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篇：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世纪之交的新浪潮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二.公共治理实践的展开：民主管理的新愿景 三.公共治理范式的传播：中国公共管理的新世纪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一）公共管理的崭新范式：公共治理理论的勃兴

1.从20世纪的公共行政新浪潮到21世纪的公共治理新浪潮(1)1887年W·威尔逊发表《行政研究》，开始了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公共行政新浪潮。其结果，通过“政治和行政二分”，一方面，针对立法权偏重的“国会政府”格局,健全了以总统制和文官制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制；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也让现代行政学研究从政治学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

(2)1989年世界银行发布“治理危机”报告，开始了21世纪全球性的公共治理新浪潮。其现状,Google英文检索：governance达385,000,000条；百度中文检索：治理有12,700,000条(06/3/5)。表现出全球性的治理热潮和中文世界治理的兴起。2.从“单一统治”到“多元共治”：治理的内涵的根本性改变（1）西文世界governance的简要考察 governance源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操舵”，意指控制、操纵、统治，分别以governance指与其相应的方式，以government指与其相应的机构。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下，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排他的，统治的方式是集中的、垄断的。虽然现代政治实现了竞争性和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建设，但是现代政府管理依然遵循陈旧的单

一、集权和垄断的方式。

美国学者V.Ostrom从1960年代起，批判了单中心、集权化的官僚行政管理,并以复合共和制为基础,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的新模式。1990年代,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得到广泛认同,导致遍及世界的从公司、社区、城市、区域到全球的治理浪潮。Governance的内涵就此发生了从“单一统治”到“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

（2）中文世界“治理”的简要考察

上古汉语一般为单音节词，把治和理分别使用。治，用作统治、整治、秩序化、安定之义。中古后，双音节词渐兴，治与理合用为治理，意即通过统治和管理使社会秩序化而安定。如张居正《答耿楚侗书》：“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可见，中文“治理”和西文governance的传统含义大致相同。

2000年俞可平等介绍和研究治理问题，“治理”的词义才发生从政府“单一统治”而转向社会“共同治理”的变化。

（3）治道、管制、管治、治理，还是共治：关于governance汉语译名的讨论

目前，governance的中文对译情况有些混乱，前后有“治道”、“管制”、“管治”和“治理”等几种译名。

较早有刘军宁、毛寿龙的“治道”之译，这个对译与governance偏于方法的字面意义相合，但除了在有形上传统的政治学界有人使用外，未能在应用主导的行政学界得到推广。

同期有城市规划管理学界受港台同行的影响，对governance使用“管制”的中译。但“管制”一词在大陆被用作仅比“专政”轻一级的严酷监管之义，与governance的新义截然相反，造成极大的误会。后来又将“管制”调整为“管治”。governance最普泛使用的对译是“治理”，但由于“治理”往往与政府单方面管理相混，比如常见的“政府治理”就是如此，我们认为“治理”的对译不能从这种含混中区隔出governance的崭新内涵。建议以governance多元互动共同治理的内涵为准，用“共治”这个中文词来对译governance。

3.政治民主分权和行政垄断集权：现代行政的根本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宪政制度的建设，实现了政治控制的分权化和政治选举的竞争化。但是，在行政执行和管理上，却走向一个相反的道路：行政的单一集权和排他垄断。

尽管W.威尔逊出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行政执行的稳定将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推动了行政管理以及行政学的独立发展，在政党分肥和国会偏重的格局中通过文官制度和总统制度的建设提升了行政权，从而平衡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威尔逊力图避免的德法传统的行政集权模式对美国民主宪政政体的侵害，从前门被抛弃之后，又从后门钻了进来。以至于1948年沃尔多有“行政国家”之叹，1971年奥斯特罗姆有“威尔逊范式”之讥。

现代行政的根本困境：垄断集权的行政方式和民主分权的政治制度的分歧，由此尖锐地展示出来。

4.共和宪政与公共治理：公共管理的范式创新

公共治理新范式是在接续着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扬弃了集权垄断的官僚弊病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从government偏重管理机构,到 governance偏重管理方法，实现了管理重心的转移和突破。

公共治理范式没有在先建立制度性构架的艰难烦琐的立法争吵中耗费时间，而是以逐渐成熟强大起来的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公民组织增强公共责任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方式为契机，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与政府方式和市场方式形成协调互动，完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革新。Public governance以其“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结构和互动治理方式，成为超越和替代public administration的一元管理范式和public management的二元管理范式的新一代多元管理范式，以解决行政垄断集权与政治民主分权的深刻矛盾，实现行政和管理的民主化。

