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

第一篇：《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

（二）案例八 执行联合国职务时遭受伤害赔偿案

1948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一些联合国官员、警察人员和观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9月17日,联合国瑞典籍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和法籍首席观察员塞雷上校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区内遭到暗杀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承担了对那些在联合国领取薪金或津贴的受害人支付适当赔偿的责任,同时将国家对联合国应负责任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大会鉴于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遂于同年12月3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下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一、如果联合国代表执行职务时,在涉及国家责任的情况下受到伤害,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是否有能力对应负责任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国际请求,以便就a.联合国和b.受害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员所受的损害取得应有的赔偿?

二、如果对问题b的回答是肯定的,应如何协调联合国的行动与受害人国籍国所可能享有的此类权利之间的关系?”

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就本案发表了咨询意见.法院认为,要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提出国际请求的能力,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了联合国以其会员国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 换言之,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由于宪章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考虑宪章想要赋予联合国以哪些特性.法院认为,联合国是国家集体活动逐渐增加的产物,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须要具备国际人格.从宪章的规定来看,它并不限于使联合国仅仅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是为它建立了机关,设定了具体任务,并规定了它和它的会员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缔结条约和它在广泛领域内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实也证明它和它的会员国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鉴于联合国预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实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职能和权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国际人格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法院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不过,按照法院的解释,这并不是说联合国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它国家具有相同的法律人格和权利义务,也不是说它是一个不论何种意义的“超国家”.这甚至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是国际性的,只是说它是一个国际法主体,能够享有国际权利和负担国际义务,并有能力通过提起国际请求来维护它的权利.在确定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之后,法院进一步讨论联合国的国际权利当中是否包括提出大会决议中所称的那种国际请求的权利的问题.法院认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其组织文件所明示或默示规定的以及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的其自身的宗旨和职能,而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赋予了它在履行职能所必要的情况下提出国际请求的能力.对于因违反其对联合国所负担的国际义务而对它造成损害的它的会员国,联合国无疑有提起国际请求的能力.这种损害包括对联合国本身的利益、它的行政机关、财产和受它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即问题a中所称的损害.问题b是法院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从传统的外交保护的规则中得出答案,而只能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并考虑宪章的规定来加以解决.法院认为,宪章并没有明确赋予联合国就该问题中所称“受害人或他所授权的人员”所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的能力,然而根据国际法,必须认为联合国拥有为使它履行自身职责所必须默示赋予它的那些权利.为了实现自身的宗旨和履行自身的职能,联合国必然要委派代表去局势动荡的地区执行重要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得以有效而独立地执行,为了对其代表提供有效的支持,为了保证这些代表以及联合国本身的独立性，联合国必须对其代表给予充分的和可以依靠的保护.因此,一旦损害发生,联合国应能要求责任国对其过错予以补救,特别应能就联合国代表因该国过错所可能遭受的损害自该国获得赔偿.不过,在因其代表遭受损害而请求赔偿时,联合国并不是在代其代表求偿,而是在维护自己享有的、确保有关国家遵守其对联合国所负担的义务的权利.法院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代表,联合国会员国有权依国际法创立一个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和国际求偿能力的实体(即联合国),因此,法院对问题一的上述见解同样适用于责任国属于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情况.关于在联合国对其代表的职能保护权与该代表的国籍国对他的外交保护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的问题,法院认为,任何法律规则都没有规定哪种权利当属优先,也没有规定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联合国或有关国家不得提出国际请求.在法院看来,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应当从善意和常识出发来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它们可以通过缔结一项一般性的条约或在某一特定案件发生时订立协定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彼此之间的冲突.法院最后指出,联合国对其代表的保护行动的依据并不是受害人的国籍,而是他作为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因此,即使责任国是受害人的国籍国,也不影响联合国的国际求偿能力.结果,法院分别以15票对0票和11票对4票对问题a和问题b作了肯定答复,并以10票对5票就问题二发表咨询意见如下:“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就其代表所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时,它只能以对它自身所负担的义务遭到违反为根据;遵守这一规则通常会防止联合国的行动和代表的国籍国可能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并从而协调它们的请求;此外,必须考虑每一特定案件的情况,并由联合国和个别国家缔结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协定来实现这一协调.”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发表之后,大会通过决议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执行联合国的赔偿要求.秘书长要求以色列正式道歉,采取进一步措施逮捕凶手并赔偿54624美元.以色列政府于1950年6月接受了这一要求.由于伯纳多特伯爵的家属没有提出赔偿要求,上述赔偿款项只作为对联合国本身所受损害的赔偿.案例九 卓长仁劫机案

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程,并用枪顶着机长的头和威胁乘客要与全杌同归于尽, 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在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离地面600米)的状态下飞行,严重危及着飞机和全机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人民共和国,又飞人了韩国领空,被韩国4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飞机和机上人员长达8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并受到拘留.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中国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嫌疑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相信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地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对劫机嫌疑犯予以惩处.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作了技术检修后归还了中国.对于劫机嫌疑犯,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6名劫机嫌疑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案例十 张振海劫机案

张振海,别名张萤,男,中国公民,生于1954年1月10扫,系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乡四季青村人.1987年10月至12月,在他担任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乡四季青村棉机配件厂厂长期间,曾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9639元人民币,他本人分得5505元人民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认定张振海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鉴于他能坦白罪行,积极退赔赃款,故于1989年12月2日该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但张振海却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不满,蓄意劫机外逃.1989年12月16日,他携其妻张××,子张××登上了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 981航班B2++8号飞机(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23名.张振海及其妻和子买的是去上海的机票),飞机起飞约20分钟后,张振海将他在背面写有“飞行员请把飞机降落在南朝鲜,3分钟不答应我就把飞机炸了”的壹角人民币纸币递给机组乘务员交机长.后又对乘务员和机长威胁说:“我要去南朝鲜,我带了300克TNT炸药”, “我们全家都来了,不想活了”,“你别骗我,你要是骗我,落地后我也把飞机炸掉”.同时,他还用右手食指拉着一根尼龙引线作出随时引爆腰间爆炸装置的姿态来威胁机组人员.鉴于此种情形,机长为了保护飞机和乘客的安全,不得不同意将飞机飞往韩国.由于韩国的机场拒绝飞机降落,飞机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降落在日本国福冈市的福冈机场(降落时间是1989年12月16日14时52分).事发后,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非常重视,派人亲临现场处理有关事宜.日本当局也给予了合作,使得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员包括张振海的妻和子顺利返回中国.对于劫机嫌疑犯张振海,中国要求日本将其引渡回国处理.按照日本的《逃犯引渡法》,在决定是否引渡时须经法院审理.故中方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请求日方将张振海临时拘留的照会,和中国有关机关签发的逮捕令.日方收到照会和中方的逮捕令后,其法院于12月末将张振海临时拘留,并将其从福冈转移到东京关押.后又应日方要求,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有关机关派员组成的小组于1990年1月赴日就引渡张振海一事进行商谈.2月,中方正式提交了请求引渡的照会和对解释中国法律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以及证明张振海犯有劫机罪行和有关证据.其后又提交了补充照会.中国在照会中指出:张振海非法劫持中国民航班机,严重威胁了飞机、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直接损害了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o条、第79条、第1o7条和中日双方均为缔约国的1970年订于海牙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1条,已构成劫持飞机罪.中方还明确表示,为对张振海的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制裁,请求日本政府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中国司法机关将就其劫机犯罪行为对他依法进行审判,而不对他以劫机罪以外的罪行进行处罚.日本法院经过审查决定同意引渡张振海.故日方于1990年4月28日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张振海被引渡回中国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张掖海的行为已经构成劫机罪为由,于1990年6月30日对他提起诉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7月18日对本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张振海以爆炸飞机威胁乘客生命安全的危险方法劫持飞机,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罪犯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第1o条、第79条、第52条(„„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在必要时候,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及第6o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予以没收),比照第107条,对张振海的罪行类推定为劫持飞机罪,并宣布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张振海对该判决不上诉.此案经移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依法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振海劫机案的判决.案例十一 美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一部分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馆及其领事部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其他两名美国国民扣押在使馆馆舍内作为人质.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o日先后释放了13名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且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之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L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允许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前述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同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长代表伊朗政府致函国际法院.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审理此案”,理由是这一所谓“人质问题”涉及美国过去25年向在伊朗从事的“无耻剥削”、颠覆合法政府、干涉内政等各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准则的活动,它仅仅是这一全面问题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而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引起的反响之一,而对这种反响的任何审查“在本质上直接属于伊朗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1979年12月1o日,国际法院在伊朗未出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1979年11月4日的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够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它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美国使馆遭到占领以后,伊朗政府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结束对使馆馆舍及使馆人员的侵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害,但它并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家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并不认为存在着可使伊朗政府的行为成为正当的“特殊情况”.在法院看来,即使伊朗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指控属实,它也应用外交法所规定的正背手段来追究美国及其外交代表的责任,而不应对其使馆及其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院据此作出以下判决:(1)法院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由于实施了法院在本判决中所确认的行为而在某些方面违反了(且仍在违反)它根据美、伊两国间有效的国际条约和长期公认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对美国所负担的国际义务.(2)法院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因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而对美国负有国际法上的责任.(3)法院以15票对0票判定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步骤以对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所导致的局势进行补救,为此目的,必须①立即终止对正在伊朗被扣作人质的美国代办、其他外交和领事人员以及其他美国国民的非法扣押,而且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这些人员,并将其委托给第三国保护;②保证所有上述人员取得离开伊朗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包括运输工具;③立即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及其驻伊领馆的馆舍、财产、档案和文件交由保管国保管.(4)法院以15票对0票判定,不得将任何美国外交或领事人员扣留在伊朗,以对其实施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或使其在这些司法程序中作证3(5)法院以12票对3票判定,伊朗政府有义务赔偿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损害.(6)法院以14票对1票判定如当事国不能这成协议|此种赔偿的形式和数额应留待法院在本案随后的程序中予以确定.丨

