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第一篇：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12月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长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纪念遵义会议七十五周年

一、开题的话

这些年来学界对遵义会议和长征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发掘，另一方面视点的变化不小，对这段历史有新的解读。

我完全赞成多视角、宽领域地研究这段历史，只有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才愈趋全面、客观、真实。

但是，我很不赞成以下两种倾向。

一是胡编乱侃地戏说，将党史演义化。若是文艺创作就广而告之说清楚，不要混同于党史研究。现在有的著作打“擦边球”，虚构许多历史细节，书中记载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假乱真，混淆创作与研究。

二是将党的历史权力斗争化，一部党史被扭曲成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个人恩怨史等。比如，遵义会议被歪曲成毛泽东篡夺中央权力的历史起点。不是说党内没有权力斗争等，但一部党史绝不能写成权力斗争史。这两种倾向都对青年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后一种倾向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打着披露“秘史”、曝光“内幕”、还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内容不完全是虚构史实，而是片面地截取历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将历史人物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这些片断演绎成篇，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恶化”了。毛泽东是怎么成为党的领袖的？依照这些著述，就是靠玩谋略、整对手、拉帮结派、争权夺位而成为领袖的；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等都化为乌有。年轻人不了解党的历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书不能不有一种被正规教育愚弄、欺骗的感觉。因此，这给我们党史工作者提出了应当怎样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问题。

我们不是强调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是面对现在、面对未来的，使我们的社会、国家得到科学发展。对于过去的历史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就应该以科学的历史观，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包括党的历史。什么是科学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

我们现在不太讲立场、观点、方法了。其实，讲立场、观点、方法，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立场、观点、方法论。过去我们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强调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三者既然是统一的，那么讲立场就应当是“三个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说是这样的党的性质的立场，即党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过去将党的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不对，一些著述将党的历史描绘成权力斗争史也不符合党的真实历史。如果党的高层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吗？如果毛泽东就是不断地玩权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没有众叛亲离？为什么那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还对他忠心耿耿？这是用“愚忠”、封建意识、个人崇拜之说解释不通的。有人不是说他“用人唯亲”么？对“唯亲”者，这可能说得通。但对被整后还拥护他的许多非“亲”者，这种说法则难以成理。我们要“还原历史”，但将党的历史“丑恶化”、将毛泽东“妖魔化”是对历史的歪曲。研究党的历史应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应当坚持科学历史观。有感于一些著作对历史的叙述以假乱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评价遵义会议应坚持科学历史观来开题。

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革命的两个十四年

对遵义会议的研究，30年来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论著也很多。有许多人是遵义会议的研究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里仅从宏观党史来看遵义会议。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媒体宣传热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遵义会议为界的两个14年的历史进程，同新中国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极其相似。

首先，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前8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参与领导的前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辉煌一页，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危急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呢？ 我在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来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强调要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对比考察），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至少可以论列以下五点。

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因此，肯定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解。

过去我多次解释过，讲党的领袖第几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作为政治宣传，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讲。作为学术研究，不必强求，既可用这种说法，也可以不用这种表述。用了这种说法，也不必“上纲上线”进行批判。

（二）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我以为，这样辩证地、历史地从前后两个方面认识以遵义会议为界的民主革命历程的两个14年，更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

三、遵义会议与长征前期的系列会议

我在“长征行”时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达20多个。这个情况是我过去不甚清楚的。我将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大体为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至少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三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在单独进军陕北途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6个。这些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这三个系列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与第一个系列会议的关系问题。

对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的内容和作用，我过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这些会议。以往对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也缺乏研究，一些党史论著对这个问题也讲得不多。

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会议时，那里的县党史办主任向我介绍通道会议情况，也讲了他对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

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他还说：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

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史系统最基层的干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地方的同志都有一点家乡情结，而且又不是专门研究党史的，评价通道会议的作用讲得比较满，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这可以理解，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我很欣赏的是，一个基层干部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很难得。

我还赞同他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看法很好，是他的基本思想，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夸张的形容词而已。