（二）公共管理方式的运用与探索：从政府集中管理到社会共同治理

1．一元范式：从“政府垄断”的一元结构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化改革”

传统的公共管理范式是政府垄断的集权式管理，政府是唯一的法定的权威管理主体。从控制社会暴力来看，政府的这种排他性是需要的，否则社会将会因为陷入丛林式的暴力对抗而瓦解。但是，将政府对暴力的排他式垄断扩张为对其他社会管理方式的垄断，并将这种垄断式的管理捆绑在暴力上使之成为全面的强制性管理，就使政府成为令人窒息的“利维坦”。

单一垄断管理的政府可能做好事，如“福利政府”的社会保障；但垄断的政府也会做坏事，如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所为；并且专权的政府做好事，也会因其无限制的方式导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运转不可持续的“政府失灵”，如北欧福利政府。

于是，垄断政府的失败使其开始放权搞活，一元范式要寻求突破，探索第二条道路——市场化方式。

2．二元范式：从“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到“市场失灵”和“第三条道路” 干预型和福利型政府的失效,导致西方国家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拯救政府,构成“政府-市场”型二元模式。政府范围和作用缩减,让出原来的垄断领域,从全能型变成有限效能型；政府瘦身让政府也感到好处——运转更灵活了。市场化方式为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的确起到明显作用。“政府-市场”二元结构中政府和市场各有边界和定位,各自发挥功能取长补短,形成平衡格局。

但这种平衡格局在市场的强势逻辑下很容易被打破。市场的威力开始被神化,正如政府的威力曾经被神化一样。市场有效的逻辑被偷换为市场全能的逻辑。市场化手段变成政府的目标。政府再造,造出一个“企业化政府”。政府按公司方式操作,为利润服务,赔本的买卖不做,只同有钱人打交道,见穷人就躲。公正毁弃,效率雷鸣。“政府-市场” 二元结构结果倒退为市场的一元构成。

市场能力极化的同时就折射出市场的失效。私有化的公共交通公司因压低成本省掉安全保障而事故频发；市场运作的公立医院将付不起医疗费的病患拒之门外，导致公共医疗状况和医患关系严重恶化„„市场方式失效了。

3．三元范式：从市民社会的多元结构到“社会失灵”和“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的多元共治(1)社会自主治理和治理失灵的诊断

二元结构的不稳定性将导致一元模式复位,但也引出“第三种因素”。政府失灵找市场,市场失灵找什么？再找政府？显然将落入循环陷阱。但也可走第三条道路——从公民社会寻找出路。

公民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公民社会自主治理的方式，有时是有效的，有时又效果较差，或者因为争执不休难有共识，或者因为权威不够难以实施，因而社会自主治理也往往失灵。

“社会失灵”还有别的路吗？对此，关键不在找出路，而在找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总病根。

我们发现,单一化既是上述管理模式的总特征也是导致它们失灵的总病根。很明显，面对现代多元社会越来越复杂的公共事务，采用单一化的方式实施公共管理，都是难以奏效的。因而，救治这种单一化管理失灵的基本方式，就是祛除单一化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社会的多元共治。

(2)“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共治体系

这个“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共治体系，就是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多种元素实现多元互动协调共治。

这个多元共治的模式,是结合了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又避免其自主治理在解决公共事务上的不足；整合了“政府-市场”型新公共管理的合理内容，又注入公民社会治理的民主内涵；并利用制度分析理论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吸收各种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思想和罗兹、萨拉蒙的网络治理理论，使之综合系统化而形成的。

这个共治系统通过共同参与、多元互动、有机协调，既避免单一方式的局限，又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政府的权威，市场的灵活，社会的共识有机合成，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治理。

（三）公共管理理论的概括与创新：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制行政

1.公共管理理论的概括和演进

（1）政府专权的传统行政管理理论：霍布斯-威尔逊-韦伯范式和威权主义(一元论范式)（2）政府和市场协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撒切尔-里根-奥斯本企业型政府范式和自由主义(二元论范式)（3）政府-公民社会-市场互动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麦迪逊-托克维尔-奥斯特罗姆范式和联邦/共和主义(三元论范式)2．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代表

