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出一步
走出一步，右转45°
一直向往着春秋战国，幻想自己听孔子在林荫杏坛下讲儒家之道，与庄子在泗水边垂钓，与孙膑把酒言欢，畅谈大连战之后的快哉。。。因为那时诸子百家，思想迸发，没有固定的思维限制，人人善于思考，敢于走出禁锢，右转45°，不拘泥，不死板，生命绽放着别样的美丽。
能够走出一步，跳出思维模式，再右转45°，也许就会发现不同的世界。
秋日风轻云淡，成熟的苹果在市井、在田园、在乡村坠落。偏有一颗恰砸到牛顿的头上，于是在课本中，我们读到了万有引力。
而这样的问题，交付给无数的人们，得到的答案却出奇的同意：它本身就应该下落啊！
我们的思想处在寒冬，被冰雪封冻成一块寒冰，看到不同的事物，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慢慢丧失了走出一步的好奇心，也无缘再见右转45°的春暖花开。
当道尔顿走出一步，用色盲症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课空白；当巴斯德走出一步，用微生物与细菌给生物学上添一笔色彩，我们是否也该勇敢走出一步，别再让固定的思维如藤蔓缠住我们的脖颈，再将窒息死亡的前一秒还自信地以为自己手握真理。我们只从教科书上读到那些伟大的学术，忘了询问这些理论的来的原因恰恰在于走出固定的模式啊！
当法国学者拿着一道“船上有84只羊，62只牛，文有多少人？”中国的学生90％的给出了22人这样荒谬的答案。也许题目本身就在于考察孩子们打破惯用思维的能力，可我不禁喟然长叹，为什么我们对“老师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这样的思想畏缩怯懦地不敢迈出一步，我们不敢转45°的思维得出自己的结论？
也许无法学布鲁诺走出神圣的一步，转了45°与教皇思想完全不一致，却在火场中高喊坚持真理；也许无法学伽利略面对亚里士多德的神圣权威，依然做了“斜塔实验”，可我们至少应走出一统的答案，抛弃负载，右转45°，让思维不止停在众人熙熙攘攘的目光前。
走出一步，是跳出的智慧；右转45°，是探索的意义。生命不应被禁锢，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你应当走出去，转个弯，找到那扇窗。
第二篇：怎样在管理的道路上走出坚实的一步
怎样在管理的道路上走出坚实的一步
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有感
作文：舒志良
看完这部书，我掩卷沉思，如何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呢？要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般具备多重因素，那么在真正的管理道路上，哪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且是最重要的呢？
作为一名知识工作者，管理者所能作出的贡献在于：创造新思想、远景和理念；原则是：我能作哪些贡献？为了达成整体目标，如何激励他人做出自己的贡献？管理者的目标在于提高整体的绩效。在选用高层管理者时，他注重的是出色的绩效和正直的品格。他能敏锐地感觉到为一个关键职务选用人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也知道，还没有人能永无过失。他知道人无完人。即使是最有能力的人也有弱点。他关心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他不能做什么。他致力于充分集中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利用这些优势达成组织的目标。
不断提高效率也许是大幅度改善管理者工作绩效、取得更大成绩、使工作达到令人满意程度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而一个管理者有能力管理的没有任何人，只有你自己，管理者虽然握有职权，但只能通过自己的专长权和影响力去影响别人。只有做到管理自己，影响别人，这才是合格的领导者。可见，管理者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或者准则，这个基本准则的核心就是，只有被领导者成功，领导者才能成功。走上管理岗位通常是两条通道，一是有特殊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被委以管理的责任，第二，在管理方面展现了艺术的能力和魅力。当然，也有二者兼备的人才，但微乎其微。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懂得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一切优势。他知道如果抓住缺点和短处不放是干不成任何事情的。为了实现目标，管理者必须懂得如何充分地使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包括周围同事的力量、上级的力量以及自己的力量。利用好这些力量可以给你带来真正的机会。充分发挥优势就是机构存在的唯一目的。发挥优势自然不能帮助我们克服每个人都存在的缺点和短处，但它可以使这些缺点和短处显得无关紧要。发挥优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力量，共同来完成任务。
那么要怎样来发挥你的团队的力量呢？《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怎么去做：
