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 要]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共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瓤改革的适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阿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备件。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

一、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动因

西方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是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达到了新的高峰，经济发展不稳定，福利国家的职能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建设投资乏力；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绩效、对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关注。由此，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公共部门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的新认识，迫使政府对原有的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在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角色互补。私营企业长期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它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不断革新，以便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赢得更多的顾客。私人企业这种管理机制、革新精神及其较好的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形成了示范效应，给其施加了改革的压力。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门逐渐意识到其权威的社会根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成为政治改革的趋向。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关注，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随之强化。人们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监督意识，迫使公共部 1 门进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也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治理。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被摈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推动治理理论的产生起了革命性作用。一方面，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导致了所谓的“鱼缸效应”——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活动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无时无刻不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占有量，从而揭掉了政府部门的神秘面纱，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传统的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使得以参与管理、民主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实。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成为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诱因。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主权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国家日益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从而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全球化改变了政府的运作环境，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传统的政治理论架构下管理能力的不足与弱化，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进行质疑，一种有着普遍适用性、全球化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应时而生。

二、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于“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证。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有共同的词根“Govern”，这两个概念彼此曾长期交叉使用。但相比之下，“统治”是政治学中常用的政治术语，主要指依靠国家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民主制度以前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以后，专制时代依赖权力来统治社会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治理”概念才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括动之中，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并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就目前而言，尽管“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及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基本涵义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瑞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根据治理理论学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对“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种主要观点：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二是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四是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五是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国内学者也关注对“治理”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涵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也有学者在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后，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集中地阐述为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三种途径，并提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 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认为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只要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就是其所属层面或所在范围的社会权力中心。

四、治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治理是行使经济、政治和行政的权威来管理一国所有层次上的事务。它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利益、行使合法权利、承担其义务以及弥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罗茨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他还列举了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涵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行为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权威机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中，把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治理理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第二，治理过程的互动性。传统的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第四，治理的有效性。这主要是指治理把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之中。因此，“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了。

五、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新近兴起的一种社会管理理论及模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其他国家，它的作用的发挥都是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这些基础性条件包括经济上的、机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 及理论上的等等。

(一)从运作机制上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管理机制

在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这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下，存在三种社会治理的机制：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权力机制；以“契约——控制——服从”及“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机制；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当代治理的实践形态不同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传统社会治理。它的运行机制是“从权力的物理形态和他律的法律形态转向主体的公共伦理形态”。因为当代治理理论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它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治理主体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没有权力依附关系，所以治理面临着将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的问题，而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对于主体间确立游戏规则，治理权责的分配，公民自治价值的形成，主体间关系的重构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治认同的建立需要以相互承诺的信任基础。所以，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合作关系，那么其治理机制也必然是一种合作政治模式。

(二)从治理结构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与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既然治理是各行动主体通过互动、反思，共同制定社会政策，履行管理责任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治理的结构就应该是由有限政府和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构成。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良好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或者是治理民主化的过程。治理民主化内在的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削减凯恩斯主义政府所拥有的无限的政治经济权力，建立起一个服务型政府，将削减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而政府只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色。除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在权力上进行再分配以外，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在经济上、组织上、人事上等取得独立，这是非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一个前提。另外，为了提高治理能力，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健全其组织体系和各种组织制度，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治理的责任。

6(三)从制度环境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保障

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指出：“不同于统治只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治理不仅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而且更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理解为人类交往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它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是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出来的，它往往与强制力相联系；而非正式制度是从人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统治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的治理模式，在这里政府是中心，其他的行动主体都是依赖于政府的，它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治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只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处理并不复杂的公共事务，并维持这种治理结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变得日益多元，公共事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还涉及到伦理问题，例如公共物品的提供，阶层的共治等问题。这时仅靠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了，因为正式的制度无法消除机会主义，无法处理伦理问题。这时就要求助于非正式制度，运用其道德、伦理、舆论上的力量去避免和处理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处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当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和谐整体，它们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一方面抑制人际交往中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提升制度体系的公信力。

