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时期将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篇：在十三五时期将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将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

今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勾画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新时代，“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主要包括全面改革深入推进带来的新机遇、消费结构继续升级带来的新机遇、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带来的新机遇、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带来的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带来的新机遇、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正在酝酿和突破带来的新机遇；而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业转型升级、“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代，“十三五”强化改革规划、转型规划、创新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等。

一、“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机遇

第一，全面改革深入推进带来新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代，改革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个领域全面展开。所有改革都意味着各主体之间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这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金融改革中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条件、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都会对很多主体带来新机遇。还有财税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都是这样。

第二，消费结构继续升级带来新机遇。消费结构升级是有规律的。过去30多年逐步满足了吃、穿、住、行、用五大基本需求，故20世纪80年代首先发展了食品和纺织服装等行业，90年代主要发展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行业，2000年以后又重点发展了房地产、汽车等相关行业。当然这些需求现在还存在，今后还要继续升级。除了这五大基本需求之外，消费结构正在向“学乐康安美”等新五大需求方向升级，新五大需求分别是学习需求、快乐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美丽需求，其比重正在不断提高过程中。无疑，新五大需求在“十三五”期间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为发展与其相适应的很多新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第三，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带来新机遇。工业化分为前期、中期、后期阶段，目前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就是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2000年以来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时期，重化工业在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但过去十多年属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上半场，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即钢铁、水泥、建材、汽车、石油、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这些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期过去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的阶段。今年5月份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提到的10个行业都是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重化行业。工业化进入到新阶段，就为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新产业带来了新机遇。第四，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带来新机遇。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加速阶段上半场是30%到50%，下半场是从50%到70%。加速阶段上半场是城镇化加速发展、但又相对粗放发展的时期，下半场则是城镇化仍然快速发展、但主要提高城镇化品质的阶段。故在下半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也出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十三五”期间就是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发展住宅和商业地产等，而是按照人本城镇化、市场城镇化、协调城镇化、特色城镇化、集群城镇化、绿色城镇化、智慧城镇化、品质城镇化、人文城镇化的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在这些特点的新型城镇化中也蕴藏着很多新的机会。

第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带来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区域内部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加深。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协作的加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和实现区域之间的共赢，可以带来很多机遇。正因为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区域战略。此前，还有很多如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带等区域一体化战略。“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这也给很多区域带来发展机遇。

第六，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正在酝酿和突破带来新机遇。这一轮新的全球技术革命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为了抓住这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造业2025，互联网，新能源革命等重大战略。无疑，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会带来很多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二、“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挑战

“十三五”期间，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都在发生许多新变化，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带来新挑战。“十三五”前期，中国经济可能继续面临下行的压力，与以往相比，经济增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估计会到6%-7%，不排除个别年份下降到6%以下。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将使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等问题凸显，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第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带来挑战。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开始强调推进“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相对来说它们在这些领域具有明显的技术和人才等竞争优势。“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必须向中高端升级，这就与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开始形成正面竞争，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挑战。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别无选择。但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管理、制度等条件。但这些条件的具备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会面临很多新挑战。

第四，“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带来新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人口红利”消失，“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包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人才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资金成本、物流成本、知识产权成本、交易成本等都在上升。而成本的全面上升会侵蚀企业的利润空间，会限制产业的发展，会对很多行业和企业带来挑战。

第五，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资源能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大，环境污染的增量会有所控制，但已经污染的大气、水、土壤等存量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假以时日，污染绝对量还在增加，故 “十三五”期间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很大。而且，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今后的排放还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约束。

此外，还有“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从2011年开始，15岁至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这说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十三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性人口的占比进一步下降，这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三、“十三五”需要强化的规划

基于以上分析，鉴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代，我认为“十三五”期间应强化以下规划。

第一，强化改革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改革成为“十三五”时期的主题。中国很多的发展问题都源于制度，只有通过改革这个“牛鼻子”把制度理顺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就可以实现纲举目张的效果。因为经济发展取决于各个主体的行为，而各个主体的行为取决于制度的引导。因此，“十三五”规划最需要优先规划的是改革规划。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只重视产业规划和项目规划等，而忽视改革规划，这一点需要有所改变。