1.要用人所长。寻找人的长处，并设法发挥这些长处，这可说是人的一种本能。其实，在一切“完美的人”“成熟的人”说法的背后，都隐藏着对人的最特殊的天性的一种蔑视，人本能地会将其一切资源都用于某项活动或某个领域，以期取得某个方面的成功。
2．调动上司的积极性。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相信：上司也是通情达理的，而年轻精明的下属往往体会不到这一点。既然上司是普普通通的人，那么他也会有其长处；当然，他同时也会有局限性。若能在他的长处上下功夫，协助他做好想做的工作，帮助他提高工作效率，那么下属实际上也就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要让上司发挥有效的作用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抓住上司的长处，了解他们可以起什么作用。它要求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上司的优势和长处上，这样就不会在意上司那些与工作无关的缺点和短处。
3．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如果管理者想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就必须从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出发，注意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和长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会努力地去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形象，他会细心地观察自己的表现及工作效果，并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当人们在讨论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时，他们很少会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他们想到的只是某门学科知识或某种艺术天赋。不过人的脾气也是影响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年人通常都十分了解自己的脾气。若想做到卓有成效，那么他就必须要将精力花在自己能做成的事上，并以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来做好这些事情。
根据以上几点，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一个团队中，就很好的将自己的所长一展无余的同时能够在同事以及领导面前游刃有余的调剂团队这杯酒，能够将团队的力量最大化，从而使得在对待工作和目标以及效绩上会有让人满意的收获。
阿里巴巴的马云的“十八罗汉”是一支强悍的团队，但是是不是他的团队利每一位都是商业精英呢？不！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位著有成效的管理者：马云。
相信大家也看过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这档节目，里面的评委老师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及到“团队”精神以及用能否领导好自己的团队或者说善于利用团队的所有力量为奋斗的目标做出成绩来作为一个创业者是否有资格成为风投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准。
团队是所有一切工作目标和绩效的基础和不可动摇的后盾，所以一个管理者如果能在团队中起到中坚力量和万能胶的作用的话，那么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在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路子上迈出了很有力的一大步。
第三篇：走出自我中心
一、教学内容：走出自我中心 二、一课时
三、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通过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让同学们了解怎么是自我 为中心的表现。
能力目标：在游戏的过程中，培养同学相互帮助、相互谦让的能
力。手语舞的教学，让同学在歌词以及手语的学习中领悟
真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社会视觉转换技能，学会如何合作能力，克
服“自我中心”的思维能力。
四、教学重点：
学习如何走出自我中心
五、教学难点：
在课堂中灵活运用同学们的探讨时间激发同学们 的思考与自评。
六、教学教具：
多媒体制作PPT、眼罩、手语舞视频
七、教学对象分析：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意义建构的主动者。中学阶段是人的心理发 展由幼稚到成熟，由多变到稳定的关键阶段，从心理学角度上看，部分学生有着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利用一种以案例、游戏、手语舞相结合的互动学习方式，提高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训练孩子的合作行为能力，使其意识到与人合作的价值，这样才能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
八、教学程序
