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经典案例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典案例概述 第一篇
总论
一、国际法的一般问题
（一）西伊福希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二）巴西联邦债券案
（三）美国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四）西南非洲案
（五）纳米比亚案
（六）蓝宝石——伊朗国家石油案
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
（一）德奥关税同盟问题咨询意见（国际常设法院）
（二）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三）联合国的求偿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三、国际法上的承认和继承
（一）路德诉萨戈尔案
（二）美国诉平克案
（三）渥尔夫索赫诉苏俄政府案
（四）阿波里特诉水银业机械公司案
（五）蒂诺科案
（六）海尔.塞拉西诉电报公司案
（七）民用航空公司诉中央航空公司案
（八）杰克逊案（湖广铁路债券案）
（九）光华寮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
四、管辖权
（一）荷花号案
（二）艾茨曼案
（三）佐斯案
（四）国际工商业投资案
（五）安巴蒂洛斯案
（六）芬兰轮船主求偿案
（七）交易号诉麦克法德恩案
（八）胜利运输公司案
（九）德雷利诉捷克斯洛伐克案
（十）某些挪威公债案
五、国家主权豁免
（一）交易号案
（二）比利时议会号案
（三）阿兰札珠²曼底号案
（四）菲律宾海军上将号案
（五）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案
六、国家责任
（一）查特求偿案
（二）罗伯特求偿案
（三）詹姆斯求偿案
（四）韦尔求偿案
（五）尼尔求偿案
（六）西华奇求偿案
（七）安德勒求偿案
（八）奥里诺科轮船公司仲裁案（常设仲裁法院）
（九）古斯道夫²阿道尔夫皇太子号和太平洋号案（常设仲裁法院）
（十）默兹河改道案（国际常设法院）(十一)拉努湖仲裁案（仲裁法庭）
（十二）古特水坝索赔案（国际法庭）
（十三）温勃勒顿号案（国际常设法院）
（十四）霍如夫工厂案（国际常设法院）
（十五）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国际常设法院）（十六）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国际法院）（十七）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国际法院）
第二篇
国家领土
一、领土主权
（一）安娜号案
（二）温勃登号案
（三）通行权案
（四）帕尔马斯岛仲裁案（常设仲裁法院）
（五）克利柏敦岛仲裁案（仲裁法院）
（六）东格陵兰案（国际常设法院）
（七）敏基埃岛和艾克利荷斯岛案
二、边界问题
（一）帝汶岛仲裁案
（二）阿根廷一智利边界仲裁案
（三）印度一巴基斯坦西部（卡奇沼泽地）边界仲裁案
（四）隆端寺案
（五）边界争端案
（六）陆地、岛屿、海上边界争端案
第三篇
海洋法
一、海洋法律制度
（一）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
（二）孤独号案
（三）红十字军号事件
（四）科孚海峡案
（五）英挪渔业案
（六）渔业管辖权案
二、海洋划界
（一）比格尔海峡仲裁案
（二）英法大陆架仲裁案
（三）扬马延岛海域划界争端
（四）北海大陆架案
（五）突尼斯一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
（六）利比亚一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
（七）缅因湾区域海上边界划界案
（八）格陵兰—扬马延海域划界案
（九）爱琴海大陆架案
（十）丘奇诉休伯特案
（十一）霍夫求偿案
（十二）威尔顿赫斯案
第四篇
航空法
（一）1963年法国-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二）1978年法国-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三）意大利-美国空运协定仲裁案
（四）韩国客机事件
（五）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第五篇 国际环境法
（一）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
（二）托列峡谷号事件
（三）阿莫科²卡迪兹号事件
（四）核试验案
第六篇 国际法上的个人
一、国籍
（一）突尼斯——摩洛哥国籍命令案
（二）取得波兰国籍案
（三）奥本海默诉卡特莫尔案
（四）沙勒姆案
（五）梅盖夫人诉意大利案
（六）阿波斯托利第斯诉土耳其政府案
（七）勒姆贝尔特诉蓬勿尔案
（八）卡涅瓦罗求偿仲裁案
（九）弗莱泽海姆求偿案
（十）诺特波姆案
二、外国人的待遇
（一）许佛罗求偿案
（二）马弗罗马提斯案
（三）阿姆巴提耶洛斯案
三、引渡与庇护
（一）斯密斯引渡案
（二）魏涅吉亚案
（三）朗德引渡案
（四）阿穆尔案
（五）难民申诉案
（六）洛克比空难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解释和适用问题案
（七）庇护权案（哈雅²德²拉²托雷案）
第七篇 外交法
（一）安普生诉斯密斯案
第八篇 条约法
（一）英伊石油公司案
（二）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
（三）美国诉科丕斯公司案
（四）阿沙库若诉西雅图市案
（五）上萨瓦及节克斯自由区案
（六）亚当斯求偿案
（七）尼尔森诉约翰生案
（八）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
（九）灭种罪公约保留案
（十）对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管辖权的上诉案
（十一）泰克特诉休斯案
（十二）卡奴斯案
（十三）《联合国所协定》第21条的适用问题
（十四）《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的适用问题
第九篇 国际人权法
（一）皮尔蒙特案
（二）奥斯特拉案
（三）维拉奎斯案
（四）古巴、海地难民权利案
（五）塔蒂克案
（六）《防止及惩治灭种罪公约》适用案
第十篇 国际组织法
（一）接纳一国加入联合国的条件案
（二）联合国大会接纳会员国权限案
（三）损害赔偿案
（四）某些经费案
（五）联合国行政法庭所作补偿裁决效力案
第十一篇 国际争端及其解决
（一）东卡累利案
（二）和平条约解释案
（三）多革堤案
（四）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报告
第十二篇 战争与中立法
（一）加洛林号案
（二）古巴海底电报公司诉美国案
（三）阿姆斯特朗将军号案
（四）阿帕姆号案
（五）纽伦堡审判
（六）东京审判
（七）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问题
（八）阿拉巴马号仲裁案
（九）露西坦尼亚号案
第一篇 国际法总论
一、国际法的一般问题
案例一：西伊福希诉加利福尼亚州案(Sei Fujii v.California)案情介绍：原告西伊福希系日本国民，为一项宣布他于1948年购买的土地已转归加利福尼亚州的判决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上诉中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问题。
原告提出的第一个抗辩是，加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已被《联合国宪章》‚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规定所废止和取代。原告援引《联合国宪章》的序言、第一条、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的规定作为根据。
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是一个条约。美国宪法规定：‚在联邦权力下缔结的条约是美国最高的法律，各州法官概应受其约束。‛关于这一点没有疑义。然而，条约并不自动取代与它不相符合的地方法律，除非该条约的规定是‚自动执行‛（self-exercise）的。按照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所说，条约被法院视为与立法机关的法令相同，无论何时它都自己发生作用，无需任何立法条款的帮助，但是当条约的规定含有契约的性质（import a contract），即缔约的一方约定履行一个特定的行为时，这个条约是指向政治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在它成为法院的规则之前，须经过立法程序使这个契约生效。
在判断一个条约是否是自动执行时，法院注意条约文字显示出的缔约方各方的意图。倘若该条约的含义不够确定，可能还须考虑条约执行时的情况。为了确定一个条约条款是否无需补充立法即可起作用，具有强制的效力，必须查明条约的订立者是否意欲使一项规则单独在法院具有约束力。
十分清楚，被认为与加州《外人土地法》相冲突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和第一条的规定，不是属于‚自动执行‛的，它们只表明联合国组织的一般宗旨和目的，并无意使各会员国承担法律义务或为个人创设权利。虽然，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与联合国组织进行合作，以促进尊重和遵守人权，但为达到宪章宣布的这一目的，需要会员国进一步的立法行动，然而宪章中无任何条款表明，这些规定是要成为批准宪章的国家法院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则。
宪章第五十五、五十六条使用的文字不是那些被认为是‚自动执行‛的或为个人创设权利义务的条约中习惯使用的那类措辞。例如，在克拉克诉埃伦案（Clark〃Allen）中援引的条约涉及一国国民在另一国继承不动产的权利问题。该条约特别规定，这类国民应允许在三年内出售该财产，〃〃〃〃〃〃转移所得收入，免除任何差别税。在其他案例中，当条约详细规定调整个人权利义务的规则或特别规定一国公民在另一国享有国民待遇时，该项规定即具有强制力，无需补充立法。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在意欲使宪章的某些条款具有无需国内补充立法就能执行的效力时，他们使用的文字是清楚地、确定的，并能表明他们的这一意图。法院提到了宪章第一0四条和第一0五条。在卡伦诉纽约市案中，这些条款被视为是‚自动执行‛的。然而法院认为，原告所援引的宪章条款并无意取代现存的国内立法，因此不能认为使加利福尼亚州《外人土地法》归于无效。原告败诉。--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82-83页。
评 注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上，有可能发生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如果发生冲突的是国内法和国际习惯法，多数国家采取了“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的原则，但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相冲突，问题就比较复杂。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因各国的宪法规定不同而有异。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承认条约的国内效力。在英国，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效力与在国内法上的效力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一经英王批准，条约即对英国有约束力，但是在国内法上，如果条约涉及私人权利或其实施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秩序，只要议会还没有通过使它生效的法令，它就没有效力。并且，赋予条约以英国国内法效力的议会法令可以被以后的议会法令所废除。在这种情况下，该条约便与英国法发生了冲突，因为条约仍对英国有拘束力，而英国法院则不能执行。这种区别在其他国家已趋向于消失。在大多数国家，条约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上同时生效。有的国家的宪法规定，条约与本国法律处于同等的地位。另有一些国家规定，条约在国内法上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尽管如此，也并非所有的条约都能产生国内法的效力，由于国际法规定的方式各种各样，不一定如同国内法一样都能适用于国内法院。很多有关个人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有可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国内法院；但条约根据其性质和内容，有的可以在国内执行，有的则不能。本案提出的规则是，无须采取特别立法措施即可“自动执行”的条约，可以在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那些没有补充的立法措施不能“自动执行”的条约，不能在法院直接适用，不能使与它相冲突的地方法律归于无效，除非补充立法使它在国内生效。至于具体的某个条约是否是“自动执行”的，须由审理案件的法院根据宪法规定与实践来判定。
案例二: 巴西联邦债券案（Brazilian Loans Case）案情介绍：本案涉及的是巴西联邦政府发行的某些债券的解释问题。巴西政府发行的这些债券掌握在法国国民手中，但债券受巴西法律的支配。1929年，法国与巴西在债券问题上发生争执，于是法国在常设法院对巴西提起诉讼。法院裁定，依据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它对涉及因国内法解释而引起的国家间争端的案件有管辖权。随后，法院考虑了当诉讼当事国要求它解释其国内法时，它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法巴两国在将争端提交法院的特别协定中指出：在评价可能适用于本争端的当事国之一的国内法时，常设法院不受各该国国内法院判决的约束（特别协定第六条）。关于国内法在国际法庭的适用问题，国际常设法院判称：
虽然当情势需要时，在国际法庭须适用国内法，但是，本法院作为一个国际法庭——按其能力能够知晓各国国内法—没有义务通晓各个国家的国内法。在这方面，只能说法院可能有义务取得对它将要适用的国内法的认识。它可以通过由当事国提供证剧或法院认为可以适当地理解该国内法的任何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一旦法院得出结理论应适用某个国家的国内法，无疑它须象在其本国一样适用该法。否则，它就不能适用该国内法。
其次，法院必须给予该国国内法院的判例以高度重视，因为有了这种判决录的帮助，国际法庭就能够判定应适用的国内法在其国内实际适用的规则。如果说国际法庭无须考虑国内法院的判例，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适用的并非该国内法院实际适用的规则，而这是与作为适用国内法的基础的整个理论是相矛盾的。
当然，本法院将尽力对国内法院的判例作出公正的评价。若这种判例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统一的，应由本法院来选择它认为最符合该国法律的解释。正如本法院在塞尔维亚债券案的判决中指出的那样，在涉及公共政策的案件或无相应规定与争诉的问题有关的案件中，这样做是最合适的。以上就是本法院认为它必须对争端当事国的特别协定第六条作如下解释的理由，即：虽然本法院被授权可以不遵循当事国国内法院的判例，它仍有完全的自由判定，没有理由给国内法一种不是该国内法院给它的含意。
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
资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64-65页。
评 注
本案涉及的是国内法在国际法庭的适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案的判决提出了三条规则： 其一，是否适用当事国的国内法或国内法院的判决取决于国际法庭的自由裁量权，国际法庭的判决也不受国内法院判决的约束。
其二，一旦法院认为它必须适用当事国一方或双方的国内法，它须采取与其本国适用该法相同的方式适用这个法律。在这一点上，法院没有任意选择权。
其三，在适用一国国内法时，该国国内法院的判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助于帮助国际法庭正确地理解和适用该国国内法的具体规则。若国内法院的判决不统一或对法律解释不确定，国际法庭可以从中选择适用它认为最符合该国内法的判决。
案例三：美国诉加利福尼亚州案(United States v.Stste of California)案情介绍：1947年，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对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宣布美国享有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从低潮线至三海里的太平洋底土、矿藏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的权利，并命令加州及任何人不得在这一区域侵犯美国的权利。被告加州主张它拥有从低潮线至三法定里（three statue miles）洋底的所有权，并且已授予许多人租借权和在这一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美国政府胜诉。法院的判决指出，虽然先前的司法判例承认，在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的土地或州的‚ 内水‛方面，州的所有权优于联邦的所有权，但仅此而已，它不能适用于超出低潮线的土地。
