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研究

第一篇：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研究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研究

摘要：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实践中发现，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村民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既涉及到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性政府的转变，也涉及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居民 公共服务 参与机制

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对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和谐美好生活，是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受益者。农民参与是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破除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体制性障碍和观念壁垒，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构建良性的参与机制，畅通的参与渠道，发挥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农村建设呼吁均等化公共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除了解决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滞后等系列问题，还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等现实问题。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不足，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养老保障的供给。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客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具有重大意义。行政体制改革为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提供了保障。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尽管各国改革的模式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把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效能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些转变与表述中，可以感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的重要影响。政府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从控制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即促进公益达成和公益实现者角色、尊重公民，保障公民参与角色、公共事物和公共议程安排者和仲裁角色。行政理念的确立，政府角色转变宏观上保障了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新型农民的诞生推动了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并非没有，而且有大量发展的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供的权威数据表明，由于经济衰退，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农村居民”返乡潮”事件，从社会学上来看。这是一次大的社会流动。有人认为，这次流动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次流动是被动的，会造成失业和农村生活困厄，因此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不论是积极看待还是消极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农村居民本身在这次流动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工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达城市受到洗礼，使他们具备一定意义上新型农民的特征。他们有的掌握了技术。有的学到了管理经验，有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这些变化，带来法律意识、集体意识、合作意识的明显增强，对民主观、权利观的日渐觉醒，因此，他们回到农村，会同“留守”的发家致富能人、文化人一起对农村基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挑战，也必将是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机遇。

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现状 村委会的“缺位”。村委会是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也是农村居民参与村务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根据199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和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第三条规定，村委会是一个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个群众组织是为村民公共服务，也可以说它应该是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组织的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盂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套治安整治过程中，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村民没有通过村委会这一组织来解决他们关注的利益，村委会在这个事件上是处于失语状态。

农村居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村委会这一组织呢?根据学者任艳妮、吕翔在陕西省某县的调查发现：“……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56％的村民认为选举过程不能程序规范、畅通渠道、发动群众，60％的村民从未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甚至农民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套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你将怎么办”时，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这些数字表明，农村居民对村委会认同度不高。参与意识低下的假象。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农村居民参与意识表现较低。有学者认为，村民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参与意识不强的表征。笔者认为，村民不参与并不说明不想参与，不想参与并不就说明参与意识不强。为什么如此一说呢?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只是结果，造成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我们不能只归结到参与意识不强。尤其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在观念变化、视野开阔、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他们对农村公共事务会有更大的热情。我们在莱镇调查得到“40.57％的村民认为自身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意识一般的占54.45％，仅4.98％的村民对公共服务意识表示可有可无”中可以得到说明。

当前农村居民不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其二，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争利；其三，当前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要么是村委会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套自行其是，完全摆脱掉农民群众的制约，这两种情况造成农村居民在心理上不认同村委套是一个他们表达意见扣利益诉求的组织。

三、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措施

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政府民本价值的实践。如何通过“无断层”的村治模式，来正确引导与培养农民公共服务意识，通过疏导性的沟通合作机制、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搭建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平台，真正确立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重构村委会的职能。首先，村委会应该回归到群众组织性质上来。村委会应从为政府服务的角色向为人民服务的角色转变。因为它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它应依赖自己的选民，是选民的“代言人”。其次，村委会组织与政府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让村委会组织能忠实为村民服务，真诚地代表村民的利益，让村民在内心上认同村委会组织。只有这样，农村居民才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中，村民才会通过村委套组织来表达自己利益意愿和利益诉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98年11月4颁布的《村组法》需要做出修订。其一，确立村委会为村民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根据《村组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村委员肩负着保护村民的合法财产和利益的责任。但在谊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如何保护村民的合法利益，村委会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保护。当村委会通过组织的形式，表达了村民利益诉求之后，哪个部门应做出回应，应当在多少个工作之日内做出回应。如果没有部门回应，它是否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引起上一毁政府或者全社会关注。

其二，确立村民委员为代表村民合法利益的法律主体地位。村民委员是否能代表村民成为在法律诉讼中原告地位，在《村组法》的规定中没有确立。在当前农村改革时期，利益呈现多元局面。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个体经营较为独立、村民间联络淡化。当村民面临侵害时，他们很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涉及多敷村民他们会选择非常态的方式或者其他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如果被人利用还可能对抗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如果村民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如果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经村民提出申请，村委会通过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表决；如果通过，村委组织可以代表村民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其三，应当增加“临时村委会”内容。《村组法》的第十六条规定赋予了村民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提出罢免的主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村民遇到村民委员会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能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们很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为。本村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必须提出罢免的理由，如果村民委员认为理由不能成立，村民还有什么办法呢?该条文中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度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如果村委员不召开村民会议，村民又该怎么办呢?仅仅制定权利是不够的。必须制定相应的保证权利能够实现的程序。因此，《村组法》应该增加如果经村民三次提出罢免要求，村委会不召开全体村民会议。村民有权解散村民委员会，成立临时村民委员会的权利的相关内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公共服务参与意识不是先天产生的，它的强化，需要培养和引导。我们在仪陇县某镇调查发现，“认为政府对农民公共服务意识培养重视、比较重视占30.6％，不够重视占44.84％，认为不重视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占17.44％、7.12％。”这说明政府在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上任重道远。实现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其一，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进行公共服务的教育培训，强化他们的公共服务职能、意识和能力，实现对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支持与引导，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其二，加强农民的公民素质培养。农村基础教育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科学素质的同时，应加强民主意识，公民身份意识，公共服务参与及管理的教育，主动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使他们敢于参加村民自治机构的竞争和竞选，敢于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他们知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有那些救济渠道和救济途径，如何利用这些渠道和途径。

其三，建立合理的公共服务参与运行机制。如何使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各方通过平等参与公平协商，实现良性互动和谐发展，这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现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迭权、监督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并在很多地区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村民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得以实践。

制度的完善。参与意识、民主观念在很多地区，并非不强。村民不是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无机会、无渠道。造成问题的是制度缺陷。从人性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愿望，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文字、艺术等文化。问题是，如果人经常性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得不到关注，或者知道自己表达了和没有表达没有区别，还会选择表达吗?另外一个问题是表速的成本问题。这个问题与村委会作为村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当村委会组织表达村民利益不是基层政府所期望的，或者让基层政府“不高兴”，整个村民和村委组织的正当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都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另外，村委组织是否保证了村里的公共事务都由村民参与到了，如果村委组织剥夺村民的参与权，或者说，村委组织的决定违背了大多数的村民的意识，村民有否权利解散村委组织，重建村委组织，通过什么渠道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一套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权利，政策实施者的理论政策学习制度可提高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主导性，定期不不定期的农民专项培训制度可提高农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自觉性，推进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可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完善与落实农村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制度可保障参与的平等性，公共政策决策的问责制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实效性。

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中，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推向社会组织时，农村居民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中，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也必将影响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摘要：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农村是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基地,也是全国人民的生活源泉、国民经济存在的根本。随着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力扶持和经济大规模展开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城市环境问题得到日益重视的情况下,农村的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对来说正在日趋恶化，总体形势非常严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严重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也严重拖慢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而然的就被提上了议程，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必须树立科学的环保意识，将环保建设放在头等位置，与经济建设、村庄建设同步，全面进行规划，研究中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保护现状以及分析其成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环境保护对策。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

环保对策

绪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把生态文明纳入全面小康建设的总体目标中，体现了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尊重和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二是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三是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四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三农”问题是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而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不破解环境问题，就难以破解“三农”问题；不破解“三农”问题，也就难以健康有序地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三农”问题至今也是今后政府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农村环境问题则直接影响到新农村的建设，影响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影响到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环境保护是加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就当前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了,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和看法。“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之一，而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其对水、空气、土壤造成的污染已成为我国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防治工作刻不容缓。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日益凸显出来，这不仅影响着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成为阻碍农业发展、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原因众多，但其实质原因是农村环境保护法制不健全，因此，应在分析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形成原因的基础上，为新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能源紧张和环境恶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农村能源建设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科学规划与分步实施,政府扶持和农民集资，发展农村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与加强管理，农民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等多方面的关系问题。因此，处理好上述几个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作用。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方面面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学的整体优化、协调共生、平衡稳定、高效和谐、可持续发展原则，可以为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提供有益的借鉴。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重大举措，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农村中的具体体现。在对我国农村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剖析的基础上，在“重发展，轻环保；重生产，轻生态”的思想影响下，分析了造成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原因，最后，结合当前农村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的实际问题，提出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条件

