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理论热点面对面 八、从“中国式过马路”谈起

第一篇：2015理论热点面对面 八、从“中国式过马路”谈起

从“中国式过马路”谈起

《法治热点面对面》⑧ ——怎样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凑够一撮人就走，管它红灯绿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但仍要违反交通规则，甚至还冒着安全风险呢？这折射出人们规则意识的淡薄和法治观念的缺失。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只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下坚实基础，更好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 为何法律权威要靠人民来维护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只有人民内心拥护法律，全社会信仰法律，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法律权威才能真正树立。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法治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不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访不信法”，遇事找熟人、走关系等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地方“工闹”“医闹”“拆迁闹剧”等情况比较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之所以存在，甚至成为顽疾，细究起来，一个“根子”在于全社会法治意识不强，法治观念还没有真正树立。

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轰动一时。那个为了“讨个说法”而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一次次上告的农妇，几乎成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符号，象征着在这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中，人们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的一次深刻觉醒。从总体上讲，广大干部群众法治意识在不断提升，但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朝夕即成。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应当看到，当前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人治思想根深蒂固，人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成为制约人们现代法治观念形成不可忽视的因素。加之在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后果，不同程度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此外，这些年来法治宣传教育成效明显，但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影响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树立。

法治观念是法治的重要基础。法律只有被认同、被信仰，成为内化在人们思想中、熔铸到人们头脑中的强大观念，人们才会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办事当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因此，必须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声音

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

吴爱英（司法部部长）：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因此，一定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宪法和法律信仰与崇敬，把法律规定内化为行为准则，积极主动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 为何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铜表或石柱上，但铸鼎未必传世，勒石未必长存，真正流传下来 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蕴含、体现和弘扬法治精神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这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为什么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这是因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无论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都离不开法治文化在精神与价值层面上的培育与熏陶。唯有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制度、机制、文化的有机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在着力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实施的同时，在继承历史传统、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完善机制、创新形式，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来。

夯实法治宣传教育这个基础。文化的培育不可能速成，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1986年以来，我国已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六五普法也即将完成，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改进创新形式，着力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是价值观确立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开展基本法治知识教育，不断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要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推动法律知识进企业、进乡村、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

强化道德建设的支撑作用。没有道德的滋养，法治文化就缺少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思想基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其成为法治文化的重要源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加大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力度，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发挥执法司法的引领作用。法律实施的过程，也彰显着蕴含其中的道德和价值理念，对法治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法律成为“纸老虎”“稻草人”，而且对社会公正造成致命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法律实施的每个环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执法行为、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更好地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微评

◆ 法律只有被信仰，成为坚定的信念，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 当前有些地方的普法宣传搞大呼隆，看似热热闹闹，但常识性的“通货”太多，个性化的“精品”太少。

◆ 法治只有融入社会生活，化为群众需求，才能真正有生命力。

◆ 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革命，甚至也是触及党员干部灵魂的革命。

问与答

问：什么是五年普法规划？

答：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规定从1986年起，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中，普遍进行一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并且逐步做到制度化、经常化，由此开始了中国法治史上的第一个五年

普法。截至目前，我国已实施了六个五年普法规划，第六个五年普法规划即将于2015年完成。五年普法规划的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性、社会性工作，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法治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三 为何要实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增强法治观念，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这是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的重要创新，对开展好全民普法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谁执法谁普法”，简而言之，就是属于哪个部门执行的法律，就由哪个部门负责向群众来宣传、来普及。比如，涉及交通安全的法律，就由公安机关负责宣传普及；涉及依法纳税方面的法律，就由税务部门负责宣传普及；涉及市场秩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就由工商部门负责宣传普及；等等。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度，既是针对我国普法宣传教育的实际提出来的，也是总结借鉴已有实践经验提出来的。

一般来讲，让执法者来承担普法义务，是国际上有些国家的成功做法。执法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熟悉相关领域的政策和法律，有责任、有义务将相关法律规定、法律程序等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告知群众，帮助群众知晓和熟悉法律。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执法部门深入基层开展普法活动，执法人员纷纷走上讲台、走进社区、深入农村，成为普法的主力军，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落实好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制度，既有利于提高执法者的责任意识，提高执法水平，降低执法成本；也有利于培养群众的法治思维，引导群众以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也是形同虚设。“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要真正落到实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关键要把它具体化。

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翔实的实施办法，使相关国家机关明确责任、任务、目标，同时制定考核体系，建立督察机制，做到管用有效。

