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

第一篇：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

 2.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

（1）治理

对于什么是治理，众多机构和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

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与私人治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作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适应，也可以是采取合作的行动。它既包括为保证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体制，也包括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指由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地反映着多样化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

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政府）、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第二，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政府）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有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第三，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为公共利益）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力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伙伴关系。

第四，政府的主导角色。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政府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2）善治

善治指一种良好的治理，主要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绩效,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

政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管理效果是指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

经济效果主要指通过治理实现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的福利。

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效果，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

就一个国家而言，善治则意味着政府实现了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取得稳定而快速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升，社会与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3）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则是在治理概念内涵的意义上进一步具体化。公共治理涵括了治理概念的所有内涵，同时，它还继续突出了“公共”的价值和内容。

第一，公共治理的主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作为传统公共机构的政府，还包括准公共机构的社会组织和营利性机构，以及生活在社区和组织中的个人。内涵广泛的“公共”意味着它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参与公共事务，享受应得的福利。

第二，公共治理还有另一重特征：公共关联。它不是把任何社会事务割裂开来，而是从总体上、从所有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进行处理。它突出强调了公众与

公共事务的不可分割性，强调了公民的责任精神。 3.公共治理的原则

第一，参与原则。

传统统治和管理模式基本上把管理对象（多数人）排斥在外，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统治和管理。

参与原则是民主的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参与包含几个关键要素：授权、基层自治、对话协商。

（1）授权是参与的前提,没有充分的授权,任何参与都可能意味着非法，而非法的参与并不能带来良性互动，相反，却可能导致对抗和压制。

（2）参与的另一个相关要素是基层自治。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官员真正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不能仅仅依靠有限的机械的执行权，而且要有部分自治权，即能够自我决定如何执行甚至变革政策和计划。

（3）参与的再一个要素是对话协商。通过互相尊重、平等、民主的对话方式，大到国家组织，中到社会机构，小到微观个体，都能够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并能和他人建立理性的沟通关系。

参与式民主围绕着公共利益这一最大的目标展开，它的倡导者设想，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员工、顾客和公民对政策和管理决策进行最大限度的参与来体现。第二，透明原则。

透明原则是公共治理的重要标准之一。透明指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合法的、便利的途径在法定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透明原则包括信息公开与程序公开。

透明原则最主要的内容是信息公开。政府必须制定信息公开法，用法的形式来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程序、时间和方式，保证公民随时随地能够方便地获取政府信息并利用政府信息来进行各种经济、社会、科学活动。



透明原则的另一个内容是程序公开，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绝大多数程序都必须用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最大限度地允许公民方便参与。第三，责任原则。

责任原则是公共治理的核心,而重中之重是强调公共机构的责任。

责任意味着公共机构应该履行对公民的义务，这是公共机构不可推卸的工作职责。

公共治理的责任内涵：积极的、建设性的责任；负面的、惩罚性的责任。

责任性对公共治理的要求：

（1）公共治理的主体始终保持对公民或者社会广泛关注的状态，应该时时刻刻将公共群众作为自己服务的目标。

（2）公共治理的主体切实尊重和保护公众的权力，不得产生任何违反基本法律侵害公民权力的行为。第四，回应原则。

这是从效能的角度考虑公共治理的标准。

所谓回应原则是指公共治理机构必须能够及时快速、准确无误地了解社会公共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方案，集中充分的社会资源，帮助社会公众脱危救困、协作进取。

回应原则主要关系到实效问题。回应必须快速，延误意味着公众利益的损害。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公众的紧急危险得不到发现和排查、公共项目不能及时筹集资源和建设立项等，都可能意味着公众的重大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救援、保护和提供。这

种因为时效上的差错而导致公众利益的损害行为属于回应力不足的表现之一。第五，协作原则。

协作原则是指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不是相互隔离而是通过建立起良性的叠加的组织网络来共同分享公共权力和协作处理公共事务。