1，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也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规模开展模式，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乡村面貌的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其中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发展速度尤其迅猛，乡村居民对提高居住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但是由于缺乏规划指导,导致乡村面貌杂乱，失去了中国乡村的固有风貌。“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之一，而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其对水、空气、土壤造成的污染已成为我国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2，城乡体制的改革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一体化是指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城乡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随着我国城乡建设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探索阶段；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城乡边缘区进行研究；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研究内容日臻完善是2012年11月8日的党的十八大上。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胡锦涛总书记作十八大报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指出，第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第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第五，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武力认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十八大报告一大亮点。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布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3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

二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环境是指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乡村区范围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农村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农村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不仅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而且直接制约农村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劲，最终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当前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化肥、农药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造成污染

我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居世界之首，且单位面积施用量高于发达国家，不同化肥之间使用结构不合理现象普遍。化肥使用率低、流失量高，据实验统计，我国农业化肥平均利用率低于30%，相当于施用10公斤化肥，就有7公斤多被分解、挥发、渗漏、淋溶，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周围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甚至是大气和地下水污染。农药的使用导致土壤的有害物质残留日益严重，以有机磷农药为例，其使用过程中仅有约10%被植物吸收，其余约90%扩散于大气中，直接影响着人和其它生物的健康。[1]

（二）、乡镇企业的不合理发展带来的污染

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的格局，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乡镇企业基本以技术含量低、对环境影响大为特点，同时又因规模小、资金与技术有限而难以对环境污染进行防治，使得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此外，一些污染型大中型企业迁建于乡镇，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也成为了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据2007年国土资源部资料表明，我国10%以上的耕种土地面积已遭污染，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 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 1200 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三）、农村旅游业迅速发展对农村造成的环境污染

依托当地自然生态、名胜古迹、风情民俗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已成为当今农村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带来大量流动游客，使人口更为集中，但“农家乐”等新型旅游形式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令人担忧，餐饮消费使清洗宰杀家畜的废水、废弃物大量增多，肆意破坏植被、任意盖房搭棚、胡乱堆放垃圾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暴露出乡村旅游环境管理处于散乱、不规范的状态。

（四）、农村养殖业的无序发展导致有机物质污染严重

农村生猪屠宰的废物、废水直接排入下水道、水渠、河流，悬浮物和含氮有机物分解使水质变黑、变臭，致使蚊蝇繁生，危害人们健康，水中 BOD、COD严重超标，水体营养化，危害水生生物。农民放养家禽、猪、羊、牛等牲畜任意在村中排泄粪尿；生物残体固体废物乱堆、乱放，雨水冲刷进入水体，生残体腐烂发酵，有害藻类丛生，使小池塘营养化，严重影响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五）、是环境保护机制与制度的缺失加重了农村环境污染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而极少关注农村，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法律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环境保护工作在农村缺乏有效的机制与制度保证。具体体现在：环保意识淡薄，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科学发展观是导致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当前建设趋势，是党中央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面貌的新举措。为适应新农村规划建谩需要，借鉴城市发展的经验，避免新农村建设时农村生态环境和乡村特色景观的破坏，应建立新农村环境景观体系。构建体系的重点是保护乡土风貌，田园风情,以景观生态学原理指导农村建设，使农村生产建设规划、生活建设规划、文化建设规划与景现生态建设规划相和谙和共生。本文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对景观生态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进行探讨。

1，生态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生态支持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走经济发展、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为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态支持。

农村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可持续利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不科学，导致土地、农药、水、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尤其是在近十年的经济大规模开战的情况下，很多地方都在片面追求着经济发展和GDP数量的增长，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围湖造田、开山造田、乱砍滥伐、资源过度开发、水域污染、超载放牧等等许多事例屡见不鲜，森林、水体、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大大降低，农村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我们中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多发的国家以及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为此，我们必须负起生态环境的重任，而且还要负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当中，发展农村经济须充分注重运用符合生态经济学、生态学、生态技术学原理和规律的方法、手段，来指导当前的中国农村农业经济形态，建立生态系统维护改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机制。将农村农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资源要素视为一个整体，以便实现良性循环。以湿地、森林、水域、草原等的保护为重点，加强新农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彻底把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掉，树立生态型、可循环型和清洁型的农业发展理念，创建绿色中国新农村农业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中国新农村经济走向科学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和谐新农村。

2，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彻底把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掉。3，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1、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把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位置来抓。要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和城市环保同等重要的地位，纳入全国环保和生态建设的总体规划并作为实施的重点，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2、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机构与体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领导，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3、科学种田，控制化学物质污染。推广科学合理的施肥方法，减少化肥损失和污染，提倡土中施肥和推广测土施肥。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的农药使用技术掌握，科学用药的技术。建立健全农业环境监测。尤其要加强对农村饮用水源、蔬菜、粮食、畜产品的监测，预防重大农药污染。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识，要与当前开展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建设工程相结合，真正使我们的环境变得“山青水秀”。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走势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走势研究——以湖北省农村社区发展研究为个案

作者：张艳国，胡盛仪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摘 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旨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工程。它对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近年来湖北农村社区发展的实例可见，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发展，应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构和组织机制，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等方法，逐步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加速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和建设力度。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势研究

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旨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工程。它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社区经济、繁荣农村社区文化，增强农村社区服务功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满足农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农村社区试点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必然面临一些问题，存在很多困难。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不深，组织领导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内容、目标等，认识比较模糊，较多人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城市社区建设经验的复制，忽视了农村社区自身特点及差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试点地方多满足于修房建路，整治环境等外在方面，缺乏农村社区建设各方面的统筹考虑，工作推进难度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部门协作机制和工作合力亟待形成。

二是农村社区建设投入不足。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包括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锐减，农村村级债务没有得到有效化解，一些乡镇企业、村组企业倒闭，使得集体经济陷入困境，各县市、乡镇两级财力有限，无力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有效投入，使有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财力保障不力。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社区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日趋多层次化，这对农村社区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社区服务要通过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来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保障。但是，不少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和一些为民服务设施仍相当缺乏。

四是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建设各项事业的有力开展都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但就整体而言，社区干部角色尚未成功转型，目前还不适应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其观念、思维、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待转变。

五是农村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健全。培育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有利于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深化发展社区服务。目前，农村社区中介组织往往都局限于生产服务方面，而

各类维权、生产生活服务类、休闲类的社区民间中介组织还很少，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二、湖北农村社区建设积累的有益经验

湖北省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围绕以下 4 个方面展开：第一，拓展村民自治，构建更为完善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第二，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第三，促进农村社区文化事业的开展；第四，探索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的新方法、新经验。集中在这四个关节点上，进行试点的各农村社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1.在村民自治方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有新探索

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努力拓展村民自治内涵和外延，把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当做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湖北省农村社区实践，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予以较大拓展，具有普遍的经验价值。

（1）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村民自治组织模式。湖北农村社区在组织形式上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不拘泥于某种模式。在各社区大多推行“专业协会”或服务中心模式。在石花镇扬溪湾村，由于社区是与行政村合一的，社区组织则是“两委加理事会”模式；宜城市桃花渡社区，是以一个自然村为基础建立的社区，不仅设有社区中心理事会，还成立了诸如志愿者协会、农家乐餐饮协会、红白理事会等多种群众性服务组织；宜城市南河村社区成立了蔬菜协会等，根据自身职能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实施具体服务。社区理事会成员主要由有“双带”能力的农村党员、产业大户和经营能手担任，在村委会的指导下，按照《社区理事会章程》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大大提高了村民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2）推进基层民主，实行社区重大事项票决制。凡是进行试点农村社区，不仅坚持社区组织成员都由本社区通过“海选”的方式选举产生，还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创造出重大事项群众代表票决的制度。如扬溪湾社区，对本村数额较大的经费支出、筹资筹劳、项目发包、宅基地审批等涉及群众关注的重要事务，必须召开由本村或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对经过决策的重大事项，村两委要及时组织实施，并通过公示墙或会议等形式，将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向村民代表或村民进行反馈，接受群众监督。