他讲的“过程论”对研究这段党史很重要。对于这段党史会议，此前，我考察过扎西会议和鸡鸣三省会议。此后，考察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也是在这之后考察的。我到这些地方考察时，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逻辑，认为如果没有在他们那里召开的那个会议，中国革命就怎样怎样，毛泽东就怎样怎样。因此，在他们那里召开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只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不那么服气，认为有失历史的公正，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他们的有些说法不一定合适，但提出一个问题，应当用“过程论”来研究这段党史；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它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如果说过去的党史论著对此研究不够，有各种客观原因，现在历史已进入新世纪，有关档案资料公布了不少，这是一个再也不能不作为研究的问题了。

受到“过程论”的启发，在考察这段历史过程中，我提出了“系列会议”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转折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会议有密切关系，只有正确地把握这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为了能够把这个关系说得比较得体，我又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在《长征行》一书中，我讲了三条。第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

比如，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纯逻辑的推理，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立论要有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争论。虽然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都赞同，但博古并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是这时不再坚持。李德仍顽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仍是“一把手”博古点头，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贵州再议。

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改变了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通道“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进军路线的转折，而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用于评价通道会议。

第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通道党史办主任讲“过程论”，是辩证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将“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某个论断。

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

当初，对于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召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那种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会议。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的，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面。

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会符合历史实际一些。

第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这也是“过程论”，只是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

我以为，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作用。因此，研究这段历史，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没那么显赫。就遵义会议言，它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的历史环节，这个作用是其他环节不能替代的。这即是说，研究历史既要讲“过程论”，还要讲“主要作用论”。历史是这样交错发展的，也应当这样来认识历史事件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唯物论。据此，对通道会议的评价，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根据上述讲的方法论原则，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作这样两点总结。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

从“过程论”的角度，应将遵义会议发生的转折看做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

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

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

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

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因此，评价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

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这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时，回顾党的历史讲了领导核心问题，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时，我以为这是讲“核心”的源头。后来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时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邓小平同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时就讲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说明，讲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思想，邓小平具有一贯性。

对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内外都有各种质疑。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上述讲遵义会议与系列会议的关系，说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前些年和近年来的回忆材料讲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释惑。

一是“张王橘谈”。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几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坐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这个建议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又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实际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但为了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他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

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着军事斗争。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打仗是首要任务。

再则，张闻天也很民主，不专权，对博古交权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红军4月中旬过北盘江前，中央曾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没有同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他“负总责”，但实际上没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不会有此想法。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从广昌战役始，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让周恩来回到瑞金说是让他“管总”，实为“打杂”去了。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恩来，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

但周恩来不揽权，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

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而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让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找来朱德，三人一起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恩来仍是团长。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已经凸显了发挥的核心作用。

归纳起来，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

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

“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本事、没有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

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与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因此，那种将毛泽东描写成是靠玩弄政治权术、踏踩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各种党史演义作品，是不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主线的。

五、遵义会议与党的历史分期

在党的近90个春秋的发展历史上，曾被称为重要历史转折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党的会议。除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1927年的八七会议。这三次会议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各不相同。八七会议的转折作用与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里存而不论。

前已指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的两个伟大转折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两者还有相异之处。这里着重讲讲相异之处，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的界碑，由此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遵义会议却没有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在比较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时，经常碰到这样的疑问。

遵义会议既然是党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党的民主革命历史不以遵义会议为分期界线？我以为，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历史进程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是党内路线斗争。比如党的民主革命历史，过去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将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了。

显然，这些历史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同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个别时期有关系。土地革命战争10年，按照过去说法，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现在淡化路线斗争，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来划分，那就是路线斗争史了。

二是对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凡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认识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会对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成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分水岭，就是因为此前此后党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开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遵义会议不是这个情况。它只是解决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既没有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以及社会关系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没能成为党的历史分期的界碑。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分期，都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

三是党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转折是既有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义会议不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不能对两者作简单的类比，既不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而要使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也不要因为遵义会议不是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而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界碑。评价遵义会议的科学历史观，这也算一个内容吧。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第二篇：颠覆历史观