第二，强化转型规划。所谓转型规划就是经济结构转型规划或产业转型升级规划。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过去那些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产能过剩的、部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必须要淘汰，而要转向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绿色低碳循环的、符合消费结构升级方向的产业。这就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十三五”产业规划的重点并非发展什么产业，而是怎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如果扩展到整个经济转型，则涉及七个方面的转型：(1)要素投入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资金等一般要素，转向主要依靠技术、人才、信息、知识等高级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2)排放结构转型，即减少“三废”、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或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

(3)产业结构转型，即推动产业的高度化或高级化、高端化、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绿色低碳化、信息化、融合化、国际化等；

(4)区域结构转型，即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东中西部的公平发展等；

(5)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

(6)财富分配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实现国富转向主要实现民富，由原来少部分垄断行业暴富，转向所有行业公平竞争，由原来少部分人暴富，转向所有人共同富裕；

(7)发展目标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强调经济总量和规模的增长，转向强调提质增效，由原来主要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强调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增长，由原来主要追求成为GDP大国，转向主要追求成为强国。

第三，强化创新规划。已持续了数十年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十三五”期间到了必须寻找新出路的时候了，新的主要出路就是创新。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已提出了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战略。“十三五”规划必须将创新规划放在较优先的位置上。创新规划重点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创新主体的规划，即明确包括企业、个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组织、政府等在内的各个主体在创新中的职责；

二是创新方式的规划，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

三是创新环境的规划，即如何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第四，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外部性的领域，不能完全靠市场来调节，需要政府进行规划。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十三五”规划应按照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的要求，强化制定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以及所属的资源利用保护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以实现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目标。

第五，强化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社会事业也是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必须要发挥政府规划的作用。历次五年规划都有社会事业规划，但总的来说社会事业规划相对于经济发展规划明显偏弱，往往是投入较少、落地不够。鉴于社会事业的滞后和社会稳定任务日益艰巨，“十三五”规划应强化社会事业规划。

第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可以归结为提供公共服务。“十三五”规划应将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等纳入，并作为重点。

“十三五”需要适当弱化的规划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规划上也要考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故“十三五”要弱化以下规划。

一是弱化GDP增长规划。GDP增速受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不好预测，也不应作为五年规划的强制性指标，但可以作为非约束性的指导性指标。过去多年来，很多地方将GDP增速作为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一点在“十三五”规划中要有所改变。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时期将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将明显下一台阶，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是提质增效、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更应弱化GDP增长的规划。

二是弱化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随着全面改革的推进，要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发展什么产业应该由市场和企业去决定，而不是由政府事先去规划。从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来看，凡是政府过度规划的产业往往形成了产能过剩等问题，而那些没有被规划的产业则往往获得了意外的发展。故我们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威力。三是弱化城镇化水平规划。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镇化率的提高也有其内在的规律，不宜人为去规划。一定要规划提高多少个点的城镇化水平，就会造成过多剥夺农民土地、赶农民上楼、搞土地财政、建形象工程、推高房价、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问题，就会带来拔苗助长、适得其反的结果。所以，在“十三五”规划中，为了避免各地大搞城镇化建设竞赛，要弱化城镇化水平的规划。

四是弱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公共产品，是政府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市场需求约束的问题，也有资金约束的问题，也有通过PPP模式实现公私合作的问题，故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循序渐进的原则，也要充分发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作用。故“十三五”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将重点放在总体思路规划上，而不是具体项目规划上，具体项目要尊重企业和市场的选择，要有灵活性。

第二篇：“十三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十三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摘 要：“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持续保持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测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及比例将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将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快速提高，总人口将在2026年左右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十三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将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下降、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城镇化转型等多方面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开发人力资源，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等。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方式；养老服务；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28）

林 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28）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变量”，不仅会影响到“十三五”时期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了对“十三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状况有更深入的把握，本研究将分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分析“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形势，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探讨“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为对策和建议。

一、“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形势{1}

1.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历史低位，生育率接近超低状态

“十二五”头三年中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3.61亿，较2010年增加了约2 000万人，年均增长约660万人。“十二五”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延续了“十一五”末期以来处于历史低位的趋势，保持在5‰以下。“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规模缓慢回升，出生人口规模重新回到了1 600万以上，并表现出逐渐上升之势。