（3）建立“三会四事”制度，完善村民监督机制。为了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农村社区群众合法权益，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三会四事”制度，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组织化制度化的一个有益探索。“三会四事”就是“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监事会为基本组织构架，以党员（代表）大会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村民监事会监事”为基本运行机制的村务协商监理制度。“三会四事”重点是通过建立村民监事会监督村委会对法律法规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保证村民能够直接参与村里一切重要事务的决定权和监督权。

2.在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方面，积累了各具特色的新经验

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确保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党员先进性，全面领导并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构建党组织全覆盖网络体系。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中，尝试建立党员全覆盖网络组织体系。如石首市小河口镇社区建设中，镇党委指导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区党组织网络：一是构建了网状组织体系，成立了由镇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社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社区党支部，下设八个党小组，分片对社区进行管理；二是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每月召开一次党员生活会，每周召开一次支部碰头会，会议内容主要是通报工作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健全了社区支部工作制度。四是建立了党员活动室等党员活动场所，加强对社区党员的党性教育，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探索建立党员“双促进”模式。为了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进模范作用，一些地方探索在农村社区党员中开展“双促进”活动，即把促进党员自身能力提高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相结合；促进党员个人先进性提高与促进党组织战斗力、先进性提高相结合，促进党员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与促进社区发展相结合。这种党员“双促进”活动的开展，密切联系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深受广大党员的拥护。中共宜城市委还结合实际开展“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的“三培养”活动。至 2008 年上半年，全市通过“三培养”，涌现了 1400 多名农村党员致富能手，占农村有劳动能力党员总数的 30%左右，大大增强了党员的先进性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3.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有切合实际的新创造

在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目标体系中，完善的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龙头和灵魂。全省各试点社区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为原则，以培育社会服务组织网络、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为载体，建立了服务中心———工作站、专业协会、理事会等服务组织网络。如谷城县社区服务中心（站），大多由志愿者组成，社区服务中心制订了服务内容、工作职责、服务承诺，积极为社区居民开展各种服务。县城关镇朱家洲村在试点工作中，村委会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医疗卫生、社会救助、文化体育、治安调解等服务项目。与此同时，该村还将与农民自身利益较为密切的如民政、劳动、计生、城建、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政策、办事程序、收费标准以及优惠政策等编印成《农村社区服务指南》小册子，发放到农户手中，既方便群众了解政策，又提高了办事效率。

4.在农村社区文化发展方面，有受到居民欢迎的新推进

由于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与中心城市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短缺，农村“五乱”现象突出，抹牌赌博、封建迷信、喜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尚未杜绝。同时，村级文化活动室衰微，农民群众想学知识缺资料，想奔富路缺技术，想找市场缺信息，想搞娱乐无场所，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体贫乏。因此积极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全省各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为基层文化事业发展进行了大量探索。一是建立农村文化的主阵地。一方面积极投入资金，推动农村综合文化站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广播室、图书室、科普活动室，体育健身场、文化活动场，以及有市场需求又能传承民间文化的农民娱乐队即“三室两场一队”的建设。二是推动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各市、县、区加快“使网络进入农户”的建设步伐，送书下乡，建立并壮大“农家书屋”。三是建立文化中心户。四是建设文化墙和文化长廊。五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三、农村社区发展趋势及其路径选择

湖北省农村社区建设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它的出现，使农村基层原有的封闭的、分散的、家族式管理的格局被打破，代而取之的是开放的、相互沟通和密切联系的、区域性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农村社区的出现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有力的助推器。因此，加速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和建设力度，应该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当然，在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不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引起各方高度重视。我们认为，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和完善。

1.加强规范，明确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路和步骤

从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来看，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随意性多，缺乏统一的规范，影响了农村社区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至少制定一个省级范围内统一适用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和方案。要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宗旨、名称、原则、目标、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予以规范，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统一指导；同时，科学制订社区建设发展的实施步骤，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指标体系，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新实践。

2.建立健全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构和组织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事关农村发展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要建立省级相应的组织、领导、决策、实施保障机制，各市、区、县要形成推进工作机制。当前，要建立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各部门配合，乡镇主办、村两委实施，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建设新机制；要将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整合起来，将所有涉农事业项目活动结合起来。全省要成立统一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机构，与全省新农村建设领导机构的工作和职能对接，已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市、区、县，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后，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要从市、县、区直属单位及乡镇选派精干得力的干部驻村，直接负责指导农村社区建设。要将工作业绩纳入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严肃责任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3.强化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应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驻村联系点紧密结合起来，以农村社区建设为抓手，确保新农村建设任务落实具体化。要采取领导、部门、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五位一体”共建农村社区的形式，建立健全共驻共建农村社区新机制。各部门和相关组织应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切实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方便和服务。鼓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村社区发展的瓶颈。一方面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将各类涉农资金、项目，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新农合、扶贫、培训等资金，统一到农

村社区建设中来，根据社区建设规划方案，集中使用。各涉农部门要统筹涉农资金支持社区建设；同时，制定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等方式投入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以各种涉农部门相关资金、各帮扶部门投入为辅助，以农村集体积累资金，农民自愿捐助和社会各界捐献援助为基础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农村社区建设。

4.提高认识，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力度

虽然农村社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的认识还很不足，这是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不仅宣传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农村社区宣传方案，并且可以考虑将各项涉农宣传工作整合于农村社区宣传之中。同时，要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媒体采取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作用、目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对文明新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经验等开展正面报道。与此同时，还应结合农村社区成员教育组织宣传活动。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农村社区网站，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交流各地社区建设经验，提高各方面人士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

5.提升社区功能，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在于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以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经济上逐步形成规模经营，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抵御市场风险；生活上加强联系，提高质量，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最重要的应该提升农村社区的功能。

首先要搭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平台，建立广泛的社区居民自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服务能力，包括生产服务、信息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三是要加强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要以文化中心户建设为依托，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推进农村社区文化事业发展，努力构建祥和、文明、生态的和谐社区，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使农村社区建设真正成为推进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梁树发.社会与社会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赵凌云.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张艳国“.社会生活共同体”论断的内涵与意义[J].学习月刊，2007，（23）.[4] 张艳国，王立京.农村社区：农民家园的崭新形态———湖北省宜城市桃花渡社区建设的启示[J].学习月刊，2008，（15）.[5]张艳国，胡盛仪.社区善治：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途径研究———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例[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6）.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大学生村官的领导力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大学生村官的领导力研究

摘要：大学生“村官”是“三农”工作的专业储备人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为农村基层班子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文化生活的提供了智力支持。选聘大学生担任村官，向落后的农村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全面探讨和剖析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并且选择从提升大学生村官领导力维度出发，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完善提出一种新的路径选择。笔者坚信这将对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战略性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大学生村官；领导力；新农村建设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实现科学、有效地应对日趋激化的“三农问题”的正确决策，是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我国在应对日益膨胀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出的一项具有长久战略性意义的新型国家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要求下，遵循一切从农村实际状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自身意愿，在新的生产环境、新的生活环境、新的政治环境、新的文化环境、新的经济技术环境中稳步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建设，从而使得农村自身内部矛盾、农村与城市矛盾得以最大限度地缓解。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性任务后，各地区面临的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众多，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人才短缺问题。鉴于此，中央及各省市依据实际需求，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

所谓大学生村官就是指到农村（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助理或者其他“两委”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或者往届大学毕业生[1]。这一创造性构想在付之于实践后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本文将全面探讨和剖析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并且选择从提升大学生村官领导力维度出发，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完善提出一种新的路径选择。