关于领水的问题，法院认为，在美国获得独立时，并不存在确定的国际习惯和国家间的谅解——每个国家拥有沿海岸起三里的领海带。某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时提出对广阔的海洋拥有支配权的主张。在那些被它们划定权利范围的区域内的捕鱼权曾引起国际争端。在美国建国时，沿海国可以行使所有权于三海里海水带的观念还只是一种模糊的建议。
建国后不久，政治家们开始对在一定的海区建立国家统治感兴趣，以保卫美国的中立。大体上，由于它们的努力，明确的三海里的观念---沿海国可以在这一区域行使广泛的，如果不是完全的，统治权---最终在全世界被普遍接受，虽然直到1876年，英国仍然对它的范围，甚至它的存在相当怀疑。美国政府的政治机关主张并行使广泛的统治权和控制权于三里领海带，现时已是确定的事实。确定对三海里领海带行使国家统治权，对美国法院是有拘束力的。
取得三海里领海带是由联邦政府完成的，对它的保护和控制也同样是由联邦政府进行的，这是国家主权对外方面的一种职能，虽然说地方的利益在内陆水域具有优先权的观点找到了一些论据，但是不能说由州控制海洋的任何部分和洋底的观点也能得到支持。从建国时起，我们一直坚持海洋自由原则，这是一个一旦被破坏就预示着国家间战争的原则。采用三海里领海原则并不与传统的海洋自由主张相矛盾，只要联邦政府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用与可能适当承担的国际谅解和允诺相一致的方式行使它的控制权力。三海里领海规则只是承认沿海国有使自己免受由于其地理位臵而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必要，在税务、卫生、安全等方面，沿海国必须有统治权和管辖权。由于美国政府根据国际法确定了自己的权利，在临近海岸的海洋和在它的保护带内发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归属美国。任何国家在公海上从事损抑公海为所有国家共有性质的活动，或者其他国家指控有这种损抑行为存在，是属于国际社会考虑的问题。美国政府，甚至各个州在海洋上的作为是一个美国可能与他国缔结条约或承担类似的国际义务的事项。
海洋，包括三海里领海带，对美国在渴望从事国际贸易和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方面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如果现实再次表明和平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领海对美国也是极为重要的。既然维持和平从事国际贸易是国家而不是各个州恒有的责任，那么，一旦战争来临，领海必然要由国家来保卫。在我国的宪法制度中，宪法没有给予加州与它所要求的统治权相伴随的责任权利和便利。承认加州在其州界内的海域有权行使地方警察权利，并不能减损联邦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权利和权力。
美国政府的请求获准。
编译自《美国国际法杂志》，1948年，第209-211页。
评 注
这是一个涉及联邦与邦联成员国关系问题的案例。联邦国家是若干主权国家的永久联合体。联邦与成员国的具体职权划分，以联邦国家的宪法为据。一般说来，管辖内部事务的权力由宪法规定分属于联邦政府和各成员国，而对外事务则通常完全由联邦政府掌握。联邦国家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以制定法律，直接拘束各成员国及其公民，而不受成员国的干预；另一方面，各成员国在它们的职权所及的范围内是完全独立的。就国际法而言，这种权利的划分，只是在涉及国际事务时，才与国际法有关。因此，在国际法上，联邦被认为是一个国际人格者，具有国际法上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和义务，但联邦的各成员国则不是。如果联邦的一个成员国的行为不符合联邦的国际义务，要在国际法上承担责任的是联邦，而不是该成员国。
案例三：西南非洲案(South-west Africa Case)案情介绍：1960年11月4日，原国联会员国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就关于西南非洲委任统治的继续存在以及南非作为委任统治国的职责和行动的案件，在国际法院对南非提起诉讼。它们请求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确定西南非洲是在南非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南非继续负有委任统治的义务，包括那些关于联合国的监督职能义务，而且有义务提出关于该领土的年度报告和转递该领土的居民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愿书。
关于西南非洲的管理，法院被请求判定南非实行了种族隔离；未能尽量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及社会进步；用不符合该领土的国际地位的方式对待该领土，从而阻碍了该领土居民实行自决的机会；在该领土内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企图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从实质上修改委任统治协定的条款。法院被请求判定这些行动违反了南非根据国联盟约第二二条和委任统治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因此南非有责任停止这种行动并履行它的义务。
原告国所持的管辖权根据是委任统治协定第七条第二项，该项规定：‚受委任统治国同意，如果在受认国与国联其他会员国之间发生关于委任统治协定条款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如果争端不能以谈判解决，即应按照国联盟约第十四条提交常设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七条规定，这种争端在规约当事国之间应提交联合国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1962年12月21日的判决中驳斥了南非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没有诉讼资格的初步反对意见，也驳斥了南非所提出的下述反对意见：这两国所提交的争端由于并不影响两国或其国民的任何物质利益，因而并非委任统治协定第七条规定的争端。法院指出：国联会员国‚对受委任统治国履行其委任统治地居民和对国联及其会员国的义务，有着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法院以八票对七票裁定它有权对争端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决。
在就实质问题进一步进行书面程序后，从1965年3月15日到11月15日进行了口头辩论程序。南非辩称，随着国联的解散，对西南非洲的整个委任统治协定已经生效，因而南非也就不再受该协定所产生的任何法律义务的约束；如果认为尽管国联已经解散，委任统治协定仍然存在，那么：
（一）南非依据委任统治协定先前对国联行政院负责的各项义务，也随着国联的解散而消失；
（二）南非并没有象人们所断定的那样违反委任统治协定或国联盟约第二二条所载的各项义务。南非为了支持它的论据，召集了许多证人和鉴定人。法院在口头辩论程序中秘密听取了各当事国关于南非就法院的组成提出的一项请求书的争论，并在1965年3月18日一项命令中以八票对六票决定不同意这项请求。南非还请求法院在西南非洲作一次调查，并对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的反对，法院乃于1965年11月29日宣布了不同意这项请求的决定。
经过部分改选的国际法院，在1966年7月18日作出的判决中判定，不能认为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对它们所提出的主张已确定有属于它们的任何法律权利和利益，因而判定有属于它们的任何法律权利或利益，因而判定拒绝这些要求。法院对这一问题投票数相等，判决是由院长的决定票作出的。
参见《联合国手册》，第八版，中译本，下册，第577—579页。
评 注：
民族自决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有责任在其职权范围内并根据其职能特点，依照这一原则，促进非殖民化进程。但法院在本案的最后判决中，却以原告国没有在请求标的上确定有属于它们的任何权利和利益为理由，驳回了它们的请求。这种理由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根据的。从以上所引委任统治协定第七条第二项的明文规定，从国际法院经常引用的“既决案不重开”规则，特别是涉及民族自决原则来看，国际法院的这一判决是站不住脚的。国际法院的这个判决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不满和愤慨。1966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终止西南非的委任统治，由大会对该领土担负直接责任，直到它独立为止。这是对法院上述判决的一种反应。国际法院的威信由于这一判决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五）纳米比亚案(Namibia Case)案情介绍：自从1946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纳米比亚的问题。纳米比亚，以前称为‚西南非洲‛，在1966年10月以前，是一个由南非管理的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1966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终止了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协定，其根据是南非没有履行其委任统治协定。但是，南非不断藐视联合国权威，拒绝遵守大会的一系列决议。
1970年1月30日，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领土的第276（1970）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安理会在其他事项之外宣称，南非当局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委任统治于1966年终止后，南非政府代表或关于纳米比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这个决议还要求一切国家，特别是在纳米比亚所有经济和其他利益的国家，不与南非政府进行与安理会的宣告不相一致的任何交易来往。
1970年7月29日，安理会请求国际法院就下述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理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对各国有什么法律后果？‛ 国际法院于1971年6月21日发表了它的咨询意见。法院的意见是： 以三十票对二票认为：
一、由于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管理机构，从而终止对这一领土的占领；
以十一票对四票认为：
二、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承认它的关于纳米比亚的行为是无效的，有义务不作任何行为，特别是不与南非政府进行任何交易来往，默认这种占领和管理的合法性，或对这种占领和管理给予支持或援助；
三、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对联合国就纳米比亚已经采取的行动，有在上述第二款范围内提供协助的义务。
参见《联合国手册》，第九版，中译本，第315页，第339-340页。
评 注：
国际法院除审判职能外，还有就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或经联合国大会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和各专门机构提出请求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的职能。咨询意见，和这个词的含意一样，其效力是咨询性的，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却发挥了不次于审判职能的重要作用。国际法院对于重大的法律问题的意见，常常被作为权威性解释而受到重视，其中有些咨询意见对联合国会员国及其会员国的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咨询意见就是其中一例。与西南非洲案的判决相反（参见上一案），本咨询意见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良好的反应。许多国家采取了经济和外交措施，以表示承认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表示欢迎和赞同国际法院的这一咨询意见。
案例六：蓝宝石---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案(Sapphire-N.I.O.C.Arbitral Award)案情介绍：蓝宝石国际石油有限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伊朗政府的一个机关）于1958年6月16日根据1957年伊朗石油法缔结了一项协定，联合勘探和开采伊朗领土内的石油资源。协定规定，在合作开发的第一阶段，蓝宝石公司承担大部分责任和负担全部费用。在商业性开采后，费用由双方分摊；蓝宝石公司先前的投资将得到偿还；纯利按25%和75%的比例在蓝宝石公司和伊朗公司间分配。协定限定蓝宝石公司在缔约后两年之内在租让的地区开钻，除非遇有不可抗力的情况。如不履行这项义务或其他义务，蓝宝石公司将担当伊朗方面撤销协定的风险。协定没有明示规定法律管辖的选择，但有详细的条款规定争端的仲裁问题。
在协定开始执行后不久就产生了问题。依协定规定，蓝宝石公司对开发工程具有排他的和有效地管理及控制的责任，但它有义务准备一个开发计划与伊朗公司协商。后者主张这一条款的规定要求计划得到它的统同意，它可以自由决定准允或拒绝。在伊朗公司坚持不予合作的态度后，蓝宝石公司感到它不能再冒签订进一步钻探合同的风险。在1961年1月24日伊朗方面宣布废除租让协定。蓝宝石公司要求将争端交付国际仲裁，要求收回35万美元的合同押金并获得赔偿和500万美元的利润。
根据蓝宝石公司的请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指定瑞士联邦法官卡文担任独任仲裁员。尽管伊朗方面认为这项任命是无效的，仲裁仍然在伊朗一方缺席的情况下进行。1963年3月15日，卡文作出裁决，裁定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应付给蓝宝石公司总额为260万美元的补偿。
在没有明示协定的情况下，仲裁员必须确定仲裁地和适用的程序法。仲裁人卡文法官就法律选择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
根据1958年6月16日的协定，蓝宝石国际石油有限公司正向伊朗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这涉及投资、责任及相当的风险。因此，对于可能改变协定性质的任何立法变革，该公司应该得到保护，应该使它对于法律保障感到放心。但是，如果绝对地适用伊朗法就不可能得到这种保护，因为伊朗法处于伊朗国家权力可以改变的范围之内。
上述考虑的结果减少了伊朗民法适用于该协定的解释和履行的可能性。
仲裁人认为，这个结论为下列因素所加强，这些因素包含在上述协议之中，它们对适用法律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一、该协定规定了仲裁条款，规定将任何可能发生的争端交由瑞士、丹麦、瑞典或巴西等国其中之一国的最高法院院长指定的仲裁人裁决。
仲裁人卡文声称，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般都视仲裁条款为最常见的和最重要的用以表明当时人交易性质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该协定就与所选择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了。当然，对这种将联接点地方化的做法的价值不应过高地加以估计，特别是在仲裁地国家与协定的其它内容或成分并无联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本案，难以认为当事者双方有意隶属于仲裁地国实体法的管辖，因为他们在缔结协定时，无法知道仲裁将在哪个国家进行。
然而，如果从仲裁条款不能得出适用哪一国法律的肯定性结论的话，找出当事者否定的意图，即拒绝绝对地适用伊朗法，还是可能的。如果事实上，当事者双方意欲使他们的协定受伊朗法管辖，如果仲裁条款唯一的意义只是在发生争端时排斥伊朗当局的管辖，那么该协定的缔结者，假定他们是称职的律师，肯定会以一个明示的条款否定根据一般原则通常把仲裁条款视为适用法律的连接因素的意义。
二、上述协定第三八条与当事双方在协定序言中表示的意图相一致，规定双方承担以善意履行协定的义务，尊重协定的文字含义和精神。
仲裁人指出，对本案的当事者具有拘束力的几个类似的法律关系的仲裁裁决（利内采金地仲裁案﹙1950）、石油开发有限公司和阿布拉比国王仲裁案（1952）、卡塔尔国王与国际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仲裁案）已经确定，这样一个条款与严格适用某个特定国家的国内法似乎毫无关系，它常常要求适用基于理性和文明国家的共同实践的一般法律原则，就象在上述仲裁案中明示承认的那样。
以善意行事和不涉及国内法的规则，引导法官根据协定的精神对有争议条款含义作出合理的裁决，因此，不是适用特定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则，而是依靠基于文明国家共同理性的法律原则，在这种条款中找到当事者的意念。这些法律规则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中被定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许多国际法庭的裁决适用了这些规则并加以阐述。本案涉及的协定特别适用这些原则。该协定是由一个国家机关和一个外国公司缔结的，在某些方面依赖于公法。因此，它具有一种准国际性，使它免除某个特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管辖，这在根本上是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契约。