(四)从权责分配的角度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合理分配各行动主体问的权责

多中心的治理不同于“中心一边缘”结构下的社会治理，它要求的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密切配合，协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但是治理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将治理建立在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的权责分配不清楚或者不合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有的行动主体拥有很大的治理权力，但是却承担很小的责任；而其他的行动主体虽然治理权力很小，但是却承担了很大的责任。结果就是权大责小的治理主体可以不顾资源的浪费，不顾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得失，不顾社会伦理地开展活动；相反，权小责大却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患得患失。最终，治理结构中的平衡会被打破，多中心的治理又会重新倒回到“中心一边缘”治理。所以，治理需要各行动主体在理论上 7 和实践中合理地分配权责。

六、当代中国在运用治理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革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而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一种高度集中的、指令化的、层级控制严格的一种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入，这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这种模式下，政府参与市场生产，控制社会发展，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低，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活力不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二)非政府部门不够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部门，还不能够担负其治理责任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等，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财政上依赖政府的拨款，在组织上依照政府的组织体系进行活动，在管理上依赖政府的指令，其领导人大部分也是由政府指派，其活动的内容大多也是政府的政治任务。这样的非政府部门是无法承担其治理的任务，社会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结构。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臣民意识、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平均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参与。要培养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各行动主体之间还缺乏政治认同，治理所需的社会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长期以来，政府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并运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强制力进行社会管理。虽然政府一直宣称其公共性，但这只是政府为了挽救其合法性危机而在策略上的调整，政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利益。政府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它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其他的行动主体的，因为这样政府的利 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更谈不上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政治认同了。

七、在中国运用治理理论的对策研究

虽然，我们国家在运用治理理论时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且还有一些适用条件不够成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会逐渐在我们国家具备、成熟。所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为治理理论的在中国应用创造条件。

(一)政府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其职能范围

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以及某些国家成功实现向治理模式转变的经验都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治理变革的基础。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升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成为我国进行治理变革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国政府要按照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政府、责任性政府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地向市场、企业、社会及公民放权、分责，放弃不必要的生产职能。将具有排他性的产品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交给市场和企业去生产；加紧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理顺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还要加大基层民主的建设力度。而政府只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二)要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独立意识与能力

上面提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其实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非政府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还比较弱小，长期以来是依赖政府而存在，缺少独立发展的意识与能力。所以，面对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要求，它们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该着力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 独立意识与能力。如何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非政府部门的地位，将其权利与义务制度化，使其在承接政府转移的治理功能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其次，要在组织、财政、人事方面放松对非政府部门的管制，使其能够独立按照自己的诉求与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指令。最后，就是要加强对非政府部门管理层的培养，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独立地领导非政府部门进行治理工作。当然，这过程中一定要循序渐进，否则就会造成治理职能的缺位。

(三)要逐渐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

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是治理的基础，因为治理的过程就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利益或者是集团利益就公共政策而展开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协商民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政府对于其他行动主体而言依然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所以，这种情况必须不断地改变，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建构，首先必须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双方之间的政治认同为基础。而这种认同又必须以制度化的职能界定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治理职能用制度界定清楚，避免双方出现治理权限上的冲突与不信任。然后在这样前提下，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协商代替指令，以主动代替服从。其次，还要建构起一种交流、协商机制，使双方在这种机制中能够相互交流信息，就公共利益或者各自的利益展开协商，讨论治理的方案。从而使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在这种交流、协商机制中慢慢地建构起来。

