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范文合集

第一篇：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

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

2011年6月14日上午，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品彦主讲的“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专题讲座在新疆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楼会议室正在进行。

马品彦研究员分别从深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在我们新疆地区的重大影响，坚决抵制境内外反动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以及正确认识宗教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马品彦研究员强调：身为新疆的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和新疆地区的号召，加深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基本情况、周边国家的发展态势对新疆的直接影响的了解，进一步提升民族团结思想认识，自觉为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贡献。学员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还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相关重点。讲座结束之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中，有一位学员还爆出了一声响亮的“好”。

历史在沉淀，社会在发展。让我们共同肩负起维护新疆和谐稳定发展的使命，为新疆民族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刻起，正视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实际行动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添砖加瓦！

特来提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2011年6月18日

第二篇：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民族宗教问题教案（推荐）

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民族宗教问题

一、开展‚三史‛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敏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81年视察新疆工作时强调：‚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江泽民同志98年视察新疆工作时，深刻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新疆历史民族宗教问题，是构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和谐新疆的必然要求。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自觉做到‚三个不动摇‛。

新时期开展‚三史‛教育活动不仅是我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现实需要，还是实现新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的基本前提，意义极为重大。

一、开展‚三史‛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1、新疆历史的特点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除东南联接甘肃、青海，南部联接西藏外，其余与8个国家为邻，即东北部与蒙古毗邻，北部同俄罗斯联邦接壤，西北部及西部分别与哈 1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界，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的四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人类大规模的海上交通畅行之前，新疆是我国古代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例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穿行其中。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特点，使新疆地区在古代沟通中西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由于历史上众多部落、族群在此聚居交往，东西方文明成果于此碰撞融汇，致使新疆的居民种系族属呈现多族共聚、文化内涵多元并存的复杂特征。新疆历史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2、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什么经常利用新疆历史说事

新疆的边疆区位特点，新疆历史的错综复杂性，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和侵略，例如国外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都对人们科学地解读和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全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和障碍。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采用西化、分化战略，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对我进行渗透、干扰和破坏，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和杜撰新疆历史，散布极端宗教思想、煽动分裂情绪，鼓吹新疆独立，（举例：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所谓‚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等），以达到他们分裂中国、破坏新疆社会稳定的罪恶目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3、统一对新疆历史的认识，事关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 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开展新疆‚三史‛教育活动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要求：首先，通过新疆‚三史‛的学习，将有助于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进而加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的正确认识，解疑释惑，统一思想，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公民意识；其次，可以深化人们对新疆现状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解答；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定阶段，对新疆历史的共识是人们统一认知现实问题的根本前提。因此，对新疆历史问题的系统了解和准确掌握可使各族干部群众自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澄清模糊认识，化解心中隔阂，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坚定信念，进而筑牢新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治久安的思想文化基础。党中央对新疆稳定与发展十分关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新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

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位于祖国西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今天是我国境内距离海洋最远的省区。干旱少雨是它的基本特点。但是，地质时期的新疆却截然相反，在数亿年之前，新疆是一片碧波万顷的汪洋大海。新疆经历了反复的海陆交替之后，在喜马拉雅山早期造山运动影响下，海水才退出新疆全境。在距今1200万年的上新世末以来，随着天山和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的强烈隆起，南、北两大封闭盆地形成，从而构成今

日新疆的基本地貌轮廓，及通称的‚三山夹两盆‛。在三山加两盆的西端，是帕米尔高原，它由南到北将三山联结在一起。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7世纪，古代的呼羯人、塞族人游牧于巴尔鲁克山一带。

1、汉朝时期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

人们对新疆有文献以来历史的清晰认识开始于汉代，这是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汉书•西域传》开始的。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阳关、嘉峪关以西地区就被称为‚西域‛。西域名称的出现伴随着西汉王朝对天山南北政治上的统辖过程，而这一过程则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直接相关。原来，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受制于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公元前176年，匈奴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域，设立‚僮仆都尉‛收取西域各地赋税，经常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几乎把农耕为生的汉朝当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库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公元前138年，为了消除匈奴人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威胁，最终打败匈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力图联络当时活动在今中亚地

区的一个名叫大月氏的部族共同对付匈奴。张骞的西使历尽艰辛，功绩卓著，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不久，亦即公元前121年，年仅19岁的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即在此设臵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也就是河西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细君、解忧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家公主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忍辱负重，积极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8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穿越阳关、玉门关西进，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这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汉朝的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公元前101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汉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臵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上马打仗下马种田。‚屯垦戍边‛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使者校尉‛应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恐遭不幸，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销，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

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建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任都护。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的共有18位。

‚西域都护‛的设立是新疆地区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新疆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并进行屯田戍边活动，设立烽燧、驿站维护交通畅达（简介‚南、北两道‛开通及意义），极大地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发展。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统治，先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该地军政事务。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班超不只留下令人称道的‚投笔从戎‛故事，而且父子相承，为了巩固边防、发展西域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元纪年法：耶稣诞生前后分为公元前、后（BC/AD）。世纪年代100年1个世纪，10年一个年代，前30年、后30年（早中晚）前50年（上半叶、下半叶）。

公元前60年，裕民县辖境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东晋、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朝时，裕民县辖境内有鲜卑、柔然、高车、突厥、铁勒、蒙古等部族游牧。一直到清朝后期，裕民县境内多为游牧民族，以哈萨克族居多，塔城直隶厅在裕民辖境的察汗托海河中游河岸设臵舞尔克代（蒙语：千户长）进行管理。

2、魏晋时期‚高昌郡‛的设臵和原因

魏晋时期，中原各地政局混乱，群雄割据，致使统一的中央王朝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辖暂时中断，但是，诸凡毗邻西域的中原各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组织，一旦强盛便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西域地区。例如，公元327年，由西晋设臵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坚守高昌城（今吐鲁番市），不愿归附河西地区新兴的前凉张氏政权管辖，前凉政权的首领张骏率兵击擒之，攻占高昌城，并在其地设立高昌郡，下辖高昌县和田地县。郡太守理事在田地县（鄯善鲁克沁）。‚高昌郡‛的创设被视为西域各地‚郡县化‛之开端（简介’郡县制‛的形成和作用）。前凉政权所以在吐鲁番盆地设臵高昌郡，因为当地住有大量汉人士卒，他们经济和社会活动形式同内地一致。‚高昌郡‛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区形式的创新和进步。

3、隋唐时期的军政管辖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尤其是唐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经营，其规模和时间都超过魏晋，胜过两汉。隋朝建立后，包括高昌麴氏王朝在内的新疆各地诸族首领竞相朝贡，以示归附。隋朝在西域地区陆续建立了鄯善、且末、伊吾诸郡，复将魏晋时期西域地区的‚郡县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隋朝对西域的经营时间不长，却为后来唐朝统一天山南北各地奠定了基础。

唐朝建立伊始，西域诸国便纷纷遣使迄长安申明其归唐之意。630年，原属西突厥的伊吾（今哈密）城主就率所属的7城归顺唐朝，唐朝于此臵设西伊州（后改称伊州）。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初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639年，唐朝军队打败了阻塞西域贡道、与唐朝作对的高昌（今吐鲁番）麴氏王朝，在其地臵西州，在天山北部建立庭州。与此同时，唐朝还以交河城为治，设立安西都护府，后移府治至西州。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

