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主要历程与基本经验-迟全华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主要历程与基本经验-迟全华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主要历程与基本经

验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6月24日11:20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党的事业为轴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党内民主为价值取向，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吸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制度建设就是将党的相关理论化作具体规则，或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组织运作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党的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制度，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逐步规范党员和组织行为，使之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动和各级组织规范运行的过程。

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均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在9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进程中，我们党不仅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党的制度体系，而且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回顾我们党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和规律，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有效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主要历程

一、从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我们党开始了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制定和逐步完善了党的章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以及党的领导、活动、纪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其后党的制度建设进入曲折发展的新阶段。遵义会议使党的制度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更加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党的制度建设工作，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1942年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使党的制度建设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1948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随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并作出了相应的制度规定。

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从制度上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深化对党的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随着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及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的重大变化，党在基本沿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基础上，对自身制度建设与党对国家等领导制度上进行创新。建立并完善了党对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初步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八大”总结执政党的经验，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把民主集中制推广到国家的政权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改进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初步构建了干部制度，并加强了党的监督制度建设。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提到新的高度，确立了制度建党的理念，建构了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体系框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为党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第二，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第三，建立健全党中央工作制度。制定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试行》。第四，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出了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的十二大通过了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决定。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实现干部年轻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五，健全党的生活制度。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六，恢复和加强了纪检监察制度建设。第七，提出了探索靠改革和制度建党的新路。提出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重大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制度建党的思想，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的阶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继承邓小平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又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全面推进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把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新的阶段。第一，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江泽民强调：“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第二，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江泽民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共中央颁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新阶段。随后中央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四，规范民主生活会。党的一系列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县以上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普遍提高。第五，严肃党的纪律。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纪委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规定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应遵守的六条准则。第六，建立健全党员管理制度。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等，以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

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党的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形势，坚持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党的制度。第一，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立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权威地位，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保障党代表和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第二，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党的“十六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第三，强化了领导班子考评制度。中组部下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第四，完善了党员权利保障制度。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五，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第六，中共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纪委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基本经验

回顾9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不仅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党的制度体系，而且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党的事业为轴心，将治党治国理政统一起来，不断推进执政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总结我们党90年发展历程得出的基本经验之一，就在于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也就是说，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就能保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使党始终成为党的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将围绕着党的事业这个轴心来展开的好做法用制度固定下来，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新时期新阶段，只有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制度建设，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保证。

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将治党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永葆生机。而要有效地治党、治国、理政，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必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深刻归纳，反映了我们党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反映了我们党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的高度自觉。只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我们党才能更加有效地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在推进党的事业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要切实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落实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中去，不断推进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更大的胜利。

第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将党的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9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党的制度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思想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就会迷失方向，而思想建设的经常性和成果则要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和巩固；党的组织建设是制度建设继续完善的实践环节，制度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依托；党的作风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外化，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支柱，只有不断健全党的各项制度，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腐倡廉建设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保障，只有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同腐败行为、不正之风等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制度的保障。因而，必须以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把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结合起来，统一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逐步探索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之一。

新时期新阶段，在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要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提升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在党的思想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它的经常性和它的成果；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保证党员队伍的素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扶持党内优良作风，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强健党的肌体，有效防止腐败发生；在党的领导工作中，要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它的正确、稳定和有效。总之，制度建设，必须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所深刻阐述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因而，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第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党内民主为价值取向，保证各项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党90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理论能指导制度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错误的理论将导致制度建设误入歧途。因而，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用以更好地指导党的制度建设，更好地规范全党的行动。

自建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制度建设是以高度集中为价值取向的，因而很多制度突出地强调组织本位与高度集中；全国执政以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加之外部势力对新中国的围堵封锁，党面临着巩固政权的繁重任务，基本沿袭了战争年代的制度，长时期未能推进党内民主及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个缓慢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党中央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而，按照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总要求，把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具体制度放到时代与实践发展要求的层面加以审视，以党内民主为价值取向，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本位，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不断完善党的制度、机制与领导体制，有利于新时期新阶段全党更好地集中统一。基于此，按照正确的价值取向，不断扩大制度建设中的民主参与，与时俱进地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使各项制度更好地规范党员行动并逐步内化为全体党员的自觉行动，以有利于全党更好地集中统一，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不可忽略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具有整体观念，使党的制度体系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绩效。