中国人口保持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转变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虽然这一数字有可能低估中国实际的生育水平，但中国真实生育水平已经很低则是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判断。有研究认为1996～2003年总和生育率为1.4左右；最近几年略有回升，大概也只有1.5左右的水平{2}。我们以人口预测方法，根据2011～2013年的人口数、出生人口数和生育模式可以推算出，2011～2013年总和生育率约为1.47～1.48。2014年，放开实施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后，普遍预期人口出生率、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都有显著回升，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申请“单独二孩”数量明显低于预期，回升幅度均十分有限。根据人口预测方法进行模拟，可以推算出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50。由于2014年3月以后怀孕的妇女预计将陆续在2015年开始生育，而各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基本上是在3月份以后逐渐放开的，因此2015年单独生育二孩的夫妇将会多于2014年。总体上，2015年的出生人口数、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虽然会在2014年的基础上有所回升，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推测，总和生育率估计将不会出现大幅上升，生育率将持续保持在接近超低生育水平状态。

2.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总抚养比开始上升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是“十二五”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少儿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局面。0～14岁少儿人口比例延续了前期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16.6%下降至2013年的16.4%，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到74.5%的高峰基础上开始下降，2013年下降至73.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2010年的8.9%上升至2013年的9.7%。根据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少儿人口比例将趋于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将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则将持续上升，到“十二五”时期末，预计将达到10.5%左右。

与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相联系，“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0～14岁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15～64岁人口）出现了上升，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负担开始加重。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由于少儿抚养比趋于稳定，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总抚养比开始从2010年的历史低位开始攀升。2011～2013年，少儿抚养比稳定在22.1%～22.2%，老年抚养比则从12.3%上升到13.1%，总抚养比也随之从34.4%上升至35.3%。

3.流动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继续扩大。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普查时人户分离人口达到2.61亿，其中流动人口为2.21亿。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流动人口继续上升，2013年流动人口达到了2.45亿，年均增加约800万人。如果按照“十二五”前三年平均增长规模推算，到“十二五”期末，流动人口将超过2.6亿。

农民工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结果，201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了1.66亿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了3 525万人。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外出农民工规模虽然仍保持扩张态势，但增速明显减缓。2010年，外出农民工增速达到了5.52%，随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仅为1.68%；与此同时，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从2010年的3.54%上升至2013年的4.44%，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20.03%上升至2013年的21.22%，农民工举家外出的趋势逐渐加强。{3}

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十二五”时期城镇化率快速提高。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几乎成直线上升，“十二五”时期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年均提高约1.3个百分点，到2013年已经达到53.73%。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根据统计局监测结果，外出农民工几乎100%流向城镇，人口流动实际上是人口城镇化过程。2013年，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流入城镇的比例是99.1%，省内流动的外出农民工流入城镇的比例是100%，其中，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入大中城市，省内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入小城镇。{4}

对于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如果带来生育水平的反弹，则应该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信号，因为放开生育政策的目的正是希望生育率回升，如果不能回升，则意味着不符合政策的初衷，同时也意味着陷入了低生育率水平“陷阱”。很多人担心放开生育会带来生育堆积其实是一种并不完全正确的思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不仅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利于家庭和谐稳定，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这实际上已经是当前最大的民生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越早越好，早放开，早收益；而越晚放开越不利，后果也越严重。

2.经济转型与人力资源开发并举，化解劳动力供需矛盾

面对可能出现的全局性劳动力短缺局面，必须从供需两方面入手，实现动态平衡。从需求方面，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从供给方面则必须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尤其要开发大量低龄老年人力资源。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十三五”期间面对将出现的全局性劳动力短缺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在劳动力短缺日益明显、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需要从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改善经济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14}。从劳动力投入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要更多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依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为此，一方面必须继续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和培训两个环节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更好结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目前存在大量低龄退休人员，开发其潜力是今后的主要方向。鉴于我国退休年龄规定始于几十年前，已经显得过低，建议“十三五”期间开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制度性安排。我们建议按照并轨先行、渐进实施和弹性机制的原则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具体建议为：首先，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将退休年龄归为两类：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年龄。其次，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再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同时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测算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改善城镇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增加城镇适龄（退休年龄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延缓其比重下降趋势{15}。

3.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

“十三五”期间养老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于分清政府、社会和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责任和作用。尽管在各种政策文件中均提出要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但是进展仍然不尽如人意。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推动不力；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严重滞后，无法对居家养老形成有效支撑；养老机构功能紊乱，质量参差不齐，影响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16}。

