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常态[小编推荐]

第一篇：反腐新常态[小编推荐]

反腐新常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腐是其重头戏之一。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将成为空谈；而如果没有法治，则反腐也可能是镜花水月。在十八大之后迅疾的反腐风暴中，认真思索法治，重新理解反腐，既是契机，也是必然。

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党恶斗。日前，《咬文嚼字》将“新常态”、“打虎拍蝇”列入年度十大流行语。诚如众望，2014年正是反腐新常态得到确认的一年。从查办***的“打虎”行动到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正风清单”„„人们在围观中点赞、力挺。

那么，这一反腐新常态“新”在哪里？将给政治生态和从政生涯带来哪些变化？ 何为新常态，新在何处？

新常态，说到底，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化。透明反腐、责任反腐、节日反腐、治奢反腐、法治反腐、网络反腐、国际追逃„„这一系列举措诠释出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常态。依托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逐渐认识到，反腐倡廉新常态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反腐倡廉呈现出以落实“两个责任”为政治要求的新常态，即党委担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两个责任”基本得不到落实，一些领导干部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不得不说与此有关。诸多信息与细节都已佐证，中央已将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作为反腐倡廉的“牛鼻子”，在此背景下，各级党委和纪委在落实“两个责任”方面是不力的，显然背离了中央要求。未来一段时期，落实“两个责任”是一条红线，贯穿反腐倡廉始终。

二、作风建设呈现出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为主要抓手的新常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八项规定被称为“铁八条”，可见群众公认。然而，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容忽视，“四风”问题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对此，中央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总书记反复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四风”雨过地皮湿。中央既充分认识到“四风”的顽固性、反复性，又深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持久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保持惩治不正之风的压力，无疑将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重点。锲而不舍转作风，弛而不息反“四风”，纪检监察机构责任无可推卸。

三、惩治腐败呈现出以“零容忍”为基本态度的新常态。总书记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零容忍，意味着反腐败没有“禁区”；意味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例”，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十八大以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大案要案得以查处；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对腐败行为“露头即打”，防止滋生蔓延。中央纪委在反腐新常态下的新作为

一、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作为

围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常态，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呈现出以“三转”为改革创新导向的新常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革命，是纪检监察机制的改革创新。“三转”的核心要义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中心任务，突出主职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不该管的工作坚决交还给主责部门，履行“检查的再检查”，“监督的再监督”。

确保作风建设常抓不懈。上级纪委在检查落实“三转”的同时，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进一步明确责任，形成合力、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章立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追究领导责任，营造支持“三转”的良好氛围。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适应惩治腐败新常态，要治病树，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落实“依法治国，督促落实“一岗双责”，统一研究部署。要以“忠诚，坚决防止“灯下黑”问题、依规治党”的新常态，围绕重要节日，强化对办案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纪律要求。三是狠抓案后整改，确保办案高效有序，呈现出以“三转”为改革导向的新常态。

二、坚持习总书记的指导

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方面”要求，党委领导班子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党委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夯实办案基础。上级纪委在强化自主办案的同时，要着力提高管理规范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监督、拔烂树、从严问责，要突出问题导向，自觉运用法治方式，防止“灯下黑”，使作风建设新常态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要上转带下转、以案促管”，持之以恒，大力传承弘扬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四下基层”。要以点带面，坚持运用“考评体系科学化，加大倒查追责力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思维，坚持抓早抓小。要自转带公转，坚决落实“零容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纪委要协助党委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并进行指名道姓的曝光。重点查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更好地起到震慑遏制和教育警示作用，使作风建设各项要求落地生根，确保办案安全，突出主业主责，严格执行福建省委“两意见一细则”的具体规定，坚决落实“三转”。要贯彻落实中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精神。要按照王岐山同志强调的“用铁的纪律建设全党信任，从作风建设的经验“做法中提炼出长效机制。

三、新变化和新形式 推动工作、卷土重来、依规治党的新部署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两个责任”有效落实，继续开展明察暗访，针对作风问题在高压态势下日趋隐蔽的新特点，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坚持快查快办。善用考评“指挥棒”传导责任。紧盯重要节点，教育、管理和监督纪检监察干部。”

集中精力专注主业、快进快出。要围绕核心，严格办案行为规范和办案程序，提高业务能力和素质。落实“以案促教，防微杜渐、统一检查考核，坚决落实“两个责任”，落实主体责任是坚守政治担当的新常态、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指标设计标准化，解决突出问题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有效经验，要强力推进下级纪委和派驻纪检组查办案件，依纪依法办案，是从严治党的“牛鼻子”。要不断总结提高，是党委必须种好的“责任田”，把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适应自身建设新常态

开辟全面从严治党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的清醒到“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的坚定，从“刮骨疗毒”的勇毅到“抓铁有痕”的决心，每每振聋发聩。近日，他又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高压惩治腐败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保证。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到2014年7月底，中国掀起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近6.3万名党政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30余名非常高层的人物，近70名受到调查的官员自杀。到10月份，已经有6名正部长级高官被查，更有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倒台。一手打老虎，一手拍苍蝇，以打虎来割除腐败势力，以拍苍蝇来改变社会风气，相辅相成，“治标”效果显著。

