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第一篇：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 ——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章绍甫、邱新有

[摘要]：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具有单向传播为主、传播手段单

一、大众传媒难觅踪影等特点，其传播方式主要是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的混合传播。通过详细分析这种信息传播的特点，可以发现当前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存在着组织传播官方色彩过浓，而人际传播不力的缺陷，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缺陷也是导致当前村民自治出现困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村民直选 组织传播 人际传播 选举困境 洲村

一、引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农村社会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均有精彩的论述，相关的文章与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当前涉农传播研究的热潮。

在传播学领域，有的学者研究了大众传播与农村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以舆论导向推进农村民主自治建设、唤起农民民主意识方面的宣传力度显然不足。（方晓红，2002：104）有的学者则在实证的层面，研究了电子媒介、纸质媒介、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及农户的接受程度，认为不同媒体或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有差异，电子媒介和报纸传播这些信息的效果不理想，而印发农业资料、组织培训、村里喇叭广播、人际传播的效果更好。（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有的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农村文化传播环境现状之后，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传媒、政府和民间要三方合力，重建农村传播体系，帮助农村控制自己的命运，促进农村传播事业的发展，建设和谐的新农村。（骆正林，2006）还有的学者从信息稳定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信息结构稳定、信息流量稳定和信息内容稳定与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邱新有，肖荣春，2005a）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农村社会的信息传播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有的学者就对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信息缺失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政府的科层体系、媒介的缺席、受众的“位移”以及意见领袖的“缺位”是导致国家农村政策信息缺失的三个重要原因。（邱新有等，2005b）村委会选举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起点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观察村委会选举也成为目前研究村民选举的一个新视角。有学者在个案研究中就提到了村选举中的信息屏蔽及信息控制现象，由于信息被屏蔽或被控制而导致选举失去了程序上的正义。（邱新有，2006c）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现在涉农传播得到了学术界高度的重视，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学术真空有待去填补，其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可以有再创新之处。传播学研究农村信息传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对农传播问题，学者大多针对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在对农传播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分析，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善对农传播。美国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人际传播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巨大作用，笔者在对数个村庄的田野观察中也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以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方式来实现，关于选举信息的传播尤是如此，大众传播在农村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中反而居于次要地位，而这些当前还没有引起传播学者的足够重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对农传播还缺乏深层次的实证研究，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问卷调查之上。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虽然对农村的信息传播有所涉猎，但也只是一笔带过，他们的主要视线还是集中在农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并没有着力探讨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处处都有信息传播活动，本文只是深入考察作为当前农村政治生活热点的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状况。笔者从一个村的个案研究出发，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具体的情境中对选举各方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以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方式与特点，并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剖析当前农村村民自治遭遇困境的原因。

二、走进田野：洲村淡描

洲村位于华东某省中南部，离镇政府不到1公里，离县城也只有5公里左右。2004年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连接319国道，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交通状况。在农村地区，该村的交通算是很方便。洲村总面积大约在10000亩左右，其中责任田面积4311亩，山地面积4693亩，另外村民自己开荒的山地面积约1000亩左右，是个典型的丘陵平畈村。这里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当地的土质疏松，盛产甘蔗、萝卜和竹篙笋。全村有不少的山地和沙地，适种红薯和马铃薯。据时任村委会会计的陈小伏介绍，该村现有760户，人口2782人，属于该乡较大的行政村之一，共分成9个村民小组。全村按照历史习惯，这9个小组又合成了4个片区：环洲、洲头、高城和后芫。

由于地处农村地区，除了离镇政府较近的高城自然村能收看到卫星节目之外，其他的自然村一般只能接收到当地的一两个电视节目。洲村村庄较大，自然村之间相隔的距离较远，所以村委会现在并没有有线广播等设备来通知村民一些具体的事宜，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来传达相关的政策与信息。除了看电视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之外，村民接收乡镇及村委会发布的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到位于村中间的洲头村小学的围墙上看村委会张贴的通知。村干部会把最新的上级指示、农业信息、计划生育政策等信息张贴在那里供村民阅读，然后依靠村民之间的口耳相传，最后传给村落中的“末梢受众”。2005年冬天举行的洲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各种信息就是从这面围墙开始传播给广大的村民。