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承担养老责任，逐渐形成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由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等组成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到位、养老服务和产品充足、老年人选择空间充分”的养老服务目标。在此体系中，老年人处于一个由多个同心圆组成的体系之中：最中心是老年人，外围第一层是老年人的家庭成员、第二层是社区、第三层是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养老机构。老年人可以向任何一层寻求养老服务，但最终向哪一层寻求服务，将取决于老年人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是关系整个养老体系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服务责任，构筑养老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建设覆盖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调整公办养老机构功能，合理引导民营养老机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养老机构{17}。

发展养老服务业是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只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养老服务业，才有可能向老年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真正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此必须加强各项任务的落实，如统筹规划发展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加强养老机构建设；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繁荣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等。特别应该注意各项任务的分解和考核，要将各项任务加以具体落实，制定实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提出的投融资、土地、税费、补贴、人才培养等各项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各项任务如期完成。

4.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十三五”时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具体落实和执行期，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各项具体目标和部署的实现期和完成期，该规划是否能真正落实和实施，完全取决于“十三五”期间的实施情况。因此，“十三五”期间必须进一步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确保各项规划目标的实现，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一方面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提供是以往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策略，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是最基本的要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按照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并就子女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条件及住房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应该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实现均等化的领域，也是制约其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城镇、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应该对各项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时间表及相关责任进行明确，避免有些地方政府回避相关责任，久拖不办，影响城镇化进程和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考虑到当前大量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和居住，存量巨大，“十三五”时期是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巨大，相应的公共成本也快速增长，应该对此有提前准备，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

第三篇：中国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前言：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这柄双刃剑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承受着它狂风暴雨般的洗礼。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对于我们这个一向以自己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措施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什么是软实力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其中，文化软实力，指一国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目前的文化软实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孔子文化号召力，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符号影响力。目前，中国的软实力不是最强的，最强的时候在宋代。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并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不断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首先，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的客观要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饱经沧桑而不倒、历经磨难而不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悠久的民族精神。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更是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深深熔铸在每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始终是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次，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国防实力，同时还包括民族凝聚力、道德感召力、舆论引导力等等，这种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尽快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再次，提高文化软实力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在当今社会，文化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我们所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全社会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之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相差很远，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还不完全相适应。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形势与政策

三、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攻势，我们应如何迎接挑战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阔发展思路，加大发展投入，壮大发展规模，拓宽发展途径，切实提高文化发展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精心谋划。当前，提高文化软实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突出民族特色，强化核心地位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同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一样，都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原则，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民族优秀文化，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一步。2.吸收外来文化，做到兼容并蓄

西方文化中有些东西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不断地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全球化发展，并且通过自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自己在这个利弊兼有的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力争上游。[13]当然不仅经济、政治体制要变，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也要变，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对文化全球化这个趋势更要变，但这个变不是说丧失其个性，而是在保持自身积极因素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和特长，最终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并又回到自身，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以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自身才能有所发展。3.积极创新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同样道理，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灵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创新的原则，就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充分体现时代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创造性地发展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适应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振兴，这个民族首先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环境。当然，要重树这种自尊心、自信心，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我们传统文化要以崭新的姿态去平等独立地参与到全球化过程去。4.进行传统教育，提高传统素质

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人，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我们应当通过国民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人，使他们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开放的胸襟和现代的思维方式，这样才可能将我们古老的文化带到世界面前，带来传统文化的复兴。[15]还要培养他们拥有足够的现代意识和目光继续吸收外来文化的新成果，以繁荣自己的文化传统。5.输出传统文化，共建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深厚悠久，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形态和内涵，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中许多合理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内容具有积极意义，它在解决一系列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与各国交往中，应大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大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处于不同价值观支配下的西方日渐增加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并且通过扩大和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领域，使各国人民都有机会有渠道领略中国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鼓励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倡导各种文明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世界和谐。

总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们要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和更得力的措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切实把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先进文化，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重大作用。我们必须从 中国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形势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高度，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极端重要性。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

其次，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化建设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揭示，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再次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一个人的思想风貌、精神境界、道德情操、认识水平、智慧程度、创新能力，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脊梁，一个社会的秩序、公正和良知，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进取精神，一个时代的变革力量、开拓勇气、知识积储和道德素养等，都是文化及其作用所形成的后果，都是文化用自己神秘而万能的雕刀所精心雕塑出来的精神形象，道德形象，智慧形象与文明形象，都是文化的造化与赐予。”我们应当以全球化为背景和观照，加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与责任心，在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对话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着重论述了民族精神问题，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同时，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不容置疑的客观大势，作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只有主动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政策和理论框架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十六大报告第六部分