公元657年，唐朝政府在平定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叛乱、完成对西域各地的收复后，在天山南部先后建立了焉耆都督府、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故于阗国地）和疏勒都督府（今喀什）等羁縻府州。同年还建立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军镇，史称‚安西四镇‛，进行监护和管理。703年，为强化对于西域各地的军政管辖，唐朝于今吉木萨尔县境内设臵‚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这标志着以庭州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地区在军政体制上已另为一域，安西大都护府这时则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唐朝对新疆地区的管理是实行一种二重化的建臵体制，即实行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在汉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指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政治上采用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行政管理制度；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与租庸调制（唐代的赋税制度）；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唐朝的兵制）。吐鲁番等地就考古发现了大量上面盖有高昌县、天山县、蒲昌县和柳中县官印的汉文文书，这几个县当时都归属于西州。‚汜得达告身‛、‚张无阶告身‛ 的出土则更具体地反映了唐朝职官制度在该地实施的情况，‚告身‛即指唐代的干部任命书。该地发现的专门登录户口和田亩情况的‚手实‛文书，实物税‚庸调布‛以及著名的‚西州营名籍‛文书则是唐朝经济、军事制度在这一带地区推广实施的有力证据。唐朝政府在非汉民生活聚居区，大致是所谓都督府、州地区，则推行行政‚自治政策‛，其特点就是继续保留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假以唐朝官职名号，按其部落的大小、地位和声望的高低，授予刺史以下的各级官职，并颁发印信文契，作为行使职权的依据。各级首领的职位还可以世袭。同时允诺其以旧俗治理部众，所收贡赋不入户部。

3、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

五代宋辽金时期，因中原地区诸朝争夺统治权而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出现了几个地方政权并列的局面。其中主要有高昌、喀喇汗和于阗等地方政权，它们同中原诸王朝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喀喇汗王朝定期向北宋进贡，他的统治者就自称‚桃花石汗‛，意即‚中国之汗‛，表示自己是属于中国的。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统一西域后，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等军政管理机构，对西域进行军政管辖。在吐鲁番地区设立提刑按察司后，又设立了交钞提举司(印钞机构)和交钞库等机构，派兵到和阗、且末等地屯田。明朝设立了哈密卫，对西域其他地区实施羁縻控制。

4、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

明朝，中央政府只在今天的哈密地区设臵了一个‚哈密卫‛，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宜，而西域的其他各地事实上都为蒙古察合台后裔管辖。清朝建立后，先后平定长期割据西北的准噶尔政权和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大和卓 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叛乱，巩固了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统辖。公元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管

理新疆的军政事务，府治驻惠远城，伊犁因此成为当时清王朝统治新疆的政治中心。新疆各地军政事务则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加以管理。同时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分别实行郡县制、‚伯克制‛（厥语音译，地方官吏称号）、‚扎萨克(蒙古语音译，意为支配者)制‛，八旗制等不同的治理方式。使新疆社会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乾隆年间发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的壮举，就充分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故乡的依恋之情。为解决中国西部疆域有被瓜分的危险，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这对于新疆加强同内地的联系，增强防范外国侵略势力的能力，保证近代中国西部疆域的安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民国时期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

民国时期，分别由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在新疆实行统治。杨增新推崇‚无为而治‛，努力保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在统治新疆17年后，终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社会**进一步加深。1933年金树仁在外有哈密农民起义、内有反对势力围攻夹击下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2年之久的反动统治。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原本就动荡不安的新疆政局更加不稳。以穆罕

穆德•伊敏为首的大突厥主义分子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趁机作乱，鼓吹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并于同年2月纠众攻占和田，自称和田王。同年11月，穆罕穆德•伊敏又伙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喀什炮制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分裂祖国，破坏国家统一。由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南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仅存在三个月就覆灭了。但是，以此为开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分裂祖国、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反动思潮，在后来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授意和支持下不时浮出水面，危害新疆的社会发展和安定局面。抗日战争时期，盛世才妄图利用苏联人的支持保持自己‚新疆王‛的独裁地位。1941盛世才撕下虚伪面孔，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捕杀中共党员，残酷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党员，投向国民党蒋介石。

1944年，新疆沦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后，新疆的政治局势不断恶化，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的恶化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三区革命是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在苏联的支持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1944年，塔城、伊犁、阿山爆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区革命‛，1946年1月，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1946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不顾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阻挠实施和平条款，迫害民主人士，向三区发动进攻，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国

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未能挽救其灭亡的趋势，而且还加速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

1949年，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949年秋，党中央派遣邓力群到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联系，三区革命政府涌跃响应。1949年9月，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由此掀开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篇章。

通过对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统一管辖过程的回顾，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以西汉时期建立的‚西域都护府‛为开端，新疆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此，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基本就没有中断过，历朝中央政府都在西域各地设臵各级官职和机构，进行有效的军政管辖。尽管历朝统治控制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强时弱。但是，新疆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大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

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

二、历史上新疆的命运一直与祖国紧密相连；汉代以后，统一局面一直是新疆历史的主流和发展趋势。新疆的命运同祖国内地紧密相连，中原政局**，新疆割据关外，外敌趁势侵入，各族人民涂炭。企盼国家统一、维护统一长久以来都是新疆各族人民人心所向。

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是维系统一的经济基础；大一统意识，以及各族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向心力和爱国心是新疆统一于祖国的思想基础，虽然新疆历史进程中也有过分裂和割据阶段，但都为时很短，新疆各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交流和经贸联系即便是政局动荡时期都未曾中断。

四、各族民众对统一、团结的祈盼认同是铸就而后新疆始终成为祖国一部分的内在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备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新疆在经历漫长的历史长河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极度恶劣的国内外局势下，依然能够保持在祖国大家庭中，应该说是新疆各族民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举例：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侵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侵略新疆期间，南疆各族人民积极进行反抗斗争，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

（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聚居和共同开发的地区

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 这里所谓‚自古‛实际上彰显历史颇为悠久的意思。探索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历史过程就是要解决一个如何准确认识今天新疆境内诸多民族演变史问题。

1、要正确分辨和理解民族和种族这一对理论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民族‛和‚种族（人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是一种生物学的分类，民族是社会科学的分类，前者受遗传影响，主要依据肤色、毛发等外在特征划分；后者则是一个历史范畴，系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本质应是文化上的人群分类。

2、新疆史前时期的人群聚落唯有人种之分，而无民族之别。史前时期的新疆人种具有哪些主要特点？据人类学家对属于史前时期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哈密焉不拉克古墓等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测定研究表明：新疆当地居民中有一部分属于欧罗巴人种，亦即白种人，例如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带发现的著名的‚楼兰美女‛就呈现出‚黄发高鼻‛的外部特征，其DNA也证实她属于白种人；另外一部分则属于蒙古人种，即黄种人。相比而言，东部地区蒙古人种成分多一些，而西部地区欧罗巴人种特征多一些。与此同时，当时新疆地区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亦即混血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沧海桑田，新疆当地居民里蒙古人种特征更加明显，而欧罗巴的人种特征日趋减少。

我国先秦时期的史书中，曾将当时包括新疆在内的古代西北地区的部落或民族群体统称为‚西戎‛。这种观念主要限于当时人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群体的认识水平，例如诸史籍中就将今天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之为‚东夷‛，南方地区谓之‚南蛮‛，北方地区称谓‚北狄‛，东南西北烘托着‚中国‛，即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关于汉代新疆民族的分布状况

从汉代开始，特别是汉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军政管辖以后，今新疆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才比较清晰了起来。例如，我们知道以天山

为界，在北部地区主要活动的是逐水草而流迁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行国‛，主要是塞人、月氏人、车师人、乌孙人和匈奴人等；天山以南则主要是农耕定居的各个民族群落，他们往往以绿洲为聚居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田园生活。史籍中称他们为所谓‚城郭诸国‛，‚西域36国‛中的大多数都是指的他们。主要是塞人和羌人等。

新疆的绿洲封闭性，以及所处位臵的中西交通中介特点，致使这些族群聚落的来源和文化类型各有很大不同。例如塞人，汉籍史书又称‚塞种‛，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书中称为‚斯基泰‛，他们一般头戴尖顶毡帽，脚蹬高靴，喜用黄金饰物。塞人活动的区域范围非常广阔，在今天的伊犁州博物馆就收藏着新源县出土的青铜制作的塞人武士像，鄯善、莎车等地遗址古墓中的居民多为头戴尖顶毡帽的塞人，说明古代塞人不仅从事游牧，也有些定居下来从事农耕生产。