实行“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明确了执法机关的普法责任，是法治宣传教育的一个创新。同时要看到，普法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从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普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来说，要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把普法作为重要工作任务，结合实际加以落实。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来说，要建立以案释法制度，立足各自优势，广泛开展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活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对各级各类媒体来说，要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落实媒体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切实提高普法实效。四 为何领导干部带头是关键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是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者、执行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如何，能不能推动和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效。

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就会成为引导群众尊重法律权威、自觉守法用法的重要带动力量。如果领导干部不信法、不尊法、不守法，甚至带头违法，对法律权威的损害将更为严重，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更为恶劣。由此可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建设法治社会，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自身带头了、做好了，就能以上率下，为全社会树立良好示范。

要带头学法。领导干部只有学好法律，掌握法律知识，才能增强法律意识、形成法治思维。如果领导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没有法治信仰，怎么当好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领导干部身陷囹圄时才痛悔：不知法、不懂法害了自己！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的重要性紧迫性。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的学习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必修课，实现学法制度化、经常化。通过学习，领导干部不仅要熟悉掌握法律知识，还要深入理解法的价值、法的原理和法治精神；不仅要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还要知道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行使的程序、原则是什么。

要带头守法。学法懂法只是第一步，领导干部还要带头维护法律权威，自觉遵守法律。如果领导干部不遵守法律，怎么让群众遵守法律？领导干部要增强守法意识，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的法治观念，决不能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更不能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领导干部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还要以更高的思想觉悟、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遵守党规党纪。

要带头用法。衡量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很重要的就是看其依法办事能力。每个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第一原则就是按法律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要把握好“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自觉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用权，决不允许出现“法外特权”。对领导干部的违法行为，不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必须依法追究责任、依法加以惩处。

制度管根本、管长远。领导干部能不能发挥带头作用，既要靠自觉，更要靠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就为领导干部带头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供了制度保证。要发挥好考核评价和选人用人这个指挥棒的作用，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

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链接

建立以案释法制度

以案释法是开展普法教育的有效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立以案释法制度作出了重要部署。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大都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丰富的从业经验，要组织他们广泛开展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活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2014 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了三批23个典型案例，收到了很好的普法效果。同时，执法、司法机关还要定期编辑推出各类案例，增强公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

问与答

问：什么是法治思维？

答：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行动。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对于党员干部而言，除了具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义务观念之外，还要有法治的权力观，即权力的有限性与程序性，以及守护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权威的职责意识。

深阅读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司法部网站。

第二篇：中国式过马路作文

[中国式过马路作文]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传得沸沸扬扬，直到去年寒假前我都不这么认为，中国式过马路作文。但是在寒假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我这一想法。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去凤凰书城去看书，因为离家只有大概两公里远，所以我们选择步行去。出发时虽然只在三点，但是天空上乌云密布，好似五六点一般，一看便知就要下雨了。由于出门太过匆忙，忘带了雨伞，但我们并不在意。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这就到达凤凰书城，小学六年级作文《中国式过马路作文》。看了约一个小时的书，我们便开始往回走。刚出大门，我便感觉有些不对劲，这下才发现天空中已经飘起了小雨，雨虽然不大，但十分钟，二十分钟后就难说了，于是，我们连走带跑地往家里赶。走到约四分之一的路程时，一个红绿灯拦在了我们面前，还有五十多秒，这对于我们这帮要赶在雨下大之前回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可是谁都不敢闯这个红灯，毕竟车太多了。又过了约十秒中，车渐渐变少了，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带的头，朝着马路对面走去。此时马路两边约有三四十个人，一个人过去不要紧，但是两边顿时有大概十多个人如潮水般向着对面涌去，这下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所有人都向着马路对面走去，就好像是绿灯一样。反是站在马路边上的我为他们捏了把汗，车少并不代表没有车，红灯并不代表绿灯，设想一下，如果这时有一辆车开过来，并且没有及时刹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南京有，全中国都有，如果我们不改掉它，又有多少人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改掉这个坏毛病，而在那里去埋怨别人说中国式过马路，又有什么用呢？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中国式过马路才会从人们心中淡去。