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十七大报告

十七届六中全会《》 2>理论框架：

（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三）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四）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五）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四篇：小学数学教师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小学数学教师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作为小学数学教师，在目前教育大环境下，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民对教育的认识，全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我们教师在地位与待遇上首先就有了相应的提高。这也使我们的工作积极性想对的得到刺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让交流与沟通更加快捷与方便，随之而来的像国培这种层面广泛，可选择性强的培训与交流等等，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开阔视野，互相学习，全面提升自身业务能力水平的机遇。也让我们对自己的职业与职责有了全新的认识。

然而新课改教学背景下，对新的数学教学纲要的理解；如何正确有效地确立课堂教学目标；学生视野的广泛、反映的快速、知识渴求面的增长、多元个性的养成；课堂随机生成的正确有效处理；如何对孩子客观、公正、鼓励引导行、实效性的评价等等，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

所以我们数学教师，也和其他教师一样，一定要理智的把握好我们面临的机遇，快速有效地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与教育思想纵横度，以适应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五篇：植物检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植物检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植物检疫的概念植物检疫是指通过法律行政和技术的手段，防止危险性植物病、虫。杂草和其他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保障农林业生产的安全，促进贸易发展的措施，它是人类同自然长期斗争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

二、植物检疫的作用

（1）植物检疫作为国家的一项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同时也是国家尊严的一中代表和表现。

（2）植物检疫在对外贸易和发展创汇的农业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3）植物检疫能保护本国的植物免受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防止生物入侵的危害。

三、植物检疫工作面临的挑战

（1）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植物检疫工作工作中的进出口检疫和其他进出口贸易工作一样面临着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原有的检疫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提高的检疫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我国植物检疫标准制定起步晚，虽然近几年加快了相关标准的制定，但还不能跟上检验检疫工作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这就导致S PS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最主要障碍。近年来，发达国家设置的SPS措施更加严格，主要表现在：第一，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更新越来越频繁，并向着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全面化方向发展，导致我国遵从资源短缺、遵从能力欠缺或者遵从成本高昂；第二，不断增加农产品的检测项目，提高检测标准，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遵从困难，很多企业退出市场；第三，实施严格的质量认证制度，如果我国的认证不予认可，则企业必须获得国外认证，导致遵从成本很高；第四，所留的过渡期相对较短，使得国家在宏观上无法适应，导致遵从能力欠缺。

（2）目前，基层植物检疫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设施配备不足、资料积累少，人员少且不稳定，对危险性病虫杂草知识更新不力，适应不了新形式下农林工作的要求。

(3)工作经费严重不足，制约检疫检验工作的开展。

危险性有害生物的入侵到大发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没有森林火灾等突发性的事故或灾难来得直接，所以重视程度不高、经费不足就理所当然的了。要做好这门工作就得靠平时，积极开展检疫执法检查工作，定期的监测预报工作，就能避免“灾时忙一阵”的现象发生。

(4)基层技术人员不稳定，对工作的开展和积累不利。由于体制的原因，在基层长期搞病虫害检疫工作的不多，人员的安排业务部门只能是建议，决定权在政府领导手中。而病虫信息、项目资料的完善需要时间延续，一旦人员不稳定，工作就会脱节，信息也会丢失，不利于工作开展。

（5）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不断出现全国现有29种植物检疫对象.（6）检疫信息流通不畅，缺乏区域之间的检疫互动我国检疫分内检和外检。根据检疫法规要求，调运种子、种苗检疫一是要有调运检疫要求书；二是签发调运检疫证书一式四份，有一份必须寄往调入地当地检疫机构，而这两点很难做到。由于这些信息流通不畅，缺乏区域之间检疫互动，极易引发检疫纠纷和出现漏检现象.四、植物检疫的机遇

（一）面临的压力将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变为检疫工作的巨大推动力量，加快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的改革进程。

（二）检疫将得到广泛的重视

植物检疫作为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入境和维护国内农产品贸易的重要手段将普遍受到重视，植物检疫与对外贸易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强检疫工作，检疫执法条件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三）借鉴国际先进做法