9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实践表明，单项制度，可以发挥某一方面的效用；而综合制度方能发挥整体效用。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需立足于系统论的角度。党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依据，构成了一个制度群，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从内容来说，主要有党的领导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等，具体又可分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及党的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党内统计制度等等。从类别来分，党的制度主要分为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实体性制度一般规定“是什么”的问题；程序性制度一般规定“如何做”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整体上看，党的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类制度以至于每一项制度都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各项制度往往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如果一项制度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这项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地贯彻执行。所以，在加强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制度的系统性。加强党内各具体制度之间在时空与内容上的协调，在新老制度交替时要搞好内容、范围与效力上的衔接，同时，各制度条文在内涵上要协调统一，不能互相矛盾。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突出党章的统领地位，系统构建党的制度体系，不能仅停留在面上，不能仅强调实体性制度，更要有严格的程序和实施保障的严密措施，使制度本身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此强化制度的强制力、约束力、执行力。因而，从系统论的角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促使党的制度体系成为有机整体，立体式、全方位巩固党的建设，惟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绩效。

第五，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并以制度为准绳规范人的行为，严肃责任追究，在制度治党、制度管人中树立制度权威。

回顾党90年的奋斗历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制度建设中重视人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在政党实践和政党处理社会诸种关系中逐步产生出来的。制度具有滞后性，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要重视人的作用，人始终是制度的能动主体，人在遵守制度的同时又以自身的实践创新着制度。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人与制度必须有机结合，切实维护正式制度，与潜规则作坚决的斗争。“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以制度为准绳规范全体党员的行为，使全党能达到集中统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制度，严格区分责任，严肃责任追究，否则制度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而，权威性是保证制度有效落实的关键所在。树立制度权威，要大力改进领导体制，对一些不尽合理、完善的党的制度，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加以推进；要逐步完善各项制度，切实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增强可行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绩效。此外，还要不断完善党的制度的运行、监督、惩戒机制，保证党的各项制度具备应有的效力。“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一整套制度，并运用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教育等手段来保障这套制度能够得到严格遵守。”同时，必须建立一套具体明确、便于执行操作的惩处法规，明确违规违制行为惩戒措施，确保制度具有足够的约束力、威慑力。“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法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约行为都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惟其如此，才能使制度权威真正树立起来。

第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和借鉴其他政党的经验，有助于提升制度创新水平，节约制度创制成本，党的制度建设90年的历程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必须以开阔的胸襟、宽广的眼界来看待人类创造的制度文明成果。制度文明在整个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度建设的结果，又通过制度建设及其过程体现。纵观人类发展历程，制度文明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文明保证人类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按照规范的轨道前行，在人类实践不断深入中，人类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制度体系也日益完善。它的进步具有时代的更替性。在制度文明中，政治文明居于重要的位置。政治文明是指国家政治制度的进步状态，它的发展程度主要通过不同时期社会统治者或国家管理者对于国家的性质、职能、目的、组织形式及治国方略等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来体现，它是随同制度文明以及整个人类文明一起发展起来的。从制度文明的演进历程看，制度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具有共享性和可资借鉴性。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对我们党有用的东西，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中，制度建设问题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它关系到执政党整体利益和战略目的的实现状况，甚至关系到执政党政权运作的相对稳定状况。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要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认识逐步加深。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内在地要求我们党必须不断研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我们的国情、党情，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开拓党的制度建设的眼界，拓宽党的制度建设的思路，丰富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实践中，借鉴不等于照搬。吸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人类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是我们党加强制度建设所遵循的一条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9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相统一，逐步建立起一套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相适应、与国家制度相衔接的党的制度体系，推进了党的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进一步探索党的制度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持续创新和丰富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不断提升我们党执政科学化水平。