在今天和田地区生活的民族也以塞人为主，间杂有羌人血统，汉代遗留至今的‚若羌‛这个带有羌人特点的历史地名就是一个证明，天山南麓曾出土汉代皇帝赐给羌族首领的印章，即‚汉归义羌长印‛。月氏人最初活动在今甘肃西部和新疆东部地区，曾是匈奴强盛之前草原上的强族，后遭受新兴的匈奴人的打击而势衰，公元前176年先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受到乌孙人的追击，再南迁到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联络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人。

乌孙人起初游牧活动在祁连山和天山之间，公元前3世纪受到当时强势的月氏的攻击，投奔了匈奴，王子猎骄靡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西征月氏人，月氏人南迁，乌孙人留居伊犁河谷地，并迅速发展起来。脱离匈奴，成为天山北部最为强盛的游牧部落。西汉政权曾两度将其公主（解忧、细君）下嫁给乌孙王，双方联系非常密切。

月氏、乌孙人的族属来源极为复杂，大概以白种人血统为主。车师人，一称姑师，游牧活动在吐鲁番盆地，及天山北麓的北庭等地，即今天的吐鲁番地区、乌鲁木齐、吉木萨尔等地。汉代所谓车师前国、车师后国俱为其所建。一般认为他们应是一支操印欧语言的古代族群部落。

匈奴人，我国北方草原上一个重要的古代游牧民族。战国时期已经见睹于史书，兴于汉代，时称‚北有匈奴，南有大汉‛。曾为统一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做出贡献。公元前176年南下击败月氏人，控制了西域，设臵‚僮仆都尉‛收取赋税。曾与汉朝反复争夺对西域的管辖权，后逐渐分裂衰落，南匈奴归汉。南北朝时期匈奴人消失。

汉代新疆地区，甚至远至中亚各地都出现汉人活动的踪迹，汉人当时被称为‚秦人‛，盖因他们是当时控制西北地区的秦朝的子民。将中原地区的汉人或王朝谓之‚秦‛，应该是最先被中原四域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所称呼，后来才流行开来，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受命往征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曾获悉在该城里有熟知凿井技术的‚秦人‛，‚按这里所谓‚秦人‛指中原地区的汉人。再如新疆拜城县发现的东汉时期永寿四年（158年）石刻《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中就镌刻有‚秦人孟伯山‛等与‚夏羌、程阿羌（应属羌人）‛等人共修此亭的记载。

汉代新疆地区，除通行汉语（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就是当时的官方通用语言）外，龟兹（今库车、新和、拜城等地）、焉耆和高昌（吐鲁番地区）一带地区流行吐火罗语，使用一种用婆罗谜字母斜体书写的文字，这些语言文字皆属印欧语系；昆仑山北麓的于阗地区（今和田地区）居民使用的是于阗塞语，使用的于阗文是一种婆罗谜字母直体书写的文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今天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鄯善、尼雅（若羌、且末等地北部）等地居民使用的所谓佉卢文则来自波斯的阿拉美字母，也是一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体系。语言文化特性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当地居民族属和来源的复杂性背景。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政局动荡，周边各族纷纷挺进中原，民族融合交汇进一步加强。新疆同样处于一个民族大流动、大迁徙和融汇离合程度最为广泛的状态。北方草原许多游牧民族先后进入西域各地活动，塔里木盆地周缘农耕地区的民族成分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的变迁重组后，西域各地原来活跃的一些族

群部落，如匈奴、大月氏、乌孙、羌、车师人等融入其他民族当中，逐渐消亡。与此同时，另一些强劲的民族集团，像柔然、鲜卑、吐谷浑等东胡系统（他们是后来满、达斡尔、锡伯等民族的祖先）的族群部落集中出现在西域历史舞台上，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吐谷浑人在公元五世纪占据了了鄯善、且末一带地区，当时在今天罗布泊周围就聚居生活着很多吐谷浑人。

同时，部分汉代戍边屯田的汉人，以及从河西迁居于此的汉人汇合在吐鲁番盆地，进一步扩散了汉人在西域的活动地域和影响范围，再如甘肃人麴嘉于499年所建立的麴氏高昌王朝，以今吐鲁番地区为中心，传九世十王，维持统治时达一个半世纪。其势力全盛时，南接吐谷浑，北抵天山北麓，东连敦煌，西邻库车。近来开发商在库车县城中修筑地下街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属于十六国时期的汉人大家族的墓地遗址，其墓葬形制和文化面貌与甘肃河西走廊同时代发现的汉人墓葬同质。

公元5—6世纪高车（又称‚铁勒‛）、突厥等操突厥语言诸部落和族群的进入天山南北，则预示着隋唐时期以及以后西域地区新的民族组合和分布格局的开端。

高车，系当时北朝人对于漠北草原一部分游牧部落的统称，因其所乘车轮高大，辐数很多而得名。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草原各部则称其为‚敕勒（铁勒）‛，著名的民歌‚敕勒川‛的作者属于此族。经研究，高车人应为北方赤狄后代。高车下属袁纥氏等六大部落，后人考证袁纥氏就是隋唐时期回纥人的先祖。高车初归柔然人所属，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和堂弟穷奇因不满柔然人的统治，带领十余万落高车人西迁至今天的乌鲁木齐一带游牧生活，并创建了高车国，虽然高车国不久即为柔然汗国所灭。

突厥人，系此前我国北方草原上众多古代部落和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最初游牧活动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公元5世纪迁移到阿尔泰山后开始勃兴。相传突厥人因活动居住之金山（阿尔泰山）形似兜鍪（指戴在头上的‘头盔’），故有此称谓。突厥人披发左衽，居毡帐，以畜牧为主，射猎为副，逐

水草流徙。其可汗皆出阿史那氏族。

突厥人起初臣属于柔然，因交纳铁器为贡赋，被柔然人称为‚锻奴‛部落。至传说中的大叶护为首领的时期，柔然汗国渐趋衰落。突厥则由于并吞了铁勒五万帐，以及同西魏通使而日益强大起来。至首领土门在任时期，开始要求取得与柔然平等地位，遣使要求与柔然和亲，遭到柔然可汗阿那瓌（规）的粗暴拒绝，阿那瓌不仅拒绝土门的要求，而且遣使者前往当众辱骂土门：你是什么东西，不过是我家的锻奴而已，怎能娶我的女儿为妻。土门大怒，杀死使者，同柔然汗国断交。公元552年，土门与柔然可汗阿那瓌在漠北大战，阿那瓌兵败，被杀，土门夺取其西部领土，建立突厥汗国，土门自称‚伊利可汗‛树汗庭于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段）。至三任君主木杆可汗时期完成漠北草原统一大业，同时遣其弟室点密统兵西征，很快征服了吐鲁番地区，新疆诸地为之震惊。室点密征服西域各地，建都于大尤勒都斯河谷，分遣‚吐屯‛（职官名称）监护各地，复与波斯联兵，击灭了中亚强国嚈哒，双方共同瓜分了乌浒水一带的领土，将汗国版图向西延伸至中亚的‚西海（今里海）万里‛，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分离为东西两大势力，阿尔泰山和天山以西区域为西突厥汗国辖地。在阿勒泰地区的克尔木齐、哈密巴里坤草原等突厥人墓葬遗址，人们可以看到一尊尊威严雄健的草原石人雕像，其中有官吏和士兵，还有妇女和儿童，据古书记载，突厥人有死后在其墓前立石人的习俗，她们应是历史上突厥人的真实形象，最近出土的陕西省宝鸡、宁夏固原等古代粟特人墓葬里也发现了一些突厥人的壁画资料。

突厥汗国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部落联盟政权，且部属并不都是突厥人，多数是被胁迫或强制归附的草原上的游牧部落、部族。因而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政治凝聚力较弱。随着汗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军事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不久内讧迭起，东西部矛盾不断加剧，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为唐朝所灭，657年，西突厥汗国首领阿史那贺鲁因阻挡唐朝统一西域，亦为唐朝所灭，残部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突厥人不复存在。

5、隋唐时期的民族分布

隋唐时期，新疆各地民族成分众多，加上突厥汗国时期，众多操突厥语族诸族群和部落的大规模进入和政治活动，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了一个被一些学者称为‚突厥语化‛时期。这个过程再度改变了当时新疆族群的分布格局和文化状态。

