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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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摘要】 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笔者认为,造成我国会计盈余质量低下的原因在于现有公司治理理论的定位偏误,应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来指导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会计盈余质量。

【关键词】 公司治理理论;会计盈余质量;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质量一直是许多

学者广泛

研究的话题,无论从规范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其趋同的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盈余质量的高低,我国目前会计盈余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致。

从定义上看,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各国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狭义上指在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条件下,投资者(出资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广义地则可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其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所有者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梁能等,2000)。公司治理结构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制度安排,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模式,如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等。具体到不同的企业,可能又存在着不同的契约结合。

但是公司治理结构是受理论指导的,即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每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千差万别,但理论却相对集中。即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结构→会计盈余质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我国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公司治理理论过分强调保护股东利益。

二、公司治理理论:一个概述

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理论包括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股东至上”的传统理论,一种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股东至上”的传统理论局限于从技术方面来理解企业,即将企业看成是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宗旨就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由此得出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杨瑞龙,2002)。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突破了“股东至上”的逻辑,强调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组合约,作为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的每个产权主体,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对“企业剩余”做出贡献的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还包括经营人员投入的专用性人力资产、债权人投入的资产以及政府等都对企业进行了专有资产投资。按照贡献收益原则,他们都有权参与剩余收益分配和分享公司控制权。

由于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所以理论观点的分歧就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和效果。

三、“股东至上”理论的分析框架与问题

从“股东至上”的逻辑来看,“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Tirole,2001)。从委托代理框架来分析,股东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他们通过实行各种措施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委托代理问题,以达到降减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些措施可以概括成三种:报告制度、激励制度、监督体系”。“报告制度、激励制度和监督体系从理论上讲应当能够解决或至少缓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但是要使这种机制有效地运行,离不开审计的活动”(徐政旦等,2002),并且审计作为监督机制,它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能够降低监督成本。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理论是“股东至上”的。正如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第一条所明确指出的:“上市公司应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且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脱钩改制形成的,出于保护国有资产的需要,我国在设立上市公司时,划分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而且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自由流通,由此导致了股权分置与凝固。尽管目前上市公司已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但短期内很难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东至上的理论定位与一股独大的现状制约了

上市公司难以形成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一)由于法律强调保护股东利益,因此一股独大就决定了控股性股东拥有了公司的决策权,导致了控股性股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

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为股东大会决定公司所有的重大事项,包括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选举,因此在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就等于控股性股东间接拥有了公司的决策权。根据胡汝银等完成的一份有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平均而言,来自大股东的董事人数已经超过董事会席位的50%,而且公司的经理人员也基本上来自第一大股东。所以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经理人员更多代表了控制性股东的利益。

由此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不是贝利、米恩斯(1932)提出的管理者控制命题,而是大股东对其他弱势群体的侵害。董秀良和薛丰慧(2003)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问题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以及控股股东与其最终委托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后一种代理成本最终仍然表现为控股股东单位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而对上市公司和小股东进行“掠夺”。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很容易

理解在我国证券市场屡屡发生的大股东占款、违规担保和虚假关联方交易等违规事件。

(二)由于公司治理的核心代理问题不同,使得原来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失效

1.从会计报告制度来说,会计报告制度的作用在于股东能够利用

它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为判断经营人员是否履行受托责任提供了依据。同时,经理人员利用它来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与结果。所以会计报告就是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契约履行的证明。显然,这是把股东和经理人员置于对立的角度来看的,而实际上控制性股东决定了经理人员的任命,所以两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客观上为大股东和经理人员合谋侵害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供了机会。

2.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声誉激励,由于控股性股东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经理人员的任命,因此,人事任免权的激励使得经理人员依附于控股性股东的权力。

3.从审计的角度来说,现阶段管理层和董事是相互兼任的,那么由管理层(董事会)决定审计师的聘约权,就决定了审计师并不能纠正大股东的剥夺行为。

(三)股东价值最大化难以保证

股东至上代表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在现有股权结构条件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很难得到协调;尤其在新股发行定价、公司决策权等方面,中小股东处于被剥夺的地位,所以说单纯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根本不能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造成现有会计盈余质量低下的原因在于传统公司理论落伍于实际,导致在“股东至上”逻辑下的会计审计框架存在许多