颠覆《红岩》背后惊心黑幕:地下党绝大多数被中共搞死 ——双枪老太婆和四川地下党 【2014-01-20 讯】作者：蔡咏梅

在文革中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党员一万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团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成为社会贱民，仍留在中共党内的只有几百人。被送往劳改劳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或病死。后来华蓥山游击队甚至还不获承认，被指为土匪势力，许多游击队员和家属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因革命小说《红岩》出名的华蓥山女游击队长“双枪老太婆”，其原型人物陈联诗，在中共上台后被驱逐出党，追随她加入中共革命的女儿女婿一家惨遭迫害。其外孙女林雪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痛说家史，揭露中共革命的残酷真相。

中国文革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宣传小说《红岩》，以中共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为题材，为了打造中共伟光正的红色历史，拔高革命英雄妖魔化国民党，虚构甚多，有的更是无中生有。但书中一些角色确实取材于真实人物。其中一位传奇人物，华蓥山女游击队长“双枪老太婆”是根据现实中三位华蓥山女游击队员的原型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其中一位是陈联诗。

最近，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来到香港，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讲述了她家族的革命历史，有别于《红岩》正统革命叙事虚构的伟大和崇高，林雪家族的革命史透视的是中共革命无情的残酷真相：当年怀抱理想主义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先是被革命利用，然后再被胜利了的革命政权抛弃和出卖。

家族八人入党，外婆陈联诗

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民间历史写作的林雪女士，其家族中有八口人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员，其中包括她的外婆陈联诗。这八位中共地下党员，有三人死在国民党时代：在华蓥山打游击的林雪外公廖玉壁被军阀杨森杀害，就像小说《红岩》中女主角江姐的老公，脑袋被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她的姑父在解放军攻进重庆之前死在国民党监狱渣滓洞;仅祖父一人为病逝。出生入死为共产党打江山侥幸活到革命成功这一天的另外五位家族成员(林雪外婆陈联诗、父亲林向北、母亲廖宁君、舅父、及姑母和她第二任丈夫)，后来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陆续遭到整肃，家人受到牵连，饱受苦难，都没有好结果。林雪在中文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我的父亲是右派”。在这个革命家庭中陈联诗是核心人物。

陈联诗出生于四川岳池县一个祖上曾出过翰林的书香望族，岳池县女师毕业，一九二三年与丈夫廖玉壁考进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激进的知识青年一样，受到革命热潮的感染，卷入了一九二五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五卅运动。廖玉壁加入中共后，一九二六年被共产党派遣带着妻子陈联诗回到家乡华蓥山脚下的四川岳池县，组织起一只中共武装，打游击反对军阀。陈联诗于国民党清共后的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丈夫廖玉壁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杨森杀害后，遗孀杨联诗带领丈夫的手下组成四十人的双枪队活跃在华蓥山一带，继续干革命，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陈联诗受过高等教育，容貌出众，多才多艺，能诗会画(晚年成为专业画家)，而且文武双全，有胆识，讲义气，成功周旋于当地三教九流人士之间，入过四川帮会组织袍哥，还考上过国民政府的县长。她为革命打游击、办军需、找经费、做生意、搞统战，无所不能。在当时女性地位不高的时代受到无数男性的仰慕，视她为侠女。四川著名军阀范绍增即很敬佩她，称她陈三姐(因她排行第三，是袍哥三爷)。而当地民间则称她双枪陈三姐，年长后就成了双枪老太婆。

一九三五年出生盐商家庭的林雪祖父林佩尧和父亲林向北认识了陈联诗，父子两人对她崇拜不已，受其影响投靠了中共革命。林佩尧并因崇拜而生爱慕，对这位侠女一生倾心，至死不渝。因为陈联诗曾对她手下的游击队员立誓继承丈夫遗志及终身不再嫁人，两人不能结合，林佩尧遂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陈联诗的女儿廖宁君，两人成为亲家。