＊法院上述实质判决作出之后,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注销.案例十二 庇 护 案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起叛乱,同时宣布通过国内法院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劳尔?哈雅、德?拉?托雷及其他同盟成员进行追诉.自该日起至次年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向托雷颁发他离开秘鲁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同年1月14日,该大使宣布托雷已被确定为政治避难者.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哥、秘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同年8月31日签订《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同年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出诉讼请求书,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定》、1928年2月2o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该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在随后进行的书面和口头程序中,秘鲁政府请求法院驳回哥伦比亚政府的上述诉讼请求,判决并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罪犯〉、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则》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逐一进行了分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罪行发生地国境内.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有损领土国的主权,它使犯罪者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项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而且,在没有相反规则的情况下,必须承认庇护国和领土国享有同等的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就本案而言,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对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单方面作出决定性的确定.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以下简称“单方确定权”).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国享有这种权利,但这一条款对当时尚未批准该公约的秘鲁并不适用.此外,哥伦比亚政府未能证明存在一项承认庇护国的“单方确定权”的、专门适用于拉美国家之间的区域习惯,囡为它未能证明它所主张的这项“权利”已得到这些国家长期、一致的实践的确认.在法院看来,哥伦比亚政府为证明存在这一区域习惯所引证的条约或者与本案问题无关,或者对“单方确定权”未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出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它所提及的实践中的庇护情况也是变化无常、彼此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益考虑的影响,因此均不能作为存在一项它所主张的区域习惯的证据.即使在少数拉美国家之间存在这么一项规则,对于通过拒绝批准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来表示反对这一规则的秘鲁来说,这种规则也没有拘束力.关于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只有在庇护国合法地给予和继续庇护且领土国首先要求避难者离开本国的情况下,庇护国才能要求领土国颁发避难者离开该国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本案中,秘鲁并未对托雷提出离境要求,因而没有义务为他颁发通行许可证.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请求,认为秘鲁政府未能证明托雷参与军事叛乱这种行为本身构成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l条第1款所称的“普通罪行”,与此同时,哥伦比亚政府也未能证明其使馆对托雷给予庇护之时存在着该公约第2条第2款所要求的“紧迫危险”(紧急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托雷请求避难之时距叛乱发生之日已有3月之久.此外,该款所称的“紧急情况”也并不包括遭受正常的法律追诉的危险.法院指出, 除非在法治被专横行为所取代的情况下,原则上不能用庇护(即使是对政治犯的庇护)来对抗司法.庇护可以保证避难者的安全,但不能认为因此可以反对法律的正背适用和依法设立的法庭的管辖,否则将使外交代表违反其所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的义务,也将违反拉美国家奉行的礼让、睦邻、不干涉等古老传统。据此,法院分别以14票对2票和15票对1票驳回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两项诉讼请求,以15票对1票判决对托雷的庇护行为没有违反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的规定,以10票对6票判决这一庇护行为违反了该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案例十三 英伊石油公司案

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一家私有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1951年3月至5月间,伊朗议会颁布若干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原则,并规定了有关程序.这些法律的实施引起了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端.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并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名义,于1951年5月26日以单方申请的形式在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

英国政府主张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有管辖权的主要依据是英、伊双方曾发表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和属于声明范围的伊朗与第三国及与英国缔结的若干协定.伊朗政府对国际法院对该争端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根据伊朗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声明的文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有关在该声明发表后伊朗缔结的条约的争端.1951年7月5日,在法院对争端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法院发布临时保全措施.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9票赞成,5票反对,作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最终判决.同时宣布终止此前发布的保全措施.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只能建立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在本案中,为各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即英国1940年2月28目的声明和伊朗1930年10月所作、1932年9月19目所批准的声明.由于法院只能在双方声明相吻合的范围内具有管辖权,因此法院管辖权必须由接受管辖范围更具有限制性的声明来决定.在此为伊朗的声明.根据伊朗政府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法院仅对有关伊朗所接受的条约或协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具有管辖权.伊朗声称,根据声明的措辞,法院的管辖权限于声明批准之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而英国主张伊朗在声明之前所缔结的条约也属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法院认为,它的管辖权不能建立在对伊朗声明纯语法性的解释上古它的解释只能来自于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阅读声明文本,并充分考虑伊朗声明时的意图这样做的结果是法院得出结论:只有伊朗声明批准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属于法院管辖权的范围.因为,伊朗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表明!它是以一种非常限制性的方式起草它的声明的,它排除声明前的一切条约.事实上,在伊朗发表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之前,它刚刚单方宣布废除与外国缔结的有关治外法权制度的所有条约.在这种背景下,它不可能主动提出把有关这些条约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此外,伊朗政府的此等意图亦为伊朗国会批准声明的法律证明.该法律申明,它指的是声明批准以后政府将缔结的条约和协定.英国方面提出,即使法院的上述解释可以接受,法院仍可以根据英、伊两国1857年条约第9条中的与1903年贸易条约第2条中的最惠国条款对本争端具有管辖权.英国认为,该条款使它能够援引伊朗在其接受法院管辖权声明之后与第三国缔结的若干条约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法院拒绝接受英国的观点.法院指出,伊朗与第三国缔结的条约对英国来说仅仅是与本案无关的第三者的行为,它们不可能在不依赖包含最惠国条款的基础性条约的前提下,在伊朗与英国之间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在本案中,这些基础性条约的缔结追溯到1857年与1903年,即先于伊朗声明,因此,英国不能以此等条约为依据,援引伊朗后来与第三国缔结的条约.英国政府亦提出,伊朗于1933年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权协议可以提供法院管辖权的根据.因为该协议具有双重性质:它不仅是伊朗与该公司的一项特许合同,也是伊朗声明中所指的两国政府间的一项条约.法院同样驳回了英国的这个观点.法院指出,该特许权协定绝不构成伊朗声明之后的一项条约;事实上,它仅仅是一国政府与一个外国公司之间的一项协议,英国政府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因此,它不能构成英、伊两国政府间的联系,亦不能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论伊朗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不能以此合同为依据向对方主张任何法律权利或义务.鉴于上述理由, 法院得出它对该案无管辖权的结论.案例十四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纽伦堡审判是由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该法庭是按照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而设立的.它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组成.截至1945年末,加人上述协定的国家除苏、美、英、法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巴拉圭、波兰、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就是法庭的原告,并且这些国家各指派了1名检察官,组成侦查和起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8日向法庭提起控诉的被告有6个犯罪组织和22名德国首要战犯.6个犯罪组织是:(1)纳粹党的领导团.是以元首希特勒为首的国社党的正式组织,其目的是帮助纳粹党取得和保持对德国的控制.被控使被吞并的地区同化于德国,迫害犹太人,虐待战俘等罪行.(2)秘密警察队和保安勤务处.前者是元首的警卫队,后者自1936年与前者结合在一起.被控罪行主要有迫害犹太人,残暴杀人,推行奴隶性劳动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3)党卫军.是元首的警卫队,被控积极参加导致侵略战争的行动,迫害和消灭犹太人,滥施暴行和杀害,实施奴隶性劳动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等罪行.(4)突击队.是个政治性的组织,是德国国社党的坚强臂膀.对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人,建立纳粹恐怖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被控参与对犹太人的暴行,野蛮虐待集中营的被囚者.(5)德国内阁.包括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普通内阁成员、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以及秘密内阁会议成员.被控犯有侵略战争阴谋,犯有被《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罪行.(6)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是以希特勒为统帅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居于支配地位.被控犯罪的组织成员130人,罪行是积极参与和进行希特勒的所有犯罪(国际罪行活动).被控告的德国首要战犯者:赫门?威廉?戈林,鲁道尔夫?赫斯,乔西姆?冯?里宾特洛普,威廉?凯特尔,恩斯特?卡登勃伦纳,阿尔弗来特?罗森堡,汉斯?佛兰克,威廉?佛利克,茹留斯?斯特莱彻,瓦尔特?冯克,卡尔?杜尼兹,艾利区?莱德尔,巴尔多?冯?舒拉赫,弗立兹?索克尔,阿尔弗来特?约德尔,阿都尔?赛斯——殷奎特,阿尔伯特?确比尔,康士坦丁?冯?牛赖特,马丁?鲍尔曼,沙赫特,巴本和弗立茨.这22名被告均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参与制定或执行犯有这些罪的共同计划和阴谋.法庭依据《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确立了它对罪犯和罪行的管辖权.据《欧洲圉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规定:“依本宪章第1条所称的协定,为审讯并惩罚欧洲轴心国家的首要战犯而设立的法庭对于为欧洲轴心国家的利益而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不论其为个人或为组织的成员,均有审讯及惩罚之权：本法庭对于下列各行为,或其中任何一种行为,有管辖权.犯有此种行为者应负个人责任:(1)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2)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此种罪行包括,但不限于:杀害或虐待属于占领区或在任何占领区的平民,或为从事奴隶性劳动或为其他围的而将平民劫持、杀害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市乡镇,或非为军事需要而进行毁坏.(3)反人类罪: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杀害、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人种,或宗教之理由而目的在于进行属于本法庭管辖之任何犯罪活动或与此有关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罪犯所在地圄的法律在所不问.参与制定或实施旨在犯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同谋者,对于任何人为实现这种计划而作出的一切行为都要负责.”第9条规定:“在审判任何团体或组织的任何个别成员时,法庭可以宣告该个人的所属的团体或组织(在和该个人得被判处罪行的任何行为有关的情形下)为犯罪组织„„”另外,宪章第1o条还规定:“在团体或组织经法庭宣告为犯罪组织的情形下,任何宪章签字国的国内主管机关均有权参加该组织的个人交付其国内的、军事的或占领当局的法庭审判.在这种情形下,团体或组织的犯罪性质应认为己经确定,而不应有所疑问.”