1、创设情境环节：通过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激发同学们对“自我中心”概念的认识，引导同学初步对“自我概念”产生的行为做解决办法。
2、游戏互动环节：“扶盲人过马路”的游戏，让同学启发朋友、同学之间应如何相处，如何相互帮助，提升同学们的一种合作以及谦让的精神。
3、学习如何走出自我中心：这是本堂课的重点，通过前面的情景摄入以及游戏互动环节，为的就是引入教授同学们“如何走出自我心”，以游戏结合理论的观点，让本次课堂让同学们印象深刻。
4、手语舞的教学：《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有一句歌词写道：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我们要激发学生提倡一种朋友间要学会分享，汲取别人的关注。以平等的态度去结交朋友才能更好的认识更多更好的朋友。
九、教学过程（流程）
（一）课前小思考
1、我们在学习生活中怎么跟我们朋友相处呢？
2、如果你的朋友在有些小毛病，你会怎样看待呢？
3、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二）心理档案
陈刚是家中的独苗，长得虎头虎脑的，成绩很不错，心内心非常喜欢交朋友，但就是太任性，做事总是按自己的意愿，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容不得别人提不同的意见，也容不得别人的缺点。这不，升入初中还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结交了两个朋友——
一个叫李良，一个叫张林。可是没多久，他就不愿意再与李良交朋友了，因为他觉得李良学习成绩太差，跟他交朋友会降低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和张林交往比较好。没想到，这几天，张林也慢慢地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了。
为什么呢？用张林的话说“陈刚老是叫我听他的，做什么事情都说自己对，从来不顾忌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事，在陈刚身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为此，陈刚百思不得其解，感到非常困惑。思考：
1、在这个心理档案中的主角陈刚，为什么他的朋友会跟他玩了呢？
2、如果你是陈刚，你自己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3、如果你是李良和张林，你该如何帮助陈刚？
（三）大家一起玩一玩：“扶盲人过马路”
游戏规则：两个同学为一组，一个同学先扮成“盲人”，由另一个
同学扶着他过“马路”;然后再交换过来，由另一个同学扮成“盲人”，让第一个同学扶着过“马路”。
探讨：在游戏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启发？（主要希望同学们在游戏中能领悟合作精神、以及谦让的态度。）
（四）大家一起学一学：如何走出自我中心。1．正确地评价自己和他人
自我中心者过分地看重自我，贬低他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固执己见，最后导致交往失败。要改变这种状态，关键是要能够对自己
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要认识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关注自己的缺陷和他人的长处，在观察与比较中，客观地认识自己和他人。
2．改变交往态度
自我中心者事事都从自己的利益和好恶出发，处处都是为自己考 虑，从而使得别人都不愿意与他交往。因此，走出“自我中心”，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交友态度，要以一个普通、平凡的交往者身份与同
学平等相处，多关注他人的需要，做到爱自己与爱他人、顾自己与顾他人相统一，变“我好——你不好”为“我好——你也好”。3．宽以待人
宽以待人，就是要悦纳别人，宽容别人的错误和不足，尊重别人，不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强加于人。比如，同学损坏了你的东西，忘记了你托付给他的事等等，我们应尽量谅解对方，千万不要得理饶人，横加指责。4．善于心理互换
在人际交往中，自我中心者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总把责任归罪于对方等。所以反省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态度和言行是否得当，应该成为自我中心者的经常性行为。最好的做法就是进行心理互换，也就是当分歧发生时，先不为自己找理由，不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地站到对方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替对方想一想：如果是我，会怎么做？会如何评价自己的态度和言行？将心比心，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这样，你将慢慢地走出自我中心，结交更多的朋友。
（五）大家一起动一动
共同学习手语舞《相亲相爱一家人》
（六）大家一起来总结
1、我们学会了什么？
2、在今后与同学朋友相互交往中，我们该怎么做？
十、本次课堂总结