公共治理具有多元性、民主性、合作性。

对政府部门来说，治理就是从绝对统治、垄断管理到“掌舵”引导的转化；对公民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隔离、被动接受到被吸纳、主动参与的转化；对企业而言，治理不单单是一个单方面赚取利润的商业行为，而是与环境密切合作，积极肩负社会责任的

行为方式。所以说，治理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多样社会主体共同合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行为。

协商民主是贯彻协作原则的治理方式。第六，合法性原则。

按照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是否自愿授权并接受某个权威机构的统治就是该机构合法性的来源。越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的机构合法性越高，反之则相反。

公共治理是彻底贯彻这一理念的政治模式，它反对统治观念，也不同于管理模式。公共治理认为，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的政治授权，还来源于人民在具 体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互动和支持。

只有尊重公民的意愿，与公民一起，根据公民的利益要求和民主选择而制定的政策才具有真正的高度合法性。

第二篇：《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公共管理学院 林煌2013308128

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可以说是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治理最初是侧重于政治上的政府治理、控制或管理，而善治则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领域充分发挥效能的实践过程，其实质就是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治理在现代意义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已经成为了各学科中重要的词汇，尤其在社会科学学术探讨和研究中，其应用的频率越发提高了，是赶时髦还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得而知，这一学术术语是当今的前沿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书中讲述了治理的源起、发展以及作为元治理的自组织与治理的密切关系，此书中间部分关于治理的文章（论文）汇编则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前沿理论研究，最后部分便讲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脉络，以及我国政府治理的变迁。

治理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原意是控制、指导或者操纵，关于它的流行则是出现在70、80年代，主要原因是与各种社会学科中出现的研究范式危机有关，这部分危机主要是指有的学者和专家对于当时主流范式描述和解释本学科的“实在世界”的能力不满而引起的。于是便将“治理”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许多新兴的词语或者是学科是在问题出现时、危机显现时、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真可谓“时事造学科”。

在治理的“实在世界”中提到，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速度的加快，治理的手段、方式、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应用。伴随着近年来各种网络扩张，市场和等级机构的作用有所下降。在政治领域、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一切协调的方式都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矛盾、怪异的现象和失败，此时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其地位也应当并且也会有所提升。治理兴起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使得自组织在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市场或等级制原本所起的作用。

提到治理自然说到自组织，因为它与治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自组织概念是源自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是相对与被组织而言的。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机构、团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潜力的理论范式。有学者研究表明，事物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较低有序走向较高有序的进化过程有两种，其中一种方式便是自组织，即自我组织起来实现有序化。在《治理与善治》中，对自组织也进行

了分类，其依据的是需要协调的行动系统之类型。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层面上指的是，结成人际关系网的自组织。在这一社会网络中，个人代表的是其本人或其所担任的职能系统，不需要让特定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义务。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自组织最基层的最为微观的单位，当然这是相对与默顿的中层理论来说的。

第二个层面是指，组织间关系的自组织。以有明确的任务---“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谈判和正面的协调为基础，而纽带便是成员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自组织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共同利益点是协调的基础和前提，自组织中的成员各自掌握着为达到互利结果所必需的、同时又是分散控制着的独立资源。这体现着成员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制约性，但对自组织的产生分歧埋下了苗子。

第三个层面上的是指，若干系统之间调控的自组织。即以降低噪声干扰和进行负面协调为基础，这点我个人认为书中说的有点过于具体了，这样的话代表性就不是很强，说服力自然有所减弱。之后提到的组织更具纲领性或者负有明确使命的组织体系。这是上升到宏观层次的自组织，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自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困境：首先是其内部成员共同做到既有凝聚力有有适应性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是单一自组织保持各自的统一和独立，同时又要与其他组织在物质、社会、空间尚保持相互依赖，相互和谐共存，也实属不易；最后，在不同的等级体制下，自组织又各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统一协调的实现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成功的协调和治理来说，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即所采取的协调方式如何、需要治理的对象的配合程度、实现协调的环境状况如何。一般来说，当环境相对稳定、成员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式的检查、互动式的学习逐步改进，此时的治理或者说是协调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善治以公民社会为基石，公民社会因善治更和谐