检疫将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参加国际协议、采用国际标准外，检疫将更多地参与国际活动，更多地参与国际检疫规则的制定。现行的检疫思路、观念、措施、标准等将有较多变革。

（四）国际支持和合作更多

可利用世贸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争取国际检疫技术和资金的援助。还可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运作机制，特别是《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措施协议》中关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下称）、非疫区与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等条款，从检疫措施入手实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限制和反限制，以保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五、面对问题的对策

以市场为导向，以WTO规则为依据，以学科专业齐全、人才优势集中、设施设备配套、管理科学规范且与国际接轨为目标，根据公益性、区域性、综合性、层次性的原则，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富有活力的植物检疫体系。

（一）完善植物检疫立法

在现有《植物检疫条例》基础上，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植物检疫法》，理顺管理职责，将现在实际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国际接轨的检疫规范、国外农产品的准入程序、禁令发布和解除程序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提高农业植物检疫的法律地位，以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

（二）完善国内植物检疫管理体制

目前，FAO的187个成员国，不论国家大小，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植物检疫始终是农业部门的重要工作。要逐步理顺国家检疫管理体制，使检疫管理机构职责分明，检疫范围明确，没有多部门交叉、重复现象，增强检疫管理力量。

（三）采用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

改变传统的注重把关的检疫思想，重点抓生产环节检疫管理，采取系统措施降低有害生物传入风险，确定适当的检疫保护水平，加大官方控制力度，科学确定检疫管理的范围、认定与监管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

（五）研究利用国际标准，加强中国技术标准的制定

应成立专门专家小组，跟踪国际标准制定动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增加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发言权，维护国家利益；研究落实国际标准的措施，促进标准在中国的实施。同时加强适合国情的中国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

（六）重新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根据中国植物检疫现状和发展水平，一个相当长时期仍需实行重点检疫，但应不断提高检疫水平，丰富检疫内容。要建立快速确定特定病虫检疫地位的机制，以灵活地增加或减少名单。在涉外检疫的重点地区，要创造条件，实行按风险大

小开展检疫。

（七）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是实施植物检疫措施的前提和基础。世贸组织有关协议规定，各缔约方所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依据。一些发达国家还利用风险分析将检疫作为实行贸易保护的“合法”手段。

（八）加强植物检疫手段建设

植物检疫是社会公益事业，其技术性又较强，需由国家投资扶持。鉴于多年来基本没在这方面进行过大的投入和我国加入WTO在即的迫切需要，需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建立重点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监测场，配齐检验仪器和处理设备，提高发现和控制检疫病虫的能力，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九）建立无法定检疫病虫的出口基地

按照FAO关于《建立非疫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和其他相关国际标准，在植物疫情调查基础上，建立无法定检疫病虫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确保农产品顺利出口。

（十）加强对重点有害生物的应对措施

为防止重点有害生物传入并定殖，要及早启动二线检疫措施，即农业检疫措施。必要时提前进行应急防治措施研究，开发简便易行而又确实有效的栽培防治和药剂防治方法，鉴选抗病抗虫品种，为TCK等疫情的紧急防治预先作好技术储备。

（十一）为外贸服务，促进农产品多出口

围绕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从植物检疫措施的角度，通过对外检疫谈判，消除外方的检疫技术壁垒，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信息和植物检疫要求，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按国际市场需求生产和出口农产品。

（十二）增加农业检疫部门的对外交往

为顺应加入WTO后的形势，应积极派员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参与有关国际协定、标准、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审查，充分表达中国的意见，维护国家的权益，提高涉外检疫能力。

（十三）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

中国的植物检疫，特别是国内植物检疫的基础薄弱，有害生物种类和分布，检疫检验、处理方法，检疫性病虫发生规律等一些早应搞清的问题，至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里的重要原因是严重缺乏经费。一些局部发生的危险性病虫因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难以早期发现和迅速彻底的铲除。为此，迫切需要国家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以确保全面、系统地开展植物检疫的基本研究。

参考文献

1、《S PS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最主要障碍》

（《农业科技与装备》 2011年5月）

2、《浅析我国出入境植物检疫标准现状》

花小燕（农技服务，2009。26(9)：30—31）

3、《浅谈基层植物检疫工作的特点、现状与对策》

童存银 陈元国(湖北省谷城县植物检疫站，谷城4417004、《当前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现状与思考>

苏彪,姚伏初,曹志平,何应荣,曾 义,丁朝辉,郭向荣