三、个案展示：洲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

按照T镇第六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日程安排，洲村选举共分为3个阶段：准备工作阶段、正式选举阶段、工作移交和建章立制以及验收总结阶段，时间从2005年10月8日至2006年2月15日。笔者于2005年12月26日来到洲村，前后共8天，详细了解了这次选举准备工作的情况，并现场观摩了正式选举的全部过程，在调查中对选举活动的各方人员进行了深入详实的访谈。在下文中，笔者将在个案中充分展示出洲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特点。

（一）准备工作阶段的组织传播

2005年10月8日，T镇成立了镇指导组，主要任务为制定具体方案；召开会议，开展选举培训；镇审计组对第五届村委会三年任期内的财务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进行宣传教育，广泛组织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省《选举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书写张贴宣传标语。具体到洲村的村干部来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就是参加镇政府的会议，依照镇政府的要求制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在镇指导组的指导下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副主任，并向村民公布。至2005年10月26日，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组织传播理论认为，组织内传播的形式大概包括书面媒体、会议、电话、组织内公共媒体和计算机通讯系统等，而会议又是组织内传播信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会议一般都有正式的组织规则和组织议程，会议发言者享有权威话语权，较之其他的口头传达方式，会议传播更具有权威性。因此，农村基层会议成为政治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我们从以上准备工作中可以看出，村民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参与其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还未开始，基本上都是镇政府和村干部在做先期准备，而参加会议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会议成为传达信息、动员群众、部署任务的最佳方式。T镇的领导前后召开会议共5次，运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来充分实现组织意图。但是这些会议内容村干部并没有张贴到村小学的围墙上，也没有以任何其他的形式告知村民，村民对这些信息一无所知。

（二）正式选举阶段的混合传播

洲村的正式选举阶段拉开帷幕始自2005年11月28日进行选民登记。正式选举共分为候选人提名和正式选举村干部两个环节。如果说选举准备阶段的信息传播方式还是以组织传播为主的话，那么在正式选举村干部阶段，洲村则处处充满信息传播活动。上级领导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互动此起彼伏，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也是各尽其能，构成了洲村选举中的混合传播。

1．工作组的信息掌控

2005年12月29日，洲村正式投票的日子。这一天，镇政府派了武装部长李承谦以及两位计生专干组成的工作组下到村里全程监督本次选举。他们在投票现场指导投票全过程，监督计票和唱票的整个过程，并为最后的当选者颁发了聘书。其实，笔者注意到他们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进行信息的沟通，他们不断地和村干部以及选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着信息互动。而通过他们，镇领导也可以轻易地就知道选举现场的情况，工作组就是选举中保持信息上下沟通渠道畅通的联络者，起着信息把关人的作用。

投票当天早上，笔者来到位于村小学的选举会场，看到村支书正在和工作组商量发票员的分组情况。笔者看到工作组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得到他们的首肯之后发票员才开始整理票箱、分发选票，然后才离开会场，去各自的片区启动投票环节。下午在计票和唱票的时候，村支书同样要和工作组商量唱票和计票人员的组成，也是在得到他们的肯定之后正式的计票和唱票才开始。这整个过程中工作组都在现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他们也可以以某位计票或唱票者较累为由而随时中途换人计票或唱票，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组织意图的实现。

2．投票中的信息互动

人际传播有时效性强、反馈及时、适合劝服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农村的村民直选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成为村民之间信息沟通的首选。在洲村的本次选举中，发票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选票的发放与回收，他们是深入选民家中的人，可以说，谁掌握了发票员谁就可能取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在选举的前一天，有实力的候选人纷纷开始做发票员的工作，人际传播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笔者曾经有机会跟随一位候选人到过其中一位发票员家中，这位候选人对那位发票员说：“明天的选举你一定要帮忙啊！只要我的票数不要太少就行了，要不就太丢面子了。”那人连连称是。笔者也曾经听到这位候选人给另外一位发票员打电话请求帮忙，而那位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就在10分钟前另一位候选人也打了电话给他。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在正式投票前后，洲村依靠人际互动传播相关信息是多么频繁。

在正式投票的过程中，笔者跟随一组发票员走家串户，观察他们在投票过程中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互动。在观察中，笔者发现人际传播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传播信息的巨大作用。发票员在面对村民的时候使用各种方式，他们通过手势诱导、话语诱导、分工合作等方式来充分表达各方意见，以期改变或增强村民的既有态度，从而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票。在村民划选票的时候，发票员一般会用手指指着某一个名字，用手势诱导村民的选择。在后芫片区笔者就听到发票员这样告诉村民：“你不想选XX就在他的名字下划叉，你想选XX就在他的名字下划钩”，而村民很显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如果看到村民选择的是他们支持的人时，他们往往会说：“好了，剩下的你们照着这样划就可以了。”