《治理》一书的第二个侧重点就是善治。善治的实质是权力的部分转移，即国家的若干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善治有赖于国家和政府，但更确切的说是更多的是依赖于公民的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善治，而更好的善治也会使公民社会更加的和谐和美好。

需要首先解释一下的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三个词语。简单的讲，公民社会是强调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别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很多年轻学者喜欢用这一术语，也是《南风窗》杂志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宗旨之一：呼唤和建立公民社会。其政治学意义，即强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民间组织和机构；社会学意义则是强调其“中间性”，即三分法，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互补的领

域，主要是指社会领域的活动。而市民社会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中，有一定的贬义，学界一般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们惯用的词语，主要是历史学者来研究中国近代中的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离开了这一主体也就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它的三个主要特点是，第一、非官方性，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也不代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立场，是专属于社会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寻求最大化；第二是其独立性，即有自己的组织机制、管理方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管理上都相当地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因此也可称为志愿组织。而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民间组织的又是具有特色的，即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又是在社会逐步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形成的。再者就是特色性，绝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被主导的，尤其是繁琐的所谓的正式的登记注册机制，在暑期的调查中发现，许多社区自组织为找一个挂靠单位而“奔走呼啸”，以及名称的取得也得经过登记部门的“深思熟虑”，再者就是“创利”（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利益和名义上的荣誉）后谁来接受荣誉称号，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自组织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前段时间热议的由著名影视明星李连杰主创的“壹基金”的发展前途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深思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属不易。渠道的不畅通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当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会给政府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正确的引导，积极的促进社会组织的有序建立，主动地去接受社会领域（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是对政府魄力的考验，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驱力。因为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仅仅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力去解决一切问题了，更多的是社会力。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是中国日后的道路选择，适时适度的放权也将会是社会发展一种趋势。

第三篇：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伏创宇

2008年，有关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名表的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迅速“倒台”，拉开了网络反腐的序幕。如今，“表叔”、“房叔”事件的发生对公众而言已非什么新鲜事，这些凸显了网络在反腐方面的强大力量。

“网络反腐”之益端

网络举报十分快捷：投诉举报成本大大降低，上访举报要花路费、住宿费和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选择网上投诉则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并且，这种方式还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受到相关利益机关和官员的打压，减轻了投诉举报人的心理压力。

因而，网络反腐拓宽了反腐监督的渠道，使得现有的反腐举报和投诉制度变得更有效率，较传统监督方式具备明显的优势，能倒逼党政官员自觉接受监督，对干部廉洁自律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同时，“网络反腐”是参与式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参与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民意缺乏合适的表达渠道，不仅无从抒发亦恐将造成社会的另类病源。

网络提供了民意抒发的平台，发扬参与式民主，克服代表制民主的局限性，同时与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避免了传统自上而下监督的官僚主义。

并且，“网络反腐”构建了网络言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传统的来信、来电等举报方式，因为担心报复多是匿名，纪委部门查案过程中多无法联系到举报人，给办案带来困难。在网络论坛，任何人都可以交流互动，信息交流活跃，许多事实和证据在交互性强的情境中得以呈现，为腐败案件侦办提供了便利，加快了案件处理的进程。

而作为外部效应，“网络反腐”的教育作用也很明显。以前纪委处分干部，查处结果往往以文件下发，除了政府机关内部外，外界难以知晓；即使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刊播，阅读收看的人也只是一部分。

当下，纪委等权力机关对网上投诉的处理反馈在网上公布后，直接面向社会，被广为点击、转载后，其教育、警示的传播效应比其他方式大得多。此外，一些检举揭发的帖子在网上张贴后，尽管最终不一定属实，但对党政干部来说，警示作用仍不可小觑。

“网络反腐”需公法保障

“网络反腐”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推动了公共治理，但其只是在传统的投诉与举报方式上融合了现代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因素，网络反腐必须依赖公权力的介入。