(四)要不断完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

对于治理而言，它需要的不仅是正式的制度，更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解决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性的问题”，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如前所述，正式的制度来自于人的理性设计，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来自于人的习惯和经验，主要是一些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在正式制度层面，我们首先要不断地推动法制化进程，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变迁，使制度更加地贴近时代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要在推动治理转型的制度上加大建设和变迁力度。从而在不同层面构建新的治理模式，界定各行为主体的权限、责任，10 建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等进行原则上或者是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演进，非政府部门独立认识与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后，公民社会日渐强大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建构的过程中以社会契约、道德准则等形式进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当这些制度逐步具备时，我们在应用治理理论时就有了制度的保障了。

八、结语

治理理论是有别于统治模式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社会管理道路，其理念已经开始应用于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对它的借鉴，要建立在对国情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应用它的一些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能够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培育出具有独立意识与能力的非政府部门，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完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理论就可以在中国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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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财务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财务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摘要：财务治理是以公司治理为前提和基础，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世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促使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思考财务治理的问题。西方理论界和实务界通过对公司治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综合研究，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的基础。中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和我国财务实践的推动下进行了独立的财务治理研究，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本文通过对财务治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展示了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过程。

关键字：财务治理；公司治理；财务治理研究；财务治理理论

一、财务治理的萌芽与发展——西方财务界初步探索

（一）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西方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专门研究财务治理问题。西方有关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企业财务和公司治理等研究中。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尔（Bachelier,L）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开始将财务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 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 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

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二）公司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融合性研究

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

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资本结构的代理理论，该理论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股权和债券的财务治理作用。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使股权和债权两种融资方式的编辑代理成本相等，从而实现总代理成本的最小化。他们还认为，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所有者必须合理设置激励与监督机制，只有当经营者的薪酬与监管成本之和小于代理成本时，治理结构才有效。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中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92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形成与建立——国内财务界深入研究

（一）国内财务治理体系的初步探索和形成

郭复初（1993）出版了著作《国家财务论》，初步形成了国家财务理论框架，提出了国家财务独立论等五大理论，对我国财务理论全面发展，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运营体系建设等财务实践工作，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刘贵生（1994）指出财务本质上是拥有分配权的所有者对财务资源的一种分配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反映着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强调财务分配权在财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国内对财务治理研究的开创性探索。

干胜道（1995）结合经营权泛滥而所有权弱化这一问题，从所有权的角度研究财务，提出了所有者财务论。所有者财务论阐明了所有者在公司财务中的地位，指出了公司财务治理中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强调了所有者财务的治理作用，对认识和发展财务治理理论意义重大。

李心合（1996）开创性地提出了财会治理结构的概念，提出财会治理结构是以财、会、审分离为基础、完善总会计师制度为保证，通过增设财务委员会，理顺上下级财务部门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汤谷良、谢志华、王斌（1997）系统地提出了在财务理论界影响广泛的“财务分层理论”。将企业产权机制引入到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充分揭示、论证了公司财务层次性，提出了现代企业分层管理架构，对现代财务理论发展意义重大。

伍中信（1998）在《财政研究》第 2 期发表了“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恰当表述”一文，初步提出了“财权流理论”，并在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特点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提出了“财权流”概念，并将其作为财务本质一般表述——“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现代财务本质特点的特殊表述。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财权作为现代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以及其在企业财务中处于核心地位，从而将财权配置等相关问题研究提高到了另一个理论高度。

这个阶段处于财务治理的探索阶段，学者们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有关财务治理的观点。但在这一时期，财务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尚未明确的提出。

（二）我国国内财务治理理论研究

1、财务治理主体主要观点述评。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冯建（1999）认为，财务主体是指“独立进行财务活动、财务管理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通常是指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

油晓峰（2005）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认为参与财务治理的主体不可能太多，因为太多的主体容易使交易成本上升。因此，财务治理主体是在企业中投入专用性资产的（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符合这类定义的只有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者，因为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者具有高的资产专用性。

杨淑娥、金帆（2002）将财务治理利益主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和董事会及经理层，一般都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居于相对主动地位；第二类是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的难度大于第一类主体，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即谁参加财务治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治理的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其主体是代表企业利益相关者、具有财务专业知识人员所组成的集团，如股东等出资者的财务总监、代表经营者的财务经理及财务人员、债权人或其委托的专业人员、职工代表等。