（三）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特点

从洲村这次选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一般特点：

第一，单向传播为主，缺乏反馈。洲村选举中的组织传播主要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而会议传播的一大缺点就是缺少反馈。特别是在上级对下级的会议中，上级的权威性更有可能压制下级的信息反馈。而在选举期间依靠人际传播的信息同样如此，大多数信息都是从村干部或发票员向村民的单向传播，村民对于选举本身的意见很少，他们多是被动地听从他人的建议后就草率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传播手段单一，效果不佳。除了会议之外，洲村选举的信息传播手段主要就是张贴通告、标语、口号以及村民间的口耳相传。笔者来到洲村的时候发现村小学围墙上的通知、标语、宣传口号等早已被撕毁了，只剩下一点纸屑还留在墙上，笔者极力辨认也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依靠口耳相传的信息传播效果同样比较差，笔者发现村民对选举本身没什么兴趣，选举根本就不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话题，就是选举期间村民之间也很少对此交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大众传媒缺位，难觅踪影。笔者有时候在访谈中提到相关的农业政策时，村民们都非常了解，他们常常会说：“这是电视上说的。”但是关于村民选举这个话题，笔者发现没有一位村民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大众传播媒介在村民直选中的缺位是导致村民对选举信息漠视的外部原因。

四 讨论与总结

（一）民主选举中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我国农村民主选举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各级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基层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相关信息的难度较大，所以组织传播是基层政府传播信息的有效手段，而会议则是组织内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是在政府的科层体系之中，组织传播的多层次逐级传播显得时效性不足，信息的损耗以及失真现象较为突出。在农村村民选举这样一件广受关注的政治热点事件中，信息的上传下达非常关键，政府为了解决上述不利因素的干扰，往往会下派工作组深入到农村第一线去，这样可以随时掌握事情发展的动态，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迅速果断地作出决定，把握事情发展的走向。下乡工作组是一种超越政府科层体系的组织传播手段，对正式的组织传播是一种必要补充，它可以减少信息流通的环节，根据现场的变化随时调节传播的方法及技巧，它有助于上级指示得到充分贯彻和实施，是组织意图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

人际传播由于传播渠道多、反馈迅速、易于控制的特点而在村民直选的信息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选举信息主要就是通过“意见领袖”的两级或多级传播传向村庄的各个角落，村民往往依靠这些信息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现在的农村社会却面临着“意见领袖”大量外流的现实处境，这些人的缺失造成了村民获取相关政治信息的障碍。村干部、发票员在这时候就临时充当了这一角色，村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信息却往往是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这些临时性“意见领袖”的意见往往最终左右了村民直选的结果，使选举的结果处于既定意志的控制之下。久而久之，这也导致村民对选举失去兴趣，他们之间交流选举信息越来越少，村民之间的选举信息壁垒由此产生。

村民直选中的官方色彩浓厚、人际传播不力是当前村民对民主选举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参与主体对选举本身失去兴趣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选举的规范性的。

（二）当前村民直选遭遇困境的信息传播因素

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正式完成村民自治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制度安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村民自治就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水平，其实我国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经济因素导致了村民对选举的冷漠，有的认为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村民选举徒具形式，等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同样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消除人们不确定性的东西，人们得到信息之后就能消除对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而作出对这一事物的判断。在村民直选过程中，如果信息不能很好地传播给村民，村民便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来消除选举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久而久之，村民便对选举失去了兴趣，因为村民很难对一件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在洲村，由于传播媒介的单一化情况严重，加上村中“意见领袖”的大量外流，洲村的普通村民对选举的程序和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几乎没有村民会主动到村小学的围墙上看村委会的通知，大多只是路过的时候随便看一下而已。特别是关于选举的信息，更是少人问津。在正式投票时，大多数村民对发票员的再次到来表示很疑惑，他们问道：“你们上次不是来过吗？怎么又来了？上次难道不是选干部吗？”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不知道村民选举分为提名候选人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作为村民直选主体的村民对选举信息的极度不了解，必然导致村民参与积极性的下降或消失，这可能正是某些村干部乐意看到的结果。笔者在对村干部访谈的时候，没有一位干部对目前村民这种对选举漠视的态度感到担心，他们只以“村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差”为理由，而认为村民对选举的漠视态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村干部有意无意的信息隐瞒，加上村民之间信息的不对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民主选举信息传播中的缺位，共同造成当前农村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真空地带的出现，这是当前农村村民直选面临困境的信息因素。