以上分析表明，缔约双方排除适用伊朗法的意图是显见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另一个确定的法律制度，这种省略是有意的。因此，从以上引证的所有有关的因素可以看出，当事者是要使他们的协定的解释和履行适用文明国家一般承认的法律原则。该协定第三十七条明示提到了适用国际法原则。
仲裁人指出，他将在需要时考虑适用国际法庭判决中的这些原则。但仲裁人又指出，即使这样，他不想根据‚衡平‛原则来裁判这个案件，相反，他将试图找到文明国家在它们的法律中规定的或在实践中得到的一般承认的共同的、明确的法律原则。他认为，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对在一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中承担了极大风险的外国公司来说必不可缺的给予保证，尤其 适合。对于一个双方都有利益的协定，它们之间的争端应该根据普遍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则加以解决，而不隶属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规则。它对于解决协定履行的国家权利问题往往是很不合适的，而且这种法律规则又总是受制于国家的变化；对于协定的另一方当事者来说，他们常常都不了解或难以了解这些规则。编译自《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1964年，第987，1011-1015页。
评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常常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特许协定，又称“国家契约”，对在一定期间内从事公用企业或自然资源开发的特殊经济活动，予以特别许可。另一方面，当事国基于特定理由，采取行政或立法措施变更、限制、甚至废除契约的事例亦常发生。关于这类国家契约应受何种法律管辖问题，以及国家不履行或违反契约，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是否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一直在争论。一般说来，这一争论反映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相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前者主张国家契约具有国际性，在契约关系上应该排除国内法的适用，而“约定必须信守”这一原则，应无条件地适用。因此，国家违反契约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义务，应负国际责任。后者主张国家同外国人订立的契约须服从该国国内法的规定，基于契约的各种交易和法律行为应绝对地、排除地适用该国国内法的规定，契约上的一切协议须由该国国内法院解决，国家对国家契约不负国际责任。
本案的裁决意见部分地反映了发达的资本输出国的见解。我们认为，国家契约是国内法上的契约，属于国内法的范围，应当受当事国国内法的支配，除非国家在不履行契约的同时伴有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否则不引起国家的国际责任。当然，国家完全有权从国家的投资政策考虑，在国家契约中具体规定适用的法律，可以是第三国的法律，也可以是国际法。但是，在没有这种明示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该契约受当事国国内法的支配。
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
1、德奥关税同盟问题
咨询意见
国际常设法院，1931年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根据《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的规定，承担不得‚让渡‛本国独立的义务。1931年5月19日，奥地利与德国签订了一项议定书，规定建立关税同盟制度。英国政府认为这是违背《圣日耳曼和约》义务的行为，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这个问题。国际联盟行政院在1931年5月19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常设法院就德奥建立关税同盟制度是否符合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第一号决议书》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国际常设法院根据《国际常设法院规定》第65条的规定对此问题进行审理并在1931年9月5日发表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国际联盟行政院请求国际常设法院就得德奥关税同盟议定书的签订是否违反1919年9月10日的《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第一号议定书》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规定：奥地利未经国际联盟同意，不得让渡其本国的独立。
《第一号议定书》规定：奥地利有义务拒绝缔定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独立的经济上或财政上的条约。在咨询程序中，国际常设法院首先分析了奥地利在中欧的政治地位及其在战后的深刻变化。从法理和事实上论述奥地利根据和约所保持的独立和承担不得“让渡”其独立的义务。对“独立”和“让渡”（alienation）两词的法律概念作了详细的分析。在辩论过程中，部分法官认为，德奥两国拟议中建立的关税同盟制度，从经济角度看，有可能损害奥地利的经济独立，因而是不符合上述条约规定的。构成违反上述条约义务的行为。但另一部分法官认为关税制度的建立很难理解为损害奥地利的独立，因而不够成违反上述条约的行为。法官安资洛蒂（Anzilotti）认为：“经济联盟不一定导致政治联盟，但会有力地促进政治联盟。因此德奥关税同盟制度应认为是可能损害圣日耳曼和约中所规定的奥地利独立的。”
但另一些法官则认为，与他国签订协议建立同盟关系正是一国行驶独立权力的表现，不能认为是有损国家独立的行为。
国际常设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作出的咨询意见中指出： 《圣日耳曼和约》给奥地利规定的义务是：“未经国际联盟行政院同意，奥地利的独立是不能让渡的。奥地利在原则上对自己的独立又自主的控制权力。它有义务不得让渡自己的独立，除非取得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同意。”
国际常设法院首先论述了关于“独立”的概念。法院指出： “不论各国在法理上或在实践上作何解释，根据《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奥地利的独立必须理解为：奥地利在其现有的疆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国的继续存在，它在经济、政治、财政等一切问题上，均有自行决定的权力。一旦其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方面受到侵犯，它的独立就认为是受到损害了。国家在各个不同方面的独立，在实践上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
“第88条所指的‘让渡’，应理解为奥地利国家的任何自愿行为，那种行为使奥地利丧失独立或改变它的独立地位，以致使其主权从属于另一个国家，或从属于某个国家集团，或甚至为它们的意志所代替。”法官安资洛蒂在其个别意见中说：“在第88条的含义中，奥地利独立就是奥地利在《圣日耳曼和约》规定的领土范围内的存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制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由此可以认为：独立在国际法上，就是国家的正常状态；也可以称之为主权（suprema potestas）,或称之为外部主权（external sovereignty）,其意思是：在国家之上，除国际法外，再没有别的权威。”
“独立这个概念，应认为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正常状态。与国家的不正常状态（如“所属国”）相比，就是最好的说明。附属国就是从属于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国家。附属这个概念，意味着是宗主国（保护国）与附属国（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法律上能把其意志强加于他国的国家和在法律上被迫接受他国意志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独立的法律概念与一个国家受制于国际法，或与一国在事实上从属于另一国的关系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对国家主权的限制，法院认为“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的限制，不论是由一般国际法产生的还是有协议义务产生的限制，都不应影响它的独立。只要这些限制没有吧一国置于另一国的权力之下，不论其义务如何广泛和繁重，这国家仍然是独立的国家。” “圣日耳曼和约就是持置于的观点，不论该合约给奥地利加以如何严重的限制，奥地利在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是享有自由的。之下限制并没有把奥地利置于其他缔约国的权力之下，这就是说，奥地利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这就是合约第88条所规定的不能‘让渡’的独立。”1
根据上述分析，国际常设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以8：7票表决通过咨询意见。在8名同意的法官中，德奥关税同盟制度不符合1922年的日内瓦议定书，除法官罢达曼外，一致认为德奥关税同盟制度也不符合圣日耳曼和约第88条。
异议法官阿达茨、凯洛格、罗林-捷格敏、赫斯特、舒京等均认为：“‘独立’一词是国际法学者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于他国的地位，没有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行使其主权的权力，丧失在决策上的判断权力，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对一国的自由行动的限制，如果是该国同意的话，不会影响它的独立。让渡独立地位与限制自由是有明显分别的。在事实上，主权国家之间的每一项条约，都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它们行使主权的权力。不受条约义务限制的完全和绝对的主权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评注】
独立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国家存在的正常的法律状态。独立权包含自主和排他两个含义。自主就是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事物，排他就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独立是主权国家和附属国的基本区别。对主权国家来说，与外国签订条约建立某种合作 1国际常设法院：《关于德奥关税同盟的咨询意见》，1931年。关系，是该国的主权行为。条约所加诸它的义务，不构成主权的让渡。但就本案来说，奥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它的主权根据《圣日耳曼和约》本来就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的。和约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责成奥地利不得让渡其独立，其实，这本身就是对它的自由的限制了，在经济上与他国建立关税同盟关系，其经济自主权必然受到条约义务的限制，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导致政治上的从属？在咨询意见中，多数法官认为经济联盟会有力地促进政治联盟，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断，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本咨询意见的公正性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表决时只有一票多数之差通过，这已说明一定的问题了。“独立”和“主权”不是一个概念。主权是国家本身具有的权利，独立是国家存在的法律状态。主权可能因各种原因或受条约义务而受一定的限制，独立这个法律状态是不会因主权受到某些限制而贬损，国家的独立一旦受到贬损，国家就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了。
2、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问题
【背景】：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海岸，北邻摩洛哥，南邻毛里塔尼亚。西班牙自1884年起在西撒哈拉殖民，把西撒哈拉作为西班牙的一个省。20世纪50年代以后先后取得独立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均对这块土地提出主权要求。它们认为，根据历史事实，这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它们的领土。西班牙在1966年以后表示要在西撒哈拉实行非殖民化，主张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西撒哈拉未来的法律地位，但摩洛哥国王则坚持西撒哈拉是其领土的构成部分，毛里塔尼亚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摩洛哥建议把争端提到国际法院解决，但西班牙不同意。摩洛哥便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联合国大会在1966年的决议种说：非殖民地应在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中说：非殖民化应在两喝过大会第1514号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并要求西班牙与其邻国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协商，以便在‚最短期内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公民投票的程序，以便让该地的本土人能够自由地行驶他们的自决权利。‛在1974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根据这两国的建议，通过地3292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西撒拉哈的法律地位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接受了联合国大会的请求，并要求包括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西班牙、扎伊尔等国在内的十四个国家提交书面材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请求允许派专案法官参加诉讼程序。国际法院在1975年5月22日以命令确定：根据《国际法院公约》第31条和第68条，和《国际法院公约》第89条，摩洛哥有权派一名专案法官出庭，但在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之间尚不存在法律争端，毛里塔尼亚无权派专案法官出庭。国际法院指出：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6条有权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经过书面和口头程序后，国际法院在1975年10月16日发表关于西撒哈拉法律地位问题的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联合国大会1974年第3292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下列两个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一、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是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
二、如“问题一”的答案是否定的话，该地区和摩洛哥王国和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的法律联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详细阐述了四个问题：