换在今天，陈联诗这样出色的女性一定会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或女政治家。但她生错了时代。虽然她一九二八年就加入共产党，丈夫为党牺牲，她自己为党出生入死，曾坐监八次，陪过杀场，但共产党上台两年后，就在三反运动中被她效忠的党以“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等口实“劝退出党”，被无情抛弃。心有不甘的双枪老太婆想回到党的怀抱中，生前不断向党写申请书要求恢复党籍，一共写了四十二封，直到她一九六○年郁郁寡欢去世前，还向党组织递了最后一封申请信，但党置之不理。不过，好在陈联诗死在文革之前，避过了一场残酷的结局(文革中她和丈夫廖玉壁被定性为地主土匪)。

但被她带入中共革命的女儿女婿一家命运就很悲惨。女婿林向北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共，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在川东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参加华蓥山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迎来共产党的“解放”。但享受胜利的时间太短，林向北先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大老虎，被审查两个月。然后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此掉入地狱，时年才三十九岁，正当壮年。

林向北晚年的回忆录讲，作为四川地下党员他的遭遇并非个案，他的地下党家人和战友绝大多数和他一样下场都非常悲惨。林向北的妹妹第二任丈夫也被打成右派。据他们在文革中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党员一万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团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成为社会贱民，仍留在中共党内的只有几百人。被送往劳改劳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或病死。

坚持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中共华蓥山游击队，在当年众多的中共武装割据中，始终只是一只很小规模的武装，打不出局面，若非《红岩》这部小说，在中共党史中几乎没有地位。林向北的回忆录说，后来华蓥山游击队甚至还不获承认，被指为土匪势力，许多游击队员和家属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文革中，那部为中共革命历史唱赞歌的红色小说《红岩》被打成叛徒小说，作者之一罗广斌(他本人也是四川地下党员)被迫害跳楼而死。

最初这些受迫害的中共地下党员以为，迫害他们只是四川当局(由解放区南下干部当权)排斥本地干部的土政策造成，是走资派李井泉整人心太黑。因此文革开始毛泽东号召斗争走资派，四川王李井泉倒台，他们遂燃起翻案的希望，以为毛主席要为他们撑腰。于是起来造反，成立“华蓥游击战团”和“四川地下党问题联合调查小组”等造反组织，声称要争取第二次解放。

文革中江青一句话地下党九死一生

谁知这次造反给自己招来更大的灾难。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江青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还说四川有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很反动，要镇压。江青此番话，将四川地下党一网打尽，原来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如曾担任过川东游击纵队司令的四川文史馆馆长刘孟伉，一直安然无事，这时也被打倒，拉出来残酷批斗致死。

出来造反希望翻案的更是祸上加祸。本来是右派的林向北和半右派的妻子廖宁君，又多了叛徒特务、为川东地下党翻案、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为地主、土匪的父母翻案、为右派翻案几顶反革命帽子。林向北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夫妻被关进牛棚，“被挂上黑牌，天天游街揪斗，写不完的检查，做不完的交代，孩子遭受毒打，家里数次被抄⋯”，一九七五年五月，跟随母亲双枪老太婆和丈夫参加革命的廖宁君被折磨致死。

直到文革之后，林向北才知悉迫害四川地下党的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他们后来的命运早在四川被“解放”的前夕已被内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怜当时双枪老太婆和她的革命儿女们尚蒙在鼓里，正在为迎接四川“解放”而奔走，为革命胜利而鼓舞，不知革命胜利之日，也就是他们利用价值归零，将开始被抛弃被整肃之日。

知道迫害来自毛指示悲愤大骂

林雪在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说，父亲林向北被打成右派后，对共产党仍然是愚忠，劳改时曾躲在被盖里哭述他的委屈：党啊!我是忠于你的呀!到文革才开始醒悟，但真正的恍然大悟，是他首次听说到这个狰狞的十六字秘密方针，才知被革命者视如母亲的党如此阴险功利无情无义，自己一腔热血竟被玩权谋的党欺骗了。悲愤的林向北不禁脱口大骂：他妈的!