第三篇：中国式过马路演讲稿

首先来说个定义：中国式过马路用一句话来解释则为：就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只看人，不看灯。虽然是调侃的话，大家都在中国混，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再来讲一则笑话：一个中国男生在国外交了一个外国女孩，一次一起过马路时，见红灯，无人，则穿过马路，次日，两人分手了，男人不解，女孩说：连马路都会闯，以后有什么事不会干：不久，中国男生交了中国女孩，这次红灯、无人，等候，次日，两人分手，男生不解，女孩说：连红灯都不敢闯，以后还能干什么。所以说，做人难，难做人，做中国人，难。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小时候，老师就有教过，过马路时要一看二慢三通过，当然要理论联系实际，那实际我们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看谁胆大，一溜烟跑，或者，聚在一起，手牵手，大步一起走。我个人觉得大学生挺纠结的，有时有什么急事，匆匆忙忙赶到了十字路口，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要有良好的素质，等着吧，后来，有一些人开始就走了，看着渐行渐远的人们，再看看站在原地的自己，感觉傻傻的，最后纠结来纠结去，对自己下很狠心地说：“下次不要这样了”，于是一股脑儿冲向对面的马路狂奔而去。

现在讲些数据吧，曾经央视《新闻直播间》统计过，在某路段1小时，600人闯红灯。

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不外乎人民群众自身素质及红绿灯时间设置问题。中国人大都数都是急性子，而且也很忙，也抱着侥幸心理、从众心理。曾有调查：超过6成的被调查市民对等候红灯的“耐受度”在30秒到60秒之间，最好不超过60秒。国外调查显示，德国人忍耐红灯的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但是一般红灯普遍至少60秒，而绿灯60秒的路口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我们年轻人走都感到秒数不够，何况老年人呢。

出现问题不解决，那就是故意“犯罪”了。我们小组不才，在结合百度的情况下，小组进行了头脑风暴，总结出了三条。

1.加强宣传与教育，能找些志愿者进行监督共勉。

2.加大执法力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有罚钱措施了，的确有一定作用，但是希望这些钱能公开、透明，不然又成了某部门赚外快的途径了。

3.道路设施能够以人为本，比如人车分道。

当听到日本人连垃圾都分类的井井有条，的确让我的脑袋中闪过一个词句：“哇塞，太牛叉了吧!”真的，是羡慕嫉妒啊，真是对他们国家产生崇高之意，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国心，除了这个，还是挺讨厌日本的。某人说的不错，什么时候让调侃，成为一种骄傲，那我们个个都了不起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耐心，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当然，这些只是我们的拙见，还是希望大家以生命安全为主，不要为了赶一时之快，不顾生命安全地闯红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生命是生活之本。从你我做起，遵守交通规则，让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成为过往。

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先给大家讲个笑话.一个中国男生在国外交了一个外国女孩，一次一起过马路时，看到红灯，没有人，就穿过马路，第二天，两人就分手了男生非常不理解，女孩说：连马路都会闯，以后有什么事不会干；不久，中国男生交了中国女孩，这次依旧是红灯、路上还是没有人，但这次他选择了等待，第二天，两人又分手了，男生更不解了，女孩说：连红灯都不敢闯，以后还能干什么！虽然这是一则笑话，但是这其中所提到的闯与不闯的选择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你们听说过＂中国式过马路＂吗？也许你们听过中国式婚姻，中国式丈母娘，也吃过中国式肯德基，但是你们经历过中国式过马路吗？微博上曾有网友调侃：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走，无关红绿灯。

我觉得大多数人不管以什么理由都有闯过红灯，就拿我来说吧，有时候红灯时间过长，但车辆又比较少，而我又有紧急的事情要做。我也会跟随大流一起过马路。虽然这个时候我也会担心人身安全，但是一想到这么多人一起过马路，就算有车也会让我们吧。就是这种侥幸以及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我们这么做。我理论上是保护支持这种做法的，但现实生活中，稍一不注意，还是会违规。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针对这一现象做出相应的规定，但要杜绝这一现象，除了需要人们的自觉性，还要靠有关部门相处更好的解决办法，如多修地下通道，若马路过宽，可适时延长红绿灯时间，加大闯红灯危害的宣传，相信这样子做的话，很多像我这样偶尔闯个红灯的人，也会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等候交通信号灯。我们小组不才，在结合百度的情况下，小组进行了头脑风暴，总结出了三条。

加强宣传与教育，能找些志愿者进行监督共勉。

加大执法力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有罚钱措施了，的确有一定作用，但是希望这些钱能公开、透明，不然又成了某部门赚外快的途径了。道路设施能够以人为本，比如人车分道等。