1、民族自决原则。国际法院认为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应首先回顾《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决议的规定，并以那些规定作为研究这两个问题的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这个目的已为《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所发展，这些条款对《宪章》第十一章所阐述的非独立领土是特别重要的。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称：“需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言》规定：“
二、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五、在托管领地和非自治领地以及还没有取得独立的一切其他领地内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地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地和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六、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国际法院指出：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为60年代以来的非殖民化运动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个决议注意到非独立领土的发展有一下几个可能性：A.形成为主权国家；B.与独立国家自由组合；C.与独立国家合并。
自由组合必须是非独立领土人民自由和自愿选择的结果，合并必须是非独立领土人民在充分认识到其法律地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通过充分表达其意志，并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国大会第2625号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
“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和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实现自决权之方式。”
国际法院认为，关于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问题，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上述决议的规定去解决。
2、对“问题一”的意见。关于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是不是一块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无主地）？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是指在1884年以后的时期，根据当时有效的国家法，占领只能是对无主地的有效占领。国际法院认为：
“根据国家实践，凡有部落或人民居住并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地方，就不能认为是无主地。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土地的占领只能根据与当地首领签订的协议决定。
从本案接受的材料看来，国际法院认为：
（1）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西撒哈拉为游牧民族居住，在他们的部落中已有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已有能够代表他们的首领；（2）西班牙的占领不是通过对无主地建立主权的方式而是根据西班牙国王在1884年12月26日的命令，该命令是根据与西撒哈拉当地部落签订的协议把西撒哈拉位置于它的保护之下的。因此，国际法院对“问题一”做了否定的答复，肯定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无主地。
3、对“问题二”的意见。西撒哈拉与摩洛哥王国和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的法律联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
国际法院认为，“法律联系”一词的概念应从联合国大会第3292号决议的目的和宗旨去理解。法院不能接受认为这种联系只限于直接与土地建立的联系而不考虑与当地人建立的联系的看法。在殖民统治时期，该地只有稀少的信封伊斯兰教的游牧民族，他们按着一定的路径在沙漠中活动，有时走到摩洛哥的南边，或走到今天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国家的地方。摩洛哥认为它与西撒哈拉有法律联系的理由是它自古以来就占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停顿过在那里行使权力。摩洛哥认为法院应考虑到摩洛哥国家的特殊结构。这个国家是在伊斯兰教的共同宗教联系和各部落对苏丹的忠诚的基础上建立，而不是在领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内部的行使权力表现为部落首领对苏丹的忠诚，他们向苏丹纳税，提供抵抗外侵的武装力量。摩洛哥还认为它在整个西撒哈拉的权力已为当地在1767到1861年与西班牙、英国、美国签订的条约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英国、西班牙、发过和德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所承认。国际法院研究了有关证据之后，认为，这些证据证明：在那段时期，在苏丹和该地的一些部落之间存在忠诚上的法律联系，苏丹已在当地行使权力并已为外国所承认。不过，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均不足以说明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上的法律关系并已获得外国承认。“毛里塔尼亚实体”这个概念，是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首次使用的。它指的是：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在其中建立的那个具有共同文化、地理、社会的实体。根据毛里塔尼亚的看法，这个实体包括两个具有共同语言、生活方式、宗教和法律制度的酋长国。这另个酋长国还没有形成为国家。它从塞内加尔河延伸到瓦德—撒基埃—艾—哈姆拉（Wad Sakiet El Hamra）。受西班牙管理的这块地区和其他部落之间存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但他们是彼此独立的，没有共同的组织。毛里塔尼亚实体还不具有法律人格。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说：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在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不存在任何主权方面的法律关系。毛里塔尼亚的游牧民族在西撒哈拉拥有某些权利，包括与土地有关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一种法律关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的维持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存在边界概念。国际法院的结论是：
“资料表明：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在摩洛哥苏丹和西撒哈拉一些部落之间存在法律联系。在毛里塔尼亚实体和西撒哈拉之间存在构成法律联系的某些权利。但法院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说明在西撒哈拉与摩洛哥王国或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认为这种性质的法律联系不影响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适用，也不影响在西撒哈拉通过自由和真正的表达人民意志实行民族自决原则。”
4、结论。根据上述论断，国际法院以表述通过三个结论：
一、同意就联合国大会的请求提供咨询意见；（13：3票通过）
二、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事情不是隶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一致通过）
三、在西撒哈拉与摩洛哥王国之间存在本咨询意见第126条所指的法律联系；（14：2票通过）
四、在西撒哈拉与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存在本咨询意见第126条所指的法律联系；（15：1通过）
参加本咨询意见的法官有：院长：赖厄斯；副院长：阿蒙；法官：福斯特、格罗、本松、贝特伦、安伊马、迪拉德、品多、卡斯特罗、莫洛佐夫、阿列查加、瓦尔多克、辛格、鲁达；专案专家：波尼。
本咨询意见通过时，法官格罗、品多、辛格在咨询意见上附上声明；副院长阿蒙和法官福斯特、贝特伦、迪拉德、卡斯特罗、波尼等提出个别意见；法官鲁达提出反对意见。
【评注】
国家是国际法主体，非国家实体不是国际法主体，民族如在独立斗争过程中已建立了代表该民族的组织，则一定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60年代，在非殖民运动过程中，大量殖民地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取得了独立并成了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本咨询意见是在非殖民运动事情提出的。由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实行非殖民化，主张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由此引起与西撒哈拉有长久历史联系的国家或实体的反对。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详细阐述了反应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决议上的民族自决原则，并以此作为回答两个问题的法律根据。民族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有权通过独立、与他国组合或合作改变其法律地位，公民投票是一种方式，但必须是真正反应民意，才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本咨询意见对“无主地”和“法律联系”两个概念的肯定，是相当精辟和明确的。法院肯定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无主地，因此，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权利不是以对无主地的先占为根据，而是以西班牙与当地部落首领签订的协议为根据。但法院认为摩洛哥苏丹与西撒哈拉部落首领的联系是法律联系，但又认为不是主权性质的联系，这就有点费解了。那时候，西撒哈拉的酋长国只是当地的部落，不是国际法主题，它们与摩洛哥苏丹的联系是以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经济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联系还不足以说明主权的法律关系，那么，部落首领与西班牙签订的协议为什么又能在西班牙统治西撒哈拉的法律根据？条约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还没有取得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实体或民族与他国签订的那个的协议不是国际条约，不能作为确定主权或边界的根据。
3、联合国的求偿权问题
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1949年
[【背景】
1948年，联合国派调节人员贝纳多特（Bernadotte）(瑞典人)到巴勒斯坦调解巴勒斯坦纠纷。1948年9月17日，贝纳多特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的极端分子杀害。事后以色列没有立即侦查和处理。对于为联合国工作的人，联合国应如何予以保护？当他们受到侵害时，联合国能不能为他们提出求偿要求？换句话说，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有没有外交保护权和求偿权？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3日通过第258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联合国大会在决议中提出两个问题：
一、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期间受到侵害时，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是否有对那个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存在的政府提出国际求偿的权利，是否可以为（1）联合国和（2）受害者本人提出赔偿要求？
二、如对‚问题一（2）‛的答案是肯定的话，联合国的求偿和受害者本国的求偿应如何协调？
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对联合国大会提出的问题进行咨询程序，并于1949年4月11日作出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1.联合国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不是国家，但联合国是国际人格者。从《联合国宪章》看，联合国不仅仅是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它设有具有特殊职权的机关，具有明确的成员，在成员国领土享有特权与豁免，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它吧是国际人格者，它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法院得出结论说：
“国际组织是以个国际人格者，这不意味着它是以个国家，也不是说它的法律人格、权利和义务与国家一样。也不能说它是‘超国家’组织，不能认为它的权利和义务总是在国际层次，比国家层次更高一等。这只是说，它是国际法主体，享有国际权利和义务，有资格通过国际求偿维持它的权利。”
2.联合国的求偿权。对于“问题一（1）”，毫无疑问，当某个会员国违反宪章义务，侵害联合国本身、它的机构和资产以及它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有权对它提出求偿要求。由于这个求偿是以违反国际义务为基础的，会员国不得以国内法排除此义务，此求偿是一种国际求偿。联合国有权在国际层次提出求偿，进行谈判，签订特别协定和在国际法庭上提出主张。
对于“问题一（2）”，国际组织是否有为受害者本人提出求偿的权利?传统规则认为外交保护由国籍国行使，但这规则不意味着是对“问题一（2）”的否定答复。其理由有三：
一、此规则适用于由国家提出的求偿，但也有国际组织提出的求偿；
二、即使在国家间的关系上，也有过为非本国人求偿的情；
三、此规则有两个基础，第一是被告国对国籍国的国民作出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第二是只有被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所针对的一方才有权提出求偿。这两个基础正说明联合国有权为受害者提出求偿的根据。因为此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是对联合国应该保护的工作人员作出的，联合国正是此违反行为所针对的一方。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0条，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联合国以外任何国家或政府的指示，这是为了保证他们能独立地履行职务。因此他们只能受联合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仰赖本国的保护，其独立性就贬损了。各国承担保证联合国工作人员能够完成任务的义务，不是为该工作人员的利益，而是为联合国的利益。当他们违反这个义务时，联合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国际法院说：“联合国对其工作人员受到的损害提出求偿时，它不是为该工作人员的利益，而是为联合国自己的权利，要求尊重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
对于“问题一”，当被告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被告国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时，被告国就会反对联合国的求偿权了。对此，国际法院认为：“代表着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的五十个国家，有权形成一个在客观上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这个实体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承认，也具有国际求偿的权力。”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说，不论被告国是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合国都有提出国际求偿的权力。