1）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 1973年《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批判官僚制行政理论，倡导民主制行政理论，1984《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原则”、“都市区治理”“自主治理”、“治理模式”、“地方治理体系”等。1991《美国联邦主义的意蕴：建立一个自主治理的社会》：“多中心体制”。他们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公共政策中心成为公共治理研究和实践的一个策源地。2）帕特南的公民社会治理理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座教授，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1992）、《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2000），强调公民社会对民主的基础作用 3)萨拉蒙的第三部门治理理论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专家，代表作《全球公民社会》（1999）4）斯托克的地方治理理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地方治理专家,代表作: 《英国地方治理的新政治》 2000；《英国地方治理的新管理》 2000 5）罗西瑙的全球社会治理理论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家，全球治理专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1992）。3．公共治理理论的相关理论（1）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

（2）多元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3）公民社会、共同愿景和社群主义理论（4）公共领域、第三部门和社会资本理论

二、公共治理实践的展开：民主管理的新愿景

（一）公共治理是人类管理领域的范式革命：国际间治理模式的全面拓展

1.从领域上展现为：从公司治理到社区治理、城市治理、地方治理、再到全球治理。2.从特征上体现为：从政府主导的治理，到政府参与的治理，再到没有政府的治理。3.从本质上归结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开始摈弃旧的单一官僚制管理，将民主政治延伸到民主管理，走向多元民主制的公共治理的新愿景。

(二)公司治理：现代公司运作的一种方式，核心是通过董事与股东参与，保证决策的有效性。

（三）社区治理：一种广泛参与的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四个原则：1.规模原则2.民主原则3.责任原则4.理性原则

（四）城市治理

采用某种机制，建立一种整合的政府或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运用和动员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充分尊重并鼓励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治理过程。 三个特点：地方分权、伙伴制与多重治理、注重决策过程和地方导向  四种模式：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政府模式、非管制型政府模式

（五）地方治理

在一定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地域空间内，依托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等多种组织化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过程。

四个内容：1.地方分权化2.地方政府重组3.地方公民参与4.目标绩效导向

（六）全球治理

詹姆斯 N．罗西瑙（James N．Rosenau）把它定义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

全球治理委员会把它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全球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其核心是公共精神的构建”。

包括：1.国际组织治理2.国际间国家合作治理 3.全球公民治理

三、公共治理范式的传播：中国公共管理的新世纪

夯实中国公共治理的现实基础，建设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民主宪政建设

（二）效能政府建设

（三）市场经济建设

（四）公民社会建设

第二篇：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理论与实践探讨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行政改革步伐加快的趋势下，实施政府绩效审计是评价公共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考核政府绩效的重要手段。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作为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审计工作的制度创新，也是改进和强化政府审计监督职能，提高公共财政审计水平的重要内容。

一、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理论评述

（一）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含义

我国的公共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为了完成其职能，用以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支付，既包括国有资产又包括公共财政支出。现阶段我国主要将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作为政府效益审计的一个子部分，即审计机关在对财政预算单位的财务支出及其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对其履行政府职能所使用资源配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分析、监督和评价，并提出审计建议的专项审计活动。

（二）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理论研究迅速发展，并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现状，在国内，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理论在近年才逐渐丰富起来，如《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政监督》(李武好等, 2002)，《财政支出经济分析》(杨芳丹, 2001)，虽然研究了公共支出绩效评价问题，但却未涉及审计机关在绩效审计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开展公共支出绩效审计实践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治环境支持

随着社会民主法制的建立健全、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政府行政改革深化以及公共财政体制日趋完善。《审计署2006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全面推进效益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效果，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今后政府审计的主要目标，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证。

（二）经济环境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可喜成果，但是政企分开并未完全到位。财政支出规模庞大，支出内容庞杂，公众越来越关注公共部门使用资金的效益、效率状况，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观念深入人心。

（三）法律环境支持

199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法规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2006年6月1日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增加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立法目的。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绩效审计的法律地位。

（四）科学技术环境支持

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从而加快了计算机审计的建设步伐。审计工作由传统的手工查账向计算机审计转变。财务软件、审计软件、管理软件相结合开展审计，因而减轻了审计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了审计效率，使更多审计资源可以投入到绩效审计领域内。

（五）实践性支持

近年来, 审计署和一些地方审计机关从事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运行实践为接下来建立行之有效的审计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总结的经验。如深圳市审计局自2002年至2006年开创性地进行公共支出项目和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广泛涉及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很好效果。我国开展绩效审计，尤其是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不仅是可行的，也是非进行不可的。