法庭自1945年11月20日开始审讯,共举行了403次公审庭,讯问了94名证人并收到了143名证人的书面证言.法庭还指派了若干委员听取有关各个组织的证据.听取辩护方的101名证人的证言,收到其他证人提供的1809份宣誓证书.收到了为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38000万份宣誓证书,为党卫军提出的136230宣誓证书,为突击队提出的10000份宣誓证书,为保安勤务处提出的70000份宣誓证书,为参谋本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出的3000份宣誓证书,为秘密警察队提出的2000份宣誓证书.还听取了22名证人为各个组织提供的证言.法庭的审讯活动于1946年8月31日结束,于9月作出判决,并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宣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宣布:(1)纳粹党的领导团是犯罪组织.因为它是以元首为首的国社党的正式组织,它的首要目的和活动是帮助纳粹党取得和保持对德国的控制.为此而使吞并的跑区同化于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奴隶性劳动计划的实施和对战俘的虐待等.依宪章规定这些行为均属犯罪的.(2)秘密警察队和保安勤务处是犯罪组织.因为它被用以迫害和消灭犹太人,在集中营实行残暴和杀人行为;管理在占领区实行不法行为:实行奴隶劳动计纳,虐待和杀害战俘等.依《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这些行为属犯罪行为.(3)党卫军是犯罪组织.因为它被用以进行迫害和消灭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滥施暴行和杀害,在管理占领区中进行非法活动,实行奴隶性劳动计划,以及虐待和杀害战俘.宪章规定这种行为为犯罪行为.判决书另称:突击队、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不是犯罪组织.判决书宣布了以下被告人的罪行和处罚:戈林、赫斯、里宾特洛普、凯特尔、卡登勃伦纳、罗森堡、佛兰克、佛利克、斯特莱彻戈冯克、杜尼兹、莱德尔、舒拉赫、索克尔、约德尔、赛斯——殷奎特、鲍尔曼等人有罪并处以绞刑.冯克、莱德尔有罪并处以无期徒刑.判处舒拉赫和斯比尔有罪并处以20年徒刑.判处牛赖特有罪并处以15年徒刑.判处柱尼兹有罪并处以10年徒刑.因为上述被告人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有《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或犯有这三种罪刑之一两种罪行.判决书宣布沙赫特、巴本和弗立茨无罪并予以释放.案例十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依据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以及同年的莫斯科会议的宗旨,为审判日本战犯,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按照该宪章规定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11国各派1名法官(其中印度和菲律宾指派法官是根据19+6年4月26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修正案》)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述11个国家系本法庭的原告.代表原告起诉的机构是国际检察处(也是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宪章第8条规定,由盟军最高统帅指派检察长对属本法庭管辖内之战争罪犯的控告负调查及起诉之责.任何曾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得指派陪席检察官1人,以协助检察长.法庭宪章公布的同时,季楠就被正式任命为检察长,负对法庭审讯的各个被告执行检察的全责.国际检察处经过调查、逮捕和审讯等大量的工作后向法庭提交了起诉书.提出将日本甲级战犯列为被告,他们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

二、桥本欣五郎、烟俊

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埴征山郎∶贽诖兴苴、术户幸

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者、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岛敏夫、铃木贞

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等28人。

检察处控诉他们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在起诉书中列明了他们的55项罪状。其中有些是对全体被告提出的,有些是对部分被告提出的.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接受了国际检察处的起诉.并依法庭宪章规定确定了它的管辖权.宪章第3条规定:本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各种罪状包括破坏和平罪之远东战争罪犯.下列行为,或其中任何一项,均构成犯罪行为,本法庭有管辖之权,犯罪者个人并应单独负其责任:(1)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2)战争犯罪:指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3)反人类罪: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对任何和平人口之杀害、灭种、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理由之虐害行为,此种虐害行为系于执行或共谋归本法庭管辖之任何罪状时所施行者,至其是否违反犯罪斫在地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凡参与规划或实行旨在完成上述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谋者,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作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第6条规定:被告在任何时期所曾任之官职,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上级长官之命令而行动之事实,均不足以免除其被告所犯罪行之责任.法庭根据宪章规定的管辖权,确定检察处所控诉的被告为本法庭的被告,并于1946年5月日开始对他们进行审理,期间还传讯了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了包括779件书面证词在内的4336件书面证据.法庭进行了两年半的审理之后于1918年11月4日作出判决.被告中除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审讯中死亡,大川周明因得精神病而中止受审外,其余被告全部被宣判为有罪.因为他们在日本是军政要员,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居于领导地位,对日本国内起着支配,对外从事侵略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或参加了阴谋主张实行侵略战争或实行了这种战争。企图使日本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及其附近各国取得支配地位.为此他们参与侵华战争,参与对美国实行侵略战争,或对英联邦各国(包括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及其他英联邦领土和属地实行侵略,或对荷兰或对法国或对苏联实行侵略或对蒙古侵略.∶他们当中一些人命令、授权及准许他们的各战场的″崽司令、陆军省官员、战区或占领区内战俘及平民集中营管理人员、日本军事和民事警察,以及他们的下属,从事对同盟国部队、战俘及平民作出违反国际条约与国际法规定的各种暴行.或对俘虏及平民作出藐视国际条约及战争法规的规定,不采取他们职务上应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这些条约和法规之被遵守.法庭根据上述被告的犯罪行为,按照宪章第16条规定(即本法庭对被告为有罪之判决者,有权处以死刑或处以本法庭认为适当之其他刑罚)于1948年11月12日宣布了对各罪犯的课刑: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坡垣征四郎、土肥原贤

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七人处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2日夜间在东京巢鸭监狱内执行.对东乡茂德处20年徒刑,对重光葵处7年徒刑.对其余16名罪犯均判处无期徒刑.案例十六 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嚣的威胁或使用是否合法的咨询

1994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国际法是否允许在任何情况下威胁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认为威胁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虽带有政治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承认它的法律性质,法院因此可以提供咨询意见.就该问题所适用的法律方面,法院认为首先是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的规定和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以及有关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但适用这些法律时还必须考虑到核武器的特殊性,尤其是它的破坏性,因为它的杀伤力巨大并且可以造成危害几代人的严重后果.在《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威胁或武力的条款中,有关于一般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的第2条,承认每个国家有权实行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的第51条,授权安理会采取军事措施的第42条,但法院称这些规定都没有提及特定的武器,它们适用于任何武力的使用,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武器.《联合国宪章》并没有明确地禁止或允许任何特定武器的使用,包括核武器.但一种武器使用的本身若是非法的,也不能以它是用《联合国宪章》所述的合法目的为由,使它的使用成为合法的自卫中不论使用什么武器,“军事必需”和“对称性”的习惯法原则和武装冲突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必须适用的.核武器的特殊性质和使用它的严重后果是必须考虑的。

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2(4)条所指的“威胁或使用武力Ⅱ的概念,是与非法使用武力相并列的提法,威胁使用武力也是非法的.但拥有核武器,不构成第2条所说的非法使用武力,除非这种做法已指向他围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如果为联合国的目的而使用,或为自卫而使用,这种使用就可能违背“军事必需”和“对称性”的原则了