问题,只有寻求新的理论支持,才能真正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解决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关键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已经受到许多

学者的广泛

关注(崔之元,1996;杨瑞龙,周业安,1998,2001,2002;李心合,2004)。其中,杨瑞龙和周业安两位学者积极倡导在我国企业中推行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共同治理结构”,以代替单边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这些制度既包括外部法律制度,又包括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放松管制以及恶意收购浪潮使人们开始怀疑“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美国许多

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要求

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崔之元,1996)。

从我国实际来看,我们也应当改变“股东至上”的逻辑,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限制控股性股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剥夺和侵害。正如杨瑞龙和周业安(2001)所指出的:“片面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会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契约网络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出发点不是维护某一方的利益,而是维护谈判过程本身”。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近年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这些制度将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加强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由于企业是利益相关者所达成的一组契约,只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和企业制度的保护,才能使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从而在这种长期合作中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应从立法理念上进一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指导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方面有以下作用:

(一)限制股东尤其是控股性股东权力,防止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

正如上面分析,我国突出的代理问题是控股性股东对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制度安排应进一步限制控股性股东的权力,从而避免了控股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害,降低了大股东占款等违规事件的发生。

(二)赋予每个产权主体平等的权利,保证了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积极参加公司治理

通过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保证他们能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上获得话语权,使每个产权主体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履行对控股性股东和经理层的监督,从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实行交叉监管,提高监督控制的效率。

(三)达到监督过程和结果的结合阎达五和李勇(2002)认为,在会计所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结果”受到关注,而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不为看重时,在单位领导价值观取向和意志体现

下,会计信息反映最终“结果”状态的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而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由于各相关主体是处于动态变化的,新加入的或即将退出的利益相关者必将时时关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结果,这样能够将监督过程和结果相统一,以实现全过程的监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统理论所遵循的“股东至上”逻辑已受到现实的挑战,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能更好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 1] 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阎达五,李勇.找准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切入点.财务与会计,2002,(5):8-10.[ 3] 杨瑞龙,周业安.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9-132.[ 4] 徐政旦,谢荣,朱荣恩.审计研究前沿.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二篇:论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摘 要:公司治理涉及各种利益相关者责权利上的划分和制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治理对策

一、公司治理概述

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结构,最初引自“Corporate Governance”,对其概念的认识,国内外相当多不同的理解。所谓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结构中的一种形式,是公司内外部的一种契约或制度安排。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点在于要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最终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也就是说,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使因两权分离产生的目标差异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尽可能降低,并把这种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部分。所谓内部治理结构或称内部监控机制,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方面组成的管理与控制体系。而外部治理结构或称外部监控机制, 是指通过竞争的外部市场(如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等)和政府管理体制、会计准则等对管理行为实施约束的控制制度,它们提供企业绩效的信息,评价企业行为和经营者行为的绩效,并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激励和约束企业及其经营者。

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密切,双向互动。一方面,公司治理利用企业管理当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公司的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它有义务保证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外界披露系统、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和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从另一角度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到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环境保护和制度保障。会计信息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同公司的治理结构密不可分,受到公司内部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源自公司的治理行为。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行为的有效性,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通过协调公司与利益者相关之间的关系,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以做出科学的决策。

第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成败。会计作为“当今公司治理结构的语言”,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果,其基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石本仁(2002)认为,会计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一方面,财务会计和审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管理会计与内部审计为监督合约条款的实施, 保障合约的有效运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更加密切,双向互动。

(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股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在我国,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尤其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拟或者缺位,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分工不明,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中小股东往往不参加股东大会,使股东大会的功能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使得控股股东及公司高层管理与注册会计师合谋,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甚至操纵财务报告,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信息,并误导信息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用性。

第二,董事会独立性差,成为“橡皮图章”,无法对公司高管实施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的模式,设有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但我国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地位模糊,存在董事不“懂事”,独立董事成为“花瓶”的现象,从而使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功能弱化,失去了对经理的有力约束。导致公司经理操纵利润、侵蚀公司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公司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反映真实的财务状况。