本堂课主要是培养同学们的合作意识。在游戏中，主要是训练大家 的合作行为能力，使大家意识到与人合作的价值，学习如何更好的适应集体生活。在校园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从中学会谦让，学会合作，学会自己解决和朋友之间发生的纠纷，逐渐克服像前面档案中陈刚“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
在最后，还要告诉同学们，要学会尊重老师，亲近老师，要学会遵守集体生活中的各项纪律，不要做有损集体荣誉的事情。
第四篇：走出民族主义
走出民族主义
励建书（下称励）：上次你来科大做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讲座，因為时间有限，没有深谈。我记得你的发言是“走出民族主义”，特别是你提到民族主义不可能造就高质量的文化，它往往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这似乎是对我以前理解的一个褒义概念的否定。
刘再复（下称刘）：我不喜欢谈主义，我正在致力於放逐各种概念、主义，包括民族主义。还是先从文学讲起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危害最大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主义，一个是集团。主义是意识形态，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本土的语言、习惯、宗教、文化、传统、情感方式等有所认同。这种认同是合理的，但不能把“民族认同”上升為“民族主义”，即不能把民族情感上升為意识形态原则。文学写作是一种个人精神活动，他直接听命於作者内心的良知。写作不是反社会的，但确实是非社会的。政治权利和市场权利可以把文学艺术纳入功利活动之中，但文学艺术的本性却是非功利、非集团、非主义的。把文学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或变成集团纲领的形象转达，只能败坏文学，作家应以个人的目光直接面对宇宙人生，而不是用集团的眼光去面对。在文化艺术当中，有个意思非常重要，就是要分清生命语境和国家语境。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我们过去常常误解，以為国家语境历史语境大於生命语境。其实恰恰相反，生命语境大於国家语境和历史语境，当然也大於民族语境。励：也许这跟中国的地域文化和西方的地域文化不同有关，比如西方在一开始开放式的，从古希腊时代就强调个体，中国从来在地域上就处於一个封闭状态，它就比较强调集体的，历史的语境。
刘：不一定，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长时期，就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為我们中国就是天下，没有民族家国意识。还有像我们的庄子，他讲的是自然语境，讲究生命与自然相接，与天地宇宙独往来。中间没有国家、概念、主义等中介物。这样才能得大自在，才可能“逍遥游”。鲁迅所讲的如果没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就没有大艺术，所谓“天马行空”，也是“逍遥游”，也是大生命的语境。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為《红楼梦》境界与《桃花扇》境界。前者是生命、宇宙境界；后者是国家、历史境界。庄子、王国维、鲁迅都把生命、宇宙境界看成自由语境，都大於国家、历史语境。《红楼梦》把生命宇宙语境推向巔峰，真了不起。《桃花扇》的主旨则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知识分子的“亡国情结”相通，都是把国家价值置於个体生命价值之上。顾炎武、黄宗羲这批人把家国的概念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去，这在当时具体的民族斗争语境中可以理解，但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文学艺术当中来，问题可大了，所以我要批评他们。明末是个体生命觉醒的时代，个体生命获得很大的解放。从王阳明开始，然后到泰州学派，到李卓吾到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都回归到对人本身生命价值的关注，提倡“真性情”。当时小说出现了“三言二拍”、《金瓶梅》，戏剧上有《牡丹亭》。整个是个生命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跟这一思潮相接，可惜中间断掉了。当时满清入主中原，这个时候晚明知识分子就把国家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好像亡国了。亡国之思把个体生命思考压掉了，中断了重要思潮。过分关注家国，忽略个体生命。我们现在恰恰是要跟明末衔接，五四运动周作人发现一条，说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明末文化运动的延续。顾炎武、黄宗羲反省亡国，他们要吸取教训，就把责任归罪於明末的一批思想解放者。他们说亡就是亡在你们这些提倡个体生命的文人身上，这是错的。满清亡的仅仅是一个朝廷，一个朱氏王朝，并不是国。从文化的层次看，满文化在清朝时期倒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也可说被汉文化亡掉了。这到底是谁亡谁？