（三）总结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的制度化和扩大民主政治参与这两者的共同作用。村民自治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起点，而村民直选又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仅有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是不够的，还必须唤醒广大农民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但是，当前农村村民直选中出现的信息困境恰恰成为扩大农民民主政治参与的羁绊。

我国现在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阶段，要扭转当前这种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状况应该得到改善。组织传播要不断扩大组织外传播的力度，使得信息的传播不仅仅局限在组织内部，使村民得到更多关于选举的信息；要尽力消除村民之间的信息壁垒，扩大人际传播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而大众传播媒介也应该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到村民直选中的政治信息传播中来，而不是成为游离于农村政治生活之外的媒介。在政府、民间和传媒的共同作用下，为村民直选营造一个透明、公开的信息空间。村民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才能够消除自身对选举的不确定性，产生对选举的兴趣，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实现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的回归，扭转当前村民自治的困境。

A Case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ng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Field Working Report From Zhou Cun, A Small Village in China.Zhang Shaofu Qiu Xinyo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are mainly unidirectional dissemination, unitary dissemination method, and vacancy mass media,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f rural elections is mainly a mixture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After a through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officially oriented wherea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less powerful.Therefore, there exists deficiency in the present rural elections.And this kind of deficiency becomes a notable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self-governance.Key words: Rural election;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Dilemma of election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1期。

[注释]

*本次田野调查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邱新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政策与乡村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课题组的资助，其次得益于调查地干部群众的信任以及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依据学术惯例，本文的地名做了一定技术处理。关于该村2005年换届选举的具体过程，可参见本人拙作《村政精英主导下的村民直选——洲村选举的观察与思考》（入选《中国乡村社会的选举与治理》一书，已签出版协议，2007年底出版）。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社会工作介入与村级治理机制的创新（编号：06SH18）

[作者简介]章绍甫，1983年生，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05级传播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与社会发展。邱新有，1964年生，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与乡村社会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1] 方晓红（2002）.大众传媒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Fang Xiaohong（2002）.Mass Media and Countryside.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 骆正林（2006）.和谐社会与农村文化传播体系的重建.新闻界，（1），48-50.[Luo Zhenglin（2006）.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untryside Culture Dissemination System.Press Circles, The First Issue, P.48-50.]

[3] 邱新有，肖荣春（2005）.信息稳定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22.[Qiu Xinyou, Xiao Rongchun（2005）.Information St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Harmonious Society.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The Fifth Issue, P.20-22.]

[4] 邱新有，肖荣春，熊芳芳（2005）.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0），203-208.[Qiu Xinyou, Xiao Rongchun, Xiong Fangfang（2005）.The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Countryside Policies.Jiangxi Social Sciences, The Tenth Issue, P.203-208.]

[5] 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及农户接受程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9），64-67.[Tan Ying, Jiang Jianke, Chen Hong（2005）.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hannel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Acceptance by the Farmers.Agricultural Economy Problem, The Ninth Issue, P.64-67.]

[6] 章兴鸣（2006）.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天府新论，（3），8-10.[Zhang Xingming（2006）.On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Rur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New Opinions of Tianfu, The Third Issue, P.8-10.]

第二篇：瓦窑村3组田野调查报告

瓦窑村3组田野调查报告

201007340332 舒东梅 调查目的

了解该村农民生活方式和收入消费状况以及受教育情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势，同时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而对瓦窑村3组的居民以及其生活环境做了以下调查。调查内容

2.1 地理位置

瓦窑村3组，位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龙台镇太平乡，该组环境优美，四面环山，到处都是树木和绿草，空气清新。离街区大概1000米，比较近，路面基本上都是泊油路，交通渐渐方便起来，村民上街买东西也非常方便。但另一方面，这儿也只是一个山村，山太高不利于农民的种植，无法实现机械化，收粮食也很困难。