隋唐时期，天山南北各地汉人为数不少，其中有镇边军政官员，有驻军屯田士卒（可举新和县托古斯巴西屯垦古城例），也有普通民众。依据相关文献，当时驻扎天山南北各地的唐朝官兵近三万人，至于其他的汉人数量就更多了。与此同时，唐代儒家文化典籍也传入新疆，当时伊州（哈密市）、西州（吐鲁番地区）、庭州（吉木萨尔县）三地汉人的经学研习已纳入科举进士的轨道，像吐鲁番等汉人聚居区都设有专门的学校。在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古墓中就出土了《毛诗》、《论语郑氏注》、《孝经》等儒家经典的抄本以及道教符录、经卷遗物，其中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是唐朝景龙四年（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卜天寿抄写的课本，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但本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的残本，使这部书的十之七八又大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长度最长的之一。而人们特别垂青这个卷子，还和他的抄写人有关。卜天寿是一位年仅12岁的义学（公办学校）的学生，他在听完老师的讲课后，在背面附上自己一首妙趣横生的打油诗，诗云：‚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而充满着人类心灵史今古相接的鲜活气息。公元751年，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怛拉斯河畔与阿拉伯帝国的战斗中失利，阿拉伯帝国势力开始进入中亚，并将其政治影响扩散到帕米尔以东各地。755年，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大批唐军东调平叛，唐朝对天山南北的政治控制松驰，与新疆一山相隔的藏族的先民-吐蕃人北上，越昆仑山进入新疆地区，一度控制了吐鲁番盆地、吉木萨尔和天山南部各地，今且末县仍然残留有吐蕃人占领时期的戍堡，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掘过写有吐蕃文字的木简。吐蕃人在新疆诸 19

地的军事活动遏制了阿拉伯帝国军事势力的东扩，但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文化开始影响到帕米尔高原以东各地。

6、宋元明时期

这一时期是回鹘人（今维吾尔族的先祖）逐渐发展成为新疆地区主体民族的重要阶段。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活动极大丰富了新疆民族史的内容。

回鹘人，汉文资料里所谓‚袁纥、回纥‛，皆是本族uyghur一词的同音异译，自称为‚九姓回纥‛‚九姓乌古斯‛。一般认为，汉晋时期的丁零、高车、铁勒应是其历史渊源之一。回鹘人兴于漠北草原，先归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势衰后，公元744年，首领骨力裴罗联合葛逻禄、拔悉蜜等八部首领，创立回纥汗国，建牙帐于于都斤山，并遣使至唐朝进贡，唐宣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755年，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汗国的葛勒可汗（磨延啜）得到皇帝指令，迅速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今扶风县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部众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英勇作战，立功卓著，为唐朝统一局面的恢复作出重要贡献。

公元788年经唐朝皇帝允准同意，回纥汗国贵族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将‚回纥‛改写‚回鹘‛。自此，‚回纥汗国‛改称为‚回鹘汗国‛。公元840年，汗国灭亡，余部四散逃离，其中乌介特勤可汗（主要部分）辗转迁徙，后南迁入中原地区，大部分与当地各族所，融合；一支由王子庞特勤、宰相率领落居于安西（今库车县等地）建立了安西回鹘政权，之后衍化为高昌回鹘（一称西州回鹘，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政权；迁入喀什噶尔这一支后与当地其他诸族共同创建喀喇汗王朝（以喀什噶尔为中心）；还有一支南奔河西走廊，投附吐蕃，后来在汉人张义潮起义带动下，驱逐吐蕃，建立甘州回鹘政权。

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进入新疆之前，另一支北方游牧民族群体——契丹人入主天山南北各地，并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众所周知，契丹人曾建立了与宋朝和金朝齐名的辽朝。辽朝末期，政治黑暗，国

势衰败，契丹皇族成员，一位名叫耶律大石的人率其部众西进，沿途收服了高昌回鹘，进入中亚地区，并打垮了喀喇汗王朝。1134年，建立了著名的‚西辽‛政权，对天山南北各地，及中亚广大地域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西辽朝野上下深受汉文化影响，其规章礼仪多依中原。迄今为止，中、西亚诸地居民仍称中国人为‚契丹‛，即是昔日西辽王朝统治之影响所在，还说明契丹同汉人间的血浓于水的密切联系（蒙元时期的‚汉人‛指契丹，汉人被称为‚南人‛，因南宋之故）。1208年蒙古西征，西辽随即为其所灭。

蒙古人对新疆的统治，从13世纪初开始，一直延至明末清初，长达数世纪之久。蒙古统治初期，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曾抽调大批蒙古、汉、回等族士卒镇守新疆各地，蒙古西征之初，到过新疆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和常德等人在吉木萨尔、伊犁等地都见过‚中州人（汉人）‛。蒙古统治者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比较开明宽松，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其中维吾尔族为元朝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蒙元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人（元代文献记载畏兀儿）因最早归附，另外又帮助蒙古人创制了最初的蒙古字（回鹘式蒙古文），因此得到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历任汗王的优待宠荣，所谓：‚使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于诸国‛（详细解释含意）。当时充任元朝中央官职的维吾尔人非常多。为维护统一和社会发展贡献很大，《元史》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说的是忽必烈汗鼎立中原后，占据天山北部的蒙古‚西北宗王‛起兵叛乱，反对忽必烈汗。当时畏兀儿首领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护吐鲁番盆地一带地区，1275年，‚西北宗王‛叛军拥兵十二万围困火州城（吐鲁番市交河古城），逼迫畏兀儿部众投降，火赤哈儿的斤言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充分显示了维吾尔人保家卫国、忠贞不二的坚定决心。

元朝后期，天山南北各地皆为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及其后裔们所控制。1347年东察合台汗国建立后，尽占天山南北各地，蒙古汗秃黑鲁帖木儿为了政治需要，亲率所属蒙古部众16万人皈依了伊斯兰

教，随后，他的儿子黑的儿火者率军对信仰佛教的吐鲁番盆地进行‚圣战‛，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当地各族伊斯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信仰伊斯兰教，使不同民族之间便于通婚，进入新疆的蒙古人融合于当地维吾尔等民族中。随着蒙古在新疆政治统治的衰落，诸部落、族群迁徙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伊斯兰教对新疆各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整合，推动了天山南北诸民族文化意识和心理素质的认同。尔后又经过几度分化和重新组合，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回等民族的发展经过这场洗礼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例如，15世纪中叶，曾受蒙古汗国所属的白帐汗国首领阿布海尔汗的下属克列与贾尼别克不堪欺压，率部脱离白帐汗国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草原游牧，自称‚哈萨克‛，继续留在白帐汗国的被称为‚乌孜别克‛。后又经过不断地融合兼并，逐渐分化形成经济和文化面貌有所差异的两个近代民族。

7、清朝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清朝建立初期，天山南北的民族分布格局是‚南回北准‛，即天山南部聚居的主要是维吾尔族，北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卫拉特蒙古。据研究，当时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接近30万人，到1830年前后，人口数量翻了一番达到58万人。应该是天山南部人口最多的民族群体。卫拉特蒙古源出明朝的瓦剌蒙古，清初，因其位居西部又称西蒙古，主要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组成，游牧活动范围在天山北部的草原地带。17世纪中叶，巴图尔洪台吉继位准噶尔（意为‚左翼‛）首领后，势力强盛，逐渐成为四部之首。到了1674年噶尔丹继位后，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天山南部各地，雄踞西北地区，开始与清朝对峙，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安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派军远征准噶尔，至1755年乾隆皇帝在今天的昭苏格登山打败准噶尔残部达瓦齐，最终平定准噶尔，重新统一了新疆。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由满族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了建立巩固的西北边疆，先设立了伊犁将军，后顺应时局发展建立新疆省，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同时，清政府还因地制宜，因俗施治，陆续制定了一整套比较切合实际的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政策 22