法院对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提出两个问题:(1)国际法是否有特别的规则规定使用核武器是合法还是不合法?(2)适用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具有什么含义?法院指出:习惯国际法和条约国际法都没有包含任何允许在一般场合、特殊场合,特别是在合法自卫的场合可以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的说明.不过国际法也不会有任何原则或规则规定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的合法性取决于特别的允许。国家实践表明,使用某种武器的非法不是由于没有允许,相反,它是由于受到禁止而属非法的.法院认为,在条约法上,无任何明确禁止使用某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规定,也无关于禁止核武器像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那样的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不使用核武器是否已成了习惯法的禁止规则?有些国家从战后的国家实践中看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过这个用语,但另一些国家则认为,在为了自卫和反对武装攻击时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家实践还没有使不使用核武器成为“法律确信”(Opinio juris)。联合国大会的许多有关核武器的决议中,虽对核武器问题表示了深切关注,但还不存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习惯法规则.对使用核武器根据适用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中立法是否为非法问题,法院认为,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为了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并明确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各国不得把平民作为攻击的目标,因而也不能使用无法分清民用和军事目标的武器.根据人道主义法的第二项原则,不得使战斗员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因而禁止使用使他们遭受这种伤害和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在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规上,所有国家都应遵守, 无论它是否批准了载有这些规则的条约.在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法规则和原则,可以适用于可能出现的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场合.虽然那些原则或规则远在核武器发明之前很久就已出现。法院说：”这些法律原则的人道主义性,已渗透整个武装冲突法里,适用于一切战争形式,适用于所有各种武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武器.”

法院也认为,中立法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不论它使用什么武器.虽然人道主义法和中立法的原则和规则无疑可以适用核武器,但看法还是不一致的,一种看法认为使用核武器应受人道主义法约束,不等于说禁止使用核武器,另一种看法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与人道主义原则不相符的,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要被禁止的,虽然条约上没有明文禁止.法院承认,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使用它与适用武装冲突的法律是难以相容的,但使用核武器是否与适用武装冲突的法律相一致,还没有是够的根据得出肯定的结论,即使是在一国绝对处于自卫的场合或受难者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法院根据上述分析而得出结论: 1.无论习惯国际法还是条约国际法都没有特别允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2.无论习惯国际法还是条约国际法都没有全面的和普遍的禁止威胁或使用核武器.3.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是不符合第51条的要求的,因而是非法的.4.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必须符合武装冲突中所适用的国际法的要求(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并须符合国际条约或公约关于核武器规定的明示义务.5.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一般是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鉴于当前的国际法的状况和法院面对的事实,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说在自己的极端情况下和在受害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6.各国有义务一秉善意,缔结协议,促使核裁军,使核武器在各个方面处于国际控制之下.第一篇 总论

一、国际法的一般问题

（一）西伊福希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二）巴西联邦债券案

（三）美国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四）西南非洲案

（五）纳米比亚案

（六）蓝宝石——伊朗国家石油案

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

（一）德奥关税同盟问题咨询意见（国际常设法院）

（二）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三）联合国的求偿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三、国际法上的承认和继承

（一）路德诉萨戈尔案

（二）美国诉平克案

（三）渥尔夫索赫诉苏俄政府案

（四）阿波里特诉水银业机械公司案

（五）蒂诺科案

（六）海尔.塞拉西诉电报公司案

（七）民用航空公司诉中央航空公司案

（八）杰克逊案（湖广铁路债券案）

（九）光华寮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

四、管辖权

（一）荷花号案

（二）艾茨曼案

（三）佐斯案

（四）国际工商业投资案

（五）安巴蒂洛斯案

（六）芬兰轮船主求偿案

（七）交易号诉麦克法德恩案

（八）胜利运输公司案

（九）德雷利诉捷克斯洛伐克案

（十）某些挪威公债案

五、国家主权豁免

（一）交易号案

（二）比利时议会号案

（三）阿兰札珠·曼底号案

（四）菲律宾海军上将号案

（五）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案

六、国家责任

（一）查特求偿案

（二）罗伯特求偿案

（三）詹姆斯求偿案

（四）韦尔求偿案

（五）尼尔求偿案

（六）西华奇求偿案

（七）安德勒求偿案

（八）奥里诺科轮船公司仲裁案（常设仲裁法院）

（九）古斯道夫·阿道尔夫皇太子号和太平洋号案（常设仲裁法院）

（十）默兹河改道案（国际常设法院）(十一)拉努湖仲裁案（仲裁法庭）

（十二）古特水坝索赔案（国际法庭）

（十三）温勃勒顿号案（国际常设法院）

（十四）霍如夫工厂案（国际常设法院）

（十五）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国际常设法院）（十六）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国际法院）（十七）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国际法院）

第二篇 国家领土

一、领土主权

（一）安娜号案

（二）温勃登号案

（三）通行权案

（四）帕尔马斯岛仲裁案（常设仲裁法院）

（五）克利柏敦岛仲裁案（仲裁法院）

（六）东格陵兰案（国际常设法院）

（七）敏基埃岛和艾克利荷斯岛案

二、边界问题

（一）帝汶岛仲裁案

（二）阿根廷一智利边界仲裁案

（三）印度一巴基斯坦西部（卡奇沼泽地）边界仲裁案

（四）隆端寺案

（五）边界争端案

（六）陆地、岛屿、海上边界争端案

第三篇 海洋法

一、海洋法律制度

（一）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

（二）孤独号案

（三）红十字军号事件

（四）科孚海峡案

（五）英挪渔业案

（六）渔业管辖权案

二、海洋划界

（一）比格尔海峡仲裁案

（二）英法大陆架仲裁案

（三）扬马延岛海域划界争端

（四）北海大陆架案

（五）突尼斯一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

（六）利比亚一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

（七）缅因湾区域海上边界划界案

（八）格陵兰—扬马延海域划界案

（九）爱琴海大陆架案

（十）丘奇诉休伯特案

（十一）霍夫求偿案

（十二）威尔顿赫斯案

第四篇 航空法

（一）1963年法国-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二）1978年法国-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三）意大利-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四）韩国客机事件

（五）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第五篇 国际环境法

（一）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

（二）托列峡谷号事件

（三）阿莫科·卡迪兹号事件

（四）核试验案

第六篇 国际法上的个人

一、国籍

（一）突尼斯——摩洛哥国籍命令案

（二）取得波兰国籍案

（三）奥本海默诉卡特莫尔案

（四）沙勒姆案

（五）梅盖夫人诉意大利案

（六）阿波斯托利第斯诉土耳其政府案

（七）勒姆贝尔特诉蓬勿尔案

（八）卡涅瓦罗求偿仲裁案

（九）弗莱泽海姆求偿案

（十）诺特波姆案

二、外国人的待遇

（一）许佛罗求偿案

（二）马弗罗马提斯案

（三）阿姆巴提耶洛斯案

三、引渡与庇护

（一）斯密斯引渡案

（二）魏涅吉亚案

（三）朗德引渡案

（四）阿穆尔案

（五）难民申诉案

（六）洛克比空难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解释和适用问题案

（七）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第七篇 外交法

（一）安普生诉斯密斯案

第八篇 条约法

（一）英伊石油公司案

（二）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

（三）美国诉科丕斯公司案

（四）阿沙库若诉西雅图市案

（五）上萨瓦及节克斯自由区案

（六）亚当斯求偿案

（七）尼尔森诉约翰生案

（八）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

（九）灭种罪公约保留案

（十）对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管辖权的上诉案

（十一）泰克特诉休斯案

（十二）卡奴斯案

（十三）《联合国所协定》第21条的适用问题

（十四）《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的适用问题

第九篇 国际人权法

（一）皮尔蒙特案

（二）奥斯特拉案

（三）维拉奎斯案

（四）古巴、海地难民权利案

（五）塔蒂克案

（六）《防止及惩治灭种罪公约》适用案

第十篇 国际组织法

（一）接纳一国加入联合国的条件案

（二）联合国大会接纳会员国权限案

（三）损害赔偿案

（四）某些经费案

（五）联合国行政法庭所作补偿裁决效力案

第十一篇 国际争端及其解决

（一）东卡累利案

（二）和平条约解释案

（三）多革堤案

（四）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报告

第十二篇 战争与中立法

（一）加洛林号案

（二）古巴海底电报公司诉美国案

（三）阿姆斯特朗将军号案

（四）阿帕姆号案

（五）纽伦堡审判

（六）东京审判

（七）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问题

（八）阿拉巴马号仲裁案

（九）露西坦尼亚号案

第二篇：国际公法案例

国际公法案例

第一章 导论

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A国与B国签订了一项通航航海条约，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条约生效后，第三年，B国一艘邮船在A国领海内与A国一艘渔船相撞，导致渔船沉没和一名船员死亡。邮船达到A国A1港口后，该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邮船，并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B国指责A国违反通商航海条约，侵犯了邮船的豁免权，要求立即释放及其船长。A国法院坚持管辖权，认为通商航海条约不能适用，因为国会或联邦政府没有颁布实施该条约的法令。A国政府则称，该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活动。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扣留B国邮船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否合符国际法?