第三,针对高管人员激励机制不健全,诱使公司高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我国目前经营者收入和公司业绩未建立规范联系,主要表现为: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绝大多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是工资和资金,而股权激励等长期激励很少,管理层总体持股数量较少,人均持股比例低,“零持股”现象普遍。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出高管人员出现短期行为的可能性增大,因为委托人往往按照代理绩效来决定高管报酬,基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奖惩只能根据观测到的产出(企业业绩)的假设,管理者为了获得利益,产生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凭借信息的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外部治理监督不到位,使会计信息质量的外部约束软化。公司外部治理结构与外部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有着内在的联系。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缺乏有效约束经理的条件,加上我国的资本市场缺乏流动性,经理不必像西方国家的经理那样时时警惕来自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压力;中介机构业务素质普遍较低,整个社会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不守信用的中介机构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中介机构不仅不能担当起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的重任,反而可能屈从于眼前的经济利益,与上市公司合谋造假,从而助长了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第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将国有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让位给社会公众或企业法人,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真正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相互制衡,责、权、利明确,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规范运作的良性系统,从而构成对会计信息质量具有较强需求压力的内在约束机制,从体制上消除会计造假的根源。

第二,提高外部董事比重,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当董事会中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部人或大股东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建立健全的独立董事制度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有着非常重要作用。在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必须解决好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以及激励问题等,强化审计委员会的建设和管理,使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切实发挥作用,防止出现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

第三,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不仅要享有剩余控制权,还要享有剩余索取权。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中,企业不但要对管理层进行层层监控和约束,还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我国上市公司激励中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只有短期报酬激励,缺乏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因此,应进行经营者薪酬改革,建立与公司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评价标准,真正实现有效的经理激励机制,从共同治理的角度来激励,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以增强经营者对股东的责任心和忠诚度,减少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公允性。

第四,完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外部治理机制。由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外部市场需求不够,因此,应该建立一系列的制度规定,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相关经济利益,使中小投资者不必再用脚投票。在公司外部治理结构上,积极培育有效的证券市场;建立规范的经理市场,建立完善的经理人选择、评价、推荐、跟踪监督、信用管理、声誉评价体系,利用声誉机制将不合格者和劣迹较多者逐出经理市场,形成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机制,对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外在的约束力。同样,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也要按市场的法则进行运作,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较完善的系统,从而构成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较强需求压力的外在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Core, John, Holthausen,Larcker.Corporate Governance, CEO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7(1999),71-406.[2]石本仁.公司治理中的会计角色[J].会计研究,2002,(04).[3]陈汉文,林志毅,严晖.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由琼民源“引发的思考[J].会计研究,1995,(05).

第三篇: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企公司化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梳理与借鉴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探讨对我国公司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所有者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1)05-114-021

公司治理结构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制度安排学说

斯坦福大学教授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

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他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认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员、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方法。

(2)组织结构学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3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标准的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且此种观点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

(3)控制决策学说

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文中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担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结构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我国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2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标利益优先的问题。

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代理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和行为准则;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考虑了相关者的利益以后,企业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标。

经营目标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谁拥有企业的最终决策权,谁承担企业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企业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企业,谁是企业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

投入资本的股东,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依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创造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

作者认为进入企业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备承担企业经营最终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因为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他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能力。

其次,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企业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

以上论述表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担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情况下不承担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

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该在企业这个层次来探讨。

3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他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现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配置,激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平均利润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改革之外。

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中国企业改革最危险的政策可能是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

最后,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张采用股东治理模式为好。一则股东治理模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为手段,不应该在企业这一个层次上过多地考虑相关者(集团)的利益。其次,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股东治理模式产权清晰,易于决断,交易成本较低,代理收益远大于代理成本(相对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这本身也符合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企业这一层次讲效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讲公平。

第四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五篇:上市公司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关系论文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表中存在着广泛的盈余管理的现象,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者根据财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是影响财务信息客观性、公允性和可靠性的强力方式。本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采选2014年至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一系列实证研究。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质量;相关性;修正的Jones模型