3.联合国求偿权与国籍国求偿权的协调。对于“问题二”，当受害者具有国籍国时，他所受的损害，既侵犯了他的国籍国的利益，也侵犯了联合国的利益，国籍国行使的是“外交保护权”，联合国行使的是“职务保护权”。这两种保护权，哪一种优先，国际法上没有规则可循。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五款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时有尽力予以协助的义务。国籍国和联合国应在善意基础上协调解决。在法律上，被告国是不能就同一件违法行为作重复赔偿的。
4.结论。国际法院最后以表决通过下列结论：
（1）对“问题一（1）”，肯定联合国有求偿权；（一致通过）（2）对“问题一（2）”，肯定联合国有为受害者提出求偿的权利；（11：4票通过）
（3）对“问题二”，肯定由国籍国与联合国协商解决。（10：5票通过）
以色列在1950年对贝纳多特遇害一事，给联合国赔偿54628美元。【评注】
在传统国际法上，只有国家才被认为是国际法主体。20世纪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逐渐获得承认了。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来自于国家主权；国际组织没有主权，其国际法主体资格来自建立该组织的约章所授予的权力。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对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认为：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但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其权利和义务是与国家不同的，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国际权利和义务。这个观点现在已基本为各国学者所接受了。国家对其本国人在国外所受的损害，有权行使外交保护和提出国际求偿。国际求偿权是国际法主体的基本权利。本咨询意见从论证国际组织的国际求偿权说明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其论述是相当全面和深刻的，是论述国际组织法律地位的一个重要案例。
三、承认和继承
案例一：路德诉萨戈尔案（Luther v.Sagor）
案情介绍：原告是1898年组建的俄国公司，它的多数股份为一家英国公司所掌握，该公司在俄国从事木材加工业，1918年和1919年苏俄政府将该公司在俄国的工厂及其产品国有化。并将其中的部分产品卖给了被告萨戈尔公司。被告将该项产品带到了英国。原告在英国法院对萨戈尔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他对这项财产的所有权，判决被告偿还该项财产的价值。英国外交部官员向法院通报说，英国政府同意俄国商务代表团在英国系代表俄国政府的主张，但英国政府从未以任何方式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既然该项财产在宣告没收时在俄国境内，那就必须根据俄国法律决定没收的效力。问题是作准的俄国法应是沙皇法还是苏维埃法？初审法院法官罗克在判决中指出：苏俄政府的国有化法令是否是英国法院可以承认的有效地立法行为，取决于该政权是否是俄国的主权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需根据英国外交部提供的资料来处理。英国法院在对待外国政府或政权方面应采取的适当态度是：（1）如果该外国政府是被英国政府承认的，法院必须承认该外国政府的主权和它的行为效力；（2）如果该外国政府未被英国政府承认，法院不能，至少不必或不应该理睬或承认该外国政府。罗克法官认为，根据英国官方提供的材料，不能认为英王陛下政府已经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或任何主权国家的政府。因此本法院也不能予以承认，或认定它具有主权，或认定它可以通过法令剥夺原告公司的财产所有权。
原告公司主张，被告的所有权所依据的法令是一项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没收法令，因此，这种法令不能在本法院引为根据。罗克认为，鉴于他未承认上述苏俄政府国有化法令是主权政府的法令，已无需考虑原告的这一主张。
初审法院判决原告路德公司胜诉。
被告萨戈尔提出上诉。在上诉法院审理此案之前，英国政府于1921年3月16日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一项商务协定。并于4月20日承认苏俄政府为俄国事实上的政府。上诉法院因此适用了苏俄政府的国有化法令，判定争诉的财产所有权已转到苏俄政府手中，从而该政府能把有效地产权转给被告萨戈尔公司。上诉被准允。上诉法院在裁决中指出，它同意罗克法官在初审法院根据当时的证据作出的判决。但是，此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具有追溯的效力，至少溯及到在俄国将原告公司所有的财产没收并国有化的时候。在这方面，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与承认为法律上的政府没有什么差别。鉴于承认的追溯效果，英国法院不能对在俄国领土上所为的苏俄政府的行为的效力提出疑问，在本案即对获得原告的财产并将产权转移给被告的行为的效力提出疑问。
编译自毕晓普:《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66-367页。
评 注
本案是说明承认在英国法上效力的著名案例。
英国法上承认的效力和国际法上承认的效力之间有着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国际法上承认是没有构成的效力的，但在英国法上承认却具有构成的效力。本案所反映的正是英国的实践。当英国法院必须决定一个国家或政府是否存在时，它必须受外交部证明书的约束。除非外交部证明英国政府已承认该国或外国法时，法院仅能适用已被承认的国家的已被承认的政府所颁布的法律。
本案涉及的另一个国际法问题是承认效果的追溯力。在国际法上，承认的法律效果具有溯及力，这就是说，既存国家对新国家或新政府的承认，其效力可以追溯到后者成立时。因此，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未被承认之前完成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承认国应当予以承认。
案例二：美国诉平克案（United States v.Pink）
案情介绍：依据1918年好1919年两项法令，苏俄政府解散了俄国第一保险公司，并将其全部财产国有化，不论财产位于何处。但是，该公司于1908年在纽约设立的分公司不顾上述法令，仍继续经营，直到1925年本案被告依纽约法院的命令接管了它的业务时为止。被告平克接管纽约分公司后，清偿了所有的国内债务，尚有100多万美元的结余。1931年，纽约上诉法院指示被告偿付外国人债权人的债务，并将剩余部分交给公司董事会。1933年底，美国政府对平克提起诉讼，法院指示，在美国政府提出的权利要求解决之前，暂停支付业务。
1933年11月16日，美国正式承认了苏联政府，与承认相联系，美国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的某些权利要求的转让。在以‚李维诺夫转让‛著称的外交照会中，苏联外长指出：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及其国民之间的请求与反请求最终解决以前，苏联政府将不采取任何步骤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作为前俄国政府的继承人，为从美国国民那里取得已承认应付给它或可能判决付给它的款项提起新的诉讼，〃〃〃〃〃〃由此将所有这些款项转让给美国政府。〃〃〃〃〃〃苏联政府进一步同意，在上述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不提出涉及下列问题的请求：（1）美国法院作出或可能作出的判决，就它们涉及苏联政府或其国民享有或可能主张利益的财产、权利或利益的范围；（2）美国政府或美国官员或美国公民作出的行为或解决办法，涉及俄国政府或国民的财产、存款、或义务。美国总统承认并接受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此后，美国政府在纽约法院对平克和该公司的某些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美国有权单独的或排他的直接获得平克手中的全部剩余条款。纽约最高法院驳回了这项请求。这项判决被上诉庭和上诉法院确认。案件提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指出：
纽约上诉法院认为，在‚莫斯科案‛中，所涉及的苏俄法令没有域外效力。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它对目前的争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美国政府根据‚李维诺夫转让‛取得的只是俄国享有的权利。如果俄国保险公司在纽约的财产不受上述苏俄法令的影响，那俄国在本案没有东西可以转让。但是，外国法效力的问题是不能排他的由州法院决定的。美国给予‚李维诺夫转让‛提出的请求产生了一个涉及联邦的问题。〃〃〃〃〃〃在本案，所有权的取得取决于正确解释苏俄法律。
美国曾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外交部长在取得司法部长的官方意见后，作为一个俄国法问题，澄清国有化法令对俄国保险公司在国外财产的效力。1937年11月28日俄方作出正式声明如下：
苏联司法部长证明，根据苏联政府工作机关的法令，所有被国有化的企业和公司的资金及财产，尤其是保险公司的资金和财产，构成苏联国家财产的一部分，无论其性质如何，也无论它们是否位于苏联境内。
本法院认为，就意欲达到的效果而言，苏俄的国有化法令包括了俄国第一保险公司在纽约的财产。
当然，该法令是否具有域外效力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首要问题是，根据美国宪法，纽约州的法律是否可以 阻止苏俄法律在纽约的效力。
在这个问题上，纽约上诉法院的判决是清楚的，它认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苏俄的国有化法令对本案主张的财产不发生影响。纽约分行的财产已取得了‚自己的性质‛，它是‚独立的‛。
在1937年美国诉贝尔莫特案中，本法院判定，指导对外关系的权力由了联邦政府的政治机关行使。这种权力的优越性不受法院的审查。承认外国主权的决定绝对地拘束各法院，并具有溯及力，使被承认的政府的所有行为自其成立之日起有效。本法院进一步判定，对苏联政府的承认，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李维诺夫转让‛，是导致两国政府缔结一项国际协定的交易中的三个部分。美国政府行使对外权力无需考虑州的法律和政策。在这方面，条约的最高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承认。所有国际协定和协议，具有同等的尊严，因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全权属于联邦政府，它不能被若干州缩减或干预。
贝尔莫特案的判决对本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按照美国宪法关于条约是美国的法律的规定，诸如‚李维诺夫转让‛这类国际协议与协定与美国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尊严。
当然，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应谨慎地解释为不至于取消州的权威和管辖，除非这是为使国家政策有效必须的。但是，当州法律不符合或损害条约或国际协定的政策或规定时，州法律必须放弃。
执行在莫斯科案中阐明的纽约州的政策市与联邦的政策相冲突的。〃〃〃〃〃〃
本法院重申对各州主权的限制。任何州都不能重写我国的对外政策，以符合它的州政策；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不能由州分摊，这种权力排他的归属于联邦政府；联办政府行使这种权力无须与州法律或州政策相一致；当美国政府，在宪法范围内行事，在法院寻求执行它的对外政策，各州的政策完全与司法审查无关。
本法院裁定：本案诉讼中涉及的资金或财产的权利属于作为俄国第一保险公司的继承人的苏联政府；这种权利根据‚李维诺夫转让‛已转移给美国；美国对该项财产有反对公司和外国债权人的权利。
纽约上诉法院的判决被撤销。
---编译自毕晓普：《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76-381页。
评 注
一国国内政府的交接是按照该国宪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但在政府是通过革命或武装政变更替时，则产生承认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新政府具有代表国家资格，就是政府承认。本案涉及的是承认在法律上的效力问题。按照国际法，政府承认的第一个效果是，被承认的政府在其与承认国的关系上，正式代表国家的资格得到了承认，两国间在一般国际法上的关系全面成立；第二个效果是，承认具有追溯力，被承认政府的国内法律的有效性在承认国的法院得到承认和适用，其效力追溯到该政府成立时为止，被承认政府的诉讼权和对于旧政府在国外资产所有权的请求权也得到承认。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政府在承认苏联政府的同时进行的外交转让是美苏间一项有效的国际交易；苏联转让的权利是有实际内容的权利，因为苏联国有化法令已通过政府承认取得了在美国的域外效力；因此，“李维诺夫转让”所产生的权利是可以在美国国内法院得到执行的。
案例三：沃尔夫索赫诉苏俄政府案
案情介绍：这是纽约最高法院1923年审理的一起对未被美国承认的苏俄政府起诉的案件，争诉的问题是被苏俄政府没收了的原属于原告渥尔夫索赫的皮毛所有权。首先涉及和处理的是法院的管辖权问题。纽约最高法院特别庭否认了被告声明传票送达无效和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的抗辩。该院上诉庭确认了这一判决，其根据是：外国政府享受管辖豁免是基于礼让，在没有承认的情况下就不存在这种礼让，被告可以作为外国公司在美国法院被诉。苏俄政府对此提起上诉。上诉的问题是要证明被告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外国公司被诉。
关于未被美国政府承认的苏俄政府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被视为一个外国公司而被诉的问题，纽约上诉法院法官安德鲁斯在判决中指出：
苏维埃俄国政府是俄国现存的事实上的政府，这一点是原告也承认的，否则，在法院的判决诉讼就没有适当的被告一方，而这正是被告所主张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目前的诉讼并不与位于本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财产所有权有关，若是那样的话，诉讼结果将取决于对苏俄政府行为效力的承认与否。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国际礼让论，本案属于不同的情况。被告苏维埃政府是由于本国领土内所为的主权行为，而依下述理由为根据被诉的，即，如果被告在本国领土内的行为换由个人所为，按照美国国内法，那就是一种侵犯行为。
是否有一个政府存在——具有在自己领土内行使其权威的权力，它的统治为人民所服从，能够履行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能够用武力实行它的主张——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对于它来说，承认并不创造一个国家，虽然它可能得到承认。〃〃〃〃〃〃一个在自己领土内存在的主权政府，它的管辖是排他的和绝对的，它可以施加任何限制，这是它的独立性的结果。可能得到承认，它的行为应该符合正义与平等。但是，如果它不这样做，美国法院没有资格审查它的行为。外国主权者不能带到我们法院的被告席上来。这并不是出于礼让，而是因为他没有使自己隶属于我国法律的管辖。没有他的同意，他不受我们的法律支配。〃〃〃〃〃〃无论是否被承认，情况都是这样的。〃〃〃〃〃〃无论何时，对主权行为发生争议，都只能成为谈判、报复或战争的事项。
纽约州上诉法院最后裁定：对苏俄政府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外国公司在美国法院被诉的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纽约最高法院的扣押令应撤销，解除货物扣押的动议应准允。
---编译自毕晓普：《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62年英文版第3版，第359-360页。
第二篇：国际公法案例
国际公法案例
第一章 导论
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A国与B国签订了一项通航航海条约，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条约生效后，第三年，B国一艘邮船在A国领海内与A国一艘渔船相撞，导致渔船沉没和一名船员死亡。邮船达到A国A1港口后，该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邮船，并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B国指责A国违反通商航海条约，侵犯了邮船的豁免权，要求立即释放及其船长。A国法院坚持管辖权，认为通商航海条约不能适用，因为国会或联邦政府没有颁布实施该条约的法令。A国政府则称，该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活动。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扣留B国邮船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否合符国际法?
