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法案例讲解4[精选]

第一篇：国际公法案例讲解4[精选]

国际公法案例讲解(四)

十三、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二)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十四、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二)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十五、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一)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二)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十六、哥伦比亚和秘鲁关于庇护权案

1948年10月3日，在秘鲁首都的港口利马——卡拉俄城爆发了海军暴动，但没有成功，当天即被政府镇压下去了。次日，即10月4日，秘鲁共和国总统宣布特别戒严令，并颁布法令宣布领导暴动的政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受法律保护，同时，以军事罪，即以参加了军事暴动开始对该党首脑阿亚·德·勒·托雷进行起诉，侦察机关于10月25日下22令予以逮捕。

10月26日在阿累基巴(秘鲁)城，奥德利亚将军(后任秘鲁总统)领导了临时军政府。11月4日，新政府宣布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被控参加暴动的案件，并授权该法庭采用死刑。

秘鲁人民党首领托雷发动政变失败后，在这段时期里一直藏匿起来。托雷躲避了三个月之后，于1949年1月3日潜入驻利马的哥伦比亚大使馆，请求给予“外交庇护”。

哥伦比亚大使将托雷隐藏大使馆后，于1949年1月4日将此事通知秘鲁外部长，并要求发给出境“通行证”。

这项请求，在哥伦比亚大使与秘鲁外交部长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信件往来。秘鲁政府以已交付庭审判为理由，拒绝发给通行证，于是两国发生所谓庇护权的争端。哥伦比亚政府和秘鲁政府的代理人于1949年8月31日在利马签订了一项协定来解决“由于驻利马的哥伦比亚使馆要求发给通行证而发生的”争端，并决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但是争端双方没有就问题的措词达成协议，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向法院提出请求书。结果，哥伦比亚于1949年10月21日提出了辩诉状，然后又提出了相应的两个答辩状。双方还任命了临时法官：哥伦比亚的临时法官是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教授，秘鲁的临时法官是阿菜沙·巴斯·索当教授。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国家只能根据属地优越权在本国领土内行使庇护的权利

根据国际法，驻外国使馆和在外国港口停泊的军舰和商船不得用来作为任何罪犯的庇护所。因此，现行的国际法规则是，除非有条约或已确立的惯例有相反的规定或显示，使馆不能庇护任何罪犯，即使是政治犯。如果外国使馆违反这一规则而给予庇护，必须在进行追诉的国家提出要求时将被庇护的人交出。如果拒绝交出，驻在国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这只能在情势紧张而且又在向外交使节请求而遭到拒绝后，才有理由采取措施。所以，一般国际法是不承认有外交庇护权的，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的时候也是对外交庇护抱否定态度的。法院的判决中指出，哥伦比亚的论据没有把外交上的庇护(在外国使馆的房舍中)和领土上的庇护(当罪犯在本国领土上的时候)加以区分，而该协定所谈的是引渡罪犯的问题。在领土上的庇护的场合，应由领地的主权者作出关于引渡的决定。由领土的主权者赋予庇护，并不破坏罪行发生地国的主权。外交上的庇护是另一回事，这时罪犯是在罪行发生地国境内，给予庇护便会破坏领土的主权者的权利，使罪犯不受当地法院的管辖，从而也就干涉了在本质上属于该国国内管辖的事件。

至于谈到1928年哈瓦那公约，则其中也没有一种规范规定了给予庇护的国家所享有的最后审定的权利。1928年公约的目的在于限制外交上的庇护的实践，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允许给予外交上的庇护，而这些条件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领土所属国的利益。

根据上述理由，法院以十四票对二票(阿谢维多和哥伦比亚临时法官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拒绝承认哥伦比亚的第一个论点，即对于藏匿在其使馆的人的犯罪性质，它有权作出秘鲁必须接受的断定。显然，国际法院正确地根据了外交法的一般规范，不容将外交豁免作扩大的解释，即将它适用于向外交使馆寻求庇护的人。如果给予这种庇护实际上是滥用了外交代表机关的特权。不仅如此，还可以认为给予外交上的庇护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驻在国政府没有义务给予外交使节以庇护罪犯或庇护不属于该使节随从人员的人的权利。是否允许庇护，属于驻在国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

(二)外交庇护权属于区域性而不适宜用于其它国家

外交庇护权不同于领土庇护权，除非另有条约的规定：这种庇护权多被否定，一般优先考虑的则是领土国的属地优越权。但在拉丁美洲国家间，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国使馆给予驻在国国民以政治庇护的习惯，并由1928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庇护的公约》即(哈瓦那公约)加以确认。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哥伦比亚与秘鲁之间的庇护权案时，对于1928年美洲国家间的哈瓦那公约作了有限制的解释，认为如果庇护是向外交代表机关驻在国的公民提供的，则这种庇护：(1)只能是短时间的，并且，(2)不使上述公民不受该领土所属国正常(不是特殊的)立法的管辖。秘鲁是南美洲国家唯一不承认外交庇护权的国家，同时，哥伦比亚大使馆对托雷的庇护也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公约。该大使馆没有权利决定秘鲁公民犯罪的性质和庇护的权利。因为，该公约第一条规定，各国不得在使馆、军舰、军营或军用飞机中，对被控或被判处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陆军或海军的逃兵，给予庇护。对于上述各种避难的被控或被判外有普通罪行的人，一经当地政府要求，应即将其交出。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权给予在本国境内的外国人庇护；一个国家驻外使馆、军舰、军营等也常发生外国人要求给予庇护。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庇护，前者称为“领土庇护权”，后者称为“域外庇护”，国际法是不承认大使馆有庇护权的，中国也不承认这种庇护权。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它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相互承认使馆的庇护权，只属于区域性规则。所以，法院认为，给予庇护以便将一个人藏匿起来不受司法机关的逮捕，并使他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 哥伦比亚所作的正是这样——就意味着干涉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情，并且意味着违反哈瓦那公约第2条，而承认该人享有一种司法豁免权，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因而也就妨碍了当地法制的实现，而外交代表是应当遵守和尊重当地法制的。

同时法院也含蓄地排除了当地国以强力将藏匿在外国大使馆中的人带走的可能，认为这种强制行为会对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发生不良影响。

第二篇：国际公法案例

1.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代表中国的诉讼，日本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了国际法，是出尔反尔的行为。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１９７７年的最初判决符合国际法，因为日本在实际行为中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论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１９７７年的判决是符合国际法，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大阪高等法院和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不符合国际法，并且也违背了日本自己在１９７２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认，１９８６年的判决，实际在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搞两个中国的伎俩，我们决不答应，抗议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判决，这样做只能引火烧身，我们呼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尊重国际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我们期待着。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不符合国际法，理由是：国际法规定国家的基本权利有独立权，对内可以自由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对外可以自由决定与其他国家缔约、建交、结盟或进行其他往来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一切权利，并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无权代表中国对外交往并承受国际权利义务。日本法院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大阪高等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上诉，京都法院寻找的理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什么“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旧政论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在实践中，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符合政府承认的规则，既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的承认，那么对台湾国民党政论应以否定。在光华寮案中，置国际法不顾，人为的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为，我们坚决的反对，我们相信，只要遵循国际法精神的国家都会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

2．湖广铁路债券案

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1）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

（2）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3）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3、荷花号案

问题：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本案涉及属地管辖权和公海管辖权问题。属地管辖即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辖。一国是否可对在其领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辖权呢?国际法承认一国可以根据“属人优越权”(国籍)、保护性管辖原则、普遍性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保护性管辖原则，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决的那样，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的一项绝对的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虽然本案判决超越了刑法的属地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本案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本案的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认当时存在着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明确否定。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管辖。《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二是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但它毕竟不是一国实际领土。而且，“浮动领土”是与“治外法权”相联系的，因此，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4、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5、卓长仁劫机案

问题：(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1）关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2）韩国当局对此案有管辖权。实际上，韩国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劫特的飞机属中国所有，而迫降在韩国境内。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但是，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国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辖权：犯罪的影响及于该国领土；受害者具有该国国籍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犯罪行为危害该国安全；犯罪行为违反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操纵规则；该国为遵守国际多边条约的义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3条第3款还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韩国无疑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而根据《海牙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下列国家具有管辖权：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国；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时仍在航空器内的航空器降落地国；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该条第三款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除了航空器登记国中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外，航空器降落地国韩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即韩国也有管辖权。

因此，不管是根据《东京公约》，还是根据《海牙公约》，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是肯定的。