一、引言

盈余管理通常是指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让个人或者企业获取利益,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对企业的业务进行调整等一系列的手段对企业的盈余产生影响,使企业无法真实公允地在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反映出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果。而独立的审计机制就是为了制约企业管理当局控制盈余和粉饰财务报告的行为而存在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并且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并且,审计质量的高低影响着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制约力度,审计的质量越高,越容易发现并且限制企业管理层的会计错误以及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而更有效率地控制盈余管理。薄仙慧、吴联生(2011)对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发现企业当期盈余管理水平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审计师没有显著揭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审计质量偏低。本文通过新的数据,对上市公司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试图用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来检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注册会计师在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查出重大错报、漏报问题时,会因为审计风险合理地做出审计意见报告。同时,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也会选择提升执业人员的执业水平,提升审计质量。由此看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类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有着一定的关联,注册会计师是否对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现象出具了恰当的审计意见,决定审计质量的高低。对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1):注册会计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对于过分盈余管理的企业,则不会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报告。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样本来自2014年至2015年的上市公司,在防止被不同股票类别影响时,也尽量确保足够的样本容量。其中,剔除了一些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以及盈余情况不稳定的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公司信息。由此得出2015年的473个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依据国泰安数据库中展示的审计报告,2015年得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样本公司有459家,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样本公司共14家。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主要运用MicrosoftExcel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筛选、统计。在实证研究部分,则通过SPSSStatistic统计分析软件对筛选后的样本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和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

(三)构建模型

本文采用的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是修正的Jones模型,总应计利润包含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为更精准地测量盈余管理水平,还将应收账款的情况加入研究。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也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构建模型:TDAt=NIt-CFOtTDAt/At-1=α1(1/At-1)+α2[(△REVt-△RECt)/At-1]+α3(PPEt/At-1)NDAt/At-1=α1(1/At-1)+α2[(△REVt-△RECt)/At-1]+α3(PPEt/At-1)DAt/At-1=TDAt/At-1-NDAt/At-1其中,TDAt表示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NDAt表示第t年的不可操纵应计利润;At-1表示第t-1年的资产总额;NIt表示第t年的净利润;CFOt表示第t年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REVt表示第t年的营业收入变动额,即第t年的营业收入额减去第t-1年的营业收入额;△RECt表示第t年的应收账款变动额,即第t年的应收账款减去第t-1年的应收账款额;PPEt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产总额;DAt表示第t年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的绝对量;DAt/At-1表示经上一年资产总额调整过的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相对量,即盈余管理水平。

(四)多元回归模型

关于假设(H1),注册会计师对于过分盈余管理的被审计单位,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会很低。审计意见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以表示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包括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意见的类型用虚拟变量OP来表示,假设被审计单位获得的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OP=1;反之,OP=0。模型的自变量则是盈余管理水平,由此,建立模型:OP=β0+β1|DAt/At-1|+ζ。其中,OP表示审计意见;β0表示截距;β1表示系数;ζ为残值。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中看出,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最小值为0.***65,几乎为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最大值为2.009201445026,样本均值0.050***,最大值较样本均值极高,说明存在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着程度不高的盈余管理,而有着极高盈余管理行为的只存在于极少数的上市公司,这与我国市场的现实情况及理论分析相符合。另外,对比表2与表3分析发现,2015年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均值为0.049517176,极小值为0.***65,而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均值为0.07***8,极小值为0.0***,由此可以大致表明,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更为严重。并且,从极大值角度出发,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样本盈余管理水平的极大值为2.009201445026,而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样本盈余管理水平极大值仅为0.***9,这里又表现出了审计的局限性,即存在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但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出具适当审计意见。

(二)Logistic回归检验

将计算出的盈余管理水平代入公式OP=β0+β1|DAt/At-1|+ζ,并对OP应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水平的系数为-1.984,系数为负,注册会计师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的可能与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越不容易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由此可以验证假设(H1):注册会计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对于过分盈余管理的企业,则越不会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报告。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利用Excel以及SPSS软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由此得出结论,注册会计师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的可能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识别出盈余管理,并对其做出适当的披露。对于越是过分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越不可能出具标准无保留报告,而是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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