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过程研究

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5年至今，大学生村官制度已经经历了十六个年头。虽然中央和地方在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具体制定和实施细节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其本质要求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笔者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特点及预期效果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发展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萌芽与初步探索阶段（1995年--2002年）。最早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是江苏省丰县（丰县隶属江苏省徐州市）。早在1995年，江苏省丰县就开创性地实施了“雏鹰工程”：该县选聘毕业大学生到最基层工作生活，服务农村建设需要。1999年河北怀来县、浙江宁波市、海南省，2000年浙江慈溪市，2001年辽宁省，均出台了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村官制度明显地存在着要求低、辐射面窄、规模效应低、整体社会影响小的特点，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但其将大学生村官制度搬入到实际中来，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第二，扩大与全面普及阶段（2003年--2008年）。新世纪建设初 期，我国三农问题面临严重的国内外挑战，备受各界关注，大学生村官制度得到了高度认可和普遍推广。2003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开始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空降大学生村官到基层任职。2003年四川省广安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呼图壁县，2004年四川省宜宾市、云南省广南市等市县，也全面推进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这是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纲领性规划文件。同年，吉林省、上海市、江苏省、陕西省等多个省市地区也推出了较为全面的政策实施方案。截止2008年2月，我国共有28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启动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有17个省、市、自治区明确提出了要全面实现“村村有大学生村官”的愿景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初，全国共选聘培养了57876名大学生村官。此阶段，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从自身需要出发，科学制定大学生村官实施细则，放宽准入条件，严格挑选，保障有力地推进村官队伍建设，使得基层大学生干部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第三，长效与战略规划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国家教育部、国家财政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精神要求，从2008年起，将用五年的时间从毕业大学生中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问题，在这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正式提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这一要求明确了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定位，充分说明了中央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肯定。我们可以这样讲，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大学生村官新的、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大影响的建设阶段的开始。

二、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的成果研究

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工作，是国家为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推动新农村建设朝着高质量、大规模方向发展实施的一项人才引入机制。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能够证明，大学生村官制度对于农村建设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 [2]。而我们所讲的民主化其实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不稳定性因素的存在应该有其必然性。但我们又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对其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顺利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原则。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基层民主，不可能以牺牲稳定而获取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讲，稳定是基层民主的首要目标。在中国，基层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了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居民民主自治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选聘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其政策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大批的专业型、高素质、精英型人才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其农村发展的需要。当前发展的事实已经表明，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发展态势极为不佳，问题层迭。农民在自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建设问题较为复杂，例如，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低迷，农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实际年龄普遍偏大、知识落后、观念保守，在市场经济下适应能力较差，甚至在村民委员会内还存在着宗族主义、宗族家族矛盾、派系斗争等等。邓小平曾经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水平，给农村干部队伍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学生村官凭借其年纪轻、知识面宽、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强、市场经济适应能力高、文化层次高等优点，能够较高水平地领会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充分理解和诉答农民的理性要求，较高的法律认识和使用水平能够较好地实现民主建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民的政治生活有序开展，使农村的民主进程有序推动。这种民主意识的培养与锻炼必将对我国基层民主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二）、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尤为明显。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低，当城市地区的信息化和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主要依靠手工劳动；我国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城市地区的市场化呈现惊人的增长速度，但农村地区仍然以自给半自给经济为主，甚至出现抵制市场经济发展的现象；我国农村地区农业人口数量过大，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导致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等等。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基层任职，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缺陷。大学生村官拥有着较高的专业素养，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较为充分[3]。大学生村官能够从新的高度审视乡情民意，能够高起点、高标准地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规划，全面寻找适合乡情民意的经济发展出路。大学生村官能够运用其所掌握的新兴技术和市场信息破解农村、农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信息，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市场实现农产品的营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用管理现代工业的办法来管理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化、高质量、高收益[4]。这将有利地增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提升农村地区市场化的水平，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三）、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培育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文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要能够在新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文化观。笔者所理解的新农村文化应当包括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当是农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双提高，应当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求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将有力地改变我国农村地区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现状。大学生村官文化素质较高，部分村官还是法律、中文、管理等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对于国家法律法规、党的纪律条例、中外先进文化具有较高的掌握和识别能力。大学生村官们能够通过积极修建文化基础设施，提供文化公共服务，比如开办业余农业学校，设臵阅览室、活动室等，积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摆脱落后腐朽的社会习气，从而实现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5]。

（四）、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是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的新举措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特别是1999年进行高等教育扩招以后，高等教育已经从以精英教育为主转变为以大众教育为主，招生规模空前扩大，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加。舒尔茨所主张的人力资本理论表明，人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源泉[6]。这一理论观点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成为了人才的净输出地，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或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村人才都选择留在城市继续工作。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199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1.3%，农村就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0.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4.5%，文盲半文盲比例为22.25%[7]。农村地区人才流动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农村人口缺口困境越发明显，但短期内依靠农村自我培养急需人才却是不现实的，因此，对外寻求高素质人才也就成为了必要。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无疑是给农村和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双赢的平台。据统计数据反映，我国目前拥有将近27万个行政村，按照实施大学生村官的计划，考虑岗位合理流动因素，大学生村官制度为大学生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选择。同时，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也将有效地弥补农村地区人才紧俏的局面，使得农村人才缺口得以有效弥补。更为可观的是，伴随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完善，工作环境和待遇的改善，人才引入机制的完善，将会吸引更多、更有作为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这将有利于农村各项工作开展。

三、大学生村官制度理论设计与实际操作的缺陷研究

（一）、法律维度下的大学生村官制度自身合法性研究 我国在1998年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法律规定表明我国农村是拥有一定自治权的村民自治组织。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委员”。现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在选拔机制上明显与该法律条文相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村官的选派是行政部门依据行政村的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性委派，而不是通过村民的选举。行政机关所安排的村委会主任助理、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的合法性地位难以在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得到体现，多数的大学生村官的户籍与其落实工作的基层行政村之间无法对应，其村民身份无法确认等，这种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因素还有多种形式的存在。笔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法律前提并不完善，此制度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二）、政治维度下的大学生村官制度自身合法性研究 法律维度下的合法性主要考察其是否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冲突，而政治维度下的合法性主要探讨的是制度、法律、政府机构的来源，是民众对制度、法律、政府的认可程度。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具有明显的自治倾向，我们可以认定该组织形式是以外在于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国家政权对行政村的权力与义务应该限定于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在农村的终结[8]。从制度角度而言，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民以选举、建议、罢免等方式构建村委会并协同乡村行为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村民政治主体性意识薄弱，村民政治民主生活参与机制不完善，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其对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影响效果不明显。但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村民权利意识增强，选民资格平等化，村民委员会政治影响的溢出效益将进一步发挥，其外在于国家的自主私域而成为未成熟形态的市民社会的特征将得以显现[9]。当村委会具备了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时，不论这种市民社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我们必须考虑其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在我国，政府与社会显然是不具备对等性的，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不会考虑到民众的实际需求、认可程度，而单纯性地从该政策实施后是否有合理性，是否能够达到治理的目的出发。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制定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农民作为该制度的接受者、承担者，并不能够在该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相对于该制度的制定者而言，农民只能够作为被动的政策接受者。国家有关部门及各省市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过程中，往往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加强农村急需人才引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备了市民社会特征的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的合法性也就遭到了践踏。对于大学生村官而言，当面临这种合法性被忽视的现状时，他们工作的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给予他们的将会是排斥，原因很简单，单纯性地由政府部门进行委派而未能得到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大学生村官，其政治地位也就不合法，丧失了合法性。

（三）、经济学维度下大学生村官制度成本与收益关系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研究一种经济行为或一种经济现象时，往往将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主体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这就是经济学领域内著名的理性人假设。当笔者试图从这一视角分析大学生村官制度时，我们也发现了该制度设计的缺陷。

理性的经济人是利己的，他总是希望付出最少的成本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下面笔者尝试该制度中存在的成本收益问题。角度有两个，一是作为该制度制定和实施的主体，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另一个就是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践者，大学生。作为大学生村官制度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即政府，在推进一项政策制度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学生村官制度也不例外。毋庸臵疑的是，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在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和推动农村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按有关规定，大学生村官在任职期间的工资和福利都是由政府承担。按照现实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虽然各省份在财政上有所差距，但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水平相对于省内普通居民的收入还是处于较高水平，按照现有大学生村官数量保守推算，各级政府部门所应承担的大学生村官们的物质收益还是比较高的，各级政府部门必然会承担更大的财政压力。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大学生村官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成本付出：第一，自我财富的降低。大学生到基层行政村任职，虽有财政的全额拨款，但相对于谋求更高报酬职位的收益还是较低的。担任村官也就是说放弃了高薪职位，放弃了更高的劳动报酬，这在经济学上就是机会成本的降低。第二，未来职业发展的成本。我国实行大学生村官制度虽然已有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制度设计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各项配套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大学生村官在任职期满后的流出机制。我国大学生村官制度一般规定大学生的服务年限为三年，虽然在任期年限期满后，按照有关规定，大学生村官获得的就业优惠政策较为丰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大学生村官返回到城市进行后续性的择业，其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处境应该来讲比较尴尬。相对于那些直接选择在城市就业的同专业大学生，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必将为未来职业的发展付出成本。