“ 网络反腐”可以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公民的投诉行为和公民的曝光行为。

公民的投诉行为指国家机关通过制度明确投诉和举报的网络渠道，公民的投诉与举报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但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仍需诉诸于官方的行为，透明度不强，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也使得这种制度渠道的功效减弱。

公民的曝光行为指公民通过网络将腐败现象曝光，从而引起公众与国家机关的注意，是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一种表现。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迫使”国家机关介入腐败现象的调查和处理，但不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因此，建立网络曝光行为与政府介入之间的制度化渠道，是当前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当务之急。

网络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众口铄金”反映了网络作为“双刃剑”的特质。网路言语的尖锐态度、网络传播的轰动效应以及网络反映事实的难以证实性使得“网络反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潜在的负面效果。

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举报不实的情况难以避免。而且，由于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这些信息，也很有可能让违法官员事先防备，给案件的侦办带来困难。

因此，对于网络反腐，有必要用法律加以规范，避免出现诬告、诽谤、干扰案件侦办、举报不清楚等情况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得以有效地发挥。

同时，对举报人而言，其也或多或少地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所以对举报人权利的保护应也纳入法治的轨道。

宽容对待网络言论

相较私人言论，政治性言论对于公共治理与政府的透明化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这一重要性，必然要求公共官员放弃一定的名誉权利益，而采取比私人对他人的言论侵权更大程度的忍让和宽容。

政治人物应该像玻璃缸里的鱼一样，带着透明治理的理念，大方地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对党政干部来说，网民发布的意见和牢骚，哪怕是讽刺和讥骂，只要不违法违纪都可用宽容心对待。

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公开和透明所带来的巨大舆论效应将使得民间反腐的旗帜继续高高飘扬。对此，唯有以开放心态对之，才能充分发挥网络对公共治理的推动，实现社会共赢。

第四篇：乡镇善治工作总结

乡镇善治工作总结

近年来，乌镇通过转变治理方式、治理精准覆盖、重建治理机制，大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现将今年以来的亮点工作进行总结汇报：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1、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做好村社换届试点工作，着眼于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圆满完成村社换届省级试点工作，增强基层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夯实基层基础，协同综治条线，制定出台《微网格建设办法》、《三治积分管理办法》，发挥支部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打造党建特色线路，在横港、陈庄美丽乡村精品线路进行布点，建设了一条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特色带。

2、加强党建粘合力建设。着眼于服务中心大局，把组织工作与新“七大行动”、“一核四地五区”建设和“两战”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组织工作的粘合度。助力“两战”，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发动全体党员积极投身于人员排查、信息上报、卡点值守和复工复产工作。助力爱国卫生运动，下发《乌镇镇全域秀美工作党员自查自纠通知》，让全体党员对照标准，查找自身不足，即时整改到位，并与党员民主评议和推优评先挂钩，督促引导党员在全域秀美中走在前、做表率。深化区域党建共建，积极与苏州吴江区桃源镇、湖州南浔区练市镇进行对接，建立了乌镇大道卡点联合支部，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并在干部互派挂职、活动共同举办、针地互相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加快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全面推进“三治融合”提升行动。

1、微嘉园融合提升工程。截止9月，我镇（户籍户数23857户）共入群人数37158人（占比155.75%），“微嘉园”访问人数9381人（占比25.25%），党员身份亮明3058人（占比81.25%）。深化三治积分管理在“微嘉园”平台的运用相结合，已在陈庄村试点建立“微嘉园”线下工作站。

2、系统平安创建提升工程。深化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企业、平安小区、平安商场、平安金融单位等系列平安创建和平安村（社区）创建，制定《乌镇镇村（社区）平安创建考核办法》，紧扣“平安乌镇”建设主题，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多举措开展系列平安创建宣传活动，营造平安建设浓厚氛围，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