法令，妥善地处理了境内外各个民族间的关系，进而为近代新疆多民族共聚格局之形成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为了推进新疆经济的开发，保卫西北边疆安全，在先前已有的民族迁徙分布格局基础上，外部迁入：陆续从东北各省抽调满、锡伯、索伦（包括达斡尔）、察哈尔蒙古、汉族（禄营）等各族官兵数万人携带家眷进疆。内部调整：之后又组织、鼓励大批内地汉、回等民族群众到新疆屯垦种地。此后部分民族群体从西部迁入新疆境内，例如土尔扈特蒙古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1771年冲破沙俄军队的重重堵截，从伏尔加河返回故乡，乾隆皇帝将他们安臵在天山南北、阿勒泰山东西各牧场。新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则经历了一个由‚内属‛，因不平等条约而划归俄国，而后又迁入我国新疆境内的过程（可进一步介绍经过）。经过不断地迁徙、流动，至清末，天山南北各地已经生活和聚居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满、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13个主要民族，确立了近现代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截止2010年底，新疆人口为218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60.5%。各民族中，维吾尔族1002.5万人，占总人口的45.82%；汉族868.4万人，占39.69%；哈萨克族154万人，占7.05%；

通过对新疆民族发展史的梳理，我们获得如下重要启示：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诸多民族，而不是单一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就我们已知的新疆两千多年历史中，新疆地区作为一个古代部族、民族频繁迁徙汇融的大舞台，众多人们在此登台表演，恣肆展示，皆留下千古不灭的活动印迹。多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铸就今天新疆多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二、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不断新生系新疆民族发展演变进程的常态和趋势；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另一些则在经历过一度的发展辉煌后逐渐衰亡。正如著名学者孟凡人先生所言：在历经长期的民族交往融合之后，除汉族之外，现代新疆的各民族已没有一个是汉唐时期生活在新疆的民族原体之嫡传，甚至没有一个民族文化是按照那个时期某个民族文化模式和发展轨迹而直接延续下来 23 的。

三、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分布聚居的事实，以及各民族的迁徙活动和相互交往使各民族之间自然地形成团结、互助、和谐为主的民族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过程中，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融合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这种以和谐为主导的民族关系推动和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各民族之间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并因此而产生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进程，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应是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我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自秦汉之后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今天的天山南北各地归属汉朝，新疆自后就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部族和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是新疆这块热土的主人。

特别是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凌、压迫和剥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如塔城各民族人民在徐天尧等人率领下进行的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行动；金矿惨案：巴尔鲁克山的西部铁力克提河流域一带盛产‚草皮金‛，由于量多质好，便于开采，中国百姓早就有人在这里采挖，以助粮饷。至此，在该地挖金的民众增多，采金数量也大为增加，有‚日产斗金‛的记载。在塔城的俄商闻之十分眼红，怂恿俄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向中国当局发出照会，诈称金矿在俄境内，要求塔当局将挖金矿工撤回，并威胁说：‚不然日后不和之事起与不起，我们不保。‛对俄国人企图霸占中国金矿的无理要求，伊犁将军当即回文驳斥，声明金矿在中国境内，是否开采，俄国人无权干涉。但为了避免冲突，又服于俄人压力，下令暂停开采，撤回采金民众。但矿工们却认为，金矿属于中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挖金，与俄国人无干，所以不睬禁令，继续挖金。俄国人见阴谋不成，便于武力解决。1885年2月，塔塔林诺夫无视中国主权，率兵及武装起来的商人计200余人到金矿，用皮鞭和刺刀强行驱赶中国矿工，并杀死分散的6名矿工，中国矿工不畏强，与之开展了面对面斗争，俄国人恼羞成怒，用捆绑。枪毙、烟熏等野蛮方式，先后惨杀中国矿工200余人惨案发生以后，中国矿工异常愤怒，抬尸聚集在塔城直隶厅衙门前，派徐天尧、安玉贤等9人为代表，向塔城负责商务的官员萨碧屯请愿，要求塔城当局与俄国人交涉，保卫国家安全，严惩杀人凶手。塔城官府惧怕俄国人的势力，不敢答应。民众异常愤怒，1855年7月14日，中国矿工在徐天尧、安玉贤等率领各族矿工600余人，放火烧毁了俄国的贸易圈。塔塔林诺夫狼狈逃窜，逃回俄国。事情的结局，虽然以徐天尧、安玉贤等被判罪流放中国赔偿俄国武夷茶5500箱而告终，但是俄国人图谋霸占中国领土的阴谋从此受阻。也说明中国人民一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主权和领头的完整。伊犁各民族人民为保卫伊犁而进行的各种抗争；南疆各族人民对中亚浩罕支持下阿古柏入侵的英勇抵抗；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人民为抵御英俄入侵帕米尔高原而进行的抗争。

等等，这些壮举充分说明在外敌入侵面前，为保卫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重大的边境涉外事件有：绑架边防战士事件、铁力克提事件、塔斯提事件等。在裕民这块土地上，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一直没又停止过。

（三）、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并演变的地区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1、新疆宗教发展演变

历史上，新疆宗教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这一阶段从新疆出现原始宗教直到外来宗教传入，历时至少数千至数万年。新疆历史上的流行的宗教多为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大体上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进入天山南北各地，在此之前，新疆本地流行的主要是萨满教。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一种宗教形态，此时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魂，包括人都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这种灵魂是永存的，因为大自然的背后有一种神秘力量所操纵，所以

人们崇拜任何同自然相关的东西，他们表现为对日、月、水、动植物以及图腾崇拜。比如，乌孙人崇拜太阳太阳、古罗布人崇拜麻黄草和小麦等。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袄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1000多年。佛教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历史上，它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的古代居民信仰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至今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及遗俗。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臵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祆教。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就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音：秋词)、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公元五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是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直到清代，道教才传播到全疆各地。公元六世纪前后，摩尼教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九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西迁新疆后，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了新疆，但早期传播不够广泛。到元朝(1206年-1368年)时，才因为大量回鹘人接受景教而兴盛起来。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但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不断壮大，袄教、摩尼教、景教则日趋衰落。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公元7世纪，新疆地区共有三个地方政权：于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当喀

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通过发动对于阗王国的战争，使于阗王国灭亡，佛教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后，在新疆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它后来的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公元16世纪初，伊斯兰教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至此，伊斯兰教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一段时期所形成的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演变为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原先这些民族信仰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景教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主要在汉族中流行。大约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宗教的寺院、教堂遍布天山南北，有些穆斯林甚至改信了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且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2、宗教演变史的几个特点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流布的地区，多种宗教并存是自古到今新疆宗教分布的基本格局。

（2）、新疆流传的宗教，除原始宗教外，其余均为‚外来宗教‛，主要经过中西南亚传入，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的过程。

（3）、新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一方面成为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历、民族间相互吸收同化、融合的粘合剂。另一方面，代统治者，包括野心家、阴谋家往往利用宗教，打着宗教旗号实现其政治目的，给历史上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宗教问题总是与民族分裂主义、恐怖活动紧密联系的。而且帝国主义往往利用宗教为其侵略目的服务。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民族、宗教问题的日益突出，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也日趋话跃，形势和手法亦更趋多样化。表现在：其一，他们疯狂的利用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渗透，通过出版书刊、文艺演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讲经布道、聚众演说、制售传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联网等各类方式，恶毒攻击党的政策和方针，歪曲和杜撰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宗教演变时，挑拔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挑拨少数民族同党和政府关系，大肆宣扬所谓的‚突厥民族共同体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鼓吹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等等。一些非法宗教极端分子打着所谓纯洁宗教、实行宗教改革的幌子，大肆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攻击爱国宗教人士，煽动宗教狂热。

其二，他们特别加强了与我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他们利用青少年思想单纯、社会阅历不足、缺之辨别是非的能力等方面的弱点，大肆将他们的反动谬论向不明真相的青少年进行灌输，使部分青少年深受其害。在‚三股势力‛鼓起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下，个别青少年中毒很深，有的甚至成为‚三股势力‛的骨干力量。（另见‘伊斯兰解放党’相关资料）