（四）、心理学维度下大学生村官制度设计的缺陷研究 农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比于城市而言，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对 于大学生村官而言，无论是城市生源还是农村生源，对于农村普遍存在着抵触心理。农村生源的大学生通过自身的艰苦求学，经历层层选拔性考试考入大学，对于大学生自身以及大学生家长来说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当再次要求他们或希望他们主动回归农村时，他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来源其所生活的行政村，来自于自己的家庭等等，人们总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城市生源的大学生所承担的社会压力应该更多，来自于家人和周围社会的不解和猜疑定会严重造成城市生源大学生村官心理的波动和恐慌。当其面对农村工作和生活时，当初加入大学生村官队伍时的激情将会被大打折扣。农村的工作环境没有城市好，特别是由于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实践经验较少，部分村民与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的不信任，对其工作能力和个人威望的怀疑，将会造成村官和村干部与大学生村官直接的冲撞。农村的生活条件也会给城市大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农村地区缺乏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大型的消费场所，原本优越的生活环境的消失也会带来大学生村官心理的波动和恐慌。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和压力将会使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归属感变淡，认同和融入农村的可能性降低。

四、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现有路径综述

选聘大学生村官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经历了十七年特别是近几个年头的实践后，该项工程暴露出了较多的缺陷，前面笔者已经做出了一些分析。针对大学生村官在实施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该意见具体从大学生村官的定期选聘制度，岗位培训制度，配套保障制度，跟踪培养制度，正常交流制度，齐抓共管制度六个方面对大学生村官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对于保证和落实大学生村官的各个方面地待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0]。国内诸多专家学者也都提出了解决大学生村官制度缺陷的路径选择。

有的学者从法律的视角提出了要能够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关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法律法规。一是强调必须要加快立法的进程，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一部针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法律。该学者认为由于法律依据上的缺失，容易造成对大学生村官合法权益的侵害。虽然导向性的政策能够灵活适应客观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其缺乏法律所具有的必要的约束力和确定性；二是提出今后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非生源地大学生村官的权益问题，解决大学生村官身份的合法性问题，避免大学生村官所面临的尴尬境地[11]。

有的学者认为要想使大学生有主动的意愿到农村工作，关键在于选拔机制。目前实行的大学生村官选拔机制重点在于政治面貌、专业特长、综合素质，该学者认为还应当考虑到本土化原因，基层的意见等等，应当对这些要素也进行考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得大学生村官能够较快的进入角色，节省磨合成本，同时为人才的合理利用奠定基础，使得农村社会得到真正的实惠[12]。

有的学者提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学生村官服务农村的外部环境，改学者认为要想使大学生村官能够真心实意地到农村工作就必须要求媒体、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多方共同参与，共同支持，比如建立科研、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库、举办农村建设论坛、建立大学生工作村官创业基金等等，实现资金、信息、技术的顺畅流通，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拓宽渠道[13]。

有的学者认为弥补大学身村官制度缺陷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关键在于引入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兑现承诺的可操作性。这就是要求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有关承诺具体化，具有有操作性，确保政府的公信力，比如有些省份承诺如果工作期满后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3年合同期满后表现特别优秀者，可推荐免试入学的规定就十分具有操作性。第二，提高薪酬，与绩效进行挂钩。该学者认为由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标准高低参差不齐，他认为大学生村官的月基本工资应不低于上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对于进入村领导班子的大学生村官其工资水平可以高于上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0%，在大学生村官试用期期间，应按上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80%发放，有突出工作实绩的，可结合考核发放一定的奖金。第三，落实激励的各项措施。对于那些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工作成果突出的大学生村官，要能够在物质上奖励，保证其晋升的渠道的畅通。要能够预留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岗位给予大学生村官报考等等[14]。

但有的学者也认为当前所实施的部分激励机制不够健全，时常会 起到反激励的作用，容易造成大学生村官的“跳板”思想，比如考研加分，公务员选聘优先录取等等[15]。笔者认为建立的激励机制并不能因为存在制度实施上的缺陷而放弃，出现发反激励的现象并不能够人为的避免，激励机制的建立就是要能够给予被领导者以充足的期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多〃弗洛姆提出的期望理论认为，人们从事任何工作的行为倾向的强度个体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期望强度，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的吸引力，其可以用公式表达为：P（激励强度）=V（效价）〃E（期望值）。也就是说，要想使得激励达到预定的目标就必须，实现既定的强度，就必须给予被领导者以强烈的期望，必须引导被领导者对即将出现的结果持有较高的偏好程度和较好的价值期待。对于出现的反激励现象，我们只要坚持针对性原则、导向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的有机融合就能够最大限度的抑制。

一些专家学者还从大学生村官的培训机制入手，探讨通过对大学生村官的培训来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从高校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健全培训机构，高校要能够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人才培养的方式等技术手段着力培养能够事业能够农村实际需求的大学生村官[16]。笔者认为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转变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培养毕业大学生志愿和服务新农村建设理念的任务，科学、有效地引导优秀大学生到农村任职。这不仅能够缓解大学生到大城市就业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下人才失衡的状况，避免高素人才在大城市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农村又面临人才紧缺状态的尴尬，这将促进城乡人才结构合理发展。

五、提升领导力——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新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文笔者对于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现有路径的综述，我们不难发现，诸多专家学者往往想用制度的修订来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比如科学公正的选拔制度等。诚然，完善制度的重要性不容质疑，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较先进的制度并不能符合实际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认为的抵制。笔者尝试从提升大学生村官领导力的角度出发，依靠提升制度实施主体的内在素养而非单纯性的制度自身建设来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

（一）、对领导力内涵的界定研究 领导力在领导学这一门学科中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概念。但是对于领导力内涵的界定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领导力就可以直接理解为领导能力，认为领导能力的大小就是领导力强弱的判断标准，有的学者认为领导力就是领导者在履行领导者职能过程中影响和带动下属的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影响力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概念的界定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领导力的实际内涵。

笔者认为领导者拥有的领导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或者法律所赋予的职位权力，这是一种强制的、法定的权力表现，神圣不可侵犯；二是来源于领导者个人所拥有的自身魅力，是领导者宏观规划能力、微观协调能力、激励他人能力和影响他人能力的集合。所谓的宏观规划能力就是要求领导者要能够依据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客观外在环境，在充分收集信息的基础之上，对组织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阶段以及取得的战略成果进行规划，这种规划涉及时间跨度长、稳定性高，一般要求领导者必须要有整体的前瞻性眼光、系统的统筹和掌控能力等等；所谓的微观协调能力就是要求领导者要能够对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所要处理的具体事务作出正确的决策、严密的控制调整、有效地反馈总结等等，同时要求领导者要能够拥有和把握高超的实现个人合法合理利益、整合部门利益、丰富组织整体利益的技术能力，特别是要能够丰富组织的整体利益，在组织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化。这种能力需要领导者能够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素质、灵活多变的管理技能等等；所谓的激励他人的能力就是要求领导者要能够产生一种激发他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能力，通过满足被领导者的个人需求从而实现领导资源优化配臵的目标。这种激励他人的能力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导向：

1、坚持以针对性、有效性为前提导向。所谓的针对性就是指领导者所采用的激励种类、方法和措施要能够针对激励对象的客观实际和心理需要，对激励对象进行深入的差异性分析，要能够以被领导者在不同阶段的优势需要为激励内容；而有效性就是指保证领导激励的可靠有效，具有可操作性。

2、坚持以公平性、适度性为过程导向。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表明：人的工作动机和积极性，不仅受到所得绝对报酬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即自己的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较。因此，作为一名领导者，在激励的过程中要能够注意激励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公平性，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不断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注意奖惩分明。而适度性是指激励的程度要适当，激励的标准要科学。过度或者是不足的激励都会导致激励的效果达不到预定的目标，甚至产生反激励的想象，效果低下；所谓影响他人的能力，更多的是从领导者个人人格魅力出发，通过领导者提升和释放个人魅力，对被领导者实现柔性的领导，让被领导者从意识层面认可领导者，这种能力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领导者的工作绩效。工作绩效是影响他人能力的基础。领导者能够在其工作的岗位上为组织实现多大的绩效，带来多大的收益直接决定着领导者影响他人能力的大小。