【执笔：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迟全华 陈华兴 黄宇】来源《浙江日报》)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从历次党章的修改看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从历次党章的修改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近九十多年间，历经十三次修改，共产生过十四部党章，而每一部党章的产生，每一次条文的改动，都曾经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因为，对党内，它是团结和统一的法权基础；对党外，它是人们判断共产党理念和实践活动的主要根据。这十四部渗透着历史烟云的党章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的全部过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后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民主革命的28年（1921-1949）（2）执政后的头29年（1949-1978）（3）改革开放的32年（1978-2010）。我将从这三个阶段内党章的制定和修改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一、民主革命的28年（1921-1949）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1919年5月－1923年5月）。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 》。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确定了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目标，明确了党的发展方向。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章，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党的最高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开始了崭新的一页。三大修正党章基本是二大党章原来的结构的内容，只是个别条文的改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的几年里，我党先驱们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实践着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率领工人群众。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在这段时期，我党先驱们不畏艰险领导了许多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工人阶级争得了许多利益，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够壮大，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反扑，制造了 “二七惨案”等一系列惨案，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仅靠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想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６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为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这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四大修正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从四大开始对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改称为“书记”。五大修正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在我们党的根本法规上，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可以说“五大”党章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原则。

大革命期间我党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大革命失败。从中我党深刻总结教训，总结了两条经验：

1、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在革命后期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政策，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方法来维持国共合作。

2、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妥协退让只会断送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对军事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为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①

（三）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8年六大党章较以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主要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对我党的打击较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武装起义的结果，所以我党充分认识到了武装的重要性，在苏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革命。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但我六大党章中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忽视了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我国城市敌人的势力比较强大，取得胜利难度比较大，所以许多起义因为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建立从村革命根据地，实行从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的策略。从此革命根据地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土地革命使广大贫困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我党的阶级基础得到壮大。并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对我党的不切实际的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国的革命险些遭到断送。苏俄经验在我国的失败为我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打下了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8月-1949年9）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争的需要我党继续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从1928年6月18日的“六大”开始到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延安的召开，长达17年的时间才召开下一次党代会。在此期间我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去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七大”，制定了七大党章。七大党章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拥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党章发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每一个党员“一切活动的准则”。总纲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的斗争经验，以简洁的文字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

第二，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

第四，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的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１９４５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１９４３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二、执政后的头29年（1949-1978）

（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上半年，全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形势与七大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商讨新形势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实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６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做出了许多新规定，强调在执政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针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此外，八大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如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八大党章还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进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据新党章的阐述建立起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并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

1、开展国家的五年规划，并超额完成了“一五”和“二五”的生产任务。

2、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监察部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3、加强通统一战线的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八大党章是继七大党章之后又一部把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同建党实践紧密结合，指导党的建设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它符合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另一方面，又符合党的实际情况。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8）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1973年，十大召开。受十年文革影响，在九大体现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方针。阶级斗争被无限放大，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被取消，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在九大党章中，甚至写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之类的内容，否定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接班人的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党章部分恢复了八大党章的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十一大党章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经验：

1.国家发展的纲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认清当前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3.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突出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尤其个人专断，这对今后党的制度建设有相当重要的教训意义。

4.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遵循客观实际，不要认为谁掌握了“真理”，谁永远就是正确的。因此，要时时遵循客观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发扬马克思主义，反对经验主义。

三、改革开放的32年（1978-2010）

（一）文革后思想的拨乱反正——十二大党章。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章。十二大党章以八大党章为基础，从根本上去除了九大、十大的错误理论，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二大党章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二大党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十二

大党章摆脱了“九大”、“十大”个人崇拜的错误观点，给出“毛泽东思想”科学的定义，这是十二大党章重要的贡献。另外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重大成果正式确定下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始出现。可以说十二大党章是党的建设史上最完备的一个党章，以后历次党章的修改都是在十二大党章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历史地是十分重要的。

（二）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十三大--十六大的党章修正

相比十二大党章，十三大党章修正没有太多变化，主要对十个条款的部分条文内容进行修改。1992年十四大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党章修正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入党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了党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四大党章为今后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997年9月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