（3）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

（4）《海牙公约》第八条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但公约并未强加缔约国有引渡义务。

依据《海牙公约》上述规定，罪犯所在地国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当地起诉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与普遍管辖相联系并作为拒绝引渡后的一种补救措施而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是根据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625年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提出的“或引渡或处罚”的名言发展而来的。这个原则的最初实践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给请求引渡的国家时，被请求国应承诺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处罚。但是在其由双边条约中的协议向国际刑法通则过渡的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刑法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个实施国际犯罪的人，不论逃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逃避应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一般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毫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在学术界，这一原则通常被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其签订的有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

按照这一原则，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的国际犯罪分子的国家，应当将案犯引渡给有权管辖并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其领土内发现罪犯的国家不愿将罪犯引渡给请求国，那就应当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将其交给本国有权对其进行起诉的机关，按照本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作为国际刑事合作中的义务性规定，对被请求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其境内发现犯罪人的国家，当他国对该犯罪人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就必须在引渡与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将该犯罪人引渡给请求国，要么对其进行司法审判。

6、北海大陆架案问题：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

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1）自然延伸系指沿海国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续延伸。大陆架区域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和在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国根据对其大陆领土的主权，并作为沿海国为勘探海床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的扩展，对于构成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到海洋或海下的大陆架区域的权利，事实上并自然就存在。简言之，这是一种固有权利。为行使这种权利，无需经过特别法律程序，也不必履行任何特定法律行为陆地领土或领域，或沿海国陆地主权经由处于该国完全主权之下的领海海床向公海和在公海下自然延伸或继续的原则是比邻近概念更为基本的原则。海底区域不能由于或仅仅由于它们位于一沿海国的附近就实际归属于该国。单纯邻近本身不能赋予陆地领土所有权。赋予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是有关海底区域是该国领土的延伸或继续。因此，如果一特定海底区域不构成一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或最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该区域距离其比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更为接近，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该国，或至少在该海底区域应被视为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国家提出竞争性要求时是如此，纵然该区域距离其没有那么近

（2）划界必须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这不是把公平简单地作为抽象的公正来适用的问题，而是根据那些一贯成为大陆架法律制度在此领域发展的基础的观念，适用一项其本身要求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题，即

(a)当事国有义务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并且不仅仅把经过一种形式上的谈判程序作为缺乏协议时自动适用某种划界方法的一个前提条件；它们有义务使谈判富有意义，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坚持已见而不准备作出任何修正，则不要求如此。

(b)当事国有义务这样去行为，即在特定情况下，并考虑到所有情况，适用公平原则，一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离方法，但如果存在其它方法，也可以根据有关区域的情况单独采用或合并采用。(c)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并不得侵占另一国家领土的自然延伸

公平并不一定意味着平等。从来不可能有任何完全改变自然的问题。公平并不要求一个没有通海道的国家应当被分配给一个大陆架区域，否则就可能发生把一个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国家同一个拥有有限海岸线的国家的情况等量齐观的问题。

平等是被看作在同一水平上，而不是那些公平能够补偿的自然不平等。相同程度的平等理论可能导致不公平。为此，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即一个国家应享有的大陆架权利同其邻国所享有的那些权利有很大的差异，其原则仅仅是一方的海岸线在形式上不显得凸出，而另一方的海岸线则显著凹陷，尽管这些海岸线在长度上相差无几。因此，这不是一个不顾事实完全改变地理的问题，而是鉴于几个国家间准平等的地理状况，减轻可能导致不合理差别待遇的偶然性的特殊特征引起的后果的问题

适用公平原则必须达成公平的划界结果，即划界必须寻找的不是一种划界方法，而是一种目标。划界必须是公平的。更确切地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能够实现划界且被认为是公平的方法。为达成这种方法，国家可能考虑的因素没有法律限制，而且，通常是权衡所有这些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而非依赖其一排斥所有其它因素。赋予考虑的各种因素以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自然堕情况而变化。

（3）不存在任何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强制性的划界方法。等距离方法不是习惯法的强制性规则。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该方法被强行适用于所有情况，这就会同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划界问题上的法律信念的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相抵触在某些地理环境下，等距离方法会导致不公平。就大陆架划界的结果而言，海岸线上最细小的不规则现象都会被等距离自动地扩大。因此，在海岸线凹进或凸出的情况下，如果采用等距离方法，那么这种不规则越大和划界区域距离海岸越远，所产生的结果就越不合理。这样，对于自然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结果的扩大必须予以纠正或尽可能地给予补偿，否则就会产生不公平。在北海的情形，不顾地理环境而单纯根据等距离方法划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简化将是多么不公平。所以判决在战后大陆架划界法的历史上首次较科学地、权威性地提出了符合一般大陆架地理地质状况、同时也符合大多数沿海国利益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则与公平原则划界的主张，否定了以中间线或等距离规则作为强制性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

7、英伊石油公司案

问题：(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1）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协议。只有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才是条约，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与国家间订立的协议，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条约而只是契约。虽然在签订这项协议前，两国政府间进行过谈判，但协议本身只能被认为是一国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合同，英国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人，英国政府同伊朗政府无契约上的法律关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据契约对英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而只能向该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对英国政府负担任何契约上的义务，而只对该公司负担义务。协议文件由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双方签署，惟一的目的是规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间有关特许协议的关系，绝不是调整两国政府间的关系。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既然是契约而非条约，那么就应以合同性质看待变更与废除，如属于单方违约，则依相应冲突规范处理。

8、诺特鲍姆案

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1）国际法院根据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诺特鲍姆的国籍。所谓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就是指国籍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国籍,即该国籍符合基于个人与国籍国间有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所谓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包括惯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参加公共生活,对子女的灌输,对特定国家流露出的依恋等等。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德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份符合国际法，小部份不符合国际法。战争状态的出现导致战争法规的启用。危地马拉逮捕诺特鲍姆并把他拘留在美国，扣压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作出取销其国籍行政决定，拒绝他回危地马拉的申请，拒绝撤销关于取消列支敦士登国籍的决定符合战争法中关于敌侨的规定。危地马拉没收诺特鲍姆的财产和商店违反国际法，根据国际法规定，因为在战争时，交战国对其境内的侨民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对敌侨的财产可限制转移、冻结或征用，但不得没收。

9、“露斯坦尼亚号”案

答：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国际条约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2.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答：美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其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及于每个国家的内水和领海。在他国内水或领海布雷，构成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布雷妨碍了进出港口的权利，也阻碍了该国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业活动，因而构成侵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美国鼓励了尼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了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3、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是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七项原则分别是：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三篇：司法考试国际公法重点讲解

国际公法在司法考试中所占的分值较少，但考察的知识点很多、很零散。所以我们在复习时要有所针对，比如今年辅导用书新增加的知识点以及历年考题中还未涉及到知识点，下面把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相关内容列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复习。

一、国际法的主体中，关于国家主权的豁免。之所以产生国籍主权的豁免，是因为平等者间无管辖权。国家主权豁免中，我们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1、司法管辖豁免，司法管辖豁免是指在受案、程序、执行三方面都必须得到国家的同意，任何一方面国家的同意不得推定为对其他方面的同意。

2、国际上对国家主权豁免分为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我国采用绝对豁免原则，而西方一些国家采用相对豁免原则，相对豁免是指将国家行为加以区分，主权行为、管理行为可以得到豁免，而私行为、商事行为不能得到豁免。

3、豁免的放弃分为明示放弃和默示放弃两种，默示放弃是通过起诉、正式应诉、提起反诉、介入诉讼的行为来放弃豁免，注意只有这四种行为。

二、国际法的主体中，关于承认的问题。

1、承认具有单方性、政治性、法律性。

2、承认的形式分明示承认和默示承认两种，默示承认是指通过建交、正式接受领事、缔结政治性条约和正式投票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四种方式。

3、国家承认是基于领土的变更，分为独立、合并、分立和分离，政府承认是基于剧烈革命和政变等导致的政府更迭，对政府承认的条件是有效统治原则。对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的承认，后果是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自己承担国际责任，除非该团体自己掌握国家政权，组建新政府。

三、国际法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国家的间接责任，这个知识点，往年考试中尚未涉及到，一般私人或私人团体本身对外国或外国人的不法侵害不引起国家承担责任，但如果国家对这种行为或其后果的发生有失职或纵容，则可能导致国家的间接责任。