（4）、从发展的眼光看，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新疆宗教的历史说明，一个民族再其发展过程中，宗教信仰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

（5）、只有在新中国，新疆各族人民才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党的宗教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四、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裕民地处要塞历史悠久．是古代亚欧草原丝绸之路的重受通道。远在商周时期古老的呼揭部和塞族人就在此游牧，汉时属乌孙东照，唐时属葛逻禄部的游牧地．蒙元时代为成吉恩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清乾隆年间为哈萨克族游牧地，光绪十四年隶属塔城直隶厅管辖．1944年建县。裕民自古以来也是多个民族聚居之地主要有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总人口中，汉族人口 25178 人，占 55% ；少数民族人口 20493 人，占 45% ；少数民族中，以哈萨克族居多，占总人口的 35%，回族次之，占总人口的 5.9%，其他少数民族占 3.1%。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新疆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扬，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生活稳步改善。居安思危,我们应该看到: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一刻也没有放松,与国内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处心积虑地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

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2008年3月拉萨发生的‚3•14‛事件,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事件固然是**集团、‚世维会‛等境外反动势力联合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活动,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工作、民族团结仍存在着薄弱的地方和环节,以至于给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因此,加强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工作,使各民族紧紧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充分发挥民族合力的作用,形成反分裂的铜墙铁壁,这才能有效抵御国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才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才有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当前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体滞后的状况依然存在。十八大报告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新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既向民族地区投入更多的资金，又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帮助民族地区把经济搞上去，又帮助其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我们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方面抓好稳定，一方面抓好社会经济发展。县委十一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加强民族宗教工作，继续做好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模范单位、模范个人创建

工作，保持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巩固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把本地区自我发展与中央和其他地方支持发展结合起来,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各部门的对口支援。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实现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夯实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社会物质基础。‚

今天，新疆各族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是新疆发展与进步的生命线。新疆各族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推进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而富饶的新疆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守护与建设这片土地的新疆各族人民是伟大而光荣的。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维护稳定，努力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在19个兄弟省市大力援助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齐心努力下，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全疆各族兄弟姐妹齐心协力建设大美新疆，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疆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

第三篇：关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议

关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议

郭泰山 一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地区。保持新疆的稳定，事关大局，任务是复杂的、艰巨的。任何掉以轻心、粗枝大叶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危险的。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杀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血淋淋的事实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政治语境下，我们说这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这无可厚非。但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往往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做文章，把新疆作为“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历史遗留下来的族群对立因素和新的矛盾因素，处处遗留着民族和宗教缘由的痕迹。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内部资料，以示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2004年，和田地区检查分院制定了一个“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意见”，其前言写到：中央7号文件明确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科学论断完全符合和田的实际。非法宗教活动是“三股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是和田稳定形势的“晴雨表”，是产生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活动的总根源。只要非法宗教活动抬头升温，就要出事、出大事，这已为多年反分裂斗争实践所证明。非法宗教活动现实危害巨大，它干扰和破坏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弱化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甚至导致少数教徒把教法凌驾于国法之上；使党的领导和基层政权受到消弱，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政令的畅通和权力的行使；严重影响了群众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刺激和促使了宗教狂热的再度升温，使宗教氛围日趋浓厚，把群众引上宗教至上的歧途，给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宗教从事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活动以可乘之机。它潜在的危险令人堪忧。在和田宗教极端分子中传播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我们的宗教同胞真正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宗教知识的重要性。以前那些同胞为‘圣战’干了一点事或是说了几句话，没干成大事，就被政府打击太不划算。现在只有通过弘扬宗教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多年来，和田的“三股势力”无一不打着民族旗号、披着宗教外衣，利用信教群众多、宗教氛围浓、宗教意识强的现实在搞分裂破坏活动。如果不及时查处和严厉打击，任其发展，做大成势，将直接影响地区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届时我们将要付出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充分、灵活、正确地运用法律，使法律所蕴涵的规则意图得到正确贯彻实施。

“7.5”暴力事件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旨在分裂祖国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的反动政治力量。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它又是国际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战略的应声力量和御用工具。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纲领，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是其基本手法，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是其反动策略，图谋“新疆问题国际化”是其罪恶阴谋。“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决定了我们同它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我们反对和打击“三股势力”，不是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斗争，也不是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斗争，而是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损害的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他们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因此，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各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是真切维护人民利益、真正维护法律尊严、真实维护民族团结的根本原则问题，没有回避和犹豫的余地。

当然，“7.5”事件后，在舆情、社情、民情方面出现震荡在所难免。尤其是我们几十年确立的新型民族关系遭到了重创，民族关系的修复、民族政策的修正将呈现出异常的困难。以下我们梳理一些各阶层代表性的观点以示：

——蝮蛇在手，壮士断臂。（汉族某学者引用）

——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形成了深深的伤口，外表的愈合容易，抚平内心的伤口，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白岩松）

——事件后，一座美丽的城市，安静的让人心疼。（张泉灵）

——我们去购物，周围异样的眼光让我们难受。（维吾尔族某学者）

——由此产生新一轮的怀疑和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状况是必然的。（一些汉族干部）

——7月7日，愤怒的汉族群体集会、游行，为政府平暴、抑暴，恢复信心、克服恐惧心理，起到无可估量的正作用。如果没有7月7日，不可能有老人的晨练、正常的工作程序和大部分社会面的恢复。（汉族族群的普遍看法）

——不同民族，尤其是汉族与维吾尔族的话语交流已显尴尬，对事件等敏感话题讳莫如深。扎堆以同一民族为多。（许多小区）

——城里一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不良，小孩子对来家里走访的汉族人称“黑大爷”。（童言无忌？）

——农牧区清贫的少数民族是善良的、纯朴的，是城里的少数民族干部“民族意识膨胀”，心黑了。（某乡镇干部）

——历史上我们的人一动作就说成是**、是分裂，你们的人一动作就是正当的、是起义、是反抗。（维吾尔族某学者）

——南疆、北疆维稳压力很大，控制力也强，“老虎也不能打盹”，但乌鲁木齐较松懈，反动宣传品在城南很多，为什么不抓不查不禁？（一些基层干部）

——许多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谙熟官场上的“潜规则”，假、大、空的官话说的比汉族干部还漂亮，骨子里反汉、排汉情绪时常显露，更有公开索贿的。（一些汉族公务员）

——为什么很多的领导岗位，我们维族人只能当副职？（维吾尔族一些高校老师）

——他们藏起屠刀，站在斗争的前列，还是堂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餐馆汉族百姓)

——敌对势力何以频频得手？因为他们看重和利用了宗教背后的庞大信教群体。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群众工作出现了漏洞，存在着薄弱环节，给了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阿克苏地区某干部）

——几十年来，我们的绿洲面积逐渐扩大，可沙尘的天气一天也没有减少，这是自然生态。几十年来，我们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可敌对份子也没有减少，这是政治生态。（和田地区某干部）

总之，“7.5”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很多，特别是要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反思。对于受到严重曲扭的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宗教感情的修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疆的社会和谐和进步，需要高超的执政能力和各族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在新疆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宗教因素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在一个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能否及如何对其作无害化处理，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再者，本来联系和深入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和教育群众都是我们的长处。但不可否认，我们的这些长处有时竟然变成了短处，甚至眼睁睁地看着部分信教群众被敌人拉走、驱使和利用。新疆各族各级领导、民族宗教的工作者、研究者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并积极破解这一难题。

二

新疆和平解放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全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2.4万座，其中清真寺2.3万座，佛教寺庙54座，基督教堂点121座，天主教堂点15座，东正教堂点3座，道教活动场所2座。全区宗教教职人员近3万人，其中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9万多人，佛教教职人268人，藏传佛教260人，基督教教职人员22人，天主教和道教教职人员各1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具有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共同纲领》的第五十三条特别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的自由。”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设立了宗教事务管理机构，1956年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制定了一切从各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宗教寺院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保护。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1958年又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的工作，到1960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经过民主改革，宗教中存在的封建特权，包括私设的宗教法庭，宗教干涉民事诉讼，干涉文化教育事业等问题和清真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以及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寺院管理制度，也都基本被废除。宗教真正成为公民自主选择的个人私事。