3、全域深化研究工程。充分发挥三治融合在疫情防控工作、微治理、全域秀美、组织换届等各领域、重点工作的助推作用。协助第三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乌镇举办，并布置安排好“云享乌镇”运营中心和陈庄村北庄精品路线两个参观点。打造“三治+禁毒”乌镇示范点，具体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中。三治融合积分兑换服务精细化，重点推出如航天北斗参观、竹编体验、木工体验、老人理发、志愿帮扶等社会服务。今年以来共上报三治融合优秀案例18篇，已被桐乡市级录用11篇，嘉兴级录用2篇，省级录用1篇。

三、深入开展“网格连心、组团服务” 建设

共划分网格112个，其中居民网格108个，今年新增企业专属网格4个。划分微网格1453个，其中居民微网1248个，企业等微网格205个。在全镇108个网格中建立108个管家工作站，与党员先锋站结合，建成“三治”工作室，实现网格覆盖一线、党员服务一线。同时制定微网格队伍管理办法、考核奖励机制和网格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五个一”工作体系，落实教育培训、工作例会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微网格建设。当前开展各类网格长、微网格长工作培训13次，参与培训人员累计555人次，并充分挖掘发生在网格里的精彩故事，通过“平安乌镇”微信公众号每周推送“网格故事”不少于1篇，被市里“平安桐乡三治融合”公众号录用2篇。

四、打造升级“云享乌镇”建设

初步实现“五个一”的发展目标，即“一码关联，全维融合；一图可视，全晰治理；一网感知，全局掌控；一湖数据，全时共享；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新型智慧城镇建设乌镇样板。

1、“一码关联，全维融合”。创新“北斗码”应用，整合应急响应、综合执法、综合治理多个网格数据资源，打造全属性网格体系，建立以空间网格编码为载体的数据关联机制，为孪生城市搭建和智慧应用落地奠定技术基础。

2、一图可视，全晰治理”。建立乌镇“孪生城市”模型，打造三维可视化智享应用平台，探索正在隆源路等重点路段建设三维视频容全景监控系统，将二维平面展示迭代至三维立体呈现，一张图实现物联设备监测、数据分析展示、知识图谱管理、解决方案优化。

3、“一网感知，全局掌控”。搭建物联网基础设施配置和智慧化管理平台，加快智慧灯杆、智能井盖、智慧监控、智慧公厕等物联网设备建设升级，初步建立全面感知城镇产业、安全、交通、环卫、治理的网络空间感知体系。

4、“一湖数据，全时共享”。实现安全应急、综合执法、城镇建设等百类数据广泛采集、及时更新，通过简便操作即可在“数据湖”中提取各部门汇总有效信息，搭建基于大数据和信息共享的智慧化辅助决策体系。

5、“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乌镇管家app和“文明币”信用积分系统，在公共安全和城镇运行管理的多个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集预测预判、快速反应、综合协调、处置反馈为一体的城镇运行管理体系，实现镇村（社区）上下贯通、部门横向联动。

五、提升基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开展“金融惠农”大行动，提升党建引领“金融惠农”品牌。在全镇各村社区召开“三治融合”金融惠农推进会，对全镇17772户农户授信22.7015亿元，三治信农贷授信农户覆盖率84%，授信农业龙头企业4家，授信总额6500万元，用信2480万元；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12家，授信总额1740万元，用信1571万元。建立“文明币”积分系统，依托乌镇管家信息平台，探索建立“文明币”积分体系，目前已完成文明币积分制度的初步构建，正在加快“文明币”积分系统和实体“文明币”银行建设。以奖代补，实行实物兑换。丰富拓展三治积分兑换途径，引导积极群众参与，激励广大村（居）民诚实守信。

六、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1、探索建立“站点专职人员+律所专业人员”的“双专”服务模式和“站点定期坐诊+下村不定期出诊”的“双诊”服务模式，实现法律服务“订单化”，上半年共接受线上＋线下法律咨询近1000起。延伸“最后一公里”法律服务触角，拓展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设，目前乌镇镇各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成率达100%。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全镇共调处各类纠纷147件，其中镇调22件，村调16件，诉调78件，警调31件，接待调处率100%。