四、国际法主体的法律责任的新发展。

1、双罚原则。

2、国际刑事法院。

3、国际赔偿责任，国际赔偿责任是一种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在核能利用上，采用双重责任制，国家承担补充性的连带责任，二是在外空探索上，采用国家责任制。

五、空间法上关于界河利用的问题，这里要注意以下三点：

1、两国以河流为界，可航行的，界线为主航道中心线，不可航行的，界线为主河道中心线。

2、可自由航行的，船舶可越过中心线，但不能随便到对岸靠港，除非遇难。

3、捕鱼只能在本国的一侧，不可越过中心线。

六、海洋法上的领海。

1、领海的范围：一般为12海里。

2、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依据海洋法，有12项行为是有害的，例如外国船舶通过时搞科学实验、捕鱼、上下人员、装卸货物、起降直升机等行为，通过一般不能停止，除非遇难、不可抗力和海上救助。此外注意任何有关与通过无关的行为均需得到允许。而且这里不包括军舰，但外国政府船舶同样享有无害通过权，潜水艇通过时要展示国籍。

3、沿海国的管辖权，原则上，沿海国不予管辖，例外：a,行为有害沿海国利益，b,应船长或船旗国使领馆代表的请求。

七、海洋法上的毗连区。

1、毗连区的范围，24海里减去领海宽度，2、沿海国的权利，沿海国在海关、财政、卫生、移民四个方面有管制权，3、特点，毗连区具有依附性，或为公海或为专属经济区，沿海国主张专属经济区的，实行专属经济区制度。

八、海洋法上的专属经济区。

1、专属经济区的范围，领海基线起不超过200海里。

2、沿海国的权利及特征，权利主要是资源开发的主权权利，权利具有排他性和非固有性，必须经宣告，主张了才有。专属经济区里还有相应的立法权和执法权，对于违法行为，沿海国可以采用一定的执法手段，我们用一个顺口溜来记忆它：登临逮捕走司法，提供担保即放他，尽快通知船旗国，不能监禁与体罚。这里的监禁与体罚仅针对非法捕鱼的行为。

3、他国权利，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简记为航飞铺。

九、外空活动法。外空活动法中注意三项制度：

1、登记制度，登记要采用双重登记制，即要在本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处登记，如果是两国共同发射的，则有一国向联合国秘书长处登记即可。

2、营救制度，营救国要尽力营救、及时通知、安全交还。及时通知包括通知发射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3、责任制度，a,凡是外空对外空造成的损害，一律实行过错责任，两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B,凡是外空对近地面造成损害的，一律实行绝对责任。C,外空先碰撞，然后又造成近地面损害的，碰撞各方承担共同的绝对责任。D,对地面建筑物的损害，由碰撞双方承担共同的绝对责任。

十、属地属人管辖权的碰撞。

1、外交保护从性质上讲，是属人管辖权的体现；从本质上讲，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外交保护的条件：①因他国不当行为受损害，他国的不当行为分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②国籍连续。③用尽当地救济。注意，不是所有的当事人申请外交保护的情形，国家都要给予外交保护，国家也可以不依当事人申请主动给予外交保护。

2、引渡，引渡是无条件无义务的，要注意引渡的四个原则：双重犯罪、罪名同

一、本国人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不得随意转引渡。

3、庇护，庇护是对外国政治犯、难民准许入境、允许居留、给予保护和拒绝引渡的行为，在性质上他是属地管辖权的体现，是权利而非义务。对象是政治犯、难民。我国认为域外庇护不合法。

十一、外交特权和豁免中的民事管辖豁免，一般豁免是原则，但有四项例外：

① 外交人员在接受国的私有不动产物权诉讼。

② 以私人身份作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或受赠人的继承事项诉讼。

③ 外交代表在接受国内在公务范围以外所从事的专业或商务活动的诉讼。

④ 外交人员主动起诉而引起的与该诉讼直接有关的反诉

这个考点还没有考察过。

十二、领事特权与豁免，（1）馆舍，①非经馆长允许，不得进入工作区域，与火灾或

其他灾害需采取迅速保护行为时，可推定馆长同意；②接受国负有保护责任；③领馆财产原则上不得征用，但却有必要时，可以征用，但要给补偿。

（2）、人员，①人身不可侵犯：重罪或司法机关以裁判执行的除外；②管辖豁免，这

里我们注意，领事人员对职务行为享有司法管辖豁免，对非职务行为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③作证：职务行为所涉事项豁免，非职务行为所涉事项不豁免。

十三、纽伦堡原则，这里注意纽伦堡原则后又发展出来几项新原则：对战争罪行和危

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原则；战争罪犯不得庇护原则；国际合作原则。

十四、国际刑事法院（icc），（1）、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罪刑：发生于规约生效后的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侵略罪；（2）、管辖对象：个人，注意不审国家；（3）、管辖依据：①所涉一方或多方是缔约国；②被告是缔约国国民；③犯罪在缔约国境内实施；④非缔约国决定接受icc对在境内实施的或由其国民实施的一项具体犯罪的管辖权。

第四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4.1946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答案:（1）参与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被认为是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犯者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战争犯罪是对全人类的最严重侵害，是严重的国际罪行。

（2）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上历史性的创举。它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国际宣言、法令、条约中所确定的规则，在实践中确认了一项国际法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关国家和个人必须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并应受到惩罚。纽伦堡审判确定战争罪行的概念和性质，可以为审判战犯提供依据，有利于对战争犯罪进行惩处，对以后对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处起到了指导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这对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和国际责任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3）依据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4）七项原则是：

①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而受到惩罚； ②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级命令不作为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⑦共谋上述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答案:

3:北海大陆架案

（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 答案:

4: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答案:

5: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问题：

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答案:

6:卓长仁劫机案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答案:（1）符合，因为根据《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

一、当第一条（甲）款所指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旅客和机组继续其旅行尽速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2）不违反国际法，一个国家有权选择对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约》中更是规定了不引渡即起诉原则，没有有关条约明确规定，就不必须引渡。

（3）中国请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

（4）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等劫机犯的处理上，是不合理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

7:诺特鲍姆案

（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 答案:（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和国际法。

8:光华寮案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 答案:（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主体地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因为根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本政府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有义务接受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必须承认中国前国民党政府已经消亡，在日本的国际关系上该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将台湾当局作为代表中国的实体对待，不得与其进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台湾当局以就政府的名义在日本或其他场合进行活动，包括在日本的诉讼活动。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符合国际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决或裁定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权继承前政府的全部国家财产，无论该财产在国内或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有资格继承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中国国家财产，继承位于日本境内的中国财产。

9:荷花号案 问题：

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 答案:

第五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分析

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案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动十万军队，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随之宣布正式兼并科威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此后，安理会又通过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载和禁运。同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678号决议。但伊拉克却拒绝接受，并称其为非法的。于是，1991年由美、英、法、意等28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的对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迫使伊拉克撤军，结束对科威特的侵略。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2．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可以进行自卫，也可以要求国际社会集体采取强制行动。

3．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对会员国之间的冲突根据宪章和安理会的职权作出反应，并作出对全体会员国有拘束力的决议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特别是争端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存在破坏和平与构成侵略时，可决定采取非武力或武力的强制措施，以恢复和平，制止侵略。

二、[案情] 1864年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为驻华公使，4月间，李斯福乘坐兵舰“羚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遭遇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丹正在欧洲因领土问题交战，于是，普鲁士兵舰将三艘丹麦商船拿捕。清政府根据惠顿《万国公法》第2卷第4章第6节：“中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矶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认为普舰在中国洋面拿捕丹麦商船，“显系夺中国之权”。并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严正交涉，最终迫使普舰释放二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予以折款抵偿。

[问题] 1．清朝政府据以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 2．该事件的意义是什么？

[分析] 1．在传统海洋法上，根据“大炮射程说”，领海的宽度为3海里，约合10华里，沿海国对其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大沽口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今这一标准已经过时，渤海湾也早为中国内海，对此无须多说。2．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使清朝政府认识到了国际法的有用之处，开始对国际法予以重视，从而促进了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

三、“交易号”纵帆船诉麦克法登案

[案情] “交易号”原是一艘美国公民拥有的纵帆船。该船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国军队拿捕，以后成为法国的一艘公船，取名“巴拉乌号”。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由于天气恶劣，该船被迫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港。于是该船的原所有人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将原“交易号”判归他们。该船没有派人出庭应诉，但宾州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到庭陈述意见，认为该船即便是从原告手中非法没收的，其所有权也已于没收当时转属法国皇帝，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并释放该船。地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宾州检察官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判决及依据：