2.2 人员构成

经过我的调查和计算，该院落里大概有23户人，其中有14户都姓舒，其他的姓氏有唐、王、郭、房。其中大多数家庭都有3代，子女基本为2个，也有3个的，独生子女基本没有。拥有该院落户籍的村民总计共115人，老人13人，中年46人，青年46人，小孩10人。为了维持生活有许多的中年和青年都出去打工了，共计约60人，还有2户人全家都搬迁到了大城市，共8人，还有就是小孩，也还有2名中年男子在街上做生意，另外还有一名教师，一名村干部，剩余的基本为老人和中年妇女在家种地，还有小孩接受教育，还有1名正在读大学。

2.3 受教育情况

该村村民基本上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文盲，只有一两个读了小学，还有10个中年妇女也基本是文盲，其他中年妇女都基本为小学或初中毕业，中年男子基本是初中毕业，青年男女也大多初中水平，有5个高中毕业生，4个大学生毕业。总体来看，该村教育水平偏低，人员的文化知识都很局限，视野都不是很开阔，有待提高。

2.4 收入来源

2.4.1 外出务工

基本上为了维持生活和改变以前贫困的现状，每家每户都会有当家的男子外出打工，接近50人，其中大多数由于没有文化都是靠体力吃饭，有的进厂当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修房子、铺路，还有的搬运东西，当然我们这边最多的还是自己推着三轮车或者背着背篓到处卖东西的，也就是说的流动摊贩。2.4.2 务农

除了外出务工的收入外，在家里的妇女就会种地，当然在农忙的时候丈夫也会回家帮忙。她们种的庄稼有玉米、小麦、稻谷、红薯还有油菜。在天气好，没有自然灾害，收成好的时候这些庄稼除了能够维持自己的温饱外，也会有剩余的。然后，她们就会把这些粮食拿到街上去卖，或者直接换成其他水果和蔬菜，还有面粉等等。当然，也会留出一部分为来年的危险性最好准备，也会有未雨绸缪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天灾，收成不好，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话，就只好吃往年遗留下来的粮食。但是这一年的话就没有在这方面的收入，不过据我所知，我们只有在03年遇到过干旱，农民基本上没有收成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丰收。2.4.3 养殖

在该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猪，虽然数量不多，基本为2头，但是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孩子要上学交学费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猪卖了，过春节的时候就把猪杀了，供过年时全家团圆享用。当然除了猪以外，还有许多村民也养鸡和鸭子。从小鸡和小鸭就开始养育。母鸡长大了就留在家里下蛋，供孩子补充营养，家里的妇女基本上很少吃，多余的就拿到街上去卖，每个月也会接近50元的收入。公鸡基本3个月就长大了，然后就拿到街上去卖，每只鸡能卖60元钱左右，平均每3个月养一次鸡，一次5只公鸡，就能卖300元，除去本金25元，由于粮食基本是自己种的，所以也还有275元的剩余，这也是她们的一笔收入。鸭子基本上3个月左右长大后就卖了，因为它要下蛋需要较长的时间。这笔收入大概150元。每年养鸡和鸭的次数大概是2次，即总共大概收入800元。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还有一两户喂有兔子、牛、羊、鹅等，这也能够盈利。2.4.4 总收入

综上所诉，该村农民的收入，大多数的收入能够达到2万元，当然这是没有除去她们的消费外。但是也有5户比较穷的，2户是五保户，只能靠政府维持生活，还有1户是妻子45岁就中风了，现在已经62岁了，丈夫也在家里照顾她，也没有什么技能，只有在家里种地，儿子初中毕业，外出务工，也没有什么收入。还有2户是一户有一人疯癫，一户是哑巴，收入也不可观。但是还有2户比较可以，自己做生意发了，在城市已经买房了，收入能达到20万吧。

总体来说，该村经济还是比较落后，没有致富的特产，也没有种植的技巧。需要寻求致富的途径。

2.5 消费支出

在该村，由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她们的吃基本上都不怎么花钱，只有每个月买肉花少许钱。至于穿着，她们都很朴素，基本上只有春节才会买一套便宜的新衣服。所以在吃、穿、住、行方面都不会花费太多。她们也舍不得在这些方面花钱。基本上她们的钱都用在了孩子身上，孩子小时候的教育费用，结婚新房的费用，还有的孩子想创业的费用。所以在吃、穿、住、行方面都不会花费太多。她们也舍不得在这些方面花钱。她们的钱40%用于孩子的教育，40%用于储蓄修建新房子和孩子结婚，10%用于医疗，10%用于自己的基本生活。总体来说，村民对于教育还是非常注重，一切为了孩子，处处为了孩子，把几乎全部的收入都投在了孩子身上。