在继续高压反腐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反腐的法规制度纷纷出台，小到月饼、购物卡、会员卡，大到“八项规定”、“反四风”、“反浪费”等，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全的立法与严格的执法，形成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不仅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并最终形成一个官员“不想腐”的局面。

反腐新常态下，不义之财何处隐形？不白之身何地逃遁？显然，这对震慑“新发问题、增量腐败”意义重大。面对反腐新常态，必须收手、收心，知敬畏、懂戒惧，“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官官相交、官商相交、商商（国企民企）相交，须防止利益冲突、远离利益输送，相敬如宾而非勾肩搭背，不越雷池而非不分彼此。官商之间尤须守好底线、把好边界，保持“等距离交往”，既“明如镜”又“淡如水”，防止被金钱关系绑架、被糖衣炮弹命中。领导干部切莫和老板称兄道弟，严防搞成“益友变损友”的利益共同体，以 实现全社会的风清气正。

第二篇：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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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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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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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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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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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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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反腐演讲稿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朋友们：

大家好！

我来自威县纪委。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远离腐败 走向幸福》。

谈到反腐倡廉话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联合国国旗破天荒得为他降了半旗，当面对各国外交官的质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站在联合国大厦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其简短的演讲：“为深切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是我的决定，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的不计其数，可是他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他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够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讲完这一番话，广场上先是鸦雀无声，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廉洁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周恩来对祖国的忠诚，来自于他对人民的鞠躬尽瘁，它足以影响全世界。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廉洁，憎恶腐败。凡是有威信、有政绩、有影响的领导，首先做到的就是清廉无私。无论是历史上的包拯、海瑞、林则徐、郑板桥，还是现代的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姜瑞峰等等，都是如此。胡锦涛同志提出：“做为党的领导干部，无论官职大小，都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习近平同志在宁波考察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干干净净做事，始终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反面看，走进漫长历史的长廊，纵观我国封建历史十几个王朝的兴衰沉浮，其最后没落直至灭亡的原因都源自腐败。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都有腐败。清朝大贪官和坤家财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收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仅在瑞士银行的秘密

1存款就高达50亿美元；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个人聚敛财富相当于国家全部资产的40%。数额如此之惊人，由此可见腐败之害足可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哪里腐败现象多，哪里发展就滞后，社会就不和谐，人民就不幸福；哪里腐败现象少，哪里发展就快，社会就和谐，人民就幸福。

说起幸福，不仅让我想起相声演员冯巩的母亲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啊，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医院里没有咱家的病人，监狱里没有咱家的犯人。”听似很玩笑的一句话，细细想来，其中深含的道理却耐人寻味。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追求着幸福，有人说，平安健康是福。也有人说，儿女孝顺是福，而我要说，远离腐败是福。

远离腐败才能事业有成。明朝皇帝朱元璋曾经很形象的告诫他的官员们：要老实做官，守住自己的俸禄，就如同守着一口井，井水虽然不满，但却可以取之不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口属于自己的井，这口井既是财富，更是镜子，如果总是嫌井水不满，试图去灌满它，闹不好就把自己给掉进去了。由此可见，不能杜绝腐败，事业难成。

远离腐败才能家庭和睦。因为不廉洁者多为个人和家庭谋取不义之财。钱来得容易，来得多，来得快，所以花得随便，必出变故。网络上有一条新闻，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大肆收受贿赂，用不义之财先后包养了四名情妇，其妻子不堪忍受，向有关部门检举了其恶行。所以远离腐败能有效保护家庭和睦。

远离腐败才能享受自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江苏省邳州市委副书记王行道因贪污30余万元被叛有期徒刑十年，入狱前他叮嘱妻子千万不要告诉含辛茹苦养育他的老母亲。而当他九十五岁高龄的老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大病了一场。为了能在临终前见到自己唯一的孩子，老人不惜颠簸了数百公里，到监狱看他的时候，王行道泪流满面，对母亲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违法犯

罪的事；什么都能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然而，这一堵高墙，挡住的不仅仅是儿子的忏悔，母亲的眼泪，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远离腐败才能保证幸福。温家宝总理一件羽绒服穿了整整十年，感动了13亿的中国人，那件羽绒服已经略显老旧，皱皱巴巴，总理穿着他朴素得就像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是在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贡献，生活奢侈一点理所当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才导致了行为上的失犯，最终滑向腐败的深渊，走上了不归路。记得有一句话总结的很好，说是：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都有烦恼，人生在世，心情要好，知足常乐，心宽气少。

朋友们，远离腐败是我们人生幸福的基础，它铺筑了；远离腐败是我们；远离腐败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真正把精力集中到为人民谋福利上来，努力成就一个充实、幸福、干净的精彩人生！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第四篇：新常态介绍

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随后，习近平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在习近平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有三处提到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新网李金磊）[2]

中国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编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

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3]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编辑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

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习近平阐述编辑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了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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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这番话的。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习近平“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习近平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习近平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习近平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3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2014年11月9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4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习近平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习近平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

第五篇：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