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领宗教工作(定稿)（模版）

第一篇：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领宗教工作(定稿)（模版）

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领宗教工作（修订稿）

姚茂权

（中共铜仁市委党校 铜仁社主义学院 贵州铜仁 554300）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制定我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长期指导着中国的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工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

1.1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狭义上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功能及发

［1］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从广义上看，就是泛指“作为一个［2］不断发展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它既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包括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等。

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原则在于：其一，明确划清

［3］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界限，既要“必须善于同宗教做斗争”，同［4］时与“宗教偏见作斗争”要“必须特别慎重”，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其二，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就不是私事：第一，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第二，消 灭宗教特权，实行教会与国家、与学校相分离的制度；第三，反对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宗教甚至消灭宗教的“左”倾错误；第四，要加强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其三，要注意争取团结进步的宗教界人士。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对宗教进行分析，对宗教的政治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的态度比较明显，也影响到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认识。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虽然他们都对宗教在阶级社会的作用进行过分析，指出宗教对社会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重性作用，但大多重点阐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认为宗教对社会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作用没有进行系统分析。在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基本上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发展的这些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过不少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留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继续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任务。

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观点，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科学总结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吸收和借鉴了以往一切积极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宗教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政策原则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突破了仅仅把宗教定位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改变了长期以来视宗教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认识。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5]这是把佛教视为文化，甚至是优良文化。毛泽东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观点，我们认为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观。

（二）中国宗教“五性”或“三性”特点。“五性”即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特征，“三性”是“五性”的进一步概括，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突出表现为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有三个要点：第一，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我国社会，虽然基本消除了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是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心理根源还会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第二，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两重性作用。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作用，还会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 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矛盾。因此，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另一方面要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同时，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

（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一，尊重每个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二，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宗教活动要遵循合法守法的原则。第三，在不妨碍信教群众的信仰，不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的前提下，坚持对所有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工作。

（五）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教会事务管理上，由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境外势力的利用和支配。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宗教界办教的基本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一，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第三，宗教活动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宗教自身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出发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调整，适应社会，要充分发掘、运用和发挥宗教中积极、进步的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2014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乌鲁木齐市洋行清真寺与宗教界人士座谈时强调，“要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他希望广大宗教界人士继续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让大家都能安安心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6]

（八）将宗教工作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提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作为处理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相互关系的原则，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九）强调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十）正确看待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信教与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信仰上的不同，在信仰上要互相尊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观察、认识宗教，调动和发挥宗教界的积极性，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广阔视野，也生动地体现了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 5 原理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中国宗教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三者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加以认真总结的理论产物，是宗教学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一系列认识和观点为宗教学说的理性思考树立了典范，为学术创新和繁荣创造了氛围和条件，有助于推动宗教自身的良性的、健康的发展，为制定合乎国情、教情的宗教政策和合乎宗教特性的、规范的宗教行政管理工作法规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同建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好信教群众工作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统领做好宗教工作，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确立正信、抵制极端，安安心心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才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同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涉及如何看待信教群众、做好信教群众工作问题。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密切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

2.1高度关注和正确看待信教群众

（一）高度关注信教群众。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社会现象。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以大量群众信奉为前提。信教群众不仅是宗教的载体，更是主体，是宗教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围绕有神论与无神论、宗教的本质与作用、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宗教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对全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联系着的广大群众，作为一种现实社会力量，任何政治家都不能轻视，更不能无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决定了宗教由“居庙堂之高”向“处江湖之远”的转变，也就是所谓世俗化的过程。但宗教无论是仍然处于政治中心，还是更多地进入私人领域，争取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始终是各个国家政府和政党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宗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宗教问题，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宗教问题呢？就是因为宗教影响着许许多多的群众。我们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既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 心拥护。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信教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但绝对数量不算小。正因为有大量群众信仰各种宗教，我们必须重视宗教问题，这是开展宗教工作的主要根据。所以说，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离开这一点来谈论宗教工作，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界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是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宗教界人士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影响很大。通过宗教界人士联系信教群众，是我们做信教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我们不能仅止于此，还需要直接联系信教群众，直接做信教群众的工作。

（二）正确看待信教群众。如何看待信教群众，是一个理论上已经解决、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前提。