1、因涉案的船舶不属于A国“国内机关和个人”，所以，本案不适用“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的规定。

2、由于两国有通航航海条约，且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本案是适用此通航航海条约的。

3、既然该通航航海条约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那么，此涉案船舶属于B国的邮船，则应当享有豁免权，因此，A国扣留B国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4、A国的“三权分”立属于该国国内法律制度，不能对抗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

第二章 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A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由于军事政变而陷入内战。B国以保卫边境安全为由出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在B国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反政府武装控制了A国领土一半的地区，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B国还在A国的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出动飞机袭击A国港口和石油设施。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违反了哪些国家法原则？

（美国侵犯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案）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不干涉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A国出兵支持B国反政府武装，直接攻击B国的港口、石油设施等．在B国港口布设水雷，以及上述判决中认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干涉行动．不仅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亦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第三章 欧盟经济 国际法上的国家

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1997年7月1日前，他取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7月1日后，他经常持此护照到A国进行商业活动，在那里建立了商业活动中心。2003年，A国政府向甲订购军服30万套，约定：交货2个月后第三个工作日以美元结清货款，甲放弃外交保护。甲交货后，A国发生金融危机。到付款之日，A国政府以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绝付款。甲要求与它达成付款和补偿协议，也被拒绝。于是，中国政府驻A国使馆向A国外交部过问此事，但被指责为干涉内政。其理由是，中国物权介入此事，因为甲不是中国人，而且他放弃了外交保护。

A国的主张能否成立，为什么？ A的主张不正确。

（1）甲是中国人，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甲是中国人。（2）甲的中国人身份不因他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而受影响。《解释》规定，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都是中国公民。

（3）保护海外侨民是国家的责任。甲是中国人，中国驻A国大使馆对他在A国遭受的不法侵害表示关切，是履行其护侨的职责，要求A国依法惩治肇事者，是尊重A国的主权，不存在干涉其内政的问题。

公民甲是A国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他任职期间，他将其单位的资金多次非正常地转入B国，以个人名义存入B国银行。随后，甲畏惧东窗事发，潜逃B国。A国请求B国引渡甲，但遭到拒绝。在没有希望将甲引渡的情况下，A国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在B国公民帮助下，将甲绑架回国，并以腐败罪提起诉讼。B国政府得知此事后，向A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A国道歉并将甲送回B国。而A国则指责B国庇护罪犯，拒绝道歉。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的做法是否合法？B国的要求是否合理？

A国的做法不合法。A国在没有得到B国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将甲绑架回国，侵犯了B国的国家主权，是不合法的。

B国的要求合理。因为A B两国之间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B国是否引渡罪犯，完全可以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自由决定；但A国要求B国将甲引渡时，B国根据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权拒绝A国引渡的请求。然而A国却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将甲绑架回国，侵犯了B国的国家主权。

A1是A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一个法人公司，1998年，A1获准在B国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亿美元。2004年，A1宣告破产。由于B国的许多小股东没有得到清偿，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B国法院起诉A国政府，要求赔偿本金及利息12亿美元。B国法院受理了诉讼，向A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并经请求冻结了A国在B国B1银行的存款。A国拒绝出庭，B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并将所冻结的资产用于清偿。之后，当A2（A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一个控股公司）所属的一游轮停靠B国港口时，B国法院经请求扣押并拍卖了该船及其货物。

分析B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B国法院的做法不正确。

国家豁免是一项普通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国家同意，不得对它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和采取强制措施。B国法院受理诉讼、发出传票、缺席判决和对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侵犯了A国的国家豁免权。

（1）A1是A国的一个独立法人，以其自由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它不是A国国家定义的一部分，因此A国不对A1未偿债务承担责任。

（2）A国政府向B国政府购买武器的交易不属于豁免例外的商业交易。

（3）A2是独立法人，与A1的债务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它也不是A国国家定义的一部分。

A国A1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大规模反政府起义，该国陷入内战。为镇压反政府武装，A1在B国发行了5年期、利率为4.75%的“重建债券”10亿美元，用于向B国购买军事装备。后来，A1被推翻，被迫退缩北方一隅。反政府武装占领首都，有效控制全国绝大部分领土，宣布成立A2民主共和国，组成中央政府，并宣布是代表A国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政府。A2成立5年后，得到B国承认。第七年，B国“重建债券”持有人联合在B国法院起诉A2，要求赔偿本金和利息17亿美元。B国法院受理了诉讼，向A2外交部部长发出传票，但被退回。就在此时，A1在B国法院起诉，请求对B国政府将以前为它所购买而现在转交给A2的大使馆房产的所有权。B国法院接受了诉讼，并判决该房产属A1所有。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⑴B国法院对A2民主共和国行使管辖权违反国际法。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这种豁免的一般形式是一国法院不得对以外国国家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和不得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在本案中，A2民主共和国是A国的继续，并得到B国承认。承认的一个法律后果是被承认者在承认国享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B国法院未经A2同意受理其国民对A2的诉讼、向A2外交部长发传票侵犯了A2在国际法上享有的豁免权，违反了B国依国际法对A2承担的义务。

⑵B国法院将大使馆房产的所有权判归A1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在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上，新政府有权继承属于它所代表的国家的一切国家财产，包括在国外的合法财产。在本案中，A国旧政府A1所购买用于驻B国的大使馆房产属于A国的国家财产。A1政府被A2政府取代后，后者对大使馆房产享有合法的继承权利。因此，该大使馆房产属于A2政府所有，它有权接管。B国承认了A2，就是承认A2政府是国际关系上代表A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A1政府不再具有代表A国的资格。B国法院的做法违反了B国承认A2产生的义务，并侵犯了A2政府享有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

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中国公民甲原是中国某银行地方支行行长，曾数度非法将总额为1.05亿美元公款转移到A国，以个人名义存入A国A1银行，而后潜逃该国。当得知甲藏匿于A国后，中国请求引渡，并要求A国对甲采取先行强制措施。A国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其国内法中没有贪污罪罪名和规定死刑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同时，甲在A国申请政治避难，诉称他在国内时因为与其上级领导在管理方面的意见不合而遭到政治迫害。A国同意了申请，给予他庇护。其后，由于甲涉嫌A国在野党政治献金丑闻，又由于两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公约，所以A国暗示，如果中国保证不判处甲死刑，可予考虑。

根据案情，分析A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引渡甲？

不正确，因为根据引渡的同一原则，在A国没有贪污罪，所以如果中国请求以贪污罪引渡是不应该得到A国的许可的。中国应该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对方和中国都是缔约国为理由，要求对方给与协助，如果A国不给与协助，就违反了公约的要求。

第五章 国际人权法

B1是A国A1省西北部的一个土著部族。A国成立后，与B1部族酋长签订协定,宣布B1部族居住区为保留地，并承认他们有权维持其传统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A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第一任择议定书后，为使B1土著居民融入主流社会，享受现代文明的利益，颁布了《文化促进法》，制定了在保留区推广官方语言的计划，由于越来越多的土著后裔将官方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其传统语言有被淡忘之势。同时，B1保留地经勘探发现巨大油气田。A1省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征用保留地用于汽油开发，得到允许。于是，B1部族酋长致函人权事务委员会，指控A国政府违反了公约第一条所承担的义务，剥夺了该部族的自决权和享受其固有文化、使用其固有语言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将来文通知A国政府。

假设你是A国政府的法律顾问，根据以上案情提出法律意见。

（1）自决权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享有的一项国际法权利。B1是土著部族，不是殖民地人民或其他被压迫民族，因而不享有自决权。

（2）B1部族酋长没有利用国内救济。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不能受理B1部族酋长关于自决权受到侵害的来文。

第六章 国家领土

塔顿岛是一个荒芜岩石岛，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该岛，其后C国一航海家也发现此岛，并称之为“希望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军官乘一艘商船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但没有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塔顿岛割让给A国。这遭到D国强烈抗议。在此后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第50年当A过宣布将塔顿岛出租给B国一家公司开发旅游时，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发现与先占的关系

2、A国是否取得了塔顿岛的主权？

1）先占。是指国家通过对无主地的占有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的行为。先占区别于发现在于，先占必须有效占领并在当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

2）否。

第七章 海洋法

X海峡位于B国南部大陆领土和C国北部大陆领土与C国X1岛屿之间，最大宽度不超过21海里。当A过两艘军舰通过X海峡的北部时，遭到B国海岸部队袭击，但未被击中。A国立即向B国政府抗议，声称其军舰在海峡中享有无害通过权。B国政府则称，外国军舰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许可。为进一步试探B国的态度，A国派遣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驶入X海峡北部，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军舰严重受损、数十名海军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A国通知B国政府，将在海峡扫雷。这遭到B国政府拒绝。随后，A国海军单方面在海峡进行扫雷活动，引起B国政府强烈抗议。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A国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为什么？