励：这就像当年的欧洲，普法战争以后，法国是被德国打败了，法国是亡掉了，实际上法国的文化是渗透到了德国，尼采看到了这一点。尼采是很欣赏法国文化，他觉得法国文化是希腊文化的转世。但是他看到这个法国文化的渗透之后，又同时在呼唤德意志精神。他是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当时中国有个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虽然明朝廷是亡，但实际上文化是在兴起。有人如果关注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至於出现这样一个断层。
刘：个体生命的文化总是在国家偶像面前挺不起腰杆。
励：这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
刘：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国家，也要注意国家有双重结构，一个是实体结构，一个是精神结构。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没有亡过，只有朝廷这个实体结构亡过。梁啟超在近代的很大发现是分清三组概念：第一是天下与国家的概念。我们过去以為中国就是天下，其实天下是广泛的，是很多很多民族和国家组成的，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处在同其他很多国家生存竞争的历史环境当中；第二是国家与朝廷的界线。朝廷是政府，皇帝不等於国家。所以梁啟超说忠君不等於爱国。第三是国家与国民。一个国家要强大，关键是国民，国民是国家的主体，老百姓的生命才是主体。爱国家最重要的是爱国民。
励：可能大多数觉得这是最不重要的。
刘：其实这恰恰是最重要的。当时梁啟超讲国民是从群体的角度上讲，但是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他提出“新民说”，有新民才有新国家，当时他所讲的“民”是指国民群体生命。到了五四运动就从群到己，所以五四的功劳是关注“己”，突出个体，突出个体生命。这一点是跟明末相接的，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是批判国家偶像。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都批评过。可惜五四关注个体生命的时间不长，个体生命问题很快又被国家救亡问题和社会合理性问题压倒了。创造社在五四初期提倡“自我”，弘扬个体生命价值，但很快就否定自己，实行精神自杀。后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从审美内涵来说只有“社会，国家，历史”维度，即只有《桃花扇》维度，而缺少另外三种维度：第一是叩问生命存在意义的维度；二是叩问超验世界的维度；三是叩问大自然与生命自然的维度。即缺少《红楼梦》的维度。整个现代文学的大语境是国家、历史语境，不是生命、宇宙语境。生命是内宇宙，同外宇宙相连，可以说越生命，越宇宙；越宇宙，越生命。如果去欧洲，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的罗浮宫，就可以强烈地感到很多艺术家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艺术上永恆的东西，有宇宙感的东西，我们缺少这种追求。我最近和林岗合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文学往往只有人生感慨，缺乏灵魂呼号。俄国的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写过一本书叫作《旷野的呼号》，旷野的呼号就是灵魂的呼叫，灵魂的论辩，灵魂的对话，内心世界的动荡，我们缺少这些东西。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概念与他对立，就是乡村情怀。我们中国的文学比较多的是国家忧思，人生感叹，离别痛苦，缺少内心灵魂的衝突。灵魂的东西就带有永恆性，与宇宙是相接的，是一种生命境界。这种生命境界大於一般现实人生的境界，也大於一般的国家的境界。
励：你在上次的论坛中专门提到了莫言。我那时候还在美国，莫言的《丰乳肥臀》出来，有些华文报纸就特别对这个书名提出批评，觉得中国的文字是否都用完了，一定要用这样赤裸裸或者甚至不雅观的文字来作书名。但是这是否像你所说的，这是莫言在呼唤人类一种野性？
刘：是。莫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他发现我们中国的“种”快要灭亡了。这是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对整个文化的拯救性反省。就是说我们的个体生命快要被窒息掉了，我们被教条、概念所扼杀了。必须重新呼唤个体生命，美国杰克‧伦敦写《野性的呼唤》，我把莫言视為我们东方的野性呼唤。在他的作品中他呼唤原始生命，呼唤大自然，呼唤中国的酒神精神。看他的《红高粱》，要在酒里面撒一泡尿。他的题目《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都是一种男性生命的象徵。他把个体生命的呼唤推向极致。
励：他的作品多用红这个色彩，我觉得红是跟我们生命有太多的关係。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就诞生在一片血色之中。