2、领导者的专业知识。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够在其工作的领域内属于专家学者的高级知识分子，其知识专长能够影响组织的决策、发展等，这一类型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可。

3、良好的个人道德素养。道德素养是领导者的无形资产，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领导者都能够在被领导者面前树立大公无私、甘于奉献、平易近人、持礼待人的良好形象，这必然有利于领导力的提升。

应该来讲，领导力是多种力的集合：组织或者法律所赋予的职位权力属于强制力，而宏观规划能力、微观协调能力、激励他人能力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则属于非强制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前者属于最低层次的领导力，但是在组织中，最先赋予领导者的却是典型的以指示命令为基本运作方式的职位权力。而后者是前者更高层次的提升，特别是激励他人和影响他人的能力。美国著名的领导力学家F〃赫塞尔本在其《未来的领导》一文中提到：“在一个有效的组织中，人们必须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既要管理他人又要管理自己，既要在思想上作出决策又要在实际中作具体的工作” [17]，这也就对领导者发挥率先垂范和引导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非强制性权力产生的领导力折射出来的是一位领导者权威的强弱程度，这一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用自身的引导和示范来提升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同时，这一类型的领导者也能够营造宽松、和谐和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被领导者都能够被领导者的个人权威所折服，从而在意识上主动追随领导者。

大学生村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者，其所面临的工作环境较为复杂，对于初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工作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提升大学生领导力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所讲的提升大学生村官领导力就是要求大学生村官们要能够从自身出发，根据领导力的各个要素的要求综合分析和弥补自身缺漏，从而促使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成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二）、提升大学生村官领导力的途经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么将迎接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如何充分抓住发展的机遇，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努力提升大学生村官的领导力水平，消除各种制约领导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强化领导力的正效应，逐步使大学生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第一，营造优质的外部环境，为大学生村官领导力的提升提供有利条件

笔者这里所讲的外部环境包括了政治制度环境和文化知识环境两部分。

1、在政治制度环境的构建过程中，政府与行政村应该扮演主力军的角色。政府是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但是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所展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却阻碍了该制度实施的预期目标的实现。简单地将，就是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缺乏一种法治化、制度化的保障力量。自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以来，大学生村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至今未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明确，国家层面仍然未有一部针对大学生村官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的水平高低是直接影响领导力发挥的关键因素。“构成合法性权威的共同规范并非专门为关系双方所共有，而是为双方所属的更大群体或数去所共有”[18]，我们所讲的法律法规不仅具有协调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与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的作用，更多的则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与义务，规范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动和生活，维护者制度实施的有序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的顺畅。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各地区在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这就需要赋予实施主体以适当的自由实施权，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实施该制度。同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是要能够更多的考虑和有倾向性的照顾到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作，对于大学生村官在经济，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要能够予以最大限度的支持。行政村是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的对象和大学生村官的接受者，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相对比较封闭，具有典型的排外性，并不是极其乐意接受选聘的大学生村官，而且由于大学生村官普遍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处事能力不够，在大讲资历，讲个人权威的农村地区要想在短时间内树立起权威，投入到实际的领导工作中去还是有比较大的困难的。这就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能够加大大学生村官的帮扶，排除群众对大学生村官的歧视、排外现象，加强宣传大学生村官的正面形象，从而树立起在群众中的权威，为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的开展开拓道路。

2、在文化知识的构建过程中，高等院校需要承担起主力军的作用。高等院校是大学生村官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塑造的加工厂，是大学生村官领导力提升的动力来源。高等院校需要进一步改革教学体系，设臵培养大学生领导力的专业性课程，在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进行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特别是对于有志于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学生，更要进行强化培养。同时，高等院校还要做好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返校深造学习的工作，定期进行专业性的培训，理当建立专门的综合研究机构，凭借自身学术研究优势，解决大学生村官在任职期间的实际困难，做好实际的帮扶工作。也就是说高等院校必须要能够发挥让大学生村官“带着理论知识走，带着实际困难来，有知识必教，有要求必应，有困难必解”的功能。

前期的领导力培养着重在于课程教育，这种课程教育首先要能够保证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树立。高等院校要能够通过对学生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教育过程中，逐步将大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次，这种课程教育表现对大学生领导力的教育。高等院校演讲提高大学生的领导技能，培养复合式人才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目标。这种领导力教育要求高等院校要能够进行领导力教育课程的编制，其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点：（1）增强认识自我，持续性学习的意识；（2）统筹、协调、激励能力的锻炼；（3）战略、系统、创新思维的培养；（4）解决冲突、加强沟通、团队合作的锻炼；（5）学会批判、整合文化道德的能力；（6）校园社团和社区服务。[19]同时要能够对其培养的学生进行领导力教育的考核，这样能够使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拥有较高的领导力水平。清华大学在培养大学生领导力方面就是一种典范，他在课程教育环节中开设了《领导科学》、《创业领导力》、《大学生心理训练和潜能开发》、《大学生人际交往训练》、《社会工作案例研讨课》、《KAB创业基础》、《创业管理》等领导力课程，同时，该校还将《中国国情与发展》、《国际政治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危机管理》、《冲突管理》等作为必修的素质核心课程[20]，这样的课程设臵所培养的大学生将有较高的自知能力，培养了大学生领导的技能，服务的意识。这位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村官走向工作岗位，培养大学生领导力奠定了基础。

后期领导力的培养主要是从大学生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大学生村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了，特别是理论技术上的困难，惊醒有效的帮扶。高等院校可以一对口支援的形式进行重点扶持，对于新出现的理论，要能够帮助大学生村官深入地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对于技术上的难题可以通过设立科研项目予以重点攻关，充分发挥高等院校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对于从高等院校走出去的大学生村官来讲，大学是他们精神的一种归属，高等院校可以利用其特有的信息资源，为大学生村官们大间相互交流的平台，比如成立大学生村官联谊会，开办大学生村官网站，定期举办大学生村官工作经验交流会，使历届大学生村官们聚集在一起，创造和放大集聚、团体效应。

第二，提升个人道德素养，构建高尚的职业道德体系

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分工成为必然事实，社会分工也要求着各个职业领域必须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体系，比如师德、医德等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同样也应该有其道德规范体系。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要能够树立良好的个人道德形象，使被领导者从心里认同和接受，这样才能树立起自身的权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相反，倘若大学生村官个人道德低下，必将对领导力的形成和提升造成负效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也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能够加强自身道德建设，为建设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作为大学生村官，加强自身道德的道德建设内容包括了以下几点：

1、遵纪守法，崇尚法治；

2、言行一致，率先垂范；

3、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清正廉洁，艰苦奋斗。

第三，塑造大学生村官的核心价值理念，为提升大学生村官的领导力提供内涵动力

提升大学生村官的领导力，关键还是在于大学生村官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塑造、自我发展。这就需要大学生村官要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强化服务领导的理念。强制性的领导力更多地是突出职位权力和规章制度，其领导的方式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命令为主，官本位思想浓重，过分强调在权利上的绝对性、强制性压制。强化服务领导的理念是为了构建一种平等的领导关系，突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更多的有效沟通，使服务的理论内化为大学生村官的一种核心价值观。

2、强化协调领导的理念。这需要大学生村官要能够与自己的上级、村级负责人、村民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协调通道，要能够善于把握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以达到相互理解的良好局面，这样才能够在领导的过程中，维护行政村的稳定，为行政村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局面，同时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3、强化权利平等、地位平等的理念。大学生村官虽然来自于上级的选聘，拥有了政府部门赋予的职权，同时知识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干部、村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缺少足够的经验，难以迅速树立权威。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要能够充分尊重自己的上级，尊重自己的同事，尊重村民，以平等的姿态与村民、干部和谐相处，杜绝一切高高在上，大包大揽现象的发生，将权利崇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实现良性互动的局面。也只有开拓良性的局面，才能使村民从心理上认可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大学生村官还必须与村级干部搭配工作好，使集体领导内化为一种工作价值理念，使领导活动更加系统化、团队化、组织化，切记出现包办一切的现象。

4、强化个性化领导的理念。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式也对大学生村官提出了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经济利益多元化、思维方式市场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用原先千篇一律的领导方法实现对被领导者的领导，显然不适宜时代的需要。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突破思想束缚，充分解放思想，学习国内外先进领导方法，实现自我领导方式的个性化，新的科学的的领导方式也会给村民带来新鲜感，使领导活动更容易被村民接受，从而达到预期的组织目标。