2、A国在X海峡北部扫雷是否符合国家法？

⑴享有。因为该海峡是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据公认的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一国有权在平时，在不经过沿岸国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派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只要这种通行是无害的；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不得禁止这种通行。

⑵不符合，A国的扫雷构成了对B国的主权侵犯。

第八章 空间法

AB两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各自宣布了从其领海基线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它们还是《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缔约国。A国一架高性能军用侦察机在距离B国东南海岸135公里海域上空抵近侦察飞行，被B国一架军用飞机跟踪监视。当两架飞机靠近平行向西南方飞行时，A国军用飞机突然转向，朝东北方飞行，其左机翼撞上B国飞机，致使其失控坠海。受损的A国飞机进入B国领空，并降落最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事件发生后，A国指责B国侵犯了它在国际空域的飞行自由，应对事件负责；其飞机进入和降落B国是出于紧急情况，无需它的同意；降落飞机享有主权豁免，B国无权扣押和检查。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主张的合法性。A国主张不合法。

（1）B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不是国际空域，A国军用飞机是在B国享有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

（2）A国在B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享有的飞越自由不同于公海上空的飞越自由，A国军用飞机的侦查飞行无视B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不是行使正常的飞越自由，而是在搜集B国的情报。

（3）A国军用飞机进入B国领空、降落B国机场侵犯了B过主权。紧急情况不免除A国军用飞机进入和降落的非法性。

（4）A国飞机不享有主权豁免，其属于不受国际法保护的间谍飞机，侵犯了B国的权利，且造成了损害，B国有权检查。

A、B、C和D国都是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缔约国。一架在A国登记的民航飞机飞经B国领空时，被C国反政府游击队的一名成员C1劫持，要求C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2名游击队领导人。被劫持飞机降落D国后，C1申请政治避难，得到D国允许。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本案中哪些国家对C1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有管辖权？（2）D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1）A国和D国。劫持事件是在A国登记的民航飞机内发生的，D国是劫持者C1所在地，而该国没有引渡他。

（2）D国做法不正确。①劫持民用飞机是《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缔约国防止和惩罚的犯罪行为。C1虽然是C国反政府游击队的成员，但其劫持行为不属于政治犯罪，因此D国不能提供庇护。②D国虽没有引渡义务，但依公约第七条规定，D国有义务依其法律对C1进行起诉和审判。③D国的做法违反了它依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A国人甲向A国地方法院、A政府和联合国递交一份所有权声明，宣布他是月球的土地所有者。他注册陈丽“月球大使馆”公司销售月球土地，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B国人乙与甲签订协议，代理销售月球北纬20°～24°、西经30°～34°之间的土地并向B国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成立“月球大使馆”分公司，开始销售月球土地。B国人只要向“月球大使馆”分公司交纳一小笔费用即可取得A国总公司颁发的《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购买者据此可拥有所购买月球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以上和地下3公里以内的矿物产权。B国是1979年《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的缔约国。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应该如何对待“月球大使馆”分公司及其销售月球土地的行为。

B国应撤销“月球大使馆”分公司的登记，禁止其销售月球土地，认定代理销售协议和出售的月球土地所有权无效。

（1）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不能据为己有是外层空间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月球的表面或表面下层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中的自然资源均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政府间或非政府国际组织、国家组织或非政府实体或任何自然人的财产。

（2）B国是《月球协定》的缔约国，有责任使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在国内得到遵守。B国有义务撤销公司登记、禁止销售和认定代理协议与所售土地所有权无效。

第九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A国一地方法院受B国X村曾经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受难者后裔的诉讼请求，向B国现任外交部长甲签发了一项“缺席的国际逮捕令”，指控他对X村的大屠杀事件负有责任，凡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通缉。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A国法院做法不正确。

（1）根据国际习惯法，外交部部长在外国时，享受全部外交特权与豁免。甲是B国现任外交部部长，享有与其身份相联系的属人豁免。

（2）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国际罪行。甲被指控对B国X村曾发生的大屠杀事件负责，根据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官方身份不免除个人责任。但甲作为B国现任外交部部长，他在外国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和刑事豁免权。

（3）A国向甲签发逮捕令和进行通缉的行为违反了它对B国承担的法律义务。

第十章 条约法

A B两国是联合国会员国。A国内战在联合国干预下结束后，根据一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安理会通过1468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应对A国内战中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负责人，并要求所有国家与法庭合作，将指控的嫌疑人移交给法庭。法庭指控A国陆军参谋长甲对A国境内发现的“万人坑”负有责任。当他出席B国一学术机构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时，法庭要求B国逮捕甲并移交给他。这为B国拒绝，因为它与A国之间的引渡条约规定，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对方的国民引渡给任何第三方。

根据案情，分析B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B国的做法不正确。（1）安理会1468号决议对B国有约束力。《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1468号决议是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行动，并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与它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合作，逮捕被指控的嫌疑人并移交给它。B国是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有遵守1468号决议的义务。

（2）B国根据安理会1468号决议的义务优于它根据与A国引渡条约的义务，即未经A国同意，它不得将A国陆军参谋长甲移交给法庭的义务。《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重申了这一原则。本案中的国际刑事法庭是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被指控A国陆军参谋长甲在B国管辖的领土内，法庭向它提出了逮捕并移交甲的要求。因此，B国有义务与法庭合作，不能以它与A国的引渡条约来对抗。

第十一章 国际组织法

A国是联合国会员国。该国由于总统被暗杀而使总统和总理所各自代表的两大部族陷入仇杀之中，大量无辜平民、妇女和儿童被屠杀，大批难民涌向周围邻国。安理会紧急讨论A国情势，通过1725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那些应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负责的人。A国一陆军上尉甲被法庭指控犯有种族灭绝、谋杀和酷刑等罪行。在法庭审理中，甲主张该法庭的建立不合法，对他没有管辖权。因为它不是依条约或《联合国宪章》修改程序设立的，而是由安理会建立的，《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建立一个司法机关的权利。而且，法庭的审判干涉了A国内政。

根据案情，分析甲的主张是否正确，为什么？

甲的主张不正确。因为安理会有权建立一个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不干涉各会员国国内管辖事项是《宪章》的一项原则。但这项原则受一个条件的限制，即该原则不应影响执行依《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执行措施。而本案中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正是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采取的执行行动。因此不存在干涉A国内政的问题。

法庭的属人管辖和属物管辖是A国境内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甲是A国人，其被指控的罪行属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因此他对法庭管辖权的反对不能成立。

第十二章 国家责任法

一民间环保组织在C国登记的船舶“绿色号”停泊B国港口时，被秘密进入B国的两名A国人X和Y炸毁，造成一名C国船员死亡。B国逮捕了X和Y，经调查发现，他们是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的军事人员。B国向A国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赔偿损失和调查费用以及“和平号”及其死亡船员。A国承认X和Y的身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要求B国释放，这遭到B国拒绝，并判处X和Y各10年监禁。经谈判，A B两国达成执行监禁协定：将X和Y监禁在A国一个小岛上5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允许他们离开岛屿。到监禁的第二年时，A国将X和Y送回本土。B国指责A国造反协定，要求立即将两人送回岛上。A国说，它的行为义务是正当的，因为X和Y的健康日益恶化需要紧急治疗，这一行为不能仅仅依据条约法来判断。由于B国的要求被拒绝，它宣布冻结A国驻B国使馆的资产。

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B国的要求和行动是否正当？为什么？

2、A国将X和Y带离岛屿的行为是否正当？为什么？

⑴案例中，X和Y系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导致“和平号”被炸毁一名C国人死亡，据此可认定此行为为国际不法行为。A国应承担直接国家责任。B国要求道歉、赔偿损失和调查费用是A国所应承担并履行的国家责任具体体现，是正当的。但因为“和平号”及死亡的人都属于C国，所以B国就该部分主张赔偿的主体资格有瑕疵，能主张船舶和死亡人员赔偿的应该是C国。

案例中，X、Y系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二者行为应是属于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因为AB两国俱为平等的国家主体，所以享有国家豁免。根据国家豁免的内容，可知A国驻B国使馆作为国家财产和国家主权的延伸是享有国家豁免的，B国不能冻结该财产，B国的行为是不正当的。

⑵AB两国达成的执行监禁协定属于两国的双边协定，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根据国家基本义务相关规定，善意履行监禁协定内容是A国的义务。第二年，在未经照会B国的情况下，A国将X和Y送回本土B国完全有权提出抗议。但X、Y真的急需治疗，根据人道主义原则，B国应要求在X、Y健康状况稳定后立即将其送回岛屿监禁。A国带离X、Y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说法的真实性。由上述可知，遵守监禁协定是A国应履行的国家基本义务。若并非如A国所言，A国的行为就是不履行义务，是非正当的；若真如其所言，则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国家天然对其国民所负的保护义务，A国的行为正当，但其必须照会B国并提交证明材料以证实X、Y真的需要紧急治疗。