三、公共支出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实践状况分析

（一）我国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绩效预算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预算内容不完整、预算编制数据粗糙、预算透明度不高等缺陷。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使得审计重点仍停留在真实性、合法性上，占用大量审计资源，阻碍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全面开展。

（二）现行的绩效审计体制尚不完善

目前在我国审计机关最先开展绩效审计的是与财政、财务收支的资金使用、分配、管理中存在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关的问题。公共支出侧重于合规性审计，忽视其原定目标和效益效果。开展项目绩效审计时常忽视结合经济、政策和自然环境进行宏观因素分析，忽视项目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审计范围还没有涵盖所有公共部门的财力、人力、物力、时间资源使用情况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审计范围覆盖面窄，审计内容不全面。

（三）审计缺乏法律制度保障

依法审计是审计的基本原则，目前政府公共部门的支出绩效审计在制度建设上还是空白，《审计法》只规定对“财政收支或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没有具体的条文内容，也没有对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设置一些具体

规范和操作指南和审计评价指标，审计人员还没有一个公认可接受的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审计标准可供利用。

四、如何建立适用于我国的绩效审计模式

（一）合理选择审计项目

在审计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公共支出绩效审计，关键是选择具有代表性、重要性的审计项目。在选择审计项目时应选择财政投入大、政府和社

会关注程度高的热点问题。审计机关开展项目审计时应当量力而行，即对项目展开可行性分析，考虑审计难度、审计成本、审计资源及审计风险等相关因素。

（二）明确绩效审计目标

绩效审计强调一个组织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公共部门不同于企业，其效益可划分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体现为：公共资金投入的经济性、产出的效果性、资金使用的节约性、资源利用的合理性、管理的科学性，以及潜在经济效益，某项活动或项目的展开未来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社会效益主要包括：公共部门经济、管理活动对全社会运行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如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

（三）确保审计内容的完整性

公共资金流经的各个环节上都存在着绩效问题，因而绩效审计应当覆盖资金运行的各部门、各项目、各环节。一般说来，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支出项目决策的可行性评价、社会、经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绩效情况、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公共项目和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在分别审计投入和产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展开资金使用效益效果的评价。

（四）运用综合性审计方法

绩效审计除运用财务审计中的审阅法、观察法、顺查法、逆查法等技术方法外，还应运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经济分析技术，综合分析资金使用、资金管理及项目运作等情况。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审计的技术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法、横向比较分析法、最低费用选择法、财务分析法等，客观评价了被审项目的公共资源使用的效果，还反映了管理体制的缺陷与漏洞。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绩效审计时必须全面、系统、宏观看问题，既要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又要关注环保、生态、社会效益；既要重视反映短期绩效指标，又要重视反映长期绩效指标；既要坚持定性分析，又要坚持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指标的特殊性，又要兼顾与法律、政策、标准的互补性；既要运用总量评价，也要结合比率评价。审计过程中应注意结合宏观环境、客观情况、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进行评价，将有关指标结合国家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因素进行动态、综合、横向比较评价。

（六）积极促进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

绩效审计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经济职能履行情况的监督。我国的政府正在进行职能转变，在这个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审计机关也应通过自己的工作积极推动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如通过对政府活动进行评估，评价决策的科学性，管理所存在的缺陷，从而促进政府改善管理；通过对公共部门单位的审计，为政府确定相关单位的责任目标提供基础，促进政府部门和公共单位责任问责机制的建立。

第三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四篇：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课程的考试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课程的考试

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

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5.答题完成后，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在全球化、信息化、新的理论出现以及政府自身面临新问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政府不约而同采用（）改革来重新探索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A.行政体制 B.社会保障制度 C.金融监管制度

D.公民个人隐私保障制度

2.以下哪部是亚当•斯密的作品？

A.《理想国》 B.《君主论》 C.《国富论》 D.《世界是平的》

3.据井敏副教授所讲，以下哪项不属于新公共管理的优点？

A.提供了新的理念 B.提供了新的方法 C.提供了新的用人理念 D.提供了新的机制

4.以下哪项不属于管理主义理论的主张？

A.强调管理的重要性，让管理者对结果承担责任 B.进行明确的绩效考核，使其结果量化且可衡量 C.重视企业式的管理风格 D.分权化改革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新右派即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其核心要素是（）与（）。