联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决，撤销了巡回法院的判决，并确认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其制作的判词中指出：

一国在其领土内的管辖权是排他的和绝对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这种类似于主权象征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管辖权并不要求将外国主权者和他们的统治权利作为其管辖权的客体。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都不从属于另一个主权者，他负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下，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的最高义务。主权者的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以及促进他们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主权者都被认为放弃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而这种管辖权一直被视为是独立国家的特征。首先，主权者被允许享有在另一国领土内不受逮捕或拘留的豁免；其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外国大臣；再次，一国主权者在允许外国军队通过其领土时，放弃其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

在本法院看来，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外国军舰进入对它们开放的港口，应被视为经友好国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辖。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来源于一国司法权无力强制执行这类案件的判决；来源于一国君主的权力足以对另一国君主所为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的考虑。

如果上述论据是正确的，那么“巴拉乌号”作为一艘为与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外国君主服务的军舰，依据允许外国军舰进入友好国家港口的一般原则，进入了对它开放的美国港口，必须认为是得到了进入美国领土的默示许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应该享受管辖的豁免。

[问题] 分析本案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本案是美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即主权豁免的第一个司法判例。虽然它只是美国国内判例，但由于首席法官马歇尔对这一国际法问题所发表的准确而精辟的意见，使它成为国际法上一个经典判例。

四、帝汶岛仲裁案

[案情]

帝汶岛(Timorlsland)是巽他群岛最东边的一个岛。面积33．850平方公里。该岛是葡萄牙在1520年发现的。1613年荷兰开始在该岛殖民。1859年4月20日，葡萄牙与荷兰签订一项条：约，把该岛瓜分。岛的西部属荷兰，东部属葡萄牙。1893年6月10日，两国进一步签订条约，同意在两国领地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线。条约设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拟订一个确定边界的协议草案。委员会于1899年达成了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留在1902年6月23日在海牙举行的会议解决。会上的解决方案将作为边界条约的一部分。1904年10月1日，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

边界条约签订后，双方进行实际划界。在勘定边界过程中，双方在一段边界上发生了两个分歧。其一是搞不清楚哪一条河是准备用作边界河流的河，因为边界条约把该河的名称搞错了。葡萄牙认为应该是边界条约所指的那条河，荷兰则认为应该是附图上所指的那条河。

其二是由于存在两条不同的河，两河之间边界线应如何确定。荷兰认为边界线应是两河的河源之间的最高点线，葡萄牙则认为应该在有关地区另划一条边界线。由于双方的分歧争持不F，两国在1913年4月3日签订特别协议，把争端提交常设仲裁去院解决，在法院名单中选派拉第为独任仲裁人，对争端进行裁决。仲裁协议请求仲裁人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裁定(1)边界应根据哪一条河的主航道确定；(2)在两条有争议的河流的河源之间的那段边界应如何确定。独任仲裁人拉第在1914年6月25日作出裁决。（仲裁与裁决)独任仲裁人根据仲裁协议认为本案应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generalprinciple)。

“} 关于第一个问题，仲裁人认为：“既然争议双方都承认边界条约对界河的名称有错误，对此条约的解释，就不能从条约的文字去解释，而应该根据条约的本意和有关各方的真实意图去解释。条约所指的河与地图上所标明的河的名称不同，而双方在谈判中已承认条约有错误，那就应该用地图标明的那条河的主航道确定边界仲裁人认为这是符合“错误叙述不影响文件效力”的法律原则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仲裁人认为，两河之间的一段边界应根据公平原则划出。两河之间的最高点线是在陆地上很容易测算得到的，而水流一贯是从东边的河的最高点流向西边的荷兰管辖地区的。葡萄牙的主张可能使几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的河道分别置于不同的辖范围，因而把本来葡萄牙同意留给荷兰的地方划在葡萄牙一边，这就不符合条约的宗旨了。仲裁人认为，条约的解释应该使条的目标得到最大的体现。因此，仲裁人认为，荷兰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宗旨的。裁定两河之间的一段边界就应该是两河的最高线。

根据习惯国际法规则，边界条约是母约。如边界条约的规定与附图不符，一般以边界条约为准，但在条约确实有错误时，那就当然不能以错误的表述为准了。仲裁人在本案中突出地运用了两个法律原则，一是“错误叙述不影响文件效力”原则，二是“公平原则”。文件有错误，应在实践中加以纠正。本案的案情比较简单，但仲裁人重视从条约的本意对条约进行解释，根据公平原则解决实际问题。这对解决划界实际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五、科孚海峡案

科孚海峡构成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的边界线，其最狭窄部分完全在两国的领海中。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与2月，英国海军曾经在科孚海峡北部扫雷。扫雷活动没有发现水雷，该海峡被宣布是安全的。1946年5月14日，两艘通过科孚海峡的英国巡洋舰遭到来自阿尔巴尼亚海岸的炮火轰击。英国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议，声称其船只有海峡的无害通过权。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回复：外国船只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阿尔巴尼 亚政府的许可。为了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由南向北驶入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的科孚海峡北部，其中两艘驱逐舰触水雷爆炸，造成舰只严重损坏，死伤82人的重大损失。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知阿尔巴尼亚政府，它准备再次到有关水域扫雷，遭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12日和13日，英国舰队到科孚海峡阿尔巴尼亚领水内扫雷，发现22枚德国制式水雷。英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对其舰只和人员的伤亡承担责任，将事件提交了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以阿尔巴尼亚接受会员国在相同场合义务为条件，邀请当时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阿尔巴尼亚参加对该事件的讨论，阿尔巴尼亚政府接受了邀请。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947年5月2日，英国以请求书单方面国际法院起诉。法院在确认对此案具有管辖权后，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裁决：

（一）按照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对于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爆炸和因此而引起的损失是否负有责任?是否负有赔偿义务?

（二）按照国际法，英国海军10月22日和11月12日、13日的行为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主权?是否负有赔偿义务?关于第一个问题，法院于1949年4月9日发布判决。法院以11票对5票确认阿尔巴尼亚应对爆炸事件负责任。法院首先肯定，引起爆炸事件的水雷位于英国海军11月12日与13日扫雷发现的雷区，它们是新近布设的。然而，法院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雷区为阿尔巴尼亚所布设，或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或默许下由某外国舰只所布设的指控。法院认为此等指控与事实不符，或没有证据证明，而对一国此等严重行为的指控要求证据的确定性。法院结论，雷区为何人所布设尚属未知数。那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对爆炸承担责任的法律根据何在。英国政府提出，不论雷区为谁所布设，它们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所为。法院提出，一国控制其领土的事实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知晓在其领土内发生的任何不法行为。这种控制既不能确立初步的责任，亦不能转移举证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一国行使的排他领土控制权影响着可用来证明这种知晓的举证方法，由于这种控制，受害国常难于提供可直接证明领土国责任的事实，因此必须允许诉诸有关的事实和间接的证据。当这种间接证据以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实为依据，并可逻辑地导致唯一的结论时，应承认其特殊的举证分量。以上述关于间接证据的论述为依据，法院审查了相互关联的两类事实：爆炸事件发生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从阿尔巴尼亚海岸观察到布雷活动的可能性。法院结论，布雷活动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法院认为，这种知晓无可争议地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义务，即它有义务为一般航行的利益通知在其领水内存在雷区，警告英国舰队其面临的危险。这种义务产生于若干一般的普遍承认的原则：即人道主义的考虑；海上交通自由原则；一国不得允许其领土被用于损害他国权利的行为。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政府有充足的时间去警告英国舰队，但它却未试图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灾难事件的发生，由此，法院确认，“这种严重的不作为导致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责任”，阿尔巴尼亚政府因此对英国负有赔偿义务。

法院接着审查了第二个问题。法院没有接受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英国军舰未经其事先许可就通过其领水是对其主权的侵犯的指控。法院认为，根据公认的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一国有权在平时，在不经过沿岸国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派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只要这种通行是无害的，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不得禁止这种通行。针对阿尔巴尼亚提出的科孚海峡不属于存在通行权的国际交通要道，仅为当地国家交通使用，不是两个公海之间的唯一航道等论点，法院指出，这些标准是不关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该海峡连接公海的两部分的地理位置，而且该区域的航行相当频繁，并不限于当地国家使用。法院判定，科孚海峡应被视为属于无害通过在平时不得被沿岸国禁止的国际航道。法院亦拒绝了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的英国舰队的通过不是无害通过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英舰的通过是要试探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态度，即旨在肯定一项被不合理否定的权利，但只要它以符合国际法，无害通过原则的方式进行，其合法性就是无可非议的。由此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定，英国军舰10月2日通过海峡的行动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的主权。