第十三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一架A国民航班机在大西洋上空爆炸，造成乘客和乘机组人员全部罹难。A国指控灾难系两名B国人安放在飞机上的炸弹爆炸所致，要求引渡他们到A国受审，否则，将冻结B国的国家存款和轰炸B国情报大楼。这为B国拒绝，要求谈判或仲裁争端。这又遭到A国拒绝。因此，B国在对被指控的嫌疑人进行起诉时，援引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14条第1款（两国没有对该条款提出保留）向国际法院提交申请书，请求法院判定它履行了公约义务，并制止A国的非法行为。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47号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要求B国政府毫不迟延地将嫌疑人交A国审判。A国反对国际法院对争端的管辖权。

根据案情，分析国际法院对B国提交的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有管辖权。本案中，B国已将被指控的嫌疑人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因此，由于两国都接受了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在B国提出申请书时，国际法院因此取得了对争端的管辖权。再者，安理会决议是在B国提交争端后通过的,自B国提交申请书时起，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就已经确立。

第十四章 武装冲突法

A国内战后，其邻国B与C和D与E派兵进入A国，分别支持中央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另外两个邻国F和G宣布保持中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422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对A国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外国军队撤出A国。D国以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为由继续支持反政府武装。在D国上尉X组织的一次突袭中，H国驻A国的一总领事馆被炸，造成馆舍严重受损和3名领事官员重伤。

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D国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2、F和G国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中立立场？

1、不合法。

D国派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干涉了A国内政；D国军队不撤出A国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宪章规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非会员国应遵守宪章原则。

2、不可以。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国家保持中立的自由受到约束。本案中安理会第1422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对A国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执行行为，无论F国和G国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措施，不得继续奉行中立。

第三篇：国际公法案例（推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一）：北海大陆架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四、本案涉及的常见问题的参考答案

（一）（1）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德国。（二.）1，(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2.评价：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三）1.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2.因为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不顾一切平分的平均主义，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

（二）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美国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国，国际法院，1984年）

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政府指使某些拉美国家的国民在尼境内从事诸如在尼加拉瓜的港口进行布雷、破坏尼加拉瓜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海军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领空主权以及在尼加拉瓜组织和资助反政府集团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提出指控，请求国际法院宣布，美国违反了根据若干国际条约和一般及习惯国际法对尼加拉瓜所承担的义务，美国的行动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行为，请求国际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所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

在针对本案实质问题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判定美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一提供财政支持、训练、武器装备、情报等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构成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同时也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美国违反了在武装冲突中应遵循的人道法原则，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1949年4个日内瓦公约的原则作为习惯法可适用于本案；美国的行为还违反了美尼之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法院判令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采取上述任何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并且有义务对尼加拉瓜因美国上述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还对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的效力作出分析，认为该共同第三条反映了“人道的最基本考虑”，由此强调该共同第三条构成了 国际习惯法。另外对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院援引了联合国大会第2625号决议，认为禁止侵略是一项强制性规则。以此作为证据证明禁止使用武力义务的国际习惯法地位。

课后思考题目：

（一）因为美国要成立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尼加拉瓜从事了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达黎加的武装进攻；(2)有关国家认为它们是尼加拉瓜武装进攻的受害者，这些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帮助；(3)美国的行动符合自卫行动应是确实必要、行动规模应与攻击规模相称的原则。对此，法院认为每一项至少都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

（二）不干涉原则涉及每一主权国家不受外来干预处理其事务的权利。法院判定，美国以提供财政支持、训练、武器装备、情报、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美国的行为明显构成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

(三)美国在其港口设置水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设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武装装备和财政支持。法院并不认为“武装进攻”的概念包括对另一国叛乱分子以提供武装、后勤或其他援助为形式的帮助。所以美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四）三个，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 不干涉原则 三.匈牙利诉捷克斯洛伐克水电站案

1．案情介绍

1977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布达佩斯条约》，决定两国共同在多瑙河上修建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将河水截至两条运河后回注于多瑙河；其目的是利用河水发电。1988年，匈牙利国会认定该河流的生态利益高于该项目的经济利益，因而命令政府重新评价该项目。匈牙利政府于1989年决定中止该项目的建设。然而斯洛伐克于1991年决定继续建设该项目，并单方面将近2/3的多瑙河水截引至其领土上。由于这一决定不仅对匈牙利的环境，而且对其经济将带来重大影响，匈牙利政府于1992年2月对斯洛伐克的这一决定正式提出抗议。1992年4月欧共体出面调解无效。1992年5月，匈牙利单方面中止了1977年的条约。1992年10月，匈牙利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国际法院的裁决。1993年7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达成协议，决定要求国际法院进行裁决。

1997年9月25日国际法院主要裁决结果是：(1)《1977协定》仍然有效，匈牙利无权在1989年推迟并最终终止《1977协定》工程和相关文件中应履行的国际义务。(2)斯洛伐克无权实施改变多瑙河自然水流状态而造成环境灾难的C方案。(3)最终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彻底解决将一定水量放回多瑙河原河道，恢复多瑙河天然河道，重新设计具有抗地震、浮冰条件下可航行的大坝，保护“千岛地区”生态和区域供水。(4)两国必须进行诚意的谈判，采取措施保证经双方同意修改后的《布达佩斯条约》的目标的实现；两国必须根据《布达佩斯条约》制定一个联合营运方案；两国必须互相赔偿因各自违约造成的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两国都同意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可用来解决双方的纠纷。例如匈牙利在其诉状中称：“匈牙利和斯洛伐尼亚同意，可持续发展原则，如同《布伦特兰报告》、《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所阐述的那样，适用于本争端„„”[1]。法院裁决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充分表达了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需要”。[2]国际法院副院长卫拉曼特雷法官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关于多瑙河水坝案的个别意见书中认为，“由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本案中是一个对于决定相互竞争的因素具有基本意义的原则，又由于它可能在未来的重大环境争端的解决中起重要作用，尽管它只是在最近才引起国际法论著的注意，它需要得到较为详细的考虑”[3] ；“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具有规范价值的以决定本案至关重要的原则”[4]；“经过早期对发展概念的阐述，人们已承认对发展的追求不能导致对它所在地的环境的实质损害。因此，发展的执行只能与保护环境的合理要求相协调”[5]；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必须遵循一条对两方面予以适当考虑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且依我看来它是现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6]；“可持续发展概念因此不仅仅是一项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基于世界范围的接受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因而不仅仅由于它的不可逃辟的逻辑必要，而且由于它被全球社会的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构成现代国际法的一部分”[7]。2．案例评析

该案例是说明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一个著名案例。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上正式确立的标志，就是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一案所作的裁决。该案例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环境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和共同任务，是各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和奋斗目标。将谋求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政策、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指导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一项原则。

第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于指导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和环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保护环境观、节约资源观是其中的固有之义。我们应该坚持“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原则”，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课后问题：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原则

（一）情势根本变迁的5个积累条件1.改变必须是条约缔结时存在的情况2.改变是根本性的3.它不应当是当事方在其缔结条约时所预料到的4.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必要根据5.改变将根本变动条约的义务范围。

（二）法院认为,1977年条约的标的和本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有多密切?在修改(...)的时候,他们是否完全的改变了仍然需要履行的义务的范畴呢? 并不密切，其影响都不会根本改变为完成该工程而必须履行的义务范围(三)按照法院的说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中否定和条件式的措辞又在暗示什么呢? 保证边界条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四篇：国际公法案例

1.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代表中国的诉讼，日本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了国际法，是出尔反尔的行为。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１９７７年的最初判决符合国际法，因为日本在实际行为中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论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１９７７年的判决是符合国际法，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大阪高等法院和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不符合国际法，并且也违背了日本自己在１９７２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认，１９８６年的判决，实际在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搞两个中国的伎俩，我们决不答应，抗议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判决，这样做只能引火烧身，我们呼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尊重国际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我们期待着。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不符合国际法，理由是：国际法规定国家的基本权利有独立权，对内可以自由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对外可以自由决定与其他国家缔约、建交、结盟或进行其他往来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一切权利，并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无权代表中国对外交往并承受国际权利义务。日本法院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大阪高等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上诉，京都法院寻找的理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什么“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旧政论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在实践中，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符合政府承认的规则，既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的承认，那么对台湾国民党政论应以否定。在光华寮案中，置国际法不顾，人为的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为，我们坚决的反对，我们相信，只要遵循国际法精神的国家都会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

2．湖广铁路债券案

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1）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

（2）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3）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3、荷花号案

问题：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本案涉及属地管辖权和公海管辖权问题。属地管辖即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辖。一国是否可对在其领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辖权呢?国际法承认一国可以根据“属人优越权”(国籍)、保护性管辖原则、普遍性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保护性管辖原则，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决的那样，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的一项绝对的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虽然本案判决超越了刑法的属地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本案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本案的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认当时存在着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明确否定。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管辖。《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二是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但它毕竟不是一国实际领土。而且，“浮动领土”是与“治外法权”相联系的，因此，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4、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5、卓长仁劫机案