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依靠力量，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的内涵、结构和范围会发生变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众，在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利益诉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多样性的统一。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群众是由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组成的。信教群众首先是群众，这是基本属性，是质的规定性。同时要看到，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

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存在差异，但与二者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相比，这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把这种差异看得过重，甚至不适当地进行夸大，就会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把信教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事实证明，在有没有“天堂”这类问题上，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这种不同看法并不妨碍人们共同建设“人间天堂”、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一心，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奋斗，他们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2.2 争取团结信教群众，做好信教群众工作

（一）争取团结信教群众。做信教群众工作，要确定合适的目标取向。几十年来的宗教工作实践证明，如果不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就容易在实践上造成混乱、出现摇摆。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神论，同时坚持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看待宗教，避免简单化。宗教植根于经济社会，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有着赖以存在的历史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心理根源，一部分人还会信仰宗教，这一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团结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将不断提升，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会更加客观和理性。

我们既要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思想工作只能用引导、启发、说服的方法，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对待信教群众，尤其要把握政策、注意方法，不要简单地要求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不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毛泽东同志早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对此就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农民协会把菩萨砸了，农民对此反对，敌人攻击共产党 “欺神灭道”，并借机破坏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他认为，对于农民信菩萨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要善于引导和启发。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宗教工作的行动指南，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是宗教工作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宗教工作的表述，都体现了党章的精神。因此，通过制定和执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调动他们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要目标。

（二）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我们既要维护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又要关注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差异性，正确处理信教群众的特殊诉求，有针对性地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

（三）切实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就不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也就很难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要在全社会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依法制止一切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言行。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让信教群众能够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努力增进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在不信教群众占多数的地方，特别注意保护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信教群众占多数的地方，特别注意保护不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形成二者彼此尊重、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信教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信教群众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使之在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并身体力行。提高信教群众的法治观念，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教法与国法的关系，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参加宗教活动，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种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

（五）重视信教群众的宗教引领。支持宗教界开展宗教思想建设，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内容，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阐释，使之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引导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正行，践行宗教中和好、慈悲、宽容、中道等伦理准则，倡导宗教和谐理念，积极防止宗教狂热，高度警惕宗教极端思想，坚决抑制邪教影响。

（六）调动和保护信教群众的积极性。六十多年来，广大信教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不管是信教群众还是不信教群众，只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就应得到肯定和鼓励。如果信教群众做出的贡献得不到相应评价，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青海玉树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模范个人，包括了藏传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清真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极大鼓舞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只要我们真诚对待信教群众，就一定能够发挥广大信教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旗帜鲜明的反对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不属于某个民族，是人类的公敌，也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公敌。

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制造暴恐，绝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但也与民族、宗教问题有些关联。我们要悉心体察民族、宗教、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区别与联系。

从世界史看，宗教往往使一个民族具有某种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助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 时，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某个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当宗教极端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量。

近期，在昆明、乌鲁木齐、阿克苏，相继发生极少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暴恐分子竟然打着“宗教”的旗号如此恶毒、残暴、凶狠地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他们凶狠砍杀的无辜群众，骤然破坏社会的和谐安宁，冒充、亵渎、糟蹋了宗教。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就是“和平”。《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宗教极端主义根本就不是宗教，但它偏要打着宗教的旗号冒充宗教。这种现象，世界比比皆是。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我们要动员和号召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特别是穆斯林，“以宗教的名义”勇敢地站出来和各民族兄弟加强团结、并肩战斗，洗刷这种泼在宗教头上的污水，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

总之，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加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努力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参考文献

［1］陈荣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5.［2］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8.［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5]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6]人民日报，2014年6月3日 [7]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6日