二十年的苦难为林老先生留下终身不渝的心灵创伤，和永远挥之不去的内在恐惧。对过去他本来不敢回忆，怕留下文字给自己再次招来灾祸，但后来读到马识途的回忆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受到鼓舞，在女儿的帮助下提笔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女儿林雪说。虽然如此，父亲仍然未能彻底突破心障，私下谈话大胆直白，但一到公众场所言谈就如另一个人，有明显的双重人格。被中共革命摧毁的不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心灵。

近年中共又开始大举纪念华蓥山游击队，在华蓥山为双枪老太婆塑像，在陈联诗故乡为她和丈夫廖玉壁建墓立碑，重新打造红色传奇。但这一切证诸陈联诗和林向北的人生悲剧，实在是很大的讽刺。

第三篇：历史观价值观

考点一 社会历史观

一、易混易错知识：

1．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作用。（）

2．社会存在的变化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3．社会存在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

4．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作用的人们。（）5．我国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练习：

1．与前一轮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相比，新一轮改革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这不仅是方式方法的转变，更是思路思维的转型。“加强顶层设计”的提出旨在强调（）A．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B．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C．不同的社会意识源于不同的时代

D．社会意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2．由于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近年来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逐渐成为舆论焦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路径规划——“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迟退休年龄被党提上议事日程体现了（）A．社会意识总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B．社会意识可以先于社会存在而变化发展 C．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D．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3．2014年，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51周年。50多年来，雷锋精神历久弥新，越发凸显出时代特色。学雷锋活动在全国上下蓬勃兴起，历久不衰，雷锋精神将永驻神州大地。时代的发展需要雷锋精神，表明（）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 ②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特征 ④正确地改造客观世界，需要科学价值观的指导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4．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深化我国基本养老制度改革，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哲学上看，这是因为（）A．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需要

B．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C．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D．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改革实现的

5．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其中一大关键环节便是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体现了（）①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③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 ④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6．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表明（）①实践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活动

②顺境中成功必然导致逆境中挫折 ③事物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④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7．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次活动紧紧扭住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不正之风。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之所以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基于（）A．人民群众决定社会的各种思想观点和社会意识形态B．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C．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D．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结合材料，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说明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的正确性。

考点二 人生价值观

一、易混易错知识：

1．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人而异，没有客观标准。（）2．实现人生价值与追求个人利益是矛盾的。（）3．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实现人生价值。（）4．机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首要条件。（）5．价值观对人生与社会起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二、练习：

1．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垃圾作为代谢的产物变成了城乡发展的负担。传统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焚烧和掩埋。辽宁承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几年来致力于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先后研发出垃圾分选设备、垃圾气化设备、生物质气化设备等产品，解决了城镇生活垃圾和农村垃圾变废为宝的问题，为实现垃圾堆里的现代文明带来新的契机。对此下列认识正确的是（）①事物价值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确立的同客体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关系 ②观念创新为事物价值转换提供了根本途径 ③新价值的创造改变了事物的属性

④观念创新可以促进事物价值的转换与创造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与“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这句话内涵相一致的是（）A．吾身虽瘦，天下必肥

B．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C．勿以物喜，勿以己悲

D．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3．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再度关注高考，对更合理的高考制度充满期待。10年前开始的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打破了一考定终身，但对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争议不断，褒贬不一。高校自主招生的试点与争议蕴含的哲理是（）①要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②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具有主体差异性，会因人而异 ③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 ④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正确判断和选择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3．2014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烟台市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复信，希望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这启示我们（）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 ②正确的价值观可以转化为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力量 ③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④人生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4．2014年1月7日，享年107岁的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逝世。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氏基金会，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达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 013个。被冠名为“逸夫楼”的建筑物，遍布祖国大地。他用伟大的人格力量，打造了一望无垠的慈善王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这启示我们（）①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以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为基础

②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③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决定他的人生轨迹

④只有投身于社会实践才有可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5．2014年2月18日，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让孩子们熟读并记住24个字，抓好友善、孝敬、诚信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在核心价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

结合材料，运用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分析未成年人必须在核心价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的缘由。