章铁生、林钟高（2005）认为，财务治理行为主体是指拥有特定财权并参与财务治理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直接行为主体和间接行为主体，确定财务治理行为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考虑参与财务治理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和动力来行使其权力。一般来说，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分层财务决策机制构成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即治理行为主体也主要为以上四者。

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力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在规范的治理结构中，政府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直接影响不大，其主体资格很难得到体现，并且公司员工乃至财务人员直接参与财务活动的机会很少，即使有资格在重大治理问题方面有一定影响，也大多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等机构中的代理人行使权力，因而不应列为财务治理主体。

2、财务治理客体主要观点述评

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很少。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是张敦力博士和杨淑娥教授的论述。

李维安（2002）认为，公司治理客体是指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公司治理主体发展一样，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公司治理客体也从如何保护股东利益，演变到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机构设置，维护企业内部成员、外部成员的合法权益。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务治理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财务关系。

杨淑娥（2004）首先将财务治理的客体定位于财务信息的治理，具体应该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呈报和披露。第一类利益主体治理的任务是保证信息生成、呈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二类利益主体应该将信息的监督、检查以及披露的治理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以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在此同时，将财务治理的客体定位在财权的合理配置上。其实，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一种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问题，在公司中谁掌握了财权，谁就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主动、占了上风，所以争夺财权的斗争历来是公司各种权力斗争的核心。财权具体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三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制衡，使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得到落实，其“剩余索取权”也就能有效保证。最后，研究财务治理的客体还应该与治理的目标相联系，即财务治理的最终理想是使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证，而财权配置的“动态均衡”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正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基础。

3、财务治理目标主要观点的述评

财务目标是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关于财务治理目标，目前并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有“经济效益最大化” 张先治，1997）、“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王庆成，1999），“企业价值最大化”（王化成，2000）等。

郑红亮（1998）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给经营者以充分的自由去管理好企业，股东不能对其作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要保证经营者以股东的利益为准绳运用这些自由去管理企业，即企业经营者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李维安（2002）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相互制衡，至少最终目的不是制衡，而是保证公司科学决策的方式和途径。

张敦力（2002）认为，“考察财务治理的对象，不难发现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李秉祥、曹艳玲（2002）指出，考察财务治理的对象，不难发现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姚晓民、何存华（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他认为，财权的合理配置对实现公司治理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运用其财权的基本途径是编制、呈报或审阅财务报表，因此，财务治理的实质就是对财务信息生成程序、生成质量和呈报机制等的规范，对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权的配置与再配置等。

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最终从属于财务总体目标，也是公司治理目标的具体财务表述。依据财务治理自身的特点，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的最终运作成果，也是财务决策科学以及本金增值的根本保证。

4、财务治理内容主要观点述评

黄菊波（2002）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个权利的配置问题，而财务治理的内容包括：投融资、股利政策；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执行；财务报告的及时、准确与充分。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

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

姚晓民（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

林钟高、叶德刚（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

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程宏伟，《论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一个财务治理的分析性框架》，《经济师》第6期，2002年

[2]冯建，《财务理论结构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3]冯巧根，《财务范式新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0 [4]干胜道，《所有者财务：一个全新的领域》，《会计研究》第6期，1995年 [5]郭复初，《国家财务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6]李秉祥，曹艳玲，《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西部财会》第2期，2003年,(2)[7]李连华，《股权配置中心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思路》，《会计研究》第10期，2002年

[8]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10]林钟高，叶德刚，《财务治理结构：框架、核心和实现路径》，《财务与会计》第4期，2003年

[11]林钟高,章铁生，《公司治理与公司会计》，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12]刘贵生，《论产权结构与财务主体》，《会计研究》第6期，1995年 [13]饶晓秋，《财务治理实质是一种财权划分与制衡的财务管理体制》，《当代财经》第5期，2003年