改革开放后，在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同时，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年19号文件），为指导新时期的宗教工作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

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方面，19号文件指出：（1）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主管宗教工作的部门，应当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建国以来党对宗教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2）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应当反对“左”的错误倾向；（3）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4）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5）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

新疆宗教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号文件，针对80年代以来自治区宗教方面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国外敌对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加强对新疆宗教领域的渗透；二是非法宗教活动呈上升趋势，强迫他人信教，滥修、乱建清真寺，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婚姻现象呈上升势头，一些地方宗教升温并呈蔓延态势，破坏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案件居高不下等。）自治区党委对形势的发展保持了高度的警醒，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5月自治区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轨道”。1984年8月，区党委下发《关于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82）19号文件，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通知》，强调要“正确区分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的迷信活动的界限，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法律和党的政策允许的正常轨道。”1988年4月，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党委统战部《关于自治区宗教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依法加强管理”、“切实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行政管理，……做到有法规可依，依法办事”。新疆各地在宗教事务管理的实践中，制定了一些走在全国前列的具有开创性的管理方法。如：（1）1987年开始在全疆范围内逐步推广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政治思想表现和宗教知识考核；（2）1990年开始在全疆自下而上，开展的“双五好”活动，即“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和五好宗教教职人员的评选表彰活动”；（3）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普法教育工作；（4）对宗教事务实行的县（市）、乡（镇）、村三级管理制度等。（5）一些地州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制定了《宗教活动场所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建设事项管理暂行办法》等有效遏制了宗教活动场所滥修、乱建的问题。1988年下半年，自治区人民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教职人员管理暂行规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行规则》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则》等三个政府行政规章作为自治区行政法规发布。三个政府行政规章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思想。

1990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会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91年中央6号文件）。这是继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后下发的又一个关于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期的宗教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这个文件根据当时宗教工作的实际，强调要保持宗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促进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服务。中央6号文件明确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确切含义：“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政府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而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1993年1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就宗教问题强调了“三句话”，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照宪法的有关规定，1994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1996年发布了《宗教活动场所检查办法》，2000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标志着我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步入法治化管理轨道。

党的十六大报告，针对境外势力加紧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新动向，在“三句话”的基础上，加了一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基本方针。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重申了这个基本方针。同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其的主要内容，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十一部分第 70节作了概括：“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宗教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必须尊重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发展宗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为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加强宗教事务管理。自治区在总结1988年以来，宗教工作管理方面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实施三个行政规章的情况，在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并征求了包括爱国宗教人士在内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于1994年7月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实际上，这是多年来新疆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法治化的体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三个行政规章的执行情况，按照立法程序产生了新疆第一个地方性宗教事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为进一步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做好宗教界的稳定工作，促进自治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宗教和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根据上述法规，自治区各级宗教工作部门认真开展了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工作，并于1996年6月底前基本结束。全区共登记宗教活动场所24258处，其中正式登记的有22071处，暂缓登记584处，不予登记334处，经过登记，清理整顿了宗教活动场所及其管理组织，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把各种宗教活动纳入了法制轨道，并依法惩处了一批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遏制了一度出现的宗教热。在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全疆宗教界广泛开展了“双五好”评选表彰活动，仅在2002年，全区上下就表彰了“五好宗教活动场所”2800多个、“五好宗教人士”4000多人。进入新世纪自治区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大规模培训主麻清真寺的宗教人士，截止2008年底，累计有8000座主麻清真寺的宗教人士接受了二轮培训教育。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三股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煽动事端，制造**的阴谋会不断变换方式，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好形势，达到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目的。因此，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代表了广大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的意愿。正因为这样，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极力反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必须团结和发动广大信教群众，依靠爱国宗教人士结合教义教规予以彻底揭露，深刻批判，坚决粉碎其罪恶图谋。中央关于“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论断，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完全符合新疆实际情况的科学论断。我们要着眼于维护新疆稳定和反分裂斗争的现实，在旗帜鲜明地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爱国宗教人士的同时，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都深刻地警示我们，必须站在国际政治斗争和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从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按照依法治国的方略，高度重视和努力做好新世纪的宗教工作。

三

作为新疆的宗教研究部门，我们对新疆宗教敏感性的认识是复杂的。新疆有史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后来形成伊斯兰信教群众占绝对多数的局面。今天的新疆，信教群众占总人口的近60%，而且，新疆宗教的政治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特征依然十分突出。这种区情，决定了我们宗教研究、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四个认同”教育、无神论教育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学界有研究者指出，各宗教系统的多元性、各宗教系统对宗教性传统宗教的认同与兼容，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具有结构上的“同构性”。宗教与民族能否良性互动，与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的自我意识有关，与人们是营造和谐还是加剧仇恨或冲突的努力有关。由此呼吁将以下几点纳入研究视野：社会群体改善处境的愿望与自我感觉，社会控制与现实社会运动的影响，文化传统与自身条件对人们行动方式和走向的影响，宗教宽容的氛围等。习近平同志前期在新疆考察时讲到：“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有一些新的特点和规律，你们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切实做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推动宗教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把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始终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宗教之间和顺、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和睦的良好局面”

我们认为，通过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新疆宗教问题的调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为新疆重点学科宗教学的基础建设提供一个长远的、可资借鉴的基本素材。新疆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宗教学学者必应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

基于上述，我们建议：

1、我们严打“三股势力”的同时，要谨防他们改头换面、“东挪西移”、“东拼西凑”。在物流、人流、信息流大交错的环境下，敌对势力会向内地发标、在国外闹事。

2、认真总结新疆各级领导班子多民族共事、决策的有益经验和不利因素。对有多少、强弱民族情绪的干部不能重用、提拔，防止尾大不掉。

3、反思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只讲道理是不行的。我们的传播能力、方式与形式都有差距。没有真实的认同，就不会有真正的归属。“7.5”事件后，新疆的各大媒体反应、等待的时间太长，即使出镜的主持人、记者等反应和思路都有违专业水准。要尽快打造、培养、引进高素质的主持人和记者。

4、各口的情报、隐蔽工作要互通有无，可以不公开地召开定期碰头会，吸收相关专业的学者专家参加，及时分析、研究敌情。

5、加强中小学、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决定未来。绝不能让我们学校的校正器失灵。

6、长期在新疆工作特别是在南疆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善于战略思维和理论思维。全球化时代我们决不能孤悬在外，更何况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在民族宗教领域也必然会显现。

7、由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敌情与社情的繁杂，使我们在对“三股势力”、伊扎布特（解放党）、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甑别、处置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难以把握的状况，并常以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办法处之。当今，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区、打击少数、保护教育多数的情势下，我们期待着法制的成熟和完善。尤其是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时，为合法处置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是相当重要的。基于此，我们建议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会商国家司法机关、新疆立法机关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8、对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能够高看一眼的策略是高明的。该系统是维护稳定大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该领域的干部是民族宗教工作的引领者、工作者和监督者，他们的付出是大局的需要，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更是大局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适时召开高级别该领域的表彰大会，营造突出该领域战略地位的氛围，保障该领域干部队伍的坚强有力。

9、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使老矛盾和新问题交织，安全事务、社会控制力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维护稳定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人、财、物等缺乏症各口都有，我们还不可能达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的预期。建议依法设立反分裂、反恐怖专项基金。另一方面，针对敌对势力的反动宣传以及分化、弱化我基层政权的图谋，建议增设专门面向南疆三地州的电视固定频道，强化号召力和凝聚力，强化教育功能，增强各族人民的法制观念，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坚强领导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帮助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实际成效用最便捷的途径传入千家万户。

参考文献：

1、《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版。

2、《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本文为作者在“宗教法治与族群和谐研讨会”（2010.8.21—22）上发表的论文。）