刘：红是生命的本色，原始的生命顏色。我从事理论工作，他从事文学创作。但是我们有共同点，我们放逐两个东西：一是放逐国家，一是放逐概念。这也是我多年来所做的事。所以我说那种把国家境界放在生命境界之上的民族主义，不可能造就高质量的文学艺术。高质量的文学艺术追求的应当是建立在普遍人性与人类关怀的普世价值，而不是立足於一国一族利益的功利文学。民族主义作為意识形态原则一定是诗歌之敌，文学之敌。但是民族，国家情感也可能產生一些动人的作品。如俄国的普希金和我国的屈原，屈原的诗歌把楚怀王比作“美人”，始终放不下朝廷，鲁迅说他的牢骚“不得帮忙的不平”，境界不够高。他的诗歌之所以有文学价值是因為它有“文采”，而中国人崇敬他，是因為他除了创造诗歌文本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行為语言——投江自杀。这一行為不是《离骚》文本精神的延伸，而是用生命的“无”来叩问现实的“有”，这时候，生命的境界就出来了。所以，那天科技大学论坛有人提出这个“美人”如果是个个人是否更有意思，我说是。如果他怀念的是一个个体，那么就不一样了。他的感伤，思念就很美了。
励：文学突出追求个体，这一点跟数学有共同之处。往往最美妙的数学，最伟大的数学，能够永恆的流传下来的，是那种為了理性本身的追求而做的探究。许多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定理，最了不起的结论都不是从实用的角度得出的，而是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美，数学的美感，是非功利的。
刘：美的东西一定是非功利的。文学不给社会、国家设计提供任何治国方案和改革方案，也不能当灵魂工程师，不可能给人们提供灵魂改造的方案。作家只是描述灵魂，读者可以共鸣，但这不是方案，一提供方案就落入陷阱；这点一定要清楚，中国文学才有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名字叫“怎么办”，企图给社会提供方案，但小说失败了。作家不负责“怎么办”。文学艺术是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要求作家充当灵魂工程师是不妥当的。励：我看了你的《漂流手记》其中几卷，你是否觉得人在地域上的放逐，写出来的作品反而比以前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
刘：这要取决於自己。有很多人到国外来了，在放逐前是什么样的人，在放逐后还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应该说，“放逐”确实大有益於个人的提升。我在离开故国以后，得到特殊的生命体验，原来以為只是自我放逐，后来发现自我放逐正是自我回归，回归到什么地方呢？回归到个人的尊严，回归到个人的生命本真，回归到婴儿状态。我现在的放逐状态，其实是云游状态，这种云游状态实际上是大自在的文学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我第一不受国界的限制，第二不受各种概念的限制。我们过去对“大隐”和“小隐”有个定义。大隐隐於朝市，小隐隐於山林。现在我们可以再定义，大隐其实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隐逸的隐士，像达摩就是大隐。他在洞穴里面壁是隐，到四面八方传道是隐，到宫廷里和梁武帝谈佛说禪也是隐。因為他是心隐，不是身隐。大隐隐於自己的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做云游，逍遥游。这种大隐对我的啟发是：要获得生命自由，就要打破外界各种地理界限与时空界限。我的《漂流手记》也可以说是精神的云游手记，精神上效法古代的大云游者。
励：香港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你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报刊，杂誌，我觉得跟你所谈到的文学完全不是一个层面，处在这样一个繁华闹市，你能够与伟人们的灵魂相逢，这需要你内心不一般的修练。
刘：我所说的相逢是读懂这些伟人的东西，可以跟他们產生灵魂共振。我在城市大学从《山海经》讲到《红楼梦》，我就跟老子、庄子、慧能、曹雪芹不断相逢。他们实在非常精彩。我过去读“老三篇”，现在读“老三经”，《道德经》，《山海经》，《六祖坛经》，而且我读出了自己的体会，有些心得。
励：你在香港讲课，有没有人能在这里欣赏你的观点，有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我相信在北大讲课，北大的学生会吸收你的东西，你在这里是否会觉得困难？
刘：是很困难，香港能听懂的学生很少，我想在北大一定会不一样。前年我到广州中山大学讲《红楼梦》，换了三次教室，热情令人感动。我读古代文学作品，大半是用生命去阅读。我说过，作家可分為三类：一类是用头脑写作，一类用心灵写作，一类用全生命写作。阅读同样如此，我是属於第三类，用全生命阅读。读《红楼梦》如果用头脑去阅读，读不出真諦，倘若用生命去读，完全是两回事。过去对《山海经》作了许多考证，我则作文化阐释。海是不可以填的，我偏偏要去填；太阳不可追，我偏偏要去追。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中国所以不灭不亡的精神原因。《山海经》的英雄观念是建设性的观念。不是《水滸》那种破坏性的英雄。
励：德国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认為世界有八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比如从成熟到衰落。我们中国的文化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周期状态？