2.6 娱乐休闲

该村农民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不多，但是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她们闲暇的时间她们会凑在一起小小的赌博一把，打打麻将、跑得快、斗地主、吹牛等，赌注除了是金钱以外，还有的赌花生米、玉米、谷子等粮食，还有的就是谁家的水果，和帮着干点活等等。一些不会打牌的中老年妇女就会聚在一起看看家庭伦理剧和聊聊天。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约在一起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和看表演在吃上一碗斋饭，非常惬意。

当然在双号逢场天的时候大家就三三两两的一起上街区采购，就算没有什么要买的也会去凑凑热闹，去逛逛街，看看有没有便宜又实惠的东西。然后大家回家聚在一起讨论今天我买了什么，你又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谁家的更加便宜和划算。

看电视也是她们的娱乐活动之一，白天可能没有什么时间看电视，但是到了晚上她们就会准时收看自己喜欢的连续剧，然后就是晚上10点多也会看完，第二天在土地里干活的，就会谈论自己所看的连续剧，谈得不亦乐乎。调查反思

通过对我村的调查，我发现该村的村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高，不舍得消费，但是娱乐休闲活动却还是多姿多彩，人们的生活还是过得比较惬意和休闲。但是，对于经济的落后，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引进新型经济作物，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要努力学习，用心培育农作物，提高效率。

在消费观念上面也需要一定的改观，不能处处为了孩子，自己的一生还是要为自己考虑，不要舍不得消费，但是也不能无节制的消费，要学会合适的消费，适当的为自己买点衣服，吃好一点，有时间出去旅游，开阔眼界是完全有必要的。在教育方面，鼓励自己的孩子多读书，同时自己也可以阅读一定的书籍，提高自己的知识面。对于新型的电脑，自己也可以去多了解和学习，不要与社会主流文化太脱节。

第三篇：xxx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农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调查主题：当前农村民自治问题存在的问题

调查对象：xxx镇同福村村民

调查时间：2008年4月20日

调查方法：深入农村 走访调查 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及经过：结合“十七大”指导思想,前往丹朱镇同福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我对同福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同福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同福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同福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同福村是一个城中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0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呈长方型，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同福村总共分成5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同福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2、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村级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但是，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总是在具体的村治环境中进行的。受环境因素影响，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难免发生对民主决策制度安排的偏离。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决策，多数表现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村第一把手（一般为书记）手里，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决策机制或许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可能因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容易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脱离群众。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基本还处在“干部治理”或“精英治理”阶段，离“群众自治”还有一定距离。村民自治有一个从干部治理——精英治理——群众自治逐步演进的过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目标，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创造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背景下主观、盲目、强制性地推行“群众自治”和民主决策，极有可能造成危害农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

四、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党要领导人民,当好家、作好主，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民主监督，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根本利益。

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其主要内容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否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是否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否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自身的高度自觉，人民的民主监督，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人民民主监督是民主监督的重要方面，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以此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进一步对农村民主监督问题进行调查，充分了解农村村民自治现状，我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电子信息分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举行“三下乡”活动，到安吉市三官村展开以村民自治为主题的社会调查。

据文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村民对现任村委会表示满意，对村委会干部表示相当的信任和支持。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对当前的村务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务公开栏或村务公开室。而据村委会干部介绍，村里有相应的民主监督政策及举措，实践分队的同学们也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下看到了内容详尽的村务公开栏，这一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目前农村现状显示，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权，与分散的监督权呈现出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往往又导致管理者权力意识的膨胀，引发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监督的职能，但是这种监督在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的现实情况下，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是受到一定影响的。针对这一现状，农村民主监督的发展应抓好村务公开的普遍实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的积极作为、村民罢免权的切实行使及对村委会成员实行工作过失追究制度等。从同福村村民自治现状来看，民主监督已经从抽象的“纸上权利”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于制约村干部的用权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使民主监督进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在此次社会实践过程中，除针对性课题的调查外，我还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在同福村与村支部书记就同福村经济建设、村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交流，让我在做好调查的同时，更深入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学会把目光投向人群、投向社会、投向现实，寻求新的获得真知的途径。