[14]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兼论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架构》，《会计研究》第5期，1997年

[15]汤谷良，《现代企业财务的产权思考》，《会计研究》第5期，1994年 [16]王庆成，《财务管理理论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7]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18]伍中信，《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恰当表述》，《财政研究》第2期，1998年

[19]伍中信，《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评述》，《财会通讯》第2期，2006年

[20]伍中信，《现代财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21]杨淑娥，《公司财务治理要素,框架及治理效果评价》，《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财务学科建设暨理论研究会大会会议简报》第2期，2004年

[22]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第1期，2002年

[23]姚晓民，何存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财贸经济》第2期，2003年

[24]衣龙新，《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4 [25]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6]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7]于东智、王化成，《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理论、经验与实践》，《会计研究》第8期，2003年

[28]张敦力，《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中国审计》第4期,2002年 [29]章铁生,林钟高等《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0]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第10期，1998年

[31]Jenson,M.C.and Meckling,W.(1976),“Theory of Firm : Managerial Behavior , Agency Costs ,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305-360 [32]Modigliani,Franco and Miller,Merton(1958),“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8, 261-297 [33]Williamson,O.E.(1988),“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Journal of Finance , 43 , 567-591

第三篇：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产物，它是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为特征的理论形态。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足之处，但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谓的“治理革命”，后来又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和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石，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也是在理论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学者们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对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概述

多中心治理是个复合概念，由于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质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所以对它们分别进行解释。

（一）多中心的内涵

“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他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管理可能性的限度。“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polycentric task)。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多中心”一词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他们通过对局部公共事务(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生产与消费属性的多年实 1

证研究，运用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提出多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提出，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迭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二）治理的内涵

治理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5世纪，当时候的法国就有人开始使用“gournance”来表示治理，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对其做理论上的分析。“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源于美国学者列维特在1973年首先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他的这个概念被美国学术界接受，以后被频繁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界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认为，“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欧洲对治理的理解，体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特征。

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格里·斯托克总结了治理理论研究的几种主要的观点，主要包括：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动用权威。此外，罗茨、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概念。

二、国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状况

（一）对理论的介绍

1、对多中心和治理理论的研究

我国的一些学者相继翻译了迈克尔·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迈克尔·麦金尼斯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多中心治理的代表性著作，介绍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并促使其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兴伦（2005）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解释，经过改造和加工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多中心的理解，他的解释比较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通俗易懂。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它涉及到广泛的公共领域,在公共治理中主要指生产的多中心和治理体制的多中心。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

孔繁斌（2008）在介绍和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编著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在协调宏大的知识学抱负和微观的规范分析努力中，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采取谦虚的诠释学姿态，以“规则、场域、角色”为主要观测点，建构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其中，围绕“相互承认的法权”、“相互承诺的信任”、“相互尊重的管制”三条交叠互补的线索，对多中心治理机制所作的深度分析，堪称本书对国内相关研究给予的实质性推进。

范晓娜（2007）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多中心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追求更广阔的空间全球治理的实现。建立治理型政府，政府和市民社会互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治理”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不管是“治理理论”、还是“多中心理论”，都是超越公私二元对立思维的种种理论探索，它们面对政府在财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同时并存的时代，重新反思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治理之道。

2、对善治的研究

俞可平(2000)密切关注“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概括提出了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达到“善治”，即“善治”理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与民的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俞可平（2000）援引了一位法国银行家对善治的解释，指出，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接着，他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6）有效。他认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

（三）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研究

任何理论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多中心理论同样也是为了回应“治理革命”背景下社会实践对全新理论的呼唤，所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最终也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在这方面，理论界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研究者们把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等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1、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

臧乃康（2006）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而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2008）研究了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 4