1、因涉案的船舶不属于A国“国内机关和个人”，所以，本案不适用“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的规定。
2、由于两国有通航航海条约，且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本案是适用此通航航海条约的。
3、既然该通航航海条约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那么，此涉案船舶属于B国的邮船，则应当享有豁免权，因此，A国扣留B国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4、A国的“三权分”立属于该国国内法律制度，不能对抗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
第二章 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A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由于军事政变而陷入内战。B国以保卫边境安全为由出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在B国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反政府武装控制了A国领土一半的地区，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B国还在A国的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出动飞机袭击A国港口和石油设施。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违反了哪些国家法原则？
（美国侵犯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案）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不干涉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A国出兵支持B国反政府武装，直接攻击B国的港口、石油设施等．在B国港口布设水雷，以及上述判决中认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干涉行动．不仅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亦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第三章 欧盟经济 国际法上的国家
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1997年7月1日前，他取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7月1日后，他经常持此护照到A国进行商业活动，在那里建立了商业活动中心。2003年，A国政府向甲订购军服30万套，约定：交货2个月后第三个工作日以美元结清货款，甲放弃外交保护。甲交货后，A国发生金融危机。到付款之日，A国政府以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绝付款。甲要求与它达成付款和补偿协议，也被拒绝。于是，中国政府驻A国使馆向A国外交部过问此事，但被指责为干涉内政。其理由是，中国物权介入此事，因为甲不是中国人，而且他放弃了外交保护。
A国的主张能否成立，为什么？ A的主张不正确。
（1）甲是中国人，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甲是中国人。（2）甲的中国人身份不因他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而受影响。《解释》规定，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都是中国公民。
（3）保护海外侨民是国家的责任。甲是中国人，中国驻A国大使馆对他在A国遭受的不法侵害表示关切，是履行其护侨的职责，要求A国依法惩治肇事者，是尊重A国的主权，不存在干涉其内政的问题。
公民甲是A国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他任职期间，他将其单位的资金多次非正常地转入B国，以个人名义存入B国银行。随后，甲畏惧东窗事发，潜逃B国。A国请求B国引渡甲，但遭到拒绝。在没有希望将甲引渡的情况下，A国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在B国公民帮助下，将甲绑架回国，并以腐败罪提起诉讼。B国政府得知此事后，向A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A国道歉并将甲送回B国。而A国则指责B国庇护罪犯，拒绝道歉。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的做法是否合法？B国的要求是否合理？
A国的做法不合法。A国在没有得到B国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将甲绑架回国，侵犯了B国的国家主权，是不合法的。
B国的要求合理。因为A B两国之间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B国是否引渡罪犯，完全可以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自由决定；但A国要求B国将甲引渡时，B国根据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权拒绝A国引渡的请求。然而A国却派自愿人员潜入B国将甲绑架回国，侵犯了B国的国家主权。
A1是A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一个法人公司，1998年，A1获准在B国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亿美元。2004年，A1宣告破产。由于B国的许多小股东没有得到清偿，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B国法院起诉A国政府，要求赔偿本金及利息12亿美元。B国法院受理了诉讼，向A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并经请求冻结了A国在B国B1银行的存款。A国拒绝出庭，B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并将所冻结的资产用于清偿。之后，当A2（A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一个控股公司）所属的一游轮停靠B国港口时，B国法院经请求扣押并拍卖了该船及其货物。
分析B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B国法院的做法不正确。
国家豁免是一项普通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国家同意，不得对它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和采取强制措施。B国法院受理诉讼、发出传票、缺席判决和对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侵犯了A国的国家豁免权。
（1）A1是A国的一个独立法人，以其自由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它不是A国国家定义的一部分，因此A国不对A1未偿债务承担责任。
（2）A国政府向B国政府购买武器的交易不属于豁免例外的商业交易。
（3）A2是独立法人，与A1的债务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它也不是A国国家定义的一部分。
A国A1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大规模反政府起义，该国陷入内战。为镇压反政府武装，A1在B国发行了5年期、利率为4.75%的“重建债券”10亿美元，用于向B国购买军事装备。后来，A1被推翻，被迫退缩北方一隅。反政府武装占领首都，有效控制全国绝大部分领土，宣布成立A2民主共和国，组成中央政府，并宣布是代表A国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政府。A2成立5年后，得到B国承认。第七年，B国“重建债券”持有人联合在B国法院起诉A2，要求赔偿本金和利息17亿美元。B国法院受理了诉讼，向A2外交部部长发出传票，但被退回。就在此时，A1在B国法院起诉，请求对B国政府将以前为它所购买而现在转交给A2的大使馆房产的所有权。B国法院接受了诉讼，并判决该房产属A1所有。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⑴B国法院对A2民主共和国行使管辖权违反国际法。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这种豁免的一般形式是一国法院不得对以外国国家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和不得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在本案中，A2民主共和国是A国的继续，并得到B国承认。承认的一个法律后果是被承认者在承认国享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B国法院未经A2同意受理其国民对A2的诉讼、向A2外交部长发传票侵犯了A2在国际法上享有的豁免权，违反了B国依国际法对A2承担的义务。
⑵B国法院将大使馆房产的所有权判归A1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在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上，新政府有权继承属于它所代表的国家的一切国家财产，包括在国外的合法财产。在本案中，A国旧政府A1所购买用于驻B国的大使馆房产属于A国的国家财产。A1政府被A2政府取代后，后者对大使馆房产享有合法的继承权利。因此，该大使馆房产属于A2政府所有，它有权接管。B国承认了A2，就是承认A2政府是国际关系上代表A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A1政府不再具有代表A国的资格。B国法院的做法违反了B国承认A2产生的义务，并侵犯了A2政府享有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
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中国公民甲原是中国某银行地方支行行长，曾数度非法将总额为1.05亿美元公款转移到A国，以个人名义存入A国A1银行，而后潜逃该国。当得知甲藏匿于A国后，中国请求引渡，并要求A国对甲采取先行强制措施。A国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其国内法中没有贪污罪罪名和规定死刑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同时，甲在A国申请政治避难，诉称他在国内时因为与其上级领导在管理方面的意见不合而遭到政治迫害。A国同意了申请，给予他庇护。其后，由于甲涉嫌A国在野党政治献金丑闻，又由于两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公约，所以A国暗示，如果中国保证不判处甲死刑，可予考虑。
根据案情，分析A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引渡甲？
不正确，因为根据引渡的同一原则，在A国没有贪污罪，所以如果中国请求以贪污罪引渡是不应该得到A国的许可的。中国应该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对方和中国都是缔约国为理由，要求对方给与协助，如果A国不给与协助，就违反了公约的要求。
第五章 国际人权法
B1是A国A1省西北部的一个土著部族。A国成立后，与B1部族酋长签订协定,宣布B1部族居住区为保留地，并承认他们有权维持其传统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A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第一任择议定书后，为使B1土著居民融入主流社会，享受现代文明的利益，颁布了《文化促进法》，制定了在保留区推广官方语言的计划，由于越来越多的土著后裔将官方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其传统语言有被淡忘之势。同时，B1保留地经勘探发现巨大油气田。A1省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征用保留地用于汽油开发，得到允许。于是，B1部族酋长致函人权事务委员会，指控A国政府违反了公约第一条所承担的义务，剥夺了该部族的自决权和享受其固有文化、使用其固有语言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将来文通知A国政府。
假设你是A国政府的法律顾问，根据以上案情提出法律意见。
（1）自决权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享有的一项国际法权利。B1是土著部族，不是殖民地人民或其他被压迫民族，因而不享有自决权。
（2）B1部族酋长没有利用国内救济。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不能受理B1部族酋长关于自决权受到侵害的来文。
第六章 国家领土
塔顿岛是一个荒芜岩石岛，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该岛，其后C国一航海家也发现此岛，并称之为“希望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军官乘一艘商船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但没有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塔顿岛割让给A国。这遭到D国强烈抗议。在此后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第50年当A过宣布将塔顿岛出租给B国一家公司开发旅游时，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发现与先占的关系
2、A国是否取得了塔顿岛的主权？
1）先占。是指国家通过对无主地的占有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的行为。先占区别于发现在于，先占必须有效占领并在当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
2）否。
第七章 海洋法
X海峡位于B国南部大陆领土和C国北部大陆领土与C国X1岛屿之间，最大宽度不超过21海里。当A过两艘军舰通过X海峡的北部时，遭到B国海岸部队袭击，但未被击中。A国立即向B国政府抗议，声称其军舰在海峡中享有无害通过权。B国政府则称，外国军舰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许可。为进一步试探B国的态度，A国派遣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驶入X海峡北部，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军舰严重受损、数十名海军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A国通知B国政府，将在海峡扫雷。这遭到B国政府拒绝。随后，A国海军单方面在海峡进行扫雷活动，引起B国政府强烈抗议。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A国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为什么？
2、A国在X海峡北部扫雷是否符合国家法？
⑴享有。因为该海峡是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据公认的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一国有权在平时，在不经过沿岸国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派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只要这种通行是无害的；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不得禁止这种通行。
⑵不符合，A国的扫雷构成了对B国的主权侵犯。
第八章 空间法
AB两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各自宣布了从其领海基线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它们还是《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缔约国。A国一架高性能军用侦察机在距离B国东南海岸135公里海域上空抵近侦察飞行，被B国一架军用飞机跟踪监视。当两架飞机靠近平行向西南方飞行时，A国军用飞机突然转向，朝东北方飞行，其左机翼撞上B国飞机，致使其失控坠海。受损的A国飞机进入B国领空，并降落最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事件发生后，A国指责B国侵犯了它在国际空域的飞行自由，应对事件负责；其飞机进入和降落B国是出于紧急情况，无需它的同意；降落飞机享有主权豁免，B国无权扣押和检查。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主张的合法性。A国主张不合法。
（1）B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不是国际空域，A国军用飞机是在B国享有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
（2）A国在B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享有的飞越自由不同于公海上空的飞越自由，A国军用飞机的侦查飞行无视B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不是行使正常的飞越自由，而是在搜集B国的情报。
（3）A国军用飞机进入B国领空、降落B国机场侵犯了B过主权。紧急情况不免除A国军用飞机进入和降落的非法性。
（4）A国飞机不享有主权豁免，其属于不受国际法保护的间谍飞机，侵犯了B国的权利，且造成了损害，B国有权检查。
A、B、C和D国都是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缔约国。一架在A国登记的民航飞机飞经B国领空时，被C国反政府游击队的一名成员C1劫持，要求C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2名游击队领导人。被劫持飞机降落D国后，C1申请政治避难，得到D国允许。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本案中哪些国家对C1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有管辖权？（2）D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1）A国和D国。劫持事件是在A国登记的民航飞机内发生的，D国是劫持者C1所在地，而该国没有引渡他。
（2）D国做法不正确。①劫持民用飞机是《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缔约国防止和惩罚的犯罪行为。C1虽然是C国反政府游击队的成员，但其劫持行为不属于政治犯罪，因此D国不能提供庇护。②D国虽没有引渡义务，但依公约第七条规定，D国有义务依其法律对C1进行起诉和审判。③D国的做法违反了它依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A国人甲向A国地方法院、A政府和联合国递交一份所有权声明，宣布他是月球的土地所有者。他注册陈丽“月球大使馆”公司销售月球土地，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B国人乙与甲签订协议，代理销售月球北纬20°～24°、西经30°～34°之间的土地并向B国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成立“月球大使馆”分公司，开始销售月球土地。B国人只要向“月球大使馆”分公司交纳一小笔费用即可取得A国总公司颁发的《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购买者据此可拥有所购买月球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以上和地下3公里以内的矿物产权。B国是1979年《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的缔约国。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应该如何对待“月球大使馆”分公司及其销售月球土地的行为。
B国应撤销“月球大使馆”分公司的登记，禁止其销售月球土地，认定代理销售协议和出售的月球土地所有权无效。
（1）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不能据为己有是外层空间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月球的表面或表面下层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中的自然资源均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政府间或非政府国际组织、国家组织或非政府实体或任何自然人的财产。
（2）B国是《月球协定》的缔约国，有责任使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在国内得到遵守。B国有义务撤销公司登记、禁止销售和认定代理协议与所售土地所有权无效。
第九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A国一地方法院受B国X村曾经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受难者后裔的诉讼请求，向B国现任外交部长甲签发了一项“缺席的国际逮捕令”，指控他对X村的大屠杀事件负有责任，凡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通缉。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A国法院做法不正确。
（1）根据国际习惯法，外交部部长在外国时，享受全部外交特权与豁免。甲是B国现任外交部部长，享有与其身份相联系的属人豁免。
（2）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国际罪行。甲被指控对B国X村曾发生的大屠杀事件负责，根据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官方身份不免除个人责任。但甲作为B国现任外交部部长，他在外国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和刑事豁免权。
（3）A国向甲签发逮捕令和进行通缉的行为违反了它对B国承担的法律义务。
第十章 条约法
A B两国是联合国会员国。A国内战在联合国干预下结束后，根据一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安理会通过1468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应对A国内战中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负责人，并要求所有国家与法庭合作，将指控的嫌疑人移交给法庭。法庭指控A国陆军参谋长甲对A国境内发现的“万人坑”负有责任。当他出席B国一学术机构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时，法庭要求B国逮捕甲并移交给他。这为B国拒绝，因为它与A国之间的引渡条约规定，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对方的国民引渡给任何第三方。
根据案情，分析B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B国的做法不正确。（1）安理会1468号决议对B国有约束力。《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1468号决议是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行动，并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与它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合作，逮捕被指控的嫌疑人并移交给它。B国是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有遵守1468号决议的义务。
（2）B国根据安理会1468号决议的义务优于它根据与A国引渡条约的义务，即未经A国同意，它不得将A国陆军参谋长甲移交给法庭的义务。《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重申了这一原则。本案中的国际刑事法庭是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被指控A国陆军参谋长甲在B国管辖的领土内，法庭向它提出了逮捕并移交甲的要求。因此，B国有义务与法庭合作，不能以它与A国的引渡条约来对抗。
第十一章 国际组织法