刘：是在衰落。中国深层的文化精华带有永恆的价值。像我前面提到的“老三经”，是永恆的东西，怎样批判、否定都不可能消失。但是现实形态的文化即当今活人负载的文化有问题。胡适希望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来，多一点民主的理念，多一点法制的理念，这没有错。但是鲁迅先生看到更深的一层，中国除了制度问题，还有文化问题，鲁迅先生看到中国文化有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外来的制度再好也没有用，一进中国就会发生变质。比如鸦片，别人是做药用的，到中国来之后就当饭吃；罗盘，别人是航海用的，到中国来用来看风水。博士、教授这个名词非常好，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一团糟。
励：这话到现在还有效。
刘：还有效！我是同情民主的，但民主制度到了中国，搞得好吗？不见得。中国国民性非常成熟，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的奴性，是非常成熟的奴性，这是文化的大问题。鲁迅当时看到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存在。阿Q一进公堂，看到那个光头的，便想到那人肯定有来历，就要跪下去。公堂里的人说你现在还不要跪呀，他不行，自然而然就要跪下去。奴性已经进入到本能，进入到骨髓。鲁迅能看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制度就会变形变质，民主也会变形变质。
励：宗教是否是个解决办法？
刘：前不久，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有个三个宗教文明衝突的讨论会，我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个尊重宗教的前提。我举个例子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他当然是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即使像他这样的伟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还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对於爱因斯坦来说，他的问题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人是否需要有所敬畏的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过去讲彻底唯物主义，无所畏惧。可是在无所敬畏的时候，干坏事就都不怕惩罚，什么都胡来，没有行為準则，没有心灵準则。
励：接着我前面的中国文化生命周期的问题，我们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世界的艺术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时代的大病症，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不断革命、不断颠复的疯狂症。二十世纪从毕加索之后，艺术就处在不断革命、不断颠复的疯狂状态。一九六九年在纽约办的一个展览，就是叫作“零作品零画家零雕塑”，策划者叫西格伯劳，这个潮流是从法国转向美国。当时的艺术评论权威哈诺德．罗森堡宣告：“艺术必须变成思考性哲学。”一切都从零开始，过去的一切都过时了，我现在就创世纪了，什么都从零开始，我就是艺术上帝。他们否定过去的一切，全面否定，颠复传统。这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潮流使艺术与生命脱离，失去了内在的激情，变成几何图形，变成观念了。用思辩代替艺术，用哲学代替审美，用破坏代替建设。今天应对后现代主义时代病症进行反省，应当让艺术回归古典，而不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
励：作為一个艺术经历的阶段，这个后现代艺术是否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刘：它所谓的积极作用是让人们看到观念的不断创新，不断变革，它确实能带给人们某些思想刺激，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艺术成果，只是一种破坏与否定，没有建树。我在纽约看到的行為艺术，是骗人的，很多类似的艺术其实都是假象。它哪里有什么审美，只不过在製造愚昧，让观眾受骗。美国看纽约，全世界又都在看美国。纽约时髦的表演，《纽约时报》一起哄，就变成了风气，这是一种疯狂。
励：是否艺术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需要有新的表现形式。像唐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创造的传世的作品，后来的人很难超越。
刘：光有形式上的变革还不够，后现代主义也注重形式上的更新，但是形式上的更新离不开艺术的基本点。艺术的门类都有难点，创造就是要克服难点，穿越难点。现代的时髦艺术只有观念，没有难点，当然也没有难点的突破与新点的建构。现代艺术家太聪明了，给蒙娜丽莎加上鬍子，表现观念就完了。
励：需要有一个底线。
刘：对，要有一个底线。其实“回归古典”是一个策略，比如唐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倡回归先秦，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借“复古”以强调散文的“质”和文气。文艺复兴的回归希腊，也是一种策略。通过复古来达到对生命自由、生命尊严的重新强调。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人的生命激情的回归。后现代主义把生命丢掉了，只剩下头脑，即只剩下思辩与理念，丢掉了心灵与情感，丢掉了最后的实在。