6．“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结合材料，从生活与哲学角度说明我们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无悔的青春。

综合训练

一、选择题

1．“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有发言权。习近平主席这一观点的哲学依据是（）①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②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④真理是客观的、具体的、有条件的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2．漫画《只流泪，不干事》给我们的启示是（）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②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④坚持对立统一观点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3．民以食为天，人们的膳食营养观与自然环境、生产结构、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有着必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食物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膳食营养观念也在经历着较大的变化。材料表明（）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②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 ③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④社会意识的变化独立于社会存在的变化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4．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外交只有植根人民、胸怀人民、造福人民，才能不断获得前进动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①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③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④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5．生活处处有哲学。近年出现的下列流行语所蕴含的哲理对应正确的是（）①中国式——善于把握主要矛盾 ②接地气——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密切联系群众 ③高富帅——掌握系统优化方法 ④正能量——发挥正确意识和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6．比尔·盖茨与麦肯锡都是富翁，但二人对飞机座位的选择习惯却完全不同。麦肯锡只坐头等舱，他认为：“在头等舱认识一个客户，就能给我带来一年的收益！”而比尔·盖茨更习惯选择经济舱，他的理由是“头等舱并不比经济舱飞得更快”。这蕴含的哲理是（）A．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

B．价值判断决定人们的实践活动 C．社会地位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D．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往往会因人而异

7．一个小孩画了一匹长有双翅的绿色飞马，遭到小朋友们的取笑，说世上哪有绿色的飞马？小孩把画拿回家给爷爷看。爷爷一看乐了，问：“你为什么给马画上一对翅膀呢？小孩说：“我想让它飞遍全世界！”“那你为什么把马画成绿色呢？”“因为它是和平的使者！”爷爷高兴地说：“谁说世上没有绿色的飞马，现在不就有了吗？”爷爷把这幅画寄到世界儿童画展参赛，结果获得了金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①创新源于大胆假设和丰富联想 ②观念创新可以促进事物价值的转换与创造 ③要树立创新意识，敢于突破一切成规 ④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其自身属性和人的需要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8．人生由两条路汇聚而成，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现实会苍白；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这句话说明，要实现精彩人生，就必须（）A．坚持辩证否定观，不断追求卓越

B．使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 C．在行动中适当降低人生目标

D．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9．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对转基因技术的不同看法，方舟子和崔永元的“骂战”从去年9月延续至今，主要围绕吃了转基因食品是否对身体有害，会不会改变人的基因。有些专家呼吁对此争论需要理性对话。对于转基因科技的应用需要慎重和理性，说明了（）①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 ②科技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是纯粹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业 ③科技为创造人类的幸福，提供了空前无限的能力，是进行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 ④科技关乎人类福祉，代表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0．一位哲学家说，生存是一种伟大的使命，每一个人都不是“法定幸福的人”，一个幸福的人，是经过自己的劳动、奋斗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这说明（）①一个人的幸福感越强证明他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越大 ②一个人是否幸福与他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有密切的关系 ③人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不同，就有不同的幸福观 ④实现人生价值要在个人与社会相互统一中去努力 A．①④

B．②④

C．②③

D．①③

11．早期的储蓄罐是由陶土烧制而成的，一旦存满了钱，就要被人敲碎。如果有这么一只储蓄罐，一直没有钱投进来，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就可能成了贵重的古董。这给我们的价值观启示是（）①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就是最大的价值 ②价值的实现是在社会关系中达成的 ③事物实现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是多样的 ④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事物的固有属性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2．看到一位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如今这个问题让人纠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国人的美德，但近年来曝光的多起助人为乐反遭讹诈的事件，让这一传统美德陷入了莫名的尴尬。上述事实说明价值判断（）①具有导向性，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制约、驱动作用

②具有相对性，对同一事物人们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③具有社会历史性，我们应学会与时俱进、因时而变 ④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应根据自身实际作出判断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二、非选择题