对于11月12日和13日，英国海军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法院16名法官一致判定，构成了对阿尔巴尼亚主权的侵犯。法院指出，该行动不能以行使无害通过权来证明其正当性，国际法也不允许外国军舰不经一国同意而在其领海内收集证据。法院驳斥了英国政府的下列辩解：这不是一般的扫雷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证据，以便帮助国际法庭。法院指出，在外国领土上收集证据是干涉理论的新适用，它不能接受。它只能把这种所谓的干涉视为武力政策的显示，这种做法在过去曾导致许多严重滥用武力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不能找到地位的。英国的行为尤其不应允许，因为它只利于强国，并往往干扰国际司法。法院亦驳回了英国提出的其行动为自保或自卫措施的辩解。法院指出，在独立国家之间，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础。1949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判定了阿尔巴尼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阿尔巴尼亚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这一判决。

六、英挪渔业案

鉴于英国渔船加剧开发挪威沿海水域，挪威政府于1935年7月12日颁布一项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岛屿（即“石垒”，包括岛屿、小岛、岩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缘各点之间的直线基线为基础，划定其西部领水的界限。这些基点相距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挪威领海的外部界线是在这些基线之外4海里划出的平行线。挪威主张在该区域内排他的捕鱼权。英国认为，国际法要求的领海基线应是实际的低潮线，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主要是测算领海宽度的直线基线的划法违反国际法。在与挪威政府谈判失败之后，英国于1949年9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国际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对本案作出判决，认定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和确定的直线基线都不违反国际法。法院在判决中首先讨论了挪威大陆沿海地区的地理与经济特征，讨论了被称为“石垒”的大约12万个岛屿、岩石和礁石。法院强调挪威海岸明显的锯齿状和迂回曲折，强调当地居民对渔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依赖性。法院指出，这是在评价英国提出的异议时必须考虑的现实。鉴于当事国双方都同意4海里的领海宽度，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何种基线来测算领海宽度。法院毫不费力地看到，为计算领海宽度，低潮线为各国实践所通常采用。这清楚表明领海附属于陆地领土的性质。法院注意到当事国都同意这种标准，但它们对这种标准的适 用产生了分歧。因此，法院必须决定的是，有关的低潮线是挪威大陆的低潮线，还是其“石垒”的低潮线。既然挪威大陆西部为这些石垒所包围，这些石垒与大陆一起构成一个整体，那么划定挪威领海带时必须考虑的应是石垒的外线。这个结论是从挪威地理条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关于挪威是否可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其领海基线的问题。法院拒绝了“平行线”方法，认为它对像挪威这种极为曲折的海岸线是不适合的。法院也拒绝适用“圆弧线”，因为这种方法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法院在判决中指出，领海带必须沿海岸的一般方向的原则使确定若干划定领海界限的有效标准成为可能。为了适用该原则，若干国家认为有必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原则上的反对。英国争辩说，挪威仅仅可以在跨越海湾的地方使用直线基线。法院不能赞同这种观点。法院认为，如果领海带必须沿“石垒”的外线，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承认直线基线法，那就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断定直线基线法只能跨越海湾使用，而不能在被海域隔开的岛屿、岩石和暗礁之间使用，即使这种海域不属于海湾的概念。法院接着讨论了跨越各种“石垒”之间的水域所划的基线的长度问题。英国政府从有关海湾的所谓10海里一般规则进行类推，坚持直线基线的长度不得超过10海里。法院认为有必要指出，虽然10海里的规则为一些国家在其国内法和它们之间的条约或公约中采用，虽然一些仲裁决议在这些国家之间适用了这种规则，但是其他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规则。因此，10海里规则尚未取得一项国际法一般规则的效力。并且，无论如何10海里规则也不可用来对抗挪威，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该项规则适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图。在这方面，法院认定，各国的实践不能证明已形成了国际法的任何一般规则。那种使岛屿群或沿岸群岛服从类似有关海湾的限制（岛屿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领海宽度的2倍，或10海里，或12海里）的努力尚未超出建议阶段。领海的划界始终具有国际性的一面，它不能只依据沿海国在其国内法中所表达的意志。虽然划界行为必然是单方行为，因为只有沿海国能够这样做，但划界对于其他国家的效力则取决于国际法。法院认为，在这方面，领海性质中所固有的某些基本因素表明若干标准的存在。这些标准虽不十分精确，但仍能为法院作出判决提供充分的基础，也可适用于争议中多样的事实。在这些因素中。必须提及的是领海对陆地的紧密依存性，正是陆地赋予沿海国对毗邻其海岸的水域的权利。因此，必须赋予这种国家必要的自由，以使其划定领海界限的行动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和满足当地的需求。另外，领海基线的划定不能离开海岸一般方向的适当范围。

另一个在本案中尤为重要的因素是某些海域与分隔或包围这些海域的陆地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联系。在选择领海基线时产生的真正问题是，位于领海基线内的海域是否与陆地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们应服从内水制度。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确定关于海湾的规则的基础，也应大胆地适用于像挪威的海岸一样具有不寻常的地理形状的海岸。

最后，一个范围超越纯地理因素的因素不可忽视：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已为长期的惯例所证明。法院强调，挪威的划界制度是与其海岸线的地理特征相适应的，其领海基线符合其海岸线的一般方向。这表明这种划界制度是符合国际法的。挪威是作为对一种传统的划界制度的适用而颁布1935年法令的——1812年2月2日的国王敕令，特别是补充该敕令的1869年敕令和1889年敕令，都要求在“石垒”的外围各点之间划定直线基线。挪威始终能够证明，不论是1869年和1889年的划界敕令，还是这些敕令的实施，都未曾遭到外国的任何反对。从那时以来，这些敕令构成了一种明确的始终如一的制度。法院表示，鉴于这些考虑，又缺乏有说服力的相反的证据，法院不得不认定，挪威政府自1869年起直到争端发生之时，一直连续地未间断地适用了他们的划界制度。法院指出，外国未对挪威的实践提出异议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长达60多 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本身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1933年7月27日的备忘录中，英国才提出了正式的和明确的抗议。

英国争辩说，它不知道挪威的划界制度，因此，挪威的制度缺乏作为有效地对抗它的历史权利所必要的透明度。法院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作为在该区域的渔业中有极大利益的北海沿岸国，作为传统上极为关注海洋法，特别是关注捍卫海洋自由的海洋大国，英国不可能忽视挪威1869年敕令（法国政府曾要求挪威解释该敕令）。法院认为，挪威的实践，国际社会普遍的宽容，英国在北海的地位和自身利益以及其长期的默认，这一切使得挪威的划界制度能够有效地对抗英国的反对。最后，国际法院以10票对2票作出如下裁定：挪威1935年法令所采取的划定渔区的方法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以8票对4票裁定：该法令所划定的直线基线是不违反国际法的。本案在国际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案中，国际法院由于承认了挪威采用的直线基线来划定领海基线的方法，使得直线基线划法在国际法上得到了第一次的确立。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了这种领海基线的划定方法。目前这种领海基线的划法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本案不仅是对国际海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本案还对国际法的一般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习惯法规则的理论。由于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声称，“并且，无论如何10海里规则也不可用来对抗挪威，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该项规则适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图。”这个判词是对英国主张的10海里宽度的领海已经成为了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否定，它意味着只要一个习惯国际法规则尚处于形成当中，并且某个国际法主体一贯地、明确地反对这个规则，这个习惯法规则就不能形成，或者至少，即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对于这个一贯反对者来说，也是不能适用的。这个有关的“一贯反对规则”在国际法的理论中引起了重大的讨论。国际法学者对这个规则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七、“银河号”案

1993年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宣称：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着制造化学武器前体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之后，又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货轮采取军舰跟踪和军用飞机拍照等行为，并且向“银行号”可能停泊的港口所在国散布这一错误情报。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了认真全面调查后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根本没有美方所说的化学品，并提出了由第三国核查的积极建议。但美方对此置之不理，“银河号”被迫在海上漂泊达长20多天，船员用水、饮水和食品均受到严重影响，“银河号”被迫改变航线，延误卸货，使中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最后经第三国的核查证实，中方的结论完全符合事实。