同福村大学村官：王山虎 二○○八年六月

第四篇：**县*****村村民肝病患病情况调查报告

6月24日，县疾控中心派出流调人员赶赴窑淮乡并会同窑淮乡卫生院人员，对窑场村村民肝病患病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人员采取线索、入户走访、查阅有关记录等的调查方法，对该村肝病重点患病区的患病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窑场村共五个组，1870人。群众反映集中患病的病区为窑场三组（即原佛洞村一组），属自然村落，共40户，190人，大部分饮用井水和高水低流自来水，兼有水、旱农作物。

二、调查结果：

1、线索调查：（据村干部、村医提供）

(1)、该村三组原佛洞村一组（下同），近十年来共患有较重病种18例。一是肝病16例，发病率为8.42%，低于全国发病率（10%）水平。其中乙肝8例（之中4例在外打工，4例在家常年务农）；肝腹水7例；肝癌1例。二是子宫癌1例。三是膀胱癌1例。后两者发病在疾病谱中微乎其微。

（2）、病患者死亡情况:近十年来因较重疾病死亡9例。其中因肝腹水先后死亡7例（1998、1999、2000、2002年各死亡1例，2003年死亡2例，2004年死亡1例）；因子宫癌死亡1例；因膀胱癌死亡1例。

（3）家族患病情况：该组40户，仅四姓患有肝病。A、卢姓家族共患有肝病9例（肝腹水4例，肝炎5例，共占肝病总数的56.25%)。其中一户2例的4户，一户1例的1户；b、刘姓家族患有肝病4例，其中一户3例的1户（该姓上代患有肝炎，下代两子一人患有肝腹水，一人患有肝癌），一户1例的1户（为肝炎）；郑姓和别姓家族各患有肝病1例（均为肝腹水）；谢姓家族患有肝病1例（为肝炎）。

（4）、患病年龄分布：最大年龄60岁，最小年龄18岁，30~50岁患病最多，11例，占68.75%。

2、入户调查：共调查该组在家的户主28户，其中9户患有肝病。在其9户病家中仅3户的户主或患者提供了在县医院检查的化验单，其中一户提供了乙肝表面抗原阴性的化验单，一户提供了诊断为肝癌的化验单，一户提供了两对半阳性的化验单。其他6户的户主或经线索调查认为是肝病的患者，可能碍于面子或隐私并不认为自己患了肝炎或自己己故的家庭成员因肝腹水而去逝。

3、查阅有关记录：

（1）、查阅卫生院近五年门诊日志，仅有1例病人（2002年）在卫生院接受过抽肝腹水的治疗记录。

（2）、查阅村卫生室近五年门诊日志，也仅发现有1例乙肝病人接受过液体治疗记录。

4、健康人群调查：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居民就医与患病情况，抽查了12名健康群众，有6名群众认为当地患肝病的人好象不少，因该组村民位于国道旁，交通便利，看病的人90%以上都在县医院或中医院，究竟是否得的是肝病他们不十分清楚。从就医情况看，该组村民可能是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他们看病一般是在出不了工或无法干活的情况下才去医院检查治疗，因延误治疗致使小病变大病，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传染家人的机会。

三、结论：

该村三组村民患病情况，经线索为主的调查，结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诊断并综合分析，调查组认为该组确实存在肝病的患病情况，从线索调查的情况看，近十年肝病在该组延绵不断，而且存在高度的家庭聚集性，其发病与隐性感染、延误治疗或治疗不及时、家中密切接触感染所致。故此认为该组村民肝病患病符合肝病疾病谱的规律，即“慢性肝炎、肝硬化乃至肝癌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其中肝硬化发病率每年是以1%的幅度上升，而肝癌患者中八成为中青年人”。

四、发病之多的主要因素：

（一）、家族性传播。乙肝高发的主要原因是乙肝多来源于家族性的垂直传播。在我国，乙肝的家族聚集特征十分突出，一家祖孙三代都有乙肝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多的动物和人体研究表明或证实，乙肝病毒可通过生殖细胞传播。

（二）、预防意识欠缺。乙肝疫苗已经问世近20年，它是阻断乙肝垂直传播的最佳措施，但是，由于经济条件较差以及预防意识欠缺，尤其是后者的原因，我县乙肝疫苗的接种工作开展得不够理想，到现在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过乙肝疫苗。这就使得对乙肝的预防难以奏效，慢性病例越来越多。