A.政府 B.市场 C.个人 D.第三部门

2.据井敏副教授所讲，善治的标准包括以下哪些？

A.合法性 B.透明

C.责任感 D.回应性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充分发展的官僚制会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每个人的公平前提下。

正确 错误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全球化格局无关。

正确 错误

3.在全球化、信息化、新的理论出现以及政府自身面临新问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政府不约而同采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来重新探索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正确 错误

4.“共治”的理念打破了公共管理理论的一元化模式，对整个公共管理模式来说，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效应的理论突破。

正确 错误

第五篇：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伏创宇

2008年，有关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名表的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迅速“倒台”，拉开了网络反腐的序幕。如今，“表叔”、“房叔”事件的发生对公众而言已非什么新鲜事，这些凸显了网络在反腐方面的强大力量。

“网络反腐”之益端

网络举报十分快捷：投诉举报成本大大降低，上访举报要花路费、住宿费和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选择网上投诉则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并且，这种方式还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受到相关利益机关和官员的打压，减轻了投诉举报人的心理压力。

因而，网络反腐拓宽了反腐监督的渠道，使得现有的反腐举报和投诉制度变得更有效率，较传统监督方式具备明显的优势，能倒逼党政官员自觉接受监督，对干部廉洁自律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同时，“网络反腐”是参与式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参与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民意缺乏合适的表达渠道，不仅无从抒发亦恐将造成社会的另类病源。

网络提供了民意抒发的平台，发扬参与式民主，克服代表制民主的局限性，同时与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避免了传统自上而下监督的官僚主义。

并且，“网络反腐”构建了网络言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传统的来信、来电等举报方式，因为担心报复多是匿名，纪委部门查案过程中多无法联系到举报人，给办案带来困难。在网络论坛，任何人都可以交流互动，信息交流活跃，许多事实和证据在交互性强的情境中得以呈现，为腐败案件侦办提供了便利，加快了案件处理的进程。

而作为外部效应，“网络反腐”的教育作用也很明显。以前纪委处分干部，查处结果往往以文件下发，除了政府机关内部外，外界难以知晓；即使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刊播，阅读收看的人也只是一部分。

当下，纪委等权力机关对网上投诉的处理反馈在网上公布后，直接面向社会，被广为点击、转载后，其教育、警示的传播效应比其他方式大得多。此外，一些检举揭发的帖子在网上张贴后，尽管最终不一定属实，但对党政干部来说，警示作用仍不可小觑。

“网络反腐”需公法保障

“网络反腐”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推动了公共治理，但其只是在传统的投诉与举报方式上融合了现代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因素，网络反腐必须依赖公权力的介入。

“ 网络反腐”可以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公民的投诉行为和公民的曝光行为。

公民的投诉行为指国家机关通过制度明确投诉和举报的网络渠道，公民的投诉与举报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但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仍需诉诸于官方的行为，透明度不强，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也使得这种制度渠道的功效减弱。

公民的曝光行为指公民通过网络将腐败现象曝光，从而引起公众与国家机关的注意，是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一种表现。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迫使”国家机关介入腐败现象的调查和处理，但不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因此，建立网络曝光行为与政府介入之间的制度化渠道，是当前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当务之急。

网络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众口铄金”反映了网络作为“双刃剑”的特质。网路言语的尖锐态度、网络传播的轰动效应以及网络反映事实的难以证实性使得“网络反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潜在的负面效果。

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举报不实的情况难以避免。而且，由于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这些信息，也很有可能让违法官员事先防备，给案件的侦办带来困难。

因此，对于网络反腐，有必要用法律加以规范，避免出现诬告、诽谤、干扰案件侦办、举报不清楚等情况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得以有效地发挥。

同时，对举报人而言，其也或多或少地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所以对举报人权利的保护应也纳入法治的轨道。

宽容对待网络言论

相较私人言论，政治性言论对于公共治理与政府的透明化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这一重要性，必然要求公共官员放弃一定的名誉权利益，而采取比私人对他人的言论侵权更大程度的忍让和宽容。

政治人物应该像玻璃缸里的鱼一样，带着透明治理的理念，大方地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对党政干部来说，网民发布的意见和牢骚，哪怕是讽刺和讥骂，只要不违法违纪都可用宽容心对待。

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公开和透明所带来的巨大舆论效应将使得民间反腐的旗帜继续高高飘扬。对此，唯有以开放心态对之，才能充分发挥网络对公共治理的推动，实现社会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