[分析]

1．美国方面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2．美国方面的行为违反了以下国际法原则：公海自由的原则；船旗国对公海上航行的船舶有专属管辖权原则。

3．违反了登临权和紧追权的适用条件。

4．美国应赔偿我国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划分缅因湾地区海上疆界案

[案情])

缅因湾位于北美东海岸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呈不规则的矩形。对该地区的划界争端，开始仅涉及大陆架，美国主张其大陆架的外界为100英里(每英里约为1．6093千米)等深线，即将湾口处临近美国的富含石油、天然气的乔治沙洲全部划归美国大陆架范围内；加拿大则根据1958年《大陆架公约》主张等距离线。由于1976年两国相继宣布200海里专属渔区，划界争端扩大到大陆架上覆水域。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于1981年11月25日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由其设立特别分庭予以解决。双方的诉讼主张及理由：加拿大仍然坚持等距离线，但其选择的基点将美国的科德角半岛和南塔基特岛排除在外，而移至科德角运河东端。美国提出了新的标准，即以一条向两国接壤海岸走向的垂直线为基础，为不分割沙洲的目的加以适当调整的线；依据这条线，乔治沙洲完全属于美国，与加拿大临近的日耳曼沙洲和布朗斯沙洲属于加拿大。同时，美国提出主要海岸与次要海岸理论，认为主要海岸附近的海域应保留给主要海岸，而不应给予次要海岸。美国还认为东北海道将缅因湾划分为地质地貌上两个不同的区域，以及缅因湾在海洋学和生物学上存在着三个体系，划界要考虑这一特点。

[ 判决及其根据]

：特别法庭以4票对1票通过了判决。判决首先对大陆架和渔区适用同一条边界线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对双方提出的划界方法加以驳斥。法庭认为，海洋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应当是适用公平标准并使用能够保证公平结果的方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应使用对具体情况看来最合适的标准或不同标准的综合平衡。美国早期提出的100英里等深线，可以适用于渔区的划界但不能适用于大陆架的划界，否则将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对于美国主张的第二条线，法庭认为缅因湾的矩形特征不适合采用垂直线标准。法庭还否定了美国所谓的缅囚湾的地质地貌及其他特点，强调缅因湾的大陆架与水体是有连续性的，不存在自然边界。法庭也不同意等距离线，因为它会造成海岸长度与划界结果的严重失调，况且，国海岸由最初的相邻关系变为相向关系的事实决定了应避免仅依一种标准划界。法庭考虑了影响划界的各种因素，如两国海岸线长度的比例及两国海岸的关系等，然后将缅因湾地区的界线分为三个区段：在第一区段，坚持将两国海岸向海洋延展所形成的重叠部分进行平分的原则，以两国协议确定的划界起点A点向两国基本海岸线的垂直线所夹锐角的反射角(大约278‘)的平分线为分界线；

在第二段别以中间线为基础，考虑海岸长度比例和小岛的作用加以适当校正，使分界线位于美加海岸线长度1：32：1的比例处，自第一区段与其相交处开始至湾的封口线与其相交处为止；第三区段则采用几何学方法，自第二区段边界线终点向湾口封口线划一垂直线，至双方协商指定的划界终点的三角区。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有何不同?两者可否统一划界，为什么? [分析]

缅因湾划界案是国际法院所判决的既适用于大陆架又适用于专属渔区的统一分界线的第一个案例。我们知道，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专属渔区是专属经济区的一种形式)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种不同是很明显的，例如，前者属于主权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后者属于专属权利，须经公告设立；前者要考虑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后者只有一个单一的距离标准(200海里)。但是，如果相邻或相向国家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分别划界，不仅麻烦，耗费人力物力，而且带来对交叉或重叠部分行使管辖权上的不便和困难。因此，画一条单一的分界线不失为一种简单而容易操作、且便于日后行使管辖权的方法。该案也是国际法院历史上第一次适用特别程序以分庭审理当事国争端的一个案例。

“孤独号”案

[英国船“孤独号”是一艘美国人所有并以加拿大(其时为英国领地)公司名义在加拿大登记的船。该船在美国实行禁酒期间从事贩酒活动，该船的船员，除一人是法国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1929年3月20日，“孤独号”停泊在离路易斯安那海岸不到6海里半的地方，当它被美国海岸警卫船“沃尔科特号”发现时，船工装有大量的酒。它不顾“沃尔科特号”的讯号，立即从泊锚处出发，向公海进去。“沃尔科特号”在后面紧追不舍。“沃尔科特号”的指挥官最后设法使“孤独号”暂时停船，但他要求检查该船证件和搜查该船时却遭到了拒绝。当“孤独号”继续行驶时，“沃尔科特号”坚持紧追，由于其舰炮发生故障，它于是用无线电求援。1929年3月22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另一艘船“狄克斯特号”从相反的方向赶来参加紧追。在离美国海岸200海里处，因“孤独号”仍然拒绝停船和接受检查，“狄克斯特号”发出几次警告后，向“孤独号”开炮并把它打沉。船上人员仅有一人生还，他被救起并被带到新奥尔良，在被拘留了48小时后获释“孤独号”被击沉，引起加拿大的英国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争执。根据1924年1月23日英美缔结的《英美专约》第4条的规定，由英美两国指定两名仲裁员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裁决两国之间因“孤独号”事件而产生的争端 双方的主张及理由：

英国当局认为，根据前引《英美专约》，英国同意：如英国船舶力图把酒运进美国，它应接受美国当局的登临、检查，甚至可以搜索并把船只带到美国港口。但这些权利仅可以在美国领海之外且自从美国海岸线起不超过该嫌疑船1小时航程(约10.5海里)所能达到的距离内行使。在“孤独号”案中，美国大大违反了这一规定。而且，击沉“孤独号”的不是开始进行追赶的那艘船，而是在追赶开始后两天从相反方向赶来的另一艘船，这违反了国际法所承认的紧追必须是急速的和持续的原则。根据该专约第4条，英国可以要求赔偿。美国政府辩称：美国公务船享有．“紧追权”，当追赶开始于1小时航程限度内之时，紧追原别是适用的。美国认为，在下列前提下，沿海国有紧追权：(1)船舶在海的一部分实施了一个可罚的行为，而在这个海的部分内，沿海国命令停船是许可的；(2)尾追必须是急速的和连续的；·(3)拿捕不在外国领海内进行。除此之外，拿捕的场所和追赶的距离是无关紧要的。美国政府还指出，拥有“孤独号”的那家加拿大公司完全是受美国国民控制的，他们都是有名的酒类走私者，为了实现其非法目的而滥用了英国的旗帜。

裁决及其根据： 1933年6月30日，混合委员会提出中间报告。该报告指出，即使承认美国政府在当时享有“紧追权”，承认根据<英美专约》第2条规定，“狄克斯特号”在追赶时有权行使“紧追权”以及承认其使用武力的方式和范围是正确的，故意击沉被怀疑的船只也不能被该专约的任何规定证明是合法的。在1935年1月5日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进一步裁定，击沉“孤独号”的行为不能为国际法的原则证明是合法的。鉴于“孤独号”船虽在加拿大注册，但实际上为美国公民控制和所有，因此，委员会认为：对船舶及船货的损失，美国无须支付赔偿。但是，美国击沉“孤独号”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政府应正式承认这次行为的不法性，向英国当局道歉，并支付25 000美元给加拿大。

[问题]

1．什么是国际法上的紧追权?

2．行使紧追权应遵守哪些规

3．美国的紧追是否符合国际法上的相应规则?本案裁决是否正确?