励：高科技，人类机器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所以要提倡“回归古典”，把人从机器统治、概念统治中解放出来。
励：我是做数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是跟电脑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人类生命的机器化已经无孔不入，已经渗透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比如我们以前人与人的交流靠书信，你写一封信需要心灵的参与，你的情感流露在纸上，是你自己的感情作品。然后你等待对方的回复，这个等待过程可以產生许多期盼，失望，甚至是煎熬。这样的交流是用生命、用心灵在交流。现在我们全用EMAIL，速度快了很多，发过去马上就能收到。但是你收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力的讯息，一种符号，不是一种情感。
刘：你说得好极了。这就是新问题。人的机器化是时代的新问题。艺术的哲学化，头脑化，也是时代的新问题。面对不断颠复前人的时代症，我们需要的是告别艺术革命。我的一位卓越朋友说，告别艺术革命，就是要回归到绘画的原点，回归到生命的颤动，回归到画布的二度空间，回归到确认人是有尊严又有弱点的人，一是脆弱的人，二不是创世的上帝。他对西方前一个世纪的艺术运动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载於上海《艺术世界》二○○二年六月号，方海伦整编）
第五篇：走出阴霾
走出阴霾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而阴霾过后，总会晴朗天，人生就是如此，困境自然可怕，我们无法改变困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用坚持点燃心中的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路，黑暗之后必将是璀璨的煦日，保持一颗刚韧的心，我们必将会走出困境，走出阴霾。
我们这一生不知不觉陷入一种境地，不断在赌自己的命运，赌自己的自信，赌自己的得失，甚至赌自己的幸福。赌赢了，一笑而过，日子风轻云淡。堵输了，泪水泡着，煎熬度过一段黯然苦痛的光阴；就算伤痛，总有伤口愈合的时候。这世间，人是最隐忍的生灵，在一次次磨练中日渐变得坚强，从弱不禁风的小草，蜕变为参天的大树。应该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他们的残忍让我们变得如此坚强，让我们积聚了生存的力量；还要感谢命运赋予的坎坷，令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拥有。
人生短短数十载，有生的日子，又何苦难为了自己。是我的我会珍惜，不是我的不会去强求。心存自信满满，时光从来经转不息，不会因为我们所遇的波折和声声的惋叹而停下脚步；当光阴中的生机再现，春风会沐渡世间每一个角落，谁都不会被隔在季节的门外。卸下背负的沉重行囊，轻装前行吧！挥手和过去做一个淡然的告别吧！不必频频去回首。
让我们在这个温暖明媚的季节播下希望的种子，安然等待幸福的收获之期。于爱情，亲情，友情，我们如此善良真挚，总有不渝的情感会一直陪伴身边。面对一些必然的得失，并不是我们的对错决定的结果，已然这样，不想再去追问谁是谁非。经历多了，我们会渐渐发现其实自己远远比自己想像中的坚强，走出一段阴霾的时候，挥别昔日的纷繁，抬头望望晴朗的天空，日子风轻云淡，依然从容。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不为繁华绚烂，只为清平中的寂寞相守，只为彼此用心的经营，才会有那份真心的懂得。拨开缠绕心头的凌乱，一切没人能替我们承受，只有我们自己。
终不外是尘间烟火薰染，即使我们不惹事，事也会来惹我们；我们无法逃避，唯有积极地去面对、去迎刃，用最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才会获得最终的释然。蓦然明了，追寻的完美，只是无法触及的幻影，美丽、妖娆，却感觉不到温度。一个真心的爱人，一份平淡中的相守；生活的无味，日子的枯燥，这样看似简单的，却也是最难恪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知需要多少年，一本生存的经卷，才可以把沧桑读成淡泊。我们只是天涯中的芳草，而非百花丛中的牡丹，满目绚烂灼热了心怀，而忽略了暖暖阳光的温柔抚爱，平淡就好。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当你置身痛苦的时候，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从前的痛苦，对于你的一生，将是一颗宝贵的珍珠！
痛苦的滋味固然难以令人承受，但是当它真正降落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只有勇敢的面对，并坦然接受，痛苦在折磨一个人的同时，往往使其意志愈加坚强，生活积累愈加丰厚，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当我们走出痛苦的阴霾，迎来灿烂朝阳的时候，就会惊喜地发现，那些曾经的痛苦已经凝成一颗珍珠，在我们的手中，熠熠生辉！走出阴霾，迎接挑战，不要让阴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而使脚步放缓或驻足不前，拔开它会发现前方风景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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