A国是联合国会员国。该国由于总统被暗杀而使总统和总理所各自代表的两大部族陷入仇杀之中，大量无辜平民、妇女和儿童被屠杀，大批难民涌向周围邻国。安理会紧急讨论A国情势，通过1725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那些应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负责的人。A国一陆军上尉甲被法庭指控犯有种族灭绝、谋杀和酷刑等罪行。在法庭审理中，甲主张该法庭的建立不合法，对他没有管辖权。因为它不是依条约或《联合国宪章》修改程序设立的，而是由安理会建立的，《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建立一个司法机关的权利。而且，法庭的审判干涉了A国内政。
根据案情，分析甲的主张是否正确，为什么？
甲的主张不正确。因为安理会有权建立一个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不干涉各会员国国内管辖事项是《宪章》的一项原则。但这项原则受一个条件的限制，即该原则不应影响执行依《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执行措施。而本案中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正是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采取的执行行动。因此不存在干涉A国内政的问题。
法庭的属人管辖和属物管辖是A国境内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甲是A国人，其被指控的罪行属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因此他对法庭管辖权的反对不能成立。
第十二章 国家责任法
一民间环保组织在C国登记的船舶“绿色号”停泊B国港口时，被秘密进入B国的两名A国人X和Y炸毁，造成一名C国船员死亡。B国逮捕了X和Y，经调查发现，他们是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的军事人员。B国向A国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赔偿损失和调查费用以及“和平号”及其死亡船员。A国承认X和Y的身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要求B国释放，这遭到B国拒绝，并判处X和Y各10年监禁。经谈判，A B两国达成执行监禁协定：将X和Y监禁在A国一个小岛上5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允许他们离开岛屿。到监禁的第二年时，A国将X和Y送回本土。B国指责A国造反协定，要求立即将两人送回岛上。A国说，它的行为义务是正当的，因为X和Y的健康日益恶化需要紧急治疗，这一行为不能仅仅依据条约法来判断。由于B国的要求被拒绝，它宣布冻结A国驻B国使馆的资产。
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B国的要求和行动是否正当？为什么？
2、A国将X和Y带离岛屿的行为是否正当？为什么？
⑴案例中，X和Y系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导致“和平号”被炸毁一名C国人死亡，据此可认定此行为为国际不法行为。A国应承担直接国家责任。B国要求道歉、赔偿损失和调查费用是A国所应承担并履行的国家责任具体体现，是正当的。但因为“和平号”及死亡的人都属于C国，所以B国就该部分主张赔偿的主体资格有瑕疵，能主张船舶和死亡人员赔偿的应该是C国。
案例中，X、Y系奉A国安全局命令行事，二者行为应是属于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因为AB两国俱为平等的国家主体，所以享有国家豁免。根据国家豁免的内容，可知A国驻B国使馆作为国家财产和国家主权的延伸是享有国家豁免的，B国不能冻结该财产，B国的行为是不正当的。
⑵AB两国达成的执行监禁协定属于两国的双边协定，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根据国家基本义务相关规定，善意履行监禁协定内容是A国的义务。第二年，在未经照会B国的情况下，A国将X和Y送回本土B国完全有权提出抗议。但X、Y真的急需治疗，根据人道主义原则，B国应要求在X、Y健康状况稳定后立即将其送回岛屿监禁。A国带离X、Y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说法的真实性。由上述可知，遵守监禁协定是A国应履行的国家基本义务。若并非如A国所言，A国的行为就是不履行义务，是非正当的；若真如其所言，则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国家天然对其国民所负的保护义务，A国的行为正当，但其必须照会B国并提交证明材料以证实X、Y真的需要紧急治疗。
第十三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一架A国民航班机在大西洋上空爆炸，造成乘客和乘机组人员全部罹难。A国指控灾难系两名B国人安放在飞机上的炸弹爆炸所致，要求引渡他们到A国受审，否则，将冻结B国的国家存款和轰炸B国情报大楼。这为B国拒绝，要求谈判或仲裁争端。这又遭到A国拒绝。因此，B国在对被指控的嫌疑人进行起诉时，援引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14条第1款（两国没有对该条款提出保留）向国际法院提交申请书，请求法院判定它履行了公约义务，并制止A国的非法行为。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47号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要求B国政府毫不迟延地将嫌疑人交A国审判。A国反对国际法院对争端的管辖权。
根据案情，分析国际法院对B国提交的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有管辖权。本案中，B国已将被指控的嫌疑人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因此，由于两国都接受了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在B国提出申请书时，国际法院因此取得了对争端的管辖权。再者，安理会决议是在B国提交争端后通过的,自B国提交申请书时起，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就已经确立。
第十四章 武装冲突法
A国内战后，其邻国B与C和D与E派兵进入A国，分别支持中央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另外两个邻国F和G宣布保持中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422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对A国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外国军队撤出A国。D国以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为由继续支持反政府武装。在D国上尉X组织的一次突袭中，H国驻A国的一总领事馆被炸，造成馆舍严重受损和3名领事官员重伤。
根据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D国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2、F和G国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中立立场？
1、不合法。
D国派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干涉了A国内政；D国军队不撤出A国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宪章规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非会员国应遵守宪章原则。
2、不可以。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国家保持中立的自由受到约束。本案中安理会第1422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对A国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执行行为，无论F国和G国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措施，不得继续奉行中立。
第三篇：国际公法案例（推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一）：北海大陆架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四、本案涉及的常见问题的参考答案
（一）（1）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德国。（二.）1，(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2.评价：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三）1.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2.因为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不顾一切平分的平均主义，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
（二）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美国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国，国际法院，1984年）
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政府指使某些拉美国家的国民在尼境内从事诸如在尼加拉瓜的港口进行布雷、破坏尼加拉瓜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海军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领空主权以及在尼加拉瓜组织和资助反政府集团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提出指控，请求国际法院宣布，美国违反了根据若干国际条约和一般及习惯国际法对尼加拉瓜所承担的义务，美国的行动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行为，请求国际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所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
在针对本案实质问题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判定美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一提供财政支持、训练、武器装备、情报等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构成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同时也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美国违反了在武装冲突中应遵循的人道法原则，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1949年4个日内瓦公约的原则作为习惯法可适用于本案；美国的行为还违反了美尼之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法院判令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采取上述任何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并且有义务对尼加拉瓜因美国上述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还对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的效力作出分析，认为该共同第三条反映了“人道的最基本考虑”，由此强调该共同第三条构成了 国际习惯法。另外对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院援引了联合国大会第2625号决议，认为禁止侵略是一项强制性规则。以此作为证据证明禁止使用武力义务的国际习惯法地位。
课后思考题目：
（一）因为美国要成立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尼加拉瓜从事了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达黎加的武装进攻；(2)有关国家认为它们是尼加拉瓜武装进攻的受害者，这些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帮助；(3)美国的行动符合自卫行动应是确实必要、行动规模应与攻击规模相称的原则。对此，法院认为每一项至少都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
（二）不干涉原则涉及每一主权国家不受外来干预处理其事务的权利。法院判定，美国以提供财政支持、训练、武器装备、情报、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美国的行为明显构成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
(三)美国在其港口设置水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设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武装装备和财政支持。法院并不认为“武装进攻”的概念包括对另一国叛乱分子以提供武装、后勤或其他援助为形式的帮助。所以美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四）三个，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 不干涉原则 三.匈牙利诉捷克斯洛伐克水电站案
1．案情介绍
1977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布达佩斯条约》，决定两国共同在多瑙河上修建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将河水截至两条运河后回注于多瑙河；其目的是利用河水发电。1988年，匈牙利国会认定该河流的生态利益高于该项目的经济利益，因而命令政府重新评价该项目。匈牙利政府于1989年决定中止该项目的建设。然而斯洛伐克于1991年决定继续建设该项目，并单方面将近2/3的多瑙河水截引至其领土上。由于这一决定不仅对匈牙利的环境，而且对其经济将带来重大影响，匈牙利政府于1992年2月对斯洛伐克的这一决定正式提出抗议。1992年4月欧共体出面调解无效。1992年5月，匈牙利单方面中止了1977年的条约。1992年10月，匈牙利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国际法院的裁决。1993年7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达成协议，决定要求国际法院进行裁决。
1997年9月25日国际法院主要裁决结果是：(1)《1977协定》仍然有效，匈牙利无权在1989年推迟并最终终止《1977协定》工程和相关文件中应履行的国际义务。(2)斯洛伐克无权实施改变多瑙河自然水流状态而造成环境灾难的C方案。(3)最终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彻底解决将一定水量放回多瑙河原河道，恢复多瑙河天然河道，重新设计具有抗地震、浮冰条件下可航行的大坝，保护“千岛地区”生态和区域供水。(4)两国必须进行诚意的谈判，采取措施保证经双方同意修改后的《布达佩斯条约》的目标的实现；两国必须根据《布达佩斯条约》制定一个联合营运方案；两国必须互相赔偿因各自违约造成的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两国都同意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可用来解决双方的纠纷。例如匈牙利在其诉状中称：“匈牙利和斯洛伐尼亚同意，可持续发展原则，如同《布伦特兰报告》、《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所阐述的那样，适用于本争端„„”[1]。法院裁决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充分表达了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需要”。[2]国际法院副院长卫拉曼特雷法官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关于多瑙河水坝案的个别意见书中认为，“由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本案中是一个对于决定相互竞争的因素具有基本意义的原则，又由于它可能在未来的重大环境争端的解决中起重要作用，尽管它只是在最近才引起国际法论著的注意，它需要得到较为详细的考虑”[3] ；“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具有规范价值的以决定本案至关重要的原则”[4]；“经过早期对发展概念的阐述，人们已承认对发展的追求不能导致对它所在地的环境的实质损害。因此，发展的执行只能与保护环境的合理要求相协调”[5]；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必须遵循一条对两方面予以适当考虑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且依我看来它是现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6]；“可持续发展概念因此不仅仅是一项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基于世界范围的接受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因而不仅仅由于它的不可逃辟的逻辑必要，而且由于它被全球社会的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构成现代国际法的一部分”[7]。2．案例评析
该案例是说明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一个著名案例。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上正式确立的标志，就是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一案所作的裁决。该案例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环境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和共同任务，是各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和奋斗目标。将谋求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政策、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指导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一项原则。
第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于指导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和环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保护环境观、节约资源观是其中的固有之义。我们应该坚持“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原则”，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课后问题：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原则
（一）情势根本变迁的5个积累条件1.改变必须是条约缔结时存在的情况2.改变是根本性的3.它不应当是当事方在其缔结条约时所预料到的4.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必要根据5.改变将根本变动条约的义务范围。
（二）法院认为,1977年条约的标的和本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有多密切?在修改(...)的时候,他们是否完全的改变了仍然需要履行的义务的范畴呢? 并不密切，其影响都不会根本改变为完成该工程而必须履行的义务范围(三)按照法院的说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中否定和条件式的措辞又在暗示什么呢? 保证边界条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四篇：国际公法案例
1.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代表中国的诉讼，日本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了国际法，是出尔反尔的行为。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１９７７年的最初判决符合国际法，因为日本在实际行为中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论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１９７７年的判决是符合国际法，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大阪高等法院和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不符合国际法，并且也违背了日本自己在１９７２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认，１９８６年的判决，实际在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搞两个中国的伎俩，我们决不答应，抗议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判决，这样做只能引火烧身，我们呼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尊重国际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我们期待着。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不符合国际法，理由是：国际法规定国家的基本权利有独立权，对内可以自由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对外可以自由决定与其他国家缔约、建交、结盟或进行其他往来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一切权利，并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无权代表中国对外交往并承受国际权利义务。日本法院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大阪高等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上诉，京都法院寻找的理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什么“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旧政论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在实践中，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符合政府承认的规则，既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的承认，那么对台湾国民党政论应以否定。在光华寮案中，置国际法不顾，人为的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为，我们坚决的反对，我们相信，只要遵循国际法精神的国家都会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
2．湖广铁路债券案
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1）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
（2）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3）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3、荷花号案