13．新中国建立初期有4亿多人口，当时国家没有限制生育，提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们也觉得“多子多福”。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已经多达8亿，国家开始关注计划生育问题。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把“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号召。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的富裕和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下降，2013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突破两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负担加重，独生子女政策引发了许多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保持生育政策不变，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可以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结合材料，探究回答下列问题：

请运用唯物史观解读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14．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国家梦想由个体梦想汇聚而成，它通过实现个人权利与个人福祉来实现，它关注每一个公民个体具体梦想的实现，为个体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可能，个人梦想又可以推动国家发展。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结合材料，从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如何实现个人梦想。

第四篇：历史观

政治试题3

命题人：党晓楠

一、选择题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中这句富含哲理的名言给我们的启迪是： ①善于听取他人意见，是促进认识发展的重要途径 ②避免重蹈他人覆辙，才能使自己在生活中不犯错误 ③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④自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汉代的匡衡少年时没钱买蜡烛，就凿壁偷光，勤奋苦读。有一户人家有很多书，匡衡在这户人家当雇工缺不要报酬，只是请求主人把所有的书都让自己读一遍。主人深受感动，就把书借给他。后来，匡衡成了大学问家。这表明 ①社会和他人提供的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

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③人生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 ④人生价值总是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的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3.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因为先进的社会意识：

①先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 ②可以正确预见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 ③与社会存在在变化发展上具有同步性 ④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A.①④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4.图8漫画中人的困境启示我们，实现人生目标要

A．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B.以客观条件为基础

C.百折不挠反复实践 D.努力发展自身才能

5.、在实现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

①先进的社会意识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②正确的价值观是指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价值观 ③正确的价值观可以转化为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力量 ④符合规律的社会意识能够直接转化为物质力量 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6.对图7漫画《以大为荣》所示的文艺创作倾向，评价正确的是

① 创作者坚持创新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 ② 创作目的和动机违背了创作规律的客观性 ③ 错误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也具有导向作用 ④ 该作品的创作无法体现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表达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心声，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取得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

A．人生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人们的价值选择

B．优秀艺术作品可以主导社会关系的变革

C．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D．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8..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说,“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学到;雷锋同志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学到。”这句话说明,学习雷锋同志更加需要 A.走出自我的狭隘天地 B.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 C.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D.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

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即便是在自然观上相当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旦进入社会领域,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能在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这主要得益于它坚持

①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②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③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④社会发展总趋势是上升的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0.右边的漫画（选自《人民论坛》总第354期）可以表明

①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②社会意识有现金与落后之分 ③价值判断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④不同的价值判断源自不同的认识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1.马克思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下列对这一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①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 ②人的有目的的意识活动引领社会历史发展 ③人与社会的矛盾决定并改变社会的性质和面貌 ④我创造历史的活动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2.“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从文化上看，这表明()A．文化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B．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C．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 D．人们的文化生活呈现各自色彩 13.下列活动属于文化现象的有（）

①工人、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②参加学校运动会 ③参加演讲会、辩论会 ④购买蔬菜、水果 ⑤参加文学社、书画协会、读书俱乐部 ⑥合唱团、舞蹈队、时装表演队 ⑦浏览网站，领略世界各地风土人情 ⑧某国议员竞选

A．①③⑤⑦ B．②④⑥⑧

C．②③⑤⑥⑦ D．①②④⑦⑧

法国作家雨指出：“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鲁迅也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来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据此回答14~15题

14．大炮、气球等只是普通物品，但却赋予文化内涵，这是因为（）A．文化应该是有形和无形的统一 B.气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C.文化无处不在 D.文化往往通过物质性的东西来承载 15.中西方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说明（）

A．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B.文化具有差异性 C．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D.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形式

16．国庆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让国人大呼过瘾，民族自豪感在人们胸中澎湃，爱国热情在神州激荡。国庆活动体现出()①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②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③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④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17．在国际压力下，阿富汗大选因为出现舞弊被迫重新进行选举。在选举中，阿富汗妇女蒙着面纱参加投票的场景比比皆是。阿富汗选举的场景反映了（）①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②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 ③文化对人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④文化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18．《人民日报》载文强调，我们要加快形成有利于提高文化产品竞争力、促进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集团，积极参与文化市场竞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出上述要求的原因在于（）A．文化推动着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