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同时党章也对邓小平理论有了明确的定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形成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宏伟大业的行动指南。

（三）21世纪美丽开端——十六大和十七大

十五大召开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十六大在京胜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党章修正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增入党章。新的党章还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谐”一词也被历史性地写入党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们的党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必将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党的十七大代表们认为，２５年间，每一次党章修改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品质。体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四、总结

党章，是一个政党公开树立的旗帜，表达出全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全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正是顺应全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32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共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新华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282.htm

第三篇：全x2014年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会主持词 2

全2014年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会

主持词

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经xx委、政府同意，今天我们召开2013年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工作总结及2014年工作安排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2013年工作和全面安排部署2014年工作。

首先，我介绍出席会议的领导：分管我们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工作的xxx，联系我们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工作的人大常委xxx副主任、政协xxx副主席，以及13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分管领导，城乡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改委、教育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审计局、林业局等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县市城乡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管局、全xx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负责同志，共100余人参加了今天的会议。

今天会议主要有四项议程：一是听取城乡规划局的工作报告；二是听取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报告；三是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签订2014的工作目标责任状；四是领导讲话。

下面我们依次进行，请同志们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认真领会精神抓好落实：

会议进行第一项，请城乡规划局局长xxx同志作全城乡规划工作报告。

......会议进行第二项，请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xxx同志作全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报告。

......会议进行第三项，请xxx代表人民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签订《黔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2014年目标责任书》。

签订顺序：1、2、3、4、。

......会议进行第四项，请政府xxx领导作重要讲话。请大家欢迎。

......各位领导、同志们：刚才xxx领导就我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作了重要讲话，xxx局长和xxx局长分别就2014年全住房和城乡建设与规划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人民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签订了2014年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请大家下来一并抓好落实。各县（市、区）会后要抓紧落实此次会议的精神，特别是要细化分解目标任务，采取措施，切实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开拓奋进，攻坚克难、大胆实践，迎难而上，全力推进我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全城镇化步伐，为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第四篇：地方人大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30年光辉历程与启示

30年来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新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不断创造条件实现人大的制度权威。

1.法律文本赋予地方人大重要地位和职能，但实践中人大职能地位实现程度受制于极其复杂的因素。要从“文本—现实”坐标定位地方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30年来，地方法制建设在不断推进，地方人大也在不

断创新。但是，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文本上的制度设计和现实中的制度运行总是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应该担负宪法法律规定的诸多重要职权，但如果仅从理论逻辑或法律条文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过于理想化的，而现实中人大职能的行使却又很不理想。如何恰切地认识和把握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从30年乃至50年制度建设的实践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置于文本与现实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既从理论层面思考，又从实践层面观察，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地方人大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方位[1]。

国家政权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必然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法律上赋予地方人大诸多重要职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也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但是，实践中地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实现程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某一职权的行使程度、行使方式、行使的绩效，受制于体制的、机制的、观念的，甚至经济的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党政关系法治化的程度、特定时期党的政策主张等，对其影响更直接；有的时候与权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以至作风、威望等也有很大关系。突发的社会和政治**，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对局势的主流判断，从而影响到人大制度的建设发展。如果对政治发展进程和制度变革的节奏难以自如把控，可能引起某种既定平衡以至政治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使行动者（包括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会单纯追求抽象的理念或强调落实法律文本之规定，而更倾向于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由是观之，地方人大的某些文本权能，在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现实中依然受到很大制约[2]。

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地方人大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就是不仅要坚定地方人大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也要理解人大制度前进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人大制度建设既得符合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也得考虑其现实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清晰认识人大工作和人大制度建设中哪些是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的，哪些是需要继续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的，哪些是超越现实许可暂时无法做到的，从而使地方人大的探索创新更有成效，更能发挥出它的价值[3]。

2.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和效果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区别，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地方人大建设有待进一步稳定化和法制化。