2、选取人民调解员入驻法庭，负责诉前调解工作，2020年1-9月，诉前调解率和民商事可调撤率为83.24%；打造E调解室，依托5G技术远程视频连线司法所，法官实时指导调解工作，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协议法律效力；设立法官工作室，辖区乡镇司法所设立法官工作室，每周定期值班，深入基层，及早发现介入矛盾纠纷，现场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指导；成立“双向派驻”机制，将人民调解员“请进来”，法官“走出去”，协力助推诉源治理。

3、建成乌镇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立“镇-村社-网格-微网格”四层过滤体系，上半年民商事案件数240件，同比下降31.03%，万人成讼率下降9.29。今年来，已开展集中学法9次，复工复产企业线上法律服务17次，已联合便民集市开展12场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加强村（居）人民调解员队伍培养，完善“乌镇管家调解室”建设。截至9月份，全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9起。

七、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1、完成银杏公寓省级示范小区及陈庄村省级示范村验收任务；超额完成主干道沿街撤桶，店铺定时定点上门收运任务；提前完成年初撤桶进箱小区建设任务。联合各相关部门对机关企事业、酒店（宾馆）等行业进行自查整改，在全市督查工作中取得优良成绩。三季度综合考核排名继续排名第二。蚊媒消杀工作取得成效，镇区布雷图指数4.8和成蚊密度1.1，检测结果处于安全范围。病媒生物防制考核制度完善，分别出台《2020乌镇镇病媒生物防制评分标准》和考核管理办法。

2、深入贯彻“我自爱桐乡·清洁家园”活动精神，制定“美丽乌镇·秀美家园”十一大专项行动。成立“美丽乌镇·秀美家园”环境整治暨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召集各村（社区），各部门环境整治爱国卫生推进会十余次，开展各类大小宣传活动一千余场，宣传覆盖十多万人次。截止10月12日，乌镇镇已累计发动党员志愿者、乌镇管家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49450人次，整治问题42380个。

八、加强农村文化引领

积极配合市级“春泥计划”暨“桐润童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路线活动，精心策划乌镇“水乡寻梦”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路线，整条线路包含横横港村丑小鸭驿站、横港村陶艺坊、横港村木工坊、陈庄村知不足斋、陈庄村竹编文化馆、陈庄村传承学院、乌镇航天北斗应用中心七大打卡点。深入实施“春泥计划”，2020年暑假期间乌镇共开展活动300余场（次），未成年人参与活动达10000余人次，共有50余名返乡大学生、160余名志愿者，50余名辅导老师共同参与。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持续推进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建设。

第五篇：善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高文祥（20094211036）

善治与法治

一、善治的内涵

善治，从字面意义上看，即善的治理。善治是在治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深刻的内涵。

1、治理理论

善治主要是克服治理理论失效的前提下提出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其基本含义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的互动性等特征。治理不同于以往的统治，统治的主体仅为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包括了其他私人机构或公民；统治过程中权力运行具有单向性的特征，而治理则是上下互动的过程。

2、善治的内涵

治理理论不是万能的，为了克服治理的失效性，善治理论应运而生。善治，或称“良好的治理”，根据俞可平教授的观点，“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善治的兴起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善治比传统的善政适用范围更大。善政的主体仅限于政府，而善治的主体还包括了中介组织、公民等；此外善治还可以存在于公司、社区甚至国际社会之中。其次，善治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和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民主化的理念要求尽可能实现社会的自主管理，而全球化进程则使民族国家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政府可能无法单独解决问题，因而必然选择与社会和公民合作管理。

二、法治的内涵

在现代，法治已经上升到了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都十分丰富的概念，法治的内涵可谓众说纷纭。周永坤老师认为，法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良法至上。