B．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自身经济安全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 C．文化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 D．文化的力量是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标志

19.“要想除掉旷野里的野草，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上面种庄稼。同样，要想让灵魂无纷扰，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占据它。”这句话启示我们（d）

A优秀文化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B 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 C美德是人们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 D 应该主动地、自觉地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 20.汶川地震中温家宝总理所引用的四个“多难兴邦”，深刻揭示中华文化的底蕴，阐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从文化的角度看，材料体现了（）A 优秀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B 文化塑造人生

C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交融 D文化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21．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丰富人们文化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

A．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B．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

C．文化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 D．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2．2009年10月24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前不久，分别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等省部级高官被查处。这些高官沦落到如此地步，无一不是首先在主观上出了问题。从文化上看，“主观问题”主要强调是（）A．人们要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响，抵制落后文化的侵蚀 B．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的终身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C．优秀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能够塑造人生 D．体现各种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

23．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着人。在十一届全运会上，广大运动员顽强拼搏，创造着感动，他们也一起被感动。文化对人的塑造体现在（）

①优秀文化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②优秀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③文化增强人的健康素质 ④人的全面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4．伟大诗人雪莱说：伟大的诗篇即永远喷出智慧和欢欣之水的喷泉。对此认识正确的是（）A．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

B．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长期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C．文化塑造着人，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 D．文化影响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广度和深度

25．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化市场 ②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③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 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26.某校开展了以”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开展这项活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其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利于引导学生把握人生道理、实践人生追求。这是因为（）

①文化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②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③有文化知识才会有崇高的道德 ④文化作为精神力量能转化为物质力量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27优秀城市雕塑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品质和文化追求。北京“十二五”期间将新建一批呈现北京历史文化特色和“北京精神”的城市雕塑，分布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回答24、25题。

24.优秀城市雕塑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

①显示城市的文化底蕴 ②活跃城市的文化市场 ③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④培育优秀的文化人才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5.优秀城市雕塑作为公共环境艺术作品

①体现了城市环境对雕塑风格的依赖 ②反映了雕塑理念与城市环境的统一 ③体现了城市环境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④反映了历史情怀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8．雷锋精神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并传播到世界多个国家，被称赞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体现了文化

①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②源于实践，引导实践的发展 ③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④对人的影响来自特定文化环境 A．①④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9广东某县依托葛洪等历史名人的文化遗产，致力于挖掘当地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和宗教文化，力塑文化品牌。该县的这一做法是基于

①文化独特性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②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 ③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④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2012年3月24日，农历三月初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举行，海内外万余名炎黄子孙汇聚一堂，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这是

A、典型的民间封建迷信活动 B、传统的人文艺术表演活动

C、海内外华人共同参加的宗教活动 D、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文化的纪念活动

二、主观题

31网友议题

直面道德困惑 引领价值选择

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难免会遭遇思想道德上的“两难选择”。“好人”能不能做？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雷锋传人”郭明义、“最美妈妈”吴菊萍等道德典范给出了鲜明的回答。

请运用价值观的知识，谈谈“网友议题”对你进行正确价值选择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废除人民公社，确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粮食生产不断跃上新台阶，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扶贫开发成效显著，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十三亿人口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市场兴旺繁荣，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据统计，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1978乃约有2.5亿，到2007年末减少为1479万；农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原理，结合材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改革发展中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

33.2010年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指出：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力量，使中华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

结全上述材料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4.默写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35.为什么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答案

1~5BCCBB 6~10CCCAB 11~15BDCDB 16~20CBBDA 21~25DBACA 26~30BABDD 31.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价值选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内在统一的。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体现了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党通过农村经营制度、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践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

33.（1）文化能够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智力支持；（4分）

（2）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影响人们的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3分）

（3）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成为照亮人们心灵的火炬、引领人们前进的旗帜，激励人们不断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3分）

34.l略 35略

第五篇：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７座县城，于１２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