相关建设主管部门等希望通过旧村改造增进公共利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证城市规划的落实，促进城市发展;完善公共事业建设，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土地储备量，获取土地出让收益。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包建筑商等投入资金参与旧村改造，获得经济效益是其最首要、最根本的目的。村民则希望提高房屋补偿标准，完善社会保障，“融入”城市;保有现有租金收益，分享优势区位地块升值收益。文化保护单位、产业团体、相关NGO组织和新闻媒体等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打破了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三方博弈的格局，大大改善了旧村村民利益诉求的“生态环境”，其利益诉求呈现团体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特点，立足于保护资源有效利用，促进环境改善和文化延续;争取社团利益，促进社会可持续公平以及应用理论技术监督政策执行过程与效果。正是利益关系间的交集与冲突推动了利益协调与合作，利益主体间的利益不合与差异让彼此利益关系趋于明朗。［3］旧村改造的利益主体在动机、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先天差异，会诱发多种矛盾，“没有哪个行业比建筑业的冲突更多”［4］。在旧村改造中，利益主体内部各成员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做出逆合作行为，引发冲突。利益相关者的冲突症结表现为:

第一，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冲突。旧村改造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其不公有两点:一 是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存在显性不公。由于政府的政策强势和开发商的经济强势，村民自治理念和其他协作者支持行动的滞后，补偿标准会倾向于政府和开发商。二是 旧村改造收益分配存在隐性不公。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规划的变化会导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原有分配框架所呈现的合理性，会随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转为实质上 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第二，信息沟通不力导致冲突。利益主体间的利益交集是其合作的基点。由于政策执行者信息沟通意识不到位，沟通方法和渠道不合理，利益相关者无法从信息流动中 获得自身缺失的有效信息，对其他利益主体真实意思的判断会出现偏差。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利益相关者会在有限信息、偏差推断的基础上提出非合理诉求，放大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引发冲突。

第三，操作流程不当引起冲突。目前的旧村改造，往往注重村庄的拆迁和改造建设工作的实施，对改造前的项目审核、规划及改造后的跟踪反馈缺乏足够的重视。一方 面，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有些地方旧村改造拆迁工作开始以后，被拆迁村民还在与政府、投资开发商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后期村民安置保障不完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不能一蹴而就，就业、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长期持续完善。

第四，信任机制缺失诱发冲突。在旧村改造中，部分开发商由于贪图利益，出现不兑现约定义务的行为，比如拆迁房施工偷工减料。尽管在项目协议上可以制定相关契 约对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作出约束与惩戒，但由于信息的有限性、行

为的隐蔽性和主体的复杂性，这种“不诚信”行为在市场中屡见不鲜，造成旧村改造多元主体难以 实现共赢的局面。同时，政府的行为有时也难以取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