[分析]

1．在国际法上，紧迫权是指当沿海国有充分理由证明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律时，可对该船舶从该国管辖水域向公海进行追赶。由于这种追赶必须是紧随其后和不间断进行的，故称紧迫。

2．因在公海上进行紧迫是对公海航行自由的限制，所以，国际法要求行使紧迫权应遵守如下规则：紧追只能从追赶者的领海和受其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始，不得待被追赶船舶逃至公海后才开始；紧追须有充分理由；紧迫至被追赶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领海时终止；紧追权由军舰或政府公务船舶行使，对被追赶船舶可以进行登临检查(又称登临权)或拿捕；紧迫无据或不当，对被追赶船舶因此而蒙受的损失或损害，由追赶国予以赔偿。

3．本案的情况表明，美国从其有管辖权的海域开始进行紧迫，是成立的。但由于开始进行追赶的“沃尔科特号”退出追赶，而由追赶开始两天后从相反方向赶来的“狄克斯特号”接着追赶，这不符合“紧随其后和不间断追赶”的规则。此外，在行使紧迫权的过程中，只可以对被追赶的船舶进行登临检查或拿捕，没有任何可以对其使用武力并将其击沉的国际法规则存在；因此，本案裁决美国向英国当局道歉并赔偿损失，是完全正确的。鲁斯特案

[案情] 莫斯科时间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联邦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美国制造的“赛斯纳172型”运动飞机，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发进入苏联领空，并于傍晚7时30分出现于莫斯科红场上空。飞机擦着列宁墓顶飞过，降落在一座教室旁边。9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对鲁斯特进行了审判。鲁斯特在审判中承认侵犯了苏联领空，但辩解说其目的是为了执行和平使命、会见苏联领导人和公众；他也承认在红场降落后只向围观的苏联人讲他从赫尔辛基飞来，一路上躲避苏联的防空设备，而没有提到执行和平使命的话。苏联最高法院审理后，宣判其犯有非法进入苏联国境、违反国际飞行规则和恶性流氓罪，判处鲁斯特在普通劳改营服徒刑4年。此判决为终审判决。此后，经联邦德国政府多次交涉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88年3月3日决定提前释放鲁斯特，并立即驱逐其出境。

[问题].前苏联对鲁斯特事件的处理是否有其国际法上的依据？

鲁斯特驾机闯红场事件是当时国际上非常轰动的一件事，在前苏联国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如国防部长、防空总司令均因此被解职。这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我们仅从国际航空法的角度谈谈前苏联对鲁斯特事件的处理。依有关公约的规定，各国对其领空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任何民用航空器只能根据有关国家的航空协定或其他规定，经指定的航线飞入或降落于一国的领土，否则就是对一国领空主权的侵犯。因此，前苏联根据自己的法律对鲁斯特驾机降落红场事件进行审判和处罚是完全合乎国际法的。

中国政府给予乔清陆等10人居留权事件

[案情] 据《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6日头版报道，1981年10月，越南空军少尉飞行员乔清陆等10人对当时越南政府的统治不满，因政治原因，驾驶一架越南军用直升飞机来到中国。他们感到无法在越南继续生活下去，要求留居中国。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我国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后，允许乔肖陆等10人在中国居留。[问题] 什么是庇护？在本案中，中国政府是否有权给予乔清陆等10人庇护？ [分析] 在国际法上，给予因政治原因或受迫害而请求避难的外国人居留和保护，即为庇护。它是在“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上发展起来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4条宣布，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但是，庇护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要求国家给予庇护，是否给予庇护则由国家自行决定。一般地，只要不违反国际法有关不得给予庇护的人的规定，国家给予庇护是主权的体现，给予庇护之有无理由，他国都不得干涉。因此，我国政府完全有权给予乔清陆等10人居留权。对此，我国1982年《宪法》第32条也加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诺特鲍姆案

[案情] 诺特鲍姆出生于德国：，其父母是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他出生时即取得德国国籍，1905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从1905年到1933年，他依列支敦士登国籍法，申请入籍。依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已在该国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列国王准予他不受此条限制，并于1939年10月准予入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鲍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担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国籍由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1941年12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敌国。1943年11月，诺特鲍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后被移交给美国当局，1944年12月，危地马拉当局撒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1946年，诺特鲍姆在美获释，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1944年作出的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国拒绝。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的诉讼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鲍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已赋予诺特鲍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鲍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鲍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国的起诉。

判决及其根据：对于危地马拉的初步反对意见，国际法院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列支敦士登起诉时，危地马拉接受管辖的声明尚属有效，既然法院已开始审理此案，就不能以接受管辖的声明过期这种非实质性事实为由，剥夺已经确定的国际法院管辖权。法院同时认为，危地马拉的其他抗辩是可以成立妁；列支敦士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制定法律并根据其法律授予国籍。”

因此，诺特鲍姆的入籍，是列支敦士登行使国内管辖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确实使诺特鲍姆取得了列国籍，因为他已加入列周籍，井同时丧失德国国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列可以对他行使外交保护权。行使外交保护权，须以他国承认这个国籍的国际效力为条件。法院判称：国籍是一个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关于联结的社会事实，关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实际连带关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取得国籍的人与授予其国籍的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应比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的国籍才是有效国籍。外交保护权的基础是有效国籍。法院审查了诺特鲍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动，认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无实际的关系，同危地马拉却有很久和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同危地马拉的关系不因他加入列国籍而有所减弱。诺特鲍姆在列既无住所，又无长期居所，也无在列定居的意思，更无经济利益，或已进行或拟进行的活动。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无变化。他申请加入列国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实上属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取得一个中立国的保护。列支敦士登准许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实际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诺特鲍姆的列支敦士登国籍不是实际国籍，不符合国际法上实际国籍的标准。危地马拉没有义务承认列支敦士登赋予他的国籍，列不能根据这个国籍来向危地马拉行使对诺特鲍姆的外交保护权。

[问题]“

结合本案，分析国籍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分析]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根据国家实践、仲裁和司法判例以及法学家们的意见，给国籍下了一个精典的定义，即：“国籍是一种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一种依附的社会事实，一种真正的生存、利益和情感的联系，并伴随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它构成这种事实的法律表述，即，或直接被法律所授予，或作为政府当局行为之结果而被授予国籍的个人，实际上与整个具有该国国籍的居民之间，较之与任何其他国家之居民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如果它构成了一种个人与其成为它的国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术语的话，那么，被一国授予国籍，仅仅赋予该国行使针对于另一国的保护的权利。”这一定义准确地表述于国籍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此外，法院在该案中还重申了常设国际法院在1923年“突尼斯一摩洛哥国籍命令案”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每个国家有权以自己的法律或行为决定谁是它的国民。

张振海劫机被引渡案

张振海，男，中国公民。1989年12月16日携其妻和子登上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1航班B2488号飞机，采用恐吓手段劫持了该飞机，要求飞往韩国。由于韩国机场拒绝该飞机降落，飞机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降在日本国福冈市的福冈机场。事后经中日协商，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员包括张振海的妻、子顺利返回中国。为了将张振海引渡回国审判和处罚，中国方面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请求将张犯临时拘留的照会和中国有关机关签发的逮捕令。后又应日方要求，派出一工作小组就引渡张振海一事与日方进行具体商谈。1990年2月中方正式向日方提交了请求引渡书和解释中国法律的法律意见书，以及证明张振海犯有劫机罪行的有关证据和补充资料。在上述文件中中方指出：张振海非法劫持中国民航班机，严重威胁了飞机、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直接损害了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第79条、第107条和中日双方均为缔约国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已构成劫持飞机罪。1990年4月28日，日本法院经过审查，依互惠原则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张振海被引渡回国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依法提起了公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定张振海犯有劫持飞机罪，判处其有期徙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分析：

本案是关于空中劫持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除涉及对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空中劫持犯罪的管辖、惩治等规则外，还涉及有关引渡的规则。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请求国审判和处罚。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形式，国家之间必须缔结有关引渡的条约，才能相互承担引渡罪犯的义务。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可根据礼让和互惠原则，实施引渡行为。如本案中，在中日两国未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依互惠原则将张振海引渡回中国。有关引渡的规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即引渡的主体，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罪犯本人所属国、犯罪行为受害国。我国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内犯罪的，适用我国刑法。因此，我国既是罪犯本人所属国，对张振海享有属人管辖权，又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对本案享有属地管辖权。有权向罪犯所有国提出引渡要求。二是引渡的对象，即被他国指控为犯罪的人，他可以是请求引渡国的公民，也可以是被请求引渡国的公民，还可以是第三国的公民。本案张振海被指控犯有劫持飞机罪，又是引渡请求国的公民，符合对引渡对象的要求。三是引渡的理由，构成引渡理由的犯罪必须遵守同一原则和专一原则。同一原则又称双重犯罪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的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根据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均构成可引渡的犯罪，如依任何一方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引渡的人的行为不构成可引渡的犯罪，被请求国可拒绝引渡。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劫持航空器的单独罪名，而是把它作为反革命罪处理，为避免被请求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中方在提出引渡请求时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9条有关类推和107条有关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规定，对张振海的罪行类推认定为劫持飞机罪，这一犯罪依日本法律和中日共同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均构成可引渡的犯罪。专一原则又称罪行特定原则，是指引渡请求国将某人引渡回国后，只能就作为引渡理由所提出的罪名审判和处罚，且不得将该人引渡到第三国。以防止某些国家把引渡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本案中，中国司法机关对张振海的审判和处罚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按照请求引渡的照会中列明的劫持飞机罪，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既未以其他罪名对张振海进行审判和处罚，也未处罚其劫机罪以外的其他罪行。