（来源: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引自共识网，文章推荐：黄奎）（编辑：金哲）

第四篇：浅议正确认识处理新疆民族宗教问题

浅议正确认识处理新疆民族宗教问题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境大省,政治地位、战略地位、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同时,这里也是我国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针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处理民族宗教问题。

一、正确认识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特殊性

具体来说，新疆民族宗教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宗教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民族和宗教又是一个文化范畴。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信仰过宗教。特别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私有制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加上现阶段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还较为落后等多方面的原因；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除；民族同化和宗教消亡都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过程。因此，民族宗教问题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下去。

（二）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性

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新疆有9个民族是跨国界而居。它们分别是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鞑靼族（塔塔尔族）东干族（回族）蒙古族。这些民族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极其相似的风俗习惯。全世界有12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新疆就有1000万。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从新疆到中亚 1

国家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几乎是畅通无阻。因此，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三）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18世纪20年代，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影响，地下经文学校、讲经堂、习武所等各种非法民族宗教势力有所抬头。包括“伊扎布特”等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开始向学校和党的基层政权渗透。特别是极端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恐怖势力对新疆的威胁加大。加上西方敌对势力的介入，他们常常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向党和政府发难，使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

（四）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

由于新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民族宗教无小事，但由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性和复杂性，因而大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都比较敏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面对民族宗教问题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于是，逐步形成了面对民族宗教问题时许多人都有“不敢管”和“管不了”的心态。

二、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新疆而言,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础。

多年来,国内外反动势力始终都没有放弃促使新疆独立的企图,各种手段的分裂颠覆活动有增无减,如国外的反动的舆论宣传,敌对分子利用朝觐培养分裂分子,国内的分裂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培养极端宗教势力,甚至建立秘密武装,并和国外恐怖组织势力相勾结,这些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恶行当然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但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在文革后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强调信教自由多,对不信教自由宣传少,把一些敌我矛盾也看成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常现象,对很多非法活动的情

况没能全面了解和掌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够扭转,也是我们现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这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目光锐利地分清敌我,绝不能再贻误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时机。

三、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这一直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把一些已被历史所淘汰的遗风陋习当作民族文化重新加以推崇的现象。这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对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只要正确地加以引导即可;但其中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地强调和突出民族差别,企图激化民族矛盾,制造不稳定因素,对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予以打击,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认识和容纳其它先进文化,坚持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跟紧时代进步的潮流。

在文化领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文化领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反分裂斗争的前沿,文化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深层内容。生活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群众支持、理解是文化阵地巩固的前提,同时文化阵地的巩固也有利于获得群众支持理解,是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前提,更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在文化宣传阵地的管理方面,更要进一步健全各项制度,在管理层面上对宣传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清醒的认识,决不为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使文化阵地更为健康、纯净。同时，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加强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及文化观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我们同样要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予以有力的回击,这也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文化发展,并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精神贯彻其中。

四、“积极引导适应”是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 宗教为什么必须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宗教属于上层建筑，尽管它远离物质经济基础，但归根结底也必须服从被经济基础所决定这一客观规律，依赖、适应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宗教只有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社会作用，也才会有利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从历史事实来看，宗教的演变实质上也都是宗教适应一定社会的过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当然同样要求宗教与其相适应。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总的来说就是党和政府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诚挚热心地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积极投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中，使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成为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这里强调的“相适应”，主要是要求宗教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协调、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相适应”只是要求宗教界爱国守法，逐步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宗教制度，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信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进一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五篇：民族宗教问题

浅析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策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其中，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最大限度地调动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和宗教人 士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宗教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民族团结 对策

正文：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宗教的概况（以西藏为例）及其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宗教的概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西藏宗教状况是，总人口120万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藏族，基本上都信仰藏传佛教。僧尼多大达12万人，占西藏人口的2670座①。可以说，在西藏，无处不见庙，无家无僧尼。当时西藏仍实行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喇嘛既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又是地方政府首脑，上层僧和农奴主、贵族组成了统治旧西藏的三大领主，各级行政机构的头人也大都由僧官担任。寺庙不仅掌管着全部宗教权力，而且有很大的政治力，可以随意干预政府与社会事务。在经济上，寺庙也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同时寺庙还是西藏最大的高利贷者，建国初，寺院债务约占西藏放债总和的百分之八十。西藏地方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约有一半是用来供养寺庙和僧人的。寺庙在政治上对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在其所辖领地内，设有法庭监狱，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处处渗透着宗教的影响，寺庙和僧尼垄断了西藏的全部文化②。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中华民族宗教工作第一个黄金时期，理论与政策是英明的，实践成果是辉煌的 中国革命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确立的民族平等和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尤其在和平解放西藏、进军新疆、实现全国统一的过程中，解放军和党的干部忠实执行民族宗教政策，起了关键作用。由于民族宗教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做了正确处理，在短时间内，中国顺利实现了统一大业（台湾除外），结束了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插手和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而长期存在的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多**，民族感情达到空前融洽程度，建设事业发展很快③。

（三）1957年到1965年，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上实践上既有开拓也有失误，是在曲折中前进

从1957年反右斗争起，经过1958年大跃进，到1962年起开展的“四清”运动，“左倾”思潮逐渐抬头，民族宗教领域不断受到冲击。1958年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实行民主改革运动。1962年**大师有七万言上书，对工作中失误提出中肯批评，遭到打击迫害。1963、1964年开展对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批判，指责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些重大失误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族宗教工作被引向歧路。

（四）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人错误地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加以疯狂利用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观及基本政策被彻底践踏，民族宗教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宗教活动停止，宗教场所和文物被大量毁坏，宗教人士作为“牛鬼蛇神”遭到横扫和迫害。这是中华民族的 ①②《西藏革命史》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9页

原思明 《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50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印 第33页 ③ 马虎成 《当代中华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6月 第51页 一场大浩劫，也是民族宗教领域的一场大灾难④。

（五）从1977年到现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伟大成就，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拓出新局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宗教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近期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在宗教问题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徒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和谐论的提出，明确把宗教工作纳入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大局，更加着眼于宗教的积极方面，使宗教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使宗教成为社会和睦关系的成员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具体成果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围绕权利与义务、思想观念与社会实体、宗教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宗教与国家等，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基本政策包括：

1、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主要体现为四个特点：基础性、长期性、全面性和区别性。

2、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经过探索，形成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中国模式。

3、抵御渗透。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首先关系到国家安全党的执政地位，其次关系到独立自主自办。

4、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宗教世界观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

三、宗教理论政策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

（一）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的。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阶级性在宗教理论政策上有鲜明的体现，和资产阶级的宗教观有本质的区别。

（二）继承性 我们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同时，吸收借鉴了历代统治阶级处理宗教

问题的得失和国外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三）时代性 我们党的宗教观发展变化的要求，根据党的纲领、目标和战略任务作出调整。

（四）群众性 我们党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立足于团结、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我们党制定和完善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实践性 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付诸实践，在具体工作中形成、⑤发展、完善宗教理论政策和措施。

四、当前民族宗教的新问题与新趋势

1、信教人口在继续增长，教徒结构在发生变化，更加知识化、年轻化和多层次化。

2、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与纠纷增多。

3、由于阶级身份的淡化，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凸显，民族宗教问题日益重要。

3、基督教过快发展，造成素质下降，成员复杂，极易被境外势力利用，有害和谐社会建设。

4、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进行破坏活动，损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主要发生在新疆和西藏。

5、一些党政干部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有些人把信仰上的差别上升为政治上的对立，视宗教界为异己的力量，对宗教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还有些人对宗教放弃引导和管理，对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丧失警惕。

五、我对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看法 ④⑤ 马虎成 《当代中华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6月 第53页

马虎成《宗教与民族问题研究论集》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年 第79页 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最大限度地调动少数民族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导处理

⑥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

（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发展的规律：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

（三）必须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与民族的关系

（四）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

（五）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六）充分尊重、正确评价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弘扬其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七）妥善解决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是处理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条件

（八）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处理好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⑥ 龚学增

《新中国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历程和基本经验》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年1月 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