问题：(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1）关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2）韩国当局对此案有管辖权。实际上，韩国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劫特的飞机属中国所有，而迫降在韩国境内。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但是，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国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辖权：犯罪的影响及于该国领土；受害者具有该国国籍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犯罪行为危害该国安全；犯罪行为违反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操纵规则；该国为遵守国际多边条约的义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3条第3款还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韩国无疑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而根据《海牙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下列国家具有管辖权：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国；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时仍在航空器内的航空器降落地国；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该条第三款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除了航空器登记国中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外，航空器降落地国韩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即韩国也有管辖权。

因此，不管是根据《东京公约》，还是根据《海牙公约》，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是肯定的。

（3）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

（4）《海牙公约》第八条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但公约并未强加缔约国有引渡义务。

依据《海牙公约》上述规定，罪犯所在地国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当地起诉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与普遍管辖相联系并作为拒绝引渡后的一种补救措施而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是根据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625年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提出的“或引渡或处罚”的名言发展而来的。这个原则的最初实践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给请求引渡的国家时，被请求国应承诺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处罚。但是在其由双边条约中的协议向国际刑法通则过渡的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刑法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个实施国际犯罪的人，不论逃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逃避应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一般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毫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在学术界，这一原则通常被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其签订的有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

按照这一原则，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的国际犯罪分子的国家，应当将案犯引渡给有权管辖并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其领土内发现罪犯的国家不愿将罪犯引渡给请求国，那就应当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将其交给本国有权对其进行起诉的机关，按照本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作为国际刑事合作中的义务性规定，对被请求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其境内发现犯罪人的国家，当他国对该犯罪人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就必须在引渡与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将该犯罪人引渡给请求国，要么对其进行司法审判。

6、北海大陆架案问题：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

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1）自然延伸系指沿海国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续延伸。大陆架区域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和在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国根据对其大陆领土的主权，并作为沿海国为勘探海床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的扩展，对于构成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到海洋或海下的大陆架区域的权利，事实上并自然就存在。简言之，这是一种固有权利。为行使这种权利，无需经过特别法律程序，也不必履行任何特定法律行为陆地领土或领域，或沿海国陆地主权经由处于该国完全主权之下的领海海床向公海和在公海下自然延伸或继续的原则是比邻近概念更为基本的原则。海底区域不能由于或仅仅由于它们位于一沿海国的附近就实际归属于该国。单纯邻近本身不能赋予陆地领土所有权。赋予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是有关海底区域是该国领土的延伸或继续。因此，如果一特定海底区域不构成一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或最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该区域距离其比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更为接近，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该国，或至少在该海底区域应被视为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国家提出竞争性要求时是如此，纵然该区域距离其没有那么近

（2）划界必须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这不是把公平简单地作为抽象的公正来适用的问题，而是根据那些一贯成为大陆架法律制度在此领域发展的基础的观念，适用一项其本身要求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题，即

(a)当事国有义务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并且不仅仅把经过一种形式上的谈判程序作为缺乏协议时自动适用某种划界方法的一个前提条件；它们有义务使谈判富有意义，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坚持已见而不准备作出任何修正，则不要求如此。

(b)当事国有义务这样去行为，即在特定情况下，并考虑到所有情况，适用公平原则，一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离方法，但如果存在其它方法，也可以根据有关区域的情况单独采用或合并采用。(c)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并不得侵占另一国家领土的自然延伸

公平并不一定意味着平等。从来不可能有任何完全改变自然的问题。公平并不要求一个没有通海道的国家应当被分配给一个大陆架区域，否则就可能发生把一个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国家同一个拥有有限海岸线的国家的情况等量齐观的问题。

平等是被看作在同一水平上，而不是那些公平能够补偿的自然不平等。相同程度的平等理论可能导致不公平。为此，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即一个国家应享有的大陆架权利同其邻国所享有的那些权利有很大的差异，其原则仅仅是一方的海岸线在形式上不显得凸出，而另一方的海岸线则显著凹陷，尽管这些海岸线在长度上相差无几。因此，这不是一个不顾事实完全改变地理的问题，而是鉴于几个国家间准平等的地理状况，减轻可能导致不合理差别待遇的偶然性的特殊特征引起的后果的问题

适用公平原则必须达成公平的划界结果，即划界必须寻找的不是一种划界方法，而是一种目标。划界必须是公平的。更确切地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能够实现划界且被认为是公平的方法。为达成这种方法，国家可能考虑的因素没有法律限制，而且，通常是权衡所有这些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而非依赖其一排斥所有其它因素。赋予考虑的各种因素以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自然堕情况而变化。

（3）不存在任何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强制性的划界方法。等距离方法不是习惯法的强制性规则。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该方法被强行适用于所有情况，这就会同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划界问题上的法律信念的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相抵触在某些地理环境下，等距离方法会导致不公平。就大陆架划界的结果而言，海岸线上最细小的不规则现象都会被等距离自动地扩大。因此，在海岸线凹进或凸出的情况下，如果采用等距离方法，那么这种不规则越大和划界区域距离海岸越远，所产生的结果就越不合理。这样，对于自然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结果的扩大必须予以纠正或尽可能地给予补偿，否则就会产生不公平。在北海的情形，不顾地理环境而单纯根据等距离方法划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简化将是多么不公平。所以判决在战后大陆架划界法的历史上首次较科学地、权威性地提出了符合一般大陆架地理地质状况、同时也符合大多数沿海国利益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则与公平原则划界的主张，否定了以中间线或等距离规则作为强制性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

7、英伊石油公司案

问题：(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1）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协议。只有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才是条约，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与国家间订立的协议，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条约而只是契约。虽然在签订这项协议前，两国政府间进行过谈判，但协议本身只能被认为是一国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合同，英国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人，英国政府同伊朗政府无契约上的法律关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据契约对英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而只能向该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对英国政府负担任何契约上的义务，而只对该公司负担义务。协议文件由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双方签署，惟一的目的是规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间有关特许协议的关系，绝不是调整两国政府间的关系。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既然是契约而非条约，那么就应以合同性质看待变更与废除，如属于单方违约，则依相应冲突规范处理。

8、诺特鲍姆案

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1）国际法院根据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诺特鲍姆的国籍。所谓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就是指国籍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国籍,即该国籍符合基于个人与国籍国间有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所谓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包括惯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参加公共生活,对子女的灌输,对特定国家流露出的依恋等等。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德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份符合国际法，小部份不符合国际法。战争状态的出现导致战争法规的启用。危地马拉逮捕诺特鲍姆并把他拘留在美国，扣压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作出取销其国籍行政决定，拒绝他回危地马拉的申请，拒绝撤销关于取消列支敦士登国籍的决定符合战争法中关于敌侨的规定。危地马拉没收诺特鲍姆的财产和商店违反国际法，根据国际法规定，因为在战争时，交战国对其境内的侨民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对敌侨的财产可限制转移、冻结或征用，但不得没收。

9、“露斯坦尼亚号”案

答：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国际条约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2.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答：美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其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及于每个国家的内水和领海。在他国内水或领海布雷，构成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布雷妨碍了进出港口的权利，也阻碍了该国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业活动，因而构成侵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美国鼓励了尼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了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3、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是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七项原则分别是：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五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案:（1）参与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被认为是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犯者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战争犯罪是对全人类的最严重侵害，是严重的国际罪行。

（2）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上历史性的创举。它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国际宣言、法令、条约中所确定的规则，在实践中确认了一项国际法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关国家和个人必须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并应受到惩罚。纽伦堡审判确定战争罪行的概念和性质，可以为审判战犯提供依据，有利于对战争犯罪进行惩处，对以后对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处起到了指导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这对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和国际责任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3）依据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4）七项原则是：

①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而受到惩罚； ②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级命令不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⑦共谋上述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案:

3:北海大陆架案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案:

4: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案:

5: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

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案:

6:卓长仁劫机案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案:（1）符合，因为根据《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

一、当第一条（甲）款所指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旅客和机组继续其旅行尽速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2）不违反国际法，一个国家有权选择对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约》中更是规定了不引渡即起诉原则，没有有关条约明确规定，就不必须引渡。

（3）中国请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

（4）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等劫机犯的处理上，是不合理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

7:诺特鲍姆案

（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案:（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和国际法。

8: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案:（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主体地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因为根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本政府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有义务接受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必须承认中国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消亡，在日本的国际关系上该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将台湾当局作为代表中国的实体对待，不得与其进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台湾当局以就政府的名义在日本或其他场合进行活动，包括在日本的诉讼活动。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符合国际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决或裁定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权继承前政府的全部国家财产，无论该财产在国内或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有资格继承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中国国家财产，继承位于日本境内的中国财产。

9:荷花号案 问题：

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