2、良法的实体内容。即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

3、良法的程序内容。即具有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内容。

4、维护、体现法治的基本制度。包括了分权制衡原则；司法独立；司法审查等。

上述的概括只是很简要的说明了法治的基本特征，其实法治的内涵十分丰富。笔者认为，法治，即法的统治。其根本要义在于法的至上性。基本精神在于对权力的控 1

制和对自由、平等、权利的保障。法治既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也可以作为最终实现的目标。

三、善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善治，主要是从政治学或管理学的角度对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而法治则是从法学角度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但仔细挖掘两者的内涵，可以看出两者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如善治的特征包括了合法性、法治性，从字面上即可发现善治与法治的内在的联系性，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善治和法治也具有一致性。

1、民主上的契合性。

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它体现了新形势下国家权力行使方式的变化，是政府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共同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而它体现了民主或主权在民的思想。法治的基本前提也是主权在民，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更好的保障各自的权利，便签订契约，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出一部分形成了国家权力，然后委派具体机关和人员行使权力。因此从根本上讲，权力源于权利，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因而善治和法治都注重民主，具有深刻的民主意蕴。

2、本质上的一致性。

善治要求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良性互动。首先，政府要搭建一个相互沟通协商的平台，要对民意具有回应性；要求公民进行积极的参与，以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体现了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与法治在本质上也具有一致性。

法治，究其实质，也是利益的相互沟通、协商和妥协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下的情况下，不同的主体，包括公民和各种社团组织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法治就要求听取不同的声音，反应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将不同的诉求相互整合，从而制定出一部良法，实现良法之治。从此角度讲，法治意味着妥协，这和善治要求的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本质也具有一致性。其实，无论是善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强大，都离不开公民的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欠缺的。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多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制又使中国公民仅将目光局限在自己家庭或大家族的利益中，而很少过问政事。有的学者提出要大力培养我国公民“公民精神”，将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一项义务而非权利是有一定道理的。

3、对程序的高度关注性。

善治，讲求政府与公民间的对话协商，对公民的诉求要有回应性，讲求政府行为的透明性，这都体现了强烈的程序观念。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也要求对程序具有

高度的关注性，可以说，行政法从某方面讲就是一部程序法。程序公正是公认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制度包括了听取意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等，这些与善治讲求的过程的互动性、利益的协调性、透明性、回应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两者都认识到政府管理中程序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程序观念。

除此之外，善治主张政府的责任性，这也与行政法治所提倡的责任行政是一致的。

四、如何处理善治与法治的关系

善治和法治在许多方面都有内在一致性，不同之处仅仅是两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善治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的，要求政府还政于民，而法治主要是从法学角度提出的，要求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法律至上。因此很难说孰优孰劣，或谁是谁的一部分。笔者认为，基于两者内在的诸多一致性，在实践中两者可以相互结合，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善治并不排斥强制，行政权力在治理过程中仍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善治的过程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善治需依法而治，法治需在法律至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市民社会的作用，考虑公民的参与性。总之，现代社会的治理应实现法律指导下的善治。

1、治理须依法治理。

首先，治理实现法治化，要求政府治理的基本规则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包括了治理的主体、内容、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这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其次，治理的成果须由法律加以巩固。法律具有稳定性、权威性等形式化特征，法律化的治理成果更有利于对治理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第三，治理的目标须由法律加以评判。法律具有评价功能。现代社会之下，民主、公民权、公共利益等法律的基本要义应当成为治理成果的评价标准，防止治理行政化、边缘化，使其充满民主内涵和人本观念。

2、治理需实现善治。

首先，政府执法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广义的执法也包括了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这要求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需广泛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收集足够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做出公正高效的执法行为。其次，大力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促进公民社会自觉秩序的形成。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要搭建一个使公民等合理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充分倾听民意、尊重民愿，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信任与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在体制改革中，完善民间自治和基层自治制度，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第三，重塑政府，转变政府经济和社会职能，推行政企分离、政社分离。政府应作为经济建设的掌舵者而非划桨者，同时应加强救济制度、社保制度等的完善，以公民权利为焦点，以增加公共利益为己任，大力推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