正因为人大职能实现程度受制于复杂的因素，所以地方人大各项职能的行使在实践中并不平衡，有的职能如立法权行使得相对充分，有的职能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事实上存在很大的伸缩性，有的职能如监督权的许多规定能否落实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而非人大自身原因，甚至有的职能被长期搁置在文本中或仅限于形式上行使。很大程度上，地方人大制度创新能否产生理想绩效，与经济社会条件成熟度相关。如果不能产生预想的绩效，可能意味着不甚符合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如果地方人大进行的创新产生了预想的绩效，必定是某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相对成熟。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人大创造出的那些监督方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制度“创新”大都回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而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以外的方式，回避“刚性”的监督手段而采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多限于形式上的“行使”，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和罢免等基本被“搁置”不用。这曾经被戏称为“走小路不走大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实中地方人大在地方国家政权中的定位并不如宪法法律文本中那样“清晰”，现实中党政关系也不比“理论上”那样容易理顺，不仅仅是法律对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关键的是地方人大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刚性”的监督手段的社会、政治条件尚不具备，把法律上的东西落实在现实中尚有很大的障碍。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加强监督，根治腐败，建立廉洁、透明、高效政府，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为此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现行体制和现行法律状况下也能运作，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法律监督，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的形式，这就有了监督制度“创新”。而地方人大“创造”的这些监督方式，灵活性较大，可软可硬，一般也不涉及处置，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想出手时就出手”，这就给地方人大很大的操作弹性。正因为这样，这些“新”的监督方式一时间向全国各地方推开。

但是，各地方人大使用

第五篇：地方人大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30年光辉历程与启示

30年来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新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不断创造条件实现人大的制度权威。

1.法律文本赋予地方人大重要地位和职能，但实践中人大职能地位实现程度受制于极其复杂的因素。要从“文本—现实”坐标定位地方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30年来，地方法制建设在不断推进，地方人大也在不断创新。但是，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文本上的制度设计和现实中的制度运行总是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应该担负宪法法律规定的诸多重要职权，但如果仅从理论逻辑或法律条文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过于理想化的，而现实中人大职能的行使却又很不理想。如何恰切地认识和把握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从30年乃至50年制度建设的实践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置于文本与现实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既从理论层面思考，又从实践层面观察，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地方人大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方位[1]。

国家政权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必然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法律上赋予地方人大诸多重要职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也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但是，实践中地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实现程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某一职权的行使程度、行使方式、行使的绩效，受制于体制的、机制的、观念的，甚至经济的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党政关系法治化的程度、特定时期党的政策主张等，对其影响更直接；有的时候与权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以至作风、威望等也有很大关系。突发的社会和政治**，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对局势的主流判断，从而影响到人大制度的建设发展。如果对政治发展进程和制度变革的节奏难以自如把控，可能引起某种既定平衡以至政治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使行动者（包括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会单纯追求抽象的理念或强调落实法律文本之规定，而更倾向于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由是观之，地方人大的某些文本权能，在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现实中依然受到很大制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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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地方人大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就是不仅要坚定地方人大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也要理解人大制度前进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人大制度建设既得符合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也得考虑其现实的可能性。这样

才能清晰认识人大工作和人大制度建设中哪些是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的，哪些是需要继续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的，哪些是超越现实许可暂时无法做到的，从而使地方人大的探索创新更有成效，更能发挥出它的价值[3]。

2.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和效果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区别，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地方人大建设有待进一步稳定化和法制化。

正因为人大职能实现程度受制于复杂的因素，所以地方人大各项职能的行使在实践中并不平衡，有的职能如立法权行使得相对充分，有的职能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事实上存在很大的伸缩性，有的职能如监督权的许多规定能否落实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而非人大自身原因，甚至有的职能被长期搁置在文本中或仅限于形式上行使。很大程度上，地方人大制度创新能否产生理想绩效，与经济社会条件成熟度相关。如果不能产生预想的绩效，可能意味着不甚符合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如果地方人大进行的创新产生了预想的绩效，必定是某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相对成熟。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人大创造出的那些监督方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制度“创新”大都回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而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以外的方式，回避“刚性”的监督手段而采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 总结地方人大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有必要探究地方人大在什么条件下更能够作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产生更大的绩效。地方人大在民主法治建设中最突出的成效体现在地方立法方面，尤其是地方经济立法成果辉煌，就是因为地方立法具备了大展宏图的条件。比如执政党原来依靠政策办事和运动推动的执政方式正在向民主法治的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建设对法制产生强烈需求，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需要地方立法的推进和补充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立法工作越来越迫切；形势要求我们抓紧制定各种经济法规，来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4]。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