5、强化学习的理念。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就提出要通过个人与组织的学习，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发展，同时这样也能够使个人与组织通过学习，得到共同进步。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知识化的社会，信息容量空前发展，知识的更新速度飞速，大学生村官虽然来自于高等院校，知识结构较为先进，但也不能适应知识的发展变化需求。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要加强理论学习，保持对新事物和新变化的适应能力，善于用新的事务和变化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构建学习型个人，从而使领导力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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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和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宗教问题研究

和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宗教问题研究

——对湘潭县农村宗教信仰的调查与思考

王洪斌

根据我们对湘潭县农村人口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湘潭县农村人口大约116万，其中有宗教信仰或者有宗教信仰倾向的人口约为12万，宗教信仰者占人口的比例为10.34%，可见农民信徒数量上还是比较大的，宗教在农村的传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对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构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农村宗教现象的存在和影响，要积极妥善处理好农村中的宗教问题，维护好广大教徒的利益，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要以党的宗教政策为指导，支持和引导农村宗教发展与和谐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相适应，引导教徒服务和谐新农村建设，保持农村的稳定和谐，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村地区宗教的管理，把农村地区宗教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严厉打击非法宗教、伪宗教在农村地区的传播。

一、湘潭县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现状及特点

(一)湘潭县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现状

湘潭县地处湖南中部，位于湖南省“五区一廊”战略要冲，辖7个乡，15个镇，总面积2512平方公里，总人口116万人，湘潭县以汉族为主，26个少数民族零星杂居。笔者从湘潭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了解到，湘潭县面前有各类信徒大约12万人，宗教信仰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34%，教徒主要分布在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中，在五大宗教中，湘潭县农村佛教信教场所24处，教徒大约6万人，道教宗教场所15处，教徒5万人，基督教宗教场所13处，教徒600余人，天主教只有宗教场所1处，地处易俗河麦子石，教徒不足百人，湘潭县农村中还有民间宗教信仰场所5处，但信仰者不是很固定，人数很难统计，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湘潭县农村教徒主要集中在与佛教和道教，不仅教徒人数占主要部分，而且宗教场所也相对较多，外来宗教在湘潭县农村地区并不是很流行，影响不大。另外根据我们调研得知湘潭县农村教徒主要是以55岁以上的妇女为主，而成年男子相对较少，文化水平整体偏低。

（二）湘潭县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特点

1、湘潭县农村宗教信徒中佛教、道教信徒占绝大多，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占的比重较少。湘潭地处湖南中部，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时期，两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来湘潭碧泉书堂讲学，开创湖湘学派，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可见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乡民，与佛、道有着文化上的内在关联，因此湘潭县佛教、道教十分流行与繁荣，佛道两家信徒占到91%以上。相反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湘潭地区的传入时间晚，主要是在清代之后传入，在文化上的异质性与无关联性，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比较小，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传播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湘潭市区，对农村的影响甚少，宗教场所少、信徒也较少。

2、信徒中以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为主，文化水平偏低。在信徒的性别、年龄构成上来看，湘潭县农村中宗教信徒主要是以老人为主，信徒年龄一般在55岁以上；从性别构成上来看，主要是以妇女为主，男性较少；从性别年龄两个维度上看老年妇女占到整个信仰者的85%以上，从文化构成来看，信仰者文化水平大部分在初中文化及以下。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年轻人、中年人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即使极少数在家务农的也是家庭的支柱，忙于农事和打短

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和搞好经济上，而大部分老年妇女在家帮忙照顾孙辈，已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适合农村老年人的休闲方式比较少，闲暇之余他们一方面精神空虚，同时抱着很强的为家庭祈福、保平安等功利主义目的就去信仰宗教。

3、信徒的价值取向有着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

在广大农民的宗教信仰中体现着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信教群众信仰宗教的目的方面。据调查大部分农民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境界，坚持什么主张，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具体问题。在农村的信众中，功利主义主要表现在卜卦寻医、生儿传宗、抽签决疑、托福谋利、弥难消灾、问学保考、征婚觅友、延年益寿等等。不言而喻，这种趋利致用的功利心理可以说构成了当前农村宗教活动存在和广为流传的基础，农民信奉神是途径，关心切身利益是目标。[1]

4、宗教信仰和宗教迷信杂糅。由于宗教和迷信都是有神论，他们之间有联系，但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宗教有依法成立的组织，依法进行管理，开展规范的宗教活动，而迷信是指以一种狂迷和狂妄的态度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对之顶礼膜拜，从而形成痴迷和盲信，其活动方式是利用骗术、巫术来编造所谓“神迹奇事”，通过鼓吹所谓“神力”来达到功利的目的，其组织形式多为非法结社或秘密结社。但由于大部分农民，特别是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低，宗教和迷信在村民那里并没有明显的其别，宗教和迷信这两种观念并存于他们的头脑之中，纠缠不清。只要认为对他们有用的，他们就信，因此他们即信仰宗教，也迷信鬼神。

二、宗教在湘潭县农村地区传播的原因

1、宗教传统的影响。湘潭县内宗教传统源远流长，易俗河牛头岭、九华等地一些出土文物证明，湘潭县自商周时代起即开始用青铜器饮酒、祀神。湘潭县自晋代起即有仙真道人的活动。晋时，有彭、何二道人修道于县西南广林桥。光绪《湘潭县志》记载：“彭何者，皆晋时道人也，失其名，尝炼药栖真观，后仙去。因即二姓以号观，至今丹灶不坏。及元末而赵、陈二人来居之，亦皆羽化。”[2]在历史上湘潭县宗教场所较多，例如仅道教的宫观庙殿就颇多，自晋以来，兴建于唐宋，特别是明清两代增建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湘潭县城郊（含今湘潭市）和沿江一带即有宫观寺庙八十多处，乡间一百五十多处，合计二百三十多处。佛教也在晋代传入湘潭，光绪《湘潭县志·佛寺表》所记佛寺共有214座，其中注明了兴建时期的有：唐代2座；宋代2座；明代5座；清代11座。其余年代不详。可见当时湘潭县的佛教之兴旺。该表前言亦云：“县至前明时，士民多造寺。”[3]但由于近代革命的影响特别是文革期间，宗教信仰被禁止，大量宗教场所亦被破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传入湘潭，宗教传播的历史也教早，但湘潭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地处内地，与外地相对隔绝与封闭，外来宗教在本地影响较小，例如至民国时期，进行宗教调查时，清真寺只有有回民十九人[4]。改革开放后，党贯彻宗教信仰政策，各类宗教组织和团体得到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证，各类宗教教徒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佛教和道教。

2、农村基层组织职能不能有效行使、社会组织缺失。十一届三种全会后，党非常重视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成效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和成员文化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偏低，对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不太了解，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上，要么放任自流，要么采取强行压制的办法，按照湖南人的说法就是霸蛮。二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和成员因为待遇过低，工作积极性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很难做到为民办实事，谋福利，带领村民建设新农村，个别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甚至损公肥私，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村民在万不得已得情况下，一般有事不找村干部。三是大部分农村经济建设还存在差距，乡村的财政十分有限，条件稍微好的村也把有限的钱投入到村公路建设、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上，很难有财力用在文化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由于多年来乡村文化教育的滞后和由此造成的乡村民众科学知识的贫乏，以及人们长期以来

对命运的非理性理解，致使这些农民群众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不能理解的社会现象或者不能解决的心理问题时，最容易与具有深厚传统、且最有吸引力的民间宗教信仰产生共鸣。

3、宗教自身有适应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宗教在农村的相对长时期里存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现代新农村建设方面也发挥着其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宗教自身有适应农村和农民的要求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部分宗教理论都有劝导人向善、互相帮助的方面，农民参加一个宗教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组织上的归属感。二是部分宗教组织积极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例如基督教教徒捐资办学在当地农民中形成很好的形象，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时，各种宗教组织捐钱捐物，能够帮助部分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三是大部分宗教与民俗民风结合起来，增加了宗教的吸引力。例如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中元节”，民间祭奠祖先之魂的日子，也是道教与佛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乡村几乎家家户户要准备极为丰盛的酒肉祭品，祭拜祖先及阴间鬼魂，企望“普渡”众生与亡灵。