作者简介：姚茂权，男，侗族，湖南新晃人，哲学硕士，中共铜仁市委党校副教授。

第二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界说和形成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制定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宗教适应观四个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并阐明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也是宗教学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指导中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般而言，宗教观的内容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宗教本质观，即关于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的观点；二是宗教价值观，即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三是宗教历史观，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点。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阐述了宗教的本质、根源、作用和演化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后来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对宗教有所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宗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鉴于这些观点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宗教教情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产物，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概念与内涵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根据的(一)宗教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讲灵魂不灭，而早期佛教则是反对梵天(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也有否定灵魂不灭论的倾向。又如，西方宗教一般强调人与神的对立、悬隔，而佛教则认为人与佛平等，人人都有佛性，都可成佛，道教也主张人可通过修炼成为神仙。由于东西方宗教义理特质的差别，难免导致人们对宗教的判断、论断的不同。这就要求人们在确立对宗教的根本观点时，要全面综合东西方宗教的特质，以揭示出宗教的普遍的本质、价值与演变规律。

(二)宗教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同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人们对宗教的功能、作用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三)宗教是不断演化的。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也会由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矛盾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宗教的演化，宗教观念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要与时俱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历了一个初步形成、曲折发展、不断充实和日臻完善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步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反神权的斗争要服从反封建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和宗教信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还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国统区、沦陷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等不同地区的宗教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后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面形成时期，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冲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全国宗教问题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亲自领导宗教工作，分别就佛教、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反复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提出在宗教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原则，同时还结合中国宗教的实际，就宗教的本质、作用、产生和存在根源、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的特点等问题，阐发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此外，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论说，是中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波及了宗教界。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更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宗教问题的正确理论和宗教工作的正确路线遭到了肆意践踏。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空前丰富、更趋完善的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宗教政策的破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

领导集体专门研究了宗教问题，并于1982年3月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中央19号文件)。该文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宗教的性质、内涵、根源；中国宗教的现状、趋势；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处

理宗教问题要反对和防止的倾向，以及处理一切宗教问题与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是集中体现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熟的标志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江泽民强调“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称中央6号文件)，全面阐明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相继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宗教的现状、特点，着重探索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在总结新中国宗教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为中国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对宗教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批示，尤其是2004年9月下旬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11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极大地提高了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推进了宗教工作的新进展。

从以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的简要叙述中，我们初步可以看到其基本内涵约有四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和宗教历史观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想，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断即宗教适应观，更是在当代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理论上的崭新创造。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内涵及重

要意义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1938年最先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时期的新思想。经过历史潮流的反复陶洗，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了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和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方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过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

（1）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落脚现实世界，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

（2）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①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党的领导人早期就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分别确立了最终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形成的初步成果。

（2）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毛泽东坚决领导纠正“左”倾错误，注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了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按中国的特色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对后来党的理论发展和事业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3）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45年的十七大上，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实践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发表系列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理论的过程，这个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到现在一共产生了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是：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还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1、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巨变的理论成果。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这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等方面，以独创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

2、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又从理论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回答和概括，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走向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巨变的伟大成果。

（2）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继续。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革命化突飞猛进。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在党内，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党员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党的建设存在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这一切既给领导人民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

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提出的崭新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进程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下知难而进，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一方面继续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这一系列新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新成果。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毛泽东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毛泽东思想既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思想，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我们在探索中做出的重要成果和严重失误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着重思考和回答什么事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重要意义

从井冈山斗争算起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已经经过了8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大理论成果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1）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为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指导着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进向前。

（2）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理论先导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团结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3）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1）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

（2）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

方向

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新要求。

（3）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实践证

明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注：

1、文中标注：①②引自百度文库

2、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4年1月第4版，高等教育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人民出版社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版，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坛举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坛举行

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坛”，5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河南社科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60多人出席会议。此次论坛是对近年

来学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在大会致辞中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与运用，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必须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和科学方法加以真正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要以科学、创新、符合时代要求和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考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用以指导研究今天的国内外重大宗教课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如何看待宗教、宗教观研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如何指导研究中国的宗教等课题，值得深入探讨。

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本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国外的研究与发展等课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深入研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浙江工商学院陈荣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两次飞跃；西北民族大学马福元对列宁关于伊斯兰教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发展；中央党校龚学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冯今源等对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评析；北京大学张志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再诠释；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探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河南省社科院牛苏林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角度探究了马克思与宗教关系课题。研讨中，学者们还围绕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如何促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如何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体系，以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等课题，献计献策。（光明日报，2009，6月9日）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端是五四运动，此后曾经历了三次高潮。在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问题——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著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著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重点。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惠及十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外，还增加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一主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为重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两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统一体，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