你会过马路吗？

先给大家讲个笑话.一个中国男生在国外交了一个外国女孩，一次一起过马路时，看到红灯，没有人，就穿过马路，第二天，两人就分手了。男生非常不理解，女孩说：连马路都会闯，以后有什么事不会干；不久，中国男生交了中国女孩，这次依旧是红灯、路上还是没有人，但这次他选择了等待，第二天，两人又分手了，男生更不解了，女孩说：连红灯都不敢闯，以后还能干什么！虽然这是一则笑话，但是这其中所提到的闯与不闯的选择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相信大家听说过＂中国式过马路＂吧。微博上曾有网友调侃：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走，无关红绿灯。虽然是调侃的话，大家都在中国混，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小时候，老师就有教过，过马路时要一看二慢三通过，当然要理论联系实际，那实际我们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看谁胆大，一溜烟跑，或者，聚在一起，手牵手，大步一起走。我个人觉得大学生挺纠结的，有时有什么急事，匆匆忙忙赶到了十字路口，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要有良好的素质，等着吧，后来，有一些人开始就走了，看着渐行渐远的人们，再看看站在原地的自己，感觉傻傻的，最后纠结来纠结去，对自己下很狠心地说：“下次不要这样了”，于是一股脑儿冲向对面的马路。

现在，请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不外乎人民群众自身素质及红绿灯设置问题。中国人多数都是急性子，而且也很忙碌，也抱着侥幸心理、从众心理。至于红绿灯设置问题，不同地方，当然情况不同，我想提到一点的是有很多路口，我们年轻人过马路都感到秒数不够，何况老年人呢。

我们小组不才，在结合百度的情况下，小组进行了头脑风暴，总结出了三条。

1.加强宣传与教育，能找些志愿者进行监督共勉。

2.加大执法力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有罚钱措施了，的确有一定作用，但是希望这些钱能公开、透明，不然又成了某部门赚外快的途径了

3.道路设施能够以人为本，比如人车分道，多修地下通道，若马路过宽，可适时延长红绿灯时间。

某人说的不错，什么时候让调侃，成为一种骄傲，那我们个个都了不起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耐心，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当然，这些只是我们的拙见，还是希望大家以生命安全为主，不要为了赶一时之快，不顾生命安全地闯红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生命是生活之本。从你我做起，遵守交通规则，让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成为过往。

第四篇：中国式过马路反思

中国式过马路”为题的议论文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

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

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

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

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

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

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

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

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

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

“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

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

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

“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

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

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

“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

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

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

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

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

“中国式”之殇“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 了，和红绿灯无关。”“中国式”过马 路似乎已然成为一种“风尚”，人皆习以为常。“中国式过马路”无疑是众网 友对此不文明行为的调侃之辞。这里 的“中国式”已然不是一个代表文明进 步、奋发向上的褒义词，而是一个象 征着蛮横无礼与道德低下的贬义词。当一种个人的行为上升为国家的标志 时，“中国式”之殇必然引起我们深刻 的反思。

对个人而言，“中国式过马路”体现出 个人素质的极其低下，对生命缺乏最 起码的尊重。随着新交通法规的不断 出台，机动车所受到的规范管理程度 不断提高，但对行人是否遵守交通法 规却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许多

人自恃“神勇无比”，将安全抛到九霄云外，为 图一时便利而忽略红绿灯的存在，直 接穿行，并且以此为勇，自鸣得意，觉得自己走了捷径，占了便宜，沾沾 自喜。诚然，监督行人并不如监督机 动车那样可以采用设立“电子警察”等 措施来实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交 通事故中，受到伤害的毕竟还是行人 多。所以，“中国式过马路”是对自身 生命不负责的表现。

对社会，“中国式过马路”所引起的负 面效应更不可小觑。在一群等待过马 路的行人中，无疑也有理智之士，不 愿乱穿马路。但当其他人都开始“中 国式过马路”时，如果不随大流、随 大众，便有可能被人视作另类，认为 其“迂腐”“不识时务”，自己也觉得与 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遵守交通规 则的人越来越少，“中国式过马路”便 陷入恶性循环，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 现象。此时，“中国式过马路”已经不 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成为一种恶劣的 社会风气，此风兴起，就可能导致人 们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不久前 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 抢的人，就是反面典型。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现如

今“中国式”却成为不遵守法律法规的 代名词，不禁使我们汗颜。在网友 “中国式过马路”调侃的背后，反映的 是整个民族对规则的集体漠视，反映 的是我国国民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这不单是靠社会制度能规范的，还需 要我们共同携手，自觉遵守法制法 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国 式”之殇，殇在我，殇在你，殇在整 个民族，此殇，务必尽快止于行，才 能止于心。

第五篇：中国式过马路 论文

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研究性学习论文

“中国式过马路”——论文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

共鸣，成为热议话题。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

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

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

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

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

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

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

更是如此。对于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

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

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

“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

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

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

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

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

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

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

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

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

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

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

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

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

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

“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

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

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

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

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

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

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

“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

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

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

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

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