4、农村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在新时期推动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是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近年来，党和国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如通过免除农业税、减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粮食直补等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另外通过新农村建设，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村的交通、水利、生活设施状况，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但湘潭地处中部地区，大部分农民收入水平还不高，还有部分农民生活很困难，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农村已成为老龄型社会，而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养老负担沉重，使得生活富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我国早就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总体上处于过渡阶段，以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养老保险为主，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三项主要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资金筹集渠道不完善、不稳定，同时覆盖率低的问题，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很难及时得到保障机制的救济。

三、湘潭县农村宗教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一）湘潭县农村宗教信仰存在的问题

1、存在部分打着宗教旗号行封建迷信之实的诈骗行为。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地方存在着村民所谓的“神”“仙”，这些人能够通过抽签问卦、看生辰八字等手段，预知凶兆、福祸，更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当村民遇到疑难杂症时不是积极去正规医院治疗，而是去求“神仙”指点，喝圣（仙）水吃圣（仙）（丹或者药）；当人生遇到坎坷不顺心时，去求神保佑消灾解难，而不主动积极想办法奋斗拼搏，这些迷信行为在很多村民那里和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相信不已，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A村的村民对A村本村的“神仙”一般不相信，认为这个是骗人的，但他们对B村的“神仙”认为值得信任，这种舍近求远的信奉现象很值得耐人寻思。部分打着宗教旗号行封建迷信之实的诈骗行为不仅骗取村民的钱财，而且有时候甚至危害到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了人的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麻痹了人的意志，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持久的影响。

2、农村宗教教徒法治观念相对薄弱。这一现象基本上与村民的整体法治素质和观念是一致的。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任何人参加、从事宗教活动，必须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所了解和把握，一切活动都必须在遵守宪法、法律和根据宪法法律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根据我们的调研，农民对与宗教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了解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对宗教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上，比较了解、了解的的只占10%，了解一点的占到35%，基本不了解的占到55%；二是在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了解上，一般都了解或者听说过，但认识比较模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内涵不甚清楚，少部分教徒认为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的私事，政府不应该干涉，甚至还有少部分教徒认为可以任意地进行传教布道等宗教活动；三是在对共产党党员能否信仰宗教的认识上，50%的农民认为党员不能信仰宗教，35%的农民不清楚入党后是否能够信仰宗教或者不清楚信教和入党是否冲突；四

是在对宗教和法律的关系把握上，80%的村民认为宗教活动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20%的村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意味着是个人的私事，与法律无关；五是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选择上，信教教徒有近95%选择合法的较有影响力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来这些地方求神灵验，效果好。六是很难分清宗教、迷信、邪教之间的区别，即使知道有人打着宗教的幌子骗取钱财，有邪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部分村民会选择沉默。从以上的调查结果看，大部分村民对法律和相关宗教政策不是十分了解。因而使村民容易成为非法宗教传播的受众，甚至成为非法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二）湘潭县农村宗教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农村宗教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宗教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和发展也对新农村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1、对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湘潭县农民的宗教信仰杂糅着封建迷信，信教农民往往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求神赐福,而不是主动的学习、运用先进科技,采用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来谋得发展，宗教思想盛行也不利于农民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的传播。此外宗教活动会消耗有限的资金，有些教徒本来就不富裕甚至经济很困难，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修建宗教场所、购买香火等上面，不利于增加农业上的投入。

2、对新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

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传统美德和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村的传播,构建农村的繁荣与和谐。宗教思想的传播和兴盛,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显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宗教毕竟是有神论，与科学思维方式是相悖的，农民沉迷于宗教,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难以开展,科学文化素质就难以得到提高,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也无从谈起,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难以实施。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宗教与迷信的界限较难认清,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盲从性,这就给邪教、非法宗教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信仰宗教也使农民的思想停留在有神论的层次上,一些迷信、离奇的说法容易流传,民俗中的一些糟粕成分会重新流行,这就影响移风易俗工作的进行。

3、对农村自治产生的影响

多数宗教活动都有其自身规则,一般定期开展活动,并常年坚持,组织也很严密,影响很大,每逢大的聚会、活动,能吸引周围数村的信徒参加,规模十分宏大。与此相反,有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却活力不足，活动形式呆板单一，甚至个别的干部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不关心群众疾苦，缺少带领广大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能力和魄力。于是宗教信徒们遇到难题,首先想到的是神和宗教团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已经疏远或者不信赖农村基层组织，基层组织难以开展工作,推进新农村建设必然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四、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针对农村宗教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利用宗教文化资源，加速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湘潭县由于历史上宗教传统源远流长，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湘潭县拥有湘潭市首家宗教文化旅游示范点五龙山大杰寺，此外还有金霞山龙兴寺、晓霞山中林寺、茶恩寺风景区、仙女山龙安寺等众多的宗教文化旅游地，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湘潭县宗教文化的资源优势，要把宗教文化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重点扶持，把各类宗教场所特别是传承几百年、上千年的宗教圣地打造成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推动新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是新时期推动宗教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湘潭县相关部门应该高起点规划，把境内的宗教文化场所与湘潭县境内的自然风光景点、文化资源景点例如彭德怀故居、晓霞山风景区、齐白石故居等景点打造成有影响的有特色的固定的旅游线路，吸引各类大量旅客前往游玩、祈福、观光，推动这些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2、引导宗教社会功能，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目标。

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稳定的建设环境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团结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广大农民，同心同德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能。要向广大教徒宣传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使广大教徒进一步增强责任性和自觉性，积极投身到建设新农村建设中来，宗教教徒中有部分人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文化水，要引导他们带领广大群众致富。宗教教义的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共同的道德要求,符合人性对亲情、友爱、正义、公正、德性等等的心理需求,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相适应的。要积极引导广大教徒多做服务社会、服务农民的事情，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发挥宗教教化功能不仅有利于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也有利于协调农村人际关系。

3、加强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推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建设新农村,不仅要抓产生促发展，改观农村的旧面貌（村舍）,还必须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首先必须加大投入，着力兴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之类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加强农村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其次要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农民乐意参加的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调研中我们得知，参加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的志愿者们把广场舞推广到湘潭县的农村，受到了村民的广泛的欢迎和喜爱，取得了良好效果，可见在农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创新方式，从本地实际出发。

4、提升基层组织效能，完善新农村的组织制度建设。

基层政权组织和农村组织要从实际出发,从满足农民各种需要出发,注意工作方法,改变工作态度,做到以人为本,下力气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题,使农民得到实惠。推广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的实施，保证至少一村一个大学生干部，大学生村官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理论政策水平，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思维意识，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们的到来有利于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提升农村干部带领村民建设新农村的业务能力。此外还要对其他村干部进行专门教育,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作风，同时应重视抓好对党员干部的宗教政育,提高他们对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改变对宗教工作不想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状况。加强农村党的工作,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通过发挥党员范作用,带动群众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有科学思维和意识得到普及，宗教意识才会逐步从人的头脑中褪去。

5、加强对农村宗教事务的管理，确保新农村建设的和谐环境。

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受法律保护，但“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和活动，必须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5] 一是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树立法治观念，如果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和法治观念，在实践活动就很难有正确的行为，所以要加强对村民的法治教育，使其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懂得哪些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合法的，哪些是法律禁止的、非法的。二是对信教村民正常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和支持，充分尊重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允许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或者违法的方式去禁止村民接触和信仰宗教，要保护好信教村民的合法权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支持宗教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维护，为村民的宗教信仰提供条件。三是对各种势力利用宗教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制止和打击。在一定条件下，宗教极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6]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宗教渗透活动决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国际上反动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破坏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要教育广大村民增强识别能力，针对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无法分辨、认识正当宗教与封建迷信、邪教以及非法宗教活动之间区别的状况,村民自治组织要加强对本村村民的宣传教育。任何时候都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旗帜鲜明地抵制非法宗教不可告人的目的，切实维护好农村地区的稳定与和

谐。

引文：

[1] 肖良.当前农村宗教活动的特点分析[J].城乡建设，2008,3:300.[2] 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光绪刊湘潭县志[M].1986:48。

[3]《湘潭县志》卷7《礼典》，光绪十五年刻本。

[4]《湖南年鉴》之《湖南宗教调查表·湘潭部分》，民国二十二年。

[5]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385-386

[6] 黄铸.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若干问题[EB/OL].人民网，2002-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