问题：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本案涉及属地管辖权和公海管辖权问题。属地管辖即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辖。一国是否可对在其领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辖权呢?国际法承认一国可以根据“属人优越权”(国籍)、保护性管辖原则、普遍性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保护性管辖原则，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决的那样，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的一项绝对的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虽然本案判决超越了刑法的属地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本案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本案的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认当时存在着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明确否定。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管辖。《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二是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但它毕竟不是一国实际领土。而且，“浮动领土”是与“治外法权”相联系的，因此，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4、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5、卓长仁劫机案
问题：(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1）关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2）韩国当局对此案有管辖权。实际上，韩国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劫特的飞机属中国所有，而迫降在韩国境内。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但是，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国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辖权：犯罪的影响及于该国领土；受害者具有该国国籍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犯罪行为危害该国安全；犯罪行为违反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操纵规则；该国为遵守国际多边条约的义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3条第3款还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韩国无疑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而根据《海牙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下列国家具有管辖权：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国；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时仍在航空器内的航空器降落地国；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该条第三款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除了航空器登记国中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外，航空器降落地国韩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即韩国也有管辖权。
因此，不管是根据《东京公约》，还是根据《海牙公约》，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是肯定的。
（3）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
（4）《海牙公约》第八条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但公约并未强加缔约国有引渡义务。
依据《海牙公约》上述规定，罪犯所在地国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当地起诉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与普遍管辖相联系并作为拒绝引渡后的一种补救措施而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是根据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625年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提出的“或引渡或处罚”的名言发展而来的。这个原则的最初实践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给请求引渡的国家时，被请求国应承诺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处罚。但是在其由双边条约中的协议向国际刑法通则过渡的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刑法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个实施国际犯罪的人，不论逃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逃避应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一般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毫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在学术界，这一原则通常被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其签订的有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
按照这一原则，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的国际犯罪分子的国家，应当将案犯引渡给有权管辖并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其领土内发现罪犯的国家不愿将罪犯引渡给请求国，那就应当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将其交给本国有权对其进行起诉的机关，按照本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作为国际刑事合作中的义务性规定，对被请求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其境内发现犯罪人的国家，当他国对该犯罪人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就必须在引渡与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将该犯罪人引渡给请求国，要么对其进行司法审判。
6、北海大陆架案问题：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
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1）自然延伸系指沿海国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续延伸。大陆架区域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和在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国根据对其大陆领土的主权，并作为沿海国为勘探海床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的扩展，对于构成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到海洋或海下的大陆架区域的权利，事实上并自然就存在。简言之，这是一种固有权利。为行使这种权利，无需经过特别法律程序，也不必履行任何特定法律行为陆地领土或领域，或沿海国陆地主权经由处于该国完全主权之下的领海海床向公海和在公海下自然延伸或继续的原则是比邻近概念更为基本的原则。海底区域不能由于或仅仅由于它们位于一沿海国的附近就实际归属于该国。单纯邻近本身不能赋予陆地领土所有权。赋予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是有关海底区域是该国领土的延伸或继续。因此，如果一特定海底区域不构成一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或最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该区域距离其比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更为接近，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该国，或至少在该海底区域应被视为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国家提出竞争性要求时是如此，纵然该区域距离其没有那么近
（2）划界必须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这不是把公平简单地作为抽象的公正来适用的问题，而是根据那些一贯成为大陆架法律制度在此领域发展的基础的观念，适用一项其本身要求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题，即
(a)当事国有义务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并且不仅仅把经过一种形式上的谈判程序作为缺乏协议时自动适用某种划界方法的一个前提条件；它们有义务使谈判富有意义，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坚持已见而不准备作出任何修正，则不要求如此。
(b)当事国有义务这样去行为，即在特定情况下，并考虑到所有情况，适用公平原则，一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离方法，但如果存在其它方法，也可以根据有关区域的情况单独采用或合并采用。(c)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并不得侵占另一国家领土的自然延伸
公平并不一定意味着平等。从来不可能有任何完全改变自然的问题。公平并不要求一个没有通海道的国家应当被分配给一个大陆架区域，否则就可能发生把一个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国家同一个拥有有限海岸线的国家的情况等量齐观的问题。
平等是被看作在同一水平上，而不是那些公平能够补偿的自然不平等。相同程度的平等理论可能导致不公平。为此，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即一个国家应享有的大陆架权利同其邻国所享有的那些权利有很大的差异，其原则仅仅是一方的海岸线在形式上不显得凸出，而另一方的海岸线则显著凹陷，尽管这些海岸线在长度上相差无几。因此，这不是一个不顾事实完全改变地理的问题，而是鉴于几个国家间准平等的地理状况，减轻可能导致不合理差别待遇的偶然性的特殊特征引起的后果的问题
适用公平原则必须达成公平的划界结果，即划界必须寻找的不是一种划界方法，而是一种目标。划界必须是公平的。更确切地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能够实现划界且被认为是公平的方法。为达成这种方法，国家可能考虑的因素没有法律限制，而且，通常是权衡所有这些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而非依赖其一排斥所有其它因素。赋予考虑的各种因素以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自然堕情况而变化。
（3）不存在任何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强制性的划界方法。等距离方法不是习惯法的强制性规则。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该方法被强行适用于所有情况，这就会同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划界问题上的法律信念的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相抵触在某些地理环境下，等距离方法会导致不公平。就大陆架划界的结果而言，海岸线上最细小的不规则现象都会被等距离自动地扩大。因此，在海岸线凹进或凸出的情况下，如果采用等距离方法，那么这种不规则越大和划界区域距离海岸越远，所产生的结果就越不合理。这样，对于自然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结果的扩大必须予以纠正或尽可能地给予补偿，否则就会产生不公平。在北海的情形，不顾地理环境而单纯根据等距离方法划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简化将是多么不公平。所以判决在战后大陆架划界法的历史上首次较科学地、权威性地提出了符合一般大陆架地理地质状况、同时也符合大多数沿海国利益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则与公平原则划界的主张，否定了以中间线或等距离规则作为强制性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
7、英伊石油公司案
问题：(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1）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协议。只有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才是条约，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与国家间订立的协议，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条约而只是契约。虽然在签订这项协议前，两国政府间进行过谈判，但协议本身只能被认为是一国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合同，英国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人，英国政府同伊朗政府无契约上的法律关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据契约对英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而只能向该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对英国政府负担任何契约上的义务，而只对该公司负担义务。协议文件由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双方签署，惟一的目的是规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间有关特许协议的关系，绝不是调整两国政府间的关系。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既然是契约而非条约，那么就应以合同性质看待变更与废除，如属于单方违约，则依相应冲突规范处理。
8、诺特鲍姆案
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1）国际法院根据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诺特鲍姆的国籍。所谓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就是指国籍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国籍,即该国籍符合基于个人与国籍国间有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所谓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包括惯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参加公共生活,对子女的灌输,对特定国家流露出的依恋等等。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德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份符合国际法，小部份不符合国际法。战争状态的出现导致战争法规的启用。危地马拉逮捕诺特鲍姆并把他拘留在美国，扣压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作出取销其国籍行政决定，拒绝他回危地马拉的申请，拒绝撤销关于取消列支敦士登国籍的决定符合战争法中关于敌侨的规定。危地马拉没收诺特鲍姆的财产和商店违反国际法，根据国际法规定，因为在战争时，交战国对其境内的侨民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对敌侨的财产可限制转移、冻结或征用，但不得没收。
9、“露斯坦尼亚号”案
答：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国际条约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2.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答：美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其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及于每个国家的内水和领海。在他国内水或领海布雷，构成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布雷妨碍了进出港口的权利，也阻碍了该国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业活动，因而构成侵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美国鼓励了尼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了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3、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是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七项原则分别是：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五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案:（1）参与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被认为是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犯者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战争犯罪是对全人类的最严重侵害，是严重的国际罪行。
（2）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上历史性的创举。它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国际宣言、法令、条约中所确定的规则，在实践中确认了一项国际法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关国家和个人必须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并应受到惩罚。纽伦堡审判确定战争罪行的概念和性质，可以为审判战犯提供依据，有利于对战争犯罪进行惩处，对以后对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处起到了指导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这对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和国际责任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3）依据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4）七项原则是：
①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而受到惩罚； ②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级命令不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⑦共谋上述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案:
3:北海大陆架案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案:
4: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案:
5: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
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案:
6:卓长仁劫机案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案:（1）符合，因为根据《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
一、当第一条（甲）款所指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旅客和机组继续其旅行尽速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2）不违反国际法，一个国家有权选择对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约》中更是规定了不引渡即起诉原则，没有有关条约明确规定，就不必须引渡。
（3）中国请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
（4）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等劫机犯的处理上，是不合理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
7:诺特鲍姆案
（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案:（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和国际法。
8: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案:（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主体地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因为根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本政府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有义务接受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必须承认中国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消亡，在日本的国际关系上该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将台湾当局作为代表中国的实体对待，不得与其进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台湾当局以就政府的名义在日本或其他场合进行活动，包括在日本的诉讼活动。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符合国际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决或裁定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权继承前政府的全部国家财产，无论该财产在国内或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有资格继承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中国国家财产，继承位于日本境内的中国财产。
9:荷花号案 问题：
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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