（三）、婴幼儿期感染病毒。最初感染乙肝病毒的年龄与慢性乙肝有密切关系。有研究表明胎儿、新生儿一旦感染乙肝病毒，约有90％～95％要成为慢性病毒携带者；儿童期感染乙肝病毒后，约有20％会成为慢性病毒携带者；成人感染乙肝病毒后，只有3％～6％会发展为慢性病毒携带状态。

（四）、延误诊断和治疗。急性期隐匿起病的无黄疸型肝炎比急件黄疸型肝炎容易发展为慢性，这与无黄疸型肝炎患者容易被延误诊断，从而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和休息有关。

（五）、免疫功能低下者容易感染病毒。如肾移植、肿瘤、白血病、艾滋病、血液透析者感染乙肝病毒后常易演变为慢性肝炎。

（六）、既往有其它肝病史者感染病毒。如原有酒精性肝病（酒精性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硬变等）或疟疾、结核病，再感染乙肝病毒后，不仅容易成为慢性肝炎，而且预后较差。

其它还有一些因素，如急性期的肝炎患者过度劳累，酗酒、性生活过度、吸毒、应用对肝脏有损害作用的药物、营养不良、合并其它病原微生物的严重感染或滥用药品等也可使急性转为慢性。

五、建议

（一）、加强卫生科普知识宣传与教育：教育部门应当深化对各学校健康教育课的开课力度，不断增强青少年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意识；并以此在农民中普及防病治病知识。

（二）、预防血传播及性传播

1、不用未检测乙型肝炎指标的血液及血制品。

2、不到黑窝点去献血。

3、不要用不洁的注射器、穿刺针、针灸针、牙钻、内窥镜等介入性医疗仪器。

4、不要用不消毒的剃须刀、穿耳针、纹身针等进行美容活动。

（三）、做好特异性的预防。就是用乙型肝炎疫苗预防乙型肝炎的感染。实践证明，注射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调查者：易绍海、何瑞）

第五篇：全市公推直选村书记培训信息(9月6日)

8月31日-9月3日，我区通过公推直选产生的201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到高淳县武家嘴村参加全市公推直选村书记专题培训班。

专题培训紧扣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以“当好推动郊县基层‘三个发展’带头人”为主题，帮助公推直选村书记提高从事新时期农村基层工作的本领，更好地履行竞职承诺，既能选得上、更能干得好，在富民强村中创先争优。整个培训综合运用专题讲座、课堂教学、专题研讨、现身说法、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进行，特邀请市委农工委、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民政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加快全域统筹发展 建设城乡一体新南京》、《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努力促进农民增收》、《当前南京农民增收形势及相关工作要求》等8项专题内容进行授课。

通过培训，村（社区）书记们感触颇深、受益匪浅，普遍认为此次培训内容和形式上都安排得比较丰富充实、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概括来说，就是三个“新”：一是学到了新知识。授课内容都是领导和专家站在农村改革发展前沿传授的最新理论，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接触和了解了大量的新知识、新观念，听后耳目一新，增加了信息源，丰富了知识量。二是增添了新动力。通过专家授课、分组研讨、实地参观和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的现身说法，进一步明确了公推直选村（社区）书记的定位和责任，更加坚定了发展的信心，增添了发展的动力。三是启发了新思路。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很强，就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创先争优活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等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好的做法，对下一步发展村级经济、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培训结束后，各位村（社区）书记纷纷表示，要以此次专题培训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工作能力，增强富民本领，切实兑现竞职承诺，努力推动全区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做到：一要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工作导向，多谋壮大村级经济、致富群众的路子。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驻村（社区）企业服务，提高驻村（社区）企业效益。立足村（社区）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加快村（社区）经济发展。二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工作责任，多办惠民利民的实事。进一步树立建设服务型村（社区）党组织的工作理念，注重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根据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要求，加大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切实把民生工作做到实处，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三要坚持把固本强基作为第一工作抓手，多做夯实基层打牢基础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队伍建设，强化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建设，发挥好富民强村和示范带头作用。继续健全完善村（社区）各项工作制度，深入推进村（居）务和党务公开，抓好村（社区）规范化管理，畅通群众反映诉求渠道，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确保村（居）民各项权益落实保障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