理状况，他们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多维的权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机制以及多中心的制度设计。接着又讨论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2、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宋敏（2006）探讨了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他指出，西方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理论为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提供了新思路，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孙莉莉、孙远太（2007）在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他们认为，国外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或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事物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

应珊艳（2008）提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过程中，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她认为，建立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配合，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的合理选择。

3、多中心治理理论与高等教育

龙献忠（2006）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推行多中心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为公众提供多个选择高等教育的机会,避免高等教育产品或服务提供的不足或过量,促进高等教育服务提供竞争市场的形成以及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优化了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促进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甘永涛（2007）研究了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和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新公共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两种理论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此也得出我国可资借鉴的一些经验。

三、小结

自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理论热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各异，但是都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多中心治理的内涵还没有统一认识，虽然学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但这种结合是不紧密的，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理论的介绍方面，未能建构起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任务还很艰巨。而且，现在的研究缺少理论对话，5

没有回应，基本上都是各持自家之言，自说自话，这也是急待改进的。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3、（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08

7、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

8、范晓娜.博弈视角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9、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0、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J].经济地理.2008(3)

11、宋敏.论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J].经济纵横.2006(8)

12、孙莉莉、孙远太.多中心治理：中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国发展.2007(2)

13、应珊艳.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J].浙江经济.2008(24)

14、龙献忠.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内涵、必要性和意义[J].江苏高教.2006(6)

15、甘永涛.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兼容与超越——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模式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7(5)

第四篇：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文献综述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文献综述

【引言】

200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充分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而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作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2005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主题。目前，在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论依然很多，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仍需时间检验。本文主要对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使自己深刻的认识该问题。【正文】

1.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史与现状

贵州贵阳学院的曾汝林教授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 年）农村金融体系恢复发展阶段

1986 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蓄遍布全国，成为在农村中开展储蓄业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阶段（1994—1996 年）建立系统性农村金融体系阶段

1994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剥离出来；并且农业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改由县联社负责，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监督管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第三阶段（1997—2002 年）清理整顿阶段

199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个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以下机构，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逐渐收缩其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制。第四阶段（2003—2005 年）进一步改革阶段

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明确提出了县城区域内的各个金融机构应当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再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到当地，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引导一定比例的邮政储蓄资金返还给农村；大力拓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和业务范围。

第五阶段（2006 至今）农村金融体系深化改革阶段

2006 年银监会从政策上首先允许四川、甘肃、吉林、青海、内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蒙古、湖北6 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设立村镇银行；2007年春天开始，在四川、吉林等地先后设立了新型的村镇银行和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在部分省、市、县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银监大力推行“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引导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科学完善农村金融分类监管体制和切实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五项措施，在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

许多文章都已认识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将其总结概括后浓缩为三大问题：①“三农”贷款问题任重道远。②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主体和竞争机制。③农业农村保险发展滞后。2.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①改革路径分析。②金融服务能力研究。③金融产品创新。① 改革路径分析。

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许桂红在其文章《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分析》中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加快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规范民间金融活动。这种观点解决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路径问题，对政府制定方向性政策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但该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没有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战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术性的指导。

② 金融服务能力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的兰静在《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浅析》中认为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要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如扩大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加快农村保险发展进程,改善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观点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问题，具有考价值的。但该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体制本身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体制对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影响。③ 金融产品创新。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董晓林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中认为农村需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并给出了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路径和案例。这种观点迎合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于2008 年10 月15 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但我们必须要在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过程中注意对新产生的金融产品的审核，对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才可以防范风险。

经过对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我充分认识到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问题的紧迫性。同时认为今后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应该主要放在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问题上。这也是日后我对于该问题重点关注的地方。【参考文献】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1] 兰静.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浅析[J].特区经济Special Zone Economy，2010 年5 月.[2] 许桂红.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分析[J].财经视线，2010 年6月.[3] 董晓林.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J].江苏农村经济·月刊，2009年10月.

第五篇：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文献综述样板一

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

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认识和理解证券市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