洛克比案

1988年12月21日，自法兰克福途经伦敦飞往纽约的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在英国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爆炸，机上全部259人及地面11人丧生。美英经3年调查，于1991年11月公布调查结果，认定空难系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在飞机上放置炸弹所至。两国并于11月14日分别在本国对这两名嫌疑犯提出刑事指控。27日，美英共同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嫌疑犯并承担官方责任，交出所有证据及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法国11月15日也宣布，1989年9月19日造成170人丧生的法国联航公司772班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案也与利比亚有关，美英法遂于11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所有嫌疑犯。利比亚拒绝了三国的指控及引渡要求，表示它将自行审理上述案件。

1992年1月21日，在美英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31号决议，要求利比亚交出嫌疑犯。利比亚认为，由于该决议并未获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且宪章规定当联合国成员国间发生争端时，应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及司法手段等方式谋求解决，而该决议并未作如此建议，因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1992年3月3日，利比亚就因洛克比空难事故引起的它与美英在解释和适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上的争议向国际法院对美英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利遵守了该公约；美英违反且仍在违反该公约的有关规定；要求美英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尊重利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法院应立即采取临时措施。

1992年3月31日，安理会通过第748号决议，限利比亚在15天内交出嫌疑犯，否则将面临包括空中交通禁运、武器禁售、关闭利比亚航空公司业务在内的广泛的制裁。针对西方指控，利曾多次表示两起空难与利政府无关，并遣责一切恐怖主义活动，还表示愿引渡嫌疑犯到一中立国受审或由阿联处理，但仍拒绝引渡给美英等国。748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遂于4月15日生效。

1992年4月14日，国际法院作出命令，认为在本案情况下，不必采取临时措施，从而驳回了利比亚关于要求法院立即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

1993年11月11日，安理会通过第883号决议，在维持748号决议制裁的基础上，使制裁扩展到冻结利海外资产、加强对利空中禁运、禁止向利出口与石油工业相关的设备等措施。同年12月1日，制裁开始实施。

1994年1月，利比亚仍表示拒绝交出嫌疑犯。1994年8月，安理会决定继续维持对利制裁。1995年1月，英国公布的一项新的调查结果认为，洛克比空难幕后是伊朗而非利比亚。

1995年6月16、20日，英美分别向国际法院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1997年2月28日，非统和阿盟提出解决洛克比事件的建议：由安理会指定一中立国，在该国审讯两嫌疑犯；在海牙由苏格兰法官用苏格兰法审讯；还可由安理会授权建立一临时法庭，在海牙审判。但美英并未予积极考虑。97年安理会先后于3、7和11月三次复审对利制裁问题，均因美坚持强硬立场而未能解除对利制裁。但是，由于利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改善国际形象，在洛案问题上姿态积极、务实，使法意德等西方国家立场有所软化，美的霸道作法也使阿盟、非统等组织对美不满情绪日增，要求解除对利制裁的呼声高涨。97年1、3月，利比亚飞机分别运送官员和朝觐者赴加纳和沙特；5月，卡扎菲先后乘飞机赴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冲破了安理会的禁飞规定。9月，阿盟决定，允许利飞机在其成员国领土着陆。

1998年2月27日，国际法院判决驳回了美英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洛案有管辖权。目前此案的审理正在进行中。

国际法院判决预示了洛克比事件出现了转机。阿盟、马盟、非统和不结盟均欢迎并支持以外交途径解决洛克比问题，并呼吁尽早结束此案。在98年3月21日的安理会一般辩论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要求立即解除对利制裁并在一中立国进行审判。98年4月，一些意大利人飞到利比亚，向安理会决议提出公开挑战。6月，非统决定，为履行宗教、人道义务，将不再遵守安理会有关对利的飞行限制。同年7月9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顾联合国禁飞规定，前往利比亚并与卡扎菲进行了会谈。同时，由于利案久拖不决，受害者家属对美英坚持强硬立场越来越不满，美英在国内所受压力增大。在此情况下，1998年7月22日，布莱尔与克林顿表示美英可考虑接受在第三国进行审判。8月24日，美英正式同意在荷兰由苏格兰法官按苏格兰法审判洛克比空难两名嫌疑犯，若确认有罪，应在苏格兰服刑，可作特殊安排，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或利在苏格兰设领监督，一俟利交人，则中止制裁。27日，安理会通过第1192号决议，赞成在荷兰对嫌疑犯进行审判，要求利比亚立即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交出两嫌疑犯及一切相关证据。强调安理会第748及883号决议仍然有效，但一俟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两嫌疑犯已抵荷兰或英美以及利比亚已在法联航772班机爆炸案方面满足了法国司法机关的要求，对利制裁即应中止。并威胁，若利仍不交人，安理会将考虑对利实施额外制裁。28日，利比亚政府发表声明，原则接受美英的立场，但提出三点应进一步谈判：利交人后应立即解除而非中止制裁；两嫌疑犯一旦确认有罪，应在利比亚或第三国服刑，而非在苏格兰服刑；两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及宗教信仰应受到保障。美英表示具体内容可以讨论。利与美英间通过联合国机制进行了多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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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理会的飞行禁令仍不断被打破：9月，一个苏丹代表团、尼日尔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及乌干达总统不顾飞行禁令，先后飞抵利比亚；10月，冈比亚总统访利。9月16日，阿拉伯外长会议在开罗表示支持利比亚关于嫌疑犯审判的立场。

1998年12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访利，就洛克比问题与卡扎菲会晤，会晤表明，在解除还是中止制裁及服刑地点等问题上利与美英仍存较大分歧。21日，卡扎菲表示洛案应由美英利等国的法官组成国际法庭进行审理。同日，美英警告，若利不在1999年2月底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问题前交人，美英将在安理会寻求对利更为有力的制裁。1998年12月23日，正在埃及访问的利外长拒绝了美英的威胁，强调利希望通过联合国机制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前夕，秘书长致函利，表示当利已尽一切可能履行安理会决议后，期待安理会作出有利于解除制裁的决定。27日，秘书长再函利比亚，仍未确认交人即解除制裁，仅称交人后，如需恢复制裁，则应有9个理事国（包括五常）的赞成，实际可能使制裁难以恢复。美为利交人规定了30天的最后期限。

1999年2月26日，安理会复审对利制裁问题，未讨论是否需改变制裁机制，只表示注意到有关各方的正在进行的磋商，将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经曼德拉和沙特国王特使、驻美大使班达尔的斡旋，3月19日，卡扎菲宣布，由于利已获所需保证，将接受安理会第1192号决议，同意在4月6日前将嫌疑犯交与联合国秘书长并在荷兰受审。利外长同日致函秘书长除重申了利的反恐立场、愿就洛案进行合作及愿对遇难者家属作出赔偿外，还表示，审理过程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南非及沙特协商确定的观察员旁听；如判决有罪，可在苏格兰服刑，但联合国应予监督，利有权在苏格兰设领与之联系；一俟嫌疑犯抵荷，应即中止对利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应于9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报告确认利已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安理会应即取消制裁。英对此反应积极，但美仍不愿对解除制裁作出保证。

目前，英已派100名苏格兰警察对设在海牙郊区扎斯特军营的临时审判地进行严密监控。4月5日，在阿盟秘书长、意大利外长、沙特驻美大使、南非特使等国家或组织代表的见证下，嫌疑犯已在的黎波里被移交给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汉斯·柯瑞尔，并于当日乘联合国飞机飞抵海牙，旋将接受审判，安理会主席已宣布中止对利制裁。至此，持续10年之久的洛围绕洛克比空难在美英与利比亚之间的长期争端有望得到最终解决。接下来的斗 争将围绕对利制裁的中止还是解除而在美英与利比亚间展开。取消制裁应以安理会决议形式作出。从目前美国态度看，对利制裁的最终取消恐非一帆风顺。”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航空法中针对民用航空安全的条约的适用问题。但本案并非如此简单，本案除了在国际民用航空法有意义之外，对联合国现行的宪章制度问题也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否可以得到国际法院的审查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