律形式固定下来[5]。但是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差别很大。“各地方、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很难都由中央规定，由地方根据中央总的方针，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规定，可以更好地解决本地的问题”[6]。国家的法律只能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不能规定太细。法律虽然尽可能地考虑了不同情况，但很多时候只能做统一的规定。法律制定后实施中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需要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的实施细则[7]，通过制定实施性地方性法规，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落实国家法律的规定。此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许多方面的法律规范，形成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但全国人大不可能在短时期立即建立起这样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因此对于只要是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立法而国家尚未做出法律规定的、而又是非专属中央立法的事项，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先行立法，制定出地方性的规范，为最终制定全国性的法律积累经验；还有一些本地区特有的不可能由国家做出统一规定的事项，也需要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做出创制性的规定。这样地方人大在立法上就拥有了非常大的创新空间。而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的，地方立法事项从属于中央立法，一般也不涉及体制方面的问题，所以更容易作为。

随着地方立法数量的急剧增长，立法的质量问题凸现出来。除了缺少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倾向更为人们所诟病。地方立法开始强调“有特色”和“可操作”，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改进立法技术、提高立法质量方面做了探索，“立法听证”等一些民主立法等制度和措施，相继被引入地方立法工作中。从1999年开

始，一些地方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过程中，开始尝试举行向社会公开的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对法规草案的意见，搜集有关的信息。为使立法听证会有序进行和达到预期目的，有的地方人大制定了一次性的立法听证会程序或举行立法听证会的具体方案[9]。3月立法法颁布一个月后，浙江省人大于4月率先制定了立法听证会规则。此后，全国许多省市人大先后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并且就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心关注的立法，举行了听证。地方立法中采用“立法听证”等，既是地方人大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

4.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符合人民民主建设的方向。要为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和价值创造条件，绝不能虚化和矮化人大的法律地位。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需要。“任何脱离中国国情，超前于经济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民主建设，只能是空想；任何固步自封，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民主建设，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10]地方人大的探索创新，如果超越中国国情，超前于经济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实践中就可能发挥不出作用，以至于流产；但同样，如果故步自封，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利于民主法治的顺利发展。如果在地方人大工作和制度建设中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的，我们没有做或没有做好，那就是“失职”；如果是需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的，我们没有积极地创造条件，而是消极等待，同样是“失职”。比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人民群众期望了解这4万亿元的巨额资金如何使用、用到了哪里，而且期望把资金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发挥出其最大的效能。人大有财经监督的法定权力和手段，如果各级人大对此依然无所作为，就会“失职”，人民群众就会不满意。总体上来看，30年我国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设不断取得进步，说明我国的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设基本上是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总的进程。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是互为条件的。”[11]发挥地方人大各项职能的经济社会条件，也是由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由不成熟到成熟。要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因为现实的或暂时的原因虚化和矮化地方人大的职能和地位。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甚至在人大内部，蔓延着一种人大无所作为的思想，或者认为人大工作无足轻重。有很多人

或者很多时候，只是口头上讲人大制度的重要性，在文件和领导讲话上“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而实际上对发挥人大作用顾虑重重，对人大制度建设不积极，甚至设置障碍。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被各种陈规陋习和条条框框所禁锢，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前进和创新的束缚及障碍。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勇气不断解放思想、一次次突破各种思想上的障碍和体制上的束缚的30年。30年来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要有发展的眼光，不应该作茧自缚，因偏见而固执己见，因短视而拒绝变革，因狭隘而自以为是。面对新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不断创造条件推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实现地方人大的制度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